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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区别对待网络谣言与传言

由于网络强大的信息传播功能，更由于微博这一“自媒体”工具的出现，关于它对公共生活的影响及其作用的各种争议，也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前些时候，继《环球时报》、《人民日报》剑指网络谣言后，中央电视台也制作了“微博的伦理底线在哪里”的节目，新华社刊发锐评，加热了舆论对网络谣言的争论。

官方欲通过强化管制以禁绝网络谣言的态度显而易见，但民间舆论却呈现出另外的“一边倒”：纷纷力挺微博，反对管制，担心强化管制会伤及言论自由，让来之不易的民情舆论重回“管死”与“僵化”的时代。双方的出发点都有其正当性，各自的担心也一目了然。但是，事情本身还是有个是非曲直，辨析的关键，就在于区分网络的谣言与传言。

谣言是指那些没有事实根据、无中生有捏造出来的阐述或诠释。它有两个特征，一是无中生有，二是一定有一个（或多个）有意的制造者。在大多数情况下，造谣是为了惑众，所以谣言的制造者往往别有用心，欲达到一定目的。传言则不同，它只是指那些不一定真实但也不一定虚假的消息，多半有一定的事实（尽管经常不完整，较片面）依据。由于性质不同，对待谣言和传言也应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的常态是传言。正因为不掌握真相或掌握得不全面，人们才对网络信息产生需求。上网交流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拼图、逼近真相的过程。如果不允许代表部分或被扭曲变形真相之传言的存在，网络将失去信息传播和走近真相的功能。传言的盛行，往往表明现实中真相的匮缺、信息沟通渠道的不畅，或人们探知真相的成本过高。在一种信息和新闻常常被屏蔽和迟滞的现实生活中，网络传言周期化的出现，会成为人们日常行为的一部分。一旦民众获知真相的渠道多了、成本低了，传言即会被权威的信息发布所替代。网络尤其是微博这种自媒体的常态是：每一个身处现场的民众，都可能成为事件的直接报道者，即便有人传播了片面或虚假的信息，也会很快被来自现场的一手信息所纠正。一条原本信息并不充分的微博，在经过人们千百次的转发与质疑后，真相往往越来越清晰，评论和分析也会趋于平和与理性。这种经过群体讨论和补充后的信息群，有时比某个个人或机构提供的“权威信息”更可信。

当然，网络本身是中性的，说到底它不过是一种技术，一种工具。当这种工具的作用越来越大、对人们的生活越来越重要时，各种各样的人会出于不同的目的应用它，其中就包括那些有意造谣惑众者。对此，强化管制是必须的，因为谣言可能给无辜者造成伤害。我们真切地呼吁网络的使用者自律，遵守社会共同的伦理底线，但我们并不主张对所有传言都严加管制，一概取缔。因为那样很有可能影响、损伤民主法制、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即便是对网络传言进行必要的查证和处理时，还应该严格区分和小心对待被伤害的对象：如果被损及的是政府机构或公众人物，应该持有更多的宽容，除非有确切证据表明传言是故意伤害，否则一般不可轻言查处。而对那种利用网络对公民个人故意造成伤害的行为，则应快速作出反应：由受害者提起诉讼，相关机构依法施以惩处。

网络谣言并不可怕，因为谣言的澄清并不难。实际上，在网络自媒体环境中，反而有利于真相的澄清，因为那些常常故意造谣的人，会很快失去微博社区中民众的信任；碎片传言的存在及其可能带来的伤害，也会倒逼有关部门加快信息透明化的开放脚步。值得关注的是，现在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社会中，有不少一度被指责为“谣言”的信息，多是民众对疑点事件所发出的质疑。这种质疑，是人们探寻事实真相必经的一步。比如最近，网络上对郭美美事件的穷追猛打以及随之而来的公众慈善捐款大减，不过表明了公众对慈善组织运作不透明及腐败传闻真相的追问，各民政机构和慈善组织只有将这种压力视为动力，加速透明化、规范化的进程，大陆的慈善事业才能迎来真正的繁荣。

真正可怕的，是对真相和真理发布的垄断，是禁绝所有不同声音的表达。如果循这条路走下去，“权威部门”需要掩盖真相的理由和时候会越来越多，民众离真相会越来越远，政府与民众的隔阂也将越来越深。那些长期被压抑的社会情绪，总会需要一个释放的时候与方式—不能在言语中释放，就只能在行动中释放。而后一种释放，是任何社会都难以承受的，也是当下大陆各阶层民众都不乐见的。

与其让民众最后被迫在行动中释放，不如创造条件让其在言语中释放。网络尤其是微博，就为民众提供了释放焦虑和恐惧的出口。政府只有把网络传言视作常态，对网络信息持有充分宽容，才能兑现关于“言论自由”和“鼓励网络和媒体监督”的相关承诺，重振政府的公信力。在现阶段，网络言论是社会监督的主要实现途径，也是考验官民互动的最佳平台。如果对网络的表达动辄施以监管和查处，政府将透支更多的信用。政府“信用赤字”的增加，必然大幅削弱对社会情态的掌控力和引导力。

政府的公信力和民众的互信度，是一个社会健康运行和良性发展的重要资本，这种资本需要长期的互动才能累积起来。微博舆情的存在和发展，提升了民众在公共生活中的安全感和相互信任感，有利于社会走向真正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