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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敢于向皇帝提出离婚的女人 

      1922年3月，年仅16岁的大清末代逊帝溥仪，在一些清室王公大臣以及溥仪亲生父亲载沣的热心鼓动下，决意要操办自己的人生大事皇帝大婚了。于是，经过一番初步“海选”，一批待选皇妃的年轻姑娘照片，被送到了清室内务府等候皇命中选。最终经过16岁的溥仪亲自挑选确定，17岁的郭布罗·婉容被选为皇后，14岁的额尔德特·文绣被选为皇妃。

 额尔德特·文绣和溥仪

      1922年11月30日，14岁的额尔德特·文绣先于皇后婉容一天，被溥仪以隆重的婚礼娶进皇宫，并被命名为淑妃。文绣在皇宫养心殿第一次晋见溥仪，恭行三拜九叩之后，溥仪竟冷冷地开口说：“下去歇息吧！”
      据相关史料记载，溥仪对于皇帝大婚之类的人生大喜之事似乎不够感兴趣。新婚之夜，溥仪竟未曾住进额尔德特·文绣的新房，即使是在第二天迎娶进皇后婉容，溥仪也没有进入皇后的新房，而是单身一个人独寝在养心殿。
      额尔德特·文绣被迎娶进入皇宫做了皇妃之后，她的悲哀人生也就是开始了。据说，额尔德特·文绣既不能享皇妃之乐，还要遭受皇后婉容的冷眼、嫉妒和欺侮。皇后婉容自以为容貌比文绣美丽，常以正宫傲气向溥仪张狂、撒娇，争宠夺爱，处处要压过文绣。
      皇后婉容一向主张一夫一妻制，反对皇上纳妾娶妃子，因而总是时时刻刻藐视作为淑妃的额尔德特·文绣。于是，被嫁入皇宫的额尔德特·文绣只能一人独居长春宫，愁眉伴孤灯，就连吃饭业都是一个人。
婚后不久，来有幸得到溥仪赏脸，特意给额尔德特·文绣聘请一位女教师凌若雯，专门教授额尔德特·文绣英语。文绣学习很用心，进步极快，思想也随之开放，开始酷爱文学，竟把静心读书当成乐趣，文学书籍成了她身居冷宫的亲密伙伴。然而，文绣以读书求上进的日子也很短暂。

                                                                       额尔德特·文绣和溥仪
      1924年11月5日，被嫁入皇宫做皇妃还不到两年时间的额尔德特·文绣，突遇了冯玉祥的“逼宫事件”。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带领警察总监张壁，奉冯玉祥之命进入皇宫，强令溥仪与后妃及宫内人等立即全部迁出皇宫外，去到醇王府居住。
       经过多次交涉，得鹿钟麟的宽容下，在溥仪离宫后特许他从宫中带走大内藏银——历代元宝6333斤，运至盐业银行兑换成袁大头银圆，做为溥仪一家人的生活开销。婉容和文绣等人的日常用品和平日所穿衣服，也被允许全部带出宫外。在运送这些物件时，宫中人特将众多的金银珠宝、乾隆瓷器、名贵书画与手卷以及举世无双的古玩佳品等，乘机夹藏衣柜中带出宫外，暂存于醇王府里。
       溥仪一家人离开皇宫，已经标志着皇帝、皇后、皇妃的尊号，都自然废止了，如平民百姓。溥仪要为今后自身前途多加考虑，文绣也想以“平等”的身份，凭藉自己的学识，为丈夫溥仪出谋献策，改变寄人篱下的窘境。
       1924年11月30日，奉系军阀张作霖率兵进京赶走了冯玉祥，溥仪一家人又得以自由行动了。恰在此时，前清翰林大学士，曾官至湖南布政使的郑孝胥暗地里向溥仪献策：“欲复辟清帝王业，必定要借助日本为外援。”溥仪听了，似懂非懂，但对郑孝胥等前清遗老的建议还是听得进去的。
额尔德特·文绣知道此事后，内心深感不安，于是她打破女子不参政的传统习惯，力劝溥仪说：“日本人残暴无比，日俄战争时就屠杀中国人无数，绝对不能听信郑孝胥的一片鬼话，引狼入室，否则后果将极其悲惨。”
        然而，虽然对政治不甚了解、但对复辟清室却十分痴迷的溥仪，根本听不进额尔德特·文绣的诤言劝告，反倒于1924年11月29日，在郑孝胥的一手策划下，偷偷地进入了北京的日本驻华公使馆。溥仪的家人慌张恐惧至极，额尔德特·文绣认为溥仪被坏人劫持“失踪”了。 　　
       几天之后，溥仪派人送信要婉容和文绣一起去到日本公使馆与他团聚。为了知道溥仪是否一切安好，文绣匆忙来到了日本公使馆。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将他所居住的一座二层楼房收拾干净，让溥仪同家人及随行人员居住。文绣和婉容则由日本公使夫人芳泽幸子亲自殷勤款待。
       此时的日本已经开始实施了扶植溥仪当伪满洲国皇帝、侵占中国东北的阴谋计划。日本政府通过日本驻华公使向溥仪做出许诺，承担保护溥仪一行的安全责任，于是溥仪便在日本驻华公使馆里组成了以郑孝胥、罗振玉、商衍瀛等亲日分子的工作班子，积极谋划借助日本的外力，实现复辟，重登帝位的梦想。 　　
      1925年2月24日，溥仪一家人及亲信们，在罗振玉和芳泽谦吉的合谋下，离开北京的日本公使馆，迁移到天津日租界宫岛街张园住下，后来又搬迁到日租界协昌里的静园居住。不论怎样更换住所，溥仪总是听从郑孝胥的鬼主意，同日本驻天津的领事，或日本驻华军队的司令官们频繁接触，幻想依仗日本势力，复兴清朝王业。 　　
       面对处于危险边缘的溥仪，额尔德特·文绣屡次向溥仪提出建言日本不可信，郑孝胥之流的鬼话也不可听。对此，溥仪不仅不听文绣的良言相劝，反而由此厌恶起文绣来了，经常以冷眼回之。
     此时的溥仪，几乎天天都与皇后婉容在一起，上街时也只带着婉容一个人，就连日常进餐，也不同文绣一桌同吃。接待宾客，溥仪只要婉容陪伴，逢年过节所施的赏赐，也没有文绣的份儿，可见溥仪已是铁了心要将文绣晾在一边了。
额尔德特·文绣还不时因婉容寻机起事，遭受无理的谩骂和羞辱。太监或某些婢女见到文绣在溥仪面前失宠，也时不时给予岐视或施以虐待之行。文绣经常在以泪洗面中过日子，天津的静园皇室家庭显然已经是容不下文绣了。
 　 1931年8月25日，额尔德特·文绣得到溥仪特例允准，由胞妹文珊陪伴，在太监赵长庆的监护下，乘坐溥仪的汽车去天津市区游逛一圈。 文绣乘车离开静园后，即令司机将汽车开往天津民国饭店，下车后就住进了37号房间，随即并拿出一封早已写好的信件要太监赵长庆转交给溥仪，并转告说：“文绣要向法院控告皇上，决定同他离婚。”　
       赵太监回到静园如实禀报后，溥仪当即慌神了，急忙命下人赶去民国饭店，一定要把文绣追回来。然而，文绣与文珊早已离开了民国饭店，转移到别人家里。接下来，通过玉芬和文珊出面跑动，额尔德特·文绣聘请了张绍曾、张士骏、李洪岳三位律师，并向法院提出诉状：“控告溥仪虐待文绣，使其不堪忍受。溥仪生理有病，同居九年，未得一幸。决意离婚，索要个人日常所用衣物和赡养费50万元。” 　　
      对于文绣的控告，溥仪极端恐惧，认为这太有伤大清皇室的脸面，也大失“皇上”的身份了。此时距离“九·一八”事变爆发尚不足一个月的时间，正值溥仪与日本人密切勾结企图完成复辟王业的关键时刻，京津两地的各类报纸，纷纷登载文绣要同溥仪打官司、闹离婚的报道，并多称之为“皇妃革命”，而且支持文绣者极多，大家奔走宣告，终使溥仪处于极端尴尬的境地。 　　
     溥仪无奈之下，也聘请了林棨、林廷琛两位律师，全权代理他同文绣的调解工作。1931年10月22日，在林棨、林廷琛的天津律师事务所里，有文绣出席及其三位律师在场，溥仪与文绣双双同意，并签订了有三项内容的离婚协议书：一是离婚后溥仪付给文绣生活费5.5万元；二是允许文绣带走穿用的衣服和日用品；三是文绣回北平母亲家生活后，不得做出有损溥仪声誉的事情。 此协议共四份，溥仪与他的律师各执有一份协议，文绣与她的律师也各执有一份。 　　
      额尔德特·文绣与末代皇帝溥仪离婚，可算是“捅破了天”的天下奇事，爱新觉罗家族统治中国300多年来，从未有过皇后或皇妃敢于提出离婚挑战，文绣是第一个提出离婚者，又是惟一取得成功者。溥仪为了维护“脸面”，竟在同文绣签订离婚协议的第二天，下了一道“谕旨”：“废淑妃文绣为庶人。”
       1931年11月10日，溥仪便在郑孝胥和郑垂父子的陪送下，外加日本特务工藤忠为之武装保镖，从天津乘汽车匆忙偷渡白河，去到大沽口外，再登上日本的“淡路丸”号商船，奔往日本占领下的东北营口港，最终投向日本帝国主义的羽翼下，充当傀儡皇帝去了。所幸的是额尔德特·文绣先前一步脱离了苦海，没有与溥仪一同坠入罪恶的深渊。

       额尔德特·文绣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向皇帝提出离婚的女人，与其本人的开放进步的思想、追求自由解放的性格、较高的文化素质和当时外来新思潮新文化的影响冲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额尔德特·文绣与末代皇帝溥仪离婚事件，在当时绝不仅仅是一件与清末皇室有关的离婚轶闻趣事，也跟欧洲古国里那些与人私奔的女人们风流韵事牛马不相及，而是在当时反映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趋势。遗憾的是，由于战乱频仍，当时的人们尚顾不及舆论上的某些引导。
       额尔德特·文绣与末代皇溥仪离婚的事件，在今天的中国，尤其是在中国女界似乎也有某些足够的讽刺意义。当下，中国社会的离婚率跟市场物价指数一样持续增高不下，其中由女性提出的离婚率又高居榜首。然而，如今的大多数提出离婚的中国女性确实少有了额尔德特·文绣那样的风格，金钱、权势、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爱情、幸福和婚姻则成了她们眼中的附属物。于是乎，在今天毋庸说有无象文绣那样主动提出跟皇帝离婚的女人，就是跟部长、省长、县长、乡长和董事长、总经理之类男人主动离婚的女人也极其罕见了，哪怕是那些当了这个长那个长的男人们早已移情别恋，甚至有了小三、小四之类的年轻女人，也极少有提出主动离婚的。 这与当年额尔德特·文绣与末代皇溥仪离婚的事件相比，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我不知道，也说不清楚。  
     不过，我也知道，时下敢于向乡长之类的底层官员提出离婚的女人恐怕也难以找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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