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方法和技巧作文:管理学方法与经济学方法的借鉴、融合

一、管理学方法对经济学方法的借鉴

自从有了人类为实现特定目标而进行有组织的活动，管理就应运而生。从此，管理实践就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伴随着人类从洪荒时代走向现代文明。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出现的管理学却是20世纪初叶的事[1]。相对形成于18世纪70年代的经济学，管理学是相当年轻的学科，由于都是从不同角度关注现实世界事物的效率问题，管理学借鉴经济学的方法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从管理学理论形成的方法论逻辑看，可以分解为知识积累过程、行为归纳过程和经验检验过程等三个阶段，经济学方法在每个过程中都有突出的影响。
1.管理学的知识积累过程
管理学是关于如何为实现共同的组织目标而进行管人理事活动的知识体系，是随着不同历史时期各种文化中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变化而演变的。"管理思想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环境的产物"，具有"开放系统的特点"（雷恩，1997）。因此，文化环境中普遍存在的管理活动和实践，决定了管理学的对象和内容十分宽泛，其知识来源也必须非常宽广。概括说来，管理学的知识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
各类学科提供的理论营养是管理学的重要知识来源，也称为学理性知识。管理学的学科大厦，始终是建立在吸收、融汇各学科的知识和成果的基础之上。管理活动的普遍性和复杂性，使管理学成为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应用学科，可以说各类学科的演绎性和归纳性研究成果都为管理理论提供了基础的或应用的学理性知识。其中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对管理理论基础影响最大的是数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现代管理理论体系中的数理学派就是以运用数学模型，尤其是运筹学方法分析管理问题为特征的。经济学对管理方法论影响则是多方面的，最为重要的是为充分理解现实管理问题和管理行为提供标尺，为衡量管理的效果和效率提供度量标准，以及为最优管理决策提供基本的分析结构。社会学对人的行为和组织的行为进行分析研究，所提供的方法在管理学中成为人际关系学派、组织行为学派和社会协作学派的理论基础（张其仔，2005）。事实上，解决一个管理问题往往要求综合运用来自多个学科的学理性知识，或者说，需要多种学科知识的相互结合。从这个意义上看，管理的复杂性要远远超过软科学中的其他领域。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取得较大研究进展的复杂性科学以及心理认知科学对管理学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管理学知识来源的另一个方面是从历史和现实管理实践中获得的经验，也称为经验性知识。多样化的管理实践领域和广泛存在的管理实践活动，产生了丰富的管理经验素材，激发出灿烂的管理思想火花。经验和思想是实践的结晶，通过对积累的大量经验素材和思想火花进一步观察、收集、整理、融汇、归纳、总结和升华，就可能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管理理论和思想方法。
制度性知识是管理学的第三个知识来源。制度性知识由一系列人为构建的规则所构成。这些规则包括主观设计的法律性规则（也称正式约束或正式规则，如宪法、法令、法规等）和理性继承的认同性规范（非正式约束或非正式规则，如习俗、习惯、道德、行为准则与自律等）。管理作为实现共同组织目标的有意识活动，总是置身于特定的制度环境之中，而制度又处于相对变动之中，这就是制度变革或制度变迁，也就是说意味着由历史发展特征所决定的制度本质的改变，因此管理学必须把制度性知识纳入自己的知识来源。换言之，制度性知识增强了管理理论对环境的适应性。重视制度性知识，强调何种制度在发挥决定和约束作用，是现代管理学的一个突出特征。近年来十分活跃的新制度经济学为管理学提供了日益丰富的制度性知识基础。
这三个方面的知识来源充分反映出管理的科学性、艺术性和和制度性特征。管理理论因学理性知识、经验性知识和制度性知识的积累而变得丰富和更为逼进现实，因而对管理实践具有更广泛、更有效的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这些知识又通过管理理论得以组织从而更为严密、完整和具有一般性。
2.管理学的行为归纳过程
行为归纳过程是管理理论和管理科学知识形成中最为重要的阶段。当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形成，是以自身相对独立发展起来的知识构架为基础，以规范研究为基本方法论的逻辑抽象过程。与此不同的是，管理学的理论形成是以上述三种知识积累为基础，以实证分析为基本方法论的行为归纳过程。行为归纳过程是对客观存在的典型事件或部分证据，通过运用各种分析工具进行观察、实验、分析和调查研究得到感性认识，再通过抽象和概括上升到理性认识，即由典型事件或部分证据产生规律性结论的判断、推理过程，又称为经验的一般化或通则化（Empirical Generalization）。行为归纳法的基本科学论断是："如果反复观察到某种事实，则某个确定的结局将以一个确定的概率发生。" 
借鉴经济学的方法，为了使管理研究者在研究中具有共同的语言方式，管理学也建立起自己的一套"范式（paradigm）"。这套范式是由在管理实践中，管理自身形成的一系列对事实的基本假设构成。这一系列假设构成的管理范式，成为管理理论与管理实务的出发点。例如，在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特征的企业管理学中，主流是传统的产业管理范式，这一范式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基本假设：（1）企业都有各自十分清晰的边界；（2）产业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特性；（3）某种产品或服务的用途是特定的，因而可以预测未来的市场；（4）与某个产业相关的技术是特定的。这些基本假设与工业经济的运行轨迹相一致，反映了管理研究者对工业经济时代管理活动的一般特征和基本关系的一致看法。
迄今为止，管理学研究者普遍认为，实证分析方法是管理研究的基本方法论，是对管理科学贡献最大的研究方法。其他方法对管理理论和管理科学知识的贡献都难以与实证方法相比。实证方法的哲学强调实证性知识，认识事物的基础是证据和材料，既不承认关于"实在"价值的规则性知识，也不承认关于"实在"价值的描述性知识的可靠性或科学有效性。管理方法论的实证主义有两个基本原则：一个是经验证实原则，即强调任何概念和理论都必须以可观察的事实为基础，能为经验所验证，超出经验范围的任何概念和理论都是非科学的。另一个是客观主义原则。这一原则强调认识过程中主体和客体的分离，主体的知识应该绝对反应客观事物的特点，不搀杂个人的态度和情感、信念和价值等主观因素。换句话说，在主体的概念和理论与外在客体之间必须有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否则，所形成的概念和理论就不是科学的知识。由此，实证研究方法也很容易出现混淆管理问题中因果关系和相关性的错误。因而，对管理问题中因果关系的理解通常既不能简单地从对数据的统计分析开始，也不能仅仅依赖某种偶然的、孤立的管理事实，而是首先要基于在更细致的范围内透彻研究管理现象，分析、思考管理实践中的每一个细节，做出理论探索的假设，然后在理论假设的前提下对所研究的管理问题分类考察，再通过统计分析或案例分析，论证假设是否成立。
管理学并不完全排斥规范研究的方法论，尤其是在涉及社会价值准则的分析层次上，也要应用规范研究的方法，力图回答管理实践"什么是好的"和"应该怎样"的"合意性"问题。例如，当前企业管理学的研究不仅要关注企业的组织效率，也开始日益重视企业的组织效果。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社会责任诉求和企业公民概念等的出现已经表明企业管理学需要在管理价值判断方面接受新的挑战[2]。 
3.管理学的经验检验过程
经过行为归纳过程抽象和概括出来管理理论和管理科学知识，即上升为理性认识的概念、判断和推理，还需要经过经验事实的检验，通过实践应用效果的检验不断获得证实或者证伪。然后，再对原有的基本假设进行反思或修正，或者调整研究方法，以此修正和发展其理论。这一过程与经济学基本一致（金碚，2005）。

二、经济学方法与企业管理学方法的差异和融合

1.经济学方法与企业管理学方法的基本差异
相比较而言，经济学更是一门基础科学，它强调趋势，注重均衡，为稀缺资源有效配置提供逻辑思考和理论抽象，重心在于"如何解释世界"，以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为自己的学科使命。管理学则不然，它是一门应用科学，强调过程，注重不均衡，为组织和机构有效决策提供操作工具和实效方法，重心在于"如何改造世界"，以解决 "怎么办"的问题为自己的学科使命。经济学更注重规范性，是解释现象和预测趋势，强调理论的逻辑严密性和本质抽象性，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即使是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也突出的是事实的抽象描述。而管理学本质上就只能是实证性的，是观察问题和创造效率，是决策和行为，重视理论的直观操作性和应用实效性，能够有效解决问题，知其然就足矣。
主流经济学的着眼点在总量和产业层面，管理学则关注微观组织本身。微观经济学也关注企业的差异性，但重点在于解释为何企业会出现差异。企业管理学关注企业的差异性，着眼于如何体现差异。经济学把企业当作一个处于均衡或近似均衡的封闭系统，企业管理学则更多地把企业看成是一个非线性、非均衡的开放系统。
对企业管理实践而言，其核心是为解决企业运行和管理活动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问题，设计出具体方案，并予以有效地执行。简言之，决策与执行。经济学以其严密的逻辑体系解释管理实践"是什么"，对管理决策是起到一种判断基准和"思维框架"的基础作用，其主要功能是为"管理决策提供一个标准的经济学视角"，而不是给出一套解决问题的具体操作性方案。经济学方法作为帮助理解有限资源有效配置的必不可少的工具，提供的不过是充分理解现实管理问题和管理行为的效率基准，为衡量管理的效果和效率提供度量标尺，以及解决管理决策的逻辑，管理者往往不能直接依照经济学方法做出决策。例如，在经典的经济学方法中，往往集中突出的是最优决策的基本分析结构，即最优的决策是在约束条件制约下做出的。一旦企业取得自身赢利的目标业已确定，那么决策的内容就是能发现约束条件的变化并及时调整实现目标的手段与方式。这个手段被主流经济学表述成"边际"范式。问题在于，"边际成本"和"边际收入"不过是用来帮助人们理解管理者决策的抽象"概念工具"，而不是提供给管理者自己做出决策的具体"操作工具"。而企业管理学则必须根据对管理现象和问题的理解，直接为管理者提供可操作的决策工具，针对问题回答"怎么办"，给出直观而富有实效的解决方案。
因而，在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方面，二者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管理行为纷繁而具体，通常具有限制数据信息可得性的独有特性，统计分析受到严重阻碍，这就大大强化了案例研究方法在管理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案例研究方法从分析的层面对管理学科具有开拓性的突破。但是由于受到问题的确定与数据的可获得性的影响，一是研究可信度（Reliability）不高，二是缺乏外部有效性（External Validity），因而难以具备积累知识的功能，在对管理知识的贡献和管理理论体系的形成方面，其作用受到限制。因此，管理研究中的案例研究方法通常与数量方法相结合。例如，充分数量的案例分析可能是管理经验实证研究能够得到更多的理论应用的基本前提。20世纪60年代起，更多的管理研究为了扩展有关组织现象的知识，研究者们从大规模案例研究而不是个别案例中收集数量证据。另外，案例研究中也发展出多种有效的研究方法，使研究手段不断丰富，以在更大程度上弥补自身缺陷，如关键事件法、跨情景研究等等。
2.经济学方法与企业管理学方法的融合
管理学的学者和实践者一直致力于刻画各类组织及其运行的实际特征，力求对组织规律有深入的认识和清楚的描述，但一是受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研究目的实效性的制约，二是受实证分析方法论的影响，管理学始终缺少一个统一的、有力的理论框架来组织和理解在管理活动中人们观察到的事实和模式。管理学研究的行为归纳过程，从普遍、纷繁而具体的管理活动入手，即便在一致的范式下，也容易形成管理研究中理论框架的多样性和不可比性，形成多种具体研究方法和"组织隐喻"理解的应用，从而导致出现"管理理论丛林"现象，以致成为管理学的主要特征之一[3]。这样一来，管理理论在围绕相关主题进行讨论时常常只能是问题导向的，就事论事，追求实效，理论的形成满足于归纳解释现有的管理现象，而预测性较弱，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性特质。
由于理论和方法的多样性、宽泛性，管理学研究的理论框架似乎杂乱无章、互不兼容，难以充分规范，既容易因理论分散化造成理论逻辑混乱，甚至失去学科方向，又严重影响到与经济学方法和其他学科方法的融合。为扭转这样的局面，许多管理学者指出，应当以经济学为典范，需要发展超越各自方法之上的一致看法，以及技术上的确定性。如Pfeffer（1995）认为，为了管理学的进步，管理研究需要通过理论和方法论一致性的实施发展出共同看法。但也有不少管理学者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普遍、复杂、多变的管理问题难以用统一的看法和方法应对，管理理论正是在这种看似分散的研究分工和方法分工中得以发展的。
然而，运用本质抽象和逻辑推理的方式来分析各个重要因素，并揭示它们的相互作用和最终结果，对真实、有效地理解组织环境和管理过程是必须的，显然，强调操作实效而缺乏统一理论框架的管理学对此力不从心。因而，经济学方法与管理学方法的融合、借鉴是必要的。因为正是经济学提供了建立这样一种理论的有力工具和方法。这既揭示和强调了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互补性，也反映了这两个学科相互渗透、相互交融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两者的结合拓展将突破各自固有的局限，弥补各自方法的缺陷，产生远超过两部分简单加总的结果。而正如一些在这方面已经开始了有益尝试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样的探索"才刚刚开始"。这也意味着在这一领域存在着几乎无限的理论创新空间。
然而，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忽视对企业和经济体制如何在一个动态的、无序的环境中运行的研究。在实践中，经济学对企业管理决策影响甚微。原因之一在于传统经济学方法存在重理论轻事实、重规范轻实证、重演绎轻归纳、重形式轻内容、重数学模型的抽象表述轻历史分析的经验研究的倾向。例如，目前的经济学过度地采用高深的数学模型作为分析工具。数学在使经济学表达更为精炼、精确，逻辑更为严密、严谨的同时，也使经济学更加抽象，在追求自我"形式美"的过程中日益脱离时代、脱离现实而高高在上、神秘莫测，经济学也因此更加倨傲、孤僻。"逐渐远离事实与现象正在成为主流经济学的致命伤。"所导致的后果是经济学理论分析的结论总是很难应用于普遍的管理实践，或者对管理实践产生的指导作用极其有限。一个典型例子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主要大学的经济学专业中，包括高深模型的抽象理论教学充斥着学生从本科到博士研究生的所有阶段。为此，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1991）提出过尖锐批评："现今作为经济学专业的一名学生，如果不拿出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去啃数学，那他是难以继续学下去了。学生们日益感觉到若所写的文章中只有文字而不标注几个代数符号，自己的力作将极自然在只会被视作‘‘废品‘‘。"
近年来，借助方法论的变革，现代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得以拓展，研究内容不断深化，与经济现实脱离的趋势有所抑制。尤其是以经验实证分析的思维逻辑和动态研究特色为特征的新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经济学分支的兴起与发展，正在逐步弥补主流经济学无法与现实相统一的缺陷。应当注意的是，这些经济学分支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都发端于分析方法的变革，起始于对现实实践需求的因应。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才出现了"经济学的一场革命"。例如，行为经济学通常采用的是实例研究、实验研究和现场研究，最重要的方法是抽样调查法、谈话法等，并在利用心理学和社会学成果方面也已取得长足进展。而"新制度经济学的成功是经验性的"，"和现实的持续接触推动新制度经济学家超越正统经济学的限制，从相关社会科学中吸收营养"。与管理学方法的融合和借鉴正是其中最具前景的发展方向。
这些新的经济学分支在发展中，直面真实世界，紧紧围绕现实问题的描述与透视，通过修正假设，增加时间维度，放松过于抽象和不符合实际的约束条件，如强调知识不完全、信息不完全、信息获取和交流过程中存在成本、有限理性和企业家的作用等，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企业领域内存在的问题和运作力量的理解。从而人们有可能探询企业存在的理由、多样化的推动力、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影响以及对企业行为的作用、企业战略的形成、企业与顾客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等。这样，使经济学重新向与现实世界相结合的方向回归，并逐渐开始受到管理决策领域的关注。例如，主流经济学在容纳了代理理论之后，先后采用了具有互补关系的最优契约方法（Optimal Contracting Approach）（Murphy,1985,1986）和管理权力方法（Managerial Power Approach）（Bebchuk, Fried and Walker, 2002,2003）来解释现代公司中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决定机理，并依此为董事会设计薪酬。从而成为经济学与管理学融合的典范。

 

三、企业管理现实对企业管理学和经济学结合的挑战

自1890－1920年间出现"现代"工业体系以来，企业正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变革。这次变革的影响较以往更为普遍、更为深入，并且其转变也更为彻底。这些变革源于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和可持续发展，来势汹涌，意味深远。在现代工业体系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过程中，企业家和组织实践者对大量的组织设计和管理问题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并形成了非凡的创新能力。虽然对这些问题的探索是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学研究中最活跃、最有前途的领域之一，但是系统的探讨仍然不尽人意，尤其是两者的结合苍白无力。
在管理实践中，管理必须以包含一套基本假设的管理范式为起点。然而，管理自身形成的管理范式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纵观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具有革命性质的转型变革，都意味着打破传统的、旧有的范式，建立新的范式。而管理范式或管理思维方式的剧变，莫不与"创造财富的机制"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有着密切联系。
农业时代的文明，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将地球上的资源转变成财富的全新方法，以土地为核心开展的农耕劳动，与渔猎和采集相比，组织程度和生产效率更高，劳动过程更易于控制，劳动成果更易于预测，尽管往往是以年为时间度量，财富的创造达到了新的高度。因此，农业最终必然取代渔猎和采集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角，围绕土地配置资源和组织生产理所当然成为管理思维的主题。
工业革命推动了专业化分工的深入，形成了以高度聚集资源的机械化工厂为基础的创造财富新机制。在这种新机制中，出现了层级式组织，通过流水线和标准化实现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销售，并且可以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可预测结果进行控制，时间度量缩短到了月，生产的效率和财富的创造与积累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这样的"工业现实"在替代农业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主角的同时，使传统的产业管理范式成为主流。
毫无疑问，当今世界又处于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无论是人们的生活形态、行为方式，还是社会的生产形态、组织方式，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多元的变化，不少变化是始料未及的，更多的变化是混沌的。以计算机和通信技术为核心、以互联网广泛运用为特征的信息技术革命持续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等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主题，正在质深面广地改变着整个世界的面貌，似乎在引导着经济、技术和社会的全面彻底转型，预示着新的创造财富机制的到来，或者已经成为传统的工业时代的终结。
传统产业管理范式的描述能力和解释能力被严重削弱。一方面，与某个产业或企业相关的，不再只有某一种特定的技术；另一方面，某个产业或企业提供的某种产品或服务，不再只有单一的特定最终用途。挑剔的顾客并不是在购买供应商所提供的东西，而是在实现对自己心目中价值的认定。管理必须以"什么是顾客认为有价值的"作为起点。顾客重视什么，顾客决定怎样分配他们可支配所得，成为企业决策的最根本依据。
全球产业结构格局、市场态势和竞争环境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对现代企业而言，则意味着战略决策的基础不复存在，因为迅速的、非线性的、不连续的变化造成了环境的不可预测性，竞争的基本指导原则不再有效，因为影响竞争的要素及其表现方式发生了变化。以信息化网络为基础的市场模式初见端倪，不断对工业时代行之有效的传统管理教条、范式、规则、战略以及成功的秘诀发出挑战。事实上，组织成功的关键因素已经发生了变化，传统的以垂直整合、协同效应、规模经济、成本控制、层级制组织、命令――控制模式、以职能为依据的专业化分工等为特征的工业经营管理方式，正逐渐被以资源外包、规模小型化和模块化、定制化、利润中心、网络型组织、意识――反应模式、以知识为依据的灵活性分工等全新的、更突出创新的经营管理方式所取代。换言之，工业时代企业运行的整个过程，即资本形成方式、委托―代理方式、管理方式，以及组织结构、生产结构、销售结构，乃至产品和服务的消费结构等都在受到"颠覆性"的冲击。难怪有公司战略咨询家惊呼，工业时代"通往繁荣进步的平坦大道目前已经走到尽头，未来将与过去大不相同"。在此，战略上的方向感尤其至关重要。
20世纪的结束是否预示着出现了新的创造财富的机制，是否意味着工业时代、传统产业管理范式将告一段落，甚至所发生的这些重大变化将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人类社会将面临什么样的发展前景，当然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对这些重大问题做出理性的、科学的解答，对传统范式进行检讨、反思，对创新范式进行判断、构建，应当说正是经济学和管理学寻求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大好时机，也是通过二者的深入结合展示理论武器的用武之地。"当传统的管理范式已经不再适用，并且新的管理范式尚未建立时，就会形成一些创造性的思维。"的确如此，具有独创性、革命性的管理思维活动往往是、也只能是在这样的变革时期产生。对此，企业管理学已经空前活跃，力图独领F骚，"超越传统管理思维"已经成为企业管理理论探讨中最响亮的口号。
应对环境不连续变化和市场不确定性增大，近年来已经诞生了诸多颇为令人眼花缭乱的管理新药方：企业流程再造、标杆学习、团队结构、持续改进、精益生产、即时生产、柔性制造、组织灵捷、客户关系管理，等等。这些管理新时尚极大地丰富了管理学的思想宝库，形成了"新的管理理论丛林"。在这些理论中，方法的讨论和对策的建议，都是从企业运行的不同侧面关注并力图解决企业在时代变革、交替中面临的问题。从实践看，这些方法所展示的效率增进是显著的，因而这些方法本身是成功的。然而，以略显夸张的判断分析，即使把所有这些方法予以集中，它们也是不充分的。这些方法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固然重要，但是仅仅不过使企业保持着继续参与比赛的资格，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必然能赢得胜利。因为这些方法或者说战略思想几乎都是从企业运行的某个侧面部分地试图帮助企业应对所面临的生存危机，而要彻底摆脱危机，恰恰需要系统性、变革性的方法或思想。因此，无论是称之为信息时代、后工业时代，还是体验时代，既然新的时代已经到来，新时代与工业时代可能因财富创造的机制不同而有着本质的差别，那么恐怕只有完全不同的、体现不同时代要求的管理范式、战略思维和企业组织才是充分的。这就是说，要在21世纪的全球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的企业，只有通过接受新范式新概念、发展新工具和培育新的领导能力才能成功，而不是更好地运用老范式老概念、改良老工具和完善老的领导能力。
企业管理面对的这种巨大的变革现实，以及对管理变革中动态问题的研究，使对企业管理学和经济学结合的需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

四、结语

长期以来，人们通常认为，由于管理学更偏重于面向现实的、具体的操作实践，讲求解决眼前实际问题的实效，因此能摒弃统一的范式，容纳多元的方法，往往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表现形式上和实际运用上更像是一种艺术。而经济学则不然，热衷于追求完美的、抽象的理论概括和数学演示，因此强调一致的范式，重视主流的方法，通常烘托着主流经济理论的一枝独秀，表现形式上和实际运用中俨然以一种科学的姿态出现。可能正因为如此，务实的管理学对时代的变化更敏感，反应更迅速，思考更积极，行动更活跃。而虚骄的经济学却总是固执地沉浸于孤芳自赏、自我陶醉的理论光环之中，对创造财富的机制已经发生的变化缺乏敏锐的感觉，或者不屑一顾，与企业管理学结合仍未能充分纳入经济学的视野，对新形势下管理决策的影响有日益边缘化的危险。难怪托夫勒严厉地批评"主流经济学家忽视或低估了知识在生产中的作用"，对时代变化的重大议题未能进入经济学家思考的范围表示不理解和遗憾。的确如此，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将是经济学的不幸。

注释：
[1]一般认为，管理学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其标志是1911年泰罗出版《科学管理原理》，但也有多种不同看法。最为典型的观点以德鲁克为代表，认为管理学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其基本特征是：（1）管理理论突破了凭经验、直觉和主观判断的制约，真正具备了科学的体系和方法；（2）管理研究建立起基本的范式，奠定了管理理论和管理实务的基础；（3）管理学作为正式的专业教学内容进入高等院校，管理学教科书得以大量出版；（4）管理理论研究组织纷纷成立，多种学术刊物开始陆续出版。显然，相关的这些争论并不妨碍本文关于管理学相当年轻的判断。
[2]这与原先的情况有所不同，过去大多数管理研究趋向于掩盖组织的政治方面，把管理看成是一种技术的、中性的活动，使用理论中性的观察语言。这种功能主义的结果，组织常常被假设为管理目标代表了组织中每个人的一致整体。
[3]孔茨于1961年在《管理学术杂志》第3期上发表名为"管理理论丛林"的文章，首次提出了这一现象。孔茨以具体研究方法的差异为线索，把现代管理思想分为6大流派（或学派）。他强调每个学派都对管理理论做出了贡献，都有助于对管理活动的更深刻的理解，因而对解决管理问题得到不同的方法，因此宁可视其为工具，而不是学派。近20年后，孔茨重访了管理丛林，发现管理方法论已经从6种扩大到了11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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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and Fusing between Management Method and Economics Method

LUO Zhong-Wei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CASS, Beijing 100836, China)

Abstract: Management maintains closely links with Economics since it is born, particularly reference and fusing in their method still is in focus.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the influence by economics method for management and points out the basic differences and the Fusing tendency between management method and economics method, combining with the exploration for methodology of forming management theory. Finally, this article puts important questions about which reality of firm management issues challenge to combination with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in view of now times transformation of ‘‘the creating wealth machinery‘‘ having happened revolutionary change.
Key Words: Management Method; Economics Method; Reference; Fus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