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地国际:毛泽东在1976：两则历史轶事的真伪

毛泽东是1976年9月9日逝世的，在此之前的几个月内毛泽东的思维和心境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内有两则传闻，流传很广，我先摘录下来，然后再谈谈它们的真伪。

第一则是毛泽东对自己一生的评价。1976年6月初，毛泽东突然心肌梗塞，差一点去“见马克思”。经过医生护士全力抢救，这才脱离险境。大抵自知余日不多，而且担心心肌梗塞再度突然发作，趁神志尚清楚，毛泽东在1976年6月15日，召见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作了临终嘱咐式的谈话。毛泽东讲话已很吃力，口齿不清，但思维尚不错。毛泽东说了这么一番深沉的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我没有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第二则传闻是关于毛泽东身后的人事安排。其内容是：张玉凤回忆：主席从（七六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张玉凤又提供：主席在七六年七月十五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她本人（张玉凤），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往左右方各斩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张玉凤还交代：打倒四人帮后，汪东兴曾以党中央的名义，命令张玉凤将此记录交出，并不准对外透露主席对中央领导的评价。张玉凤声称：该记录已毁掉了。（摘自网文《张玉凤揭示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

这两则有关毛泽东评价的关键历史轶事，都有人质疑和考证。对于毛泽东晚年的“自我总结”，曾任社科院副院长、中顾委委员的于光远先生曾经表示“它的真伪我没有把握”，但是后来我看到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副主任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最后一节“临终的日子”,其中根据张玉凤的一篇文章,把这件事情写得很清楚,得出结论说“我看是真的,是他的政治遗嘱。讲了他的一生,也讲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毛泽东总结一生的谈话》，原载《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而且朱向前先生还在一篇文章（《对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中注明这段谈话转引自叶剑英1977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这就更权威了。

关于第二则传闻，虽然也有学者引用（国防大学研究员辛子陵《文革黑匣子解密》），但是主要是在网上和坊间流传，没有官方的证实或否认。不过，2010年3月一期《炎黄春秋》发表了文革期间曾任江青秘书的阎长贵、杨银禄先生的文章“一则历史传闻的真伪”。这两位先生专门就此事向几位尚健在的关键人物求证。2008年他们从网上下载了有关材料后寄给了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此后，杨银禄在2008年1月13日下午给汪延群打电话询问，汪延群说：“我看过你说的这份材料，并问了我爸，我爸肯定地说：‘没有那些事，是别有用心的人编造的，其目的是诋毁毛主席。’如果是真的，整理的材料也不会叫个人保管，要交中办秘书局保存。这是规矩和纪律。”汪延群还说：“问了我爸以后，我又问了张玉凤，她说：‘没有那些事，当时（按：“当时”，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笔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姚依林同志跟我谈话说，你在主席那里工作了几年，知道不少事，以后不要见记者，不要写东西，不要乱说话，对别人写的东西对与不对也不要评论，因为越评论，议论越厉害，假的也认为是真的了。我是不会透露中央内部机密的。’”   2010年1月31日下午，关于这件事，阎长贵又打电话询问了1976年担任毛泽东联络员、也是毛泽东侄子的毛远新。毛远新明确、坚定地回答：“胡说八道，从1976年以后，除了‘你好’之类的简单话，主席说话谁也听不懂了，连张玉凤也听不懂，相互交流都是用笔写，谁要说有这件事，请他拿出文字根据来！”毛远新还说，我听到和看到这样的谣言多了，很多人这样说有什么办法。所以，阎长贵、杨银禄先生得出结论，所谓毛泽东内定身后常委班子“完全是一篇编造的谎言”。

本来，写到这里，对于这两则传闻的真伪也可以“盖棺定论”了。然而，问题是，如果把这两则传闻的证实证伪过程放在一起看，就不免发生疑问了：如果如毛远新所说，1976年毛泽东“说话谁也听不懂”、“相互交流都是用笔写”，那么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自己总结的那一番深沉的话又从何谈起呢？肯定不是笔写出来的，因为毛泽东眼睛不好，晚年写字一张纸上只能写几个大字，比如1976年4月30日晚给华国锋所写的“你办事我、我放心”。而当年6月15日这么长的一番话，出现在“你办事、我放心”之后，如果是写出来的，不可能没有资料提到。

最后贴一张毛泽东在1976年5月27日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的照片，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当时布托由新任总理华国锋负责接待。布托已经来几天了，一直等待毛泽东会见。因为毛泽东在两周前的5月12日会见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所以布托也希望能够见到毛泽东。但由于毛泽东身体状况不允许，所以中方一直没有安排。当布托马上要离开中国，又一次提出见毛泽东时，秘书便不得不把这种要求向主席报告，毛泽东毫不犹豫地点头同意。当时毛泽东刚吃了安眠药，正犯心脏病，但毛泽东依旧接见了布托。因此，才出现了接见时面部表情麻木，直流口水的样子，令后人唏嘘不已。据多年后官方的记载（人民网），会见时毛泽东问布托：“你好吗？”布托回答说：“我很好，谢谢你。”毛泽东说：“我不大好，腿不大好，讲话也不好。”布托说：“主席创造了伟大的历史，你高举着人民革命的斗争旗帜。”毛泽东谦虚地说：“没有做出多少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