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租赁商业保理:道德虚无主义者的不归之路

 《国运拐点：中西精英大对决》从做人最底线的角度说，什么东西能保证一个滥杀无辜把恶事做绝的人，同时又是担当着拯救世界使命的人呢？涅恰耶夫使所有的人害怕，以致于各种各样的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都离开了他。他事业的基础建立在一整套谎言之上，但后来他最亲近的某些革命同志，包括最有工作能力、看起来意志最坚定的人，当他们被逮捕并明白了涅恰耶夫的谎言之后，很快便背叛了他，并且向沙皇政府供述出他们计划的一切细节。

你能设想一个缺乏高贵心灵、在世俗生活中没有“向善”之心的道德低劣者，能够真正为大众谋取福祉吗？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你难道不会怀疑他动机的真实性吗？而且在“以恶达到善”的实施过程中，恶行任其大加泛滥不被谴责，不择手段成为相互追捧的丛林法则，即使达到了“革命”目的，“向善”的社会的道德规范已被破坏殆尽，这种“理想社会”的乌托邦即便真正实现了，又会是一种什么景象呢？很显然，那时革命打碎了旧世界，同时也毁掉了此前所有的传统价值积累，新世界只能在蛮荒的文化沙漠上建筑。如果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被彻底颠覆，“恶”成为一种制胜法宝，心慈手软者都会出局，这种“善良淘汰机制”甚至比它所颠覆掉的旧体制更糟糕、更可怕。加缪就特意列举了著名的斯巴达克斯起义作为例子：

“奴隶的军队解放了奴隶，又把他们过去的奴隶主供给这些奴隶奴役。起义军还把好几百罗马公民（在奴隶们眼里，公民也属于特权异己）组织起来进行角斗，奴隶们坐在看台上欣赏，狂欢作乐。然而，杀人只能导致更多的杀人……一个罗马公民被钉在十字架上，克拉苏（大奴隶主）以处死数千奴隶来作回答。6000座十字架矗立在从卡布到罗马的公路上。奴隶主们成倍地计算他们自己鲜血的代价。”

涅恰耶夫的革命论证方式，是建立在革命价值的正当性之上。革命者之所以存在的理由，是因为他本身就是“革命者”，而非其他。换言之，革命是一个“斗争”的过程，革命者的价值当然也只能呈现在不断的斗争之中，正所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俄国的革命领袖们过于频繁地与社会规律相抵触，时常造成历史悲剧的发生。所有的政治领袖们都把摧毁由前辈们创立的社会政治体制作为首要的任务。他们非常仇恨这一体制，因为在这个体制下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也想象不出，除了将它破坏之外，还有什么别的途径去实现他们的乌托邦理想。而破坏欲望的惯性使他们在俄罗斯的废墟之上胡作非为，丝毫不考虑如何去建设曾向支持过他们的人民许诺过的幸福天堂。对此涅恰耶夫1869年写道：

“我们认为，摧毁旧世界是一件极其宏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要全力以赴，我们不想自欺欺人地幻想我们将还会有能力去建设一个新世界。所以，我们只有肩负起破坏现存的社会制度的重任；至于建设一个新社会，这已不是我们的任务了，而是我们后代的责任。”

正是在这种自我标榜的正义上，他走上了一条道德虚无主义者的不归之路。他只能把世界分为红黑两个阵营，非此即彼，非对即错。在他的人生理念中，斗争成为一种常态，只能以严酷的镇压体系、恐怖手段维系凝聚力，以强化高压职能来对待异端。在这样的社会中，真诚、相爱、善良、仁慈、温情都将被扫进“资产阶级的垃圾堆”，在这种道德时尚的主宰下，人性恶的一面大大释放，大家都在比谁更流氓，谁更狡猾。可笑的是，被涅恰耶夫大张旗鼓宣传为革命楷模的伊舒金，以及他旗下所谓的理论家胡加科夫，后来都被证实是患有臆想狂的精神病患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涅恰耶夫的革命正是一种“精神病患者革命”。

这种南辕北辙的社会改造，只会距离理想越来越遥远。在“一切道德都是为革命服务”的口号下，革命者要消灭妨碍它达到目的的一切人。凡是有益革命的都是道德的，凡是阻碍革命的都是不道德的和罪恶的。例如后来的托洛茨基就认为，争夺权力就如同博弈，根本不存在道德问题。为了崇高事业，可以做一切恶行，可以联合强盗、可以深入到秘密警察中、可以通过告密剪除异己、可以抢银行、可以贩毒、可以印伪钞，同时还要赋予这些行为以拯救世界的耀眼光环。

对于这种狂热的失控的革命热情，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曾经有过非常深刻的总结：

“唯主义和激进主义必然引导我们放弃理性，而代之以政治奇迹的孤注一掷的希望。这种非理性的态度源于建立一个美好世界的梦想……但它总是诉诸我们的情感而不是理性。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准备的地狱。”（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1862年，屠格涅夫以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创作出了长篇小说《烟》，在这部颇具感伤情调的作品里，作家通过男主人公李特维诺夫的遭遇告诉人们，俄罗斯人性格中的极端性与偏激性，使得俄罗斯的戏剧性历史发展进程带上了必然的悲剧特征。当屠格涅夫创作这部小说时，还未目睹法涅恰耶夫后来的英雄“壮举”，但他已经依稀地感受到了涅恰耶夫式的人物（或曰涅恰耶夫精神）对于俄罗斯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可怕力量，以及将产生的严重后果。

革命用暴力去清洗掉旧制度的废墟，而重新确定的革命秩序也许更加残暴——这就是涅恰耶夫们的革命路径。岂不知，用这种逻辑“砸碎万恶的旧世界”后，果真能使“万里江山披锦绣”吗？这种用破坏的激情代替建设激情的乌托邦狂热，使得革命者们在革命成功以后，丝毫不去考虑如何建设给人民许诺过的幸福天堂，而依然沿着惯性的破坏欲望横冲直撞，曾经酿出了多少令人耳熟能详的人间悲剧？苏联搞集体农庄，乃至于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推行“前无古人”的“高棉革命”……无一不是涅恰耶夫似狂热革命的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