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影响中国年度科学家

　　“蛟龙号”团队：驶向深海

　　“‘蛟龙号’的成功证明中国对某些海底资源的勘探能力已进入世界第一梯队。”

　　获奖理由★

　　继2010年创下3759米的下潜深度纪录后，中国首台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载人潜水器“蛟龙号”，2011年7月再次突破，它搭载三名潜航员，实现5000米级海试，这标志着中国的载人潜水器有能力到达全球70%的海洋深处进行科学勘察。与上九天揽月的“天宫一号”相对应，下九洋潜水的“蛟龙号”，昭示着中国人和平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能力和权益。以总设计师徐芑南教授为首的蛟龙团队的努力，将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带来更多的光明、温暖和动力。

　　简介：在国家海洋局的组织领导下，中国大洋协会具体负责“蛟龙号”载人潜水器项目的组织实施，会同中船重工集团公司第702所、第701所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和声学所等约100家国内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攻关，经过多年努力，这个团队完成了载人潜水器本体研制，水面支持系统研制和试验母船改造和潜航员的选拔、培训，为成功开展海上试验创造了条件。

　　言论：“当时我作出这样一个决定，实际上是承担了一定的风险。但我们很幸运，下潜很顺利，并且就是在这一次，达到了5188米的深度。”

　　本刊记者/钱炜

　　北京时间2011年7月28日凌晨2时许，鲜红色的“蛟龙号”渐渐没入东北太平洋水面，开始它的第42次下潜。1万公里之外的北京长安街，海洋局大楼里的视频会议室灯火通明，满头银发的徐芑南紧紧盯着屏幕，关注着潜航员唐嘉陵的一举一动。

　　由于身体条件不允许，75岁的徐芑南已经不能出海了。但令他稍感安慰的是，由他这个“30后”一手主持设计的“蛟龙号”，在80后潜航员的操纵下，正稳稳地向着更深的海底进发。

　　5188米！第二天早晨9点零7分，唐嘉陵一脸兴奋，他们亲自驾驶的“蛟龙号”刷新了中国深海载人潜器的下潜新纪录！

　　从“70后”到80后

　　“蛟龙号”潜水器从设计到制造、海试，前后涉及100多个单位，其中，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702所、第701所、中科院声学所和沈阳自动化所、海洋局北海分局、南海分局等单位承担了主要的研发与海试工作。702所研究员徐芑南是“蛟龙号”深海载人潜水器研制专项的总设计师。

　　如果没有“蛟龙号”，徐芑南应该早与老伴方之芬长居美国，与儿孙共享天伦之乐了。2001年1月21日，同为702所退休研究员的方之芬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那天下午，正在旧金山儿子家中的老伴，接到了一个越洋电话。电话里，中国工程院院士、原702所所长吴有生告诉徐芑南，几天前，中国工程院组织了深海载人运载器的院士及综合部门领导的座谈会，“会议开得很成功，项目马上就要立项了！”他们想来想去，还是想请已退休五年的徐芑南担任项目的总设计师。

　　“他是深潜器总师的最合适人选。”几乎所有的同行都这样认为。潜水器根据是否载人，分为无人、载人潜水器；根据与母船的联系方式，分为有缆和无缆潜水器。几乎所有种类的潜水器，徐芑南都做过。在1980年代，他曾先后担任了5项载人和无人水下潜水器的总设计师和副总设计师，有丰富的设计经验。

　　但方之芬不同意老伴回去，因为他一身的病：心脏病、高血压、偏头痛，一只眼睛仅存光感。要承担这么大的项目，健康人恐怕都难以吃得消，更何况一个年逾六旬、疾病缠身的老人。

　　徐芑南说，“如果不让我做潜水器，我会更难受。”讨论再三，方之芬只得依了老伴，和他一起回国，并也加入到“蛟龙号”的团队中去。按国家863计划管理办法的规定，对项目专家组成员的年龄有一定限制。但当徐芑南挑起总师这个担子时已经66岁，已属破例。

　　请徐芑南重新出山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缺人。徐芑南回忆说，当时，702所的水下工程师正处于人才青黄不接的“断档期”，极缺40-50岁年富力强的人才。

　　但“蛟龙号”的分系统有12个，每个都需要主任设计师。由于国外技术封锁，“蛟龙号”从最初设计到最终海试，都得自己做。 所有这些，都需要一支团队来完成，而不是靠几个人的单打独斗。徐芑南就和第一副总设计师、702所副所长崔维成商量，将几位已经退休的老研究员请了回来，并加紧培养年轻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项目刚开始时，崔维成是702所所长，但随着项目的深入，他承担的任务越来越重。为了“专情”于“蛟龙号”，他主动向所里提出，改任副所长一职。

　　被人称作“深海的哥”的叶聪，2001年大学毕业进入702所，就加入到深潜器研发团队。如今他已成长为一名总体主任设计师，并多次驾驶“蛟龙号”潜入海底。“蛟龙号”每个设计阶段的潜水器总图，均出自他之手。

　　除了科研人员的参与，“蛟龙号”的建设团队，还有技术工人的身影。每次海试，徐芑南都会把工人师傅请到船上，跟技术专家们一起讨论，解决问题。有次蓄电池银粉泄漏，技术人员找不到清理的办法，是一位老工人想出了用面团粘的办法才解决了难题，保证了海试的顺利完成。

　　如今的“蛟龙号”核心团队，除了当初徐芑南他们这一批年龄超过70岁的老人以外，更多的是像叶聪这样正当年的技术骨干，而1984年出生的唐嘉陵则是整个团队年龄最小的成员。

　　从1000米到5000米

　　徐芑南大学时学的是船舶，而“蛟龙号”的项目负责人、大洋办副主任刘峰以前则在大学里教授矿山机械。一个在水面上，一个是陆地上，都与水下毫无关系，蛟龙团队这两位核心人物的经历，正是中国深潜事业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从零做起。

　　2009年，1000米；2010年，3000米；2011年，5000米。在“蛟龙号”下海以前，中国潜水器下潜的最深纪录只有600米，“蛟龙号”一出海，就一次次地刷新了中国载人潜器的下潜纪录。

　　现在回过头来看，刘峰说，在三次海试中，下潜1000米依然是最难的。而1000米又分为三步才实现：50米、300米和1000米。这里面，50米又是最难的。“从原先的600米下潜到1000米，技术规范不一样，也没有经验可借鉴，什么样的海况可以下？什么样的情况必须终止？以什么速度下潜？我们完全是一张白纸。”

　　在海试之前，团队曾在水池里对“蛟龙号”进行过测试，但水池的水下环境与海洋仍有很大不同，一些系统，不真正下到海里就没办法测试。徐芑南说，“我们搞潜水器的有句俗话，‘是骡子是马，要到海底下试试才知道’。”

　　这一试，果然有问题。在下潜50米时，潜水器的水声通讯有故障，无法与母船取得联系。潜水器没有缆绳连着，水声通讯不通，就相当于失踪。此时，徐芑南也在船上。尽管刘峰等人都劝他不要出海，可他还是带着一个满满装着药品的药箱，和大家一起在海上呆了一个多月。

　　问题出现后，徐芑南安慰大家不要着急，因为这并未出乎他的意料。他们在海上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每天下潜、测试，反复调试。最终发现，由于50米深处的海洋噪声本来就大，而系统本身也调的不好，才造成这一问题。“问题一解决，大家都很高兴，士气立马就上来了，我们的团队也得到了锻炼。”徐芑南回忆说。

　　50米下潜花了最长的时间，到后面就越来越顺利。仅仅一年前，人们还在为3759米激动，今年7月28日，蛟龙号已创造5188米的新纪录，令人们开始向往更深的大洋深处。

　　今年的下潜对于“蛟龙号”团队来说，是全新的考验。刘峰说，这是“蛟龙号”第一次前往大洋协会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区进行下潜，航行距离单程就有1万公里，中途不靠港，海试持续49天。“船上的叶菜只能保证两个星期，到后来顿顿都是萝卜土豆。”实际上，对于从事大洋科考的人来说，这样的苦已是家常便饭。

　　但偏巧天公不作美。往年的七八月份，都是东北太平洋天气最好的时候，浪小风轻，但今年反常，在整整49天的海试里，只有4天的天气适合下潜，而这4天中，团队本身有时又没有来得及做好调试。

　　在远离大陆的海上航行，潜器迟迟不能下水，水和油都快耗尽，人也容易变得焦躁不安。根据技术规范，潜器只有在风力小于4级的时候才能下水。但天气一直没有好转，要不要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一试？船上的人们分成两派，意见无法统一。这时，海试现场总指挥刘峰拍板：选择风力介于四五级之间的天气下水。

　　“当时我作出这样一个决定，实际上是承担了一定的风险。但我们很幸运，下潜很顺利，并且就是在这一次，达到了5188米的深度。”刘峰回忆说，他们选定的这片目标海域，海底深度平均就在5000米左右，唐嘉陵驾驶潜水器正好落在了一个坑里，才使深度又往下多了几十米。

　　5000米深处的海底世界，要比浅海安静许多，但并非一片死寂。唐嘉陵说，虽然总是要隔一会儿才游过来一条鱼或一只水母，但它们的样子都很特别：透明的海参，鲜红的海虾，还有半月形的巨型单细胞生物。这次海试还邀请了两位科学家随船，在他们的帮助下，“蛟龙号”的水底作业与地形勘测，收获颇多。

　　“蛟龙号”5000米级水深的突破，意味着中国的载人潜水器有能力到达占全球面积70%的海洋深处进行探索。刘峰透露说，明年，他们将于在五六月份再次出航，在世界上最深的海沟——马里亚纳海沟的某个地方，向7000米的世界纪录发起冲击。

　　为了“蓝色公土”

　　5188米的深度，中国花了近20年的时间才到达。早在1992年，刘峰与徐芑南等人就向当时的国家科委提出，要发展中国的深海载人事业。那时，日本、法国、俄罗斯的6000米载人潜水器刚刚相继研制成功不久。

　　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建议被暂时搁浅。“那时我们的海洋意识还没有今天这么强烈，技术上也还有很大困难。”刘峰解释说。于是，1996年的徐芑南，在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就觉得进军“深蓝”的这个梦想恐怕此生是无法实现了。

　　随着各国对资源的需求增长，人们越来越多地把目光投向海洋。至今，地球表面积有将近一半的海底区域是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的。要向国际海底管理局申请哪个地区的预先开发权，就需要有载人潜水器这样的装备先对海底进行详细的调查。很多国家都把控制和占有这些资源的措施列入国家发展计划，以期抢得“蓝色公土”的占有权。而发展深海载人潜水器，是赢得这场“蓝色圈地运动”必不可少的手段。

　　2001年，中国在东太平洋夏威夷群岛南面拥有了一块相当于渤海那么大的75000平方公里海域的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开采权。

　　中国向深海进发的脚步，不能再犹疑。2002年6月，深海载人潜水器研制项目正式上马。

　　大洋办主任金建才指出，“蛟龙号”是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深潜探测装备，尽管其零配件并未完全实现自给，但它证明中国对某些海底资源的勘探能力已进入世界第一梯队。它的海试成功，打开了中国海洋新兴战略产业的大门。

　　然而，和登月计划、火星探测一样，载人深潜是项有钱人的游戏。在升级改造中的美国“阿尔文”号，其投资预算已从2160多万美元，暴涨至5000万美元。“蛟龙号”项目也常常被经费问题所困扰。

　　为“蛟龙号”提供水面支持系统的母船“向阳红09”船，是一条拥有30多年船龄、即将退役的老船。“蛟龙号”用的高性能银锌电池，一组电池动辄三四百万元。2008年预备下的电池，搁置了一年后效能已大大下降。在2009年海试时，因舍不得浪费而将就使用，最终下潜到半途发生故障无功而返。

　　由于经费掣肘，团队的时间常常花在了并非真正由技术造成的问题上。在1000米海试时，为安全起见，潜水器应有“他救”措施，即潜水器如果陷进海底的泥里，需要有一套设备将它捞起来。通过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寻找，刘峰他们发现，这套设备的价格，比整个海试的成本还要贵。这逼着研发团队只能想办法“自救”。最终，他们找到了解决办法：在潜水器上面，加一块浮力材料，到了海底，它可以释放出来，浮上水面。浮力材料上有一根缆，连着潜器，母船利用这个缆，就可以将潜水器捞上来。

　　科技部原部长、中科院院士徐冠华在一次上船视察时曾说，他在“蛟龙号”团队身上看到了当年“两弹一星”的精神。★

　　(实习生张立群对本文亦有贡献)

　　天宫-神八团队：华丽的传承与突破

　　一场重大的科技战役胜利的意义不仅是实现技术上的突破，从中孕育出的人才，更值得骄傲。从载人航天一项项任务的实施完成中培育出年轻的团队，这样的发展态势令美国和俄罗斯航天局的专家也感到羡慕

　　提名理由★

　　中国研制的首个目标飞行器“天宫一号”顺利升空；“神舟八号”飞船“零窗口”发射；“天宫”与“神八”实施首次空间交会对接；“天神”成功分离后二度“拥吻”；“神舟八号”准确返回地球？??? 这一连串堪称完美的“动作”背后，是几代航天人的艰苦奋斗。它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技术的重大突破，也是中国航天“三步走”战略中的华丽一步。

　　简介：由天宫一号载人飞船系统总指挥、运载火箭系统总指挥、空间实验室系统总指挥和载人航天工程总协调组成的天宫一号交会对接团队，是一场精彩的太空大戏的导演。他们身上凝聚着航天人矢志不渝的创新意识和精神，也体现了中国航天精神的传承。

　　言论：“有的时候，成功就是差一点失败，失败就是差一点成功”。

　　文/黄希

　　从10月初开始，中国先后发射了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和神舟八号飞船，其后，又在太空成功实施了二者的交会对接，成为继美、俄之后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引起全世界的瞩目。

　　自1992年确定载人航天“三步走”战略以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稳步推进，取得了许多值得骄傲的成就。而今年实施完成的首次空间交会对接任务，既是中国在载人航天计划中迈出的关键一步，也是“航天新一代”技术水平和精神风貌的崭新亮相，预示着中国航天事业的未来。

　　从“神一”干到“神八”

　　10月27日傍晚，大漠深处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晚霞满天。此时距离11月1日“神舟八号”的发射窗口还剩4天时间。指导完下午火箭紧急关机演练的袁家军在返回驻地的路上，对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童旭东叮嘱道：“交会对接才是真正的‘大考’。无论我们做多少次地面试验，都不可能充分模拟天上的情况，一定要把工作做得更细、更实。”

　　国际航天界对中国航天的首次空间交会对接任务给予了高度关注。两个8吨多重，以相对地面第一宇宙速度高速飞行的庞然大物要在太空中实现精准控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作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袁家军深知交会对接背后的技术风险。他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交会对接是航天技术难度最大、风险最高的技术之一，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继攻克天地往返、出舱活动技术之后的又一技术难点。一旦掌握了该项技术，就能为建造大规模、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站奠定坚实基础。

　　回顾此次任务，袁家军分析道，此次交会对接，要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连续组织实施两次发射任务，是载人航天领域的一次高密度发射，每一项工作都必须环环相扣。尤其是“神舟八号”任务，火箭要实现“零窗口发射”，发射时间要精确到秒。这对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正是由于这项工程的复杂性，作为集团公司主管宇航业务的领导，袁家军在组织指挥其他型号发射、研制的同时，更是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天宫”和“神八”的发射上，他多次在发射场组织“两总”团队眼睛向内，认真梳理技术细节。

　　“我们希望能够在保成功的同时，以交会对接任务为工程管理平台，提高对复杂系统的风险识别与控制能力，提升工程可靠性管理办法”。袁家军说，“这些在系统工程管理方面积累的经验，将是今后实施更大规模航天战役的宝贵财富。”

　　11月3日凌晨1点36分，当“神八”顺利与“天宫”实施对接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不仅用高质量的工作践行了“尽善尽美的承诺”。同时，一个高素质的团队在这场战役中得以迅速成长。

　　作为团队中的领军人物，尚志、张柏楠、杨宏、刘宇、荆木春？???这些执掌载人航天工程的负责人很多都是从“神舟一号”干到“神舟八号”，他们戏称自己是载人航天工程队伍中“骨灰级”人物。他们用自己丰富的工程经验和深厚的技术功底，确保了研制、发射全程可控；一支年轻的专业团队迅速成长起来。

　　为了“神九”“神十”

　　曾经有人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看到在一线操作的基本上都是充满青春朝气的“80后”时，询问前神舟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这么重要的工程，由这些年轻人挑大梁，你放心吗？

　　戚发轫嘿嘿一笑，“我当然放心了。因为‘领头雁’都是身经百战的同志，他们具有丰富的工程经验，有他们把关，我很有信心。”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载人航天总体部去年招聘来的毕业生，今年就能在岗位上独当一面。“在发射场，有很多与专家们面对面学习的机会，这些工程经验比课本知识更宝贵。”很多第一次来参与发射任务的队员都有这样的感悟。

　　北航硕士毕业的李力(化名)清晰地记得毕业时导师的叮嘱：头上的那片星空，究竟蕴含了多少奥秘，这太值得寻味了。毕业后，他来到了刚刚组建成立的五院载人航天总体部，成为一名最普通的设计人员，从此也开始了自己披星戴月的工作生涯。

　　“11月3日午夜对接时，我在飞控大厅 。这是中国航天实施的第一次空间交会对接。我紧张极了，当对接成功后，那无声的碰撞撞击到了我的心底。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当时我埋着头，让眼泪尽情地流淌，那一瞬间，真觉得自己很幸福。”像李力一样，在这个团队里，一大批“80后”担当主力。和同龄人一样，他们玩iPhone，看NBA，听流行音乐，所不同的是，他们对自己从事的航天事业有着一份特别的坚守与执著。

　　一场重大的科技战役胜利的意义不仅是实现技术上的突破，从中孕育出的人才，更值得骄傲。从载人航天一项项任务的实施完成中培育出年轻的团队，这样的发展态势令美国和俄罗斯航天局的专家也感到羡慕。在美俄，从事航天事业的人员日趋老化。他们往往对本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表示悲观。而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投身到这一事业上来。

　　此次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一院、五院、八院中参与“天宫一号”发射任务的试验队队员的平均年龄分别为37岁、34岁、36岁，他们中80%以上的人员都是第一次来发射场执行任务。一工作就能在“载人航天工程”中得到历练，很多年轻人坦言这是自己“航天职业生涯的幸运”。

　　9月12日正值中秋佳节，在外执行发射任务的队员很多人已经在外呆了近三个月了。当晚的联谊会上，一部精心制作的短片让现场的很多队员“见到”了自己的亲人，镜头中，家属和同事都面带微笑向他们致意。在特殊时期，看到亲人的支持，这支团队感受到巨大的精神动力。

　　任何领域都可能有捷径可走，唯独航天事业除外。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常万全多次强调，“有的时候，成功就是差一点失败，失败就是差一点成功”。为了把工作做深、做细，背后的默默付出，只有耕耘者内心最清楚。

　　11月17日，随着“神舟八号”返回舱顺利返回，这项举世瞩目的科技工程宣告圆满成功。当晚，航天城一片沸腾。对于从事载人航天工程的航天人而言，庆祝和赞誉很快就散去，他们心中考虑的是，明年，“神九”“神十”将相继升空，各项测试工作就要有条不紊地推进。 ★

　　屠呦呦：不鸣则已

　　在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的描述里，屠呦呦是一个靠“洞察力、视野和顽强的信念”发现了青蒿素的中国女人

　　提名理由★

　　屠呦呦从中医古籍里得到启发，通过对提取方法的改进，首先发现中药青蒿的提取物有高效抑制疟原虫的成分，她的发现，在抗疟疾新药青蒿素的开发过程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由于这一发现在全球范围内挽救了数以百万人的生命，屠呦呦今年获得医学科学领域重要的大奖——拉斯克奖。

　　简介：屠呦呦，出生于1930年，药学家。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取得显著成绩，带领课题组人员发现和研制了新型抗疟疾药青蒿素。2011年9月获得拉斯克奖的临床医学研究奖。

　　言论：“在青蒿素发现的过程中，古代文献在研究的最关键时刻给予我灵感。我相信，努力开发传统医药必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治疗药物。”

　　文/苌清

　　2011年9月23日，纽约。本年度拉斯克奖颁奖典礼被安排在一个酒会上举行，在这个轻松的西式社交场合，屠呦呦的些许拘谨看起来反而别有风度。捧起奖杯，面带微笑地让记者拍照，然后照着讲稿发表获奖感言，“在青蒿素发现的过程中，古代文献在研究的最关键时刻给予我灵感。”这位80岁的女科学家声音清脆，带着浓浓的江浙口音，“我相信，努力开发传统医药，必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治疗药物。”

　　从1600多年前的中医古籍里得到启发，屠呦呦最初的发现，让青蒿素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一线抗疟药，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拉斯克基金会为此奖励她25万美元的奖金。

　　沉默

　　作为一个有66年历史的科学大奖，拉斯克奖在中国并没有太大的名声。然而，“诺贝尔奖的风向标”这个说法却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不难理解，在拉斯克奖颁奖之后，屠呦呦的名字在中国很快就广为人知，人们都对这个“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人”充满期待。再后来，她又被形容为“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中国人”。

　　屠呦呦对自己的突然出名似乎做好了准备，她对公众随之而来的强烈关注保持着超乎寻常的顽强抵抗。在纽约领奖之后，她一直坚持对媒体一言不发，唯一的一次露面，是11月15日在她所在单位举办的“2011年科技工作大会”上。这个听起来稀松平常的会议，其实只有一个主题——表彰屠呦呦。会上授予她“中国中医科学院杰出贡献奖”，并奖励给她所领导的青蒿素研究团队100万元人民币。

　　“青蒿素的成绩属于科研团队中的每一个人，属于中国科学家群体。这也是标志着中医药走向世界的一项荣誉。”屠呦呦的讲话始终保持一致的“腔调”，在纽约的颁奖典礼上和在北京的表彰大会上，她都是这么说的。

　　然而对于屠呦呦的“低调”，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她从来没有承认过别人的工作，现在的致谢被认为是缺乏诚意的。”不论是面对如今的“火爆”，还是多年以来同行之间的争议，屠呦呦都只做一件事——沉默。

　　对屠呦呦而言，迟来的拉斯克奖不仅是一个巨大的荣誉，它另一个意义也许更重要——为她坚守了几十年的沉默做一个注脚。即使如此，在获奖之后，屠呦呦仍然一如既往地用沉默来回应一切。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仅有的一次与她的电话交谈中，屠呦呦并不正面回答任何问题。她说去看她的那本书就够了，“这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化工出版社出版，绿皮的，吴阶平作序，宋健题词。”

　　《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作为科学家的屠呦呦，只愿意用这本260页厚的学术著作来与世界对话，对于更多其他的，她似乎无话可说。

　　屠呦呦的名字本身并不“沉默”，呦呦，是鹿鸣的声音，典出《诗经》。打开《青蒿及青蒿类药物》一书，第一页就是那句诗：“呦呦鹿鸣，食野之蒿”。这个名字和这种植物，两千多年前就以奇特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为一个科学家的故事增添了几分令人遐想的诗意。然而，这个故事的开始，却与战争有关。

　　攻关

　　文革期间的1969年，各项科研工作都已停顿的中国中医研究院(现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接到一项特殊任务——参加一个代号为“523”的战备项目。当时正值越南战争，耐药的恶性疟在越南流行，引起双方部队严重的非战斗性减员，中国在越共的请求下开始在军内开展抗疟药的研究，并成立了“全国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代号“523办公室”)。屠呦呦毕业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又有从事中医药研究工作的经验，当时在大多数学术权威都被打倒的情况下，38岁的她被委任为组长，负责重点进行中草药抗疟疾的研究。

　　耗时3个月，从包括各种植物、动物、矿物在内的2000多个方药中整理出640个，再从中进行100多个样本的筛选，最终选出的胡椒“虽然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84%，但对疟原虫的抑杀作用并不理想”；而“曾经出现过68%抑制疟原虫效果”的青蒿，在复筛中因为结果并不好而被放弃。

　　其后，屠呦呦在重新复习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时，发现其中记述用青蒿抗疟是通过“绞汁”，而不是传统中药“水煎”的方法来用药的，她由此悟及用这种特殊的方法可能是“有忌高温破坏药物效果”。据此，她“改用低沸点溶剂，果然药效明显提高”。经过反复试验，最终分离获得的第191号青蒿中性提取物样品，显示对鼠疟原虫100%抑制率的令人惊喜的结果”。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不要说知识产权了，即使以个人的名义发表研究的结果也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1972年3月，按照523办公室的安排，屠呦呦以研究小组代表的身份报告了青蒿中性提取物的实验结果，她报告的题目是：“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抗疟中草药工作”。当时全场振奋。在其后的临床观察中，屠呦呦不仅带头试服，还亲自携药去海南昌江疟区现场，验证治疗效果。在她报告了“30例青蒿抗疟全部有效”的疗效总结后，掀起了全国对青蒿抗疟研究的高潮。

　　屠呦呦所在的中药研究所继续进行青蒿活性成分的研究工作，最终分离提纯出抗疟有效单体，并命名为青蒿素。在此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青蒿提取物中，由云南药物研究所用汽油从当地的青蒿变种大头黄花蒿中提取的青蒿素，在临床试验中展示了极好的抗疟疗效。之后，上海无机化学所的周维善研究小组测定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并发现了其抗疟机理。

　　在《青蒿及青蒿类药物》一书中，有一页印制粗糙的新药证书复印件，那是中国新药审批办法实施以来的第一个新药证书——(86)卫药证字X-01号。这份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申报获批的证书上，并没有屠呦呦的名字。

　　争议

　　拉斯克奖引发的疑问是：为什么青蒿素没有拿到国内的科技大奖，反而先拿到了国外的大奖？

　　科学界主流的答案是：没法确定奖项的归属。1978年，“523”项目的科研成果鉴定会最终认定青蒿素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集体的荣誉，6家发明单位各有各的发明创造”。在这个长达数页的结论中，只字未提发现者的名字。当年大协作的“523”项目以“胜利完成”而告终，然而后来的几十年中却争议不断，屠呦呦则被很多人认为“不够淡泊名利”“个性执拗”。

　　2009年，屠呦呦编写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出版，就因为引文署名的细节而招致批评：未能充分肯定其他研究小组和研究成员的作用。反对者认为，屠呦呦夸大了自己在“523”项目中的作用。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早在拉斯克奖颁发之前就高度评价过屠呦呦的研究工作。他提到：“我们作为无争议方试图和屠呦呦交流也有一定困难，不理解她把中医研究院的原始材料至少有段时间收藏在自己家，不愿给我们看。” 但查过一些相关的非公开资料后，他还是得出结论：屠呦呦在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因为她的研究组第一个用乙醚提取青蒿，并证实了青蒿粗提物的高效抗疟作用。

　　《科学》杂志的网络报道称，“拉斯克奖重新点燃了一个争议：是否应该把研发出强有力的抗疟药物——这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政府的一个大规模项目的成果——归功于一个人。”

　　在拉斯克奖颁奖期间陪同屠呦呦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疟疾研究室研究员苏新专认为，从青蒿到抗疟药，各种各样人的贡献肯定少不了，但拉斯克奖并没有颁给整个组织，这是因为“作为一个鼓励科学发现的奖项，拉斯克奖倾向于只授予最初始的发现者”。

　　在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的描述里，屠呦呦是一个靠“洞察力、视野和顽强的信念”发现了青蒿素的中国女人。 ★

　　(小蓟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