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吻猫鞋子怎么那么贵:历史百家争鸣 2011-11-24

历史百家争鸣 2011-11-24 历史百家争鸣

日本拉面：中国明末传到日本的国粹

在日本料理中有一项名为“中华料理”，光看名称，就知道它和中国有关。而中华料理中，又以“拉面”最广为人知，可见日本拉面源自中国，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拉面正式进入日本社会，相传是在1900年左右，由中国传入，发源于横滨的中华街，在传入的初期，还没有拉面这个名词，所以都以支那面(中国面)称之。 而对于“拉面”名称的由来，也有众多的说法，有人说拉面语音的源由是“老面”，老面指的是发酵过的面团；也有人说“柳面”才是拉面语音的源由，因为据闻有一位早期来自中国的柳先生，在横滨中华街卖支那面闻名而得之。但流传最广的说法则认为，拉面是中国北方的东西，不用菜刀切割面团，而是用手重复搓、揉、拉、扯面团使其成为面... 全文↓

日本拉面：中国明末传到日本的国粹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1-24 09:10:16  |readOriginalLink( 'http://www.hxory.net/1353.html' ); 阅读原文

在日本料理中有一项名为“中华料理”，光看名称，就知道它和中国有关。而中华料理中，又以“拉面”最广为人知，可见日本拉面源自中国，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拉面正式进入日本社会，相传是在1900年左右，由中国传入，发源于横滨的中华街，在传入的初期，还没有拉面这个名词，所以都以支那面(中国面)称之。

而对于“拉面”名称的由来，也有众多的说法，有人说拉面语音的源由是“老面”，老面指的是发酵过的面团；也有人说“柳面”才是拉面语音的源由，因为据闻有一位早期来自中国的柳先生，在横滨中华街卖支那面闻名而得之。但流传最广的说法则认为，拉面是中国北方的东西，不用菜刀切割面团，而是用手重复搓、揉、拉、扯面团使其成为面条，故称之为拉面。还有些有关拉面名称的说法则是:由于源起于中国，而中国又称为“龙之故乡”，故称之为“龙面”，意指给龙吃的面、中国人的面。也由于其面条具有长且韧的特色，又称“延面”。日本拉面与中国的渊源深厚，除了强调营食美味的特质外，早期的日本拉面店，店老板皆做中国服的装扮，使用的面碗，上面的图案，也多为“龙”、“凤”、“喜”等字的形状为主。

从起源到现在，不过近百年的时间，日本拉面已从一碗简单的清汤面，发展到五花八门、千变万化的拉面王国。而且虽然说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就大量接受外界的文明与思想，对外来的事物，常是不加选择地照单全收———这点可从日本语中大量的外来语汇得知；但在日本人对外来事务的崇媚中(是崇拜欧、美)，能让日本人自认发扬光大，甚至更好于“原产国”的，就属饮食中的意大利面、咖哩(印度)和(中华)拉面。而此三项中，又以拉面最为日本人所自豪。（据《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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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革搜刮农民：明治维新头10年有190次农民起义 文章摘自《菊与刀》 作者：本尼迪克特 出版：辽宁教育出版社 其实在德川时代，封建土地贵族、金融巨头和商人的联合已经很明显了，新政府采取的措施是要预防这种现象扩大。刚开始时，明治政府采取的这一系列激烈... 全文↓

为改革搜刮农民：明治维新头10年有190次农民起义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1-24 08:57:20  |readOriginalLink( 'http://www.hxory.net/1351.html' ); 阅读原文

文章摘自《菊与刀》 作者：本尼迪克特 出版：辽宁教育出版社

其实在德川时代，封建土地贵族、金融巨头和商人的联合已经很明显了，新政府采取的措施是要预防这种现象扩大。刚开始时，明治政府采取的这一系列激烈的改革措施并没有得到大家发自内心的拥护。因为相对于这些措施而言，当时的老百姓其实对侵朝方案更加有兴趣。面对这种状况，明治政府不仅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改革方案，甚至彻底地否决了侵略朝鲜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施政方针基本上与当初建立明治政府的初衷发生了强烈的冲突。到1877年，这些矛盾甚至演变成了西乡隆盛领导的一场颇具规模的反政府叛乱。他带领的军队是由前封建的残余力量中的保皇派组成的，他们有着维持封建制度的愿望，明治政府在复古后的第一年就叛离了这种愿望，这成为西乡隆盛的军队叛乱的理由。很快，政府利用招募来的一支平民义勇军击败了西乡隆盛的叛乱军。

虽然这场叛乱最终被平息了下去，但不能否认，这场战役本身说明了日本民众对当时政府所实行的改革政策的不满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这种对新政府的强烈不满也同样存在于农民中。1868年到1878年，也就是明治政府统治的前10年间，日本爆发了不下于190次的农民起义。1877年，新政府才开始逐渐减轻压在农民身上的重税，难怪农民感到他们太被新政府忽视。还有许多问题同样引起了农民们的强烈不满，例如建立学校的制度、征兵制度、遣散方案、丈量土地的方案、给予贱民平等待遇的问题、改用阳历问题、官方限制佛教问题以及其他许多改变了他们生活习惯的问题。

那么，又是什么让日本政府要进行成为众矢之的的激烈的改革呢？追根溯源，恐怕最重要的因素是日本商人和下层武士之间的“特殊联盟”。事实证明，这种联盟是在封建时代也同样有滋生的土壤。这些商人都曾是大名雇用的心腹，他们亲自经营和管理过各藩的垄断企业，如纺织、造纸、矿山等。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政治斗争的相关技巧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并且逐渐走向成熟。然后，这些商人纷纷购买了武士身份，并且在武士阶层中普及了一定的生产技术及相关知识。正是这种商人和武士的联盟迅速把那些自信且干练的人才推向了前方，为明治政府的改革出谋划策。不过，我们研究问题的关键并不是他们出身于哪一个阶层，而是他们为什么可以变得如此务实、强干和精明。

可以说，日本在19世纪后半叶才脱离中世纪，那个时候的国力就与现在的泰国差不多，那么为什么在这种综合实力薄弱的情况下产生出这样一批审时度势的领导人呢？这实属不易。他们可谓齐心协力、成功地将日本推上了一个新台阶，充分地推进了一个最需要政治手腕的强大的改革事业。而这，事实上是任何其他的民族都未曾尝试过的。话又说回来，这些领导人的所有优点以及缺点都还是源于日本人的那种民族性格，而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正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在这里，我们先了解一下明治政府中的政治家，看他们是如何完成他们的改革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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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位中共将领获蒋介石盛赞：“他就是黄埔精神” 本文来源：《老年生活报》2010年1月20日第7版，作者：佚名，原题：《胡宗南打不过陈赓》 胡宗南自从开始指挥作战，就与陈赓交上了手，打了20多年却从没打赢过，绝对称得上是一个资深的手下败将。每次生... 全文↓

哪位中共将领获蒋介石盛赞：“他就是黄埔精神”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1-24 08:55:16  |readOriginalLink( 'http://www.hxory.net/1349.html' ); 阅读原文

本文来源：《老年生活报》2010年1月20日第7版，作者：佚名，原题：《胡宗南打不过陈赓》

胡宗南自从开始指挥作战，就与陈赓交上了手，打了20多年却从没打赢过，绝对称得上是一个资深的手下败将。每次生俘了胡宗南手下，陈赓都会对战俘说这样一句话：“我叫陈赓，和你们胡长官是黄埔同学，是一期的。”

在黄埔，陈赓确实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他生性活泼，鬼点子多，很讨教官和同学的喜爱，有不少朋友。东征时，陈赓冒死救了蒋介石一命，为此蒋介石曾说：什么是黄埔精神？陈赓就是黄埔精神。

跟别人都能友好相处的陈赓，同胡宗南却常常拌嘴吵架，两个人的架一直从学校打到战场。1932年，胡宗南在鄂豫皖首次出马与红军作战，偏偏就遇上红12师师长陈赓。结果这第一仗，负伤坐在担架上指挥的陈赓愣是把胡宗南打得弃甲曳兵，一个团几乎覆没。此后，胡宗南在陈赓手中就没占到过任何便宜。

解放战争刚刚爆发，胡宗南就大举进兵晋东南，企图肃清解放军太岳兵团。相比胡宗南的十万大军，太岳兵团却只有4个旅，人数不到胡宗南的七分之一。但太岳兵团的司令却是胡宗南的克星陈赓。临汾浮山，是胡宗南的目标，陈赓投其所好，就把陷阱设在临浮公路。因为两侧地势平缓，在这条路上行军，一般都会疏忽大意，以为这么平坦的地方不会设伏击。

第一旅乖乖地走进了包围圈，仅用了5个小时，就被陈赓全歼，旅长黄正诚被俘。黄正诚不服，说陈赓“打仗不讲规矩，我的部队还未展开，就遭到你的袭击。”“规矩，什么规矩？你真是个草包！敢以一个旅来碰我陈赓，胡宗南真是狗胆包天！”陈赓劈头盖脸就把黄正诚骂了一顿。与此同时，老同学胡宗南也在痛骂，发誓不活捉陈赓就不姓胡。结果呢，连陈赓的影子都没捉到。

1950年初，陈赓带着二野第4兵团又向蒋介石在大陆最后一个据点西昌进军，而此时，驻守西昌的又是他的“老同学”兼手下败将——胡宗南。蒋介石命胡宗南坚守三个月，可胡宗南一看陈赓来了，连三天都没守，就丢下部队，一个人坐飞机飞逃台湾。这一次，胡宗南就输了个干干净净。

extendActions("2","20111","390000000213221236671173592100","",{title : "哪位中共将领获蒋介石盛赞：“他就是黄埔精神”", summary : "本文来源：《老年生活报》2010年1月20日第7版，作者：佚名，原题：《胡宗南打不过陈赓》\x0a 胡宗南自从开始指挥作战，就与陈赓交上了手，打了20多年却从没打赢过，绝对称得上是一个资深的手下败将。每次生...",orgUrl : "http://www.hxory.net/1349.html"}); 分享到微博 ▼ 评论 (1) 收藏 (20) 取消收藏 (20) 您已收藏成功！ 现在去看看? 笔记：    修改 添加笔记  确 定  取消 您还可以输入 70 字 收起笔记 添加评论  发 表  取消 您还可以输入 7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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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谁用一次建议堵住了两岸和谈之路？ 本文来源：光明网（摘自《政治杀手陈立夫》，出版社：花山文艺出版社），作者：汪幸福，原题：《陈立夫向蒋经国献祸国之策》 1969年，陈立夫回到台湾，任台湾当局的“总统府资政”等职。 由于蒋经国此时羽... 全文↓

1979年谁用一次建议堵住了两岸和谈之路？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1-24 08:54:53  |readOriginalLink( 'http://www.hxory.net/1347.html' ); 阅读原文

本文来源：光明网（摘自《政治杀手陈立夫》，出版社：花山文艺出版社），作者：汪幸福，原题：《陈立夫向蒋经国献祸国之策》

1969年，陈立夫回到台湾，任台湾当局的“总统府资政”等职。

由于蒋经国此时羽毛已丰，加之陈立夫吸取了过去的一些教训，对台湾政坛尽量少干预。遇到特殊情况或蒋氏父子有事找他，他才提建议，谈看法。

1975年4月，蒋介石病死，台湾的党政军权力由其儿子蒋经国接掌。

从1979年起，祖国大陆根据《告台湾同胞书》中的有关精神，加强了对台工作，使《告台湾同胞书》中宣示的对台政策日益深入人心。

《告台湾同胞书》在海内外产生了甚大的影响，对台湾当局构成巨大的冲击，也使老反共分子陈立夫坐卧不安。他感到，国民党如不对《告台湾同胞书》中的内容进行反击、阻止，台湾岛上的党政军人员很有可能被大陆共产党统战过去，再次造成国民党政权的崩溃。

为了反击中国共产党的对台政策，陈立夫决定去拜访蒋经国，谈谈自己对此问题的想法。

1979年“双十节”之后的一天，陈立夫打电话给蒋经国，告知想到他的办公室坐坐，蒋经国说：“我正好也有事找你老问计、请你过来吧。”

两人一见面，蒋经国就说：“这段时间，大陆共产党对我们这边的统战搞得很凶，提出要与我们和谈，还要求两岸通邮通航，你对此事有何看法？”

陈立夫告诉蒋经国：“我仔细分析了大陆的《告台湾同胞书》，认为我们再不能与共产党合作，更不能通邮通航，因为我们以往与他们搞过两次合作，结果都以失败告终。特别是当年在重庆时，总裁从有利国家的和平出发，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一个多月，还订了一个‘双十协定’，共产党利用和谈之机，拼命扩大武力，扩张地盘，使我们坐失了剿共的绝佳机会。这个教训极其沉痛。当时，我就极力反对和谈，也不赞成邀毛泽东到重庆谈。我得到总裁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的消息时，特地去向总裁进言反对，可惜总裁的电文已经发出，反对迟了。我的看法，共产党此时高唱双方接触，通邮通航，其目的就是吃掉‘中华民国’，将台湾吞并过去。你想想，共产党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代表全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在他们眼中，‘中华民国’根本不存在，台湾是他们的一个省份，我们与他们一打交道，就是中央对地方，这个交道怎么打法？这个关口，你一定要把住。”蒋经国说：“你的想法很有道理，我也想到再不能与共产党打交道。现在的问题是，共产党已在《告台湾同胞书》中向我们呼喊要与我们打交道，我们要有反击他们的办法，不能陷于被动。”

“这段时间，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你有什么好办法？”

陈立夫说：“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打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旗帜，公开呼出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就是我们统他们，并在党的全会上就此问题正式作一决定，成为全党的共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既得人心，又站得住脚，也是共产党最不好办，最害怕的。另外，我还建议，为了凝集全球华人的力量，团结一切拥护‘三民主义’的人推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步伐。我建议在适当的时候，成立一个官方支持、民间性质的组织——‘三民主义统一大同盟’，由这个组织来具体运作反击共产党的统战，将‘三民主义’推向大陆。”

在这次交谈中，陈立夫还向蒋经国建议，先在台北举行一次“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学术研讨会，听听大家的意见，并借此机造造声势。

蒋经国觉得，陈立夫的建议可行，答应在国民党十一届二中全会和十二大前后组织实施。

1979年11月16日，是孙中山诞辰113周年，台湾当局在台北举行了纪念孙中山诞辰113周年纪念大会，陈立夫应邀在大会上作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必然》的长篇报告。在这个报告中，陈立夫除对大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作了猛烈的攻击外，还断言说：“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水火不相容，是打击共产党最锐利的武器，要战胜共产主义，摧毁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高举“三民主义”旗帜，向大陆作政治反攻，“三民主义”在大陆登陆之时，就是共产主义垮台之日。

1979年12月14日，国民党在台北举行十一届四中全会。会议由蒋经国主持，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为“加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加速台湾建设。蒋经国在开幕式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并称共产主义不论采取什么方式，必将失败。台湾是大陆的榜样。会议还通过了《以复兴基地建设经验，策进光复大陆重建国家案》。

人们不知，蒋经国首次在此次会上叫喊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口号，是老反共专家陈立夫献的一策。

1981年1月12日，蒋经国在台湾当局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讲话，反复声称绝不与中共谈判，中共的和谈是阴谋诡计，是为了消灭国民党的反共意志，只有推翻大陆政权，问题才能最后解决。蒋经国还在讲话中，反复强调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3月29日至4月5日，国民党又在台北举行了第十二次全代会，出席、列席此次大会的代表991人。蒋经国主持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艰苦卓绝、继往开来》的开幕词。他说，这次大会的主题是在肯定20世纪70年代乃是“三民主义”胜利的年代，是重光大陆的年代，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就是环绕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为中心。他还声称：“反共复国的基本‘国策’决不改变”、“‘国体’”决不改变”、“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目标决不改变”，决不谈判，决不三通，不怕使用武力。

蒋经国

这次大会还通过了《贯彻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该案除大肆攻击共产党和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外，还着重强调了“三民主义”救中国，加强“三民主义”思想登陆，摧毁大陆政权，在全中国实行“三民主义”。

陈立夫参加了这次大会，他看到自己的主张又在十二大上形成了决议，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他认为，他为所谓的“党国”又贡献了一大心力。

大会之后的一天，蒋经国来看他，他又向蒋经国提出了将“三民主义”推向大陆的建议，并为此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成立一个组织。不然，十二大的决议就是一纸空文。

蒋经国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对陈立夫说：“这事马上就可以进行。”

陈立夫见蒋经国对他的建议很赞同，高兴地笑了。

当蒋经国问由谁牵头组织此事合适时，陈立夫向蒋经国举荐了何应钦。陈立夫还说：“何应钦资历老，年龄大，反共态度坚决，来台也没有做什么重要工作，此时让他出来牵头，相信他会乐意的。”

蒋经国认为，陈立夫的建议可行，并要陈立夫也参与此事，陈立夫说：“反共是我一生的事业，只要你信任，我一定不计名位，不计得失，积极参加，并帮助何应钦把这件事办好。开学术研讨会时，我也一定到会。”陈立夫走后，蒋经国细细想了一阵陈立夫的建议，觉得对中共的统战宣传还没有好的应对办法，目前只有按陈立夫的建议办。

10月10日，是台湾当局的“双十国庆”，蒋经国借此机会，发表了一个《双十文告》，声称“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已有巨大的反响，20世纪80年代是“光复大陆”的重要年代。

10月21日，蒋经国就“华侨节”发表《告全球侨胞书》，叫嚣要开展四海同心运动，贯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过了4天，蒋经国又就台湾的“光复节”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称要竭智尽忠，为中华民族开创新时代，把“三民主义”的“成果”带回大陆，紧密团结，不给中共以可乘之机。

蒋经国的上述谬论，也是源于陈立夫的建议。

随后，陈立夫还专程去拜访了何应钦，就开好“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研讨会及成立“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在大同盟”组织交换了意见，并极力鼓动何应钦牵好头。陈立夫说：“我们为‘三民主义’奋斗一生，却不见‘三民主义’在中国大陆生根、开花、结果，真是令人惋惜。你在晚年把这个活动和组织抓起来，可说功德无量。只要你需要，我也极力相助，决不旁观。”

11月初，在蒋经国、陈立夫的推动下，何应钦邀集台北党政军及教育、文化等系统的头面人物、知名人士约20余人开了一次筹备会，就开好“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研讨会”的构想、分工、组织等事项作了分工和布置。陈立夫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

经过紧张的筹备，1981年11月21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研讨会”在台北圆山饭店举行，到会的官员、学者达200人，参与报道此次会议的海内外记者也是盛况空前。

老反共分子何应钦到台湾后，长期被蒋介石搁置一旁，很少抛头露面，蒋经国根据陈立夫的建议将这位寂寞甚久的过期政客突然推到前台亮亮相，使何极为感动和兴奋，干劲也甚大。会议期间，他又主持会议，又是致词，忙得不可开交。他在会上对共产党进行了一番攻击、谩骂后，大叫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号召，在国际舆论上，也有不少的反映，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方向。不过，要完成这个任务，不只是某个地区、某一政党，或某些方面的人士去推动，而且要所有的中国人，共同来努力推动的工作。”

陈立夫虽然不像何应钦那么风光，那么干劲十足，在会上会下也甚积极，并结合自己一生的反共“经验”，在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在这个发言中，陈立夫信誓旦旦地说：“‘三民主义’是一把刺向中共的利剑，只要把‘三民主义’传播到大陆，中国必会统一，只有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国民党才有前途。相信不久的将来，‘三民主义’必会统一中国。”

在这次大会上，还通过了何应钦、陈立夫、谷正纲、蒋彦士、李璜、秦孝仪、张建邦等70人合伙搞的一份提案。根据这个提案，何应钦、陈立夫等人将在台湾发起成立“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组织。

1982年8月28日，何应钦、陈立夫在台北空军活动中心召开了一次“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明”筹备会，与会人员达10人。在此次会上，与会人员推荐何应钦、沈君山、郭为藩、倪抟九、周应龙及反共理论家李廉等11人为筹备会的代表，向台湾当局的“内政部”申请成立“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10月13日，台湾当局正式下达文件，同意成立“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组织。

由陈立夫建议，何应钦领头的这个“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搞起来后，虽然开了一些会，搞了一些活动，后来终因不能实事求是，脱离实际，使这个不伦不类的组织热闹了一阵后，落得与他们令人笑掉牙的另一个常设机构——“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一样，熄火关门了。

纵观陈立夫的一生，为了蒋氏父子及他们CC小集团的利益，出了许多臭点子、歪建议，虽一时对他们有利，从长远看，其副作用太大了。他这一次提的建议，也是一个大歪点子。因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台湾当局在国民党十二大上作了《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以及搞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实际上是要国民党来统一中国，拒绝共产党倡议的第三次国共合作，错失了一次国家和平统一的极好机会。

陈立夫后来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可惜太迟了。

蒋经国在20世纪50年代就患了糖尿病，进入80年代末，蒋的身体日衰，加之岛内矛盾重重，再也无力顾及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了。到了2000年，台湾政权落入台独分子陈水扁之手，国民党沦为在野党。如果国民党当初抓住机遇与共产党和谈，国民党的局面绝不是现在这样。更可悲的是，陈立夫一死，他在台北的住宅也被民进党当局借故拆除了。可以这样说：陈立夫当年向蒋经国献“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策，不但未打击到大陆，相反还害了国民党，也害了蒋氏父子和他自己，以致他们死了之后，落得无葬身之地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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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名中外的“双截棍”是由哪位皇帝发明的？ 本文摘自：《读不懂的两宋》，作者：丁守卫，出版社：中国铁道出版社 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二月十六日，赵匡胤出生在河南洛阳夹马营。据说，他出生时身上有一股异香，三日不散。因而，他从小就有一个好听... 全文↓

驰名中外的“双截棍”是由哪位皇帝发明的？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1-24 08:54:04  |readOriginalLink( 'http://www.hxory.net/1345.html' ); 阅读原文

本文摘自：《读不懂的两宋》，作者：丁守卫，出版社：中国铁道出版社

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二月十六日，赵匡胤出生在河南洛阳夹马营。据说，他出生时身上有一股异香，三日不散。因而，他从小就有一个好听的乳名，叫作“香孩儿”。很有可能，这是在赵匡胤当了皇帝之后，其本人或是一些拍马溜须之徒的蓄意杜撰，意在证明他乃天命所归的真龙天子，生有异征，不同凡人。实际上，赵匡胤能当上皇帝，虽然有一些天命即运气的成分，然而更多的似乎还应归因于他的精明与能干。

从史书上看，赵匡胤出身于一个普通人家，几乎没有任何背景。他的父亲赵弘殷虽说曾是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代王朝的禁军将领，但却是一个没有多大长进的下级军官。赵匡胤出生时，家道中落，十分艰难。所以，赵匡胤日后的出人头地完全是靠他个人打拼得来的。或者，换句文绉绉的话说，他的奋斗史完全是由他自己一个人去书写的。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千多年，但在今天，读赵匡胤的个人奋斗史或者叫发迹史，仍然觉得很有意思。就像梁羽生和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应该说，早年的赵匡胤的经历也很有传奇色彩，或者，用《水浒传》里的话说，年轻时的赵匡胤“风风火火闯九州”，“端的是一条好汉”。

据史料记载，由于生于“五代十国”这样一个乱世年间，更由于受家庭的熏陶，赵匡胤从小便喜欢舞枪弄棒，练就一身好武艺。据传说，千百年来一直广泛流传于我国北方被称为中国武术界六大名拳之一的“太祖长拳”就是赵匡胤当年独创的，此外，武术中的“大小盘龙棍”，也就是“双截棍”，据说也是赵匡胤发明的。所以，若论武功，赵匡胤绝对是中国皇帝中的冠军，即使是后来的成吉思汗与忽必烈这些马背上的皇帝，倘若单打独斗起来，也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也许正是由于自恃有一身好武艺，21岁那年，赵匡胤决意离开了虽不富裕但还算温暖的家，只身到外面闯荡江湖，由此谱写了一曲成功的“流浪者之歌”。

在刚开始的两年中，他简直就像个没头的苍蝇，到处乱转，不仅人生没有目标，生活也没有着落，整个儿就是一个流浪汉。最惨的时候，竟然靠在街边设赌局骗钱来填饱肚子。由此可见，在落难时，我们的这位大宋开国皇帝混得确实不怎么样，和早年曾当过和尚、做过乞丐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简直就是难兄难弟。相传，有次在与人赌钱之时，竟然遭到了当地一伙流氓的围攻殴打，可想而知，我们的这位未来的大宋开国皇帝在当时落魄到了怎样的一种程度？

就在年轻的赵匡胤在人生之路上穷愁潦倒陷入极度迷茫时，即所谓的“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有一天，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没想到一个老和尚竟然为他指点了迷津。

那是后汉乾佑二年（公元949年）的秋天，到处流浪的赵匡胤到了汉水边上的重镇襄阳，因为没有钱住店，便栖身在一座寺庙里。在我国的许多武侠小说中，通常都把一些寺庙的住持或方丈描写成能通阴阳，明八卦，上知神佛，下晓鬼神的世外高人。如赵匡胤在襄阳栖身的这座寺庙的住持便是这样的一位接近于半神半人的高僧。当时，这位老住持已年近百岁，因饱经沧桑，阅人无数，所以，乍一看到赵匡胤，他便觉得这位个头不高，虽风尘满面却难掩英挺之气，衣衫褴褛然全无寒酸之态的年轻人绝非池中之物，日后一定会富贵至极。于是，老和尚便将赵匡胤待为上宾，热情接待。他与赵匡胤谈古论今，彻夜倾谈，指教赵匡胤说，如今汉水以南社会稳定，英雄无用武之地，难有作为；而北方现在兵荒马乱，征战不休，自古乱世出英雄，正好可以大显身手。说到最后，老和尚忽然有些神秘地微笑着，用一种异样的眼光凝神看着赵匡胤说：“老衲不知道少年英雄奈何南下，而不北上去建功立业？”一语惊醒梦中人。经老和尚这么一点拨，赵匡胤顿时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第二天一大早立即掉头北上。临别时，老和尚倾囊相助，赠送给赵匡胤一大笔重金，又将寺中唯一的一头毛驴送给他作为脚力。

与老和尚传奇般的相遇，可以说使赵匡胤的人生峰回路转，出现了戏剧般的变化。

一年后，赵匡胤来到邺都(今河北大名东北)，投奔到后汉枢密使郭威麾下，当了一名普通的士兵，从此正式结束了流浪汉的生涯。一个新的颇具传奇色彩的时代开始了。

因为武艺高强，作战勇猛，头脑又很灵活，所以，年轻的赵匡胤很快便在一大堆士兵中脱颖而出，得到了郭威养子柴荣的赏识。乾佑三年（公元951年），郭威发动兵变，取代后汉自立，成为后周的开国皇帝。公元954年，郭威病死，因没有儿子，其抢来的皇位最后只好由其养子柴荣继承，是谓周世宗。柴荣即位以后，受其赏识的赵匡胤自然被调到中央禁军任职，成了一名经常呆在皇帝身边的中级军官。

显德元年（公元954年）二月，趁柴荣即位不久，当时的北汉勾结辽国契丹大举入侵后周。时年只有33岁的柴荣决定御驾亲征。双方在高平（今山西晋城东北）展开激战。当时，敌强我弱，后周军队严重受挫，形势岌岌可危。赵匡胤虽说还只是个普通的禁军将领，但在后周的两员大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的关键时刻，看到周世宗柴荣身先士卒，拼死作战，他深受感动，大声疾呼：“皇上这么危险，主危臣死，我们怎么能不拼死作战？”说罢，便奋勇杀入敌阵，后周士气由此大振，并很快反败为胜。

战后，周世宗柴荣破格将赵匡胤提拔为殿前都虞侯，大约相当于中央禁军的第三把手，一战成名的赵匡胤由此一跃而跻身到高级将领的行列。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高平之战的最大赢家是赵匡胤，故后世史学家称这场战役为赵匡胤肇基皇业的开始。

如果事情仅仅只是到此为止，赵匡胤顶多不过是个高级将领罢了，绝对不会成为后来的赵匡胤，人们也根本就看不清其实也压根就看不到他那野心家的真实面目。但随后的一系列征战，不仅使赵匡胤立下了显赫战功，也使他在军队内外获得了广泛的人脉，而且，他的赌徒心理又被渐渐激活了。一个有了政治资本而又很想赌一把的人往往非常可怕。

就这样，由于各种内外因素的杂交与耦合，一个野心家渐渐破壳而出，浮出了水面。

有道是外表精明的人从商，外憨内精的人从政。赵匡胤显然就属于那种外憨内精的人。他做人做事外粗内细，外憨内精，表面看来，方头大耳的他为人处世大大咧咧，但实际上，却很有城府，心机颇深，绝对不是那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一介武夫。

也许因为闯荡过江湖，据说赵匡胤身上很有些江湖义气。犹如当年瓦岗寨的秦琼、程咬金以及后来的梁山泊好汉那样，平时他老兄非常重友情，讲义气，仗义疏财，慷慨大方，真正是有酒大家喝，有肉大家吃，有钱大家花。但是，不同的是，如果说秦琼、程咬金以及后来的梁山泊好汉的这些表现完全是个人性格的真实流露，没有任何的做作与虚伪，而对于赵匡胤来说，这其中固然有其性格的自然流露，但更多的却是因出于个人不可告人之目的所作的虚情假意的伪装与表演。

extendActions("4","20111","390000000213221236671173592100","",{title : "驰名中外的“双截棍”是由哪位皇帝发明的？", summary : "本文摘自：《读不懂的两宋》，作者：丁守卫，出版社：中国铁道出版社\x0a 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二月十六日，赵匡胤出生在河南洛阳夹马营。据说，他出生时身上有一股异香，三日不散。因而，他从小就有一个好听...",orgUrl : "http://www.hxory.net/1345.html"}); 分享到微博 ▼ 评论 (1) 收藏 (19) 取消收藏 (19) 您已收藏成功！ 现在去看看? 笔记：    修改 添加笔记  确 定  取消 您还可以输入 70 字 收起笔记 添加评论  发 表  取消 您还可以输入 7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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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对话李鸿章：我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本文摘自《逆淘汰》，作者：程万军，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如果没有“长毛之乱”，李鸿章这等人物充其量是地方二等官，绝对到不了朝廷大员的位置。他与曾国藩、左宗棠这些“中兴之臣”是通过“非正当”的渠... 全文↓

伊藤博文对话李鸿章：我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1-24 08:47:59  |readOriginalLink( 'http://www.hxory.net/1343.html' ); 阅读原文

本文摘自《逆淘汰》，作者：程万军，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如果没有“长毛之乱”，李鸿章这等人物充其量是地方二等官，绝对到不了朝廷大员的位置。他与曾国藩、左宗棠这些“中兴之臣”是通过“非正当”的渠道仕途高升的，应该具有一定的水平和活力。但即便是这样的人物，到了官场中心之后，也蜕变为噤若寒蝉的动物。可见，还是生存空间与官场环境决定一个官员的素质。

李鸿章、曾国藩们在国内是一流的官员素质水平，然而一旦拿到国外，就根本失去了“优越性”。他们顶多是利益集团的佼佼者，而不会成为信仰集团的精英。所以，对于挽救垂死的清政府，也是无济于事的。

1896年李鸿章访俄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评论对李的印象说：“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从我们欧洲的观点看，他是没有享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

俄国人在接触李鸿章之后，认为中国素质很低，李鸿章是中国的上层，俄国人以为李鸿璋代表中国。而在国内，如此素质的官员已经算“杰出”与“优秀”。可见，当时清政府中的“人才”，在世界面前，是何等垃圾水平。

当李鸿章与袁世凯这样在清政府里“优秀”的官员与世界发达国家官员对比时，且不论西洋，即便是东洋，也不在一个级别。

李鸿章之于伊藤博文，二人分别是中日两国“总理”级官员。甲午战争前，两人尚可平起平坐，可到了马关条约时，后者在前者面前只配说“是”。李鸿章为了少赔几两银子，甚至对伊藤博文说出了甘居“养子”的可怜话（“譬如养子，既欲其长，又不喂乳，其子不死何待”），其苦苦哀求之状，犹如老鼠见猫一般。

曾经的对手，忽然间一方成为另一方的天敌，凭的是什么？

国家之道与首相的处世哲学决定了一物降一物。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前，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有一段令人回味的对话。

伊藤对李鸿章揶揄道：想当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风，谈不成就要打（指1884年伊藤因日本想侵略朝鲜来华与李鸿章谈判，被李鸿章断然拒绝一事），如今真的打了，结果怎样呢？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

李鸿章叹了一口气说：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一样上下一心。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会如何？

伊藤思忖片刻，表示：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这段对话俨然可为李鸿章所蒙受的“冤屈”开脱——甲午之败，非李鸿章之罪也。而是“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导致的问题，这个问题似乎是个人解决不了的。

然而，道理真的如此吗？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分别是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始于1861年，比1869年才正式开始的明治维新早8年，但结果却是日本后来居上，洋务运动的首领俯首于明治维新首领面前，签订了大清有史以来最屈辱的《马关条约》。

为什么会有这种结局呢？李鸿章所抱怨的弥漫于中国朝野的保守思想和守旧势力对近代化运动的阻挠破坏无疑是重要原因。但是李鸿章又算是哪种进步势力呢？

我们不能拿敌国首脑的谀辞当做“真理”，关于李鸿章，梁启超早有到位的评价——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他沙上建塔，对一个破屋只知修葺却不能改造”……。

在世界形势摧枯拉朽之时，作为大国“总理”，却在一个破屋子里，专注当一个裱糊匠。这种“人杰”，正如启超所称，为“庸众中的杰士”，所谓“庸众中的杰士”，毕竟还是庸才而已。

作为“改革总策划”的李鸿章，其推行的洋务运动，只学技术不学政治制度，充其量是对“破房子”进行“裱糊”而已的半拉子工程。势必被浩浩汤汤的世界潮流所淹没。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是打向“庸才改革”的最响亮一记耳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

“国家太大，人心不齐”——这是一个国家堂而皇之不进步的理由吗？只不过是抱残守缺的庸官不作为的借口罢了。

看伊藤博文当年，明治维新前，反对改革的幕府军何等猖獗，他们打得改革派西乡隆盛大败自杀，日本改革派随时都有性命之忧，其艰难程度数倍于大清洋务派，然而伊藤博文在西乡隆盛死后，毅然加入长州藩军队，继续追随大久保利通改革阵营，反对幕府统治，力主“开国进取”。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

伊藤是以身家性命，推动一步到位的变法维新。从而使日本迅速在亚洲傲然崛起。伊藤改革的彻底性，岂是拖泥带水的李鸿章所能比拟的吗？

翻看《马关条约》那段历史，必须承认：李鸿章对改革的见识与胆略，比伊藤博文差了一个档次。以李鸿章的胆略，即便放到日本，怎么会比不惜牺牲自己生命也要推进彻底改革的伊藤博文干得好呢？

在胜利者面前，必须指出失败者的残缺。享用着胜利者谀辞的失败者，除了自欺欺人、自我开脱之外，剩下的恐怕只能是——下一个失败的轮回！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作为不同，当然是与他们所处的内外环境有关，但最根本的还是思想所决定的不同“物种”的巨大差距。

一个是封建官僚，一个是近代政治家，一个是旧地主阶级，一个是新兴资产阶级，如此差距，岂不正环环相克，天敌俱现哉？

伊藤博文从思想上，已经完成了由一个开明“藩士”到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质变。明治年间的日本的一切进步的设施，可以说得均由他创始由他完成。他是明治政府中倡导“欧化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物。

早在明治维新始初，他已“具有新文化思想”，木户孝允称赞他“欲在日本做新文明的开拓事业”。1872年，随岩仓使节团在美国逗留期间，他在草拟的《奉命使节要点》的长篇意见书中说：“以我东洋诸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而欧洲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皆超绝东洋。由之，移开明之风于我国，将使我国民迅速进步至同等化域。”

在人才的发现与培养上，伊藤尤其显露出与李鸿章迥然不同的新伯乐思想：1879年，他提出建立近代资产阶级教育体系，反对以“仁义忠孝为本，知识才艺为末”的儒学复辟逆流，坚决主张把“知识才艺”放在所谓“道德之学”的前面。

19世纪80年代，伊藤支持外相井上馨提出的“欧化政策”，大力推行“文明开化”，在日本开辟了“推行欧化主义时代”，力图使日本在对外关系和文化上“脱亚入欧”。他“喜好洋风”，甚至带领大臣举行化装舞会，自己装扮成为威尼斯商人。尽管此事闹得满城风雨，一时传为笑谈，但从中也可看出他在推行“文明开化”、转移社会风尚方面一往无前、不遗余力。

当时世界的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这是近代化国家的根本国家之道。而晚清的国家之道只是被动地换汤不换药，既缺乏近代国家思想，更没有近代国民观念，这种国家之道造就下的官员，即便是洋务派，充其量也不过是具有一定资本主义意识的封建官僚，比起资产阶级改革家来，差的不是一丝半毫。

虽然伊藤博文还具有一定的封建意识，他大力推行“天皇制的立宪政体”，与欧美近代民主政体相比，固然还相距甚远，但毕竟推动了日本的质变——一个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开端。而裱糊匠李鸿章所致力的“皆务增其新而未尝一言变旧”的晚清，仍只是中世纪封建王朝的苟延。

不同的“物种”有不同的胆识。思想的局限，使李鸿章不停做出荒唐之事。

关于李鸿章的生存哲学与外交作为，常使我想起一个小故事——

某人卖母，语买者曰：此吾母也，汝当善待之。

呜呼！已失大义而欲全小节，可乎？

李鸿章诚如卖母之人，已失大义而欲全小节，算是哪等的人杰呢？

封建官僚体制下的首相哲学，除了固步自封的固态哲学，剩下的只能是亦步亦趋的家犬哲学。主人永远是对的，这就是他们的价值观与真理观。彼时晚清的最高统治者是慈禧，李鸿章为国事可跟她据理力争过一次吗？她让他打就打，让他卖国就卖国。因为他深知，只有这个主子能确保他的官位。

当时的历史时期，那个病入膏肓的老大帝国最需要的不是裱糊匠，而是根本改变国家命运的政治家。而没落的王朝，国家的需要和统治者的需要并不在同一条轨道。

慈禧太后这个刚愎自用的最高统治者，最需要的是“事务型奴才”，即“大勤务兵”，并不指望谁替她定国安邦。

李鸿章的出现，恰恰满足的是慈禧太后的需求而非国家需求。

庸相李鸿章，最懂慈禧太后的心思，做好“大勤务兵”，并在“裱糊方面”的功夫一流。李鸿章一贯主张对外和平，避战周旋，这既有别于“鹰派同僚”左宗棠，又有别与顽梗不化的“保守派”刚毅等大臣，苟延残喘功夫一流，故最得太后之心。太后需要他与友邦周旋，忍国家之辱，负权贵之重。

清朝是中国官员最奴化的时代，大员在皇帝面前以“奴才”自称。朝廷用人讲究的是“我的奴才”。奴才所做的一切是为主子服务，什么国家利益，民族大义都可以置之度外。就如这直隶总督李鸿章，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签了一个又一个，割地赔款一茬接着一茬，你以为他是“为国分忧”，其实他不过是“为太后分忧”，他就是“唯老佛爷马首是瞻”的一奴才，其升官路数跟大太监李莲英没有本质不同。

伯乐的眼界与需要，决定了所相之马的平庸。如果慈禧太后这个“老大”是少谋寡断的，或者英年有为的，那么她或许需要真正的人才为她开天辟地，但事实上，慈禧太后这个“老大”，既不有为，也不少谋寡断，而是个“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固执老太婆，所以她自然最需要的是奴然后才是才。先奴后才者，不庸岂不拙拙怪事？！

一个庸奴，即便他表现得再怎么“敬业”，或肝脑涂地，或殚精竭虑，也注定成为不了“伟大首相”。

而真正的杰出首相，一般少“乖乖”多“独断”，这正是李最忌惮的，也是庸才与英才的又一大界限。李鸿章为了“拼命做官”可以放弃一切尊严，他给慈禧太后提供服务，一切按主子意志行事，为主子忍辱分忧，却不敢越雷池半步，

这位以“拼命做官”为毕生追求的中堂大人，把做官看得高于一切，在他眼里，政治信念是个虚无的东西。他绝不会用已经满足的权力去冒“变法图强”的风险。做事为了做官，为保官可以不做事，或者做歹事。这就是李鸿章的“官本哲学”。

官僚与政治家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做事是为了做官，后者做官则是为了做事。前者没有精神追求，而后者则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

伊藤之所以成为李的天敌，除了客观政治处境的不同，根本差异就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与封建官僚的距离。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对决，是一个老成的封建官僚去对付一个杰出的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家，乃圏中老狼与草原头狼的博弈，在正常的游戏规则下，草原狼战胜羊圈狼是必然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