郫县泰和园酒店电话:指向耕地的十种压力

指向耕地的十种压力
望远镜

指向耕地的十种压力　　
望远镜  2011-10-20
摘要：中国的地早已不足18亿亩，但受到:追求城市化率、过快的固定资产投资及招商引资、房地产过快发展迅猛、地方财政已成 “土地财政”、土地流转、村级负担过重、农民增收困难、耕地土壤大面积污染、环境退耕及后备耕地不足等十种压力，今后的耕地还将快速减少。本文就这十个方面,阐述了中国耕地过快减少的原因。
目录　　
一、城市化的压力一　　
二、固定资产投资和招商引资的压力二　　
三、房地产业迅猛发展的压力三　　
四、地方财政的压力四　　
五、土地流转的压力五　　
六、村级的压力六　　
七、农民增收的压力七　　
八、退耕的压力八　　
九、耕地土壤环境的压力九　　
十、后备耕地不足的压力十　　
小结　　
笔者在“中国的耕地:真的还有18亿亩吗？”[i]—文中指出：2008年末按1996年土地普查前口径，全国耕地仅有13.848亿亩。即使按普查后口径，国土公报数所报的“18.257亿亩”中水分也很大。仅667城市和交通两项就少报建设用地3528万亩，剔除后也就不足18亿亩了。更何况，解剖一个县统计年鉴，11年累计“实际耕地减少数”比县国土局上报“耕地减少数”多19.15万亩，占上报数的14.16%。而县国土局上报数是逐级汇总至国土资源部，形成国土资源公报的基础数字。全国其余各县(市)耕地的平均水分率，哪怕只有该县的一半，即7.08%,则按新口径计算的2008年末全国耕地只有16.96亿亩了。
2009年的《国土资源公报》只公布了“新增耕地”、“批准建设用地”，未公布“未批准的建设用地”“改变农业结构减少的耕地”“灾毁”和退耕数字。从而迴避了“年末实有耕地数”。至于2010年的国土公报，现已2011年10月，在国土资源部网站上还未查到。当然即使公布，数字也难以置信。
2008年后占用耕地的规模比前更大了：笔者获悉，2008年底N县县城建成区面积为22平方公里，已比老城区多10平方公里。但至2010年末，由新城区道路圈定的面职已达50平方公里,比2008年末扩大了1.27倍。该县只是全国的缩影，笔者所到之处，都已找不到旧地城郊村庄分布的印象了。展示在眼前的却是一处处居民小区和宽敞的水泥路。2010年末全国农村人口比2008年末净减少4720万人，其中仅2010年一年就减少了3873万人,是1996~2008年的12年年均减少1079万人的3.59倍[ii]。农民变居民，必然丢了耕地。可见2009~10年耕地的步伐更大了。考证数字不是目的，要守住现已很少的耕地，必须探明耕地快速减少的动因。笔者觉得指向耕地有十种压力，即城市化率、固定资产投资及招商引资、房地产迅猛发展、地方财政、土地流转、村级开支、农民增收、退耕、土壤环境及后备耕地不足的压力。如不减轻这些压力，现有耕地减少的速率不会下降。
一、城镇化率的压力　　
“城镇化率”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这一指标是对地方主要负责人考核的18个“政绩指标”之一，也是“十六大”提出的至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指标之一。当时要求全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0%。若2020年全国为14亿人，要达到7亿城镇人口。即在2003年52376万城镇人口基础上增加17624万人。每个城镇人口所占面积，2009年平均为0.699亩[iii]。照此推算，需增加12319万亩城市面积，必然要向周边农村扩展。按耕地占土地60％估算，仅为完成“全面小康”的“城镇化率”指标，就要占用城郊耕地0.739亿亩。事实上部分城市人均占地还超过0.699亩，如2009年全国15个沿海开放城市（不包括市辖县）人均占地1.072亩[iv]。
2010年“城镇化率”已达49.7%[v]。农村人口比2003年净减了9436万人(2003年农村76851万人，2010年减少到67415万人),这些人不是到城里打工，未取得“居民”资格的人，而是已取得“居民”资格的城郊失地农民。按国土公报，2003年全国耕地185088.3万亩，除以当年农村人口76851万人，农民人均耕地2.4亩。考虑到城郊、东部耕地偏少，失地农民人均以1亩计算，2010年就比十六大召开那一年净减0.94亿亩耕地! 虽然全国提前10年完成了全面小康中的“城镇化率”指标，但继续提高“城镇化率”的步伐并未停止。因为指标逐级分解是留有余地的，即各省、市、县之和大于50％。如N县这一指标是45％,但2009年才完成了40.35％，所以还要继续把农民变成居民。各地都要继续完成指标。何况，所扩的新区还空空荡荡，有待砌房填补;已砌的房屋除回迁楼外，也空空荡荡，有待农村腹地的农民再丢耕地入城居住。
二、固定资产投资和招商引资的压力　　
最近30年（1981-2010年）主要采用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简称“固投”）来增加国内生产总值(GDP)。全社会“固投”从1980年的745.9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278140亿元。增加了372倍,扣除物价因素也增加了335倍,详见表1。
表1 “一五”至“十一五”固投占GDP比重及房地产投资占固投比重变动表　　

时期　　

投资占GDP%　　

房地产占城镇投资%　　

GDP增速　　

投资增速　　

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率　　

资本形成对GDP拉动的百分点　　

“六五”　　

24.8%　　

10.70%　　

19.40%　　

36.30%　　

4.9　　

“七五”　　

28.4%　　

6.95%　　

7.90%　　

16.50%　　

20.90%　　

2　　

“八五”　　

33.9%　　

17.5%　　

11.80%　　

36.90%　　

47.20%　　

6　　

“九五”　　

35.5%　　

17.5%　　

8.70%　　

11.20%　　

25.00%　　

2.2　　

“十五”　　

41.7%　　

21.7%　　

9.90%　　

20.20%　　

51.00%　　

4.9　　

“十一五”　　

60.6%　　

20.1%　　

11.40%　　

25.50%　　

55.90%　　

6.1　　

30年平均　　

10.06%　　

21.40%　　

39.40%　　

4.3　　
资料来源：据2011年《中国统计摘要》整理计算，其中增速已扣除物价因素。　　
由表1可见，30年来靠年均21.4％的投资增速，换取了10.06％的GDP增速。由投资增加引起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率从“六五”（1981~1985年）期间的36.3%，上升“十一五”(2006~2010年)55.9%,可见GDP对“固投”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投资增长的拉动， 30年平均GDP增速只有5.76%,而不是10.06%了。
GDP是全面小康和政绩考核的核心指标，经济学家们发现:快速增加“固投”来拉动GDP增长的效果最好，于是“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规模以上工业投入”也被纳入对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的“政绩指标”。各地争相上项目。新办工厂必须要征地，新建的厂要办成“花园式”的，还要备足发展的空间，意味着同样的生产能力需要更多的土地。不知何时又发明了“开发区”，不仅把城里的工厂搬到城郊新辟的开发区，而且先在城郊大片土地边缘框围墙、筑路，然后逐步招商引资建厂。
招商引资可以同时增加“GDP”、“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规模以上工业投入”及“财政收入”等。使“18个政绩指标”中的12个指标增加考核分[vi]。难怪近几年招商引资几乎成了各级政府的头等任务，将其分解到各科局、乡镇。还要求“筑巢引凤”：征好地、砌好厂房来吸引客商。至于滥占耕地的后果，就顾不上那么多了。只要国土和统计部门隐瞒或以废地“变通上报”，再令 “维稳办”稳住失地农民就行了。
至2003年全国原有各类开发区6015个，虽说已撤消3763个[vii]。但除了常州“铁本”外，撤消开发区的案例报道极少。笔者所见的开发区有增无减。甚至有些乡村一级开发区也未撤消。部分开发区的面积达到或超过原有城市的总面积，如苏州工业园区与原苏州城同为70平方公里。原昆山县城5平方公里，开发区扩到30平方公里。
除了不断扩建的工业开发区占地外，还有既能增加“固投”，又能创“标志形象”的大学城、城市广场、文体场馆、公园，乃至行政机关大楼……也不惜滥占土地来攀比高、大、奇。如无锡大学城占地27000亩，相当于北京大学占地的6.6倍；奥运公园占地16875亩，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天安门广场的25.57倍[viii]。
飞速增长的工业、建筑业,不断增加的流动人口必然要求扩建交通，全国公路里程从1980年的88.83万公里,增加到2010年的400.8万公里，增加了3.51倍[ix]。公路增宽占用了更多的土地，如N县的某省道,穿过新城区路段宽达60米,相当于24米宽的8车道路面的2.5倍宽。而被誉为“神州第一街”的北京长安街也只有50-100米宽[x]。有的地区要求高速公路两侧各建100米宽的林带，仅林带本身每公里就占地300亩。江苏的全面小康指标中，要求100%的行政村通灰色或黑色公路--即水泥或沥青路面。这样的路占地（按双车道包括路肩、绿化、排水沟在内）至少12米宽。以前的自行车土路2米宽就够了，增加10米宽，每公里多占地15亩。
只要今后仍以加大固投和招商引资为主要模式发展经济，由此对耕地的压力不会减轻。
三、房地产业迅猛发展的压力　　
房地产投资是“固投”总额中一个大宗板块，也是滥占耕地最大的经济动力。房地产投资从1986年的101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48267亿元增加了477倍。同期全国“固投”总额只增加了88倍。房地产占城镇 “固投”的比重，从“七五”（1986-1990年）的6.95%%，增加到“十一五”的20.1%(见表1)。
建房要占地。随着城市道路、绿化、商业办公用房和楼间距的增加及工厂搬迁等原因，如果将城市原有房子拆除，即使增加楼层，也不夠原有人口居住，必然要向城郊扩展。何况要提高城市化率及改变投资环境需要，不仅拆除旧城，还要造新城、建开发区。必然要占用大量耕地。要完成这些，除了政府有权卖地生财、有权强拆强征外，还需要开发商的巨大利益动因。由于政府把建房、卖房权拱手让给私人，同时放弃了物价管理，因而开发商所建房屋可以随意涨价，从中获得超额利润。总利润与建房总量成正比，占地越多才可建更多的房，获更多的利，因而开发商设法囤地,为将来赚更多的利润创造条件。这样，就促使政府加大征地规模。1998-2010年开发商购地、用地、商品房售价、成本、利润，见表2。
表2  1998~2010年开发商购地、用地、商品房售价、成本、利润表   面积单位：万平方米　　

年份　　

本年购置土地面积　　

土地购置费用-亿元　　

地价-元/平方　　

本年开发土地面积　　

商品房销售面积 　　

商品房价-元/平方　　

竣工房屋造价-元/平方　　

利润-元/平方　　

利润率　　

利润总额--亿元　　

1998　　

10109　　

375　　

371　　

7730　　

12185　　

2063　　

1218　　

845　　

41%　　

1029　　

1999　　

11959　　

500　　

418　　

9320　　

14557　　

2053　　

1152　　

900　　

44%　　

1310　　

2000　　

16905　　

734　　

434　　

11666　　

18637　　

2112　　

1139　　

973　　

46%　　

1813　　

2001　　

23409　　

1039　　

444　　

15316　　

22412　　

2170　　

1128　　

1042　　

48%　　

2334　　

2002　　

31357　　

1446　　

461　　

19416　　

26808　　

2250　　

1184　　

1066　　

47%　　

2858　　

2003　　

35696　　

2055　　

576　　

22166　　

33718　　

2359　　

1273　　

1086　　

46%　　

3662　　

2004　　

39785　　

2575　　

647　　

19740　　

38232　　

2714　　

1402　　

1312　　

48%　　

5016　　

2005　　

38254　　

2904　　

759　　

22676　　

55486　　

3168　　

1451　　

1716　　

54%　　

9524　　

2006　　

36574　　

3815　　

1043　　

27128　　

61857　　

3367　　

1564　　

1803　　

54%　　

11154　　

2007　　

40246　　

4873　　

1211　　

27566　　

77355　　

3864　　

1657　　

2207　　

57%　　

17075　　

2008　　

39353　　

5996　　

1524　　

28710　　

65970　　

3800　　

1795　　

2005　　

53%　　

13227　　

2009　　

31910　　

6024　　

1888　　

23037　　

94755　　

4681　　

2021　　

2660　　

57%　　

25205　　

2010　　

40970　　

21254　　

104349　　

5029　　

2235　　

2794　　

56%　　

29157　　

合计　　

396526　　

255726　　

　　　
资料来源：2010数据按2011年《中国统计摘要》,其余按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表5-30，5-34整理 .　　
由表2可见，尽管全国平均每平方米房屋造价(含土地价款)，从1998年的1218元涨到2010年的2235元，年均涨幅5.19％。但商品房售价却从1998年的2063元，涨到2010年的5029元，为13年前的2.44倍，年均涨幅7.7％。比成本涨幅高2.51以个百分点。为同期“居民消费价格”年均涨幅的4.53倍[xi]。事实上，大城市每平方房价已达万元至数万元。全国平均每平方房的利润从845元增加到2010年的2794元，为1998年的3.3倍。利润率高达56％。2010年全行业利润总额高达29157亿元，为1998平的28.3倍!房地产的巨额利润都是在所占土地基础上获得的，因此每个开发商都不惜一切手段(包括贿赂官员)抢购土地。尤其是城郊耕地，因为那里的地价便宜，利润空间大。1998-2010年的13年内开发商购置的土地高达39.65亿平方米，而同期开发的土地仅有25.57亿平方米。囤积了14.08亿平方米，相当于2010年开发用地的6.6倍！当然有一部分地买来用于卖的，如2009年开发企业土地转让收入为498亿元[xii],但是炒卖土地的买家也是开发商。
四、地方财政的压力　　
现阶段，土地征用时采用的计划经济下的定价方式和价格水平，从农民手中购买土地;而卖地时采用市场经济的定价方式和价格水平卖给开发商。也许这就是 “中国特色”的土地交易规则！经济学家们又发明了“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理论,以及“土地（使用权）出让”这一多次买卖土地的形式。使地方政府不但可以轻易地大幅度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还可以玩点权术捞到很大的个人好处；房地产开发商可以“土地涨价”为借口，把房价推得更高，赚的钱更多。真可谓地方财政、掌权的贪官和开发商“三得利”了。
以N县为例，2008年县国土局挂牌出让的城郊6宗耕地409.64亩,挂牌的平均起始价77.71万元/每亩, 实际成交价在100万元以上。而政府征用农民的耕地，按标准（而不是市场）每亩只给土地补偿费1.2万元，安置补助费1.1万元，共2.3万元。一征一卖，政府所获毛利达征地标准的32.8倍。
全国平均地价从1998年的每平方米373元, 升至2010年的1888元,涨幅406%。而且，政府从农村集体拿到永久性的土地所有权后，卖给开发商或用地单位只是40-70年的使用权。40-70年后又可以“随行就市”再卖“土地使用权”了。从农民手中征得的土地越多，现在和将来可获得的收入也越多。真是一本万利！
2004-2010年土地出让金及地方财政收入见表3。
表3 2004-09年全国土地出让金与地方财政收入  单位：亿元　　

年份　　

出让价款-亿元　　

地方财政收入-亿元　　

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　　

除出让金外的财政收入　　

2004　　

5894　　

11893　　

49.56%　　

5999　　

2005　　

5505　　

15101　　

36.46%　　

9596　　

2006　　

7677　　

18304　　

41.94%　　

10627　　

2007　　

13000　　

23573　　

55.15%　　

10575　　

2008　　

9600　　

28645　　

33.51%　　

19045　　

2009　　

15910　　

32581　　

48.83%　　

16671　　

2010　　

27111　　

40610　　

66.76%　　

13499　　

2010比04年增幅%　　

360%　　

241.5%　　

 　　
资料来源：2004-2006年“土地出让金”见各年国土资源公报；2007-2009年“土地出让金”见2010-2-8《报刊文摘》；2010年数字见南方周末编辑部：“2010年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高达76.6%”2011-01-13《南方周末》。地方财政收入见各年预决算报告。　　
由表3还可见，土地出让金收入已出现迅速增加的趋势：从2004年的5894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27111亿元，年均递增28.96%。比同期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速22.71%快6.25个百分点。尤其是2010年出让金比上年猛增70.4%,而财政收入只比上年增加24.6％。“除出让金以外的地方财政收入”，2010年竟比上年减少了3172亿元。财政收入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度2009年及以前为40-50％,2010年增加到66.76%。这表明，地方政府如不卖地，财政无法运转,政府也无法行使正常职能。
更为严重的是：尽管把征地卖地的差价贴上去，使地方财政收入增速达到同期GDP增速的2倍以上，但钱还不夠用。2011年审计署对全国地方财政审计发现：至2010年末，全国31个省市及所属市、县三级，政府性债务高达107174.91亿元。若用2010年“除出让金以外的财政收入”来偿还，1分钱不用需还7.9年。加上利息，还清的时间更长。10.7万亿元中：应由政府直接偿还为6.71万亿元，由政府担保的“或有债务”2.34万亿元，其余1.67万亿元,政府负有一定的救助责任。其中12个省、307个市级和1131个县级政府承诺:债务中的2.55万亿元，用以后收取的土地出让金偿还。有学者估计土地出让金“净收益”(即扣除征地、拆迁等成本后的收益)40％，还2.55万亿元债需获“卖地款”6.3万亿元。出让金既已成了地方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即使未承诺用出让金还债，也还要靠卖地还债。这意味着今后还要征更多的耕地。[xiii]　　
除了地方财政对耕地的压力外，政府的部分分管官员私利,也给滥占土地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可以压低出让金标准，从中牟取私利。2004~2007年，全国土地出让中用招、拍、挂成交的只占29%~51%，其余都是协议定价--特别是招商引资用地。即使招标也可以违规操作。还可以表态减免行政规费--N县2008年国土局和建设局少收行政规费6277万元，为他们当年上交财政规费的9.2倍。开发商得到这些好处后，只要拿出一小部分给相关官员，他们的腰包就鼓起来了。2009年1~11月仅浙江国土系统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立案的官员达67人[xiv]。难怪他们常常动用权力，压制被征地、拆迁的利益诉求:层层截访，甚至不惜动用警力，或暗中指使黑社会恶意伤害“钉子户”。
五、土地流转的压力　　
2008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虽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2009年7月撰文提醒地方政府：“不要草率推行规模经营和土地流转，不仅会直接影响农业生产,而且对农业基本经济制度的稳定也十分不利”[xv]。但一些地方还是你追我赶，如江苏省2008年已流转土地792万亩，占全省承包面积的15.8%[xvi]。更有甚者，某产粮大县2009年11月末累计流转了39.5万亩，占全县承包耕地的43%。而该省另一产粮大市(县级)，至2011年6月仅用于养螃蟹就流转了40万亩！
尽管政策设计者要求土地流转不改变用途，但作为土地受让者必定以赚钱为目的。 “种粮与种其他作物相比较，效益最低”已成农民的共识。流转前，农民是兼顾口粮（包括供给外出打工子女的口粮）、饲料和换钱而种粮的。在人均耕地较少的地区农民主要是为了口粮。取消“两上交”和农业税后，种粮农民只需开支货币支出的农本，连自身的报酬也不计算。而土地受让者不仅要开支打工者的工资还要支付流转费--该县所雇长工每天35元,流转费每亩500-600元,大体相当于500多斤稻谷。不论经营规模多大，技术多高，比周围自耕农民每亩增产500斤粮食是很难实现的。因此，“土地受让者”即使近期仍种粮,今后不可能不改种收益高的作物-如大棚蔬菜等，甚至改为鱼池或果园。笔者在一产粮大市了解到，乡村招商办的规模猪场和工厂，都是以租赁流转的土地,其内砌了房屋、猪舍，怎么能恢复耕地？
六、村级的压力　　
两上交取消后，村级开支由财政负担。以N县为例，全县平均每村约可获10万元财政拨款,用于村干部报酬、五保户生活费、老干部老党员补贴及办公费等。但由于县有关部门硬行规定的报刊费、计划生育检查评比、远程教育等，每年支去1~1.5万元，只好减少干部报酬的财政补贴。县城所在镇规定：干部报酬财政发60%，其余40%由村自筹。更大的开支是“协税”，就是每年要“协助”完成一定的税收任务。自从分田到户后，绝大多数村级的集体经济衰退。集镇又属税务所的征管范围。村内的私营个体很少,缺少税源，只好“买税”。就是向税务所领税票，到边远省份为当地纳税人开票，按票收税款，然后给纳税人10%-30%的回扣。一个村每年要完成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协税任务。村级要开支10万元以上的回扣及差旅费用。多数村不仅没有企业，就连大队部、学校等财产也卖光了。城郊的村反而希望卖地,因为县里规定每亩征地补偿费12000元中，抽30%给村委会支配，用于支付工资和费用的不足。再不够只能举债了，据统计，全县288个村至2008年末共负债1.94亿元，平均每村67万元。这些债务均在上文“省、市县三级10.7万亿元债务”之外。
另外，镇政府还向村下达了招商引资的任务，把附近开发区内的企业吸引到本村来落户。只有比开发区的地价更便宜,才能吸引客商。
城南的某村由3个村合并而成，1995年耕地3458亩，人均0.65亩。2008年末只有558亩,人均只剩0.099亩了。过去的“两上交”加重了农民当年的经济负担；现在取消了“两上交”，逼着村里卖地，逐步地，却永远地断绝农民的主要生存之路。
七、农民增收的压力　　
城里人富了（不包括下岗职工），农村人也要富。何况物价上涨--尤其是上学、看病要化很多钱。所以,不论干部报多少“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民自身都要设法增加收入。除青壮年外出打工外，在家的农民主要靠种地来增加收入。粮价由国家按计划经济模式用所谓的“保护价”调控,粮贩子的收购价也只比“保护价”贵1~2角（当然城市居民买到的成品粮价仍受供求规律的调控）。其他农产品却完全按市场法则随行就市。特别是蔬菜，无论是大中小城市的近郊，都种植相当比例的蔬菜以供应城市人需要。但由于城市迅猛扩大，加之城市人口增多，城市蔬菜需求的刚性增长,只有仰求于远郊或外地的大棚蔬菜。供不应求，必促使菜价猛涨。菜价比粮价涨幅大，这造成了种粮的比较效益最低。农民除了保口粮外，尽可能改种纯收入较高的蔬菜等农产品。另外,多数城里人生活水平提高了，直接食粮减少，需要更多的易消化蛋白质，鱼虾蟹的供应量加大。而天然河湖因污染和过渡捕捞，产量骤减，鱼虾蟹价格猛增。使农民觉得耕地改鱼池有利可图；城里人膳食更讲究了，对水果的需求量增加了，山丘水果供不应求，也要提价。这是粮田改果园的经济动力。1997-2008年全国“农业结构调整减”减少的耕地达2740万亩，平均每年减少228万亩，其中 2000年达867万亩。N县1997-2008年农业结构调整共减少耕地49750亩，占全部实际减少耕地185440亩的26.8%。其中改园地7118亩、改林地15630亩、改草地623亩、改鱼池13930亩。上文租给养蟹户的耕地，每亩年租金1000元左右，远比种粮收益高，农民当然愿意出租了。
不仅农民自己要调整土地结构，政府也鼓励农民调整。如江苏鼓励农村发展高效农业，以增加收入。所谓高效农业包括：设施农业（搭建钢架大棚、防虫网、遮阳网等）、集约化养殖、特色农业（特色水果、花卉、药材、苗木等）、生态农业、休旅农业（春赏花、夏耕耘、秋摘果）。由于政府的鼓励,2009年上半年新增设施农业65万亩，累计509万亩，占全省耕地7.2%。全省百亩以上设施园艺超3000家[xvii]。政府鼓励不仅是一般号召，而且有真金白银。如N县6万亩大棚2009年补贴6000万元，每亩补贴1000元，而对种粮农民每亩只补贴100元左右。
只要结构调整后的纯收入比种粮高，全国的耕地还会因“结构调整”继续减少。
八、退耕的压力　　
一是坡度大于250的耕地:1996年10月普查时9100万亩,并以此确定退耕计划。1997~2006年末累计退了10803万亩。虽比原计划超过1703万亩，但截止2006年10月末第二次农业普查的耕地中,仍有6061万亩的坡度大于25o。不知是1996年漏查了此类陡坡地，还是以“退耕”为名将耕地改作它用呢？不管怎样，大于25o的陡坡地还要退耕的。即使扣除其中的梯田1350万亩，也还有4711万亩需要退耕。
二是15-25o的坡地: 2006年10月普查发现,有11949万亩不是梯田[xviii]。如不修梯田也要退耕，否则水土将快速流失。据国土资源部２０００年组织的“西部地区耕地后备资源与坡耕地调查”,此类耕地中有２８５０万亩需要根据“条件和可能”退耕[xix]。
三是严重沙化和影响行洪的耕地：据2000年的调查，全国还有４５００万亩左右此类耕地需要退耕。
至2006年10月，共需退耕12061万亩。
九、耕地土壤环境的压力　　
早在6年前中国的耕地受镉、砷、铬、铅等有毒物质污染就达3亿亩。其中广东89％的土壤受不同程度的污染。经济越发达土壤污染赿严重。怕中毒，不吃这些耕地上长的粮食蔬菜，就意味着耕地减少3亿亩！[xx]
更为严重的是，有些省份--如浙江省，对污染厂不是敦促治理,而是赶走了之。但欠发达地区却列为招商对象，双手欢迎。如苏北某县已建成10多平方公里的化工园区。那里的污水治理厂形同虚设，有人检查或参观时才开机治污。发达地区的土壤污染未治好，又要在欠发达地区扩大污染面，全国耕地的污染面就更大了。
十、后备耕地不足的压力　　
据截止1996年10月末的普查，我国虽有约1.94-2.24亿亩后备耕地，其中1亿亩可开发的荒地,主要在干旱的西北和较冷的东北；1400万亩工矿废弃可复垦地，每年采矿、烧砖等还要新增废地；0.8-1.1亿亩通过土地整理（如填沟塘、治理空心村等）可增加的耕地。即使这些土地均可变为耕地，大多只是劣地。况且1997~2008年已用去0.53亿亩,只剩1.42-1.72亿亩了。再有30年，我们的下一代就没有“后备耕地”了。届时的耕地变动只有“减少数”,没有“增加数”，“净减少”的速度将更快。
小结：综上所述，追求城市化率、过快的固定资产投资及招商引资、房地产迅猛发展、地方“土地财政”、土地流转、村级负担过重、农民增收困难、必须退耕的地仍很多、土壤大面积污染及后备耕地不足等十项，是迫使耕地减少的动因。只要仍然以一定的城市化率为发展目标；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不下降到合理水平；各地仍以招商引资为解决资金缺乏、增加GDP和税源的主要手段；全国仍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地方财政仍然依赖出让土地来支撑；仍然推行现行的土地流转制度；仍不下决心减轻村级负担；仍把农民增收压向农民自身、压向种粮土地;土壤污染得不到有效治理……现有耕地将会持续、更快地减少，最终使全国人民的粮食安全受到威胁。至于环境退耕，该退的还要退；而本来不多的后备耕地，主要应当留给后代，不宜过快地开荒增地。

[i] 2011-5-8发表于乌有之乡网，可在百度输入此文题目搜索。

[ii] 据2011年《中国统计摘要》数字计算。

[iii] 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表11-6的数字推算:2147人/平方公里，1500亩/2147=0.699亩/人。

[iv] 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表11-2推算。

[v] 见2011年《中国统计摘要》。

[vi] 12个指标是地区生产总值、二、三产所占比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人均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规模以上工业投入、定报工业增加值、定报工业营业收入、定报工业利税总额、定报工业利润总额。　　

[vii] 见200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viii] 见“奥运公园导游图”和《新北京导游词》P52。

[ix] 2011年《中国统计摘要》P149。

[x] 刘峰：《新北京导游词》中国旅游出版社2005年版P38。

[xi] 按2011年《中国统计摘要》P91数据计算：1998年居民消费定基指数438.4，2010年为536.1，年均1.7％增幅。

[xii] 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表5-27。

[xiii]参见2011-7-17《特区文摘》上官兰雪：“地方政府10万亿元债务怎么还？”

[xiv] 《中国青年报》2010年1-6“官员贪腐暗推房价”。

[xv] 见2009-7-13《报刊文摘》。

[xvi] 《江苏农村经济》2009年8期，省农林厅厅长李俊超：“对江苏‘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浅析及思考”。

[xvii] 《江苏农村经济》2009年8期，省农科院副院长郑建初：“现代高效农业规模区及江苏区域发展模式研究”及简讯:“江苏设施农业累计达509万亩”。

[xviii] 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六号）2008年2月29日公布。

[xix] 2000年调查数转引自资源网 2008.06.24张勇:“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定位与思考”。

[xx] 2011-10-17《报刊文摘》援引《新华每日电讯》10月11日报道，题“耕地中毒，我们还能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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