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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烈士送上岳麓山,6年后,他亦归葬于此2010/9/6　　□撰文/操婷　　摄影/朱辉峰

　　湘籍辛亥革命人物本土地理考

　　禹之谟墓位于岳麓山麓山寺北侧，与陈天华、姚洪业墓上下毗邻，1912年10月自双峰青树坪迁葬于此。附碑分别刻禹之谟遗作《告同胞书》手迹和朱杞、颜昌尧所撰墓志铭。

　　禹之谟

　　（1867～1907） 字稽亭，湖南双峰人。1894年随湘军参加中日战争，曾赴日留学，在长沙加入华兴会，后任同盟会湖南分会会长。1906年8月10日在长沙被清政府逮捕，1907年1月5日被绞杀于靖州东门外。

　　8月31日，娄底双峰县青树坪。贻泽堂成了拆除一半的土屋（左），禹之谟住过的房子，在画面右侧，现在已是杂草丛生，找不到一块砖了。

　　禹之谟生平地理足迹

　　或许是因为上承“维新派”思想，禹之谟是辛亥人物中少有的走实业救国路线的革命家。做运动，他联合起万余名学生，全城缟素为烈士送葬；做实业，他力求“漂白，印花，熨烫，包装，同进口的货色没有差别”。登高一呼的口号之下，他有一颗踏实做事的工业之心。他死状惨烈，内心却拥有未来的光明。

　　禹之谟

　　（1867～1907） 字稽亭，湖南双峰人。1894年随湘军参加中日战争，曾赴日留学，在长沙加入华兴会，后任同盟会湖南分会会长。1906年8月10日在长沙被清政府逮捕，1907年1月5日被绞杀于靖州东门外。

　　［1866（清同治五年）-1880年（清光绪六年）　　 娄底双峰县青树坪贻泽堂］

　　贻泽堂只剩最后的堂屋，禹之谟故居未来得及纪念已经拆除

　　禹之谟出生的房子，叫做贻泽堂，这个名字是禹之谟的祖父起的，房子也是他盖的。祖屋就位于湖南娄底双峰县（当时属于湘乡县）的青树坪镇。时隔140多年后，当我们站在老屋的门口询问时，现今的住户，60岁的村人禹琪璋还能回忆起当年老屋的名字，“三层的大门，中间一道上就悬着贻泽堂的牌匾，‘文革’时毁掉了”。

　　2010年8月31日，我们沿途寻访，找到这个保留了原名的镇子，但村名已经变为“繁星村”。跟之前几次寻访辛亥革命人物故居的经历相比，禹之谟的名号显得暗淡得多，黄兴故居已辟为展览馆，蔡锷的出生地还有两地在争，陈天华蒋翊武的家乡，也到处可见以其命名的道路、村镇、小学等，而在这里，路牌的指示，导览的词语，更为出名的则是曾国藩和蔡和森。

　　其实禹之谟在家乡时，对于同为老乡的这位曾国藩大人，却是颇有不屑——“尝谓‘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好大喜功，误入歧途，皆由不善读书之过’，闻者多目为狂徒。”（姚渔湘《禹之谟传》）禹家祖籍邵阳，迁居湘乡到禹之谟这一辈，已是第七代。建立贻泽堂的祖父在邵阳岩口铺经营小本山货生意，父亲禹春晖继承了十七八亩田产和生意，却有吸鸦片的嗜好，12岁丧母后，禹之谟一直是由三婶和四婶抚养的，这也是他在家族中，最为尊敬的两位长辈。后来他身陷狱中，还写信叩谢两位的抚育之恩。据说少年时代的禹之谟最爱读的书是《史记·游侠列传》，私塾的同学状其气概，说他“提三尺剑，挟一卷书”。

　　禹之谟虽以辛亥左将军身份身葬岳麓山，但与曾国藩家整修气派的故居相比，老屋的命运却是天壤之别。从双峰县城出发到青树坪，往花门方向走4公里，路过一座“侧石桥”，即是繁星村了。在村口询问，禹之谟和他家的贻泽堂的名号还在，出于这个名号的误会，我们还以为会看到一幢几进的大屋，但当热心的村人将我们领到时，却只看到一排已经拆除一半的土屋，正当中一间最大的，还保留着堂屋的模样，供奉的天地君亲师位，却是都因陋就简地写在了墙上，通过半通不通的方言沟通，村人告诉我，堂屋右边的那一片长满杂草的荒地，就是当年禹之谟住的屋子了。剩余的屋子被作了厨房、卧室等，禹琪璋的老婆说，他们一家在这里已经住了35年，“那边房子是九几年拆的，之前省里还有人来拍过照片”。

　　关于禹之谟故居没能保存下来，双峰县党史办75岁的研究员罗绍志老人叹息了一声，他看了记者拍下的现状照片，说“我之前还去看过的，这几年一直惦记着再去看看，结果也没实现”。据说，辛亥革命八十周年那一回（1991年），县里面举办过座谈会，“倒是说过要保护，后面就不了了之”。而后要不是有电视剧用错禹之谟的照片引发后人抗议，禹之谟这个名字，即使在当地，也少被提及了。走在双峰的大街上，估计没有不晓得曾国藩的，但禹之谟，“恐怕大部分说不上来”。

　　禹之谟别号稽亭，按照当地的方言习惯，亲友叫他“稽猛”，也喊他“长毛”（对太平军的称呼）。而守旧派为了表示鄙薄，喊他一声“织匠”。禹之谟对此，大概会反以为荣吧。或许乡人并不了解禹之谟在外面的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关于他的故事还是流传甚广。

　　禹之谟不信鬼神，读书时候还敢从小庙里拿回小木偶菩萨当玩具。他一生主张薄葬薄殓，殉难前还嘱咐表弟，“不要另穿衣服，不要钱纸、香火”，据说做祖父的深知孙子的这个性格，病危时特地伸出三个手指头，表示要做三天道场，禹之谟硬是没有照办。他好金石，也通历算，据说练字的时候，“在臂上放一盆水，手心里还攥着一个鸡蛋”，以练习臂力。他还有一个爱好，喜欢搜罗古董、古钱、铜镜、秦砖汉瓦，后来每次回乡，乡人见他箱子很沉，以为带回大量金银，打开一看，却都是一般人认为不值半文的玩意。

　　［1881（清光绪七年）-1896（清光绪二十二年）　　邵阳青树坪；南京；上海］

　　经商，进军队，甲午战争之后的荣誉“辞不受”

　　禹之谟少年时，家底还算丰厚，乡人回忆他们家“墙壁很高”，但父亲嗜好鸦片，又不善经营，家境日趋贫困。15岁，禹之谟已经无法继续念书，就跟着堂叔在宝庆府城（今邵阳市）做学徒。虽然他很反感，仅做了一年就离店回家了，但也可以猜想得出，这一段商贾生涯，对他日后的实业救国是有影响的。

　　1886年，在家蛰伏四年，跟随叔父去“游幕江淮”的禹之谟已经20岁。彼时他已娶妻，也常在乡间鼓动农民向地主“闹粜”（饥民强迫囤积粮食的粮主平价卖出谷物），甚至还得罪了自己的舅父。这位被禹之谟骂成是“财猪”的舅父，后来在朝廷罗织罪名，将禹之谟逮捕入狱时，还送上过禀帖，可见恨之切。爱恨分明不揉沙子的禹之谟，看来其性格注定要在矛盾激烈的社会里，走上这条革命之路。

　　禹之谟在南京的军队里作文书，做军需，前后约有十年。他往来于江苏、上海、浙江、江西、安徽、山东，为的是运输粮饷，也在这样的辗转之中与各地的豪俊、帮会首脑有了接触。直至1894年参加甲午战争，他因运输粮饷军械的劳绩卓著被“叙五品翎顶，候选县主簿”，但他“辞不受”，转而赴上海研习矿学，再次回到湖南时，已是31岁。

　　［1900（清光绪二十六年）-1904(清光绪三十年)　　日本；安庆；湘潭；长沙］

　　织布厂不仅仅是革命的幌子，在湖南工业史上也占了一席之地

　　这一时期的禹之谟最亲密的朋友是谭嗣同、唐才常等人，面对百日维新的失败，禹之谟的结论是“倚赖异族政府改行新法，无异于与虎谋皮”，和当时热血青年一样，半为革命失败的潜逃，半为寻找救国的真理，他选择了东渡日本，“学习纺织工艺和应用化学”。

　　禹之谟从日本带回的，不仅是织布机械和工艺，还有西方的革命思潮以及与其他留学生的联系。1902年，他在安庆开设了阜湘织布厂，后搬到湘潭西昌宾馆（当时江西商人在湘潭的会所），继而再搬到长沙的小吴门、圣公会（今长沙北正街处）。每一次的搬迁不是为了商业目的，而是革命的宣传和掩护需要。小吴门住所正在曾公祠的斜对门，禹之谟和他并不赞赏的老乡，在长沙又一次聚首到了一起。

　　邓介松就是在这时认得禹之谟的，当时邓的父亲邓添莪（禹的好友）带着他去长沙城戥子桥（今松桂园）看望禹之谟，后者正在那里乘凉。“当时我还拖着小辫子，穿着长衫子，而禹则穿粗布青色对襟短衣，不蓄发，不结辫子，也不盘发于顶，散发长三四寸，垂耳边……目光炯炯，极健谈，声音洪亮，精力特别旺盛”。

　　虽然暗地里有革命工作，但是织布厂也不仅仅是一个幌子，禹之谟是真的想发展这门技艺，走实业救国的路。当时禹之谟的儿子禹宣三也随父亲和家人来到长沙，并被安排进厂学习操作，他在回忆录中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工序：“先父当时教我继祖母贺氏用纱线学习结纵：织布用两页纵，织毛巾用四页纵，纵结好后，先父用酒精浸黄色舍利克片制成溶液，由我继祖母两手执一边纵，先父左手执一边纵，右手蘸溶液反复涂刷纵线。这样晾干后纵线经久耐用不生毛茸。”事实上，除了革命上的积极作用，织布厂也在湖南的工业史上写下了历史性的一笔。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湘潭经济史略》一书记载：“湘潭近代棉纺织工业因近代民主革命斗士、湘乡留日学者禹之谟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湘潭县城创办湘利黔织布局而开始起步”。《湖南省志》第一卷也记载：“禹之谟在1903年创立湘潭毛巾厂，是为湖南近代机织业的开端”。

　　1904年，华兴会成立，黄兴起义失败避走上海，而禹之谟，此时则成为湖南革命运动的实际领导者。

　　［1905（清光绪三十一年）-1906（清光绪三十二年）　　长沙］

　　“日持革命书报于茶楼酒肆，逢人施给，演说排满，悍然不讳”

　　一边是实业，一边是教育。禹之谟回到青树坪之后，动员了家乡五十余名青年赴长沙进学校。邓介松曾回忆说，“以青树坪为中心的六个乡（旧称六都），青年响应的就有五十多人……禹预先在永丰雇了四个倒扒子（船），亲自送这一批青年进省，一路殷勤照顾，并宣传排满革命”。

　　当时长沙的学校还不多，为了安置这批学子，禹之谟在湘乡试馆（长沙新安巷，南阳街附近）办起了驻省湘乡中学堂（今湘乡一中前身）和师范学堂，在邵阳试馆办起了邵阳中学堂。而衡州中学堂、永州中学堂，一时间纷纷创立，自然也都是受到了湘乡的鼓舞。

　　此时的禹之谟，集工、商、学界的领袖地位于一身，任长沙商会会董、湖南教育会会长、学生自治会干事长，一时间，地位举足轻重。在他所创办的学校当中，如今留下最为重要的一个，就是唯一学堂了。这个唯一学堂体系完整，包括小学、中学及游学预备科，后更名为广益中学校，就是如今湖南师大附中的前身。

　　8月31日黄昏，我们在湖南师大附中的图书馆门口看见了禹之谟的塑像。禹之谟留下的照片不多，雕塑所参照的就是最广为流传的那一张（也是后来被某电视剧错用的照片）。塑像由长沙校友会十几年前捐建，再问附中的学生，这个图书馆，名字就叫做“之谟图书馆”，而每一位学生，都会被教授这位创办人的故事。当天下午我们路过校史馆，虽然大门紧锁，但透过玻璃门隐约看见里面一张张的照片，知道其中一张，绝对有这位充满热情的教育家。

　　作为教育家的禹之谟，在创立学校之余，受黄兴函托，创立同盟会湖南分会并任第一任会长，“日持革命书报于茶楼酒肆，逢人施给，演说排满，悍然不讳”。

　　［1906年-1912年　　长沙岳麓山］

　　他把烈士送上岳麓山，死后第五年，他亦归葬于此

　　禹之谟与岳麓山缘分不浅，先是送烈士上山，后自己埋葬于此，他和这座山，有两次至深的交道。

　　开办学堂收容被学校开除的学生，揭露官场人物贪污挪用行径和嫖妓丑闻，宣传革命思想，公然向当局请愿施压，禹之谟的种种举动就当局看来未免过于张狂，而其中最触怒当局的，就是力主陈天华、姚宏业两位烈士公葬于岳麓山的事情。

　　1906年夏天，为拒侮反帝、忧愤国事而献身的湖南籍留日青年陈天华和姚宏业的灵柩运回长沙。禹之谟与同盟会会员覃振、陈家鼎等人商议后，决定组织全城学生把两人遗体公葬于岳麓山，“以彰义烈”，有人害怕官府干涉，禹之谟拔刀指天道：“求一抔土葬烈士，于巡抚何？”公葬当天，禹宣三被父亲安排在大西门城墙上观看，有意要他受教育。“父亲身穿白服，头戴拿破仑帽，腰间挂把日本长刀，站在码头上指挥送葬队伍渡河，秩序井井有条，待到最后一批学生到达，才一起渡河过去。晚上父亲对我们说，‘今天的事，你们都看到了吧，这两个人就是想着宁为国民死而死去的，他们不愿意看到国家的沉沦，等着做牛马奴隶，宁愿以死来震惊国民，所以应该受到崇敬，我们不顾艰难险阻，发动各界营葬，就是这个以死，无非要使大家懂得爱国’。”

　　1906年8月10日，禹之谟被湖南巡抚庞鸿书下令逮捕于长沙北正街湘利黔织布厂，唯一学堂同时遭封闭。开始投在善化县监狱，因“学生探监者甚多，恐滋大事”，8月25日深夜移监，27日抵常德，深夜入城，9月5日解往洪江，17日抵达，18日再解往靖州，19日下午抵达，带镣入狱。禹之谟在狱中所受种种折磨，在关于他的文章中提及很多，其惨烈不忍复述。总之是“断指割舌，体无完肤，而终不屈服”。1907年2月6日凌晨，禹之谟被绞杀于靖州西门外出城右手城墙边，临刑前高呼，“为救中国而死，为救四万万人而死，继我志者自有人！”禹之谟死后被运回家乡青树坪，葬在陇家　　 祖屋后山。

　　他死后的第五年，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南京留守黄兴呈请临时大总统追赠“陆军左将军”，恤其遗族，并公葬于岳麓山。同年10月，湖南都督谭延闿派委员至青树坪，启运灵柩赴长沙。现在村里还有人听长辈提起过这事，“很多人围过去看”。10月31日在青树坪举行的追悼会，11月1日运到永丰（今双峰县城）下船，经过湘乡时，县城人民开追悼会吊祭。11月14日，灵柩到达长沙，起岸。15日省会各界举办追悼会，葬至岳麓山。

　　在禹之谟的孙辈禹靖寰、禹坚白书所著《追忆我们的祖父——禹之谟》一文中，曾记录了禹之谟次子禹宜三（当时仅十二岁）的回忆，“追悼会后，接着发引，灵车向岳麓山进发，黄兴执绋前导。在行进中，照了张大照片，一个大胖子走在前头，就是黄兴。灵柩到达岳麓山后，又在岳麓书院前坪摄影，黄兴站在中央。这两张照片，原来挂在我家客厅里，我们都看见过，不行后来同祖父的其他遗物一起毁弃了”。

　　正式的墓碑是在1912年11月27日建成的，如今去到岳麓山，还能在麓山寺北侧看到长方形、平顶的三级台阶状墓碑。如果你路过，请驻足辨认一下他留下的《告在世同胞遗书》：“同胞！同胞！其善为死所，宁可牛马其身而死，甚毋奴隶其身而生！前途莽莽……我同胞其图之。困心衡虑，终必底于成也！”其信念之坚，仿若已见到身后五年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