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拉黑看到对方说话:李新宇:辛亥革命中的严复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7 22:12:55
辛亥革命中的严复
李新宇
(一):写给莫里循的信
[1]严复《与莫理循书》,见孙应祥、皮后锋《〈严复集〉补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89-304页。以下引文不再注明。 (二):参与议和
革命爆发之后,严复一直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发展。11月13日,袁世凯带着自己的卫队进京就任内阁总理,严复日记写下了这件事。12月2日,他去拜会袁世凯。在这次历史大转换中,他与袁世凯注定要有些纠葛。
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之后,用3天的时间即组成了内阁。12月6日,袁世凯迫使醇亲王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职位。同一天,他调任冯国璋接替禁卫军总统领,解除良弼禁卫军第一协协统之职,并把禁卫军炮队调出城外,派段祺瑞另编拱卫军进驻京城。至此,北京已经控制在袁世凯手中。与民军的谈判也于此时正式开始。在这次议和中,严复有幸参与,却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参与者。
12月8日,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全权代表,赴武汉进行谈判。其代表团由严修、杨度等人组成。严复也在其中,但不是重要角色,而是以福建代表的名义参加。但是,他对大清的忠诚,却让那些大清官员们大吃一惊。而对严复来说,他更不明白那些大清官员为什么那么急于投降革命党而出卖大清江山。
我们先来看一看严复当时的日记:严复是12月9日与议和代表团一起赴汉口的,12日过江见黎元洪,17日到上海,18日谈判开始,19日他就独自一人订船票准备回京了。
严复这次参加谈判,一开始就感觉不对劲。12月9日,他跟随唐绍仪等一群和谈代表乘专车南下,一上车严复就大吃一惊:代表团在全权代表唐绍仪的带领下,竟然一上火车就剪掉了辫子。其实,他们并非像革命党人那样以剪辫表示反叛,而是就在前一天,朝廷刚刚下诏:从此以后,允许臣民自由剪发。辫子的剪与留可以由自己做主了,唐绍仪等这些早在美国留学时就深为辫子所苦的人,当然要立即剪掉辫子。何况他们知道,南方独立诸省的代表是不会拖着辫子的,他们也不必用辫子来增加分歧。事实也正是如此,状元张謇这时也高兴地剪了辫子,而且在日记里写下自己的感受。但是,严复不同,他要保留自己的辫子,以示对大清的忠诚。
严复之所以能够进入和谈代表团,主要原因是起义领导人黎元洪是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生。为了利用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陈宝琛力荐,袁世凯同意,才让他以福建代表的身份参加和谈。
12月11日,北方议和代表抵达汉口,第二天严复即过江到武昌与黎元洪会晤。12日下午,严复见到了黎元洪,师生多年不见,相见又是如此情景,真是百感交集,两人都流下了眼泪,相拥流涕不已。但是,感情归感情,黎元洪此时是革命元首,肩负重任,不可能因为老师的态度而改变自己,更不可能因为老师反对革命而放弃革命。对于严复来说,没有收到预期的结果,大概也在预料之中。因为黎元洪即使愿意接受他的意见,也无法不顾自己的革命领袖身份。严复在第二天即给陈宝琛写信,信中说:
廿一早始得抵汉入寓。此间气象自是萧索,舆论于北军之焚烧汉口,尚有余痛,民心大抵皆向革军。
复于廿二下午过江,以师弟情分往见黎元洪,渠备极欢迎,感动之深,至于流涕。黎诚笃人,初无意于叛,事起为党人所胁持,不能摆脱,而既以为之,又不愿学黄兴、汤化龙辈之临难苟逃,此其确实心事也。私觌处所不在武昌,而在青山之氊呢厂,党人有名望者约有二、三十在彼。谈次极论彼此主旨,语长不及备述。约而言之,可以划一如左:
一、党人亦知至今势穷力屈,非早了结,中华必以不国,故谈论虽有辩争,却无骄嚣之气,而有忧深远虑之机。
一、党人虽未明认君主立宪,然察其语气,固亦可商,惟用君主立宪而辅以项城为内阁,则极端反对。
一、党人以共和民主为主旨,告以国民程度不合,则极口不承;问其总统何人为各省党人所同意者,则以项城对,盖彼宁以共和而立项城为伯理玺得,以民主宪纲箝制之,不愿以君主而用项城为内阁,后将坐大,而至于必不可制。此中之秘,极耐思索也。
一、如何下台,党人有两要点所必争者:一是事平日久,复成专制,此时虽有信条誓庙,彼皆不信,须有实地箝制;二是党人有的确可以保全性命之方法,以谓朝廷累次失大信于民,此次非有实权自保,不能轻易息事。
一、若用君主,则冲人教育必从新法,海陆兵权必在汉人之手,满人须规定一改籍之制。
以上皆复以二时许之谈所得诸革党者。至明晨坐洞庭船赴沪,到沪如何,尚未可知。然以意测之,大抵相合,以党人代表始皆已至武昌,至十八日因龟山开炮击破武昌,谘议局各有戒心,乃群赴沪,彼等在此之议已有眉目也……[1]
到上海之后,严复更成了多余人。全部谈判都在唐绍仪与伍廷芳之间进行,而事实上是双方都受张謇和赵凤昌支配。张謇、汪精卫等人既可以代表革命党,又可以代表袁世凯,所以和谈并不困难,双方不过是商讨如何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而这一切,严复并不知晓。
这时的严复表现出书呆子的一面。他以为袁世凯世受皇恩,官高禄厚,自然比他更忠于大清,所以认定袁世凯一定坚持君主立宪。但他不知道,袁世凯早已不再坚持。此时他想做的,已经不是君主立宪国的总理,而是民主共和国的总统。他之所以派唐绍仪为议和全权代表,也是因为唐绍仪最容易帮助他实现这个愿望。正因为这样,在和谈中,袁世凯没有重用严复,也没有重用杨度,他所重用的全权代表,事实上是共和派。
第一次谈判是12月18日,地点是上海南京路工部局市政厅。参加会议的除南北议和代表外,还有英、日、美、德、法、俄6国驻沪总领事,以及外商代表李德立。整个会谈都在良好的气氛中进行。双方都赞同共和,都赞成袁世凯做总统,需要商讨的只是皇室待遇和权力移交的细节和技术问题。所以,议和顺利,很快达成协议:袁世凯使清廷退位,南方各省支持他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但是,12月25日,孙中山回国了。他的出现使本来的规划为之改变,各省代表决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1月2日,袁世凯得知消息,立即撤销了唐绍仪和谈代表的资格。议和谈判因而中断。为此,张謇给袁世凯发电报解释:“南省先后独立,事权不统一,暂设临时政府,专为对待独立各省,揆情度势,良非得已。孙中山已宣言,大局一定,即当退位。北方军人,因此怀疑,实未深悉苦衷。”此外,他还电告袁世凯:“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昨由中山、少川先后申达。前距停战期止十余小时矣,……久延不断,殊与公平昔不类,窃所不解。愿公奋其英略,旦夕之间戡定大局,为人民无疆之休,亦即为公身名俱泰,无穷之利。”[2]袁世凯回电说:“凯衰病,断无非分之想,惟望大局早定,使生民少遭涂炭。但在北不易言共和,犹之在南不易言君主。近日反对极多,情势危险,稍涉猛浪,秩序毕乱,外人乘之,益难收拾,困难万分,笔难罄述,非好为延缓,力实不足,请公谅之。”[3]众所周知,“断无非分之想”当然不是真心话,但别的话却不失真诚。而在此时,南方领袖们也在真诚为未来谋划。
张謇更是忙碌,真不愧状元出身,此时一手在操纵南北和谈,一手操控武汉清军,让段祺瑞等将军们联名上书拥护共和;一边要说服袁世凯,一边又要为孙中山与黄兴着想,最后,连宣统皇帝的退位诏书也是他写的。
赵凤昌也没有闲着。他不是谈判代表,但凭着个人交情和信誉,却可以在关键时刻出谋划策。议和到了最后关头,遇到的难题是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后的第一任内阁由谁任总理。同盟会坚持内阁总理必须由同盟会员担任,组阁由总理提出阁员名单,参议员投票通过。这显然是要限制总统的权力,让实权掌握在总理手里。袁世凯当然不愿接受这样的安排。双方互不让步,僵持多日。一次讨论这个问题,赵凤昌列席旁听,看到双方为此犯难,插话提议:“我是以地主的资格列席旁听的人,不应有什么主张。但现在对内阁问题,我有一个意见,可以贡献诸君以备参考。我认为新总统的第一任内阁,是新旧总统交替的一个桥梁,所以这国务总理必须是孙、袁两位新旧总统共同信任的人物。我以为只有少川(唐绍仪字)先生最为适当,只要孙、黄两先生不反对,我很想劝少川先生加入同盟会为会员,这就是双方兼顾的办法。”赵凤昌话音刚落,孙中山和黄兴就同时热烈鼓掌,既欢迎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又庆祝第一任国务总理的诞生。唐绍仪出任国务总理,双方都能接受,僵局一下子就打破了。正因为这样,时人戏赠赵凤昌一个外号:“民国的产婆”。张謇和赵凤昌,的确都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4]
当时的谈判是这样一种情况,严复却不愿了解,只觉得自己是多余人,所以不几天就买船离去了。回到北京之后,他还去向袁世凯告唐绍仪的状:“唐绍仪非谈和也,乃往献江山耳。”[5]他没有想到袁世凯派唐绍仪到南方,本来就是去“献江山”的。但唐绍仪“献江山”并非献给革命党,而是请革命党转手,最后交到袁世凯手上。
作为思想家的严复,因为自己一厢情愿,这时的表现是迟钝的。他只是觉得奇怪,这些大清的官员为什么转眼之间都变得如此不忠不义。相比之下,他倒成了大清的忠臣。
[1]严复《与陈宝琛书》,《严复集》第3册,第502-503页。
[2]《劝告袁世凯速决大计电》,《张季子九录·政闻录》。
[3]隗瀛涛《张謇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9-300页。
[4]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82页。
[5]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259页。 (三):执掌北大武昌起义爆发,大清帝国走向了终点。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接受清室《优待条件》,发布《退位诏书》,并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至此,268年的大清帝国终结,两千多年的帝制也同时宣告退出历史舞台。
退位诏书2月12日发出,2月13日孙中山即在南京提出辞呈,并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职位。新生的共和国有很高的办事效率,只隔了一天,2月15日,临时参议院即选举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
选举袁世凯做临时大总统的同时,参议院形成一个决议:中华民国首都设在南京,请袁世凯到南京就任。为此,南京组成了以教育总长蔡元培为团长的迎接使团前往北京迎接。但袁世凯以北京局势不稳为由,提议迁都北京。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关于这些事,教科书和一些论著的表述常常有一些问题,似乎孙中山的做法表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而袁世凯的任职则是“篡夺”。其实,正如有人所说:“南北议和,是辛亥革命的重要转折。议和的结局是清帝退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和平谈判实现政权更迭的重大事件。清帝退位后,孙中山辞职,南京参议院依法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只是兑现政治承诺而已。于孙无所谓让,于袁无所谓夺。”[1]
在这段时间里,严复显然曾为袁世凯出谋划策。在他1911年的日记最后,有这样几项内容:
车驾无论何等,断断不可离京。
须有人为内阁料理报事。禁之不能,则排解辨白。
梁启超不可不罗致到京。
收拾人心之事,此时在皇室行之已晚,在内阁行之未迟。
除阉寺之制是一大事。又,去跪拜。
设法募用德、法洋将。
显然,这是向袁世凯提出的建议。
在严复的政治生涯中,常常为人诟病的是他与袁世凯的关系。面对历史,很容易发现严复与袁世凯的关系比较复杂。严复显然并不完全欣赏袁世凯,但在后来却成了袁世凯的支持者。同时,即使在支持袁世凯的时候,也并未改变对他的基本评价。
戊戌变法之前,严复就与袁世凯相识,但严复只是赞赏他的某些方面,比如军事上的才能,而对他的整体看法并不太好。后来袁世凯做了直隶总督,官高权重,曾经想让严复做他的幕僚。严复当时比较傲气,扫了袁世凯的面子,使袁世凯很不高兴,所以有过这样的表示:“严某纵圣人复生,吾亦不敢再用。”[2]对此,严复自己也曾经说过:“夫仆之不满意于洹上,而料其终凶,非一朝夕之事。不独乙已季廉之函,可以为证,即自庚子以后十余年间,袁氏炙手可热之时,数四相邀,而仆则萧然自远者,可以见矣。”[3]
但在1908年袁世凯被罢官回老家时,严复却为之大抱不平。正是这一点感动了袁世凯,也决定了他重返政坛之后对严复心怀敬重。
辛亥革命到来之际,严复支持袁世凯,却并不知道袁世凯并不像他那样在乎君主制或共和制。当共和已成无可挽回之势,严复并未因为这结果与他的理想不合而离去,而是无奈地接受了共和。他对孙中山等人不屑一顾,像西方国家的外交官一样,认定国内唯一有能力控制大局的只有袁世凯。因此,他不仅没有因为袁世凯背叛君主制而疏远他,而是积极为之出谋划策。
1912年2月24日,是旧历的正月初七。这天晚上,严复拜会了袁世凯,立即被派到临时筹备处办事。所谓临时筹备处,是为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而成立的一个临时机构,也是刚刚成立没几天。严复运气不错,尚未就职,就被改派到京师大学堂做总监督。原因是帝国终结之后,那些不愿做“二臣”的臣子们纷纷辞职,以示与大清共存亡。京师大学堂的总监督劳乃宣就是这样的忠臣之一。他得知大清已经“亡国”的消息,立即挂冠而去,使京师大学堂陷入没人掌管的状态。此事报到袁世凯那里,袁世凯马上想到了严复,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的总监督。据1912年2月26日严复写给夫人朱明丽的信中透露的信息:“初七晚见过袁总统,被派入临时筹备处办事,本日又派大学堂总监督,薪水月三百两。此缺本系三品实缺京堂官……得差之后,便有人来荐管理员、教员等,可知凡事同前一样。”[4]
从北京大学档案材料可见,严复正式就任京师大学堂的总监督是3月8日,但他到学堂接印的时间应该是3月11日。因为严复在到京师大学堂上任的当天,在给外甥女何纫兰的信中写下了这样的话:“袁世凯昨午受职宣誓,甚为热闹。本日舅往京师大学堂接印,除管理员二三十人外,余者全不在堂。存款只剩万余金,洋教员薪水照常支发,非一翻整顿,恐将不支。”[5]由此可见,严复是等袁世凯宣誓就职之后才到京师大学堂上任的。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间是1912年3月10日,严复于11日到大学堂就职。
北大校长做得很不顺利。上任之后,困难重重。但这个职位对于严复来说,是个理想的位置,所以他非常珍惜,没有知难而退。他兢兢业业,改革学制,筹措经费,努力要把学堂的事办好。
但是,有一个问题严复和袁世凯都似乎没有想到:严复于历史转换时刻出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如果按照旧制,那没有什么不合法,袁世凯一句话自然就是合法性的依据。但此时已经进入民国,南京已有新制度,总统是否有如此任命大学校长的权力,却成了问题。因为袁世凯任命严复之时,显然没经过教育部。因此,它的合法性是需要确认的。
一些矛盾和问题在一些文件中也可以看出蛛丝马迹。
1912年5月1日,教育部颁布命令: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称校长,大学校长由教育部于分科学长中举荐一人任命之。然后,蔡元培有一份给临时大总统的正式呈文,是这样说的:
为荐任大学校长事:北京大学堂前奉大总统令,京师大学堂监督事务由严复暂行管理等因,业经该监督申报接任在案,窃维部务甫经接收,大学法令尚未订定颁布,北京大学既经开办,不得不筹商目前之改革,定为暂行办法。查从前北京大学堂职责,有总监督、分科监督、教务提调、各种名目,名称似欠适当,事权亦觉分歧。北京大学堂今拟改称为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改称为大学校校长,总理校务;分科大学监督改称为分科大学学长,分掌教务;分科大学教务提调即行裁撤;大学校长须由教育部于分科大学学长中荐一人任之,庶几各实相符,事权划一,学校经费亦得借以撙节。现已由本部照会该总监督任文科大学学长,应请大总统任命该学长署理北京大学校长,其余学科,除经科并入文科外,暂仍其旧。俟大学法令颁布后,再令全国大学一体遵照办理,以求完善而归统一。[6]
由此可见,蔡元培在委婉提醒袁世凯,北大校长的任命不能越过教育部,严复只是临时“暂行管理”。当然,蔡元培不会直接与袁世凯争执,更不会直接罢免严复这个未经教育部而由总统直接任命的校长,但他显然想让袁世凯知道共和国的行政规则。在新旧交替的特殊情况下,总统直接派人去管一下京师大学堂当然是应该的,但既然是一个权力转换的时刻,未经正规程序任命,那就应该是“临时”。这样一来,严复与教育部的关系就微妙起来。加之教育部多是革命党人,双方自然也有成见,合作就很难愉快了。
严复的积极动作有点不合时宜了。他的所谓改革,教育部也无法认可。
5月3日,根据教育部呈文,袁世凯批准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校,并且正式任命严复署理校长。5月4日,严复正式就任。5月15日,北大正式开学,举行了隆重的典礼。教育总长蔡元培参加了典礼。
但是,严复与教育部的矛盾并未解决。最后,他还是不得不辞掉了北京大学校校长的职务。
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加上北京大学校校长,严复总共做了6个月。这段经历,使他对新制度没有好印象。
[1]范福潮《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前的南北博弈》,《南方周末》2008年9月24日。
[2]王栻《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91页。
[3]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36页。
[4]严复《与夫人朱明丽书》,《严复集》第3册,第770页。
[5]严复《与甥女何纫兰书》,《严复集》第3册,第842页。
[6]《政府公告》第5号,1912年5月5日。 (四):为什么反革命?
巩金瓯,承天畴,
民物欣凫藻。
喜同袍,清时幸遭。
真熙皞,帝国苍穹保。
天高高,海滔滔。
我近日来心烦意恶,不知如何是了。政府库空如洗,昨借得数千万,只勾开发兵饷,行政无钱。前数日来一公事,言所有大家薪水,通照六十元开发,亦未言何时作止。此尚不勾养我马车,至于家用,不消说了。津屋每月需租百元,实堪不起,至于前租期满,自须迁回北京,以节用费。但北京能勾几时平静,甚么人都不敢说。到彼时若遇有事,再行觅寓。搬入租界,则银钱又一大笔,岂能堪之!
大学堂下半年政府能否开办,我们尚在那里与否,皆不可知。要想挈眷回闽,作极俭省打算,卖笔墨过日,但福建眼下亦极危险,讹诈勒捐,结党暗杀,无所不有,岂安居之地?故亦作为罢论。左思右想,要寻一安身立命之地,渺不可得。奈何奈何!……胡三厨子,吃心极重,必不可用,刘厨何如?如其可用,家眷到京,胡三便可开发。[3]
[1]佚名辑《大清宣统政纪》第60卷,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6年影印版,第29-30页。
[2]本杰明·史华兹著,叶凤美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145页。
[3] 严复《与夫人朱明丽书》,《严复集》第3册,第777页。
[4]严复《与夫人朱明丽书》,《严复集》第3册,第7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