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张予曦代言图片:一口气读完世界历史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9 19:42:04
一口气读完世界历史
[德]曼弗雷德·马伊
目录
前言
最初的人类
一个聪慧的民族
第一个世界奇迹
印度河畔的高度文明
一个庞然大国
现代世界的基础
第一个世界帝国
两个新的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加洛林王朝
上层和下层和底层
谁应是至尊者？
以十字架名义进行的战争
一个新的思想
一个新的世界
基督教会的分裂
欧洲的信仰战争
中国和日本的闭关锁国
朕即国家！
英国的榜样
用武力走向现代
从哈布斯堡到霍亨索伦
理性的时代
普鲁士王位上的哲人？
到美洲去！
自由、平等、博爱
拿破伦统治下的欧洲
工业革命
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
美洲属于美洲人
用德意志的品质让世界健康
二十世纪的“灾难之母”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摆脱殖民桎梏的两条道路
敌人站在右翼！
德国变成了一个元首国家
希特勒的种族疯狂
全面战争
两个敌对阵营的诞生
威慑的均势
“第三世界”
中东冲突
东方集团的解体
一个世界
前言
谁要想了解世界，就必须知道它的历史；凡是经常读报或看电视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如果不知道犹太人和巴勒斯坦民族的历史，又怎么能够明白中东的冲突？或者，如果不知道殖民历史，又怎么能够理解非洲的形势？
本书就是想对世界历史做一个概述。它只讲其中最重要的事件、人物和发展，而且选择了一种不无风险的简化形式。我认为有必要这样描述世界历史，其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知道，只有掌握了世界历史的概况和总貌，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它的各个末梢细节。如果有人对某一个局部有特殊的兴趣，总还可以参考详尽的资料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学校的历史课程，有这样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学生要到漫长学校生活的最后，才能对历史有一个整体的概念。或许，这本书可以作为历史课的补充，在这方面对学生有所帮助。但它并不想取代历史课教学。
本书的49章中，重点讲述各个民族和国家的政治历史。但我还是尽力涉及到普通人的并不普通的生活。我们常常忘记，他们也在创造历史。我想指出的另外一点也是很重要的：这是一本—也不可能是其他的样子—从德国角度出发，主要是为德国读者编写的历史读物。毋庸置疑，其他国家的作者，即使是我们的近邻法国或波兰，也都会从另外的角度，考虑另外读者对象或选择另外的重点。更不要说是中国、巴西或肯尼亚的作者了！但我希望，我在书中涉及到其他国家和人民时，还是保持了公正的态度。我自信，在这方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曼弗雷德·马伊
2002年1月，于温特灵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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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人类
我们的地球，大约已有50亿岁的年龄。30亿年前开始有生命，1500万年前开始了人类的发展。到长到像我们现在这个模样，它走过了无以数计的历程。尽管在这方面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弄清楚，但科学家们却可以大体描绘出其发展的轨迹。出土的遗骨和工具为他们提供了特别有益的见证。
大约在500万年前，估计就出现了可以直立行走的“猿人”。他们的前肢从而解放了出来，逐渐发展成为双手。在后来的300万年里，这种生物的脑量增长了三倍，从“猿人”变成了“能人”。这时他们已经可以使用石木工具。由于这个时期的主要工具是石头做成，因此人类历史的头50万年，就称之为石器时代。从石器时代人类，到现代人类—即“智人”，还经过了很长一段路程。这种新人的第一个代表，就是所谓的“克罗马尼翁人（CroMagnon）”。这个名称来源于发现他们的法国西南部一个地方；但他们却是来自非洲，大约4万年前，迁徙至亚洲、欧洲和—通过当时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之间还存在的陆地—北美洲。
最初的人类以群体狩猎和采集为生。他们栖身于洞穴、树枝搭成的简单窝棚或兽皮搭成的帐篷之中。但他们并不长期住在里面；作为游猎者他们经常随季节的变换跟踪兽群转移，因为当时人类的食品和服装，主要依靠各种野兽供应。智人比能人更加聪明，狩猎技巧也更先进：他们发明了长矛和弓箭，学会了挖掘陷阱，并用索套捕猎野兽。他们用越来越好的工具挖空树干，作为舟船使用。很快他们就学会了用梭镖和鱼网捕鱼。由于他们已经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技术，因而可以烧烤鱼肉食品，使它们变得更具有可食性。他们的知识和劳动技能，显然是一代一代传了下去。我们可以设想，他们已经掌握了较复杂的语言。但这种语言是怎么发展的，仍然是当今科学的一大迷团。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语言在较大的群体中起到了规范日常生活的作用，并改善了群体成员之间的合作。
不知到了什么时候，人类不再需要把全部时间和力量用于狩猎和采集；他们开始关注对其他事务的开发。他们开始用牙骨、贝壳和珍珠制作手镯和项链，用石料和骨料塑造形象，用雕刻装饰他们的武器和工具。这时也产生了人类最初的伟大艺术品：欧洲众多洞穴中的绘画，例如法国的拉斯科洞和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洞，它们都是在2万年前绘制的。人们当时为什么要创作这样惊人的绘画，没有人知道。或许他们想通过画中的动物造型获得神秘的力量，以便在狩猎中更加准确；或许他们想举着火把在这些绘画前跳舞，以便取得他们的神灵的欢娱—如果他们当时就信仰这样神灵的话。研究宗教起源的科学家们相信这种猜想。他们从死者安葬的方式方法，特别是从墓中发现的物品当中得出结论，认为这不可能是出于其他的目的，而只能是为了保护和陪伴死者。他们认为，其中找到的很多艺术品，只能是为了宗教的目的而制作出来。例如著名的维伦多夫维纳斯，就很可能是当时的生育女神。即使这种猜测走得太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维伦多夫维纳斯和洞穴绘画的制作者，和我们是近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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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聪慧的民族
当中欧人还在四处游猎和采集时，生活在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江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苏美尔人，已经创造了人类的第一个高度文明。他们已经发明了车轮以及由毛驴或牛牵引的犁具。他们修建了可容5万人的城市，保护城市阻挡洪水的堤坝及可以灌溉农田的河渠。所有这些工程都必须进行规划和组织，就像物品的生产和分配，在这样巨大规模的群体中需要规划和组织一样。于是苏美尔人就找到了一种把重要事情在记忆中固定下来的新方法。他们首先利用小的图象符号，例如代表男人、女人、牛、水果篮或者粮食口袋的图形。随着时间的推移，图形变成了符号体系，用它也可以记录一个过程和作为相互通报的形式。他们把楔形的笔划印在柔软的陶版上，然后进行烧制，使上面的图象得以保存。从此，口头方式已不再是向同世和后世传播知识的惟一途径。
车轮和所谓“楔形文字”的发明，是苏美尔人在人类历史上迈出的两大步。同样在其他领域，他们也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比如把整体划分为12个单位或六十个单位的度量制度。我们现在把每小时划为60分，每分钟划为60秒的时间划分制度，就来源于此。至今我们还把12件物品放在一起称为一打。
苏美尔人对城市的建筑和组织已经如同一个小国家。城市为首的是一名城主，有权代表神灵统治这个城市。我们知道，苏美尔人当时已有自己的信仰，而且是一种多神的宗教。
城主颁布法律，以规范人们的生活，他规定每个市民必须交纳赋税的额度。这些税赋用于支付祭司和城市管理，建立军事防御设施，保证水源供应，增加仓库的储备，供非常时期使用。今天我们可以说，苏美尔人当时已经有了捐税制度。还有一点，苏美尔人也是相当现代化的：各个城市之间常常发生争执；主要为了争夺财产、土地，尤其是权力。某些争执变成了战争，某些战争是以神的名义进行的。
苏美尔人繁荣时期持续了约1500年。大约公元前2000年，他们的文明扩展到了中东地区的大部分。而以后他们为什么从历史上消失，我们还无法给予准确的回答。但他们的创造和他们的文明却延续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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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世界奇迹
即使不研究历史的人也会知道，在很久以前埃及就修建了金字塔，那些让人修建金字塔的统治者称为法老。直至今日，我们仍然在这些4500年前的建筑面前惊异不已。
大约公元前5000年，尼罗河畔的第一批猎人和采集者转入了定居的生活方式。他们学会了和尼罗河一起生活，尽管开始时极不容易。因为每到夏季，就会发生巨大的洪水，泛滥整个沿岸的土地。洪水是危险的，但洪水退去后，却留下了淤泥。而这些淤泥恰恰是最好的肥料，使周围的田地变得肥沃。所以，人们很感谢尼罗河，把它视为神灵：“赞美你，尼罗河，你从大地诞生并来到我们跟前，给埃及带来了营养。灌溉了田地，并使牲畜得以生存。你给远离水源的沙漠解了干渴。让大麦和小麦成活。使梁仓盈满，使库房扩张，你给穷人以恩赐。我们为你而演奏竖琴，为你而高唱赞歌。”埃及人就是用这样的歌词来感谢尼罗河，因为它对埃及至关重要。他们还对尼罗河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发现每365天就会出现一次洪水。这就是尼罗河年的长度，然后又把这个年分为12个月，每月有30天。而剩余的五天，他们就放在每年之间。也就是说，埃及人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经使用了和今天全世界都在使用的几乎同样的历法。
这个时期，尼罗河畔有两个国家在争夺霸权：上游的上埃及和出海口地区的下埃及。根据传说，上埃及王美尼斯于公元前3100年率领大军攻占了下埃及，建立了首都孟菲斯，成了所有埃及人的最高统治者。作为“法老”，他不仅是国王，而且也像神灵一样受到尊敬和礼拜。他有无限的权力，他的意志就是法律。执法者则是以总理为首的官吏。总理融政府首脑和最高法官于一身，因而是埃及法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最有权势的人。
为了管理这个有100万居民的大国，组织好食品和其他物品的生产和分配，官吏采用了苏美尔人的书写技术，但发展成为自己的体系。这种图画和符号的混合体，被后人称为象形文字，（Hieroglyphen）原文的意思是“神圣的符号”。开始时是把文字刻在石头上。后来，埃及人用芦苇类植物的杆制成了纸张的前期形式，并用羽管笔和墨水把要记载的事情写在上面。
谁会写字、计算和读书，谁就属于埃及的上层社会。国家各阶层的等级，在总理之下是官吏和祭司。再下一个等级是书记员，他高于商人和手艺人。等级的最下层是占全国人口85%的广大农民和工人。是他们修建了宫殿、庙宇和法老的墓碑。
金字塔是其中埋葬法老的身份和象征。金字塔越来越高，越来越雄伟，就是法老相互攀比的证明。最大金字塔的建造者是公元前2500年统治埃及的胡夫法老。他登基伊始，还是年轻人的时候，就开始让人设计修建他的陵墓。由于修建陵墓的地方吉萨，周围只有沙漠，所以必须从遥远的采石场运来石料，总数大约有二百万块，每块最大达三吨重。它们从采石场拖到尼罗河边，然后用船运往吉萨。从尼罗河畔到修金字塔的工地之间必须先修一条道路，光是修路就用了十年时间。金字塔的修建持续了23年之久。从后来发现的手艺人驻地遗址上，我们可以得知，当时大约有4000人参加了胡夫金字塔的修建工程。再加上洪水期5万到10万农民工。他们只是用体力、撬棍和缆绳，把金字塔修到< xmlnamespace prefix ="st1"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146米的高度。它的地基为230米见方，相当于今天十个足球场大小。
金字塔内部是法老的墓室，里面为他死后安装了各种保护设施。这所以必要，是因为埃及人相信死后的生活。为死后能够继续生活，就需要完整的躯体。为了保持法老躯体的完好，他们采取了一种十分繁琐的方法加以保护，外面用浸透树脂的布料裹住尸体。为了法老死后能够在另一个世界生活得舒适，法老的一部分财宝同样葬入墓室。当然也有各种食品和饮料。今天看起来这种花费是十分巨大的。但当时人们却相信法老会在另一个世界仍然为埃及的福祉做出贡献。因而这种花费是值得的。
苏美尔人和埃及人的文明，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高度文明。埃及文明持续的时间比任何其他的时代都长。一直到约3000年之后，由于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大军于公元前332年对埃及的占领，这个时期才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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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河畔的高度文明
尼罗、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的东方，在富饶的河谷地带出现了两个高度发达的亚洲文明古国：公元前2600年在今日的巴基斯坦开始的印度文明，和1000年后在黄河流域出现的中华文明。
印度文明我们了解的最少，它的文字至今还没有解读出来。对它的研究，目前只能依赖考古发掘。估计这可能是一种农村文明和城市文明的混合体。已经发掘的两个城市遗址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可能是当年的政治、经济和精神中心。它们的布局十分严谨，所有重要街道均为平行的南北走向。它们是最早具有下水管道的城市。有的房子甚至装有浴室和厕所。水的供应通过管道，下水通过街道地下管道排掉。巨大的卫城在城中居于突出地位，卫城建筑在一个人造的高地之上。卫城里面是城市的公共设施，其中包括一个面积为54x32米的室内大浴池。公元前约2000年，达到发展的顶峰，当时在两座城市大约生活着4万居民。他们同苏美尔人有往来，并同美索不达米亚其他民族有贸易关系。最重要的商品是首先在印度河谷种植并传播开来的棉花。
印度文明为什么到了公元前1500年开始没落，现在还无法解释。科学家们估计是生态原因，因为印度文明时期的人们需要很多木材，对森林的极度砍伐，即使在当时也是不无后果的。当时曾出现灾难性的洪灾，把人们从城中驱走。但致命的打击，估计是通过来自亚欧交界地区外敌的入侵。这些所谓的雅利安人，百年来一直南迁，到了公元前1400年到达了印度北部，并征服了当地的土著民族。经过近千年发展形成的一个新的印度文明，其踪迹一直保留到今日。
雅利安人以部族为单位群居。祭司享有最高威望，其次是武士。武士以下是农民。被征服的当地土著人，开始时不属于部族群体之中，但很快就和农民融合在一起。后来，人们把不同的集团称为“社会等级”。这种等级状况，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虽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增加了手艺人等级—，但各个等级之间的界限是始终固定不变的：一个等级的成员一生都不改变，武士永远是武士，手艺人永远是手艺人，而且他们的子孙后代也是一脉相传。他们也不允许和另外等级的姑娘联姻，不允许和另外等级的人交友。在印度的某些地方，这种状况至今没有改变。
经过一个同样很长的历史时期，从雅利安人和土著人的宗教观念中，逐渐产生了印度教，成了印度的主要宗教信仰。婆罗贺摩（梵天）是印度教的始主和最高的神。毗湿奴是保护之神，六臂湿婆则是毁灭之神。处于印度教中心位置的学说是“羯磨（业）”即再生。按此说，人将有多重生命，在过去的生命中甚至可能是一只动物。通过在本等级中的模范行为和做善事，就可以在来生中升级，投生于最高的等级之中。这个信念造成了广大印度群众不能动摇的等级制度，即使他们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
对印度教提出批评的，竟是一位在豪华宫殿奢侈生活中长大的国王的儿子：悉达多王子。他生于公元前560年，从未接触过生活的阴暗的一面。因为这不是一个王子所能遇见的。直到他结了婚，生了子，他才看到了人的老、病、死。这对他的震动很大，从此放弃了美好的生活。“我还风华正茂，光彩照人，头发乌黑，刚刚享受幸福的童年，开始了成年男子的年龄，违背我痛苦流泪的双亲，剃除了头发和胡须，穿上简单的衣服，离家走上无家无居的生活。”
他作为隐士生活了六年，放弃一切享受，思考着神和人，生和死。终于有一天他大彻大悟。人所以受苦，就因为他不能满足内心的欲望。为了不被欲望所烦扰，就必须成为它的主人，必须不断减少欲望，直到无望而知足。谁达到了无欲的境界，就会死后获得重生；他的灵魂会在“涅槃”（即不生不灭的境界）中获得永恒的超脱。
作为大彻大悟的“佛陀”，原来的王子悉达多，走向世人传播他的新学说，佛教，今天，它和印度教一样，已成为世界性大宗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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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庞然大国
宇航员在太空中飞翔，他们看不到金字塔、宫殿、教堂和摩天大楼，但他们却能够看见世界最大的建筑物，中国的长城。它显示了巨大的中国所面临的中心问题：对外抵御来敌和对内维护统一—这正是修建长城的目的。
在从游猎生活过渡到定居生活的时期，中国内部显现了很大的时间差别。在黄河流域，人们自公元前4000年就已经生活在农村和小城市中。而从内地却仍然有游猎的强悍部族前来袭击城乡的居民。中国的社会历史上很少有和平时期。众多小的城邦之间频发战端。即使当第一位商朝的国王经过长期斗争于公元前1500年建立起第一个诸侯国家以后，时局也仍然不能平静下来。各个地区和城市的大大小小的统治者都有自己的军队，根本就不听从遥远的国王的政令。国王自己也没有足够的手段，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土中贯彻自己的意志。在后来的一千年里，这种状况基本没有转变。
这个时期，大多数中国人是贫穷的农民，生活在分散的农村中。他们饲养着犬、猪、羊和鸡，使用简单的石木工具。如果天气和流窜的盗匪不骚扰他们，他们还可以勉强生活。否则就会陷入饥寒交迫的苦难之中。
但城里人的生活却不是这样。那里已经有了富裕的居民，住在木房子里，身穿麻、毛甚至是丝制服装。而且还握有青铜武器和首饰。在城市中还发展了汉字，其基本造型至今没有多大变化。
中国人笃信神灵和祖先，因为他们相信，人的精神死后仍然存在。为了给神灵留下好印象，为阴间的家人造福，他就必须在生前有所供奉。牺牲品大多是牲畜，在个别情况下也有活人。
和印度一样，大约在公元前500年，中国也出现了一个批评时政的人：孔子。他不是一个王子，但却是一个高官的儿子。本人也曾为官，但到了35岁时被开除，因为他过于坦率表达自己的观点，根据他的看法，这个国家弊端甚多—有异端邪说的人即使在两千五百年前，也是上司的眼中钉。而实际上，孔子的想法对国家是善意的。他希望有一个统一的国家，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相互间没有争斗和战争。在这个国家里所有的人都应该参与国家生活，并为之工作，这样，人们就可以和平共处了。他只是口头传播的学说，首先是关于和平共处的学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他的核心警句。
孔子的出发点是，人之初，性本善。因此就必须设法，使其保持下去。首先要改善家庭的生活条件，孩子们必须学会相互尊重和相互爱戴。对孔子来说，家庭就是“人之根基”。就像父亲对待家庭那样，王侯们也应该在道德上成为臣民的榜样。
当他的弟子问他，应如何对待神灵和祖先时，孔子回答说，照顾周围的人，比照顾神灵和祖先更为重要。
他的学说对中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影响，主要是在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后220年）。汉朝的第一任皇帝，经常去拜偈至今存在的孔子陵墓，并让人在孔子的家乡修建庙宇。从此以后，孔子就被奉为圣人。
孔教从中国传播到整个亚洲。直到今日，它仍然是那里的重要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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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界的基础
Demokratie（民主）、Philosophie（哲学）、Gymnasium（中学）、Bibliothek（图书馆）、Theater（剧院）、Musik（音乐）、Architekt（建筑）、Mathematik（数学）、Biologie（生物）、Arzt（医生），等词，都是我们日常所用的词汇，但却很少想过它们的来源。实际上，它们都是来自古希腊，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古老的希腊人”都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政治、科学、艺术和文学的基础。
如果我们谈到古希腊，当然不能想象那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公元前700年，这是一个拥有众多小国的支离破碎的地区，分布于山川河谷流域的平原和沿海及岛屿之上。在这些小国的中心都是一座城市，我们也可以称其为城邦国家。希腊人把这样的城邦国家叫做Polis。每一个Polis都重视自己的自由和独立。为了保卫自由和独立，它们都建立了军队，之间经常发生战争。
两个最发达的城邦国是斯巴达和雅典—但它们的发展走了不同的道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南部，斯巴达以其训练有素的军队战胜和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城市，并使所有非斯巴达人沦为奴隶。但他们并不想永远忍受奴隶的待遇。因而经常出现骚动和起义。为了制服数量上占优势的奴隶，斯巴达的所有男子都必须成为士兵。
即使在起义的奴隶被镇压以后，斯巴达人也必须提高警惕，也就是说，他们必须仍然戎装待命。男孩从小就被培养成为战士。七岁就必须离开父母去接受训练。他们不许穿鞋，只能穿轻便的衣服—他们必须经受艰苦的磨练。他们得到很少的食品，便于以后能够在物品匮乏的情况下生存。谁要是觉得食品太少，他就必须自己去解决额外的食品问题—就像战争中的士兵。只有在偷窃时被捉住，才会受到惩罚。准军事的训练包括勇气的锻炼和角力。例如年轻人要经受鞭笞，谁能够经受最多的鞭笞而不喊痛，谁就是胜者。
这样的军队使斯巴达成为希腊的第一军事大国。但斯巴达在文化上的贡献却是微不足道的。
在阿提卡半岛上的雅典统治区域内，同样有社会骚乱，因为这里富有的贵族地主压迫和剥削农民。但雅典的市民阶层却不想像斯巴达那样做出残暴的反应。为了不发生像斯巴达那样的起义，当然也必须做些什么：雅典人发明了被双方接受的仲裁人职位。聪慧的梭伦（公元前640—561年）就是这方面合适人选。他就任后决定，对土地的占有必须有所限制，限制富有的贵族购买越来越多的土地。沦为奴隶的贫穷农民得到了解放。负债的市民不许被当作奴隶贩卖；而且他们的债务也被免除。由他的前任德拉戈所颁布的严酷的刑法，也被梭伦废除。他制定的影响深远的法典，使雅典的未来不再由“神般”的国王或少数贵族来决定，而是由市民自己。他们每年至少召开四十次市民大会，讨论Polis的一切重要问题，通过法律决定战争与和平。日常的政府事务，由一个从有威望的市民中选出的委员会负责。监督法律的执行，是一个独立的市民法庭。就这样，梭伦建立了一套全新的统治模式。人们称之为德谟科拉西，即“民主”。
从今天的角度看，雅典的民主还不够完善，因为只是人民中的一小部分真正行使这个权力：即男性的自由民。所谓的雅典市民，指的就是他们。按照居统治地位的男子的观点，妇女不具备参与公众言论的能力，只能呆在家里，因而和奴隶及眉特肯（外来的陌生人）一样被排除在外。对当时那个时代来说，这种统治形式是非常先进的—地球上大多数国家，直到20世纪初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
梭伦和他的后继人克利斯提尼和伯里克利所进行的改革，不仅导致了新的统治形式的建立，而且还导致了新的生活方式的出现—至少对雅典的市民。对他们来说，不再是命令和服从，而是言论的交锋。谁要是想说服别人，就必须掌握有力的论据，就必须有能力技巧地表达出来。这种公开的思考和言论，对事物从各个方面的分析，使得雅典人发明了哲学。它把思想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于是就出现了对人和神、天和地的新的思考。公元前470和320年之间，雅典产生了三位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直至今日仍在影响着西方的思想。
同样在艺术和建筑中，雅典也创造了新的标准。阿克洛波里斯山丘上的神庙及庙中和雅典各广场上的雕像，成了欧洲建筑和雕塑艺术的偶像和榜样。与此同时，希腊的诗人还写出了世界文学的第一批杰作：荷马的英雄史诗《伊里亚斯》和《奥德赛》，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和喜剧，每年都为祭祀酒神狄俄尼索斯进行演出，直至今天仍是世界各国剧院的保留剧目。
雅典市民的子孙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真正上学校的第一批人。他们的上学时间为七岁到十四岁。在学校里他们学习读书、写字和算术，而且对音乐教育也十分重视。每个男孩都必须至少学会吹笛子或弹里尔琴（一种小型竖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还要学习演讲术，并涉及希腊文学，特别是英雄诗史。重要的段落，希腊学生必须能够背诵下来。十四岁以后，主要进行体育教育。这种教育在“Gymnasion”（一种类似体育学校的场所）中进行。在那里的课程表上有体操、摔交、拳击、击剑、跑步、掷铁饼和标枪等项目。体能的锻炼一方面用于军事目的，因为每个市民都有保卫城邦的义务；另一方面是在体育学校里培养运动天才。谁要是能够成为优秀者，并在课外努力锻炼，就会有机会参加从公元前776年开始的四年一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这对每一个希腊市民都是最大的荣誉。运动会期间，任何城邦都不许向其他城邦发动战争；这时应该是和平时期，以便全希腊的优秀男子都有机会在体育竞赛中比试高低。胜利者将得到奖励，在家乡像英雄一样受到欢迎。他们不再交纳捐税，将得到他带来荣誉的国家的终身照顾。取得最佳体育成绩，在当时就是很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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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世界帝国
罗马的标志是一只母狼，身下有两个男孩在吸吮它的乳汁。这幅图象源于一个传说：据说罗马是公元前753年由孪生兄弟罗慕洛斯和勒莫建立的，他们在婴儿时期被遗弃，在一只母狼哺育下长大。实际上，罗马的形成并没有多少传奇。人们现在估计，早在公元前800年，就有农民、牧民和渔民生活在台伯河沿岸山丘上的小村落中。从这个小小的开始，在后来的300年中，发展成为一个富裕的大城市，它和整个北部意大利一样处于埃特鲁斯坎人（意大利的第一个文明民族）的统治下。
大约在公元前510年，罗马人开始反抗埃特鲁斯坎人的统治，并推翻了残暴的国王。和雅典人一样，罗马人也不再愿意受一个国王的统治；但另一方面，他们觉得民主制度也并不符合他们的奋斗目标。于是，他们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他们选举了一个城市政府，为首的是两名执政官。执政官的任期只有一年，两人中任何一人没有另一人的同意都不能单独决策。这种制度旨在防止一个人的权力过于强大。但真正的权利却在参议院手中，这是一种会议形式，其中的终身制成员均是来自富有家庭（Patrizier）中的男子，普通人民的男子（Plebejer），虽然也可以在全会上发言，共同决定法律，选举市政府，但在罗马并不是所有的表决权都是等值的。一个十分烦琐的表决制度，保证了富有的罗马人永远占有多数，所有决议都是在他们的意志下做出的。
罗马的“respublica”（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实际是为富人服务的富人的事业。由于Plebejer长此下去越来越不满意，因此经常出现冲突。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虽然得到了多一些的权利，但根本的力量对比却没有改变。
尽管如此，Plebejer仍然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估计，这是罗马的先进的法律起了作用，这是公元前450年在十二块石板上公布的法律。它保护市民不受专制的侵犯，保障他们的法律安全。不经过正式法律的程序，没有罪证，任何人都不受惩罚。这在今天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对当时来说却是一场革命。罗马的法律制度后来成了世界各国法律效仿的榜样。
罗马的新主人，很快就不能容忍他们只是很多城市中的一个。罗马必须成为意大利的第一大城。这个目标，他们想借助强大的军队得以实现。一个战争接着一个战争，使罗马的统治地域不断扩大，到公元前270年，几乎统治了整个意大利，人口达三百万。一般情况下，被征服的城市，在内部仍然保持独立，他们的生活习惯也得以保持，包括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只需要向罗马交纳赋税，在战争时期提供兵源。通过这种“松散的关系”，罗马避免了武装反抗的发生。而且，人们在罗马的法律和高效的管理体制下，生活也比过去得到很多改善。
罗马统治了意大利的南端之后，又开始进攻西西里。这样就发生了和北非的迦太基人的冲突。迦太基在当时是西部地中海地区最大的航海和贸易强国。公元前264年，开始了一连串的损失惨重的战争，其中包括所谓的“布匿战争”，公元前146年，这场战争的结束，也就意味着迦太基的彻底毁灭。原来属于迦太基控制的西西里和其他地区（如沙丁、科西加、西班牙和部分北非），都变成了罗马的省份。但罗马仍不肯罢手。他们还想把希腊和地中海东部各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且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实现了这个目标。从此，他们称地中海为“MareNostrum”（我们的海）。
从罗马的征战中获利最多的是Patrizier。他们分配战利品，他们获得战俘，作为奴隶为他们劳动或出售。罗马历史学家萨卢斯特批评Patrizier“贪婪无度”，说：“人人都在拿、抓和夺取一切他们需要的东西。”富人越来越富，而Plebejer却两手空空，或者像农民那样越来越穷，尽管他们经受了战争的主要负担。他们被迫连续出征作战，无数的人在战争中生病、受伤、残废，甚至再也不能返回家园。庄园荒废或者债台高筑，土地被大地主廉价收购。即使在停战期间返乡的农民可以经营他们的庄园，但也无法与大地主竞争。大庄园使用奴隶经营，成本越来越便宜，致使农民无法出售自己的产品，因而越来越贫穷。很多人迁移到城市，希望在那里有一个更好的生活。但手艺人和大工场，宁肯使用无偿的奴隶为他们劳动，也不愿雇佣他们。作为没有工作的无产者—“proletarii”—，这些原来的农民每日为了简单的生存而奋斗，最终变成了历史上第一批城市无产阶级。
这种发展，甚至一部分Patrizier都觉得不合适。这其中就有主张限制个人土地占有和财产的格拉古兄弟，他们要求进行土地改革，以便让贫穷的农民及其家庭重新获得生存的机会。但参议员们却反对进行改革。他们认为格拉古兄弟是危害国家制度的煽动民意分子。提比里乌斯·格拉古于公元前133年在市民会议上发言时，竟被殴打至死，同时被打死的还有300名他的支持者。十二年以后，他的弟弟盖尤斯也不得不死去，同时还有他的3000个支持者也被处死。参议院无法制止罗马的市民分成了两派。后来的七十年里，暴力和内战成了政治生活的常事。历史学家萨卢斯特有这样的记载：“一切都变成了两派；共和国在两派之间走向没落。”
在一次这样的内战中，于公元前45年，战绩显赫的统帅尤利乌斯·恺撒脱颖而出。参议院任命他为执政官，任期十年，后来变成了终身职务。从形式上看，罗马一直还是一个共和国，但实际上，恺撒已经成为惟一的统治者—当然不是很长，因为一年之后他就在一次会议上被参议员们谋杀。
为了确定恺撒的接班人和未来的政治体制，又进行了多年的斗争。最后，恺撒的养子屋大维占据了优势，于公元前27年被参议院任命为“国家第一公民”。人们赋予他“大将军”（军队的最高指挥官）的头衔和“奥古斯都”（至尊者）的荣誉称号。此外他又是恺撒名字的继承人。恺撒这个名字后来演变成为“皇帝”的代号。
奥古斯都从恺撒的命运中接受了教训。他不是锋芒毕露地显示自己的权势，而是安抚参议院和市民会议，让他们相信仍然在操纵罗马的命运，共和国仍在正常运行。但他是罗马军队的主帅和国库的主管，任何人都无法违反他的意志行事。罗马的“respublica”变成了君主国家，一切权力最终操纵在皇帝的手中。
奥古斯都在他漫长的执政时期里，不仅在政治上利用这个权力，而且也在文化领域有所作为。他特别关注文学，把诗人召进宫中，为他创造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在韦季尔、贺拉斯和奥维德的参与下，罗马的文学在公元一世纪达到了一个顶峰。这个时期优秀的哲学家是塞涅卡，在史学领域，是历史学家李维乌斯和塔西佗，在很长时期里为主宰力量。
公元120年，罗马帝国的疆域达到了极限。地中海沿岸所有国家，加上高卢（后来的法国）、日尔曼，直到莱茵河，以及大部分不列颠，巴尔干以及黑海和小亚西亚，均属罗马所有。聪明的皇帝知道，只用武力是不能统治这个巨大的国家的。因此，各个不同的民族继续允许保留他们的风俗习惯。但罗马的法律和钱币适用整个帝国，并要求所有的人都崇拜罗马的神灵，当然最后一点最难加以控制。两个官方语言是拉丁文和希腊文，通行整个帝国。这样很有利于贸易。此外，罗马很早就重视修筑道路，以便于其军队的快速运动。这个道路网也为通商带来了繁荣。同样为经济发展有利的，还有船运和港口，在和平时期得进一步扩建。
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事实确是如此。罗马的各个省份从被占领中获得了很多好处，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城市被新建和扩建，市中心大多为一个周围建有房屋的大广场，供召开政治会议或司法审判使用。手工作坊、商店、旅馆和公共浴池，都成了城市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某些房屋和输水管道，一直保留到今天，向人们展示了罗马建筑艺术的辉煌。
有权势的人和富人都住在豪华装修的大别墅中，均同公共的上下水道相连，甚至有自己的浴室和地面取暖设施；他们让奴隶为自己服务，充分享受生活。但普通百姓可以享受的东西却少得可怜。农民、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必须从事繁重的劳动，也只能得到仅能糊口的报酬。在城市中，房租十分昂贵，很多家庭在大营房中租一间房子居住。尽管如此，大部分人总的说还是满意的，在皇帝统治时期的前250年里，没有像前一个世纪那样发生值得一提的骚乱、起义或内战。由于奥古斯都之后的罗马皇帝—除极个别外—都没有发动远征战争，所以人们几乎在和平中生活了近200年的时间。
和平时代的结束和罗马帝国的没落，是皇帝软弱，内部困难和外部侵袭的结果。这其中也包括了产生于中东的耶稣基督的学说在地中海地区的传播，并在罗马统治地区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信徒。特别是对普通百姓，这个新的信仰是很有吸引力的，为他们的此生带来了慰籍，为来生预示了更为美好的前景。但罗马有自己的神灵，不想知道有什么新的上帝，因此开始了对基督徒的迫害。
公元284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把帝国划分为四个宗教区域，任命四个主宰，以便于统治和防御。但不久这四个主宰就开始相互争斗起来，导致整个帝国的力量大大削弱。直到君士坦丁大帝登基，才重新统一了四个区域。为了在帝国内建立稳定的局势，他于公元313年宣布“宗教自由不受干涉”，并允许基督徒自由行使其宗教行为。君士坦丁大帝想让基督教为己所用，但实际上基督教在他的保护下很快就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一大教。君士坦丁大帝又做出了另一个后果深远的决定：公元324年，他把拜占庭定为罗马的首都，更名为君士坦丁堡。它位于战略极其重要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旁，形成了对东西方的钳制。君士坦丁大帝让人在首都修建豪华的建筑和设施，使其成为罗马统治制度同基督学说和希腊及东方文化相结合的体制。君士坦丁堡成了帝国最重要的城市，东部很快就在经济和文化上超过了西部。帝国统一的纽带就是基督教；皇帝成了基督教会的监护人。
君士坦丁堡的最高主教“牧首”，处于皇帝政令之下，但罗马的主教却不愿意。在信仰问题上他要求对教会和自己有终决权。他还指出，是耶稣基督的代表圣徒彼得建立了罗马教会，并把罗马的基督教领导权赋予了他的接班人。远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只好同意了他的请求，随着时间的推移，罗马的主教后来获得了“教皇”的称号，从此被承认是西方教会的最高领袖。罗马不再是帝国的首都，作用也随之消失之后，直接走上了基督教会首府的道路。帝国的东部又发展了自己的教会，即“希腊东正教”。它的领袖是皇帝，作为上帝的代表，在肖像上始终带有光环。
就像年轻的基督教被分裂一样，罗马帝国也于公元395年再次分裂。它的西部一再受到日尔曼部族的袭击，力量日益削弱，崩溃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公元476年最后一个皇帝退位，西罗马帝国从此消亡。东罗马，即拜占庭帝国尽管不断遭到外来的袭击和削弱，却仍然继续存在了1000年。它的艺术家和学者保护了被西方逐渐遗忘了的古希腊文明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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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新的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这个时期，一个来自奥古斯都皇帝的训诫，受到了全世界的青睐和重视。”圣诞故事都是从一个孩子在伯利恒的畜圈中诞生开始的。伯利恒位于巴勒斯坦，当时是罗马的一个省份，皇帝命令进行人口普查，想知道他到底有多少臣民。然而，居住在伯利恒的犹太人不承认罗马的占领，并厌恶多神的宗教。他们早就只信仰一个神，那就是他们称之为的雅赫维。他们期望着神会派遣来一位“弥赛亚”来，即犹太人，以色列人的救世主，把他们从罗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根据圣经的故事，在拿撒勒畜圈中诞生的耶稣很早就关注宗教问题。圣经中说，他“聪明过人，身上附着上帝的恩惠”，十二岁时就在神庙里和教师讨论问题，大家对他的理解力和回答惊奇不已。当耶稣大约十三岁时，认识了传道者约翰，不久自己也开始传道。他说，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孩子，天父热爱他的所有子女，不管他们是谁或者做了什么。上帝的爱是无限的，谁能够悔过自己的罪孽，都会得到宽恕。耶稣布道时不像犹太教士和学者那样繁琐晦涩，而是使用普通人的语言；他把上帝的训诫编成关于农民、渔民、不听话的孩子和丢失的羊只的故事讲出来，连孩童都能听懂。根据圣经的描写，耶稣很快就赢得了很多信徒，特别是在贫穷和弱势人群当中。他们还欣慰地接受了天国即将来临的预言。在这样的国度里笼罩着和平和公正，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姐妹，在相互爱慕中生活在一起。
耶稣的出现和他的学说，对犹太教士和罗马高层当局是一个挑衅。他遭到漫骂和嘲笑，最后不得不为传播信念而殉教。罗马总督彼拉多判处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信徒，特别是他的十二门徒，后来宣称，耶稣曾从死亡中复活，升天而去。对他们来说，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就是渴望已久的弥赛亚，他的名字是基督，意思是救世主。他们继续传播他的学说，不顾各种敌视和迫害，基督教最终成为世界性大宗教之一。
犹太人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他们仍然信仰自己的宗教，即“摩西教”。但基督教和犹太教的起源是同样的。旧约全书，在两个宗教中完全相同。
大约耶稣之后又过了570年，在阿拉伯的沙漠居民点麦加，诞生了一个男孩，名为穆罕默德。双亲早亡之后，他开始为阿拉伯商人效力，跟随马帮四处游历，从而认识了信仰各种宗教的外国城市和人。有关基督教及其上帝的学说，给年轻的穆罕默德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进行了很多思考，最后得出一个信念，觉得确实只能有一个上帝，他把这个上帝称为安拉。在他三十至四十岁之间的年代里，他经常返回麦加附近的山洞之中进行修行。一天早上，他说，天使加百列现身，向他揭示，他就是被选中宣讲惟一的真主安拉意志的人。第一次揭示之后，又出现更多的揭示，克服了他开始时的犹豫，穆罕默德开始在麦加宣讲他所接受的真主的信息：除安拉外，再无神灵。而我，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开始时，只有很少的人听他的宣讲。穆罕默德甚至惧怕自己的安全，和他的信徒于公元622年逃往麦地那。这次逃逸，阿拉伯文称之为“赫什拉”，成了伊斯兰的纪元之年。在麦地那，穆罕默德赢得了很多信徒，他们不仅把穆罕默德当成是宗教领袖，而且也当成政治领袖“伊玛目”（首领）。他在这里定下了向麦加方向朝拜的规矩。逃逸后过了七年，穆罕默德已经有了很多信徒，他返回了麦加，作为先知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直到他于公元632年去世，穆罕默德的学说得到了所有阿拉伯部族的认可。这个学说写在一本书里，即古兰经，并称为伊斯兰，意思是“升华至神的意志”，或“顺服安拉”。古兰经是伊斯兰的“圣经”。它详细规范信徒的生活准则，直至日常行为细节；它确定祈祷词的内容和诵读的次数及祈祷的方式方法，制定了饮食和禁食的规范，规定了禁止的行为和罪孽，以及详尽的惩罚方式。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有很多共同点，但也有差别。最重要的差别是，伊斯兰教不仅想作为世俗国家中的一个宗教团体。古兰经不仅规范宗教生活，而且也规范全部生活。宗教和政治，教会和国家，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都无法截然分开。严格遵循这个学说，直至今天还决定着伊斯兰国家的性质。它们可以是宽容的—这在历史上常常是这样—但也可能是专制和不宽容的。
穆罕默德死后，“哈里发”作为他的代表接管了政权。在后来的几百年里，阿拉伯人征服了中东，越过埃及和北非直至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他们所以优于敌人，是他们传教的坚定意志，他们坚信，在为传播信仰的斗争中死亡，会使他们直接进入天堂。
在以伊斯兰教为主的世界，他们的文化和希腊、波斯和印度文化相遇。这使得被称为“朝阳之国”的东方世界，经历了一次文化大繁荣时期。重要的文学和科学著作被翻译成为阿拉伯文，其他文明的知识，例如希腊文明，被接受和进一步发展。例如数学，阿拉伯人引进了十进位制和数字的新写法，我们至今还在使用。和古希腊重视用思考解释世界的方式相反，阿拉伯的科学家则更看重提高实用的试验—实验—以此种方式获取物理和化学上的新知识。他们精确地计算太阳、月亮和星球的运行轨道，并证明地球不是一个平面，而是一个球体。这对航海具有重大意义。同样在医学领域他们也居领先地位，发现了很多植物的治疗作用，开发了很多药品并进行外科手术。他们为此在城市修建了医院。最后我们还要感谢阿拉伯世界创造了一部最精美的图书：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自己的性命，为苏丹讲述的童话和故事《一千零一夜》。
今天，伊斯兰教已经成为世界大宗教之一，大约有10亿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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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洛林王朝
公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没落之后，日尔曼各部族控制了大片欧洲。由于他们之间并不一致，所以相互经常发生战争。战争中，狡猾残暴的法兰克君主赫洛维格（Chlodwig）率领大军逐渐攻战了越来越多的地区，到公元500年成了大法兰克国的国王，后来的法兰西、德意志和荷比卢各国均在此地形成。赫洛维格承认了基督教，并接受洗礼，要求全体臣民一律皈依基督。于是，基督教就成了法兰克国的官方宗教，但异教的风俗习惯还一直和基督学说并存了200多年。最终的基督化是通过八世纪初的教士的努力和后来的主教卜尼法斯完成的。
这个时期，墨洛温王朝赫洛维格的一个后人占据着法兰克国王的宝座，但他只能坐在宝座上吃力地念着别人给他写的演说稿。真正处于统治地位的，实际是王国的最高官吏“管家”查理·马特。他于公元732年获悉，一支阿拉伯大军已经成功地越过比利牛斯半岛向法兰克国挺进。他立即率领军队迎向阿拉伯大军，并于公元732年10月在土尔斯和普瓦提埃击败敌人，把他们赶回比利牛斯。从此制止了伊斯兰继续对外扩张，留在了东方地区。
查理·马特的儿子丕平认为，谁代替国王处理政务，谁也就应该成为国王。在教皇的默许下，他把墨洛温王朝末代国王希尔德里赫（Childerich）三世赶入修道院，让贵族任命自己为法兰克王国的新君主，并树立了加洛林家族的统治地位。为了使这个统治地位更为稳固，他还专门索取了教皇的祝福，并让国内的各个主教为他涂圣油赞美。就此，他在法兰克国历史上首次使政治、宗教和教会联结了起来，所采用的方法直到二十世纪仍为欧洲的国王和皇帝学习的榜样。丕平之后的国王都要求从上帝手中得到王位，并根据上帝的法旨行事。
公元771年，丕平的儿子查理成了法兰克国的惟一统治者。他从一开始就树立了目标，要把所有日尔曼部族全部纳入自己的版图。征服了巴伐利亚和上意大利的伦巴德之后，还只剩下异教地区萨克森了。萨克森采取一切手段抵制了达32年之久，但最终还是被战胜，不得不接受基督教信仰。查理的目标达到了。当他于公元800年被教皇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时，经过百年之后又有了一个“西罗马”帝国。查理把自己看成是最伟大的罗马皇帝的接班人，同时又是基督教的西方领袖。很快，他就获得了“大帝”的称号，这对他是受之无愧的，因为他不仅是个战绩辉煌的战争统帅，而且是一个科学、艺术和文学的伟大的促进者。在他的被称为“法尔茨”的皇宫里，经常有著名的学者、神学家、诗人和建筑师进出。
除了法尔茨外，修道院也成了精神和思想生活的中心。最早的修道院出现在西方世界，是在公元六世纪初的圣本尼狄克时期，首先是为全身贡献给信仰的男子建立的团体。查理大帝极力促进修道院的发展。他建立了修道院和教堂学校，让自由农民和手艺人的孩子在其中学习宗教、写字、和算术。我们可以说，他是在推行一种先进的教育政策。他比其他国王更关注这个时期生活在贫穷中的普通百姓的忧虑和困苦。
当查理大帝于公元814年在他最喜爱的亚琛的法尔茨去世，他为欧洲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帝国，完全可以和东罗马以及拜占庭帝国相媲美，不需要惧怕任何其他的强国。查理的儿子虔诚者路德维希，无法和他的父亲的伟大相提并论，也不能控制整个帝国的统一。还在路德维希在位时，他的三个儿子就开始争权夺利。大儿子洛塔尔甚至宣布他的父亲已经退位，由他继承皇位。这当然不符合两个弟弟的愿望，于是联合起来反对哥哥。路德维希死后，每个儿子获得了三分之一国土。开始时三人还维持国家的统一，但实际上，这种分割已经是加洛林王朝没落的开始。洛塔尔家族消亡之后，他那三分之一的土地落入了东西法兰克之手。两个法兰克国的界限，把欧洲核心地带分为两半。当东法兰克部族的贵族们于公元936年选举萨克森人奥托为他们的国王时，德意志的历史翻开了第一页；而西法兰克，后来则成了法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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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和下层和底层
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很多强大的国家兴起又没落。因为，用征服手段建立一个大国容易，但要把它保住并治理好却很难。如果一个统治者想长期统治一个国家，那他就必须有一些新的思路。我们看到，从法老到罗马皇帝，他们都进行过各式各样的尝试。
查理大帝在这方面走了自己独特的道路，在日尔曼传统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新的统治和社会模式，对整个中世纪具有指导意义。
为了把帝国保全和治理好，皇帝是需要帮助的。他找到一批忠诚的追随者，称他们为“封臣”，并对他们的效忠进行奖励。这种奖励并不是钱财，而是土地及那里生活的农民。但这并不是送给他们的赏赐，而只是借给他们的物品。这样一些土地就叫做“采邑”；封臣就是皇帝的采邑受封人。中世纪早期，在人们的观念中，所有的土地均属于皇帝，所以皇帝也可以慷慨地分封采邑。很多采邑地域辽阔，得到这样采邑的封臣又可以把它划成小块，分封给他的所谓二等封臣。而二等封臣也可以继续分封下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就逐渐形成了一种采邑制度，它详细规定，谁可以成为谁的封臣，封主和封臣都有哪些权利和义务。双方相互承诺忠诚：“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在你需要时，我愿永远效忠和随时效劳。”
最初，采邑只同封臣本人相联，他死后，采邑将重新归还给封主。但后来，在东法兰克帝国慢慢形成一种习惯，把采邑继续传给封臣的子女；不知到了什么时候，这个习惯得到了认可，变成了现行的法律。从此采邑可以继承，消除了皇帝的处置权利。长此下去，皇帝的权势逐渐被削弱，而帝国中世俗和宗教界上层人物的权势却不断增强。这也是德意志帝国诸侯日益强大，而中央集权难以形成的原因之一。人们正确地把德意志称为“迟到的民族”。
中世纪的欧洲秩序主要建筑在采邑制度之上。由于拉丁文的采邑是“feudum”，因此我们称其为封建制度（德文：Feudalismus；英文：feudalism）。这个制度形如一座金字塔，每一层都有它的等级。最高处就是皇帝。下一层是由皇帝直接分封的世俗和宗教诸侯。他们和贵族、主教和修道院长老，组成第一等级。他们的下面是骑士、官吏、富有的市民和手艺人。处于最下层是所谓的隶属农民。他们被束缚在他们进行耕作的土地上，不许随意离开，但封主也不能把他们赶走或者卖掉，因为这不是他的私有财产。但“农奴”就不同了，他们不被当作人，而是当作物件，所以对待他们就和对待牲口没有什么两样。“农奴和他的耕牛，就是两只野蛮的畜生”，或者“农奴和公牛差不多，只是没有犄角”，上等人就是这样藐视他们的。实际上，所有人都依赖农民的劳动而生存—而且大多数都生活得不错。农民必须定期向他们的主人交纳生产出的部分粮食及肉类、奶酪、牛奶、禽蛋和蔬菜。此外，他们还必须服“劳役”，即无偿为主人在草场、田地或森林中劳动。他们必须协助修路、盖城堡和宫殿。农民自己只生活在简陋的房子里或用木头、树枝和土搭成的窝棚中。居室和畜圈虽然分开，但大多是在同一座房子里面。他们的饭食主要是菜汤、稀粥、奶酪和面包。
孩子的生活和成人没有什么两样。今天意义上的童年是不存在的。从小时起，孩子就得在家里和庄园里劳动。他们很早就结婚。13岁的女孩和18-20岁的男孩结为夫妇，常常就已经是六到八个孩子的父母，但很少有两个以上的孩子能够成活。妇女往往在生产时就已死去，即使能够活下来，也不会长命，因为生育频繁和劳动繁重，使她们身体十分虚弱，经常是疾病缠身。
大多数人生活在贫困和没有安全的环境中。这种状况在一百年中几乎没有变化。1620年，德国作家格里美尔豪生在他的小说《辛普利基西穆斯历险记》中，让13岁的主人公说，他既不知道上天有个上帝，也不知道农庄外面有个另外的世界。他相信，他和他的父母及其他帮工“是这个地球上惟一的人，因为我没有见过其他的人和其他的房屋，我只知道我每日进出的房子……我只长了一个人的模样，有一个基督孩子的名字，除此之外，我仅仅是一头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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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应是至尊者？
查理大帝促进了修道院的发展，并把它变成了—用一句时髦的话—教育中心。到了十一世纪，修道院发展得过于“世俗”，因而就产生了对立的运动。其发源地是勃艮第的克卢尼的本尼狄克修道院。这里的修士们要求重返圣本尼狄克理想，仍然要求修会的兄弟“oraetlabora”（祈祷和劳动）。克卢尼的修士认为，应该改变的不仅是修道院的生活；他们批评整个教会已经过于接近世俗。实际上，这正是查理大帝以来宗教的和世俗的统治日益密切结合的结果。从此开始了一场关于如何规范宗教和世俗统治关系的旷日持久的大辩论。
在“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里，加洛林王朝之后，由奥托家族和撒利安家族当政。他们虽是世俗的统治者，却又理所当然地有权任命修道院长和主教。1039至1056年执政的亨利三世，走得更远，甚至解除了他不满意的教皇的职位。这使很多宗教领袖感到愤慨。亨利三世39岁夭亡，由他少龄的儿子亨利四世继承皇位，这时，宗教界看到了他们的机会已经到来。从而实现了他们的要求，教皇将由七名红衣主教选举产生，皇帝不得干涉。1075年，教皇格利哥里七世甚至要求的更多：只有教皇有权任命主教。但年轻的国王不想放弃任命主教的权利，否则他的地位就将削弱。他和一些亲信商量之后，干脆宣布教皇已被免职。而教皇立即对国王宣布“绝罚”，也就是说，把国王开除出教会，并解除其臣民对国王效忠的宣誓。人们惊异不已，国王竟然像罪犯一样被驱逐，这是闻所未闻的事情。
没有过多久时间，“绝罚”的效果就显现了出来。越来越多的诸侯都站到了教皇一边，因为他们也担心遭到被“绝罚”的命运。此外，他们也希望削弱国王的权势以增强自己的实力。对亨利四世的压力日益强大，使他不得不前往意大利，寻求与教皇的和解。他赤足披毡在教皇的官邸卡诺莎城堡请求教皇的宽恕—作为慈悲的基督徒，教皇格利哥里没有其他选择：他只能重新接受悔过的罪人回到教会中来。亨利的艰苦之旅实际也是一着高明的棋步，从此以“卡诺莎之旅”载入了史册。
看起来，似乎教皇对国王取得了胜利，但这只是现象而已。亨利在等待合适的时机，然后率领大军开进罗马，任命了另一个教皇，并在彼得大教堂里让他为自己加冕，成为皇帝。
那个时代的人们，当时就已经清楚，这个“主教叙职权之争”，当然还远没有结束。但却也让人等了几十年的时间，双方才又开始有所动作，首先是在英国和法国，然后是在“神圣罗马帝国”，公元1122年达成的“沃尔姆斯宗教协定”，使双方做出了妥协。规定了宗教统治和世俗统治的权限和权利。这实际上是为后来的所谓政教分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个协定同时也巩固了教皇作为基督教最高首脑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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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十字架名义进行的战争
对中世纪的人来说，宗教和信仰是生活的中心—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希望今世生活的苦难，能够在天堂得到补偿。为此他们必须按照宗教的信条生活。谁要是有时做不到，就必须为他的罪过请求宽恕，去进行忏悔。很多基督徒都前往圣地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去朝觐，那是耶稣生活和受难的地方。在那里生活的阿拉伯穆斯林人容忍这些朝觐者。但当1071年土耳其的塞尔柱人占领这个地区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过了不久，他们甚至威胁到版图已经很小的拜占庭帝国的安全。在这个紧急情况下，拜占庭的皇帝求助于教皇。教皇于1095年用慷慨激昂的词语号召基督徒向土耳其人开战：“一个被诅咒的民族，一个没有上帝的民族，用暴力侵犯、掠夺和焚烧了基督的土地……我们宣布，凡拿起武器反对异教徒的人，他们的罪孽将全部赦免，在这场圣战中牺牲的人，将获得永生。”
这个呼吁获得了巨大反响，不仅停留在呼吁的主要对象贵族和骑士阶层，而且也在农民、手艺人，甚至妇女当中。“神圣战士”的目的是各不相同的；从希望摆脱困苦的生活条件，到希望获得丰厚战利品，到真正相信灵魂的解脱。在整个欧洲，集结了大军，于1096年8月，开始以十字架的名义进军巴勒斯坦。经过了三年的艰苦行军之后，第一支十字军到达目的地。基督徒的十字军占领了耶路撒冷，对那里生活的穆斯林和犹太人进行了一场可怕的血腥大屠杀。土耳其人被赶出了圣地，不想回国的十字军，在那里建立了基督教团，某些甚至成立了小国家。由于他们时刻受到穆斯林邻国的威胁，所以一再请求欧洲给予支援—继续派遣十字军就是后果。尽管如此，十字军还是无法制止耶路撒冷和圣地于1300年重新回到穆斯林的占领之下。
从军事上看，十字军东征是一个失败，但它对基督教西方世界并不是没有后果的：几百年来西欧人第一次接触到了比自己更为优越的文明。大多数十字军士兵来自农村；他们第一次看到了辉煌的城市，多层的甚至是豪华的楼阁，公共洗浴场所，医院和药房，雄伟的清真寺，图书馆和学校。他们见到了丝绸和毛绒布料，陶器和玻璃器皿以及东方的香料。就在十字军东征时期，东西方的贸易有了明显的增长。意大利的港口如威尼斯、比萨和热那亚这些贸易中心地区，有了飞速和巨大的发展。
除了各种物品之外，还引进了医学和自然科学知识，阿拉伯的数字体系，还有被阿拉伯人维护的古希腊遗产也同时来到了西欧。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十字军东征取得了和其意图相反的成果。基督徒走出了家门，原是为了把圣地从野蛮的异教徒魔爪中解放。他们到达了那里，不得不看到，那里的人比自己文明得多—基督徒应该向穆斯林学习，而不是相反。可以说，西方以这种奇特的方式从十字军东征中获得了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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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思想
十五世纪，就在大多数人还把他们的命运和世界现状看成为上帝所赋予的时候，有些人，主要是一些学者和艺术家试图从这个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图象中解放出来。他们至少有一种对美好时代的设想。但他们并不是面对未来，而是首先再次回到希腊和罗马时的世界，他们认为那个时代要比现在更为光明。这个时代有一个名字，叫“文艺复兴”。中世纪基督教所谓生活是为来生做准备的人类形象，已经不再适用。人们把目光放到了此生，把人推向科学和艺术关注的中心。从古希腊思想出发，人不再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而是自身有自己目的的生灵。他应该自己决定命运和生活，并发展自己的能力。作为先决条件，就是要普及以古希腊罗马为榜样的教育。这个新的思想，首先产生于欧洲文明最发达的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由于人被置于中心地位，所以被称为“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者所获得的新知识，并不是来源于圣经，而是通过自己对人和自然界的观察和研究。如意大利人莱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就是新的文艺复兴人的象征。他不仅创造了著名的油画《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同时还是雕塑家、科学家、建筑师、工程学家和发明家。人们甚至发现了他的飞行器设计图纸。解剖尸体，因为他想知道人是如何构造和如何运行的，并把他所看到的画成人体图画。这位博学天才达芬奇，同时意识到他作为科学家和发明家的责任，也是每一个科学家都应该具有的素质，他写道：“我知道如何长时间不吃东西而能在水下停留的方法。但我不发表，也不告诉任何人。因为人是性恶的，一旦掌握了这个方法，就会到海底去杀人。他们会钻破船底，让所有人都沉到海底。”
我们如果想把人类历史中的伟大人物排列起来，那么任何时代都不会像文艺复兴时代的阵容那样强大。画家和雕塑家米开朗琪罗、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和哲学家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天文学家哥白尼，是他发现了地球也是一个星体和其他星体一样围绕太阳旋转—他们都生活在这个时代。他们的新思想和新知识所以能够得到空前的流传，还要感谢文艺复兴时的另一项发明：书籍印刷术。1450年，德国美因兹人约翰·古登堡第一次成功地用金属的活字模印制书籍。这种方法比手写和木版印刷既快捷又便宜。于是，一本书就可以不受数量限制地印刷出来，而且质量全部一样。法国诗人维克多·雨果后来曾把古登堡的发明称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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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世界
文艺复兴是科学家和艺术家的时代，但也是世界探险家和航海家的时代。在中世纪，人们主要在已知的海岸线上航行，害怕“世界之端”会把他们冻死或烧死，或被那里的风暴粉碎和被海怪吞掉。这种担心一直延续到十五世纪，但文艺复兴的活跃气氛给了航海家以新的勇气。他们被探索冲动和探险欲望所驱动。当然也有明显的经济原因，有必要去探索新的航线和世界地区。
1453年，土耳其人最终战胜并消灭了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坦布尔，成了新兴的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从此，他们就控制了欧亚间所有的重要商道。他们向商人收取高额关税，使得来自印度的中国的物品更加昂贵。因此，人们在做东亚贸易时试图设法绕过奥斯曼帝国，并认为通过海路是可行的。
西欧的边缘小国葡萄牙，成了航海家寻找新航线的出发点。他们想从这里起航绕过非洲前往印度。他们年复一年地沿着非洲西海岸向南方航行，却毫无结果。只是到了1487年，一艘船才到达了大陆的南端；非洲要比人们想象得大得多。
这时，一位意大利航海家有了一个既简单又天才的想法：如果地球像亚里士多德假想的那样是个圆球，那我们就可以一直朝西航行，最终总会到达东方。当时已经有了中国发明的指南针，可以作为这个大胆行动的重要导航仪器。首先有这个想法的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的这个“疯狂的想法”受到了多少人的讥讽和嘲笑啊。他请求葡萄牙国王为他的探险提供必要的资助，并许诺为国王带回印度的财宝。他奔波了一年之久，他的请求却遭到国王的拒绝。哥伦布又转向了西班牙。在那里他受到了欢迎，最终争取到了王后的支持，获得了很多经费，购置了三艘航船。1492年8月3日，哥伦布和120名水手离开了西班牙。横穿陌生海洋的航行，耗费了比想象多得多的时间。他的随行人员开始怀疑他的设想，恐惧与日俱增，并产生了返航的念头。但哥伦布却坚信，总有一天会到达印度，继续命令船队前进。1492年10月12日，终于听到了“看见大陆了！”的喊声。哥伦布在航海日志中写道：“我们收起所有的船帆，只靠一张主帆前进。然后我们抛锚，等待天亮，这是一个星期五，我们到达了一个海岛，在印地安人的语言里，它叫‘瓜那哈尼’。”
哥伦布说“印地安人语言”—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登岸的这个海岛，必然属于印度，故称上面的居民为“印地安人”。
在后来的十年中，他又三次向西方航行，并断言已经到达了东亚。为了纪念他的这个错误判断，他所发现的那些岛屿至今还被称为西印度群岛。
朝着西方航海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很快就发现，哥伦布并没有发现通往印度的航线，而是发现了迄今尚未人知的一个新世界。根据航海家阿梅里戈（Amerigo）·韦斯普奇的名字，这块大陆被称为“亚美利加”（Amerika）。
紧随发现者而来的，就是征服者，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发生了争执，焦点是这个“新世界”到底该属于谁。最终把这个问题交给教皇去仲裁。教皇没有考虑多久，让人把新世界的地图拿过来，然后在南北中间划了一条直线，直线以西属于西班牙，以东属于葡萄牙。于是争执—至少是暂时—停顿了下来。
征服者都是冒险家，只是受利益的驱使才踏上征途的，他们期望在美洲攫取丰厚的战利品。尤其是对黄金的贪欲，使他们忘记了基督教的道德，而踏着当地人的尸体前进。最残暴的是西班牙骑士埃尔南·科尔特斯和他的500名士兵。他们从印第安人那里听到了有关传说国度阿兹特克的神奇故事，决定去寻找它。印第安人试图进行自卫，但西班牙的骑兵出现，而且带了一门火炮向他们发射，使他们在惊惧中落荒而逃。他们在这之前从未见到过马匹，也从未听到过大炮的轰鸣。他们把强大的外来人当成是神灵。1519年西班牙人到达了阿兹特克帝国的首都，他们大吃一惊，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大城特诺奇蒂特兰，位于一个盐湖畔。它的主要街道宽阔而笔直；街道的一半是坚固的路面，另一半是水渠，可以行船……城市有很多公共广场，经常举行集市。另外还有一个公共广场，周围竖立着圆柱，每天都有6万多人在这里聚会：商人和顾客交易着食品和用黄金、白银、铁板、青铜、骨料、贝壳、龙虾壳和羽毛制成的小饰品。还有出售成药的药房，有药水、药膏和药贴。还有些房子里面，可以花钱为人制作饭食和饮料……在这个城市里，有很多非常好和非常大的房子。还有很多高级住宅，因为这个国家的大人物和蒙特祖玛的封臣在这里都有自己的住所，并在一年的某些时间里在这里居住；除此之外，也还有很多富有的市民，同样有自己美丽的房产。所有这些房子，都有美丽而宽敞的房间和漂亮的花园……这座城市的居民在衣着上和服务上都比其他省份和城市更讲究和时尚。因为蒙特祖玛在这里常住，其他贵人们也是如此，因为人们在所有方面都很注重风气和秩序。”
科尔特斯就是这样向西班牙国王报告的。阿兹特克人友好地接待了这些陌生人。只是当西班牙人开始盗窃他们的珍宝，并企图用武力让他们皈依基督教时，他们才奋起反抗。科尔特斯把蒙特祖玛作为人质，要求他平息民愤。就在蒙特祖玛发表声明时，发生了暴乱。他本人被一块石头击中而丧命。科尔特斯只能保住部分人马仓皇逃窜。一年以后他带着更大的部队重返，占领并摧毁了特诺奇蒂特兰。在这个废墟上，一个新的西班牙城市“墨西哥”诞生，在原来的神庙广场建立起一座巨大的教堂。其他城市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公元1522年，阿兹特克帝国灭亡。取代它的是一个“新西班牙总督国”，首任总督为埃尔南·科尔特斯。
十年之后，西班牙人又听说，在南美还有一个民族，比阿兹特克人更为富有。在安第斯高原上生活的印加人确实很富有。他们的财富来源于勤奋、节俭和严密组织的生活秩序。一切财富均属于国家，国家为农业和矿山制定计划，监督手工业，并规定物资分配的准则。国家照顾老年人、病者和弱势群体的生活需求。用一句时髦的话说，他们几乎是一个后来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国家。
为了国家的安全和扩张，印加人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实力超过西班牙进犯者。因此，西班牙的军队首脑弗朗西斯科·比萨罗使用了阴谋诡计：他请求印加统治者答应同他进行一次友好的谈话，他不带武器，这个要求得到满足以后，他却把印加统治者劫持，并要求用金银财宝装满一个房间，才能释放他们的统治者。而当印加人交来无数黄金器皿和艺术品后，他却违反诺言，把印加统治者杀死。统治者和“太阳神”之死，引起了印加人的暴动，而西班牙人则占领了这个国家。
很快，一场对新世界的肆无忌惮的掠夺开始了。除了新的果品，如可可、玉米、马铃薯、西红柿、菠萝和烟草外，欧洲最关注的就是金银。在矿山中，印第安人不得不在非人的条件下劳动，很多人都因此而悲惨地死去。同时，欧洲人带来的瘟疫和疾病，也成了对印第安人的致命威胁。人们估计，在中南美洲，被发现前大约有居民7500万人。到了1570年，就只剩下了不到1000万人。仅仅这个数字就已经表明，欧洲人在这里都干了些什么。但这还不是一切：由于当地的印第安人很快就不能满足农业和金银矿劳动的需要，人们就到非洲去猎捕黑奴，用船把他们运到美洲，像牲口一样出卖。
在十六世纪，当欧洲踏上从黑暗的中世纪走上光明的新时代的旅途时，欧洲的征服者却在南美和非洲写下了世界历史最黑暗的篇章。两个大陆至今还生活在那一章的阴影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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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会的分裂
公元1500年左右，西欧只有一个基督教会，它的首脑就是罗马教皇。这个教会，随着时间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很多教会头领越来越关注金钱、奢侈和权势，而不再是耶稣基督的学说和人的灵魂。教廷也需要大量钱财供日益奢侈的生活开销，当教皇利奥于十六世纪初要修建一座世界还从未见过的大教堂时，就必须开辟新的财政来源。于是就出现了一个狡猾的计划：“赎罪券交易”。教皇派出传教士去告诉人们，只要花钱购买“赎罪券”，一切罪孽就可以得到宽恕，不再受炼狱之火的煎熬。
但这种违反基督教义的交易，却遭到德国的修士和神学教授马丁·路德（1483-1546）的坚决反对。1517年10月31日，他发表了《九十五条论纲》，依照圣经的教义指出，推销赎罪券的传教士如果不是走上了歧途，那就是有意在说谎。“每一个基督徒，只要对他的罪孽感到悔过和痛苦，他就已经得到了宽恕，不再受惩罚，他所需要的不是赎罪券，而是上帝的慈悲。”他这样写道。
很多人都对此感到欢欣鼓舞，终于有人公开指出了天主教教会的弊端，而且是用一种清晰易懂的语言。路德很快就赢得了很多信徒，和他一样要求对教会进行改革。这当然不会受到教会头目的欢迎；教皇要求路德“撤回他的错误观点”，否则他将被教会开除。但路德却毫不动摇。对他来说，圣经中的话比教皇更为重要，他甚至称教皇为“反基督教徒”。
教皇发出斥责路德的通谕，但被他的信徒在欢呼声中公开焚毁。教皇的使者当时有这样的记载：“整个德国都处于动乱之中。十分之九的人在欢呼‘路德’，而其他十分之一的人，虽然对路德并不在乎，但至少也在喊‘打倒罗马教廷’。”
为了结束这一场斗争，查理五世邀请这个“桀骜不驯的修士”来到乌尔姆斯帝国会议，让他在世俗和宗教上层人物面前承认错误。但路德在这里却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如果不是萨克森大选侯把他保护并隐藏起来，他可能会被当作异教徒烧死。
其他一些公侯也站到了路德一边，离开了天主教会。很快，两个阵营就进入了不可调和的境地，1546年在他们之间甚至发生了一场战争。最后于1555年达成了“奥古斯堡宗教和约”，路德的教派，即新的“抗罗宗”（现称新教），作为平等的宗教获得承认。神圣罗马帝国各个诸侯都可以自行决定，他的领地实行哪种教派。
宗教改革并没有局限于德国。在瑞士，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神甫乌尔利希·茨温利（1484-1531）和生活在日内瓦的法国人约翰·加尔文（1509-1564）都是促进改革的人物。特别是加尔文还创立了与路德学说不同的独立理论。他主张“上帝预定说”，即人的生活早已注定；“人并不是在同样的条件下产生的，对某些人是永恒的生命，而对另一些人则是永恒的诅咒，这一切都是事先注定的。”一个人是否被上帝选定，按照加尔文的理论，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已可见：谁要是能够通过勤奋和节俭扩大了自己的财富，他就获得了永恒的生命；谁要是做不到这些，他就要下地狱。这就是加尔文主义的核心。他主张信徒应有获取更多利润的欲望，在今天已被看做是现代资本主义形成的重要动力。
从瑞士越过几个南德小国，加尔文的学说也在荷兰、法国—这里的加尔文信徒称为“胡格诺派”，以及苏格兰和英格兰得以传播。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加尔文派自称为“清教徒”。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移民美国，对美国的发展发挥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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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信仰战争
天主教会用各种方式试图制止新教的传播。1545年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用了18年的时间，最后在特兰托制定天主教的新学说和新教会。信仰的原则重新加以定义，并同“因信称义”学说划清界限。教皇、主教和神甫的权利和义务都详细确定下来。他们重新成为上帝的仆人，而不再是争权贪欲的贵族，他们应该更多关注信徒，特别是关注穷人。天主教会想重新赢得人们的信任，并使自己具有吸引力。1534年由西班牙人依纳爵·罗耀拉创立的“耶稣会”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耶稣会成员不把自己关在修道院中，而是深入到普通人中间，作为学校和大学的教师，作为诸侯宫廷的顾问和忏悔神甫，作为传教士，获得了很大的影响。天主教改革的时代，也被称为“反宗教改革”。确实，很快就有很多人重新回到了天主教会。
然而，两个宗教之间还远没有和解。在所有天主教和新教同时存在的欧洲国家中，还一再出现争斗。在法国，1572年8月24日的巴托罗缪之夜成了惨剧的顶峰。天主教的狂热份子在这个夜里屠杀了大约2万名胡格诺信徒。但即使在这里，新教也不可能长期受到压制。1589年亨利·纳瓦拉成为法国的第一个胡格诺国王。他虽然必须皈依天主教信仰，但却在1598年的“南特敕令”中给予胡格诺教派在国内活动的平等权利。
（插图：原文第81页。文字：弗朗索瓦·杜布瓦的油画的一部分，表现了巴托罗缪之夜的悲惨场面。）
当时强大的西班牙由菲利普二世统治，这就是说，他比教皇更为天主教。他迫害所有“异教徒”，谁要是不放弃“伪信仰”，就必须用火刑处死。同样在隶属西班牙的尼德兰，菲利普也是用各种手段压制新教。但在尼德兰北部，新教在威廉·冯·奥兰治的领导下，同西班牙统治者斗争了十年之久，终于在1581年获得了独立。他们的行为根据是：“一个人民不是为王侯而生，而是一个王侯为了人民的意志而存在，没有人民也就没有王侯。他的存在，就是要依靠法律和公正统治他的臣民。如果他不是这样行动，而是像对待奴隶那样，那他就不再是王侯，而变成了暴君。因此，我们宣布，当今的西班牙国王已经无权再统治尼德兰。我们要解除一切官吏、上司、主人、封臣和居民过去对西班牙国王所做出的服从和效忠的誓言。”尼德兰人就是这样明确宣布他们的反抗权利的，这些观念后来在很多国家的宪法中都有所体现。
但是，菲利普二世并没有放弃反对新教的征战。他建造了当时最大的战争舰队，并派这支“阿马达（Armada）”舰队向英国进发。当时英国的统治者是信仰新教的伊丽莎白一世，而苏格兰女王天主教徒玛丽亚·斯图亚特正是与她争夺王位的死对头。伊丽莎白逮捕了斯图亚特并把她处死。这也是菲利普发兵进犯的借口之一。此外，伊丽莎白还在反菲利普的斗争中支持了尼德兰，而且在本国也迫害天主教徒。菲利普想占领英国并推翻伊丽莎白。但西班牙的大船由于装载过多，同英国的小快船相比，行动过于沉重和缓慢。在加上风暴的天气也助了英国一臂之力。所以，英国最终成功地给予西班牙的阿马达以毁灭性的打击。菲利普二世在争夺天主教在欧洲霸权的斗争中遭到了失败。英国却从此作为世界最大的海上和殖民大国开始崭露头角。
同样在德国，十七世纪初，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并于1618年爆发了三十年战争。开始时还是为了宗教和信仰。但当皇家天主教大军在统帅华伦斯坦的率领下占领了北德，并把当地的教会财产归属于帝国时，当地信仰天主教的公侯却也起来反对皇帝；他们不希望皇帝过于强大。对这些天主教诸侯来说，权力比信仰更为重要。
当邻国也卷入战争时，权力问题已经居于首位。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率领军队为新教而战；特别想把北德从天主教手中夺回来，以便保障瑞典在波罗的海地区的主导地位—而天主教的法国却支持了他。战争早已不再是为了宗教。法国所希望的，是取代已经四分五裂、在战争中大大削弱了的德国在欧洲的领导权，它最终达到了这个目的。
（插图：原文第83页。文字：在三十年战争中，士兵们不懂得怜悯，甚至对平民也是如此。）
在1648年10月达成的“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确认了1555年奥古斯堡的宗教和解，并在一点上做了重要的补充：臣民们不再有义务接受上层的宗教信仰。德意志各诸侯的权势通过这个和约得以加强，皇帝的力量相应削弱。德国不得不向法国和瑞典割让土地，瑞士和尼德兰变成了独立的国家。如果说，德国在战争开始时，还有1700万居民，那么到战争结束时就只剩下了1000万。而且，这些人现在生活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又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从战争的社会和经济后果中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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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日本的闭关锁国
欧洲的征服者也企图在远东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势力。他们只在较小的国家和印度取得了成功，但却没有在中国和日本。
在中国，几百年来的生活没有发生变化。朝代不断更迭，较弱的皇帝被较强的所取代；有些重视建立强大的军队，以扩大自己的版图，另一些又看中发展经济和贸易；有些使用恐怖和暴力进行统治，有些又用心于教育和文化。
在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的明朝，中国在一个短时间内转向西方。他们建造了船队，于1431年到达了非洲东海岸，并踏上去欧洲的旅程。但外交上突然出现了转折，远征停顿下来，中国从此对西方世界和西方思想把自己封闭了500年之久。还在1793年，乾隆皇帝致函英国国王说：“国王陛下，尔虽远隔重洋，却以谦卑之心，求学我之文明，并遣特使呈上信函，表尔对我天朝有敬仰之意，诚愿得我之文化，然我国之风俗习惯与尔截然不同，难以移植贵国享用，即使贵国特使有能力接触我国文化之毛皮……朕对贵国物品无有需要。我天朝物产充裕，在国土以内并无匮乏之忧。无必要以我之物从蛮荒之国交换贵国物品。然而，天朝生产的茶叶、丝绸和瓷器，如若欧洲各国和尔邦极有需要，则可于广东进行有限交易。”（因未查到原始文件，故只能按德文意译。—译者）
直到十八世纪，中国始终感觉自己优于世界其他地方。葡萄牙、荷兰和英国企图在中国站稳脚跟，甚至传播基督教的尝试，均遭失败。和欧洲的往来仅局限于出口瓷器、丝绸、棉花和茶叶。
与中国相比，欧洲人在日本要成功一些。1542年，第一批葡萄牙商人在那里登陆，七年以后耶稣会传教士弗朗西斯·哈维尔得以在日本开始传播基督教的活动。他和同伴甚至取得相当的成功；人们甚至说这是日本历史上的“基督教世纪”。这所以如此，是因为很多地方诸侯不断进行战争，无暇顾及欧洲传教士的动向。在这些无数的争战中，德川家康最终于1600年取得了胜利。统一了国家，让天皇授予他有继承权的幕府职位。幕府是一种类似政府首脑和最高统帅融为一体的职务，实际是帝国中最有权势的人。刚刚就任伊始，德川就开始清理欧洲的影响。欧洲人被驱逐出境，基督徒遭到迫害，到了十七世纪中叶，基督教信仰几乎在日本绝迹。
除了中国人和少数向日本提供西方商品的荷兰商人外，外国人从此禁止和日本通商。从1615至1854年，德川幕府彻底封闭了这个国家。外国人不能进去，日本人不许出来。人民的生活主要依靠传统的价值观念，完全按照古老的风俗和习惯。日本就这样经历了250年之久的内部和平和经济繁荣。然而，日本和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却导致了两国切断了与西方的经济和科学发展的联系，达数百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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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即国家！
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的一句话，像路易十四这句话这么有名。他于1643年，刚刚五岁，就登上了法兰西国王的宝座，执政达72年之久。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曾统治过这么长的时间。当然，在孩提时期他还不能亲自统治；而是由监国马扎然红衣主教代他理政。1661年马扎然去世，路易十四随即召见国务委员会，并声明：“我把各位召集到这里，是为了对各位说：从现在起，我的事务由我自己处理。我需要的时候，各位可以用你们的建议为我服务。”一位神职人员提出，红衣主教马扎然死后，他将向谁请示教务，路易回答：“当然向我，大主教先生！”
由于路易十四想在他的帝国中独断专行，所以他首先在身旁聚集了一批对他绝对顺从的人。一些以为有权得到高级职务的贵族，被他巧妙地解除了权力：他们公开的身份是皇帝的顾问，所以必须住在宫中他的身边—但这只是为了能够监视他们的行动。他从来没有向他们顾问过什么。
同样在国内，他也不把权力交给贵族，而是在每一个辖区，都安置一个来自市民阶层的亲信官员。他们之中如果有人违反了自己的义务，他随时都可以把他们撤掉。
所有的捐税和关税全部进入国库，如何使用这些钱，完全由国王决定。他还给自己颁布法律的权利；甚至连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也完全由他自己决定。他握有国家的全部和绝对的权力，也是用“专制主义”方法统治国家。路易十四把自己比作太阳，所以也被称为“太阳王”。至于说本章标题上的那句话，到底是不是他说的，我们无法证明；但他完全有可能说这样的话。
太阳王让人在凡尔赛建造一座巨大的宫殿。换算成今天的货币，花费了大约250到300亿欧圆—对当时的状况来说，这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宫中有4000人随时为国王服务。从早上的穿衣到晚上的脱衣，总之他的一切行动都像是演戏，他是戏中的主角，其他人则是配角。和建造宫殿一样，他在宫中的奢侈无度的生活也要花去很多很多的钱。此外，他还有一支庞大的军队，是一支“常备军”，和平时期住在兵营中，也需要大批经费。
筹集这些必要的经费，是大臣科尔培尔的任务。他有自己的理财学说，认为，国际贸易就是一场战争。为了在这场战争中取胜，就必须尽可能多出口，少进口。对这种经济政策最合适的生产方式，就是早期的工业企业，即手工工场。他用低息贷款和免税等优惠政策给予促进。在手工工场中，各道工序配合协调，成百的专业和辅助工人，高质量地大量生产出服装、地毯、家具、车辆等等各种产品，几乎就像现代的流水生产线。为了尽快卖出这些产品，他扩建和新建了很多道路、运河和港口。为了低价售出这些产品，他降低了出口关税；而外国的商品，由于进口关税的提高，大多数法国人都因其过于昂贵而无法问津。这种经济政策，人们称为“重商主义”。他的首要任务是为了充盈国库，但却丝毫不顾及本国人民的疾苦。
1698年，一名顾问向国王报告说，“最近一段时间，有十分之一的居民沦为乞丐，只是依赖乞讨才能得以生存；而其余的十分之九中，有一半以上却无力通过赏赐去帮助那些最贫穷的人，因为他们自己也几乎遭遇同样的命运。还有十分之四的人，其中十分之三也是状况极度不妙，经常遭到司法案件的干扰。据我的印象，人们在法国对下层人民给予过少的关怀，和太少的扶持。因此，他们的大多数就成了王国中最堕落和最困苦的阶层，但另一方面他们由于数量巨大，为国家做出过真正有益的贡献，又是国家最重要的阶层，是他们通过劳动、经商和纳税，养育了国王和整个帝国。”
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他所留下的国家，从外表上看虽然还是那么辉煌，内部却是困难重重。国家财政面临崩溃，法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已经动摇，法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尽管如此，路易十四对当时欧洲的许多君主王侯却是伟大的榜样。他们学习他的生活方式，他的执政风格，他的政策，人人都想成为一个小太阳王。和在法国一样，这些国家的普通百姓同样遭受苦难。特别是农民，受到最严酷的压榨。他们要付捐税，要为修建巨大的宫殿、修道院和市政厅，付出劳务。当我们今天欣赏那些华丽雄伟的建筑时，不应该忘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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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榜样
在英国，1215年以后就再也没有了君主专制制度。当时，在著名的“自由大宪章”中就已规定，国王只有在诸侯、主教和男爵们同意的情况下才有权增加税收。一个由上层贵族组成的会议负责监督。这个会议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机构，在国王所有重要决策中进行咨询。十四世纪以来，有身份的市民和地方骑士也参加了会议，后来就成了由两部分组成的议会：贵族和主教组成“上院”，地方骑士和市民组成了“下院”。
到了十七世纪初，所有的国王和女王都同议会进行了合作，没有出现值得一提的矛盾。但到了1625年，查理一世登基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他坚信自己是上帝所选择来统治这个国家，而且应该按照自己的判断来进行统治。他为此还援引了著名学者的论据，说在国家中只能有一个人决定，应该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这个统治者只对上帝负责。但议会和人民却不同意他的观点。几年之后，矛盾日益尖锐，到1642年，终于发展成为内战。议会的军队由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率领，他是一个极端的清教徒，自称是“上帝的卫士”。在两次决定性的战役中，克伦威尔的军队大获全胜。于是，他把所有不愿跟随他，主张和国王和谈的人赶出了议会。然后，残缺不全的议会把国王送上法庭，判处了死刑。1649年1月31日，查理一世在伦敦王宫前被斩首。这是世界历史上首次出现的臣民起义要了国王性命的先例。
英国变成了共和国，克伦威尔成了政府首脑。他很少关注议会的权利，于1653年宣布自己为终身的“护国主”，他依靠军队来统治国家，就像一个军事独裁。他的执政风格，几乎和被处死的国王没有什么两样。他死后，由他的儿子继任，由于十分无能，一年之后就被撤换。何况大多数英国人早已厌烦了克伦威尔式的共和国；他们希望再有一个国王，但必须同时有一个强大的议会。
1660年5月，查理二世成为英国新国王，他必须事先宣誓尊重议会的权利。但没有过多少时间就清晰地表明，他同样在追求专制主义的统治。而且同天主教的关系十分密切，在任命官员时也偏向天主教势力。议会为了抵制这种倾向，通过一项法令，禁止天主教徒担任官方职务。议会的议员们，还想走的更远，试图消除天主教徒成为英国国王的可能性。这时正好来了一个机会，查理的女儿玛丽亚同荷兰的新教徒威廉·冯·奥兰治三世联姻。议会要求他们在反天主教的斗争中出力，为此可以得到英国的王位。他们接受了这个要求，并于1668年率领大军在英国登陆，国王只好逃亡法国，他的军队无条件投降。于是，威廉和玛丽亚兵不刃血进入了伦敦。但在他们登基之前，必须签署一项协议，即所谓的“权利宣言”。其中确定了英国议会和市民应享有的重要的基本权利：法律只有在议会通过后才能颁布或废除；议会选举必须自由和不受干扰地进行；议会的议员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并享有豁免权，即没有议会的特殊允许，议员不受刑事追究；没有议会的同意，国王在和平时期不得维持常规军队；独立的司法机构负责维护法律的执行；任何人不经法庭判决不能被处死和被关押。1689年的这些基本权利的确定是具有革命性的；被英国人称为“光荣革命”的运动，也就此宣告结束。
当欧洲其他国家的君主专制制度还在效仿法国榜样的时候，英国议会就已经争得了主动权，朝着现代国家立宪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1734年，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在他的《英国书简》中写道：“英国的宪法已经如此的完美，使得所有的人都能够享受在几乎所有君主国家被剥夺的自然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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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武力走向现代
在十六和十七世纪的发展中，欧洲及世界的大部分国家，都在忙于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他们几乎无暇顾及一个新的力量正在走进历史：俄国。
君士坦丁堡1453年被穆斯林土耳其人占领以后，俄国的神职人员，宣布自己是惟一真正的—即“正统”的基督徒。他们把莫斯科宣布为“第三罗马”，和真正的基督教中心，有意把自己同西方隔离开来。莫斯科的大公爵视自己为拜占庭皇帝的继承人；1547年，享有“雷帝”称号的伊万四世，获得了皇帝的称号，成为俄国第一个沙皇。他用铁腕进行统治，削去了贵族的权力，没收了他们的土地。他直接指挥的警察，向贵族施加暴政并大开杀戒，其他反对沙皇政策的人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伊万用残暴的方法，建立了一个专制主义的执政体系，把整个国家看成是他的个人财产。
和拜占庭时期一样，在俄国，教会和国家也是密不可分的：教会需要一个保护者，作为回报给予沙皇及其政策以合法的地位。一个宗教领袖在写给伊万四世的一封信中说：“虔诚的沙皇，您知道，正统基督信仰的所有国度，都已共同过渡到您的帝国之中。您是全世界所有基督徒的沙皇。两个罗马已经没落，而第三个就竖立在这里，第四个是不会再有的。”沙皇在上帝和教会的帮助下将去征服异教徒的国度。俄国的教会人士承认沙皇具有无限的领导地位。“在自然界，沙皇和所有的人都相近似，而从权力上看，他就是至高无上的上帝。”
和在伊万进行的很多战争中一样，教会也在压迫农民的政策中和沙皇并肩战斗；世俗和宗教的大地主，都希望农民依附于自己。于是农民的自由逐步受到了限制，最终于1649年变成了农奴。这样一来，他们几乎失去了任何权利，完全被控制在主人的随意性之下，在极度困苦中度日。即使当沙皇彼得一世（1682-1725）开始改革这个落后的国家时，情况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彼得一世的意图，是让俄国向西方开放，并向西方学习。为此，他于1697-1698年进行了一次空前而非凡的旅行：他带着250名随从，匿名周游了西欧。他想对各种国体和经济社会制度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只是在各国宫廷中，他才显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他会面以后，汉诺威大选侯夫人写道：“尽管他有一些天赋的优秀品格，但他的农民习气仍嫌多了一些。”
确实，宫廷生活并不是彼得的世界。他更关注技术和经济，他去听有关机械的理论课程，拜访实验室里的学者，观看他们如何作业。据说为了学习造船，他还曾用彼得·米哈伊洛夫的名字，到英国和荷兰造船厂作为木匠劳动了十个月之久。他的这些不寻常的行动，给很多诗人和音乐家以创作灵感，例如艾伯特·洛尔青就据此写出了歌剧《沙皇与木匠》。
沙皇带着新的知识并招聘了各行各业约1000名专家返回了俄国。很快，俄国的男人就不得不剪掉长胡须，脱下传统的服装，以便能够像是真正的欧洲人。然后，彼得就想有一个新的、欧式的首都，并同时是一个波罗的海港口城市。尽管选中的地点由于经常受洪水的侵袭是一片沼泽，完全不适合修建城市，但沙皇还是召集了大批农民、工人和手艺人，“在可怕的生活环境中，由于营养不良和瘟疫的传播，不断减员的情况下”，弄干沼泽，用树桩钉入地下，然后再在上面建造房屋。根据严肃的估计，大约有12万人在工程中丢掉了性命。对沙皇来说，新的首都圣彼得堡，就是“开向西方的窗口”。据说，他把这座城市称为“我的天堂”。
为了增强俄国的世界地位，沙皇按照西方的模式改造了军队。为此，每年大约有三到四万年轻的男子被迫入伍，严格训练，为战争做准备。俄国海军也不断扩建，直到成为波罗的海中的最大舰队。像军队一样，彼得还重组了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各地区的首长直接对帝国政府负责，帝国政府又对沙皇负责。这样，各级政府就只能贯彻他的意志，用服务的贵族取代了世袭的贵族。官吏和军官的新等级，不再根据出身，而是根据在各自岗位上的业绩而划定。
从所有这些改革中，工人和农民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恰恰相反，他们必须承担更多的劳务和税赋。“上层阶级摆脱了俄罗斯的传统习惯，但同时也脱离了人民；他们开始以外国的方式生活，着装和说话……这样一来，沙皇和人民之间产生了裂痕，古老的联结逐渐松弛。俄国的君主变成了暴君，自由的人民等同于失去自由的奴隶。”一位俄国历史学家这样评价当时的形势。但沙皇—这时已被称为彼得大帝—却对这种评价置之不理。他以冷酷的决心，追求使俄国现代化的目的。当皇子阿列克谢因参加一个复旧运动，企图制止父亲的西方路线时，沙皇让人杀死了自己的儿子。
彼得大帝于1725年去世时，虽然遭到了大多数俄国人的唾骂；但俄国却从此在欧洲政治舞台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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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哈布斯堡到霍亨索伦
祖籍在瑞士阿尔高的哈布斯堡伯爵家族，经过数百年的经营，成功地使自己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家族。最初的发迹是1273年，当鲁道夫·冯·哈布斯堡就任德意志帝国“临时皇帝”的时候，这是因为在困难时期，没有哪个大公爵愿意戴上这顶皇冠。一直被认为是软弱无能的鲁道夫，却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了一个聪慧的政治家和父亲。他技巧地把他的九个子女嫁娶出去，使得越来越多的家庭成员占据帝国的重要岗位，这几乎变成了传奇故事。这样，他就为了家族的非凡兴旺发展奠定了基石。到了查理五世—1519-1556在位—，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范围已经东起匈牙利，西到西班牙，并通过西班牙到达了美洲。皇帝甚至可以说，在他的帝国里，太阳是永不落山的。但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是任何一个统治者不能持久控制的，更何况很多公侯都在推行自己的政策。只是当奥斯曼帝国不断扩张，土耳其人1683年逼近维也纳时，各地的诸侯才赶来援救皇帝，因为这终究是为了拯救西方文明。哈布斯堡家族占据罗马德意志皇位直至1804年，但真正在它控制下的却只有奥地利、匈牙利和波希米亚。
在哈布斯堡的阴影下，另一个古老的王侯家族于十七世纪开始显露头角，尽管当时的条件十分不利。那就是霍亨索伦家族。当时的势力范围是支离破碎和经济不发达的勃兰登堡和普鲁士。但在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统治的四十八年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按照法国的榜样，革新了行政管理、经济和军队，从而为勃兰登堡和普鲁士的振兴奠定了基础。但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却不愿意只当大选侯，他想当国王。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换取了主要公侯和皇帝的同意。1701年1月，弗里德里希在科尼希堡加冕成为“普鲁士国王”。但这却遭到了维也纳哈布斯堡宫廷的嘲笑；普鲁士的首任国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在弗里德里希一世时，哈布斯堡的这种反应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一个没有什么政治分量的文人，所以他也不值得人们的重视。但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却完全不同，很快他就获得了“士兵国王”的称号。对这个虔诚的书呆子来说，一支强大的军队和勤俭的理财，是一切的必要条件，只有这样“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才能得到有保障的持久幸福。”因此，他就—有时是用暴力—招募年轻的男子，并把军队扩大了一倍，达到了八万人。为使士兵绝对服从，他选择了惟一的方法—严厉的体罚。因而，“普鲁士式的调教”很快就闻名于世，但也臭名远扬。
责任感、服从、纪律、秩序和勤奋，是这位“士兵国王”的最高价值。所有这些准则他都在军队中得以体现；他的目标是想把全国变成一座兵营。“普鲁士品质”已成为一个固定的概念，但后来却沦为声名狼藉；但如果没有这些，一个落后的小国，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走上了欧洲强国的通途。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生命结束时，普鲁士已经具有一支欧洲第三强大的军队，不但消除了债务—而且还有了1000万塔勒尔金币的战争储备。
士兵国王一直希望他的长子弗里德里希能够和他一样，把这个事业继承下去。但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在下一章，论述那个时代的精神潮流和发展时，我们会说明到底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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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时代
十七世纪末期和十八世纪，被称为“理性的时代”。它想说明的是，人们的思想越来越从迷信中，也包括盲目的信仰中解放出来。在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时期所开始的事业，以更为显著的形式得以继续。这种新的思想潮流首先来自英国和法国。所有迄今为止对宗教、国家、社会和经济的观念都遭到了置疑，受到理性判断的严格考验。凡是经不起这种“理性”考验的东西，就会—像在实验室里一样—被抛弃。只有人们用理智可以认识的问题，才是真实的，法国人若内·笛卡儿，早在1637年，在他的《方法谈》一书中这样写道。
人不应该再受陈旧的权威所左右，而应该独立地和理性地，即“开明地”行事。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在他的著名论断中，总结了启蒙的含义：“启蒙是人们摆脱自我受制状态的出发点。自我受制是一种不受他人指点就无法进行理智思考的无能状态。这种受制状态，是自己造成的，如果这种受制状态的原因不是由于缺少理智，而是因为没有他人的指点就没有决心和勇气的话。那么Sapareaude！请鼓起勇气来！去利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竞选口号。”
启蒙主义者主张人的自然平等，并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和尊严，是任何人都不能剥夺的，包括皇帝。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1689年写道：“如果我们看到，人在如何置身于自然之中，那我们就看到了：这是一种完全的自由状态。”
七十年之后，日内瓦的让·巴蒂斯特·卢骚在他的《社会协约》一书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人是在自由中诞生的，但却又到处给他戴上了枷锁。”卢骚、洛克、康德、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其他启蒙运动者要给予粉碎的，恰恰就是这些枷锁。在自由中诞生的人，也应该在自由中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天生权利。他们应该签定协约，平等地确定被统治者和统治者的权利和义务。为了不使任何人在国家中权力过大，权力应该分隔开来：一个立法，一个执行，另一个则应该关注这一切是否在正确运行。
根据这个思想，统治者不是由上帝，而是由人民选择的。他的使命是尊重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福祉和促进人的幸福。如果一个统治者不能遵守和人民签定的协约，或者滥用人民对他的信任，那么人民就可以罢免他的职务。这种新的革命性的思想，当然遭到了欧洲占统治地位的专制主义势力的拒绝。只有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俄国的女皇卡塔琳娜大帝和普鲁士的王储弗里德里希接受了启蒙运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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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王位上的哲人？
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当王子时，有过不寻常的童年和青年。“士兵国王”要把儿子培养成为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弗里茨必须和我一样！”早在弗里茨五岁的时候，他就让儿子穿上军服，和他一起参加骑马、狩猎、阅兵和演习。而这个王储却对军事和一切“普鲁士品质”十分反感。这个聪慧而稚弱的弗里德里希真正喜欢的却是宫廷的生活和美好的艺术，他特别喜爱法国文学，偏好哲学，创作诗歌并秘密学吹横笛。而对他父亲来说，这些都是愚蠢的荒唐事，他常常为此遭到父亲的责罚。弗里德里希18岁的时候，为了摆脱父亲的皮鞭，和一个朋友出走，想离开这个国家；但在边境被抓获。国王把他们两人送上了军事法庭，并判处了死刑。在行刑前，王子虽然得到了赦免，但却不得不看着自己的朋友上了断头台。这以后，按照父亲的意志，他被关进了监牢。
所有这些遭遇和经历，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年轻的弗里德里希。很快他就顺从了父亲的意愿，在行政管理、经济和军队中学习本领。最后他甚至和父亲为他选择的，他并不爱的公主结了婚。他和公主生活在勃兰登堡的莱茵堡宫中，但却终于有了闲暇转向他所喜欢的音乐和文学，并开始从事哲学研究。他在这里开始和伏尔泰通信往来并写了一本书。在这本书中，他塑造了一个责任心很强又热爱和平的统治者，在行动中接受了启蒙运动的影响。人民的福祉高于一切。统治者在他的眼里只是“国家的第一公仆”。
弗里德里希于1740年登基为普鲁士国王，很多人都希望在普鲁士王位上终于来了一位哲人，以和平的理念统治国家。在短时间内确实也是如此。登基后没有过几天，他就取消了体罚；同样取消了国王干预司法的权利。他采取措施，让所有人不论什么阶层在法庭受平等待遇。然后，他又宣告信仰和宗教自由。“在我的国家里，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方式获得灵魂的安慰”，这是他的一句名言。
对他那个时代来说，弗里德里希确实是一位宽宏的君主；在他的统治下，普鲁士除了传统的臣民精神，也有了发展新思想的可能性。例如诗人戈特霍尔德·埃弗赖姆·莱辛在他的文章和剧本中，特别是在《智者纳坦》中，提出所有人在相互关系中，都应该理智、宽容和人道的主张。没有人在普鲁士反对这一观点，国王更是如此。
然而，弗里德里希毕竟不仅仅是一个哲人，他还是普鲁士最高的军人。在这个角色里，他出人意料地利用了出现的第一个机会，向哈布斯堡王朝索要土地，以扩大自己的版图。这个机会，就是哈布斯堡的皇帝查理六世的驾崩，引起了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发生争执，即他的女儿玛丽亚·特蕾萨是否应该继承皇位，还是只能登上奥地利的国王宝座。由此而产生的动荡，立即被弗里德里希所利用，把军队开进了属于奥地利管辖范围的西里西亚。于是爆发了西里西亚战争。玛丽亚·特蕾萨遭到两次失败之后，联合了俄国和法国，接着开始的从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普鲁士已无法取得胜利。但面对强大的联军，弗里德里希却显示了他作为统帅的卓越才干。首先他要依赖的，就是普鲁士军队的严明纪律和战斗力。当这一切都不足以取胜，战争眼看就要失败时，弗里德里希却十分幸运—甚至有人说是出现了一个奇迹—：俄国女皇伊丽莎白突然谢世。而她的继承人彼得三世却和她完全不同，他是弗里德里希的崇拜者，因此掉转了枪口。一年以后，这场战争以“胡伯图斯堡和约”宣告结束。这时已被称为弗里德里希大帝（即腓特烈大帝）的普鲁士国王，终于使普鲁士变成了欧洲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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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美洲去！
十七和十八世纪，成千上万的欧洲人移民美洲，他们期待在这个新世界有一个更好的生活。有人出于经济原因，踏上漫长而危险的旅途；很多人背井离乡，只是追随自己的信仰，而陷入了困境，例如来自英国的很多清教徒的“朝觐神甫”，他们早在1620年就登陆北美洲东海岸。移民者在这里修建村庄，开发森林，开垦土地，企图在这里建立农业庄园。但当地的土著居民却没有对此视而不见。又因为欧洲人不尊重印第安人的权利，所以在很多地方都发生了激烈的对抗。只是在很少的地区，移民试图和印第安人和解，与他们和平共处。但移民的共同点却是在政治上同祖国同心同德。
在北方殖民地，这是被占领的地区的新名称，移民们主要从事农业和手工业，从捕鱼到造船。教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都带有明显的清教徒的印记。这种从荒蛮地区变成居民点和村落的过程，特别符合加尔文的学说：勤奋加节俭，导致了飞速的发展。村落变成了城市，1636年第一座美洲高等学校成立：哈佛大学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
南方的发展和北方不同。这里的土地主要适宜种植水稻、烟草、甘蔗，后来还有棉花。在这些庄园里虽然有很多人劳动，但报酬却很少。没有足够劳动力的地方，庄园主就让人去非洲寻找：奴隶，他们和他们的子孙世代被庄园束缚，不得不屈服于主人的暴力。同北方相比，南方的贫富差距极其尖锐。在文化和精神生活方面，也比北方落后许多。南北方的这个差距，从一开始就孕育着危机的导火线；后来果然导致了内战的爆发。
但在这之前，先是英国和法国对新世界霸权的争夺，即英法殖民战争，英国最终取得了胜利。通过1763年的巴黎和约，东海岸的所有殖民地和北美大部分地区均归英国所有。战争结束后不久，伦敦政府决定进一步严格对殖民地的控制，而且采用直接管理形式。由于战争耗资巨大，因此要求殖民地必须为减轻国家债务负担做出贡献。英国议会通过了新的关税和税收法，但遭到殖民地的强烈抗议。而且，殖民者还表示，伦敦议会无权对殖民地通过有关税收的法案。“Notaxationwithoutrepresentation！”—“在议会中没有代表，就不纳税！”，这就是他们的口号。他们拒绝纳税并抵制英货。
英国议会后来虽然撤消了一些法律，但形势仍然日益严峻。最后只剩下茶捐一项—更多是出于原则立场，而不是经济考虑：英国议会想以此表明，它有权对美洲殖民地制定法律和收取关税。1773年12月中旬，三艘英国船停靠波士顿，准备卸下船上的茶叶时，“自由之子”进行了公开的反抗。这一行动以“波士顿茶会案”载入了史册。从而引发了美国独立战争。
1774年，殖民地代表在费城举行“首届大陆会议”。这个时期，大多数人还愿意接受英国乔治三世为他们的国王。但当他把所有殖民者无一例外地都宣布为叛逆分子以后，整个情绪转向了反面。很多原来忠于国王的人均转向了反抗运动。1775年5月，“第二届大陆会议”召开。人们组成了临时政府，并推举乔治·华盛顿（1732-1799）为“大陆军”的总司令。还在战争期间，就有十三块殖民地宣布了独立。1776年7月4日，他们庄严签署了独立宣言。这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献，体现了启蒙运动的很多重要的思想和要求，特别是英国启蒙哲学家约翰·洛克的思想。与此同时，宣言的主要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还在这份文件中表达出了“美国理念”：
“我们认为，下列真理是必然的：人人生而平等；人人具有从他们的缔造者接受的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保障这些权利，应在这些人中建立政府，其合法性应为被统治者认同；一旦一个政府证明有损于这个目的，那么人民就有权改变或撤消它，并任命新的政府，政府必须建筑在这样的原则之上，它的权力必须能够保障人民的安全与幸福……
然而，大不列颠国王过去的历史，是不断发生不公正和不断进行越权行动的历史，一切都预示着建立独裁统治国家的征兆……
因此，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们，召集了一次普遍的大会，就有关我们观点的公正性向世界最高裁判者呼吁，以这个大陆合法人民的力量和威望的名义，庄严宣布，这个联合起来的殖民地，是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而且它有权这样做；它将解除对不列颠王室的任何效忠义务，并解除一切和大不列颠国家之间的任何政治联系。”
对很多美国人来说，这里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摆脱英国的统治。他们同时把自己看成是世界反独裁斗争的先锋。“我们为人类的尊严和幸福而战。天意让我们站在这个岗位上，这是美国的荣誉。”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这样写道。这种“使命感”至今在美国人的自我意识中留下了不灭的印记。
作为对独立宣言的回应，英国向美国派去了更多的军队。但尽管兵力占有优势，英国军队仍然无法给美国人以决定性的打击。美军的意志和士气，再加上乔治·华盛顿英明的战术，始终能够使自己的数量上的劣势得到平衡。当法国又用军队、武器和钱财支持殖民者时，英国终于投降，于1783年凡尔赛和约中，承认了“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
于是，这个过去的殖民地就面临着组建一个有效的国家的任务。在制宪会议上，对新的国家应该建成“中央集权式”还是“联邦式”的国体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开始时，大多数人主张联邦制：当时的设想是由单个独立的国家组成松散的联合体。但受人尊敬的乔治·华盛顿却预言说：“如果单个国家不同意给国会以足够的权力监督政府，这就将意味着我们民族的解体。”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建立一个联邦国家，设立一个中央政府和两院议会：由人民选出的众议院和由各州派两名代表参加的参议院。与这种立法的权力机关并存的，是一个独立于议会的以总统为首的行政机构。而司法权力，则由最高联邦法院负责，监督宪法和法律的执行。这些“开国元勋”们以这种形式，彻底实现了法国人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的原则。任何人和任何机构，都不能单独做出决策；所有的人都被强制进行合作。
美国宪法于1789年生效。只是增加了“附录”，但其核心部分没有改变，这部宪法至今有效。它在历史上首次建立了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成了很多国家的学习榜样。
自由、平等、博爱
美国革命的胜利，在“旧世界”引起很大震动。特别的启蒙运动者感到欢欣鼓舞，因为它证明了，他们的思想不仅是哲学游戏，而确实可以成为一个国家的建国基础。
十八世纪末，在一些欧洲国家出现了骚动：市民和农民起来反对当权者。最坚决的抗议行动发生在法国。在那里，贵族、教会首脑—即教权势力—和富有的市民阶级为一方，普通百姓为一方，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不合理的税收政策是这个差距的重要根源之一，富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免税待遇，而穷人的税负却日益沉重。尽管如此，国家财政由于军事开支和豪华宫廷消耗巨大而面临崩溃的危险。路易十六急需钱财，于是就继续提高税收。为了不发生暴乱，他于1789年召开“三级会议”。
这种由各个等级都参加的会议，自1614年以来就再也没有召开过，现在要它同意提高税收。教权势力为第一等级，贵族为第二等级。他们各派三百名代表参加会议。市民和农民组成第三等级，—经过长期和国王谈判—才允许向会议派出六百名代表，代表着98%的法国人口。在第一次会议上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到底是根据等级还是根据与会名额进行表决。第三等级代表和较低层的教士及贵族，要求按照人头表决。而国王却拒绝这一要求，并命令分别开会和分别表决。但遭到第三等级代表的坚决反对。他们引用了修道院长西哀士的一篇文章，其中有：
“1。什么是第三等级？
什么都是。
2。迄今为止它在国家生活中是什么？
什么都不是。
3．它要求什么？
在国家生活中是点什么。”
他们的要求是认真的。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级宣布召开“国民大会”；贵族代表，尤其是低层教士代表都表示赞成。国王派军队包围了凡尔赛的会议大厅。代表们于6月20日把会议改在舞厅举行，并宣誓如果不制定出一部宪法来，就绝不离开会场。国王路易做最后一次尝试，他来到代表中间，并宣布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的，再次命令分别开会。“集会的民族是不接受命令的！”国民大会主席让·巴伊回答说。他用这句话把对专制主义的拒绝和对人民主权的要求提到了日程之上。这就是革命的开端。路易十六没有能力阻止形势的发展。“如果他们不愿意走，那他们就留下吧。”据说他几乎是哭着说这番话的。
王公和上层教士却是另外一种看法。他们强迫国王去解散代表会议；于是他开始在巴黎周围集结军队。听到了这个消息，人们愤怒异常。他们有了被围困的感觉—被自己国王的军队围困。在公开的广场，有人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呼吁人民武装起来，保卫自己的城市。1789年7月14日，群众走上街头，到处寻找武器。他们来到了臭名昭著的国家监狱巴士底狱。据说，过去在这个30米高的围墙内，犯人常被酷刑致死。巴士底狱在人民心中是专制独裁制度的象征而遭到憎恨。于是，游行群众向它发起了攻击，大约100名起义者在攻击中丧生。犯人被解救了出来，典狱长和他的手下被击毙。接着，愤怒的人群高举插着人头的长矛在城中游行示威。
攻陷巴士底狱其实是一个错误，因为只解救了七名普通的刑事犯人，几乎没有得到武器，但在心理和政治上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成功地冲击了专制主义。这增强了人民的自信，并且是向人民掌权的新秩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所以，7月14日，今天成了法国的国庆日。
革命的火花很快就点燃了农民群众。农民也奋起反对他们的压迫者，开始抢劫和破坏宫殿和修道院，焚毁登载他们应尽义务的各种契约和文件。国民大会做出了迅速的反应，在8月4日到5日的夜里，经过激烈的辩论，通过决议取消农奴制度和贵族、教士的一切特权。在税收和法律上，今后所有法国人一律平等。
三个星期之后，于8月26日，“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发表：
“1。人在权利上是生来并永远平等的。
2。任何国家机构的目的，都是保障人的自然的和不可侵犯的权利。这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3。任何统治的渊源，从本质上看都是人民。
4。自由意味着，在不损害他人的情况下可以做一切事情。
5。法律只能制裁对社会有害的行为。凡法律不禁止的，就不允许阻碍；凡法律允许的，就不能限制。”
陈旧的政治体制“旧制度”从此废除。整个欧洲的思想界都向法国抛去了羡慕的目光。法国的国民大会开始着手制定宪法，使法国成为君主立宪国家。这就是说，国王虽然仍是国家元首和行政机关的首脑，但他只有很小的政治权力。这个权力归于国民大会，终于体现了人民主权的原则。独立的司法最终保障了权力的分割。
但选举制度却还没有达到我们今天这样的民主程度：选举权仍依据财产和收入。在全国人口为两千五百万的情况下，只有四百万男子有权参加选举。尽管如此，1791年的宪法却仍然使法国成为欧洲第一个合法的民主国家；它成为一切资产阶级宪法的榜样，直到二十世纪。
路易十六不想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当国王。他试图携带家小逃往奥地利。但在边境附近被人认出，被士兵又送回了巴黎，并受到严厉的看管。这次不策略的逃跑，却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如果说迄今还没有人想到要废除君主制，那么现在却出现了一个极端的运动，要求废黜国王，把革命进行到底，最后建立共和制度。欧洲的君主们充满忧虑地看到了这个发展，他们担心革命思想会蔓延开来，波及他们的国家。于是，他们宣布同情路易十六，并向他提供军事援助。自1792年开始，他们就以各种组合，向革命的法国发出威胁，说如果王室受到损害，巴黎将被摧毁。面临遭到悲惨失败的危险，加上食品匮乏和物价暴涨，巴黎出现了新的骚动。国王作为主要罪人被逮捕，数千“革命的敌人”被处死。1792年9月21日召开了新的人民代表会议，所谓的“国民公会”，在第一次会议上就宣告了共和，路易十六被判处叛国罪，于1793年1月21日，被公开处死。
在这样的动荡时代，旧制度已经废除，新制度尚未建立，一般情况下都会出现两个集团：主张循序渐进、让新制度从旧制度中衍生的温和派，即改良派；和主张尽快彻底改造现实的革命派。
随着国王被处死和共和国的成立，君主立宪制的信徒遭到彻底失败。但即使在共和派中，也分为温和派和极端派两种力量。两个最重要的集团自称为“吉伦特派”和“雅各宾党”。从很多暴力斗争的革命混乱中，极端的雅各宾党人最终取得了胜利。它的一个领袖律师罗伯斯匹庇尔（1758-1794），作为“福利委员会”的主席负责内政事务。他在无限冗长的演说中，论述道德、慈悲和公正，企图使法国成为一个真正充满美德的共和国。谁要是不同意他的所谓道德公民的设想，那就是革命和法国的敌人，必须被处死。罗伯斯庇尔的“道德国家”和现代的“极权”专制国家有很多相似之处，在这样的国家里，人民生活的一切领域都被置于监控之下。人们估计，法国在这个恐怖的统治时期，大约有35000到40000公民死于断头台下。
罗伯斯庇尔的疯狂行为最终导致了他的道德标准只在自己身上存在；甚至他的朋友和战友，例如同样著名的丹东，都因不能满足他的要求而死于断头台下。当福利委员会的成员觉得他们自己的生命都不能保证安全时，他们就把罗伯斯庇尔告上了国民公会。1794年7月28日，他在群众的欢呼声中被斩首。
在后来几个月里，富裕的市民阶级获得了更大政治影响。一个新的宪法开始起草，主要适合革命初期的情况。由五人组成的一个“执政内阁”接管了政府事务。但他们却没有能够为国家带来和平与安宁；国内的骚乱不断，法国又发动一系列战争对付反对革命的国家，如奥地利、普鲁士、英国和尼德兰。在这些战争的过程中，一名年轻的将军开始显露才华：拿破伦·波拿巴（1779-1821）。当人民的物资供应越来越困难，国内形势越来越严峻时，拿破伦于1799年11月9日推翻了“执政内阁”，用武力驱散了议会，并作为“执政官”接管了国家权力。不久以后他又宣布：“革命已经结束”。
经过了十年的眼花缭乱、艰苦卓绝的革命年代，法国人民对安宁和秩序的渴望十分强烈，甚至愿意接受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人物。因此，拿破伦作为“执政官”就可以像君主那样进行统治，尽管法国一直还是共和国。1802年他甚至成为“终身执政官”。但这仍然不能满足这个野心勃勃的新兴者：他想成为皇帝。他更改了宪法，于1804年12月2日他为自己戴上了皇冠。就此，法国革命确实是结束了。但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和在欧洲第一次制定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却得以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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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伦统治下的欧洲
迄今为止，人们主要把拿破伦看成是天才的统帅，他用军队使法国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强大。他开始征战欧洲各国，在顶峰时期，几乎控制了整个欧洲。没有什么也没有谁能够阻挡他前进。当他1806年彻底摧毁了普鲁士军队，从而使持续千年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宣告终结时，普鲁士的路易丝王后这样描写了这位法国皇帝：“他谈到好事和好人时，并不真诚。他的思想和他的野心只是为了维护一己私利。人们可以钦佩他，但不能爱他。他被幸运蒙蔽了眼睛，以为一切都可以实现。但他不懂得节制，凡是没有节制的人，都将失去平衡而跌倒在地。”
普鲁士王后说得很对，因为像所有没有节制的征服者一样，拿破伦也经历了他的滑铁卢—这已经成为纪念他最终失败的一句成语。而这个终结却是从他1812年远征俄国开始的。为远征俄国，他集结了六十万大军，有这支历史上最大的军队，全世界都预计他会很快就取得胜利。但结果却完全相反。俄国的军队回避每一场战斗，一再把部队撤回到腹地。到了9月，拿破伦的“大军”逼近了几乎是一座空城的莫斯科。几天之后，俄国军队放火烧毁了整个城市。拿破伦知道，没有足够的住处和足够的给养，他的军队是无法度过俄国的冬天的。他向沙皇提出停战建议—但却没有得到回应。他没有办法，只好命令撤退。然而，撤退对他的“大军”来说，却是一场灾难。每天都有数千士兵死于饥饿、疲劳和俄军的反击。最后只剩下5000人返回了家乡。
一向以战无不胜著称的拿破伦还是被打败了，这大大鼓舞了他的敌人，促使他们联合了起来。普鲁士、奥地利、俄国、英国和瑞典，一起向法国宣战。从1813年10月16至19日，在莱比锡附近进行了著名的“民族大会战”。拿破伦新组建的军队无法同盟军抗衡，遭到了第二次惨败。1814年，联军进入巴黎，拿破伦必须退位，并被放逐到了厄尔巴岛。一年之后，他又卷土重来，再次回到巴黎，推翻新立的国王，接管了政权。他再次建立一支军队，但却于1815年在滑铁卢附近被普鲁士和英国军队彻底击溃。作为英国政府的俘虏，拿破伦最终于1821年5月5日死在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上。
拿破伦皇帝的统治只持续了十年的时间，然后，他的大帝国就像纸牌搭成的房子倾倒了。他为后世留下来的，不是他作为统帅的各种战绩，而是作为政府首脑所做的各种改革。其中特别是1804年颁布的《民法典》，革命的很多重大要求都在其中得以实现：对所有法国人实行统一的法律；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个人自由；取消等级制度；进入公共职务只根据业绩而不根据出身；经营自由；择业自由；财产占有权；宗教自由和实行民事婚姻。《民法典》成了欧洲及世界各国民法的榜样。
同样，行政改革也使拿破伦受到很多赞誉。法国被分为九十八个行政区，它们不是独立的，而是接受巴黎的指示。同样受中央控制的，是国家统一监督下的教育制度，全国施行统一的教学计划—直至今日，法国学校的毕业标准，在全国各地仍然是统一的。
拿破伦在德国取得军事胜利后，也进行了改革。例如教会管理区域的世俗化，即把管理权交给世俗的诸侯；原有的112个帝国主教区，从政治地图上消失。此外，350个帝国骑士辖区和很多帝国城市不再是独立王国，而是置于诸侯的管辖之下。由上百个小邦和最小的领地组成的支离破碎的帝国时代结束了；一个更强大更有生存能力的中等国家从而诞生。在这场“政区清理”中，主要赢家是巴登、伏滕堡和巴伐利亚，它们的版图明显扩大。市民的公共生活方式也根据新的法国法律进行了重组和规范。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尽管市民被剥夺了政治决定权，因为在德国还没有一个被人民选举出来的议会。
普鲁士和奥地利也未能摆脱法国思想的影响，同样陷入了改革的压力之中。“为防止爆发革命，我们必须改革。必须去帮助那些在上帝保护下的人们。”一个普鲁士官吏这样描写当时的形势。冯·施泰因和冯·哈登贝格两位男爵着手起草改革方案，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是依照法国的模式。中学和大学的教育改革，主要贯彻了著名学者威廉·冯·洪堡的思想。直至今日，德国的大学教育仍然贯穿着洪堡的精神。改革的总体设想，是使普鲁士的臣民变成独立思考的公民，能够带着责任感参与国家的工作—或许在什么时候，也能有一个与国王处于平等地位的人民代表机构出现。
在另一个领域，拿破伦也是一个大变革者—当然不是出于他的情愿：在被法国占领的不独立的国家里一再发生反抗运动；拿破伦为了战争，越来越关注金钱和士兵，他的这个欲望越明显，反抗也就越强烈。特别是在德国，这种反抗已经成为反拿破伦的民族运动。如果说这个国家的诗人和哲人早已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文化民族”的一份子，那么现在他们就也想成为一个“国家民族”。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菲希特在《向德意志民族的演说》中，要求他的同胞“塑造自己的品质”，重新成为德意志人。“让我们不仅在我们的身躯而且在我们的精神面前躬身礼拜，成为它们的俘虏。”这种维护民族特征的愿望，也是导致“解放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这场战争导致了法国在欧洲霸权的结束。德国人日益增长的、有时是过于强烈的民族自觉性，也在这里有它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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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
从“法国压迫者”下得到解放，使很多欧洲人都梦想着一个美好时代的到来，并为所有人带来更多的政治权利。但这正是王公贵族们要防止发生的事情。从1814年秋到1815年夏，他们召开了旨在重新规划欧洲的“维也纳会议”，—希望尽可能多地保留旧的东西。会议在奥地利宰相梅特涅的主持下，试图重新建立1789年以前的状况。如果说，他们真的相信，这样一来时钟就可以倒转，那他们就大错而特错了。欧洲并不平静。用警察国家的方法，王公们虽然还能够制造“稳定和秩序”的假象，但人们的不满却仍然存在。1848年，终于爆发了革命。从法国开始，蔓延到了整个欧洲。人民到处要求在政治上有发言权；在前几个月里，还出现了王公们似乎打算让步的迹象。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想赢得时间，聚集新的力量，企图再次用武力维护他们的利益。在巴黎、维也纳、柏林，起义都遭到失败。
王公们在政治领域一再阻碍变革，或至少推迟变革的进行，但经济生活却发生了越来越快速的变化。十八世纪下半叶在英国开始的变革，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我们可以称其为“工业革命”。它彻底改变了人类从务农和定居所开始的生活环境。
作为世界主导的海上和殖民大国的英国，变得越来越富有了。一个开明的市民阶级对这种财富和日益增长的自信，使这个国家也成了起领导作用的精神大国。而这对工业化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时的精神之父，当属伊萨克·牛顿（1643-1727），他借助严格的数学法则描绘自然现象，并通过观察和实验加以印证。根据他由此所得到的知识，使人们对自然界的力量有了更多的理解，并在技术上加以运用。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詹姆斯·瓦特1789年设计的第一台可供实用的蒸汽机。这台机器不仅减轻了人的劳动强度，而且还可以在很多领域取代手工劳动。矿山和冶炼业，钢铁的生产，都有了革命性的变化。紧接着是纺织业从新技术得到了莫大的好处：蒸汽驱动的纺纱机和织布机发明了出来，对棉花的加工更加方便和快速。纺织品的生产飞速提高。新的，更大的工厂建立了起来，人们需要更多的机器，产品不再在手工工场生产，而是在工厂了。钢铁的需求量与日俱增，为使原料和产品尽快送到所需要的地方，改善运输条件已具有突出的地位。
蒸汽船只和蒸汽机车就是工程师们对交通问题的回答。1821年，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之间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开始运行；铁路线的扩建使工业获得了新的动力。大批量生产的时代开始了，英国走上世界第一工业国的道路。
尽管有了很多发明和更新，但工业化仍然需要劳动力。他们大批来自农村，因为农民只依靠农业已经不能维持生活。很多小农不得不把自己的土地卖掉，和奴仆和使女一样涌入城市。“农村人口外流”又导致了城市的迅速发展。例如曼彻斯特，1760至1830年，居民从17000人增加到了180000人，变成了第一个典型的工业城市—同时也带来了不少问题：来自农村的人迄今生活和劳动在“自然节奏”之中；现在自然节奏变成了工厂的“人为节奏”。很多人很难或根本就无法适应这种情况，从而就产生了失业和社会灾难。工人及其家庭只能生活在简陋的集体宿舍，没有起码的卫生设施；疾病和瘟疫开始蔓延。空气和用水都受到严重的污染，那时工厂的烟囱没有任何保护措施而随意排放着烟尘。法国学者亚历克西·托克维尔访问曼彻斯特以后写道：“文明创造了它的奇迹，而文明了的人却几乎变成了野兽。”
新经济形式的理论基础，是由苏格兰国民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奠定的。他的主要著作《国富论》，成了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的圣经。斯密认为，劳动力是一个社会经济进步和财富的源泉。为了充分利用它，就有必要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尽可能小的单位，使人都成为专门人才。他说，在市场上，需与求最后决定产品的价格和生产的规模。国家不应干预这个过程，否则它就会破坏“经济力量的自由游戏”。只有当所有的“参与者”可以自由发展，并尽可能多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时，普遍的福祉也就会随之提高。斯密认定个人利益和整体福祉之间的和谐。但社会上的弱者却感觉不到这一点。他的“经济自由化”的理论，更符合工厂主和商人的利益。
尽管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很早就已经显现，其他国家仍视英国为榜样，并很快就按照英国的模式赶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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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
大批的求业者、最低的工资、女工和童工、过长的劳动时间、社会联系的丧失、生病、工伤、养老保障的缺少以及对工厂主的完全依附—这就是工人眼里的工业化图象。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个德国工厂主的儿子，对此进行了观察，并于1845年写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他得出结论说，工业化产生了两个不可调和的对立阶级：富裕市民的“占有阶级”，即“资产阶级”，和依赖工资的工人的“劳动阶级”，即“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斗争和战争。“和平解决问题，已经为时过迟。阶级的差别将继续尖锐，反抗的精神已经进入工人的头脑，愤慨情绪与日俱增，个别的游击份子开始集结成为相当规模的抗争和示威，只要小小的撞击，就足以引起雪崩。然后，战斗的呼喊就会传遍全国：‘向宫殿开战，给茅屋和平！’到那时，富人再关注此事，就已经为时太晚了。”恩格斯就是用这个预言结束该书的。
然而，现实却不是这样，“游击份子”始终是个别的少数。一些工人有时会冲击工厂，砸毁机器，前往工厂主别墅门前要求增加工资。这样一些行动很容易被当权者血腥镇压。但从长远看，“社会问题”用武力是不能解决的；它需要另外的答案。越来越多的人坚信，只有用极端手段改变现状，才能解决问题。
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来自欧洲各国的流亡者，组织了革命秘密团体，其中就包括“正义者同盟”，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他的朋友卡尔·马克思（1818-1883）也是同盟的会员。到1847年，这个组织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两个德国人接受委托为同盟起草一个政治纲领。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成了重要的历史文献。对某些人来说，这是一个救世福音，对另外一些人，它则是一个魔鬼学说；它的作者被当成救世主加以欢呼，或者当成人类的害虫加以漫骂。
《共产党宣言》一开头就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贫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在他们的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相互对立的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在打倒封建主义方面有过卓越的贡献。他们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但在现代化的工业中，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易学会的操作。”他们被降低为“物品”，不再从事有意义、使自己能得到满足的劳动，因而不再认识自己。商品生产的目的已不再是满足人的需求，而是攫取尽可能高的利润。所以，成本，也就是工资尽可能压低；逻辑的后果就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但这样一来又导致了购买力的缺乏，因而出现了“生产过剩危机”。为了结束这场“瘟疫”，必须没收资本家的产业，生产资料必须成为公有财产。然后人剥削人才能结束，工人才能终于生产满足所有人需求的产品。
这场无产阶级革命结束后，将要到来的是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不再受别人的驱使，而是根据“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生活。另外，“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几乎在这个宣言发表的同时，欧洲好几个国家都爆发了革命。但这只是时间上的偶然巧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在这里并没有起什么作用。1848到1849年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在以后的一百年间，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尽管并没有完全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方式。以其创始人命名的“马克思主义”所预言的很多状况并没有出现。但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却始终没有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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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属于美洲人
在欧洲之外，十九世纪也是一个变革的百年。
合众国的独立宣言发表之后，被称为“拉丁美洲”的这个大陆的中部和南部也出现了独立运动。美国的南面，绝大部分属于西班牙殖民地，只有巴西为葡属。在这些殖民地成长的白色殖民者的后裔，被称为“克里奥耳人”。他们虽然开发了这片土地，但却没有政治权利。他们仍然被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官吏统治着。克里奥耳人想改变这种状况，必要时使用武力。开始时是分散的集团同西班牙军队作战。但他们之中的明智的领袖人物很快就明白，这样战斗是不能取胜的。他们把各个集团联合起来，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在北方的何塞·圣马丁和南方的西蒙·玻利瓦尔的领导下，解放军在美国的援助下战胜了西班牙人。
1810至1825年，拉丁美洲各国均从殖民统治下解放了出来。玻利瓦尔试图像美国那样，建立一个统一的共和国。但大多数国家愿意保持独立，走自己的道路。于是出现了阿根廷、玻利维亚—来自玻利瓦尔的名字—、智利、秘鲁和其他一些我们至今还熟悉的国名。只有在反对欧洲殖民主义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当然也得到了美国的支持。美国总统门罗于1823年警告欧洲人，不要干预美洲国家事务，任何干涉都将被看作是“对合众国的不友好姿态”。明确地说，这个“门罗主义”实际就意味着，从现在开始“美洲是属于美洲人”的。这个180年前的信条，至今仍是美国政策的重要指导原则。
然而，独立并没有给大多数人带来所期望的自由。那里的印第安人、黑人和各个种族的混血儿，摆脱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却又陷入克里奥耳人的统治之下。只是大地主、大商人、官吏和宗教贵族才有选举权。新的法律导致了富人越来越富有，穷人的负担越来越沉重—一直到他们忍无可忍而对统治者进行反抗。这些起义和革命或者通过军事镇压，或者通过宣布改革而最终结束。即使进行了改革，那也只是短暂的现象。不久就又恢复了原来的状态。拉丁美洲国家的局势，从一开始就是不稳定的，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这或许也是它们虽然自然宝藏丰富却一直贫穷的一个原因。在这些国家中，获得利益者是占少数的白人，当然还有美国。“白色”的美国人支持这个大陆中部和南部的“白色”统治政权。拉丁美洲成了美国的附庸，一直到今日。
这个时期，“美洲的第二次发现”已经基本结束：白人殖民者逐步开发了“荒蛮的西部”，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沿岸。他们夺取了土著人的土地和他们的生存条件。很多印第安人被杀死，或者被驱往丛林禁地。后来发生的多次战争，把整个印第安种族消灭殆尽。直到1924年，一些劫后余生的土著人才正式获得了公民权利。
白人在“荒蛮的西部”定居，同时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在新的联邦州内是否允许实行奴隶制度。对于富裕而有影响的南方人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在北方，人们却是另外的观点。那里的很多人都反对奴隶制。哈里特·比彻·斯托1852年发表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在其中起了作用。这本生动描写奴隶生活的作品成了畅销书，至少引起很多北方人的思考，有不少人成了奴隶制度的反对者。
1854年，北方出现了一个新的政党：“共和党”。其纲领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废除奴隶制度。当它的候选人亚伯拉罕·林肯1860年当选总统后，南方各州立即退出了和北方的联盟，并成立了“美利坚诸州联盟”。林肯拒绝对它的承认。双方争执十分激烈，最终于1861年4月12日爆发了“南北战争”，美国最大的内战。开始时南方各州的自愿兵取得了相当的胜利。但四年战争之后，经过众多的失败，他们不得不向人员、经济和技术占优势的北方举手投降。
战争结束后，林肯总统发表了一个重要的演说：“我们作战不仅为了结束奴隶制，我们作战也不仅为了维护联盟，我们实际做了更多的事情。我们作战，是为了属于人民的政府，通过人民执政的政府和为人民效力的政府，不在地球上消失。”林肯本人却不得不为了这个胜利付出生命的代价。南军投降五天后，于1865年4月14日，他被一个狂热的南方人刺杀。在这场惨烈的战争中，大约有60万人丢掉了性命。南方的大片地区变成了荒芜，其影响一直保留到了今天。南方一直比北方贫穷。
内战后，奴隶制被废除。但这并不是说，黑人在美国已经和白人公民处于平等地位。在后来的时间里，不论法律上或社会上均没有做到这一点。但重新统一的美国，很快就成为最富有最强大的世界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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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德意志的品质让世界健康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策，旨在控制其他国家，我们就称其为帝国主义政策。有国家形式那一天开始，就有这种现象。我们可以想一想罗马或者中世纪一些帝国。欧洲、美国和日本工业化以后，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就展开了激烈的旨在控制其他国家的竞争，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帝国主义时代”。英国的殖民主义政治家塞西尔·罗兹于1877年写道：“我断言，我们是世界上的第一流种族，因而对人类来说，最好是世界的大部分由我们来居住。”这种思想在其他国家也有，包括德国。
普鲁士宰相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经过三次胜利的战争，终于成功地建立了以普鲁士为主但不包括奥匈在内的德意志帝国。这个位于欧洲心脏的大国构成对其邻国的威胁，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受到多方的不信任。在俾斯麦担任帝国宰相还能控制着局势的时候，他对邻国采取了怀柔政策，他声明，德国对自己的版图感到满意，已经“很知足”了。他的这个明智的结盟政策，既保障了帝国的地位，也维护了欧洲的和平。
然而，到了1888年，29岁的威廉二世登基，情况发生了变化，他开始了一条“新的路线”。这个满怀抱负、生性活泼而虚荣的年轻君主的行动准则，就是这样一句话：“用德意志的品质让世界健康。”由于俾斯麦不同意他称霸世界的幻想，于是他解除了这位老宰相的职务。然后，他就开始“全速前进”（德皇的口头禅）。后来的帝国宰相冯·比洛，1897年在帝国国会发表殖民政策演说时，是这样结尾的：“德国人把陆地让给一个邻居，把海洋让给另一个邻居，而把天空留给自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不想把别人推进阴影，但我们要求在太阳底下有我们的位置。”为了攫取这个位置，首先就需要一支舰队。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海外的原料和销售市场。于是，皇帝下令，尽快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
英国作为最强大的海上国家，在历史上第一次受到了挑战，于是开始建造更加巨大的战舰。同样，其他欧洲国家也不能对德国的“磨刀霍霍”视而不见。当德国政府不再延长俾斯麦签定的同盟条约时，英、法、俄各国反而签定协议，避免相互间发生战争。德国孤立了，感到被敌人所包围。皇帝和他的政府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扩军，以便在必要时用武力捍卫自己的利益。这种普遍的扩军行动和过激发展的民族主义，使欧洲变成了一只火药桶，稍有一丝星火就会引起爆炸—所有参与者似乎正在等待这个星火的爆发。几乎没有人再做任何努力去维护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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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灾难之母”
1914年7月28日，奥地利皇太子弗朗茨·斐迪南和他的妻子在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被刺。凶手是一个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他和很多同胞一样梦想建立一个强大的塞尔维亚国家，因此把奥地利王储看成是这条道路上的障碍。他的刺杀行动，本不应成为发动一场大战的理由，如果是在其他时代也不会引发战争。然而，它却成了引发大爆炸的那颗火星。后来人们才说，谁也不想有这场战争，“一些人物和国家”是被“拖进、误入和陷进”去的。所有这些托词只是想表明，那些“大人物”失去了自控的能力—而且为此还有很好的理由。也有人认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某些“大人物”甚至表示，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例如，德国历史学家弗里茨·菲舍尔在他的《称霸世界的利爪》一书中写道，萨拉热窝的刺杀行动，为德国领导者“长期准备的战争提供一个极好的机会”。
不论情况如何，德国本是最能够制止这场战争的国家，因为奥匈帝国单独是无法进攻同俄国结盟的塞尔维亚的。但威廉二世却向维也纳的奥皇表示了坚决的支持，并以这张“空头支票”鼓动他向塞尔维亚开战。结盟机制随即启动，到了8月4日，双方正式宣战。德国和奥地利为一方，塞尔维亚、俄国、法国和英国为另一方，形成了一条鲜明的战线。
战争的开始几乎受到欧洲的普遍欢呼。很多人甚至感到一阵轻松，几个月来的紧张局势终于有了结果。特别是在德国，人们普遍估计这是一场短暂的战争；士兵们坚信，他们将作为民族英雄回家来过圣诞节。某些警告的声音被忽略或者不被认真对待。它们主要来自诗人和艺术家，但也有一些政客指出了这场战争可能出现的后果，但却无济于事。例如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就曾于8月4日指出：“就在这一时刻，整个欧洲的光亮熄灭了；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将永远不会再看见它。”人们把这看成是悲观的夸大其词，而不予理会。
在较短的时间里，战局的发展似乎真的证明那些警告都是错误的。德国部队在东西战线上都战胜了敌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的预言，看来有可能应验。然而，英法部队却在巴黎市郊阻止了德国的进攻。9月6至9日的马恩河战役之后，运动战变成了阵地战。德国的速战速决的作战计划已无法实现，战争对德国和它的伙伴奥匈帝国，已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尽管如此，在两条战线上仍然进行着激烈的战斗。士兵们都挖掘了战壕，向敌人射击，和被敌人射击，但双方都无法取得进展。攻占几百米的阵地，要牺牲很多人的生命才有可能。就这样，战争持续了四年之久，参战的士兵，只不过充当了战争的“炮灰”。
这场新式战争—首次使用了机关枪、装甲车、飞机、潜水艇和毒气—的高潮是凡尔登战役：1916年初，德国的最高统帅部要让法国“把血流尽”，企图扭转败局。在一场持续几个月的空前的“物资大战”中，大约70万法国人和德国人丧失了性命。一个士兵临死前写道：“在我们阵地对面，世界似乎已经走向末日。离开战壕！没有一平方米的面积没有被炸烂。机关枪嘟嘟的响着，炮火轰鸣着。地狱般的喧嚣。那里倒下了一个，紧跟着又是一个。少尉U，我们的连长，站了起来—突然—他手中的地图变成了碎片，他用手捂住胸口，向前倒了下去。几分钟后他就死了。中午十二点，敌人开始反击。在炮火中他们又退了回去。”战争的毫无意义，在“凡尔登地狱”中表现得淋漓至尽。
真正的世界大战，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德国最高统帅部于1917年初发出“无限潜艇战”的命令中开始的。“无限”的意思就是，连中立的船只，包括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于是，美国于1917年4月6日向德国宣战。但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将军为首的德国军方，却一直还不肯相信，他们已经无法赢得这场战争。他们还梦想着出现一个屠龙英雄“齐格弗里德”，断然拒绝了德国国会和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和平倡议。1918年，他们还以强硬的态度迫使在革命者列宁领导下的新俄罗斯签定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但在半年以后，连最高统帅部都不得不承认，战争已经失败。鲁登道夫于1918年10月1日向高级军官承认：“最高统帅部和德国军队已经完了。战争已经无法取胜，彻底的失败即将来临。”但最高统帅部却不肯承担彻底失败的责任。因此他向皇帝建议，“现在也应该让那些使我们走到这一步的人们进入政府：让他们去签署现在必须签署的和约。让他们去喝强加给我们的烂菜汤。”这是对事实的无耻的歪曲，目的只是想不让军队接受投降的屈辱。失败的责任据说应该由政党，特别是德国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来承担。将军们的战略取得了胜利—损伤了第一共和国，这我们以后还要论述。
但战争尚未结束。尽管鲁登道夫承认了失败，并于10月26日辞职，但海军司令部仍然在两天后向舰队发出命令，向英国舰队发起最后一次攻击。但水兵们不再想当炮灰，而是奋起进行起义，并很快就延伸到了工人和士兵之中，最后形成了“十一月革命”。1918年11月9日，社会民主党人菲利普·谢德曼宣告“德意志共和国”成立；威廉皇帝逃往荷兰，各地的诸侯纷纷退位。11月11日，由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新政府代表德国签署了停战协定，最终停止了战事。紧接着在巴黎召开的和会，却不许德国参加。胜利者成了法庭，制定了“凡尔赛条约”，其中的很多条款都过于苛刻，不仅是德国人民感到不公。特别是第231条，把战争的责任全部推给德国及其盟国，并让它们对损失和伤害承担责任，这在德国引起了愤怒。谢德曼拒绝签署这份和约，并宣告辞职。当战胜国以继续战争进行威胁时，新的德国政府还是签了字。
在德国，人们对民主政客的愤怒与日俱增，在很多人们的眼里，他们应该对“耻辱和约”和“凡尔赛之耻”负责。右翼政党和团体要求“修正凡尔赛”；今天我们可以说，标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和约中，已经隐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萌芽。第一次世界大战使1000万人失去了生命。另有3000万人受了伤，决定了他们一生的命运。战争彻底改变了世界。三个大君主国俄罗斯、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土崩瓦解；多民族的奥地利分崩离析，新的国家如捷克和南斯拉夫等国出现。同样，奥斯曼帝国也彻底崩溃。土耳其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置于英国和法国的管理之下。英国和法国虽然是战胜国，但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虚弱了许多。总的说来，欧洲在世界上失去了其领导作用；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它第一次以世界大国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它才是战争的真正赢家。美国的参战和俄罗斯的十月革命，使1917年成为“划时代年”。尽管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还很虚弱，但随着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世界开始在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上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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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十九世纪末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在沙皇俄国的影响越来越大，首先不是在本来是针对他们的工人当中，而是在知识分子当中。这些知识分子中，有一个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人称列宁的人（1870-1924）。他在大学时期就开始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但发现，这对落后的俄国是不适用的。因而，他必须修正马克思主义，使其适合俄罗斯的国情：根据列宁的观点，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能够在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它也可以在一个不很发达国家开始，然后再影响其他国家，最终在全世界得以传播。但为此必须建立一个由职业革命家严格组织的“干部党”，来领导无产阶级，并在人民中培养正确的觉悟。只有这个党可以决定发动革命的时机。同样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中，也必须保持党的领导，在敌对的反革命力量面前保护人民。
这个“列宁主义”在俄国的社会民主工党—当时只能在地下或国外活动—中间也不是没有争论的。在后来的争论中，党分裂成为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和温和的“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领导下成了1917年十月革命的决定性的力量。
这一年的2月，厌恶战争的工人和士兵，在彼得堡发动了起义，迫使沙皇退位，宣告了共和国的成立。但新成立的临时政府，却只想要政治革命而不要社会革命；工人和农民的处境没有发生变化。而且政府还继续对德的战争，致使对人民的物资供应进一步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从瑞士的流亡地返回俄国，并在他的“四月宣言”中要求立即停止战争，推翻临时政府，一切权利归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即“苏维埃”—，没收地主的土地，把它分给农民。
政府禁止了列宁的党，并派军队镇压游行的工人、农民和士兵，勉强地维持统治。但供应情况越恶化，列宁的口号“和平、土地和面包”的吸引力就越大。到了10月，正确的时机成熟了。“政府已经动摇，无论如何也要给它以最后的冲击。”党的中央委员会于1917年10月25日—按照西历是11月7日—决定接管政权。在24至25日的夜里，布尔什维克占领了首都的一切重要设施。“赤卫队”攻击“冬宫”，逮捕了正在那里开会的临时政府。就在这个夜里，召开了“第二届苏维埃大会”，列宁在会上宣布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孟什维克为了表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做法和目标当场退出会场。剩余的人建立了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作为革命政府。就这样，布尔什维克几乎没有流血就夺取了政权。政府立即颁布“法令”，宣布要实现要求土地和面包的愿望。在其他一些命令里，工业和银行被国有化，也包括教会的财产。一切私人贸易被禁止，物资的分配由政府组织。原来的司法机构被人民法院所取代，法官由选举产生。妇女获得了和男子同等的权利。结婚得以简化，非婚生子女享有和婚生子女同样的权利。中学和大学对劳动人民开放，教育、科学和艺术将为培养“新人”做出贡献。
这个彻底改造社会的纲领，是一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实验。欧洲各地的知识分子都对此感到神往。但大多数人却抱有怀疑直至拒绝的态度。这种状况在新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也有表现，在选举立法机构国民大会时，布尔什维克仅得到了24%的选票。由于列宁担心革命政府会被选出的人民代表所取代，于是于1918年1月18日用武力解散了国民大会。按照他的说法，他的此举“代表了人民的大多数”—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
列宁断言比人民自己更了解人民的利益，所以任何政策都可以得到辩解。布尔什维克作为少数派夺取了政权，并试图用一切手段把它维护住。由于人民的大多数不愿意这样，所以爆发了内战。沙皇的旧部、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在外国的帮助下反对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于1918年初更名为共产党—的统治，斗争达三年之久。革命的反对者，即“白军”开始时还取得了相当的优势；1919年10月，他们的军队已经接近彼得堡。但列宁的最聪明的战友列夫·托洛茨基，却成功地在极短的时间内组建了一支具有很大战斗力的“红军”。由于“白军”的各个派别不论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无法统一行动，所以“红军”得以把他们消灭。1920年秋，“白军”彻底失败。
参与这场内战的双方都全力以赴，进行了最激烈和最残酷的战斗，大约有1100万人在战争中阵亡。全国经济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农业和工业产品极度匮乏，无数人死于饥荒。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不得不修改原来的路线。他脱离了正统的学说，在1921年的党代会上宣告了“新经济政策”。农民被允许把一部分产品拿到自由市场上出售，中小企业重新私有化，获得了生产和经商许可。这样形成的一种混合经济体制，导致了繁荣的出现，逐渐改善了这时国号已更名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居民的生活状况。尽管如此，列宁还是不想改变他原定的目标。“当然，我们后退了几步，但这只是为了赢得更好向前跃进的一个起跑点。”
但这个“大跃进”，列宁没有能够看到。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他死后党内展开了一场争夺接班人的激烈斗争，最后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人称斯大林（1879-1953）取得了胜利。在后来的几年里，他成功地把可能的竞争者排挤了出去。他最强大的对手列夫·托洛茨基，首先被他开除出党，然后驱逐出境，最后于1940年在墨西哥流亡地被暗杀。从1929年开始，斯大林作为绝对独裁者统治着党和国家。他指出：“我们比世界上先进国家落后五十或一百年。我们必须在十年中赶上去。或者我们能够做到，或者我们被别人粉碎。”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斯大林安排了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农民的庄园被剥夺，建立了农业大企业“集体农庄”。谁要是反对集体化，谁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关进劳动营，或者被枪毙。在这场残酷的强制集体化运动中，大约有二到三百万人死于非命。由于集体农庄开始时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又有约1000万人不得不死于饥饿。
在这个时期，以重工业为优先的工业化，在苏联有了很大的发展。从乌克兰到西伯利亚，无数工业城市拔地而起。其基础就是“五年计划”，在这个计划中，由国家具体规定生产的物品、时间、地点、厂家、质量和价格。工人在这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同样受到压迫和剥削，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什么两样。为了计划经济取得成功，他们不得不在恶劣的劳动条件和低下的生活水平下工作：1928至1940年间，国内工业生产有了数倍的增长；苏联在这方面仅落后于美国。尽管如此，对斯大林及其政策的批评却与日俱增。为了防止反对派形成，他进行了“大清洗”。党、国家、军队内的一切真正的或强加的对手都成了这次运动的牺牲品，其中包括全部列宁的战友。很多老革命被斯大林的秘密警察谋杀，另一些受到酷刑，最后在大规模的审判表演中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或者被判以极刑，或者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强制劳动。俄国诗人亚历山大·索尔任尼钦在他的《ArchipelGulag》一书中深刻地描绘了这种集中营的生与死。大约有1200万人死在集中营里。向人们许诺自由的共产党人，在二十年时间里，把苏联变成了一个“极权”国家，只要处于领导地位的党认为有必要，就可以剥夺其公民的任何自由。
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多皇帝、国王、政客和独裁者，都是踏着人的尸体实现自己目标的。但一个要使劳动人民从几百年来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党和领袖，变成了屠杀自己人民的刽子手，却是一切过去的历史所不及。对这样一个政治制度还能够期待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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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殖民桎梏的两条道路
同样，地球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和印度，在走向二十世纪的更迭时刻也经历了动荡不安的时期。
自从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影响日益强大，一个民族反对派开始出现，把国家的经济困难和日益增长的对欧洲依附的责任推到了皇室的身上。多次起义失败，但国内的不满情绪终于在1911年凝聚成了一场革命。皇帝不得不退位，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帝国宣告结束，中国成了共和国。几乎和所有这样的情况一样，各种不同的派别都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这个国家。较温和的“国民党”主张进行逐步改革，改善人民的生活。《新青年》派则认为这不够迅速和不够广泛。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中看到了希望，特别是在俄国革命以后。1921年夏，他们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袖是毛泽东（1893-1976）。他虽然也遵循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但却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他认为，中国革命的载体不是数量较少的工人，而是农村的广大贫苦农民。
两个政治阵营都组建了自己的军队，相互进行了多年的战争。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开始时明显处于优势；毛泽东的“红军”一直处于逃逸的处境，最后导致了1934至1935年传奇式的“长征”，经历了11000公里的旅程，几乎横穿整个中国。途中，很多人掉了队，也有不少人参加了毛泽东的队伍。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队伍由原来的十万人减少到一万人，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延安。在那里，毛泽东在党内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开始了他改造社会的事业。
日本于1937年发动侵华战争以后，相互敌对的中国军队进行了和解，共同抗击外来的侵略者。以联合起来的力量，在不容日本称霸的美国的支持下，终于战胜了敌人。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力量在战争中得到了加强。在不久就爆发的内战中，共产党得到了千百万农民的支持，战胜了国民党。到1948年秋，共产党控制了这个巨大的国家；1949年10月1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而印度的默罕达斯·甘地（1869-1948）却完全走了另外一条道路。如果说有哪个政治家是一位圣人，那这个人不是毛泽东，而是甘地。甘地对人应该怎样生活，完全有另外一种设想，而不是世界各处流行的“现代化”。他说：“我坚信，如果印度取得了独立，它将走另外一条道路，全世界都迟早会认识到，人应该生活在农村，而不是在城市；在茅屋里而不是在宫殿中。千百万人不可能在城市或宫殿里和平共处的。我认为，没有真理和不放弃暴力，只能导致人类的毁灭。但真理和无暴力，却只能在农村中得以实现。”
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解放，对甘地来说，是不能通过武力达到的，因为这会丧失很多生命。对他来说，暴力和自由是不相容的。就像很多想走一条新的不寻常的道路的人一样，甘地一开始也受到人们的嘲笑和讥讽。但他却以自己的才智和超凡的忍耐，成功地使印度走向了独立。他所实行和组织的不抵抗主义，使英国人最后不得不做出让步。然而，他所梦想的一切种族、一切宗教和一切等级和平共处的国家，却没有出现。在印度生活的印度教和穆斯林之间一再发生暴力斗争。最后，政界的一些主要人士决定，把印度分为印度教的印度和穆斯林的巴基斯坦两个部分。甘地最初反对这种分割，但却无法制止。这块次大陆上的真正和平，至今也没有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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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站在右翼！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实行了议会民主的政治体制。但这些年轻的民主国家，战后由于经济极度困难处境都很艰难。在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和波兰，反民主的右翼势力早在二十年代初期就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独裁统制。意大利人贝尼托·墨索里尼（1883-1945），发明了所谓“法西斯”的政治体制，旨在建立一种与社会主义和议会民主不同的模式作为第三选择。
墨索里尼巧妙地利用了人们的不满情绪和年轻的民主制度及其无经验的代表人物的弱点。他组建了一支穿制服的打手队伍—“黑衫党”—作为反对社会主义活动和维持公共秩序的力量。很多工业家以及市民中的中产阶级，都把“元首”看成是可以在社会党及共产党人面前保护他们及他们的财产的人物。在这样一种气氛中，墨索里尼率领他的4万名黑衫党员“进军罗马”，旨在推翻政府并夺取意大利的政权。直到这时，政府才想到采取行动反对法西斯，并动用了军队。但怯懦的国王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三世却在墨索里尼的压力下退让，并任命他为首相。
当人们问起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基础时，墨索里尼回答说，他不需要什么思想，行动比哲学更为重要。法西斯主义的鲜明特点，就是它并不依据自己的思想，而是依赖反对别人的思想：它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民主、反对多元化、反对议会和反对资本主义。全体意大利人民都应该放弃私利，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和谐地共同生活。这个目标，要在儿童时期就加以灌输。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反对其他民族的斗争中站稳脚跟，才有可能使自己的人民和国家成为新的巨人。“信任、顺从和斗争！”这就是法西斯的竞选口号。“元首”借助这个纲领，使意大利在短短的几年里就变成了一个极权的元首国家。
其他的民主国家在战后头几年里还能保持稳定。但这个时代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民主政权受到两个方面的攻击和威胁：右翼的保守派政治力量，企图使局势回到民主之前的时代；左翼的力量，企图按照苏联的榜样建立一个新的制度。这些力量对一个国家或者世界的危险性到底有多大，主要取决于一个政治体制能够为人民带来什么样的生活水平。人们生活得越好，极端政治观点就越没有市场—或许在这里有必要对“右翼”和“左翼”的概念做一个说明。这两个概念本来是指法国议会的座席排列，保守的议员—从会议主席的角度看—坐在右侧，而自由派和社会党的议员则坐在左侧。右和左是个相对的概念。今天，对极端的政治观点，人们一般使用激进这个词。
我们再回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那些稳定的民主国家中，经济不断繁荣，生活水平缓慢但不断提高—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在“黄金的二十年代”，生活开始经历前所未有的生气勃勃的景象—至少是在大城市里。新的音乐形式如爵士乐，新的舞蹈如查尔斯顿舞，新的通讯工具如电话，新的生产技术如流水线，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们感到惊奇和欢欣。“美国生活方式”变成了先进的标志。
然而，“黄金二十年代”却被纽约交易所的“黑色星期五”所打断。在1929年这个10月25日，戏剧性的股市爆跌，导致了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美国银行要求它们的欧洲债权人立即偿还贷款和利息。通过战争负债最多的德国，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于是发生了货币紧缺，工业生产停顿，企业破产，失业激增，与此同时，极端党派的信徒也随之增加，并拒绝“魏玛共和国”—根据宪法制定的城市而命名—的议会民主制度。尽管如此，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仍然占有足够的多数，可以在这种形势下对必要的经济措施通过决议。但他们却以今天看来难以置信的轻率把多数扔掉：只是因为对失业保险的资金问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最后一个由议会产生的合法的魏玛共和国政府竟然宣布辞职。帝国国会没有能力再组成新的政府。在这种危机时刻，根据宪法的规定，帝国总统就成了德国政治中的关键人物。自1925年以来就担任总统的这位世界大战时期的老将军保罗·冯·兴登堡，却不是一个民主派，而且担任总统也不适合。他听从了儿子和一些老战友的怂恿，为德国做出了后果严重的决定。他不断任命“总统临时内阁”。这样一来，法律不再由议会制定，而是由“临时内阁”提出，由总统颁布“暂行法令”。于是，对民主制度极其重要的三权分立的体制，实际被取消。从形式上看，这一做法似乎并不违反宪法的规定，但那只是紧急状态时应该采取的临时措施。由于这种做法自1930年就变成了正常现象，因而，魏玛共和国实际上在希特勒“夺取政权”之前就已经名存实亡。
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党，很久就在德国政治中起着作用；他的飞黄腾达是从世界经济危机时开始的。他提出的口号十分明了，敌人的图象十分清晰，这很容易在这个不满和不安全的时代受到人们的欢迎。“犹太人和共产党是一切的罪魁祸首！”—谁要是赞成这个口号，谁也就会投希特勒党的票。1932年7月31日的选举中，它获得了37。3%的选票，成了帝国国会中第一大党。
世界大战将军兴登堡本人是反对希特勒的：“你们难道会以为，我的先生们，我会任命那个奥地利的上等兵为帝国总理吗！”这是他于1933年1月27日对他的顾问说的话。但那些顾问却劝说他，不能把议会最大政党的领袖排除在政府之外。而且，一些保守党人士，特别是工业界的代表却支持希特勒，他们认为，他们可以“驯服”希特勒，并为他们所用。老总统的亲信弗朗茨·冯·巴本说：“两个月后，希特勒就会被挤到墙角去，他会被挤碎的。”这是世界历史中的一个后果最严重的错误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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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变成了一个元首国家
阿道夫·希特勒是世界历史上可怕的人物。他的兴起，如果回想起来，简直就无法理解。希特勒既没有上完中学，也没有从事过一个正当的职业；青年时代他靠做临时工为生，住在维也纳的男子收容所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开始，25岁的他，就志愿参加了军队，希望最好能当一辈子的大兵。在军队中，他感到安全，在那里他知道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命令和服从的原则使他着了迷。
战争失败以后，和很多有失落感和不满情绪的人一样，他参加了一个当时新成立的党派。因为他很会讲话，所以一个月之后就被选进“德意志工人党”的理事会，担任“宣传部长”。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党的名称改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国社党或纳粹）。党的标志是倒钩十字。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希特勒上升为党内最强有力的人物；1921年7月当选为党的主席，具有几乎无限的权力。按照意大利法西斯的榜样，他组建了准军事组织的“冲锋队”（SA），身穿褐色制服，旨在威慑一切纳粹党的敌人。
墨索里尼成功地“进军罗马”之后，希特勒也想模仿这个榜样：他召集他的“褐衫队”于1923年11月9日前往慕尼黑“进军统帅大厅”。他想和意大利“元首”一样推翻政府。他和前将军鲁登道夫一起率领队伍前进，但警察却阻止了他们前进，并逮捕了暴动者。在后来进行的审判中，鲁登道夫被释放，希特勒被判五年监禁—但他在监牢里只呆了九个月。这个时期，他写了《我的奋斗》一书，毫不掩饰地表明了自己的思想和目标。其中很大一部分和意大利法西斯一致。不同的是，希特勒还加进了他为之狂热的种族学说，以及基于这种学说形成的对犹太人的仇恨。他在论述中极至地把犹太人说成是“劣等种族”，必须予以消灭。此外，希特勒还要求为德意志“优等民族”在“东方寻找生存空间”。作为最终目标，他设想建立一个“建筑于奴隶制和不平等思想上的伟大的新社会”，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全世界。然后，“雅利安优等民族”在德意志的领导下统治全世界。
很多人都把这看成是一个失意和绝望的男子的妄语，不值得认真对待。还有些人像当年哈莫尔的孩子跟随捉鼠人那样跟随着他们的“元首”（德国传说：哈莫尔城闹鼠患，一神奇追鼠人用魔笛带走所有老鼠，由于没有得到应得的报酬，吹起魔笛，哈莫尔的所有儿童也尽随他而去—译者）。但他们所有的人都无法想到，希特勒1933年1月30日成为帝国总理以后的十二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夺取政权”以后，希特勒的冲锋队和党卫军（SS）冲上了街头。一切政敌遭到跟踪、殴打和杀害。第一批集中营建立了起来，无数被随意逮捕的男人和妇女被关在里面饱受煎熬。在人们中间散布恐慌和惧怕，是希特勒维持和发展自己权势的方法；另一个方法，就是利用国家机构，造成在宪法和法律范畴内行动的假象。1933年2月27日，柏林国会大厦被焚，纳粹党人立即散布谣言，说共产党人是纵火者。到了第二天就把显然早已准备好的一份《保护人民和国家》的紧急法案，呈到了帝国总统的写字台上。由于是反对共产党，所以兴登堡的顾问们主张签署批准，尽管这将意味着重要的基本权利“长期废除”。紧急法令一直有效至1945年，给纳粹以可能根据这个法律的条文合法迫害它的批评者和反对者。
在这样的气氛中，为帝国国会1933年3月5日的选举进行的竞选斗争开始，在这里要特别强调“斗争”两个字。纳粹在全国散发了无以数计的宣传材料，举行了无数的竞选集会。共产党和它的报纸遭到禁止，干部被逮捕。冲锋队员出现在社会民主党和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的竞选集会上进行捣乱，使其无法进行。新闻媒体受到很大的压力，大部分报纸都无法进行自由和客观的报道。尽管如此，纳粹党还是没有获得所希望的多数。只获得的43。9%的选票，必须和别人联合方能执政。于是他们找到了“德意志国家人民党”作为联合伙伴。加在一起，他们有了51。9%的选票；希特勒本来可以利用这个议会多数执政。但他想要的却更多。于是，他把一份所谓《授权法》法案提了上去。根据这项法令，政府将可以没有议会的参与颁布即使是违宪的法律。为了表明它的合法性，希特勒希望最后一次得到议会的配合。在1933年3月23日举行的关键的会议上，冲锋队被派往议会“维持秩序”，以便加强对反对派的震慑。81名共产党议员，首先就被排除在外，对资产阶级政党，希特勒做出种种许诺，从而获得了三分之二的多数。只有社会民主党顶住了压力，一致对这个法案投了反对票，但这个法案的通过，实际就意味着国会从此被废除，希特勒成了德国惟一的独裁者。他从一开始就充分利用这个权力，以自己的设想改造国家和社会。首先颁布了《各州与帝国同一法》，各州的独立性从此取消。总理的职务改为直接受希特勒领导的“帝国总督”。下一步是禁止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其领导成员被“监护”，关进了集中营。资产阶级政党，“自愿”解散。1933年7月14日，颁布一项法律，禁止成立一切新的政党。
纳粹用了半年的时间，把德国变成了一个以希特勒为首的一党专政的国家。1934年8月2日，兴登堡去世，希特勒也接管了帝国总统的职务，从此成了帝国国防军的最高统帅。他的正式头衔是“德意志国家和人民的元首”。德国终于成了一个极权主义的元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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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种族疯狂
“元首永远是正确的。元首的意志就是法律。”这样一些口号表明，希特勒已经把一切权力全部掌握在手中，就像过去的专制君主一样。他不仅想统治国家和土地，他还想控制人们的思想和感情。因此，他让孩子从小就接受纳粹精神的培养。为此成立了“少年队”、“希特勒青年团”、“德国少女联盟”等组织把所有的孩子都按照不同年龄包括进去。纳粹国家的教育目的，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是这样说的：“对元首的无限忠诚和拥戴，对具体问题不问为什么，只需要默默地执行元首的命令，这就是我们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根基。”
“元首命令，我们紧跟！”这就是“第三帝国”的指导性的口号。为了防止任何人产生非分的思想，禁止自由派和左翼记者和作家发表文章和作品；他们的书籍已经于1933年5月10日被公开焚烧。凡不符合“人民健康感情”的图画和音乐一律做为“非德意志和变态”遭到排斥。不愿意追随“德意志精神”的科学家，一律被开除。
尽管如此，从一开始就有人不接受纳粹的压力和影响，并反抗纳粹政权的统治。这表现在从拒绝行“希特勒礼”，支持被迫害的人，一直到进行地下政治活动和计划刺杀希特勒。但在一个极权国家里，无时无处不受密探和告密者的监视，所有的反抗活动都面临致命的危险。成千上万的人为了正义和勇气牺牲了自己的性命。
这样一些类似的现象也会出现在其他独裁国家。但纳粹政权和它们的区别就在于它的种族学说及其后果。根据这个学说，世上存在优等和低劣的民族，它们相互争夺生存空间。根据自然法则，他们认为，为了人类继续向高峰发展，优等民族有义务去消灭劣等民族。根据他们的排列次序，站在最上面的是北方的“雅利安族”，最下面的则是犹太民族。这个荒谬的伪科学论据，从十九世纪末就开始在欧洲流行。在希特勒身上和在德国，早在历史上就存在的反犹情绪，成了它发展和激化的肥沃土壤。对希特勒来说，这个种族学说只不过是他进行屠杀的合法借口而已。关于犹太人，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写道：“他们是并将永远是永恒的寄生虫，一个像有害的细菌一样的寄生虫，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它就会四处传播。它存在的影响，同样和寄生虫相同：只要它出现，高等民族就会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死去。”从把人当作寄生虫，到必须把它消灭的思想，只需要迈出很小的一步。
夺取政权以后不久，德国就出现了反犹的煽动和迫害行动，很多犹太人被隔离和被驱逐。时至今日，还有人质疑，在二十世纪，在一个文明民族，在康德、莱辛、歌德、席勒诞生的国家，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纳粹歧视、侮辱和迫害犹太人，以及对其他人的迫害，并不是秘密进行，而是当着邻里、熟人、朋友、同事、体育战友、同学的面前进行的。只是到了1942年以后要“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时，即集体屠杀时，才不再公开进行。为此，纳粹在波兰建立了大型屠杀场地，把整个欧洲的犹太人都遣送到那里。建立了死亡工厂，六百万其他宗教的信徒被系统杀害，这是任何历史上的屠杀所无法比拟的。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使德国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不论每个德国人知道与否，或知道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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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战争
“德国军队必须在四年内具有作战能力。德国的经济必须在四年内具有进行战争的能力。”阿道夫·希特勒在1936年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这样要求。但对外他却表现出一个和平政治家的形象，为此还利用了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很多人被假象所蒙蔽，尽管希特勒实行普遍兵役制并占领非军事区莱因兰，已经违背了凡尔赛和约的规定。1938年3月14日，奥地利的“回归”也属于此例。希特勒把他的出生地宣布为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以此向不想因此发动战争的邻国进行挑衅。半年以后，他又要求有350万人口的苏台德地区回归德国—“这是我在欧洲提出的最后一个领土要求”。所有德意志人都应该“回归帝国”。
欧洲各列强只是无动于衷地看着这些侵略行为发生，最多发表一些无力的抗议声明和试图通过退让安抚希特勒。但他是无法制止的。他想得到《我的奋斗》一书中提出的“东方的生活空间”，因而那些安抚性的“绥靖”政策，只能使他受到更大的鼓舞。当他1939年9月1日发布进攻波兰命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亦即宣告开始。
向波兰进军是德国军队使用“闪电战”这一新战术的首次尝试；快速坦克兵团在战斗机的支援下深入敌国腹地，然后再由陆军去占领所征服的地区。德军的意图，是集中兵力打击敌人，争取速战速决，因为德国的军事准备不适合在多条战线进行长期战争。战争所需要的物资，必须通过对战败国的掠夺才能保证。
新的战术又在进攻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甚至法国时奏效。只用了五个星期，德国军队就进入了巴黎，1940年6月22日，法国签署了投降书。希特勒为此选择了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场所：康皮也涅森林中的一个火车车厢里，就是在同一个车厢里1918年11月1日德国不得不签署了停战协议。希特勒的意思显然是要以此“洗刷凡尔赛的耻辱”；希特勒作为“所有时代的最伟大的统帅”受到很多德国人的欢呼。没有什么，也没有谁能够阻止他前进。
希特勒遭到的第一个挫折，是对英国的进攻。尽管德国空军轰炸英国城市达数月之久，但却仍然无法摧毁英国人的反抗意志。希特勒命令停止了进攻，把矛头指向了他的真正目标：思想意识上的主要敌人苏联。
他虽然于1939年同斯大林签定了互不侵犯条约，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于1941年6月22日开始了他的“巴巴罗萨行动”：远征巨大的苏联帝国。看起来，他的闪电战术又获得了成功。到了10月，德国军队就已经在莫斯科兵临城下。但冬天却提前来临，德军的进攻受阻。和当年拿破伦军队一样，德军同样没有为俄国的冬天做好足够的准备；给养越来越困难，损失越来越严重。开始时遭到突然袭击的苏联红军开始了反攻。闪电战术随之破产。德军虽然在1942年夏再次有所前进，但到了1942至1943年冬天，三十万大军在斯大林格勒被困。德军的败局已无可挽救，但希特勒却禁止他们投降；随之第六军团全军覆没。斯大林格勒战役成了这次战争的转折点。从此，德国军队开始了全线退却，尽管人们在德国仍在侈谈“最终胜利”。
这时，这场欧洲战争已经变成了世界大战；和德国结盟的有法西斯意大利和企图在东南亚获得好处的日本。日本于1941年12月7日在珍珠港对美国太平洋舰队发动了突然袭击，把美国也拖进了战争。像在第一次大战时一样，人人都知道，美国的参战会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德国及其盟国的最终失败已成定局。和当年的统帅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一样，“所有时代的最伟大的统帅”宁愿继续牺牲上百万人的性命，也不肯投降。他得到将军们对他的支持。
意大利在维克多·埃马努埃尔的命令下这时已经变换了战线，墨索里尼于1943年7月25日遭到逮捕。但在德国却还没有人敢去逮捕希特勒；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贝格上校的刺杀行动没有成功。射击和轰炸还在继续，德国本土已经变成战场，很多城市遭到轰炸。红军从东方进入了德国，联军从西方。1945年春，整个德国被占领。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5月8日，德国当局无条件投降。欧洲的战争就此结束。在太平洋地区，战争还继续了三个月，最终在广岛和长崎遭到原子弹袭击后，才于1945年8月6日和9日结束。这种可怕的武器发挥了作用，迫使日本不得不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它的代价是5500万人的生命，这也以残酷的形式显示了，人的能力到底能够做些什么。美国用投掷原子弹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同时也显示了它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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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敌对阵营的诞生
还在战争进行期间，反希特勒联盟各国的政治领导人就召开了多次会议，对战后形势进行了讨论。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德国的前途是什么。但与会者更为关心一个重要问题，却是要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让所有国家都能在更加紧密的关系中相处，以及今后如何制止战争的发生。1945年联合国成立，开始时有51个成员国。今天的联合国已有180个成员。这个组织确定了四个主要目标：保障世界和平、保护人权、各国平等、改善世界生活条件。
开始时，“三大国”—美、英、苏还意见一致；同样在1945年讨论“德国问题”的波茨坦会议上情况也是如此。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和美国新总统杜鲁门，在会上决定“消灭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后，在摄影机前欣然握手显示团结。他们和后来加入的战胜国法国，把德国分割为四个占领区，柏林也分为四个辖区。奥德尼斯河以东地区归属波兰和苏联管辖。对德国作为整体的管理，由四国的总司令组成的“盟军管制委员会”负责，每一个占领国都在它们的占领区中有单独行政的权力。
如果说，战争结束前有一百多万德国平民在日益迫近的红军面前逃向西部，那么波茨坦协定以后逃亡人流简直就变成了一次真正的民族大迁徙。大约有1200万人从他们居住的东部被驱逐，不得不逃到西部寻求生计。当时的很多德国城市都处在废墟瓦砾之中，甚至连最起码的日常必需品都得不到满足，所以情况十分困难。此外，战胜国还索要战争赔偿，拆走了全部工业设施。战争中损失最严重、有2000万人死于战争的苏联，更是拿走了可以得到的一切。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使得德国的供应状况急剧恶化，出现了真正的“饥饿的严冬”。为了避免整个德国经济彻底崩溃，美国改变了他们的占领政策，但并不完全像人们后来所说的是出于人道的原因。
对美国新政策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乔治·凯南对苏联及其意图的评价报告，他早在1946年初就写道：“想和俄国人共同统治德国，只能是痴心妄想。同样痴心妄想的，是认为俄国人会和我们一起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礼貌地撤出，然后在这个真空中产生一个健康又和平，稳定又友善的德国出来。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在我们的德国部分建立一种独立的形式，让它具备足够的满足，足够的安全和足够的优势，不受制于来自东方的威胁……宁肯要一个分裂的德国，至少让其西部成为对付极权主义势力的缓冲器，也不要一个势力范围直达北海的统一的德国。”凯南认为，苏联仍然在谋求世界共产主义革命。所以有必要至少加强西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使其有能力承担“缓冲器”的角色。
反过来看，苏联对美国的评价是，美国企图把德国和欧洲拉进资本主义阵营，成为它的卫星国。在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中形成的“不自然的联盟”业已烟消云散，东西方的冲突从此开始。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在国会的演说中宣布了新的政策，并以“杜鲁门主义”的概念载入了史册。杜鲁门认为，世界历史的这一时刻，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在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中进行选择：自由民主的西方和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的东方。由于共产主义从本质上讲是对外扩张的，所以自由世界必须建立起防护城垒，制止它的扩张。“我坚信，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那些正在抵抗外来压力的征服企图的自由国家。”杜鲁门的这种“遏制政策”，几十年来始终是美国外交的准绳。它使美国扮演了“世界警察”的艰难的角色。
作为对立物，斯大林创立了“两大阵营理论”：一方面是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朝着一个公平社会的和平发展和它的壮大，旨在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
这就是新的“超级大国”分别对事物的看法，世界被分成两个敌对的集团。很快，人们就开始谈论东西方之间的“冷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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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慑的均势
两大集团开始形成，人们对此并没有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开始了行动。根据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的一个计划，一个援助西欧重建的纲领启动了。同样在军事上，西方国家的关系也日趋密切，最终于1949年在美国的领导下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NATO，即北约）。签署公约的有比利时、丹麦、法国、英国、冰岛、意大利、加拿大、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和美国。苏联立即做出反应，建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COMECON，即经互会），并在其势力范围内，与各国签定了“友好互助条约”。开始时包括的国家有：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捷克和匈牙利，后来又加上阿尔巴尼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被丘吉尔称为“铁幕”的东西方边界，同样分割了德国，导致两个德意志国家于1949年的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首任联邦总理康拉德·阿登纳（1876-1967）的带领下目标明确地倾向西方阵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则发展成为苏联的最忠诚的附庸。
1950年，北朝鲜在中国和苏联的支持下向亲西方的南韩发起进攻，目的是使分裂的国家在共产党的控制下统一，于是，“冷战”变得热了起来。西方把这看成是共产党对“自由世界”的威胁。人们担心，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德国。为了震慑苏联，北约加强了军备。这时，要求西德也做出防务贡献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些人则警告在德国重新建立军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痕迹还到处可见，有关德国重新武装的问题，在国内的赞成和反对两派间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像这个年轻的国家的所有关键性的问题一样，最后阿登纳的观点得到了贯彻。1955年5月5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参加了北约，1956年1月，阿登纳向新的联邦国防军的第一支部队表示了祝贺。
苏联试图制止西德进入北约，对这种发展当然不能等闲视之。它于1955年5月14日建立了“华沙条约”组织，除苏联外，参与国还有波兰、捷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阿尔巴尼亚。一个月之后，东德建立了“国家人民军”的第一支部队；并于1955年加入了华沙条约。
尽管苏联自1949年就已经掌握了原子弹，但美国在这个时期仍然觉得自己仍处优势，所以感到很安全；敌人还缺少可以直接威胁美国的远程导弹。但苏联却于1957年成功地把一颗人造卫星送入了太空轨道，这使美国大惊失色。现在的形势已经很清楚，对手已经有能力可以攻击美国本土。这个“卫星惊吓”导致了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但双方却都无法获得决定性的优势。因此人们称这种状况为“威慑的均势”，两个超级大国相互都对军事行动采取谨慎态度。它的第一次表现，是东德于1961年8月在东西柏林之间修建柏林墙。这是一个极权国家试图防止其公民逃向经济更好、政治更自由的西方的措施。西方各国虽然提出抗议，美国甚至还派了几辆坦克前往，但这也就是全部的反应了。人们对建柏林墙的正式看法认为，这是“苏联势力范围的内部事务”。
与此相反的情况，是苏联对“美国门前”的社会主义古巴的支持，并秘密在那里部署了导弹。美国的空中侦察于1962年10月15日发现了导弹发射架。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1917-1963）随即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他在岛国的周围实行了海上封锁，进行了军队动员，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立即撤出导弹。在长达13天的时间里，世界又站到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然后，赫鲁晓夫做了让步，把导弹从古巴撤走。
古巴危机是现代历史中的一个转折。两个超级大国都认识到，“强权政治”已经进入了死胡同：没有哪个国家敢于使用原子武器，如果它不想毁灭自己和整个人类的话。也就是说，双方都知道无法战胜对方的。所有参与者都清楚，必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和平共处。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建立了“热线”，以便有可能在危机时刻尽快达成谅解。同时也开始了犹豫的停止军备竞赛的尝试。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从攻击性的对立变成了“和平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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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界”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老欧洲殖民国家在世界上都失去了它们的主导地位。1945年以后出现了一股摆脱殖民主义的潮流，亚洲和非洲大部分国家在二十年时间里都先后取得了独立。总的说，英国基本是以和平或至少是不流血的方式放弃了殖民地，但法国、荷兰、比利时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却均进行了残酷的战争后才获得了独立。
然而，独立庆典刚刚过去，就立即显现出来，这些国家都面临着什么样的严峻形势。各方面专业人才极度匮乏：管理专家、工程师、医生和教师。此外，在很多勉强促成的新兴国家里，还很快就出现了种族、宗教和社会矛盾。例如在坦桑尼亚就有120多个部族，各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部族之间不断发生军事冲突，使得本已困难重重的年轻国家的局势越发举步维艰。第一批大多来自独立运动的党派和政府，都标榜主张社会革命和民主。他们决心消除社会不平等，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使古老传统和现代成果结合起来。“我们飘浮在两个文明之间”，尼日利亚的女诗人这样写道。
但这种飘浮状态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由于缺乏民主的文化传统，专制的执政形式随之应运而生，均是由一个政党、一个部族或一个军事委员会或者一个人进行统治。由于统治者常常只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看问题，所以很多国家的人民不得不又走上了苦难的历程。战争、内战、经济不成熟和贪污腐败，导致了全体人民的贫困和饥荒。
工业国家也对这一发展负有责任。他们—特别是美国—虽然自五十年代开始就提供了发展援助，但却忽视了—就像老殖民主义者一样—对这些新兴国家的组织结构施加影响，使得它们经济上独立，能够具备生存能力。对工业国家来说，它们仍然是原料和销售市场。
冷战期间，这些“发展中国家”都被拖入了东西冲突之中。东方支持革命的集团和政权，试图推动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向前发展。对西方来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曾建立了一种“多米诺理论”：如果一个国家崩溃，变成了共产主义国家，它就会引起连锁反应。而这一点是西方必须竭力防止的。所以，他在反击行动中甚至支持腐败的独裁者，他的原则：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
美国在认为必要时还直接插手战争。例如六十年代中期在越南，在一段时间里，它派出了五十多万军队，参与了这场残酷的反对北越共产党的战争。美国大规模的轰炸导致无法估量的破坏，最终引起了全世界的抗议，也包括在美国国内。在越南，美国这个“无限可能的国家”第一次在它的历史上痛苦地知道了，并不是什么都可能的。1973年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美国虽然撤回了军队，但战争却仍在进行。两年以后，北越取得了胜利，成功地统一了国家的南北两部分，成立了共产党统治的人民共和国。但“多米诺效应”却没有出现。
在东西方斗争中，为了尽可能向原来的殖民地施加影响，对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第三世界”的概念。“第一世界”是指富有的西方民主国家，“第二世界”是东方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逐渐试图摆脱两大阵营的控制，以便能够更好地追求自己的利益。1955年4月，它们第一次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了会议，来拟订的自己设想。它们将在未来以第三种力量干预世界政治。它们的领导人物是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然而，尽管第三世界的不结盟国家在数量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集团，但第一和第二世界却仍然继续决定着国际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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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冲突
除了东、西、南、北之间的斗争外，二次大战以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间的冲突也始终是世界持久关注的问题。为什么是这样呢？
十九世纪末，一个犹太民族运动产生了。1896年，记者泰奥多尔·赫茨尔在他的《犹太国》一书中，要求为犹太人民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国家，以便在世界各地生活的犹太人能够“返回锡安”。锡安是耶路撒冷城中一座山丘，是犹太人神圣的象征，当年他们就是从这里被罗马人赶出去的。
在二十和三十年代，第一批欧洲犹太人迁徙巴勒斯坦，他们中的很多人是遭到纳粹迫害而逃亡的。二次大战结束时，这里已经生活着约40万犹太移民。他们被当地的阿拉伯人看作是一种威胁；双方之间不断发生械斗和恐怖事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联合国于1947年11月，把巴勒斯坦分为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把耶路撒冷变成了一个国际城市。但阿拉伯人把整个巴勒斯坦看成是他们的国家，因而拒绝这个分割计划。犹太人接受联合国这个决定，但不愿等待预定时间的到来，而于1948年5月14日宣布以色列国成立。各个阿拉伯邻国随即向以色列宣战。但由于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战略，所以只能在战场上各自为战，尽管人数占优势，仍然屡遭失败。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把联合国计划中的以色列的国家版图扩大了三分之一。
这场持续了十个月的战争中最大的输家，就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即巴勒斯坦人。大约有75万人被赶出家园。随后不得不作为难民生活在周围的阿拉伯国家中，他们只有一个目的：消灭犹太国家，返回自己的家园。而以色列人则从一开始就把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看成是对他们生存的威胁。以色列所以能够坚持下去，是因为有美国对他们的支持。反过来，苏联却支持阿拉伯一方。尽管如此，以色列仍然在1956、1967和1973年的各次中东战争中保住了自己的临时边界，甚至还占领了额外的地区。
阿拉伯国家无法战胜以色列，巴勒斯坦更没有这个可能。尽管如此，他们仍然继续同以色列国进行斗争，特别是进行恐怖爆炸行动。1959年，亚希尔·阿拉法特试图把很多巴勒斯坦地下战士收集到“法塔赫”中来；于1964年建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PLO，即巴解组织），1969年，阿拉法特成了这个组织的主席。巴解组织想通过暗杀、爆炸和劫持飞机等方法引起世界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并强迫西方按照他们的意志解决巴以冲突问题。
到了七十年代，缓和政策阶段取代了冷战以后，两个超级大国都敦促他们在中东各自的盟友走向谈判桌。1977年，埃及总统萨达特前往以色列进行谈判，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当时达成了一项和平协议，以色列许诺，把1967年占领的西奈半岛归还埃及。但这个协议没有给巴勒斯坦带来任何好处；战斗继续下去。
当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地区开始修建犹太居民点时，形势立即又紧张了起来。1987年，巴解组织号召进行“INTIFADA”—原文的意思是“甩掉”和“起义”—这就意味着进行公开的反抗。甚至连儿童、青年和妇女都开始攻击以色列的军人和平民。INTIFADA运动发展迅速，它向全世界表明，在普遍的缓和形势下，巴勒斯坦的处境没有任何变化。
美国加强了促进谈判的攻势，因为一些石油储量丰富的阿拉伯国家已经向西方工业国家威胁要停止原油的供应。于是一系列协议得以签定，其中包括同巴勒斯坦，巴这时首次承认了以色列的生存权利。他们不再企图取代以色列，而是愿意和以色列并存。而以色列则接受巴解组织为巴勒斯坦的政治代表，并同意它在被占领地区建立巴勒斯坦自治机构。但这些取得的进步，却被双方后来的言论和行动一再推翻。特别是阿拉法特无法制止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恐怖行动。以色列甚至断言，说阿拉法特根本就不愿意制止，因而用更大的报复行动作为对恐怖行动的回答。
中东冲突，看起来虽然只涉及两个民族在世界上一个较小的地区的生存权利，但却具有世界政治意义，因为这个冲突已经导致那里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和西方世界的离异。其实，伊斯兰国家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集团：比如伊朗，自从阿雅图拉·霍梅尼发动革命于1979年推翻了亲西方的国王以来，它变成了一个极端的伊斯兰国家。由独裁的萨达姆·侯塞因统治的伊拉克，为了防止霍梅尼的思想影响伊拉克，同伊朗进行了战争。它还进攻了邻国科威特，只是在美国1991年干预所谓的“海湾战争”后，战争才得以结束—在这里，是一个西方国家帮助了一个阿拉伯国家。尽管如此：几乎对所有阿拉伯国家来说，以巴冲突都是一块试金石，考验着整个西方对阿拉伯世界的态度。单方面支持以色列，就会被看作是对所有阿拉伯人的敌视行动；甚至会被看成是老殖民主义的利益在作怪。这种看问题的角度，甚至会导致出现一种观点，认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和西方已经处于战争状态。狂热的伊斯兰恐怖组织，就以这样的观念教育它们的成员，2001年9月11日，他们对纽约世贸大厦的袭击行动，使西方一直处于恐惧之中。因此—不仅为了阿拉伯的石油—整个世界都必须关注中东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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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的解体
六十年代中期，在美国和欧洲各国，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纷纷起来反对越南战争。但他们的抗议还包括更多的含义。他们所根本反对的是父辈的政治，反对业已僵化的社会结构，以及一个经济利益决定一切的世界。西方世界的很多年轻人开始同情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主张本国的民主应该更有生气和更贴近基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第一任社会民主党的联邦总理维利·勃兰特（1913-1992），迎合了这种气氛，并在执政声明中许诺更多的民主。
这种觉醒的气氛，并未停止于铁幕的一边。1968年春，捷克出现了改革运动，也触及到了共产党。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当选党首，宣布了新的目标：民主化和自由化。“一个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将诞生。世界上很多人都对这个“布拉格之春”充满了希望，期望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出现“第三条道路”。但其他东方集团国家的当权者却恰恰想制止这种状况出现；他们担心布拉格之春是个“自由细菌”，因为他们也相信多米诺理论。1968年8月20日，华沙条约国的部队开进捷克，结束了这场实验，再次安插了亲莫斯科的领导机构。但“自由细菌”却不顾坦克和铁丝网而继续蔓延。
在这场运动中，德国联邦总理维利·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它首先要改善同东德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关系。但这个政策的后果却是东西方人的接触不断加强；“自由细菌”得到了传播。同样，得到更多消费品的愿望，在东欧人们心中也越来越强烈。他们对铁幕另一边的生活水平知道得越多，也就对自己的处境越来越不满意。他们不想再等待早已许诺的社会主义的福音了；他们想要更多，但不是在渺茫的未来，而是越快越好。
聪明的共产党政治家认真对待这种呼声，并建议进行改革，以拯救这个体制。然而，当时还是那些“水泥脑袋”占主导地位，认为改革只是软弱的表现。直到1985年3月，年轻的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掌权以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他坚信，共产党国家要想有未来，就必须进行改革。他的前任们在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压力下，重新开始了军备竞赛，吞噬了巨额的资金，使苏联陷入了巨大的经济困难之中。因而，戈尔巴乔夫上任伊始就同里根进行接触，以停止疯狂的军备竞赛。他想把国内原本有限的资金，用于苏联的改革事业上。“变革”、“更新”、“公开”、“透明”等概念，当时传遍了全世界。但戈尔巴乔夫却处于进退维谷的地位。他想通过“自上而下的革命”使国家现代化和自由化，但却不想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很快就出现了反对他的声音，要求把改革深入下去。结果，共产党权力的垄断状况，很快坍塌，其速度之快出人意料。
同样，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也被允许独立决定自己的政策，走自己的道路。那里的一直被压制的反对派起来要求进行改革，首先是波兰的独立的团结工会。它是1980年在天主教会的支持下成立的。开始时就被禁止，在地下继续活动，到了1989年已经强大到可以抵制选举占统治地位的共产党的程度。波兰人在一个东方集团国家第一次选出了多数政府。紧接着匈牙利和捷克也跟随了波兰的榜样；东欧的共产党政权不得不逐渐让位给由人民民主选举出的政府。
坚持反对改革时间最长和最顽固的就是东德的领导当局。“社会主义的进程是任何牛和驴所不能阻挡的！”党和国家头目埃里希·昂纳克在1989年下台前夕还声明说。他不想看到周围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解体。但事物的发展却是直到最后还没有觉醒的昂纳克所无法阻挡的。1989年秋，东德各个城市都开始了规模宏大的游行示威，要求自由和民主。昂纳克被他的同志解除了职务，1989年11月9日，新的领导当局屈服于人民的意愿：通往西柏林的边界通道开放。1990年10月3日，两个德意志国家重新统一。
然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虽然所有这一切都应该感谢他，并受到了全世界的欢迎，却在国内面临越来越大的问题。1991年8月19日，在党和军队内甚至爆发了反改革的暴乱。他们绑架了戈尔巴乔夫，并在莫斯科周围集结了3500辆坦克。通过以俄罗斯总鲍里斯·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的果断行动，反叛力量遭到了失败。叶利钦成了最强有力的人物，成功地在俄罗斯禁止了共产党，并宣布俄罗斯为主权共和国；就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实际宣告终结。
戈尔巴乔夫试图制止苏联的解体，但没有成功，于是辞去了国家总统的职务。1991年12月31日，苏联正式停止了存在。取代它在世界上地位的，是前苏联最大的共和国新的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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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界
不论新的千年是开始于2000年—这是根据我们的感觉—还是2001年—这是皇家格林威治天文台的说法—反正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第三个千年。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对它进行一次回顾和展望。
即使简单地回顾一下过去，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地球上的生活，在上一个千年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500年前还相互无有所闻的大陆，不仅相互发现，而且越走越近。世界更大了也更小了。不论今天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由于现代通信手段的存在，在几秒钟最多几分钟的时间内就会传遍全世界。发生的事件越重要，也就越有可能直接或间接涉及到所有国家和所有的人。大约200年前，歌德还在一首诗中借一个市民的口说：
“节日里我听到一件趣事
人们又谈论战争的消息，
据说在那遥远的土耳其
各个民族之间干戈又起。
我们临窗喝干杯中美酒
眺望眼前河面彩帆济济；
然后又满意地回到家里，
享受安宁和和平的气息。”
诗中当然包含了嘲笑的成分。但这种嘲笑早已不适合今天。即使最不关心政治的市民也会知道：在世界最遥远地方发生的战争，到了明天可能就会影响到自己。前面提到的2001年9月11日事件，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实例，阿拉伯自杀性的杀手劫持的两架飞机冲向纽约的世贸大厦，它向世界表明，持久不能解决的中东问题，即使在这个最强大的国家里，也会夺去3000名无辜的生命。这以后的时间里，我们到处可以听到，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样了，一场不同文明间的持久战已经揭开序幕。很多人把2001年9月11日同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6月28日相比，那一天直至今日还被人称为“二十世纪的灾难之母”。我们当代人现在还有能力，不使2001年9月11日成为二十一世纪的灾难之母。我们的政治家、宗教人士、科学家、艺术家还有能力不让一场不同文明间的战争爆发。
各个大陆，各个国家的相互交织，各个领域里的所谓“全球化”，使得政治间的交织成为必要。我们在谈论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世界，似乎在我们的地球上存在四个世界。这种谈论在当前比任何时候都更不应该。我们只有一个世界，因而也只能有一种世界政治。它不应是对立的政治，它必须是相互依存的政治：它应是世界的内政。
尽管存在地区和民族的差异，新千年的世界社会所面临的任务却应该是：使所有人都能够和平共存和共处在一个有生活价值的环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