绯色升迁之官崛起:毛泽東决定下放知青始末【ZT】

毛泽東决定下放知青始末【ZT】

　　从1963年起，毛泽東就认为中国存在—个官僚资产阶级，并且已经掌握了基层一大部分权力。到1964年，他认为，搞“四清”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要寻找新的解决办法。

　　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初，毛泽東认为，在中国，特别是在中 共中央内部，已经产生了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是—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简称“小五界”)的领导权已经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了；在党、政府、军队里，也有一部分权力被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掌握。如果不搞掉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因此，他下决心，要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的权力夺回来，以保证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而要整倒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又必须先从“小五界”下手，这就需要搞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从“小五界”下手搞“文化大革命”，依靠谁？毛泽東经过认真思考之后，把目光落在了青年学生身上。

　　毛泽東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正是在对所谓“小五界”中存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全国各地高校和青年学生中，涌现出了一大批造反的青年学生，并且自发地组成了一个又一个松散的组织，产生了一些小头目。这些学生组织以“红卫兵”作为自己的名称。

　　1966年8月，毛泽東主持召开的中 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除了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文件外，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肯定红卫兵组织。

　　接着，毛泽東自己主动提出要接见红卫兵。

　　1966年8月18日，首都举行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

　　参加这次大会的主要是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大会召开之前，毛泽東并没有出席这次大会的打算。

　　当他得知参加大会的多数是红卫兵时，临时表示要出席这次大会。

　　他出席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见一见红卫兵。

　　他还要求工作人员为他准备了一套绿军装。这是建国后毛泽東首次穿军装。

　　这个举动带有深意，说明毛泽東要直接管军队，还说明毛泽東鼓励军队要支持红卫兵造反。

　　当天，毛泽東身着绿军装，登上了天安門城楼，在天安門城楼上接见了几百名红卫兵的代表。

　　接着，毛泽東走过天安門前的金水桥，一直走到群众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

　　毛泽東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很快就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国内报纸上发表的消息来看，全国出现一片欢呼和庆祝的声音，国外一些左派政党和组织也表示祝贺。

　　此后，全国的红卫兵组织展开了“破四旧”的大规模行动。

　　8月23日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两篇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好得很》，对红卫兵扫“四旧”表示支持。

　　1966年8月31日，毛泽東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之后，中 共中央于9月5日发出通知，决定全国各地的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全国很快就掀起了大串联的高潮。

　　1966年9月15日，毛泽東第三次接见红卫兵。

　　当天被接见的红卫兵约有100万人。

　　毛泽東这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党中央内围绕着红卫兵运动，明显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完全肯定；一种是反对红卫兵造反时打倒一切领导干部，冲击工农业生产。这两种声音，在1966年8月17日出版的第16期《红旗》杂志上同时出现。

　　1966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纪念日。毛泽東决定把庆祝建国17周年大会和接见红卫兵合并进行，因此这次被接见的红卫兵比以前要多，有150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天有的红卫兵组织在天安門广场打出了“打倒刘少奇、鄧小平”的横幅，公开呼喊打倒刘少奇、鄧小平的口号。毛泽東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的讲话和《红旗》杂志社论，引导了红卫兵的斗争方向。

　　1966年10月18日，毛泽東第五次接见红卫兵。据毛泽東的警卫们回忆，他在这次接见红卫兵时，已经明显表现出很无奈的神情，他虽微笑着，但表情却很严肃。

　　1966年10月底，在北京的外地红卫兵越来越多，都要求毛泽東接见，不接见，他们就不走。无法，11月3日，毛泽東只好再接见红卫兵。这是毛泽東第六次接见红卫兵，人数比前几次都多，有200万人。

　　到1966年11月中旬，在北京的红卫兵更多了。无奈，毛泽東决定当月的11日接见红卫兵。这是毛泽東第七次接见红卫兵了。

　　这次接见结束后，毛泽東焦急地问周恩来：“我已经几次接见红卫兵了，为什么北京还有这么多红卫兵要接见？”

　　周恩来回答说：“你不见他们，他们不走啊。”

　　于是，毛泽東当即决定：“11月25日、26日连续两天接见红卫兵，让在北京的红卫兵都参加接见。接见完毕后，再不接见红卫兵了。由中央起草一个通知，以后串联再不实行免费了。”

　　1966年11月，上海发生了“安亭事件”，王洪文率一部分造反的工人卧轨拦车，造成全国主要铁路中断。

　　毛泽東明确表示支持这一事件。1967年1月，上海工人造反组织又夺了中 共上海市委的权，毛泽東又支持了上海工人夺权。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一月夺权事件”。此后，毛泽東主要瞩目的是工人。他在此后的一系列批示，都是支持工人造反夺权的，很少再有批示支持红卫兵夺权了。

　　对于青年学生及其组织红卫兵，毛泽東是不再信任了。不仅不信任，他还认为，这些青年学生是需要接受再教育的。

　　基于这一考虑，毛泽東采取了三个措施：

　　一是派工宣队进驻各学校，由工人维持学校的秩序，甚至在党委已经倒台的情况下，由工人代表来当学校的负责人；

　　二是派军宣队进驻各学校，由军代表主持学校的工作；

　　三是在后来成立的“三结合”領导班子中，让军队干部、工人代表、老干部代表担任主要领导人，青年学生代表虽然也结合进領导班子，但是位置排后，不担任主要领导工作。

　　再到后来，毛泽東看到，学校的秩序仍未稳定下来，而且全国的大学、中学都停课闹革命。加上全国各地都处于混乱之中，学生到了毕业期，却难以分配工作。怎么办？

　　毛泽東想出的办法，就是让大学毕业的学生到工厂、部队去，接受工人阶级和解放军战士的再教育，让中学毕业的学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大学生们逐步分配出去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展起来了。学校也相对安静了下来。

　　此后，红卫兵组织大多自然消失，红卫兵运动沉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