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品牌的衣服有哪些:孙中山这个美国人为夺权 欲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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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欲北伐 欲卖国企不成想抵押满洲   2011年11月02日 作者:周筱赟
核心提示:最后孙中山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再向日本人借,条件是将满洲租给日本,日本人借1000万。孙中山表示,有了这1000万,就能打到北京,将共和的坚实基础建立起来。日本人早就对满洲不怀好意,几乎要签字了。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报》2011年06月26日AA29版,作者:周筱赟 杨天石,原题:《辛亥革命:胜利迅速、代价很小的革命》
嘉宾简介
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生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辛亥革命是一次胜利迅速、代价很小的革命
2011年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百年前的这场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的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
按照一般人的想法,这个革命会很艰巨、很复杂,因为它是一场大的变革。在一个拥有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超级大国里,推翻绵延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哪里会那么容易,那么简单!康有为曾吓唬革命党,如果要革命,就要准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牺牲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颗脑袋。但是辛亥革命很奇怪,武昌起义,革命党人打出第一枪,是1911年10月10日,到南京临时政府,也就是中华民国成立,是1912年1月1日,这个时间是两个多月,就将君主专制制度推翻了。如果从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算起,到革命成功,到中华民国成立,也就是17年光景。所以说辛亥革命的特点之一,胜利很迅速。
另一个特点,代价很小。辛亥革命不仅时间短,而且代价很小。武昌起义因为清军南下,革命党人保卫汉阳,打仗比较厉害,死了一些人。在湖北省之外,有9个省是靠武装起义打下来的,像湖南、陕西、江西、云南等,另有5个省是和平独立。9个武装起义的省,也没有死几个人,湖南省起义一共才打死4个人:巡防营统领黄忠浩、长沙知县沈瀛,一个姓王的营级军官,一个姓申的秘书处长(总文牍)。有的省根本就没有打死一个人。所以说辛亥革命代价很小,并没有造成社会大破坏,并没有出现大量流血牺牲的情况。
为什么辛亥革命胜利得那么快?就在于清朝政府拒绝改革,已经人心丧尽。满洲贵族本来是东北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没有什么合法性,进入中原之后,又残酷实行镇压政策,就更加没有合法性。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政府丧权辱国,靠对外卖国、妥协来求得苟安,那么它的合法性就几乎是扫地殆尽。再加上它拒绝改革、拒绝对君主专制制度做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更没有任何合法性、合理性可言,这是辛亥革命为什么胜利那么快、为什么很迅速的原因,就是因为清朝政府的顽固、反动。
这里我要讲一个小故事。
1911年12月孙中山从欧洲回到中国,到了香港,那时广州已经独立,广东都督是孙中山的亲密助手胡汉民。胡汉民劝孙中山不要到上海去,劝其留在广东练兵。那时清朝政府已经将军政大权交给了袁世凯,胡汉民向孙中山说,对付袁世凯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用武力跟他斗争。我们将兵练好之后一起北伐。孙中山就向胡汉民说,你这个主意不行,我一定要到上海去、到中国的中部去,不仅我要去,而且你胡汉民也要跟我去。你们大家都不信任袁世凯,觉得袁世凯这个家伙阴险狡猾,不知道将来会干什么坏事,这是对的,但是我要利用袁世凯,如果将袁世凯利用得比较好的话,那就比用兵强过10倍。袁世凯将来也许会做坏事情,但是当他做坏事情的时候,他的统治基础已经不牢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再推翻他一定很容易。结果,孙中山没有留在广州,而是带着胡汉民到了上海,到了当时和清朝政府斗争的前线。
这之后的事情大家都清楚,袁世凯本来带兵进攻武汉三镇,打下了汉口、汉阳,但是他没有带兵过江,去进一步打下当时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的武昌。然后,袁世凯就派出谈判代表唐绍仪,到上海谈判,双方南北议和。同时袁世凯又吓唬清朝政府的隆裕太后,说我们现在跟革命党议和是生路一条,跟革命党作战是死路一条。如果不跟革命党议和,那么将来也会像法国的那些贵族一样,被送上断头台。
袁世凯首先是吓唬,然后骗她,没有钱作为军费,又吓又骗,最后隆裕太后下了狠心,同意和南方议和。袁世凯为什么那么卖命地要劝隆裕太后议和、接受革命党人的条件呢?因为革命党人使用了一条计策,告诉袁世凯,只要帮助革命党劝皇帝退位,将来中华民国大总统就是袁世凯了。这样,袁世凯当然选择让清朝政府退位了。当时南北两方正在谈优待条件,革命党人说清朝皇帝退位,将来还可以在北京的紫禁城里继续当皇帝,颐和园还是爱新觉罗家族的,每年还可以拿多少银子,继续过皇室的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隆裕太后代替宣统皇帝(当时宣统皇帝只有6岁),接受了议和条件。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批判革命党、批判孙中山,认为他们软弱,我想告诉大家,革命党人确实最初是准备打到北京,彻底推翻清朝统治,但是革命党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没钱。要北伐,第一要有几十万的军队,有几十万的军队,那么每天得供给军队吃饭,除了开伙之外还要发工资(关饷),还要许许多多枪,也还需要大量子弹。
上海起义之后,当时南京还在清朝的统治下,当时统治南京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满洲贵族铁良,另外一个是后来的辫子军大帅张勋。这两个人就是不投降、不起义,当时江苏的革命党和浙江的革命党组织了江浙联军,从镇江一直打到南京。这支打南京的队伍的钱是向日本的资本家借的,总算给部队买了枪、买了子弹,做了军装,将南京打了下来。想要从长江一带打到北京去,没有大量军费怎么可能。
武昌起义之后,孙中山当时在美国,并没有按照我们大家的想象,立刻从美国回来,到前线去指挥战斗。他首先到英国,然后去了法国,去做两件事情,第一是要求英法两国采取中立政策,不要帮助清朝政府。这一点,英国和法国政府同意了。第二,孙中山希望两国的银行、财团借给革命党人钱。这是孙中山的主要任务,希望从西方列强那儿借到北伐所需要的经费。英国的资本家、法国的资本家会借吗?不会借的。因为战争的胜负未定,资本家何等精明,我将钱借给你,没准你将来打了败仗,我这个钱不就打了水漂?法国的资本家代表就告诉孙中山,要我现在借钱给你是不可能的,等你成立了政府,而且这个政府得到国际承认,那个时候我就将钱借给你了。
孙中山在英国、法国转了一圈,空手而归,一分钱也没有借到。他从香港到上海,一走下轮船,大批的记者围上去了,有记者就问孙中山,请问你这次回国带回了多少钱,孙中山回答很诚实,他说:我告诉你们吧,我可是一分钱都没有,革命依靠的是什么?革命依靠的是精神,我带回来的是革命精神。革命精神当然重要,但是没有一分钱也不行啊,所以孙中山回国之后,他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借钱,筹备北伐所必需的经费。还是向西方的财团借。当时政府还没有成立,还没有得到国际的承认,孙中山就想了一个办法,我用企业做抵押,你把钱借给我。孙中山拿出来的第一个抵押品是汉冶萍公司,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煤铁联合企业。孙中山要以“中日合办”的名义向日本资本家借钱,日本资本家想,有利可图,同意借。可是一部分革命党人不干了。章太炎就说,我们革命本来就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利权,革命还没有成功,你就用汉冶萍做抵押品,怎么可以呢?这不是卖国行为吗?孙中山就向章太炎解释,现在南京的周围有十几万部队,这十几万的部队每天要吃饭、每天要发饷,如果开不了伙、发不了军饷的话,军队是会哗变的。孙中山说,我现在就像是一个穷人,面临着两大问题,第一大问题是我肚子里没有东西,饿得很厉害,另外现在是冬天,天气也冷得很厉害,我是又冷又饿。怎么办?说我现在唯一的财产就是身上还有一件可以御寒的棉袄,唯一的办法就是将这个御寒的棉袄脱下来,进行典当,换来一些钱,先填饱肚子。孙中山这样向章太炎解释,没有用,“中日合办”汉冶萍的计划吹了。后来孙中山又想用当时中国最大的轮船公司招商局做抵押,也不行,这回是中国的资本家不干,因为招商局是我的,你凭什么拿去抵押呢?
最后孙中山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再向日本人借,条件是将满洲租给日本,日本人借1000万。孙中山表示,有了这1000万,就能打到北京,将共和的坚实基础建立起来。日本人早就对满洲不怀好意,几乎要签字了,但是日本的陆军大臣不干,他说满洲本来就是我们1904年日俄战争中的战利品,本来就应该是日本人掌握的,根本就没有必要用钱去租,所以也吹了。
孙中山是在逼得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接受了议和条件,同意了南北议和。他想:还是采取原来的策略,先让袁世凯上台做民国总统。假定他将来要干坏事的话,再推翻他,到那时推翻他会很容易。南京临时政府最穷的时候,国库里有多少钱呢?胡汉民有一个回忆,南京临时政府最困难的时候国库里只有十块大洋。靠这十块大洋怎么去北伐?怎么打到北京?没有这个可能。不仅打不到北京,靠十块大洋,南京临时政府这个国家机构都没有办法运转。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了两个月,政府机构要运转,屁股下面亏了一大笔钱,最后这笔债是谁给还的?大家可能想象不到,最后是袁世凯还的。袁世凯一当上临时大总统,就向外国借钱,外国资本家看中了袁世凯,就借了。袁世凯从中拿出一部分,作为给南京临时政府还债务使用。
我讲这些是想说明,南京临时政府没有北伐,不是孙中山不想北伐,不是过去我们所讲的所谓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而是因为没有北伐所必需的资金。孙中山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向袁世凯妥协,主要就是由于财政困难,孙中山称这个做法叫“先成一圆满之段落”,就是说,先推翻帝制,将民主共和制度建立起来,其他的事情以后再做。历史证明,孙中山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后来袁世凯当了皇帝,但是只当了83天,1917年张勋复辟,只复辟了12天,所以最后的胜利者还是孙中山。
辛亥革命是具有中国特色和20世纪时代特点的革命
通常我们讲辛亥革命,往往和西方对比,认为它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我认为这个看法未必很全面,也未必很准确。辛亥革命和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至少有三点是不同的。
第一,这次革命的目的是要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具有种族斗争的意义。第二,辛亥革命的发生主要是因为中国受到列强的侵略,成为半殖民地,国土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因此这次革命第一个最紧要的任务就是要救亡,而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第三,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反对的敌人,一是专制制度,一是封建贵族,但是当西方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很快就发现背后站着一个新的敌人,这就是早期的工人运动。由于资本主义早期的剥削很残酷,所以工人运动产生了、罢工产生了、共产主义的理论提出来了。辛亥革命发生时,西方已经提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已经成立,工人运动已经兴起,因此中国的革命党,特别是孙中山指出,不应该再走西方的道路,要防止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阶级对立、贫富悬殊的毛病。
有一件事我们过去不清楚,这些年我们发现了新的资料。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同盟会之前,曾经到比利时去了一趟。孙中山去访问当时的第二国际领导人。双方见面后,孙中山表示:第一,我要参加第二国际,第二,孙中山成立的党,要成为第二国际的成员。而且,孙中山表示,我们中国的革命要学习西方革命的优点,克服西方革命所产生的种种弊病。孙中山特别讲到,要让中国的工人阶级避免受剥削的痛苦。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还有一件事我们过去也不太知道。1915年中华民国已经成立了,孙中山给第二国际又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用英文写的,现在还保存在第二国际的档案里。他要求第二国际赶快派专家到中国来,“帮助我将中国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大家不要忘记,孙中山这封信是写在1915年,那个时候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没有发生呢。
孙中山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态度,有8个字:“取那善果、避那恶果”。将好的果实拿过来,恶果要避开,这是孙中山在1905、1906年提出的重要思想。由于当时西方世界的贫富悬殊现象已经很突出了,所以孙中山讲的“避那恶果”,主要就是不要将西方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拿过来。后来孙中山曾经讲过,世界上有两种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力量,一是社会主义,一是资本主义。孙中山说,我要让推动世界发展的这两种进化的力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互相为用”。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要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要学资本主义。孙中山还讲,我要用外国的资本主义来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孙中山一方面反对资本主义,不愿意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特别是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但是他同时又主张学习资本主义的优点。
在中国,最早提出开放政策的是孙中山,孙中山主张引进外资,引进外国的资本、引进外国的技术、引进外国的人才、引进外国的管理方法。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最早提出开放政策的一位先进的思想家。
孙中山还有一个思想,我们过去可能也不太注意。孙中山反对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孙中山有一句话,他说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要“师其意”,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而“不用其法”。孙中山说,马克思主义只有在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才适用,列宁在俄国搞十月革命,开始搞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搞了两年搞不下去了,所以列宁就搞了一个“新经济政策”。所谓“新经济政策”,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孙中山讲,俄国社会发展程度要比中国高很多,如果俄国这样的社会发展程度都没有资格实行马克思的办法,我们中国怎么有资格呢?于是孙中山提出来,对马克思主义,要“师其意而不用其法”。孙中山很明确地说,在中国应该用什么呢?在中国要用我的民生主义。孙中山还有一句话,他说:我的民生主义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我们过去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创造性发展,是根据俄国的国情,在俄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来解决俄国问题的一个创造。如果我们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能够给予比较高的评价的话,我们怎么样来评价孙中山讲的,说“我的民生主义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呢?至少我们可以看出来,孙中山在从事中国革命的时候,是力图基于中国的特点,同时又希望它的改革方案能够适合于中国的国情,所以我说他是既反对资本主义,同时又不主张全盘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来说,我说辛亥革命是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又具有20世纪时代色彩的一次革命。
孙中山希望走一条和西方不一样的新道路,当然这条路孙中山没有走完,他过早地去世了。
(周筱赟整理,经杨天石本人审定)
孙中山是中国人-传颂的谎言
恶棍金正日为了神化自己编造出生地 篡改出生日以使人民相信他是神而不是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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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打倒袁世凯 孙中山提出租让东三省给日本
发布时间:2010年05月06日 - 20:54 | 695 次阅读 |已有 0 条评论
日本国会图书馆所藏森恪1912年2月3日下午6时致益田孝特电云:
中国财政穷乏,在年底(当系指旧历年关而言—笔者)以前如无一千五百万元,即难以作战,而革命政府亦将陷于混乱。现因汉冶萍公司之五百万元借款业已成立,故又以招商局为担保,向我国邮船会社及英、德、美国等进交涉,拟再借款一千万元。此项借款,如在五日之内仍无实现之希望,则万事休矣;孙、黄即可能与哀世凯缔结和议,将政权转让与袁。关于租借满洲,孙文已表应允。日本为防止革命军瓦解,如能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与一千万元,则孙等与袁世凯之和议即可中止,而孙文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洲之密约。如借款不能到手,则军队大有解散之虞。南京动摇,孙文必遭变故。故我国如有决心断然实行满洲之事,即请在四日之内以电报示知,续借一千万元。如是,即可使其中止与袁世凯之和议。
森恪,( 1882-1932 ),日本大阪人。1901年被三井物产公司派到上海支店,任实习生,不久升职员,先后在上海、长沙、汉口、天津、北京等地活动,成为三井财阀的中国事务专家。益田孝(1848 ~ 1938),三井财阀的总头目。明治维新时期在横滨经商。1572年由井上.馨推荐,进人大藏省任职。1872年以后任三井物产公司理事长,对三井财阀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武昌起义后,由于帝国主义把持中国海关等原因,中国革命党人处于严重的财政危机之中。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更急需一笔巨款以支持浩大的军费开支,并筹划北伐。
1912年月1月上旬,黄兴致电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要求日方提供援助。另一元老山县有朋从并上处得知消息后,立即批示益田孝,乘此机会,与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东二省为日本所有。益田孝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森恪,森恪即开始为此奔走。1月下旬,签订汉冶萍中日合办草约,规定集股三千万元,中日各半,由公司转借五百万元给临时政府,作为购买武器与军火之用。2月2日,森恪又亲赴南京,与孙中山谈判。此前,黄兴正在和日本邮船株式会社上海支店长伊东米次郎及美国人司戴德、德国捷成洋行等磋商,拟以招商局为抵押,借款一千万元,尚未成功。森洛获悉后,即在3日和孙中山会谈时,以提供一千万元借款为饵,诱使孙中山同意租借满洲。本电即发于会谈之后。据森恪记述,本电初稿由他用中文起草,曾经孙中山及胡汉民修改。根据本电,可见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困窘和需款北伐的情况,它说明孙中山、黄兴等人并不是一个心眼地想和袁世凯议和,只要财政上有办法,议和即可中止。
森恪2月3月的电报比较简略。2月8日,他有一封致益田孝的长函,详细汇报了和孙中山会谈的情况。据该函,当时在场的有南京临时政府秘书长胡汉民、日人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等人。会谈中,森格转达了元老桂太郎的意见:
如阁下所知,如今世界为黄种人与白种人之战场,为制止白人势力先锋俄国之南下,确保日本存在之安全与东洋和平,日本认为有以日本之力量保全满洲之必要。为此,日本已不惜以国运为赌注,牺牲多数人之生命与财产。当俄国仍图南下、德人占据青岛之际,满洲终必假日本之手予以保全。以今日之大势论,仅赖中国政府单独之力保全满洲,虽阁下恐亦难以确信,而以日本之立场观之,更不能不深感一任中国政府独自维持之危险至极。事实已很明白,满洲仅赖中国政府之力已不能保全,此已为贵我双方之所共认,故可断言:满洲之命运业已定矣。可以预料,革命政府之前途必有诸多困难,基于地理上、历史上之特殊立场,如无日本之特殊援助,则其成功之可能实甚渺茫。
倘阁下决心舍弃命运已定之满洲,一任日本势力发展,以此换取日本之特殊援助,完成革命大业,则日本必将立即采取必要手段以满足其要求。为保全满洲,日本已不惜进行第二次战争。当今之际,阁下如能默默合作,则(日本)国家悬系已久之大问题可得解决,避免第二次战争,以小努力取得大利益。不知阁下决心如何?若阁下所思与鄙人一致,望速裁断。
森恪表示,这是桂太郎透露给益田孝的秘密意旨。倘孙中山有意实行,则可由孙中山或黄兴中的一人秘密赴日,日本将派军舰迎接,然后转去京都,和从东京来的桂太郎会谈,缔结关于满洲的密约.
听了森恪的陈述后,孙中山表示:
何曾料到,桂公已有此决心?长久以来,自身为中国苦虑,为黄种人心忧。为东洋和平计,满洲无论如何亦须保留于东洋人手中。因此,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但日本疏远余等,不相接近。当余发难之时,曾申请在日本立足,而日本官宪不允余入境。在此情形下,余以日本政治家并无包容余等之度量,因而离日转依美国。然由于地理上、人种上之关系,中国如无日本之同情与支援,即将一事无成,此乃运命仪关,故余为如何取得日本之同情而煞费苦心,其结果,日本有志人士为革命改府尽力者日渐增多,而日本改府迄今仍无转变表示,是以余等为日本政府之态度如何而日夜心忧。
孙中山又表示:
上述桂公之意,若在余自欧洲归国途中,甚或在到达香港时获悉,则余当即绕道日本,决定此一问题。然今日时机已失,事已迟矣。盖当时凡革命军之事,俱可依本人与黄兴之方针而定,今则不然。如今各省赞同余等主张者,自动举起革命之旗,加人余等行列,余等既缺兵权,又缺财权,故在贯彻主张时不能无所顾虑,凡大事必须由众议决定。其尤要者,最近革命政府之财政匾乏已达极点,缺少财源,无以供应军队,几陷于完全破产之境地。倘近数日内,无足够之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将面临瓦解之命运。在此严重时刻,倘余等数日间不能露面,恐将产生余等穷极逃走之流言。基于以上实情,在旧年年末以前,不论采取何种手段,亦须筹得足以维持军队之资金。之所以断然实行汉冶萍日中合办,以取得五百万元资金者为此,此次又苦心焦虑,欲以招商局为担保,筹措一千万元借款者,亦为此。然而,虽经种种筹划,而时光荏苒,交涉迄无结果。一面,军费之困穷日益严重,于军队解散、革命政府崩溃之前,作为最后之手段,唯有与袁世凯缔订和议,以防天下大乱,而后徐谋军费供应,策划再举,以武力扫除北京势力,拟定革新天下之方案。近来已频频与北方就和议进行交涉,谈判已渐趋成熟,双方条件大体一致,只要南方决心一下,南北休战言和,合为一体,随时均可实现。然余等对于获得财源,仍怀一线希望。倘或有幸,此刻能获得防止军队解散之足够经费,余等即可延缓与袁议和,俊年关过后再进一步筹借资金,而后继续排袁,仍按原计划,坚决以武力消除南北之异端,斩断他日内乱祸根,树立完全之共和政体,此即余等之设想。但据迄今为止之经过情形看来,获得财源,仍无希望。倘或不幸,在五天之内,即至9日,旧历年关之前,意欲筹得之一千五百万元经费,如仍无成功之希望,则万事休矣。只好在革命政府未倒之前,掌握机先,达成南北和议,将政权一时让与袁世凯,除此别无他策。而政权一旦转入袁氏手中,其后事态如何演变,实难遵料,而与日木签订密约之类,恐将无望。
谈话最后,孙中山虽然再一次声称“时机已失”,但又表示,日本政府如确能“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
这次谈话具体地透露了孙中山的困窘处境。当时,南京附近集中了数万军队,庞大的军费和军队哗变的担忧已经压得孙中山等喘不过气来。正如他在致章太炎信中所说:“(南京军队)每日到陆军部取饷者数十起”,“年内无巨宗之收入,将且立碚”。“无论和战如何,军人无术使之裹腹。前敌之将士,犹时有哗溃之势”。二者所述,完全吻合。这段谈话也告诉我们,孙中山与袁世凯的和谈实非得已,租让满洲主要是为了获得“排袁”必需的经费,孙中山的理想还是“以武力清扫北京势力”,“消灭南北之异端,斩断他日内乱祸根,树立完全之共和政体”。
2月3日会谈之后,森恪因与安徽铜官山矿业代表会见,离开南京,前往上海。5日,孙中山致电森恪,希望迅速得到日方关于一千万元贷款的回答。同日下午3时,森恪致电益田孝:“满洲。焦急等待对我等3日南京特急电之回答。”02月6日,森恪得益田孝复电称:“绝密。满洲使彼等极为满意。正经由正确之渠道解决财政问题。彼等将于今日会晤总理大臣。”森恪接电后,于当夜致电孙中山:“满洲事,尊意当可满足。东京来电云,款事正在极力筹措中。与袁世凯之和议,在东京表明某种意向之前,望延期。尊意如何,盼急电复.”在森恪的电报还没有到达南京的时候,孙中山又于6日下午5时致电森恪:“与袁世凯之和议延期至9日,望在此前给予确切答复。”8日,益田孝再次复电森恪:“与袁世凯议和事,不容他人置嚎;但可明告孙、黄:予等怀有深切同情。予等祈愿孙、黄能在有利地位上进行妥协。”电报声称:关于汉冶萍借款,当争取于明日汇款二百五十万元;铜官山(借款)亦可在明日给予确答;招商局借款如能成立,亦当努力敦促尽快汇款。关于满洲问题,电报指示森恪劝告孙、黄,来一人到日本签订密约.并说,果能实现,“将进一步获得更大的同情”。2月11日凌晨1时55分,森恪再次致电益田孝:
顷据孙、黄所见,招商局借款之前途,难关尚多,颇费时日,故已不能依靠,目前军队大有解散之虞。在旧历年关以前,除汉阳铁厂之五百万元借款外,尚须另行筹措一千万元,是乃绝不可少之需要。如此项款额不能到手,彼等即不可能离开南京。彼等业已答应租借满洲,要求在十天以内提供一千万元。如能承诺,则黄兴可即日前往日本,以签订秘密合同,究应如何办理,希火速给予明确回答。兹事干系甚大,万望全力以赴。
招商局借款,即2月3日森恪电所述邮船会社借款,这一借款,本已于6日签订草约,但由于英国的介入,突生障碍,以租让满洲获取借款便成了孙中山和黄兴的希望所在。
此电发出后,没有任何回音。其原因,据南京会谈的参加者山田纯三郎回忆,在于陆军大臣石本新六的反对。
按照日本军部的扩张主义分子的观点,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满洲是日本人为之抛洒珍贵的鲜血的地方,理应享有一切权益,而无须以金钱收买。同日,隆裕认可清帝退位优待条件,决定清帝下诏退位。
还在孙中山归国之前,南北和议即已开始。孙中山于I911年12月25日归国后,和议继续进行,但同时也在积极准备北伐。I912年1月上旬,孙中山组织了六路军队北伐,但是,各路均无很大进展,其原因之一就在于缺少经费。黄兴曾在《复张睿书》中表示:“援滦兵可即日出发,惟苦于无饷无械,不能多派。”又称:“派军舰去烟台与援滦同一事,以海军以烟台为根据地也。派人去天津之说,亦是要事,惟刻苦无款耳。”由此可见,北伐计划受制于经费的状况。北伐既无从进行,于是孙中山、黄兴等人又寄希望于和谈,但是和谈也并不顺利。1月19日,袁世凯提出,由清廷授与他组织临时政府的全权,临时政府设在天津。20日,孙中山致电伍廷芳,表示:“清帝退位,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其臣民”。对此,袁拒不接受。孙中山再次倾向于以战争解决问题.29日,南京临时政府所辖各军在清江浦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北伐.与森恪的谈判正是在这一情况下举行的,它表现了孙中山为取得北伐经费而作出的巨大牺牲和努力.
由于谈判未成,孙中山只能接受他不愿意并力图避免的现实,山田纯三郎回忆说:“孙先生方面,既无打倒袁世凯的武器,又无资金”,“不得不含泪同意南北妥协,最终让位于袁世凯”。山田的有关回忆,由于事隔多年,情节上有不准确的地方,但这一段叙述是符合事实的.
摘自《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作者:杨天石,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袁世凯未签21条 孙中山曾试图对日卖国 发布时间:2011年09月21日 - 09:27 孙中山
孙中山在护法运动失败后,长期寻求军阀对他的支持以失败告终后,转而向日本提出割让满洲,海南岛,组织国民革命军由日本军官带领,出让全国的警察管辖权和税务权,以换得日本派兵出战,后来甚至向日本表示平津和内蒙也不要了。这些权益是袁世凯也不敢让的。
作者:赵灵敏,选自:《南风窗》,原题: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
在国人的印象里,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丧权辱国、一塌糊涂,简直就是一部“国耻史”、“卖国史”,左右离不开“颟顸”、“误国”、“无能”、“卖国贼”、“汉奸”、“妥协”、“投降”等负面形容词。这种悲情的近代史理解,是近代中国狭隘民族主义的源头,到今天仍然深刻影响着国人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方式。
近日,一封署名为“项城袁氏家族联谊会”的公开信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信中认为袁世凯从未签署所谓的“二十一条”,而只是签署了《中日关于山东问题条约》和《中日关于南满即东蒙古问题条约》,这两个条约加起来也只有11条,而且没有出卖主权的条款。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也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晚清民国历史人物形象。
那么,在我们惯常的非黑即白的革命爱国叙事结构之外,那一时期的外交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风貌?记者就此采访了专治近代中国外交史的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
独尊“革命”的近代史
《南风窗》:对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人物,如孙中山和袁世凯,人们已经形成了刻板的思维定势:前者好,是革命先行者;后者坏,是坏蛋卖国贼。但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里,对孙中山后期专制的一面进行了批评,也肯定了袁世凯“治世之能臣”的一面。那从外交史的角度看,您对他们两人有着怎样的评价?
唐启华:我们以往的教科书和外交史确实是批评袁世凯推崇孙中山的。袁世凯在外交方面的恶名,主要来自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以往的史学家认为他为了称帝,投日卖国,不惜接受“二十一条”。但我查阅过英国和日本的外交档案后,发现情形恰恰相反。事实上,袁世凯并未接受“二十一条”,在双方交涉之初,袁就疾言厉色地告诉日使,可让者自可谈判,不可让者如第五条等,则绝不能让。在其后历时4个月的谈判中,外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和驻日公使陆宗舆等,受尽折磨和屈辱,即使是有妥协情形的曹汝霖,也是“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最后,经过4个月的抗争,加上舆论的压力,日本放弃了“二十一条”中最凶残的要求,和中国签订了《中日新约》9条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我们如果把日本人最初的要求和签订的新约做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的天壤之别。在日方的档案中,这是一场失败的交涉,日本外务大臣因此辞职。当然,新约也是一部丧权辱国的条约,但日本要灭亡中国的目的终究没有达到。
相反,孙中山在护法运动失败后,长期寻求军阀对他的支持以失败告终后,转而向日本提出割让满洲,海南岛,组织国民革命军由日本军官带领,出让全国的警察管辖权和税务权,以换得日本派兵出战,后来甚至向日本表示平津和内蒙也不要了。这些权益是袁世凯也不敢让的。
《南风窗》:既然如此,为何我们的教科书、公众甚至历史学家都认为孙好袁坏呢?
唐启华:今天我们对历史包括近代史的理解,是基于片面扭曲的历史诠释之上。因为国共两党都是革命党,对历史的诠释往往出于宣传的需要,不一定是历史事实,甚至将党派利益放在国家利益和是非之上,认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台湾虽然经过了政党轮替,国民党被塑造为独裁专制的代名词,但受影响的主要是对台湾史的诠释,中国近代史的部分并未受到挑战。
由于国共两党皆以反帝、反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民初历史诠释的基调。两岸学界对当时外交史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广州、武汉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北京政府被视为革命的对立面,外交上纵使有零星的优异表现,也因政治不正确而长期遭到忽视与扭曲。独尊“革命”,在非常时期或有其必要,但数十年来成为常态,窄化了我们近代史理解的视野,导致中国外交史研究,不注重外交常规之交涉谈判,只注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宣扬“革命外交”之必要性。
《南风窗》:那么,您怎么评价北洋时期的内政和外交?
唐启华:北洋时代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东北易帜结束。国共两党都极力攻击北洋时期,把北洋时期说成一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与洋务运动失败、北洋水师覆灭、北洋军阀卖国等刻板印象相连接。北洋时代是否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我个人觉得需要仔细研究之后才能下定论。
事实上,北洋是一个被丑化的时代和力量。中国要往上走,是可以从北洋时代得到启发的。那时虽然军阀混战,但彼此之间还是有道义上的约束,不会赶尽杀绝;北洋内部派系林立,轮流执政,这对今天的政改是有借鉴意义的;北洋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社会氛围自由宽松,没有官方的意识形态,观念上百花齐放,有学术自由,是知识分子和教育的黄金时代。
在外交上,通过对清末旧的外交机构的改造,破旧立新,完成了外交机构的现代化,使得一批专业化、技术化的新式外交官登上了外交舞台。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到国外接受专门教育,是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群体。由于军阀不管外交,外交官威望崇高,外交不受党派利益的牵制,能够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比起其他部门更能独立决策且具延续性。但由于长期的革命外交灌输,在列强档案中形容为狡猾、优秀、难缠的北洋外交官,在我们的教科书中成了“买办”、“走狗”、“西崽”,交涉成果被一笔勾销。
《南风窗》:但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的外交还是丧失了很多国家权益呀?比如巴黎和会,中国是战胜国,但在山东问题的交涉上依然失败了。
唐启华:外交的基础是国家实力。清末民初正值帝国主义外交高潮,弱肉强食被视为天经地义,中国赖列强均势,免于瓜分已属万幸;加以列强在华条约利益一致,中外实力差距太大。在这种情况下的外交,要全面挽救颓势是不可能的,只能寻求局部的突破,力求不丧失新的权利,或将已失权利加以严格限制。哈佛大学教授柯伟林认为,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相当不简单,在内乱不断的情况下,居然将清朝遗留下来的版图,大致维持完整,是不可忽视的成就。
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交涉的失败,是因为当时日美之争,美国以牺牲中国为代价,对日本做的让步。中国最终没有在对德合约上签字,第一次对列强说“不”,而且日本最终也没有获得山东的统治权。除此之外,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还是有很多外交成就的。中国签署了对奥合约、对匈牙利合约、对保加利亚和约,第一次以战胜国姿态出现于国际社会。顾维钧代表中国还签署了国际航空专约,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具有同样的领空权。加入国联是中国加入形成中的国际社会的开端,中国当时缴纳会费所占的比例是今天中国联合国会费的3倍。入选国联行政院意味着中国具有处理世界问题的资格,王宠惠还成为入选国际法院法官的第一个中国人。
当然,北洋时期的外交有功有过,但我们不能只看到以前的坏,看不到它的好,更不能只强调今天的成就和过去的失误,不能自己让步就是顾全大局,别人让步就是丧权辱国,不能有双重标准。
被“废约”遮蔽的“修约”
《南风窗》:在近代中国人的脑海里,没有比“不平等条约”更能激起强烈的民族情绪。您怎样看待“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一口号?
唐启华:近代中国与世界接触以来,饱尝屈辱与挫折,“不平等条约”可称得上最明显的伤痕。1920年代以来“反帝废约”、“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爱国宣传,开始深入人心,自此是谁“废除不平等条约”终结百年国耻,与政权的合法性密切相关。
国民政府受惠于五卅之后反帝反军阀激情,于大革命之后取得政权,强调其始终致力于废约,并在抗战期间,签订《中美新约》、《中英新约》等,废除“不平等条约”,但贬抑轴心国交还特权给汪精卫政权之重要性。中共则贬抑国民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成果,指出尚有许多未收回的权利,强调是中共最先提出废约主张,并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奋斗;1949年建国之后,彻底扫除帝国主义势力及影响,解除了套在中华民族身上“不平等条约”的锁链。最后,香港,澳门回归,才算真正终结百年国耻。
事实上,“不平等条约”负载了百年民族悲情,政治意涵浓厚,其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就意味着对条约的合法性及效力的怀疑与挑战,进而主张“废除”之,但太过强调“不平等条约”在道德上的瑕疵,及“废约”在道德上的优越性,会有自相矛盾之处。清政府也曾在外国享有条约特权,如在朝鲜有专管租界3处,另外在甑南浦等公共租界中也有中国租界,并享有领事裁判权。《马关条约》之前,中国和日本互享领事裁判权等。
应该说,“废约”的主要作用是对内的,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丰富精彩的“修约”历程与成果,被“废约”观念所遮蔽,致使几代外交官的努力被遗忘,中国外交的诸多特色和发展历程被忽视扭曲,无法总结成果,平心理解过去。
《南风窗》:那么,“修约”和“废约”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唐启华:摆脱条约束缚是举国一致的目标,“修约”和“废约”都是达成目标的手段。“修约”循法律途径,依据法理要求改订平等条约;若对手国坚持不肯修订旧约,则可诉诸革命及民意,走政治路线“废约”,摆脱旧约束缚,目的仍在重订平等新约。“修约”和“废约”两者应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视环境、时事及本身环境,做不同的选择或交互运用。“条约必须信守”是历史悠久的西方法律传统,条约可以修改,但修改条约不应否定“条约必须信守”的原则。
但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国共两党力主“反帝废约”,强调废除与修改为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将“修约”定义为与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卖国行为,认为只有“废约”才能解除束缚,摆脱半殖民地位。自此,“修约”与“废约”成了泾渭分明不能调和的两条路线,是否主张无条件“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爱国主义和反革命、好与坏的分水岭。“修约”在国人心目中已根深蒂固成为负面名词。
《南风窗》:在“修约”方面,北洋政府做了哪些努力?成效如何?
唐启华:当时北京政府虽然衰微,但仍是被各国承认的中央政府,在国际上代表中国。1919年以后,其“修约”朝有约国、战败国及无约国三个方向发展:对有约国,在巴黎和会上要求舍弃势力范围等7项特权,虽大会未予受理,但已系中国首次明确表达对条约束缚的不满;对战败国,要求废除旧约重订平等新约,得到允准。1921年5月签订的《中德协约》是第一个明文规范无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各款的平等新约,也得到了独一无二的战争赔款;对无约国,1919年春北京政府颁令,与无约国谈判时坚持平等互惠不再给予特权,即使谈判不成,也不愿迁就。12月,北京政府与玻利维亚订约建交,开创完全平等互惠条约之先例。
1926年初,北京政府决定改采“到期修约”方针,陆续与条约期满国家个别谈判改约。4月,北京外交部通知比利时要求《中比条约》期满修约,由于比国不愿接受中方条件,北京政府乃毅然于11月6日宣布废止《中比条约》,是为中国外交史破天荒之壮举。不久,比利时宣布归还天津租界,其后双方达成新约。1927年11月,北京政府再宣布废止《中西条约》,由“到期修约”发展到“到期修改、期满作废”。
1928年,中丹、中葡、中意等条约到期,北京外交部分别交涉修约,但未有成果。北洋政府在倾覆之前,与波兰、希腊签订平等条约,是为北洋修约的最后成绩。
告别“革命外交”
《南风窗》:您的这一系列观点,恐怕会被认为是在做历史翻案文章。
唐启华:我的研究不在于翻案,也不在于否定他人的历史记忆,检讨他人珍视的传统,而是提供一种多元看待历史的方式。过去80多年来,受革命宣传的影响,“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反帝废约”激发了人民的爱国情操,在收回国权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民族自信心是弥足珍贵的。多年宣传的影响,已是铁一般的事实,每个人的历史记忆都应该尊重。然而,过去的历史记忆,过度一元、单调、贫瘠,“反帝废约”激情在完成阶段性任务后,可能会妨碍中国和平崛起的脚步,限制了迈向大国的历史想象空间。在此问题上,我们应该形成全面均衡的历史理解,进而能与各国平心对话,关照彼此的世界观,大步迈向全球化时代。
《南风窗》:您主要是在担心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吗?在处理对外特别是对西方的关系上,中国人往往爱、恨、怕交织,感情很复杂。在迈向大国的过程中,中国应该如何自我疗伤?
唐启华:中国必须告别革命外交,过去近百年,外交往往成为内部斗争和政治宣传的工具,告诉大家列强欺负中国,我们要报仇雪耻,这种灌输不容易形成平衡公允的世界观和民族性格。政治家对群众情绪的操控,虽然可以获得一时之利,但长远看会损害国家利益。如果我们认定自己是受害者,沉浸于八国联军、南京大屠杀等事件的悲情中,琢磨着有一天要一雪前耻,就只会让世界感到害怕。民族主义会激发爱国心,但狭隘民族主义会成为中国前进的绊脚石。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在多元化的历史视角中,摆脱过往政治神话的束缚,以平衡自信的大国心态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