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肥皂洗衣服:康德哲学给我们的启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30 12:21:53

我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心灵有一个极大的震撼:就是觉得康德的哲学,不是为他那代人而写的,而是为我们这一代人而写的。并且觉得,他是为我们这一代——中马列唯物辩证法毒素很深的中國人而专门作解答的哲学家。

  “物质决定意识”,我们对馬克思这个唯物论哲学是多么坚信不疑呀。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开章也说过,一般来说,人类的知识,是经验后得出来的,没有经验,就谈不上什么知识。而经验的来源是什么?不就是客体给予我们主体的东西吗?没有客体进入我们的脑中,就无知识可谈。这也是唯物论者坚定物质意识的论调。可是,康德把话语一转,他说并不是一切知识都是验后的知识,他要说的知识,是验前的知识。康德这个说法,打破了我们惯常的两分法思维模式。康德称他的哲学为哥白尼式的反转(革命)。很多人简单地将康德归为唯心主义者,说康德不就是说出我们人类有一个天生会思维的脑袋而已。实际上,如果我们深入到康德的哲学,就会发现,康德已了解到人认识功能背后的形式(Form),这就奠定了我们的知识如何可能的理论基础。在康德的先验论还没有出来之前,人们要么怀疑我们的知识是否是真的,要么独断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康德给我们的认识论来个突破,是一个伟大的哲学洞见。我们拿当今常用的电脑来说康德这个认识论,你就觉得康德是多么伟大了:我们每一个人生,就如打开的一台电脑,我们的知识,都是由客体输入到我们头脑中的东西。这样,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就争论不休了:是物质(康德称为“现象”)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物质?这个争论就如同“输入的东西决定电脑呢还是电脑决定输入的东西”?这时,康德的先验论就站出来说,你们不要再争论了。在现象还没有输入到我们的脑袋之前,我们为什么不研究研究一下脑袋有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当我们没有向电脑输入东西之前,我们要研究电脑有什么东西?我们一般会认为,我们没有向电脑输入东西,当然电脑什么都没有反应,也就想当然电脑什么都没有。康德的厉害就厉害在这里,他在没有知识里面看到有知识。他说还有一种知识是验前的,这就等于说,电脑没有打开输入东西之前,它本身就有一套程式在那里。康德的哲学,说的就是人脑思维的程式。在我们还没有接收外界事物之前,人脑本身就有一套程式在那里。所以我称康德为电脑发明的鼻祖。他的先验论,说的是我们的知识如何可能,也就是电脑如何可能的理论基础。原来,我们人能够认识这样那样的事物,是我们人的头脑有一个认识事物的形式(Form)。康德说“知性是自然的立法者”,这话是很有哲学意义的。早在200多年前,康德就指出人认识背后那个形式了。后来的馬克思主义者,不知为什么,捡起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弹起“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的论调来,我们生活在现代的许多中國人,也懵然不知,还在作辩证法的两分法,非此即彼甚嚣尘上,使得中國人生活在一个平面上,“宁左勿右”政治划线就是两分法的恶果。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一书的一段注脚里说,“有人曾对我的纯粹哲学的划分几乎总是得出三分法的结果感到困惑。但这是植根于事物的本性中的。如果一个划分要先天地进行,那么它要么是按照矛盾律而是分析的,而这时它总是两分的(任何一个存在要么是A,要么是非A.)要么它就是综合的。而如果它在这种情况下要从先天的概念(而不像在数学中那样从概念相应的先天直观中)引出来,那么这一划分就必须按照一般综合统一所要求的,而必然是三分法的。这就是:1、条件,2、一个条件者,3、从有条件者和它的条件的结合中产生的那个概念。”(康德:《判断力批判》33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二版)康德的哲学为什么总是三分法而不是两分法,其原因就是在现象和意识之间,还有一个先验逻辑的形式在那里。就是说,我们不能只看到是现象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现象,它们的后面还有一个先验逻辑形式在起作用。这对我们信奉黑格尔辩证法的中國人来说,不是当头一捧吗?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先验逻辑论”一章就对辩证法作出严厉的批判。他说,“古人在使用”办证术“这个名词作为一种科学或技术的名称时,不论其意义怎样各有不同,我们从他们实际使用这名词的用意来看,可以断言,就他们来说办证术始终不过是幻相的逻辑而已。这是一种诡辩的技术,使无知和诡辩手法有其真理的外形,其方式就是模仿逻辑所规定的、按一定方法所得到的彻底性,以及用逻辑的”辩论常识“来掩盖其主张的空洞性。

  “现在我们可以注意下一点作为可靠而有益的警告:如果把普通逻辑看作一种工具,它就总是一种幻相的逻辑,即办证术的逻辑,因为逻辑所教人的并没有任何关于知识的内容,而是只规定知识和知性相一致的形式条件。而这些条件却不能告诉我们任何关于所谈的对象的东西。那么,想要用这种逻辑作为一种推广和扩大我们的知识的工具就势必以空谈为其结局——在这种空谈中,我们可以用某种貌似有理的话来坚持任何可能的主张,或者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又来抨击任何可能的主张。”(《纯粹理性批判》99页,韦卓民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二版)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共执政一甲子的乱源,不正是康德指出的幻相逻辑的办证术在中國横行霸道的结果吗?他要说刘少奇、林彪、趙紫陽反黨,证据确切,要为刘少奇平反,也可说振振有词;他要说黨如何把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黨的功劳大大的,他也可以罗列出一大堆事实来。翻云覆雨,指鹿为马,没有那个主张不是不正确的。正如人们调侃说的“领导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黨的领导没有不正确的”。辩证法治国,国将不国!这就是康德指出的“办证术”悖论。

  康德的哲学,不仅为人类的知识奠定可靠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指出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实际上,欧洲当今讲所谓的“宽容”文化,康德的贡献是很大的。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就指出人在获得许多具体的知性概念以后,并没有结束他的求知欲望,纯粹理性会要求给出一个绝对的理念。康德称之为“无条件者”。就是说,人要有一个绝对的理念来统摄所有具体的知性概念。有神论者,无神论者都是如此。康德列出四大悖论来证明理性的二律背反。他说有神论者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无神论者也可以证明没有上帝。两者血战到最后还是分辨不出胜负,原因是理性这个总概念、理念都是由逻辑的三段论推导出来的。它是个假设的命题,用理性去推理证明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由此我们就会明白,中國大陆很多唯物论者,觉得信上帝很可笑,可是他们不想一想,说世界是物质的也同样是可笑的。如果我们追问下去,“物质是什么?它又是哪里来的?”我们也找不到它最后的因子是什么?故康德说“所以在纯粹理性的领域内,假设只容许用作争斗的武器,而且只能为了捍卫一种权利来使用,而不是为了建立这种权利。但是我们总得要在我们自己里面寻找敌方。因为思辨的理性在其先验的使用上,本身也就是办证的;我们所惧怕的反对意见也就在我们自己里面。我们必须把它们寻找出来,正如我们在权利的诉讼中所做的那样,因为关于权利的种种要求,虽然它们是陈旧的,但绝不会丧失其时效,所以我们必须将它们寻找出来,以便使它们宣告作废,这样才可以建立一种持久的和平;表面上的沉默只是徒有其表而已。必须清除处在人类理性本性深处的那些骚扰的根苗。但是我们怎能除去这种根苗呢?除了给它以自由,给它以滋养,好让它发育长大,而显现在我们眼前,然后再予全部毁灭以外,此外别无他法。所以我们必须想出一些任何论敌所绝未想到的反对意见,实则将我们的武器供给他,并且让他有尽可能想要得到的最有利的地位。在这一切上面,我们绝不惧怕,而是大有希望;那就是,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以后再没有争论的产业。”(《纯粹理性批判》652页。韦卓民译,华中师范出版社出版,2004年1月版)所以,今天的欧洲讲民主、宽容,是有其文化理论根据的。你不要以为你的信仰就绝对是真,别人的就绝对是假。如果我们能认识到康德这个纯粹理性的二律悖论,我们就能宽容地看待一切争论了,非此即彼的绝对是不可靠的。而且我们也可看到那些原教旨的独断主义者何以如此猖狂妄作,容不得别人的意见和非议,就是那个理性观念在作怪,他把那个观念作为绝对是真的了。中國的愤青,其之所以如此嫉恶如仇,就是统治者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理性理念植于这些愤青的脑袋之中,他们看到别人不同的意见或是别国制裁中國的背后都隐藏着巨大的阴谋,绝对是没有好意的。这种人已失去孔子“反诸求己”的理性功能,这正是康德指出理性的要害。假如世人更多地懂得康德这个纯粹理性批判,就会变得宽容一些了。就不会像唐吉珂德战风车一样荒唐,为着那个假设的理念去浴血奋战。我曾经写过一篇批评黑格尔“绝对理性”的小品文,说黑氏不懂得哲学常识,并借叔本华的话说黑格尔是个“低能的哲学家”。有些读者不以为然,把我与叔本华并列一起骂。其实,我们单就宇宙无限和物质无限可分(物自体不可知)来说,你如何求得绝对呢?人认识事物,靠的是因果律,而因果律是在时空的形式下进行的。而这个时间、空间也是无限的,你如何找到绝对?黑格尔的绝对,也只不过是康德所说的那个假设推理出来的理念。然而,黑格尔所说的,并不是康德所说的那个意思,他的“绝对”是可以求得的。他在他的《小逻辑》一书说有“客观思维”、“客观思想”,如此来为其“绝对”打保票。思维、思想都是主观的,经黑格尔一办证,它可以变为客观的了。(他的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也就是“客观思维、客观思想”的注脚)叔本华可能有点妒忌心而对黑格尔进行攻击,但他骂黑格尔为哲学骗子不是没有道理的。黑格尔做的,已超出哲学常识了。最近我重读黑格尔的《小逻辑》,我怀疑黑格尔根本就没有读懂康德。黑格尔是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办证,没有康德的知性。他在他的《小逻辑》一书中打个比方说康德的认识论是在教人如何游泳的法则,而人无论如何熟悉那些法则,他不下水去游泳,永远也学不会游泳。他的这番话,很大程度上曲解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康德是要打破怀疑论和独断论的枷锁,而黑氏的绝对理性,其实就是要回归独断论。绝对必然是独断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是师宗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来,其所谓的“辩证法”,比黑格尔的辩证法更诡辩:当他说“物质决定意识”时,把意识说是物质的属性。而当他把物质与意识作办证时(意识反作用于物质),意识与物质又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今天我们重读康德,你就会觉得康德的伟大。他早于黑格尔就指出理性这个二律背反,而黑氏既重滔覆辙。当年德国人还很热衷于黑格尔哲学,十多年后人们才觉醒,觉得叔本华说得不错。如今我们中國人还热衷于辩证法,辩证法充斥于各个领域。今天我们重温200年前的康德哲学,你就会觉得,康德是个先知先觉者,他早就把辩证法的本质揭露出来了。后来的德国哲学家尼采、海德格都对辩证法很感冒。而我们中國人进入21世纪的今天,还在辩证法的魔匣子转,这不是显得很可悲吗?

  康德的哲学,说他是一场哲学革命并不为过。他的哲学,开启了许多哲学新领域。康德说我们认识的是现象,不是“物自体”。这就开启了后来的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及海德格、萨特等存在主义哲学。康德的“先验论”,虽然不属心理学的哲学范畴,但他既点出心理学研究许多先天性的东西。我认为,后来的弗洛伊德“潜意识”哲学,也走不出康德哲学的范畴。当今很多的科学研究方法,如“系统论”、“解构主义”等,也有康德哲学背景。康德哲学的成就,不仅仅是在哲学领域,他在自然科学、人类学、社会科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贡献。甚至在文学艺术领域也有很大的贡献。德国诗人、艺术家席勒“美是现象中的自由”(见席勒1793年2月给克尔纳《论美》的信:Sch?nheit ist Freiheit in der Erscheinung )的审美艺术观,就是从康德的先验判断哲学发展出来的。

  我对康德哲学的认识,一个最大的感叹就是他对纯粹理性的批判。他讲认识论的那个形式(form)是很重要的,是那个形式决定着我们的思为。由此我联想到一个社会制度的问题:当今的中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弊端?为什么人欲横流、道德堕落、腐败歧生?这是因为那个制度架构——也就是康德所说的那个形式(form)所造成的,即形式决定着内容。中國的种种弊端,不正是这个制度所造成的吗?很多有识之士早就看出这个问题:解决中國的根本问题,必须改变这个制度。刚好德文的“改革”(erform)一词就是改变形式,把原来的程式改良。而中國的所谓“改革”,是不改形式(獨裁專制制度不变),只改内容。可想而知,这个改革是没有实质性变化的。因此,我们用康德的form(形式)来关照中共的改革,你就知道中共的改革是怎么一回事了。他绝对改不出什么民主政体来。

  康德的哲学,有一个完整的体系。他自称他已解答了人类的三大问题:一、我能知道什么?二、我可以做什么?三、我能希望什么?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认识论的。我们认识世界的权限有多少?康德都一一指出了,这对当今中國所谓的“科学发展观”有一个提神醒脑的作用。中國对“科学”与“伪科学”争论不休,就是他们看不清理性的权限。假如他们能认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就知道科学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而对“伪科学”也会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第二个是关于道德的问题。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就解答这个问题。二千多年前,我们的至圣先师孔子就对道德作了很多论述,康德在理论上作了充实。“我可以做什么?”反过来说“我不可以做什么?”这就是孟子提出的人与禽兽区别的道德问题。这对今天中國的道德重建是有惊醒的作用的;第三个是关于信仰问题。一个人没有信仰,生命就倒悬,人生无着落。康德提出的“目的论”是很有意义的,尤其对当今无神论的中國非常重要。中國很多愤青,把“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当作一种信仰去生活,其所得出的行为是非常极端和不可言喻的,因为他的反思判断力都以这个图腾为目的。从而我们也可看出愤青们是多么可怜和可悲,他们信奉的那个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很肤浅的,对他“我能希望什么?”的个人安身立命目的是不能产生稳固作用的。就是说,那个图腾解决不了人生的终极问题。由此我们也看到极端主义的可怕:当他把某一东西作为信奉的对象,他的反思判断就围绕着这个目的思考了。我们看到中东那些自杀炸弹者不可理喻,他那么勇敢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就是他坚信他是为他们的神奉献的。文革时中國人对毛澤東的狂热崇拜,这种坚信不移的思维定势,就是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所说的“反思判断力”在作怪:反思判断是调节性的,他会以他的目的性来调节他的反思。而其反思的结果当然是符合其目的性的。所谓“好的东西都是神所给予的,坏的东西都是属于魔鬼的”就是反思判断力调节性的结果。当他信仰某对象,把它当作目的性去思考,思维的见解就自动地(不知不觉地)调节为这个目的性服务。康德这个《判断力批判》可说把人类的思维固执性揭示出来了。为什么那些信仰者信誓旦旦地认为他们的神是真神,是最灵验的,就是他的反思判断都为着这个神作目的论而下的判断。而康德说“判断力”是天生的,是不能用训练教育出来的。而庸才常常是以实例进行判断的,离开了实例,庸才就无所适从。从而我们就看到,大陆的芸芸众生,很多人相信没有中國共產黨领导人民,中國就会大乱,就会亡国,就是共產黨提供给他们的都是没有黨的领导,社会就乱的实例。而他们又得不到其他方面的实例,所以他们的思维就跟着共產黨设下的实例转了。所以我们今天重读康德,其给我们的启示是相当深刻和有现实意义的。

  作者:黄鹤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