中财网唯品会营销策划论文:中国历史传统中的毛泽东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5 01:56:17
“理念是自在自为的真理，是概念和客观性的绝对统一。理念的理想的内容不是别的，只是概念和概念的诸规定；理念的实际的内容只是概念自己的表述，象概念在外部的定在的形式里所表现的那样。而且概念还包括这种外部形态于它的理想性中，使它受自己的支配，从而保持它自身于其中。”
笔者能够有这样的论点：
毛泽东首先是一个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人，然后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唯其如此我们才能连续我们的文化，而承认毛泽东思想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事实上，这一观点并非人为的假设，而见之于毛泽东的行为及其思想本身。
这个观点的推证于这样的三段式：
1、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方法是多方面，而其中之一即研究毛泽东读过的书，以此方法我们至少能够对其理念的形成找到一个值得观察的参照系。
2、尤其是，
“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
学吕蒙就是寓意求取理念的一致性，因此研究毛泽东读过的书与理解毛泽东思想就有了直接的联系。
3、当我们把这种研究置于相关的时代背景，我们也就实现了“概念和客观性的绝对统一”。
观察者注意到，晚年毛泽东的读书很大程度是与时事相关的。例如1972年是一个转折性的年份，对文化大革命是如此――已经注定其难以为续了；对于中国社会的大变革而言，已经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进入另外一条道路了。
决定这一重大转折的原因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强行乘飞机外逃并且机毁人亡。林彪的死亡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对于毛泽东而言，他可以让所有的同志接受文革的考验，唯独不能伤及林彪。事实上，毛泽东对林彪是极其宽容的，他们在文革上的分歧其实始自1969年的一月风暴。但是毛泽东对林彪的理解也严重不足，从后来的表现看，他大约没有估计到林彪对文革是如此反感，甚至超过其他所有的同志而企图采取政变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在当时的党内高层中，唯有林彪采取了外避的手段逃离文革。
其实林彪的离去，不仅仅关乎文化大革命的前景，而更重要的是关乎中华民族未来的存亡，难怪毛泽东和周恩来都郁结于心而嚎啕痛哭。但是毛泽东终究是毛泽东，他终于冷静下来，他寄希望于党内的其他成员，他首先关注的已经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中华民族的命运――是谁能够领军抵御苏联人的侵略？是谁能够让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担忧强烈地表现于毛泽东晚年所阅读的书籍中。
一）一个是口号的提出：
1972－1973年，在这两年中，毛泽东阅读《晋书》中的谢安、谢玄、桓伊、刘牢之传，四人都与淝水之战有关。当其时，执掌东晋朝政的司徒谢安、广陵相谢玄、淮南太守桓伊、北府兵将领刘牢之等人文武融洽、团结一心，虽然军事上处于劣势，却能击败骄横的前秦皇帝苻坚的百万大军，保守住了东南一隅，为汉民族留一片生存之地。
淝水之战是一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决定 性的原因是东晋朝廷的团结，《资治通鉴》之《晋纪》记曰“群臣辑睦，内外同心”。在这两年中，毛泽东已经不敢奢望再恩赐给中国一个林彪式的战神了，他只能把希望寄托于大家的团结，如同东晋朝廷。毛泽东以《晋书》的启示，提出了一个口号，“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在这样的两年，毛泽东还阅读了《史记－项羽传》；《魏书－夏侯渊传》；《吴书－吕蒙传》；《魏书－张辽传》；《魏书－张郃传》、《旧唐书－李愬传》和《明史－朱升传》等等。这些历史上的名将一个个地从毛泽东的眼前走过，事实上毛泽东是把他们与自己的那些战将们相比较，没有了林彪，不还有这么多身经百战的将军吗？难道这么多人还顶不过一个林彪？毛泽东应该是这样自问的。
但是，失去林彪之后的毛泽东显然也失去了自信，“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的痛苦失措和危局不支的心态于其选书之中昭然若揭。人们常常认为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是第一位的，显然我们能够从他在特定情况下的关注注意到他所考虑的核心问题是国家的安全和民族的命运；人们常常以为毛泽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我们从他在应变时期所阅读的书籍中看出他的现实主义――耿耿于心的民族主义。
二）一个求索：
在这样的两年中，毛泽东还阅读了屈原的《天问》；柳宗元的《天对》；《旧唐书－傅奕传》。
林彪的离去对毛泽东的冲击是极其巨大的，毛泽东大约在思考，林彪为什么反对文革呢？为什么所有的同志都反对文革呢？仅仅只是因为个人的利益吗？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愿意为了保留个人的权势而顺从自己，林彪甚至抱着否定自己一生的决心摆脱和他的合作。毛泽东不能不避开利益层面上的考虑而进入哲学与历史的求索了。
１９７２年底，毛泽东向我们民族的圣哲询问，他开始新一轮的关于天与宗教、自然与宇宙等等大问题的思考。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８日他布置了《旧唐书－傅奕传》的注释；当年１２月3１日，他又布置了屈原的《天问》和柳宗元的《天对》的注释。
我们注意到这些书籍，傅奕是唐初反佛的思想家，《天问》是屈原在被放逐以后对天的质问，《天对》则是柳宗元对《天问》的回答。毛泽东大约在自问，我是不是犯了唯心主义的毛病？他也如同屈原举起向天的双手，大声地呼喊：天啊，天啊，你告诉我吧，难道是我错了吗？柳宗元在回答了，柳宗元是毛泽东极其敬重的一个思想家，例如在《封建论》中他告诉毛泽东许多许多。
在这一期间，毛泽东又阅读了韩非子的《五蠱》；柳宗元的《咏荆轲》；李贽的《藏书》；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秦始皇》；章炳麟的《秦献记》、《秦政记》；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等。
“路迢迢其修远兮，吾将上下求索。”谁能够知道，二千二百年之后的中华民族又有了一个执著的求索者，他的名字叫做毛泽东。
三）反思与身后事
当我们注意到毛泽东所读的书籍，我们是否应该自问，我们懂得了毛泽东的思维吗？如果不懂，那么我们赞成什么，我们又反对什么？
毛泽东读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他或者是在感受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受到冤屈的人们的心态，例如翦伯赞和吴晗。
毛泽东读《黥布列传》，说明他的脑海里始终纠缠着关于林彪的思考，林彪是于1973年8月20日被开除党籍，这仅仅只是就当时的政治而言，对于历史来说则另是一回事。
毛泽东读史记之《陈丞相传》、《絳侯周勃世家》、《灌婴列传》、《陆贾列传》。很有意思的是这些人都是高祖死后，阻止吕后擅权、参预诛灭诸吕﹑迎立文帝刘恒的主角。根据这些书籍，我们不能否定毛泽东曾经有让江青接班的设想，但是历史经验让他否定了自己的设想。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弃江青，对于中国当代史而言这是一个命运性的、决定性的判断。写到这里，笔者设想，如果毛泽东的这些书是读在1969年之前，那该多好，那么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将完全改变――不会失学，不要上山下乡，也不要所谓返城，更不会有什么下岗，也不会受小辈的歧视。。。。
毛泽东的思路显然已经进入他自己的身后事，读《晋书－刘元海》，他是在忧虑现代中国再现晋乱。刘元海是匈奴人冒顿之后归化中原的一支，刘元海习《毛诗》、《马氏尚书》，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而诸子无不涉及，已经完全汉化。但是晋乱，刘元海在北方自立，僭即皇帝位，这并不只是个人的背叛，是大环境使然。毛泽东大约在思考，大混乱之后中国是否将四分五裂？
毛泽东是在考虑自己的思想对未来社会的影响，他读韩愈《石鼓歌》，他或者看到了这样的一些景象：
1、天下大乱之后达于大治，“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这一点大约已经为邓小平时代所证明；
2、毛泽东思想能够继续影响曾经那么拥护自己的人民，坚定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如同“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3、后人也许能够真正地理解他的理论，如同“荐诸太庙比郜鼎，光价岂止百倍过。圣恩若许留太学，诸生讲解得切磋。”
4、可是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些历史淘汰下来的社会渣滓以他们陈旧的意识群起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思想面对这样的悲局：“牧童敲火牛砺角，谁复著手为摩挲。日销月铄就埋没，六年西顾空吟哦。”
5、或者能够出现韩愈这样的思想家，坚持道统――在现代言即毛泽东思想，“石鼓之歌止于此，呜呼吾意其蹉跎。”――在国泰民安的今天，人们忙着赚钱，却也有人告诉大家信仰的危机其实是民族的危机，但愿推崇毛泽东信仰的建议不是白说。
从毛泽东所读的书，我们至少可以一窥毛泽东晚年的心境，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用认为，这是我们民族伟人关于中国命运的终极性的思考。
可以读出，毛泽东的晚年的思考包括三个方面：
一）毛泽东是一个完全的中华文化主义者，他的思维的参照系是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思想和中国的文化，而不是其它。这个事实证明，毛泽东自己已经摆脱了西方文化中心说――这个中心说包括两个方面：基督教文化和东正教文化。
二）毛泽东自己已经在质疑文化大革命了，或者说文化大革命对于毛泽东而言也只是一个思考过程而没有既定的框架。关于这一个判断，即建立于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历史五阶段”论的彻底否定，而“历史五阶段”论是决定文革的基础理论之一。在毛泽东的眼里，所谓中国式的封建论已经淡化，那些生活在过去的三至五千年的人物已经不是封建制度中的帝王将相，而是中华民族的哲人、英雄或英勇睿智的战将，他们一起创造、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1944年的那一场讨论应该有了一个辩证的解释，而翦伯赞和吴晗多少有了司马迁的形象。
三）毛泽东的思维体系中只有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丝毫没有个人的恩怨。毛泽东晚年所读的这些书正在严正地告诉那些以个人利益和个人恩怨为诉求的人们，停止你们的喧嚣。而这些喧嚣的人们即包括当代中国的右翼，也包括中国的左翼。或者应该明确地说，要评论毛泽东，请首先放弃你自己的私心杂念，不要把尘埃带入这个神圣的殿堂。
壶公评论2011－12 写于麒麟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