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户型房地产推广语:中国族源不明确的“第57个民族”

僜人，下山已过50年滇藏边地特别报道之少数人2010/10/18　　□本版撰文/马金辉　　图片/朱辉峰 马金辉

　　新村的雄布松，“估计80多岁”，依然嗜烟如命。他的身后，挂着“僜族”男人必备的长刀和挎包。

　　下察隅镇僜人村新村，老一辈无论男女都烟不离手。9月27日，这两位在田间收割稻谷的老太，都自如地叼着烟斗。

　　9月27日，下察隅镇新村，一家僜人的堂屋。这对大音箱里正放着城市酒吧里的劲爆舞曲。

　　飘龙松家的干栏式长屋。

　　9月27日，下察隅镇新村，一对僜人母女的合影，母亲的耳朵上还留着戴过大耳坠的痕迹。

　　飘龙松的身份证上，民族栏写着，“其他”。当年进行民族分类时，僜人因为人口数量少而没有被单列为一个民族。

　　9月27日下午，下察隅镇僜人村落沙琼村。下着雨，老太太带着孙子在门前玩耍，家里没有床也没有任何的电器。

　　青藏高原与横断山区过渡地带的高山峡谷间，察隅河是条大河。

　　与然乌湖同源的大河有条西支，贡日嘎布曲（又名额曲）。在我国境内人口仅1450余人的僜人部落达让和格曼，就分布在贡日嘎布曲，和其与干流汇合后的下察隅一带。

　　僜人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字。尽管记忆力超群，却不善历算。月圆月亏即为一月，苞谷收获一次就是一年。在没有日期标注的“日子”里，能让他们心生敬畏的不是各路神仙，而是各色鬼魅。直至1951年，刀耕火种的僜人才开始大批地走出高山。

　　僜人村寨，老人们说起这个传说，声音婉转，如诗如吟：“很久以前，知巴山上有一个浑身闪着金光的人叫阿迦尼。苞米是他种的，木楼是他盖的，山是他堆砌的，水是他引来的。

　　后来他与一只爱他的母猴结婚，生下四个儿子。老大叫东客，老二叫东玛，老三叫东督，老四叫东岱。有一天东岱上山开荒，回来后发现三个哥哥都了无踪影。原来，大哥去了有粮食的平原，成了汉族；二哥去了放牧的草原，成了藏族；三哥去了不远的山区，成了珞巴族。东岱小小年纪不敢乱闯就留在了这块土地上，就是现在僜人。

　　东岱很饿，吃光了所有的粮食后，把三位哥哥留给他的写有文字的牛皮也吃掉了。从此，僜人没有了文字。后来我们也叫他阿迦尼……”

　　祖辈的生产方式

　　“用了肥料，长出的庄稼就脏了”，他们在地上戳个窝，点播，再用脚扒土掩埋

　　9月26日，知巴山以南约20公里的僜人村寨，新村。山形影绰。

　　沿察隅河谷逆流北上的孟加拉湾暖湿气流，正为这里带来一场新的降水。山野葱茏间，蓝色塑钢瓦板覆盖的木楼，悠然散布。用石块垒筑的院落内，玉米、黄豆和鸡爪谷，都已临近收获的时节。尽管下着雨，午后的村寨中却少有人影，除了自在踱步的巴麦牛。

　　沿着有三角梅和芭蕉树掩映的村道向上，在一处同样用石块圈起的院落内，有人在采摘玉米。推门，听到声响的男主人飘龙松迎了出来。“你好。请问你有什么事情吗？”普通话标准。望着身穿迷彩服、头戴鸭舌帽的飘龙松，我不觉有种“进错门”的错觉。

　　“僜话和我们自己人说。和外面人打交道，我们都说普通话。”热情干脆的飘龙松，放下手头的活计，将我领进他三个月前刚刚落成的新屋。新房依然呈“干栏式长屋”模样，却不再有过去“哈嘎”（客房）和“恁”（内室）的区分。穿过长廊后进到内室，左手是飘龙松和妻子的卧房，右手是四个孩子的，中间一间为客厅。透过客厅向南木壁上的小窗，一眼就能看见村寨背后的夏尼沟。

　　“和过去的木楼略有不同。过去是不开窗的，现在讲究采光。‘阿库草’早就不用了，屋顶用铁皮。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时兴这个了。”其实，在45岁的飘龙松看来，变化了的远不止这些。

　　1950年代（大约。老辈僜人不记年月），飘龙松的父母各自跟随长辈从中印实控线以南的大山间向北迁徙。“妈妈的父母是从隔永沟（音）翻山越岭过来的，爸爸的父母是从德鲁沟（音）沿察隅河谷走上来的。”“口音不同”的两家人同样选择了新村作为定居地。在这处坡势相对平缓的峡谷间台地，除了依然打猎，农业生产的比重却大大增加。除了过去种植的玉米和鸡爪谷（旱谷），走出大山的僜人开始种植早稻、青稞、油菜和山芋等。

　　“在大山里是刀耕火种。开出一块地只种三两年。不兴翻地也不讲施肥，老辈僜人认为用了肥料，长出的庄稼就脏了。他们只用刀或木棍在地上戳个窝，点播，再用脚扒土掩埋。”少年时期的飘龙松曾到“那边”的亲戚家生活过两年，亲眼见过祖辈们的生产方式。

　　因为生产方式的落后，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僜人的生活普遍贫困。在印度，他们曾被称为“巴哈若米西米”（意为住在山上的野人），在察隅，当地藏人也曾蔑称他们为“米什米人”（意为不开化的人）、“会爬山的猴子”。甚至于，达让（僜人两大部落之一，主要居住地上察隅）话中的穷人“美登”，成了他们的“族称”（取其中的登字，加了单人旁）。

　　“一年有八九个月的时间粮食不够吃，得靠采些野菜、野果和套猎维持生活”，飘龙松翻译着坐在院中枇杷树下编竹席的父亲的话，“现在什么都有。喂猪的苞谷，在过去，人都不能天天吃”。“政府的帮助挺大的”，飘龙松补充道。

　　新建房屋，政府给飘龙松家补助了“29500元”，除了买家具，“基本没花什么钱”。

　　“勿瓜”（巫师）

　　遇到咳嗽难止，最“渊博”的雄布松会为自己“送鬼”，只是老不见好

　　在僜人主要聚居的上、下察隅，像新村这样的僜人村落还有8个。拥有260多人的新村，排位第三，“上面还有沙琼和嘎腰”。

　　逐渐日暮，亚热带山谷里的雨越下越大。新村此时开始人声喧闹。村口，青年骑着摩托车驮运新谷，从拉粮的拖拉机边侧身而过时并不减速。一位背背篓、含烟杆、戴银耳鼓的老妇人与我擦身而过，同样行色匆匆。

　　有的木楼门楣上悬挂着猴头骨，有的刻上了五角星，并小心地描成大红色。“红星代表国家，国家不怕鬼，这个辟邪”，上了年纪的人这样解释。

　　新异，却不失过日子的热度。只是日子柔软磨砺。在新村，现在已少有人知道自己的姓氏，更枉说族群的来源。村中最“渊博”的“勿瓜”（巫师）林吉，今年春节过世。“勿瓜”雄布松，成了村中唯一“渊博”的人，他是飘龙松的岳父。9月27日，在飘龙松带领下，我们来到了老人独居的小木楼。

　　从窄木梯上楼，里间是个大约12平方米的无窗房间。房间向北开有一小门，打开门可以看见楼下猪圈里的猪崽在翻腾。雄布松双手插在两腿间，坐在西墙下的床沿，微笑，只是不说话。有火塘设在老人身前，左右铺竹席。左侧竹席上有一段圆木“枕头”。枕头上方的木壁上挂着老人的“行头”，砍刀和挎包。在北侧木壁上，挂着十几个已被油烟熏成墨黑色的巴麦牛头。“是这些年他给人送鬼得的，是富裕和权力的象征”，飘龙松说。在已过世的林吉生前所住的小木屋，据说现在还悬挂着20多个牛头。

　　在雄布松漆黑的牛头旁，我还意外地看到了一张熊皮。这是28年前在夏尼沟，老人一个人一箭射杀的。“箭头带毒，跟了有2里多路”，在女婿为我翻译的时候，我看见雄布松双腿晃动，眉宇间依然有得意的神色。只是后来弓箭换成了猎枪，1997年当地“收缴非法枪支”后，打猎逐渐淡出当地大部分“僜族”男人的生活。只是还有人下绳套，至今还有僜人能做到“一把砍刀、五根绳，能在山上呆上大半年”。

　　雄布松老人，不清楚自己的岁数，“估计有80多岁”。对从“那边”迁过来的具体时间，老人也概念模糊，只说父母过世得早，“那边”的山上已无地开荒，“为了有口饭吃”，就跟着大人过来了，“当时过来的人有很多”。

　　“勿瓜”雄布松介绍，“送鬼”分“德阿”（大型祭祀）、“达洛”（人死后丧葬）、“卡雷”（祛病）和“可莱哈绕”（祈人畜平安，驱害）四种。按老人的说法，个人从生老病死，到运势否泰都由鬼掌控，遇事就要酬鬼敬鬼。从杀鸡杀猪，到杀巴麦牛，以及宰杀数量，因事因人而异。“送鬼”没有专门的服饰，佩戴一颗老虎牙或者熊牙，口中念念有词地手拿砍刀作劈砍动作，间或几次昏厥，以示“与鬼搏斗，筋疲力尽”。

　　有民俗学者形容，僜人信仰“不求升天，但求入地”。僜人认为，天上什么都没有，但大地却是五谷六畜生命的依托。死者灵魂只有入了地，才能得到如生前般的享受。“勿瓜”主持“达洛”时，在灵坛为死者倒架着木梯似可佐证这个观点。

　　尽管身体好时，雄布松“半天都不闲着”，四处为人“送鬼”。但女婿飘龙松还是“一半相信一半不相信”。“有的人送了鬼，病还是不好。有些人吃药病不好，但送个鬼就好了”。嗜烟如命的雄布松，一直肺病缠身。有时实在咳嗽的厉害，就把自己的衣服或者砍刀放在一边，自己在另一边对着衣服或砍刀，念念有词地作劈砍动作。

　　“一直也没见好，叫他吃药他就是不愿吃。”飘龙松说。

　　国内最有名的僜人

　　他有7个老婆、17个孩子，曾腰挂长刀坐飞机去北京开会

　　几个月前，飘龙松17岁的大女儿冬梅出嫁了，“女婿是自更村的。也是僜人”。

　　这是僜人与僜人之间的婚礼。依照传统，冬梅的丈夫要给飘龙松送一定数量的牛和猪，作为“日布流”（父母的骨肉钱，不用还礼）和彩礼（需还礼）。飘龙松给岳父送了7头牛和7头猪，而岳父雄布松则为他自己的两个老婆送过24头牛和24头猪。这就是僜人旧时的婚姻秩序。一个僜人男性“娶妻”多寡，完全取决于财力。妻子进门便成了丈夫的个人财产，可转让或休妻。

　　“现在不兴买卖婚姻了”，飘龙松对女婿家的牛猪持不强求的态度，“拿了他们的还得回礼”。僜人部族禁止同姓结婚，但不限制与外姓或外族的人通婚。村干部夏电夏的观点或许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态度，“现在还有一瓶酒都不用喝就把姑娘接过来的”。我不解。夏电夏补充说，“就是你们说的同居嘛”。

　　前些年，开展“三个代表宣讲教育”时，国内最有名的僜人阿鲁松“大彻大悟”，开始“休妻”。已经70多岁的阿鲁松，是察隅县最大的僜人村寨沙琼村的村委会主任，也是僜人杜布希林家族的头领。媒体关于他报道最多的两件事：一是他有7个老婆、17个孩子；二是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曾腰挂长刀坐飞机去北京开会，“这在全国绝无仅有”。

　　在距离察隅县城197公里的滇藏边地察瓦龙，我们就听到四川饭店的老陈形容他，“聪明”，是“僜人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9月27日，在距离下察隅镇3公里的沙琼村，我们登门拜访不见其人，却见识了他的气派院落。

　　“在镇上还有两处房产”，熟悉他的人讲。早在人民公社时期，阿鲁松就干起了“私活”——利用空余时间捕鱼，打獐子，淘得了第一桶金。“在生产队干，每天的工分最多只有7分，养家糊口都成问题。所以，我必须找一条更好的活路。”阿鲁松曾对媒体这样解释他当年的行为。

　　1983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分到30亩责任田的阿鲁松，年收入已达几万元。现在，年收入更加可观，“有十几万”。作为村主任，阿鲁松的“政绩”也同样可观。有媒体报道，在阿鲁松担任村主任期间，沙琼村全村人均纯收入从2001年的“才500多元，其中现金收入仅70余元”增长到2007年全村人均纯收入已达“2700多元”。在阿鲁松采取的诸多措施中，“烧得最旺的一把火”就是挖掘当地僜人渔猎文化，并于2003年，借助政府的帮扶专款，建起了山村旅游项目，“僜人民俗文化村”。

　　阿鲁松的“聪明”，影响着其他僜人村村官们的管理思维。在新村，和我开玩笑的村干部夏电夏很忙，“要找人商量点事情”。在陪我走了一段路后，就笑着作别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们还会见面的。顶多两三年。”末了，他甩给我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问号。

　　溯源

　　族源不明确的“第57个民族”

　　藏族人称僜人为“帮隅”或者“那洪”，意为“穿大耳孔的人”。9月26日，为我们指路的夏尼村僜人青年湖龙，身份证民族成分一栏写着“其他”。

　　国内关于僜人最早影像（1956年）的作者，“西藏第一代摄影人”蓝志贵，形容僜人“瘦弱矮小”，“大小男女嘴巴上都含个烟袋”。国内对僜人的民族学调查研究起步较晚，直到1976年，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才组织对僜人生活区域作社会历史田野调查。因僜人在国内的人口总数（1450余人），不足划定一个民族的人口基数（5000人），在国家进行的历次民族认定时都没被划进我国主体民族的系列，也没有自己的族称。

　　尽管没有自己的族称，但僜人与临近的藏族有着明显的区别，已是学界共识。语言学研究表明，“僜人格曼语（僜人两大地区性语言之一，另一种为达让语。在达让和格曼两大部落间，通用达让语）与景颇语、独龙语接近。按僜人传说，格曼是东迁到察隅河流域，然后北迁至下察隅一带的。察隅与云南贡山接壤。可推测历史上僜人与生活在滇西北怒江、独龙江流域的怒族和独龙族亲缘关系较为接近”（黄光学，《中国的民族识别》）。

　　体质人类学的相关研究支持这一推测。“僜人男女身材均以矮型率最高。僜人体质特征与独龙族最为接近，属于蒙古人种南亚类型的体质特征。”这与尽管居处我国西南，却属蒙古人种北亚类型的藏族有着显著的区别（郑连斌等，《中国僜人体质特征》）。

　　也有研究者在研究蓝志贵有关僜人的影像时发现，僜人服饰、僜人少女的五官特征以及僜人居住的干栏式茅草房、舂米、织布、藤网桥、竹筒取水等生活景观均与现代滇西南佤族“完全相同”（付爱民，《从蓝志贵西藏珞巴族、僜人摄影谈早期少数民族影像的重要价值》）。

　　传统

　　逐渐逝去的僜人传统

　　姓氏

　　按居住地域分，有“达让”和“格曼”两大部落，即两大姓氏。大姓又分出小姓。如达让部落有崩纽、阿宗纽、德嘎（德嘎又分德嘎·林高、德嘎·嘎绕哈衮、德嘎·格拉）、阿鹏、玛牛、阿歪冷、玛尹、帕衮等；格曼部落内又分都西（都西内又分都西·阿贡、都西·布林、都西·郭冬）、布雷、阿东、德美、克洞等。现在的僜人，已很少有人知道自己的姓氏。

　　婚育

　　男性没有做上门女婿的。女性按姓氏贵贱、模样身价不同，多的需要二三十头巴麦牛。妇女生育期间，只吃苦荞糊糊，男人则杀猪宰鸡大补特补，“女人生孩子，男人坐月子”。

　　服饰

　　男性头缠黑帕或白帕，带银耳环，穿对襟无领无扣的长坎肩，长近膝，裆部以一条褡裢遮羞。妇女戴银质大耳鼓，发挽髻，前额戴银质抹额，穿无袖衣，遮胸但腰部袒露，下着横条花纹的筒裙。现在的僜人少女基本不穿耳洞，但老年人还是习惯带着烟杆和挎包。

　　丧葬

　　原为屈肢土葬。一种是将尸体屈肢成胎儿状，用竹席或衣服包扎紧，火化两天后掩埋骨灰；另一种是将尸体屈肢后装进圆木挖的树槽，挖坑掩埋。葬时，在将死者身上系一麻绳引出地面，一年后，死者家属到墓地拉动绳子，若绳子松动，即死者离去；若绳子很紧，则挖出尸体火化后骨灰埋葬。后来实行火葬。现又改为土葬，地表没有坟堆。丧葬习俗这次采访没有直接的观感。对“送鬼”，中年人飘龙松和夏电夏都持将信将疑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