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板定位钢筋:盛唐的驿站

杨晓民
《 人民日报 》（ 2011年02月09日   24 版）
一个伟大的时代，总是需要一个伟大的城市与之相匹配。长安、洛阳、汴梁、北京，这些天下闻名的古都，在历久弥新的历史舞台上不断触摸着新的文明的高度，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拓展和延伸着文明长度，可谓实至名归。但是，也有那么一些城市，它们虽然为历史时空开创了恢弘大气的格局，却惊鸿一现，最终淹没在寂寞的历史烟尘中。
大同，就是这样一座伟大的寂寞之城。
它之所以寂寞，在于创造这个城市历史的民族已经无处寻踪。它之所以伟大，在于这个消逝民族为中华文明的贡献无与伦比。在1600多年前，这个发源于大兴安岭的民族神秘崛起，在一个战乱时代一统北方山河，以飞蛾扑火的精神完成了文化和制度的涅槃，将中华民族推向伟大的盛唐时代。
这个消逝的民族，就是鲜卑民族。
鲜卑是一支来自大兴安岭鲜卑山的游牧民族。匈奴被汉王朝击败远遁大漠后，鲜卑民族开始向匈奴故地迁徙，向南进入了天苍苍野茫茫的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这时的鲜卑部落，还是一个逐水草而居的化外民族。他们真正进入中国政治中心，扮演一个决定中华民族方向的显赫角色，是发生在铁血的 “五胡乱华”时期。
所谓的“五胡”，指五个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公元291—306年发生西晋“八王之乱”，此后，中央政权迅速崩溃，原先的统治力量高门世族陆续南迁，五个少数民族趁机在中原相互厮杀。
从全球范围来看，这场长达数百年的中原战乱，并非偶然的局部权力游戏，而是一场严酷自然灾害所诱发的、全球性民族裂变融合的大变局。
公元3世纪中叶，一场又一场的暴风雪降临蒙古草原，地球又一次进入严寒期。大自然的狂风暴雪肆意蹂躏着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而在大陆的两端，持续长达3个半世纪的两大文明帝国，正逐步走向崩溃。一场席卷世界的民族迁徙狂潮，骤然爆发。
在严酷的自然灾害驱使下，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纷纷南下，游牧民族也被迫进入中原地区，展开了长达数百年的残酷混战。
公元386年，行进中的鲜卑拓跋珪建立魏国，史称北魏。公元398年7月，魏道武帝拓跋珪的车驾隆隆驶入平城，也就是今日的大同。在这位年轻皇帝的带领下，这个新生的少数民族政权，逐渐拉开了统一整个北中国的序幕。
千里之外的建康城，渔樵贩夫出身的北府军司马刘裕，将在一年后发迹。一个被史学家称为南北朝的时代，即将登场。
而万里之外的亚平宁半岛上，不堪忍受蛮族入侵的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在公元395年，将国家分封给了自己的两个儿子，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原先大一统的文明和政治共同体此时都面临着自然灾害和战争的威胁，是走向光明还是坠入黑暗，东西方都站在文明的十字路口。
从表面看，东方沉沦的可能性极大。历史总是给出出乎意料的答案。和毁灭西方罗马帝国的野蛮人不同，被历史学家看低的中原胡人走出了一条向高级文明趋同的道路。不过，这种选择在一开始并非文化的自觉，而是出自军事上的考虑。
在争夺中原政权主导权的统一战争中，拓跋鲜卑民族并不强大，甚至非常弱小。幸运的是，他们找到了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胜利密码，从而在战争中不断以弱胜强、由弱转强。这个胜利密码，就是汉化的民族政策。在五个少数民族都暂时难以战胜对方的均衡局势下，中原大战演化成为一场长期的消耗战。由于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无法承受长期战争带来的人口消耗，拥有巨量人口的汉族势力将决定胜负的天平。
一切都为了战争。从开国之君拓跋珪开始，历代北魏皇帝就致力于建立一个拓跋贵族与汉人世家豪族的联合政权。他们任用汉族豪门为官吏，动员一切人口和军备资源投入战场。到439年，北魏统一了分裂达130多年的黄河流域。拓跋氏族用汉民族的方式经营自己的国都，史载“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开始了大同近一个世纪的王朝都城历史。
鲜卑政权的另一个法宝是从佛教寻找执政资源。北魏佛教领袖法果提倡皇权和神权合一的主张，得到了北魏统治者的全力支持。公元453年，高僧昙曜在京城西武州山开凿石窟，为北魏自拓跋珪以下的五位皇帝各造大像一座，云冈石窟就此破题。
大同城作为都城，最为流光溢彩的传世之作，是以昙曜五窟为代表的云冈石窟。与同时期欧洲相比，北魏时代的佛教实践不仅没有削弱世俗政权，反而成为统治者凝聚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强化皇权的重要工具。作为北魏政权辉煌时代的精美留存，云冈石窟丝毫没有小杜“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感慨，成为我们回忆和复述这个消逝民族在大同城活动的唯一样本。
到拓跋弘时代，北魏已经迅速膨胀为占据整个华北平原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原政权。对中国历代试图入主中原，实施长远统治的少数民族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面对越来越多的汉族人口，统治者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继续被汉族同化，要么让汉人胡化。
北魏统治者选择了全面汉化的道路。著名的冯氏文明太后垂帘听政，从政治制度上全面去鲜卑化。颁布均田令，实施租调制，在地方基层实行三长制，促使鲜卑这个松散的游牧部落向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转型。到公元490年，魏孝文帝登基时，平城时期的大同城达到极盛。北魏前期从各地迁入平城及其周围的人口达150万之多。
公元494年，为彻底投入汉文化的怀抱，孝文帝开始了鲜卑民族从平城即大同到洛阳的第三次大迁徙。为了迁都，他甚至杀掉自己心爱的儿子。定都洛阳后，他恢复孔子的“素王”地位，禁穿鲜卑服，禁止30岁以下官员说鲜卑话，他自己带头改姓，将拓跋改为“元”，并鼓励鲜卑人和汉人通婚。
故而樊树志先生在《国史十六讲》中评价说：北魏文明太后、孝文帝改革的最大特点在于，把胡人的汉化过程纳入政治体制，使之法制化、常规化，使北方地区的胡人与汉人的差别日趋缩小，以至于融为一体。这是北魏改革最为了不起的成就。
就在定都的当年，另一座伟大的石窟艺术宫殿，在几乎全国赋税一半的财力支持下开始营建，这就是洛阳龙门石窟。北中国的宗教中心伴随着石窟的斧凿声移到了伊河南岸。在这里，东传的北支佛教与南支一起，同中华文明发生了更深层次的碰撞，最终完成历时五个世纪的本土化过程。
依托中原腹地的辐射力，在偏安江左的南朝各汉族政权逐渐走向衰落的时期，汉文化却以一种崭新的姿态，茁壮生长于黄河两岸，使“隔江而治的南朝已不再是正统的代表，恰恰是北魏统治下的中原才是传统文化的中心”。这样北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越来越占据优势，大一统的隋唐呼之欲出了。
如今，每当我们在礼赞盛唐气象，都不能忘记历史上拓跋鲜卑民族以自我牺牲为代价，换得盛唐气象的壮烈旅程。从西辞故乡算起，拓跋鲜卑经历了三次大迁徙：由大兴安岭到呼伦贝尔草原，从呼伦贝尔草原到代北匈奴故地，从平城到洛阳，在历史上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中华文明从此走上了一条与西方文明、中亚文明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面对这扑朔迷离的变局，有史学家感慨说：“中华帝国最终得到了重建，而罗马帝国却成为了历史的陈迹。入侵中原的胡人希望能代替汉人统治他们已经征服的帝国，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入侵罗马帝国的蛮族并无二致，但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终于达到了目标，在5世纪中叶几乎是复制了秦汉帝国，并最终在7世纪建立起更为强盛的大唐帝国。这与罗马帝国渐渐消亡的命运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时也成为亚欧两大文明发展上的分水岭。”
从这个角度看大同，我们说大同这座城市代表着中华文明历史进程的一个伟大转折，它是一座通往盛唐时代的驿站，也是大唐盛世最终能够出现在东方并广纳万邦、气象开阔的最坚实的支柱。
不过，在旷世辉煌的背后，是一个民族渐渐远去的背影。为了缓解部分鲜卑贵族的思乡情绪，孝文帝准许洛阳的朝臣们“冬则居南，夏便居北。”这些留恋故土的鲜卑人，则成为每年来回迁徙的“雁臣”。后来，孝文帝规定，迁居洛阳的鲜卑人，死后一律葬在洛阳，不许归葬代北。对一个民族来说，祖先的坟墓是最大的向心力。随着那些雁臣的老去和新鲜卑人的成长，大同曾经的辉煌，只能在雄奇壮美的云冈石窟中去找寻。
从此，盛极一时的大同城，成为一个被鲜卑人自己都遗忘的城市。一座伟大的城市，就这样埋入了历史的蒿草丛中。一直到新世纪，改革开放的春风才把它唤醒，这是另一篇文章的题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