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cm13支持的机型:《中医火神派探讨》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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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首重扶阳，擅用姜附
郑钦安最重要的学术观点是重视阳气，在人身各种阳气中，他又特别推重肾阳，认为是人身立命之根本，这是就正常生理而言。那么在病理状态下，他自然也重视阳气，认为“万病皆损于阳气”，“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有阳则生，无阳则死。”也就是说阳气衰弱与否是疾病善恶转化的关键。故其治病立法，首重扶阳，临证时首先考虑元气损伤情况，以辛热之药扶阳抑阴，擅用姜、附、四逆汤之类的方药，形成非常鲜明的用药风格，以致创立了一个十分独特的医学流派——“火神派"。
一、首重扶阳，元气为本
郑钦安注重阳气，我们在前面已经充分论述，这无疑是他倡导火神派的理论基础。那么在人体患病时，他自然也要以元气为本，倡导扶阳，对扶阳抑阴有着深刻的认识，形成独具特色的扶阳理论。这方面郑氏有很多论述，下面归纳三点：
(一)病有万端，治之但扶真元
他说：“外感内伤，皆本此一元有损耳。"“病有万端，亦非数十条可尽，学者即在这点元气上探求盈虚出入消息，虽千万病情，亦不能出其范围"(《医法圆通·卷三》)。“仲景立法，只在这先天之元阴、元阳上探取盛衰，不专在后天之五行生克上追求。附子、大黄，诚阴阳二症之大柱脚也"(《医理真传·卷二》)。
他以中风一症为例，突出表达了推崇扶阳的观点：“众人皆作中风治之，专主祛风化痰不效。予经手专主先天真阳衰损，在此下手，兼看何部病情独现，用药即在此攸分。要知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恃此先天一点真气耳。真气衰于何部，内邪外邪即在此处窃发。治之但扶其真元，内外两邪皆能绝灭，是不治邪而实以治邪，未治风而实以祛风，握要之法也"(《医理真传卷二》)。也就是说，并非见风祛风，见痰化痰，而是“专主先天真阳衰损，在此下手"，“治之但扶其真元’’。
还有健忘一症，老年人居多，世多以为心脾不足，精血亏损所致为主，用药“专以天王补心、宁神定志诸方”，确是市习常法。郑氏则认为，此症“总以精神不足为主”，属阳气亏虚，治应培补阳气，“方用白通汤久服，或桂枝龙骨牡蛎散、三才(封髓丹)、潜阳等汤，缓缓服至五六十剂，自然如常"(《医法圆通·卷二》)。突出扶阳理念，令人耳目一新。
又如癫痫二症，“缘由先天真阳不运，寒痰阻塞也”。“以予所论，真气衰为二病之本，痰阻是二病之因，治二症贵宜峻补元阳，元阳鼓动，阴邪痰湿立消，何癫痫之有乎?’’(《医理真传卷四》)与通常治法确实不同。
再如小儿痘症，世医“见下陷不足之症，用药总在这参、芪、鹿茸、归、芍，以为大补气血，究竟致死者多"，“而不知在人身立命之火种上用药。"“以为四逆汤乃伤寒之方，非痘科之方，不知此方正平塌下陷痘症之方，实补火种之第一方也"(《医理真传卷四》)。
举一反三，可悟郑氏推崇扶阳思想的真谛，即并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症下药，而是“治之但扶其真元"，从扶阳着手，以元气为本，此乃“握要之法"。
清·王昂曾云：“医以辅养元气，非与疾求胜也。夫与疾求胜者，非味杂辛烈，性极毒猛，则得效不速，务速效者隐祸亦深，吾宁持久缓而待其自愈也。"徐灵胎亦认为：“诊病决生死者，不视病之轻重，而视元气之存亡，则百不失一矣。"以上所论治病以元气为重的观点与郑氏推重肾阳的观点可谓异曲同工。
(二)阴证三候，皆宜扶阳
郑氏归纳的扶阳法的适应证是：“大凡阳虚阴盛之人，满身纯阴，虽现一切证形，如气喘气短，痰多咳嗽，不食嗜卧，面白唇青，午后、夜间发热，咽痛，腹痛泄泻，无故目赤，牙痛，腰痛膝冷，足软手弱，声低息微，脉时大时劲，或浮或空，或沉或细，种种不一，皆宜扶阳”(《医法圆通卷三》)。显然，这不仅指纯阴之证，还包括真气上浮和虚阳外越(均属阴盛格阳)以及阳虚欲脱诸多阴火假热之证，笔者将纯阴之证、阴盛格阳、阳虚欲脱称之为“阴证三候’’，郑钦安正是主张阴证三候，皆宜扶阳，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纯阴之证运用扶阳是正法正治，谁都会用。郑氏独到之处在于对潮热、出血、目赤、耳肿、唇红、牙痛等诸多阴盛格阳和阳虚欲脱引起的阴火假热病症，均倡导温热扶阳，这不仅需要学识，更需要丰富的经验，这也正是郑氏扶阳理论中最独到之处，以后我们将详细论之。
(三)三阳不足，分别扶之
阳气有上中下三部之分，治疗应该“按定上中下病情消息"，“随其所伤而调之’’(《医理真传卷二》)。所谓“病情有定向，用药有攸分。这是郑氏扶阳法用药的一个很具体的原则。“真阳或不足于上，真阴之气即盛于上而成病，用药即当扶上之阳，以协于和平。真阳或不足于中，真阴之气即盛于中而成病，用药即当扶中之阳，以协于和平。真阳或不足于下，真阴之气即盛于下而成病。用药即当扶下之阳，以协于和平。此三阳不足，为病之主脑也。"总之，“损之于何脏何腑，即在所发之处求之，用药自有定见”(《医理真传卷二》)。具体用药则讲究圆通活法，“有当轻清以扶阳者，大、小建中之类是也；有当温养以扶阳者，甘草干姜汤、理中汤之类是也；有当辛温、辛热以扶阳者，四逆、白通之类是也。此皆治阳虚之要诀也"(《医理真传卷二》)。
当然应该指出，郑氏推重扶阳，并非一味追求温热，事实上他对阴虚、火热等阳证的辨治也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而且也颇有特色。他不仅擅用姜、附等热药，而且也擅用硝、黄、石膏等凉药，对白虎汤、承气汤等清热泻火剂的使用都十分纯熟，亦堪借鉴，因其不属我们研究的重点，故不多作探讨。
下面举范中林、吴佩衡先生案例以资验证郑氏扶阳理论。
偏枯(脑血管意外)：陈某，女，65岁，成都市人。因“脑血管意外”患中风，左侧半身不遂已经8年，口嘴歪斜，流清涎不止。每年秋冬开始卧床，次年春天可扶床缓慢移步。1971年冬，病势沉重，患者一再告之家人：今冬难以熬过，命备后事，遂来求诊：入冬以来，畏寒蜷卧，重被覆盖，左侧半身不遂，骨瘦如柴，手足厥冷。头部发木，如盛盒内。脸面浮肿，面色苍白。舌质淡，苔白腻。辨证：半身不遂多年，阳气日衰，属少阴寒化，阴寒内盛，阳虚水泛已极。急须回阳救逆，化气行水，以四逆汤并真武汤加减主之：制附片120g(久煎)，干姜6Og，炙甘草6Og，白术30g，茯苓30g，炮姜6Og，上肉桂15g(冲服)。上方服1剂后，全身发痒，如虫爬行。连服4剂，身上开始感觉轻松，头木之感渐消。上方随证加减：遇有外感风寒、关节疼痛，加麻黄、桂枝、细辛；阳气渐回，则姜附酌减。其后，又酌加人参、黄芪、当归、菟丝子等，以增助阳益气、活血养血之效。如此坚持服药半年，面色渐转正常，浮肿消退，食欲倍增，四肢变温，精神好转。1972年4月已能起床，依靠拐杖或他人搀扶，能缓缓移步；同年7月，可丢掉拐杖而行。七年来再未卧床不起，能料理家务(《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中风偏枯已经八年，病势沉重，若按通常治法，可能以益气活血为法，选用补阳还五汤之类套方。范氏观其舌证，认为少阴寒化，阴盛阳衰已极。故投大剂四逆汤，随证加减，始终以扶阳为法，充分体现了郑氏观点：“众人皆作中风治之，专主祛风化痰不效。予经手专主先天真阳衰损，在此下手……治之但扶其真元，内外两邪皆能绝灭，是不治邪而实以治邪，未治风而实以祛风，握要之法也。’’范中林深谙此旨，在案中说道：“不能按一般中风之常规论治’’，而是“治之但扶其真元"，始终用大剂四逆汤加味治之，终于起此八年沉疴，扶阳理论得以生动体现。
石淋(肾结石)：黄某，男，44岁。以腰痛数年而住入昆明军区某医院治疗，经X线摄片检查，发现右肾肾盂有十粒结石影像，小如花椒，大至蚕豆，诊断为“肾结石”，因身体虚弱不能耐受外科手术，遂出院延吴佩衡先生诊治。腰痛已久，时有所发，痛如绞作，延及腰腹，下引宗筋，痛甚则神怯而畏寒肢冷。小腹胀痛，小便短涩。饮食欠佳，精神缺乏。舌苔白滑而厚腻，脉沉迟无力。辨为肾脏寒极，寒湿不化，内结
成石，以温肾扶阳温化之法主之，投以四逆汤加味：附片6Og，杜仲1Og，桂枝30g，干姜40g，茯苓30g，上肉桂1Og(研末，泡水兑人)，北细辛6g，甘草6g。服药11剂后，相继经尿道排出结石四粒，其中曾有一粒较大者，排出时嵌于尿道口，尿线中断，其痛非常，经用镊子夹出。X线复查，尚余6粒结石，但影像均较前为小，原大如蚕豆者已不复见。唯因肾寒日久，腰尚冷痛，结石未全排尽，其法不变，继以扶阳温化主之：附片1OOg，干姜5Og，狗脊1Og，北细辛6g，苡仁30g，桂枝30g，上肉桂1Og(研末，泡水兑人)，甘草1Og。因服药有效，信心不移，连服不断，病情大减，食增神健，体质大为好转，前后相继数十剂，腰痛已不复作，开始恢复工作。再以上方加减，数月后，最后一粒结石亦随尿排出(《吴
佩衡医案》)。
史潮流见石不治石，而能成功排石，靠的是“治之但扶其真元"，从扶阳入手，用大剂四逆汤加味，生动的体现了扶阳理论的威力。全案始终未用一味排石药，竟能愈此结石重症，令人惊佩。
慢性前列腺炎案：张某，男，57岁。慢性前列腺炎反复发作3年。开始仅尿频，睾丸不适。服中药清热利尿剂数付，即告缓解。其后屡犯屡重，不仅尿急，尿频，尿路灼痛，并常感生殖器冰冷麻木。曾用中西医各种方法治疗，服清热解毒利湿等中药15O多剂，自觉症状有增无减，并发展至阳痿，全身瘫软，步履艰难，被迫全休。刻诊：恶寒蜷卧，肢体萎软，神靡，头晕，失寐，食欲大减。睾丸坠胀及腹，常感凉麻疼痛，小便浑浊频数，阳痿。面色萎黄暗黑，舌质淡白，白苔密布，根部苔淡黄厚腻，脉沉微细。此为少阴阳衰，阴寒内盛，法宜补阳温肾，散寒止痛，以四逆汤加上肉桂主之：川附片120g(久煎)，干姜120 g，炙甘草6Og，上肉桂15 g(研末冲服)。连服3剂，少腹和睾丸坠胀疼痛减轻，小便色转清，尿频也好转，阳气渐复，前方附子、干姜减至60g；再加茯苓、炒白术以健脾除湿，继服30剂。头晕、失眠、恶寒、乏力，少腹及
睾丸坠胀，均进一步减轻，生殖器凉麻感亦较前轻。舌质稍现红润，黄白厚腻之苔已减。继续温补肾阳，兼顾其阴，再佐以温中健脾，以四逆并理中加味主之：川附片6O g(久煎)，干姜60g，炙甘草6Og，党参30g，上肉桂1O g(研末冲服)，冬虫夏草15g，宁枸杞30g，菟丝子30g，云苓2Og。服药十余剂，诸症继续好转，前列腺炎基本痊愈。同时，多年来之低血压、头昏、失眠等症，亦均消失。3个月后恢复工作(《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慢性前列腺炎，一般都从湿热论治，多用套方套药，其实效果并不可靠。验之临床，本病多有属于阳虚证型者，奈何湿热者认同多，阳虚者辨识少，乃至错认虚实，治之越旋越远尚不觉，皆是不识阴阳之过也。本案前曾服用清热解毒利湿中药多剂，病情有增无减，亦可见其治未中的。范氏“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从阳虚阴盛着眼，“治之但扶其真元"，摒弃一切清热利湿之药，以大剂四逆汤治之，3个月治愈3年痼疾，尽显火神派风格。
支气管哮喘：刘某，男，49岁。十余年前，患慢性支气管炎，后发展为哮喘，经常发作，每冬必重。医院确诊为“支气管哮喘"、“肺气肿"，久治未愈。1978年7月来诊。刻诊：气紧，心累，乏力，偶有咳嗽，痰少，清稀色白。体稍胖，两颧赤暗，唇乌，舌淡白，苔灰白厚腻。时值伏天，哮喘虽未大作，病根犹存。证属少阴，法宜扶先天之元阳，镇纳浊阴之气，以四逆加味主之：制附片60g(久煎)，干姜片6 Og，炙甘草1 8g，上肉桂1 5 g，生白术30g。二诊：上方加减服20余剂，诸症皆减。活动后仍觉气紧、心累。舌质仍淡，苔腻稍退，守原法再进。又服20余剂，气紧、心累明显减轻。双颧暗赤色稍退，舌质微现淡红，苔厚腻减。为巩固疗效，拟四逆、理中合方加味，配成丸药，坚持服用两月，处方：制附片15Og，干姜片15Og，炙甘草60g，红参30g，炒白术120g，上肉桂60g，宁枸杞120g，菟丝子120g，紫河车120g。共研细末，加红糖为丸，如枣大，每日2次，每次2丸。经服药后，该年冬季与往年截然不同，在严寒之晨，可在室外打太极拳和跑步约1小时，坚持工作己一年多，咳喘未再发作(《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多年哮喘，宿根缠绵，逢寒则重，难以根治，已是该病通例。范氏着眼于少阴肾阳亏损，从“扶先天之元阳"入手，又是大剂姜、附，未用降气平喘化痰之类套方套药，而能愈此顽症，再次显示了扶阳理论的临床价值。
虚损：陈某，男，28岁。1971年，到西藏执行任务，长期风餐露宿，自觉指尖、手掌、下肢关节咯咯作响，继而面肿，心悸，腰痛，夜不眠。逐渐行走乏力，神疲纳呆。曾出现脑内如鸣，头顶发脱，心悸加重，动则气喘，身出冷汗，肢体皆痛，四肢麻木等证。至1977年1月3日，自觉口内从左侧冒出一股凉气，频吐白泡沫痰涎，胸中如有水荡漾，左耳不断渗出黄水，听力减退，走路摇摆不定。血压70／50mmHg。同年5月22日，突然昏倒。面部及双下肢浮肿加重，头昏胀难忍，转送某医院会诊。左半身痛、温觉明显减退，左上肢难举。结论为：“左半身麻木感痛觉障碍，左上肢无力，水肿待诊。"数年来，服中药千余剂无效。1977年9月，转来就诊。
初诊：面部与双下肢肿胀，左半身及手足麻木，四肢厥冷，脑鸣，头摇，神疲，心悸，失眠，记忆力及听力减退，身痛，胁痛。口中频频冒冷气，吐大量泡沫痰涎，纳呆，大便稀薄，小便失禁。舌质暗淡、胖嫩，边缘齿痕明显，苔白滑厚腻而紧密，脉沉细。此为少阴寒化，迁延日久，阴盛阳微，气血亏损，已成坏病。法宜回阳救逆，化气行水。以四逆汤、真武汤加减主之。处方：制附片120g(久煎)，干姜6Og，生姜1 20g，炙甘草30g，茯苓30g，白术3Og，桂枝1O g，辽细辛6g。上方服2O剂，脑鸣消失，心悸好转，面部及下肢浮肿显著消退，小便失禁转为余沥。守方略作改动，续服1O剂，口中已不冒凉气，神疲、肢冷、纳呆、便溏均有好转，但仍不断吐白沫。少阴阳衰日久，沉寒痼冷已深；积重难返。法宜益火消阴，温补肾阳，以四逆汤加上肉桂，嘱其坚持服用。可连服四、五剂后，停药两天，直至身体自觉温暖为止。处方：制附片6Og(久煎)，干姜3Og；炙甘草3Og，上肉桂1Og(冲服)。上方连服半年，全身肿胀消退，摇头基本控制，身痛和手足麻木显著减轻，心悸明显消失，吐白沫大减，二便正常。血压回升到12O／8O mmHg，身体逐渐恢复正常，重新工作。
范氏认为，本例初诊时明显可见三阴俱病，五脏皆虚，全身虚寒十分明显。“病情虽复杂，其症结实属少阴寒化，心肾阳微，尤以肾阳衰败为甚。所谓‘五脏之伤，穷必及肾，。故抓住根本，坚持回阳救逆，益火消阴，大补命门真火，峻逐脏腑沉寒，守四逆辈，连服半载，多年痼疾始得突破"(《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二、擅用姜附，独树一帜
理论上郑钦安推崇扶阳原则，在具体遣方用药上，则以擅用附子、干姜、四逆汤等温热方药著称，形成非常鲜明的用药风格，以致人誉“郑火神"、“姜附先生’’。
在扶阳法中郑氏最推崇的药物是附子，道理何在?他说：“用药者须知立极之要而调之"。“热不过附子，甜不过甘草，推其极也。古人以药性之至极，即以补人身立命之至极，二物相需并用，亦寓回阳之义。"“非附子不能挽欲绝之真阳”。郑钦安反复提到：“附子大辛大热，足壮先天元阳。”“能补坎中真阳，真阳为君火之种，补真火即是壮君火也。”“桂、附、干姜，纯是一团烈火，火旺则阴自消，如日烈而片云无。况桂、附二物，力能补坎离中之阳，其性刚烈至极，足以消尽僭上之阴气，阴气消尽，太空为之廓廊，自然上下奠安，无偏盛也"(《医理真传卷二》)。
总之，他认为附子为热药“立极"之品，用以“补人身立命之至极’’的元阳，自是顺理成章。后来祝味菊先生称附子“为百药之长”，唐步祺先生称“附子为热药之冠"，应该都是从郑氏对附子的推崇演绎而来。
归纳郑钦安擅用附子干姜的经验和独特风格，可以概括为广用、重用、早用、专用等几个特点，下面分别述之。
(一)厂用
郑钦安治疗阴证几乎方方不离附子，认为：“凡一切阳虚诸症，如少气、懒言，身重，恶寒，声低息短，舌润、舌黑，二便清利，不思水饮，心悸，神昏、不语，五心潮热，喜饮热汤，便血、吐血，闭目妄语，口臭难禁，二便不禁，遗尿遗屎，手足厥逆，自汗，心慌不寐，危候千般难以枚举，非姜附何以能胜其任，而转危为安也乎?"(《伤寒恒论·问答》)仲景应用附子，以“脉微细，但欲寐"为指征，病至少阴方用。郑氏则提出“凡一切阳虚诸症"均可应用，不必等到病至少阴方用。显然，郑氏扩大了附子的使用范围。
纵观郑氏广用附子，主要有两种形式：
其一，直接以附子为主药，最常见的就是四逆辈。他在论述四逆汤的功能时说道：“凡世之一切阳虚阴盛为病者为皆可服也，，(《医理真传卷二》)。“此方功用颇多。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予每用此方救好多人，人成目予为姜附先生’’(《医法圆通卷四》)。显然，郑氏扩展了四逆汤的治疗范围。
其二．在应症方剂中另加附子。这是因为“下阳为上中二阳之根，无下阳即是无二阳也"(《医理真传卷二》)。凡见阳虚，均可加用附子。例如治阳虚怔忡心悸，方用桂枝龙骨牡蛎汤，“再重加附子’’。“加附子者，取其助真火以壮君火也"(《医理真传卷四》)。又如治头面畏寒者， “法宜建中汤加附子，，。鼻渊、鼻浊而流清涕者，缘由阳衰不能统摄津液，治以封髓丹加安桂、吴萸。 “甚者，加姜、附二三钱，屡屡获效”(《医法圆通卷一》)。
(二)重用
郑钦安认为：“阴盛极者，阳必亡，回阳不可不急，故四逆汤之分两，亦不得不重”(《医理真传卷三》)。其书中随处即有“峻补坎阳"、“大补元阳"、“大剂四逆汤”之语。例如，他治疗阴证口臭，“予曾治过数人，虽见口臭，而却纯阴毕露，即以大剂白通、四逆、回阳等方治之。”若二三剂后不见症减，认为病重药轻，“仍宜此法重用多服"(《医法圆通卷一》)。可以说，他擅用附子，不仅体现在广泛应用附子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重用附子的剂量上。虽然郑氏没有留下医案，但据唐步祺先生讲，郑氏用附子常至1OOg、200g……超越常规用量，可谓前无古人。很多文献都记载“他常用大剂姜、桂、附等辛温燥烈之药，治愈阳虚重证而饮誉蜀中。"能用附子也许并不难，能用超大剂量者方显胆识与风格，人们称之为“郑火神"，也许更多的是惊叹于他所使用的超常剂量。仲景应用附子，最大量是3枚(桂枝附子汤及白术附子汤)，约合今80g，而且主要用于治疗寒湿痹痛。用于回阳时，四逆辈类方最多不过大附子一枚，约合30g。所以郑氏用量显然超过仲景，这正是火神派超常之处，显出其独特风格。后世火神派传人如吴佩衡、范中林、唐步祺、李可、卢崇汉等用附子也常至1OOg、200g甚至更多，确实显出鲜明的用药风格。后人常常议论火神派的惊世骇俗，主要就指他们投用附子时的超常剂量， “令人咋舌"。郑氏在其书中未提到重用附子时须先煎，而祝、吴、范氏等用附子时均倡导先煎1～3个小时，这一点应该提醒注意。
(三)早用
郑氏扶阳，提倡早用姜附，“务见机于早”，稍见阳虚端倪即应用之，免致虚阳上浮、外越甚至酿成脱症，延至病势严重时才用。他在论述四逆汤时指出：“细思此方，既能回阳，则凡世之一切阳虚阴盛为病者为皆可服也。何必定要见以上病形(指头痛如裂、气喘促等阳虚欲脱之状)而始放胆用之，未免不知几也。夫知几者，一见是阳虚症而即以此方，在分量轻重上斟酌，预为防之，方不致酿成纯阴无阳之候也。酿成纯阴无阳之候，吾恐立方之意固善，而追之不及，反为庸庸者所怪也。怪者何?怪医生之误用姜、附，而不知用姜附之不早也"(《医理真传卷二》)。四逆汤本为阳虚厥逆而设，不要等到阳虚欲脱时才用，“务审机于先"，他强调“凡见阴气上腾诸症，不必延至脱时而始用回阳，务见机于早，即以回阳镇纳诸方投之，方不致酿成脱症之候……凡见阳之下趋诸症，不必定要现以上病情(指四肢厥逆，二便失禁已成脱症)而始用逆挽，务审机于先，即以逆挽益气之法救之，自可免脱症之祸矣’’(《医理真传卷一》)。
(四)专用
郑钦安与张景岳在理论上都重视阳气，但在具体用药上则大相径庭。张景岳温补讲究阴阳互济，熟地与附子常常同用，体现阴中求阳；郑钦安则专用姜附等纯阳温热之药，讲究单刀直人，不夹阴药。在《医法圆通》“阳虚一切病证忌滋阴也"一节中他明确表示：“凡阳虚之人，多属气衰血盛，无论发何疾病，多缘阴邪为殃，切不可再滋其阴。若更滋其阴，则阴愈盛而阳愈消，每每酿出真阳外越之候，不可不知。"
他认为，扶阳专用温热药物乃是仲景所倡：“仲景为立法之祖，于纯阴无阳之证，只用姜、附、草三味，即能起死回生，并不杂一养阴之品，未必仲景不知阴中求阳乎?仲景求阳，在人身坎宫中说法；景岳求阳，在药味养阴里注解。相隔天渊，无人窥破，蒙蔽有年，不忍坐视，故特申言之"(《医法圆通卷二》)。“今人亦有知得此方者，信之不真，认之不定，即用四逆汤，而又加以参、归、熟地，羁绊附子回阳之力，亦
不见效。病家等毙，医生束手，白以为用药无差，不知用药之未当甚矣”(《医理真传卷四》)。
他多次批评将阳八味(金匮肾气丸)视为扶阳必用之方的观点：“方中桂、附二物，力能扶坎中真阳，用此便合圣经，何得又用熟地、枣皮之滋阴，阴邪既盛，就不该用此。丹皮之泻火，益火而反泻火，实属不通’’(《医法圆通卷四》)。
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人参是补阴药而非扶阳之品，“用为补阳回阳，大悖经旨"，与景岳视人参为温阳要药截然不同。
“仲景不用参于回阳，而用参于大热亡阴之症以存阴，如人参白虎汤、小柴胡汤之类是也。”“至于阴盛逼阳于外者，用参实以速其阳亡也’’(《医理真传卷三》)。应该说郑氏这些观点，确实言之有理，持之有据。
郑氏反复批驳了世习对附子等药的偏见，其一是“阴阳不明"，当用而不会用：“世人畏附子、干姜，不啻砒毒，即有当服附子，而亦不肯服者，不胜屈指矣。嗟呼!阴阳不明，医门坏极”(《医法圆通卷二》)。其二是喜清恶温，专究平稳，当用而不敢用：“只因世风日下，不究病之阴阳，专究方药之平稳。不知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多死焉。火猛烈，民望而畏之，鲜死焉。总之，水能生人，亦能死人；火能生人，亦能死人……学者苟能洞达阴阳之理，自然头头是道，又奚疑姜、附之不可用哉"(《医法圆通卷四》)。
当然，郑氏擅用姜附，并非一概滥用，而是在准确辨证，认定阴证的前提下施之，“不知予非专用姜、附者也，只因病当服此……予非爱姜、附，恶归、地，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耳，，(《医法圆通卷四》)。“总之用姜附亦必究其虚实，相其阴阳，观其神色，当凉则凉，当热则热，何拘拘以姜附为咎哉?"(《伤寒恒论．太阳少阴总论》)由此可以看出，郑钦安立论施法并不偏颇。
三、常用扶阳方药举隅
郑钦安用药讲究精纯不杂，其用于扶阳之品主要是附子、干姜、生姜、炮姜、肉桂、桂枝、吴茱萸等，辅助用药主要有甘草、砂仁、半夏、丁香、茯苓等等。药味颇精，所谓“随拈二三味，皆是妙法奇方"也。其中，“补坎阳之药，以附子为主"，自是首选药物。干姜用为补脾阳主药。桂枝用为补心肺阳气主药。肉桂用以补下焦阳气，兼善气化，小便不利者多用之。如“前后二便不利，三五日亦不觉胀，腹痛，舌青滑，不思饮食者……此下焦之阳虚，而不能化下焦之阴也。方用四逆汤加安桂’’(《医理真传卷二》)。吴茱萸用为厥阴主药。如“病后两乳忽肿如盘，皮色如常，微痛，身重喜卧，不思一切饮食者……此阴盛而元气发于肝胃也。乳头属肝，乳盘属胃，故决之在肝胃也。此病当与附子理中汤加吴茱萸" (《医理真传卷二》)。又如“两胁忽肿起一埂，色赤如朱，隐隐作痛，身重，爪甲青黑者……此厥阴阴寒太盛，逼出元阳所致也。夫两胁者，肝之部位也，方用四逆汤重加吴茱萸” (《医理真传卷二》)。凡见气机上逆者，多加砂仁、吴茱萸、半夏、丁香等，如：“反胃者……有因胃阳不足，中寒顿起，蔽其下行之机者，法宜温中降逆，如理中加吴萸、半夏之类是也”(《医理真传卷四》)。
关于方剂，郑钦安提倡“经方、时方俱无拘执"，但作为一个伤寒学家，他确实偏重经方，善用经方，有道是“知其妙者，以四逆汤、白通汤、理中、建中诸方，治一切阳虚症候，决不有差……有当轻清以扶阳者，大小建中之类是也。有当温养以扶阳者，甘草干姜汤、理中汤之类是也。有当辛温辛热以扶阳者，四逆、白通之类是也。此皆治阳虚之要诀也’’(《医理真传卷四》)。因为经方已广为人知，这里不作详细介绍。
但四逆汤作为其最常用方，视为“补火种之第一方”，故将郑氏对此方的论述予以简介。他认为“四逆汤力能扶先天之真阳"，并非专为少阴立法，而上、中、下三部之法俱备，所以大大扩展了四逆汤的治疗范围。他说：“四逆汤一方，乃回阳之主方也……姜、附、草三味即能起死回生，实有令人难尽信者。余亦始怪之，而终信之。信者何?信仲景之用姜附而有深义也。故古人云：热不过附子。可知附子是一团烈火也。凡人一身全赖一团真火，真火欲绝，故病见纯阴，仲景深通造化之微，知附子之力能补先天欲绝之火种，用之以为君。又虑群阴阻塞不能直入根蒂，故佐以干姜之辛温而散，以为前驱，荡尽阴邪，迎阳归舍，火种复兴，而性命立复，故日回阳。阳气即回，若无土覆之，光焰易熄，虽生不永，故继以甘草之甘，以缓其正气。缓者，即伏之之意也。真火伏藏，命根永固，又得重生也，此方胡可忽视哉"(《医理真传卷二》)。
现在主要对郑氏自制的几个扶阳方作以介绍。
潜阳丹：用治阳气不足，虚阳上浮诸症。药物组成：砂仁30g(姜汁炒)，附子24g，龟板6g，甘草15g。郑氏解曰：“潜阳丹一方，乃纳气归肾之法也，夫西砂辛温，能宣中宫一切阴邪，又能纳气归肾。附子辛热，能补坎中真阳，真阳为君火之种，补真火即是壮君火也。况龟板一物坚硬，得水之精气而生，有通阴助阳之力，世人以利水滋阴目之，悖其功也。佐以甘草补中，有伏火互根之妙，故日潜阳’’ (《医理真传卷二》)。
姜附茯半汤：用治阳虚兼见痰湿诸症。药物组成：生姜60g取汁，附子30g，茯苓24g，半夏1 g。郑氏解曰：“姜附茯半汤一方，乃回阳降逆、行水化痰之方也。夫生姜辛热，宣散壅滞之寒。附子性烈纯阳，可救先天之火种，真火复盛，阴寒之气立消。佐茯苓健脾行水，水者，痰之本也，水去而痰自不作，况又得半夏之降逆化痰，痰涎化尽" (《医理真传卷二》)。
补坎益离丹：用治心肾阳虚诸症，尤以心阳不足为适应证。药物组成：附子24g，桂心24g，蛤粉15g，炙甘草12g，生姜5片。郑氏解曰：“补坎益离者，补先天之火，以壮君火也。真火与君火本同一气，真火旺则君火始能旺，真火衰则君火亦即衰。方用附、桂之大辛大热为君，以补坎中之真阳。复取蛤粉之咸以补肾，肾得补而阳有所依，自然合一矣。况又加姜、草调中，最能交通上下"(《医法圆通卷一》)。
唐步祺曾治李某，男，60岁。心慌不安，脉搏120次／分，西医诊断为“心房颤动"。动则气喘，面容苍白无神，声音细小，两脚浮肿。怕冷，虽暑热炎天两足亦冰凉。口干口苦，咽喉干燥，口中无津液，但不思饮水，脉浮数。舌质淡红，苔白滑。乃师法郑氏用补坎益离丹治之，连服五剂，自觉咽喉干燥减轻，口中微有津液，无其他不良反应。附片用量逐渐增加至每剂200g，连续服20剂，精神好转，两脚浮肿消，不复畏寒，口中津液多，已不口干口苦，脉搏稳定在9 5～1 OO次／分左右。继服用原方加补肾药物，如蛤蚧、砂仁、益智仁、补骨脂、仙茅、黄芪、人参等，续服20剂，脉搏8 5～9 O次／分，其他症状消失(《郑钦安医书阐释》)。
姜桂汤：生姜45g，桂枝30g。专扶上焦之阳，治鼻流清涕不止，忿嚏不休等症，“学者不可视为寻常，实有至理存焉"(《医理真传卷二》)。
其实上录方剂，基本未离四逆汤方意，郑氏自谓：“阳虚篇内所备建中、理中、潜阳、回阳、封髓、姜桂诸方，皆从仲景四逆一方搜出”(《医理真传卷二》)。毫无疑义，四逆汤是郑氏扶阳最为推重之方，用为阳虚主方，能化裁推广治百余种病，此为郑氏一生最得力处。
封髓丹：黄柏30g，砂仁21 g，甘草9g。本方原出于元代《御药院方》，功能“降心火，益肾水"。虽非郑钦安自拟，但郑氏非常推崇此方，认为“此一方不可轻视，余尝亲身阅历，能治一切虚火上冲牙疼、咳嗽、喘促、面肿、喉痹、耳肿、目赤、鼻塞、遗尿、滑精诸症，屡获奇效，实有出人意外，令人不解者……至平至常，至神至妙"(《医理真传卷二》)。广泛用治真气上浮各症，如鼻渊、鼻浊，“予治此二证，每以西砂一两，黄柏五钱，炙草四钱，安桂、吴萸各三钱治之，一二剂即止。甚者，加姜、附二三钱，屡屡获效。"头痛偏左偏右者，“予常以封髓丹加吴萸、安桂，屡治屡效。”还用治目中五彩光华等多种病症，难以枚举。
郑氏解释此方说：“封髓丹一方，乃纳气归肾之法，亦上中下并补之方也。夫黄柏味苦入心，禀天冬寒水之气而入肾，色黄而人脾。脾也者，调和水火之枢也。独此一味，三才之义已具，况西砂辛温能纳五脏之气而归肾，甘草调和上下又能伏火，真火伏藏，则人身之根蒂永固，故日封髓。其中更有至妙者，黄柏之苦合甘草之甘，苦甘能化阴。西砂之辛合甘草之甘，辛甘能化阳。阴阳合化，交会中宫，则水火既济，而三才之道，其在斯矣……仔细揣摹，而始知其制方之意，重在调和水火也。有意思的是，郑钦安在此方之后竟附七绝一首，盛赞该方：
阴云四合日光微，转瞬真龙便欲飞。识得方名封髓意，何忧大地不春归。
并加以注释：“真龙即真火，或上或下，皆能令人病。在上则有牙痛、喘促、耳面肿痛诸症。在下则有遗尿、淋浊、带诸症。学者苟能识得这一点真阳出没，以此方治之，真有百发百中之妙，(《医理真传卷二》)。对封髓丹一方赏爱之情跃然纸上。后世火神派传人如吴佩衡等常将此方与潜阳丹合而用之，名之为潜阳封髓丹。
除自拟的温阳方和几首时方外，其余皆使用《伤寒论》原方，而且常用的仅数方而已。凡外感多用麻黄汤、桂枝汤、麻黄附子细辛汤；治上焦，用补坎益离丹、姜桂汤等；治中焦，用理中汤、甘草干姜汤、黄芪建中汤等；治下焦，用四逆汤类及乌梅丸等。其常用药物尚不及《伤寒论》所用的一半，风格简练，十分鲜明。
总体而言，其所用各方，无论经方时方，都是药味少而分量较重，精纯不杂，不乱堆砌药物，不似一般所谓“包打围攻"之芜杂，每方用药多在三五味、七八味之间，确有经方法度。达到他所称“法活圆通，理精艺熟，头头是道，随拈二三味，皆是妙法奇方’’(《医法圆通卷一》)的纯熟地步，此亦郑氏用药的一大特点，值得学习。
四、阳药运行，须知反应
桂附干姜等辛热之品大多药性峻猛，古人即有“桂枝下咽，阳盛则毙"之训，而且附子具有一定毒性，这些都使得医家畏之若虎，不敢轻用，加上喜清恶温、贪图平稳之流俗，无疑都影响了辛热药物的使用。此外，服用辛热药物确实可能引起一些不适之感甚至剧烈反应，颇似“变证蜂起’’，使得病人惊惧，医家疑惑，乃至中断用药，迷失正确治疗方向。《友渔斋医话》曾谓： “凉药误人，人不易觉；热药误人，一服便见……前人有用热药如君子，凉药如小人之喻，所谓君子者，苟有过人必知之。为人则可，药关人性命，用之不当，虽君子亦何取乎，况小人耶?’’所言确是实况。
当然，在已经出现异常反应的情况下，继续使用辛热药物，确实存在风险，应当慎重。因此，弄清服用热药反应，判认其是正常还是异常反应，药误还是药效，病进还是病退，无疑是十分重要的问题，用郑钦安的话讲，“此道最微，理实无穷，学者当须细心求之"。
郑钦安认为，凡服药后常有“变动"，要知道这些变动有的是“药与病相攻者，病与药相拒者"，属于正常的药物反应，“岂即谓药不对症乎?’’他擅用姜附，尤其对热药之反应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体会，这也是其擅用姜附的重要体现。郑氏对服用姜附等热药反应的认识，集中体现在《医法圆通》中“服药须知，一节中，认真学习可以从中得到十分宝贵的经验。
他说：“初服辛温，有胸中烦躁者，有昏死一二时者，有鼻血出者，有满口起疱者，有喉干喉痛、目赤者，此是阳药运行，阴邪化去，从上窍而出也。以不思冷水吃为准，即吃一二口冷水，皆无妨。服辛温四五剂，或七八剂，忽咳嗽痰多，日夜不辍，此是肺胃之阴邪，从上出也，切不可清润。服辛温十余剂后，忽然周身面目浮肿，或发现斑点，痛痒异常，或汗出，此是阳药运行，阴邪化去，从七窍而出(此句疑为“周
身，，之误)也，以饮食渐加为准。服辛温十余剂，或二十余剂，或腹痛泄泻，此是阳药运行，阴邪化去，从下窍而出也。但人必困倦数日，饮食懒餐，三ti2日自已。其中尚有辛温回阳，而周身反见大痛大热者，阴陷于内，得阳运而外解也，半日即愈。"
以上这些反应郑氏均认定为“阳药运行，阴邪化去"的正常反应，乃是药效，不可疑为药误。要知道，未服阳药之前，机体阴盛阳虚，正气无法抗邪，故无激烈的反应。服用阳药之后，阳气振奋，兴起抗邪，正邪交争，矛盾尖锐对立，故有形似异常，实则正常的剧烈反应。提示后学，这是正邪相争的关键时刻，切不可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中断治疗，或改投清凉，误人歧途。
至于表现各异如“有胸中烦躁者，有昏死一二时者，有鼻血出者，有满口起疱者，有喉干喉痛、目赤者"， “忽咳嗽痰多，日夜不辍"，“忽然周身面目浮肿，或发现斑点，痛痒异常，或汗出"，“或腹痛泄泻”等等，乃是阴邪分别从上窍、从肺胃、从周身、从下窍等不同部位而出的原因使然，与邪气所在部位、药物作用脏腑有关。这是郑氏多年经验积累所得，见解深刻，可谓发前人所未发，足以为后世指点迷津。
由于胸中烦躁、鼻出血、满口起疱等症状似乎火热之象，容易令人疑惧，当此之时，郑氏提出一个辨识标准：“以不思冷水吃为准，即吃一二口冷水，皆无妨"，这提示津液未伤，并非过用或误用阳药所伤，这就设下了一条确认药效而非药误的底线。此外郑氏还提出一个辨识标准，“以饮食渐加为准’’，提示脾胃健和，自是佳兆，毋庸自扰。还有，郑氏还提出这些“异常反应’’，可自行消退，一般都能“三五日自已’’，“半日即愈"等，无须过虑。这是由于正邪交争，“变证"遽发，随着正胜邪却，这些“变证’’自然自行消退。这几条标准，深刻的
把握了“阳药运行，阴邪化去”的病理变化本质，具有很高的临床指导价值，可让医家守定真情，坚持既定方案，“切不可清润"。
此外，郑氏还总结了其他一些服用热药之反应，如发热身疼、小便痛甚、口中异常气味等，均系切身体会，世人难以见识，均属“阳药运行，阴邪化去”的正常反应。如“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忽见身疼，而却不发热者，是里有寒也……但服温里之药，多有见大热身疼甚者，此是阴邪溃散，即愈之征，切不可妄用清凉以止之’’(《医法圆通卷三》)。又如淋证，“但服回阳等方，初次小便虽痛甚，而尿来觉快者，气机将畅，而病当解也。此道最微，理实无穷，学者当须细心求之’’(《医理真传卷二》)。还有，“阳虚阴盛之人，投以辛甘化阳二三剂，
即有现口苦、口酸、口淡、口辛、口甘等味，又服二三剂，而此等病形即无。予仔细推究，皆缘真阳失职，运转力乖，兼之服药停积未去，今得辛甘化阳之品，运转复行，积滞即去，故口中一切气味出矣。昧者不识此理，见酸即治酸，见苦即治苦，鲜不增病。医理之微，不诚难哉"(《医法圆通卷一》)。
当然，郑氏所论诸般反应，均系或然之症，并非必然发生或者同时发生，不得以此为定式，胶柱鼓瑟，他指出：“虽然邪之情形，万变莫测，以上所论，不过略陈大意耳，学者须知。后世火神派传人如吴佩衡、范中林等辈，皆对服用大剂姜附的反应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使得他们临证之际进退自如，胸有成竹。
还有一个问题，辛热药物究竟要服用到什么程度为准呢?历来没有一个明确标准，一般多视病情缓解，症状消退而定，难以准确把握。郑氏积多年经验，在“服药须知"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原则，即“阳旺阴消，邪尽正复，方可了扶阳之品"。他说：“凡服此等热药，总要服至周身、腹中发热难安时，然后与以一剂滋阴。此乃全身阴邪化去，真阳已复，即与以一剂滋阴之品，以敛其所复之阳，阳得阴敛，而阳有所依，自然互根相济，而体健身轻矣，，(《医法圆通卷三》)。在“阳旺阴消，邪尽正复’’的原则下，郑氏提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判断标准，即“总要服至周身、腹中发热难安时，然后与以一剂滋阴。"同时，顺势提出来善后处理方法，即“与以一剂滋阴"。值得注意的是，对滋阴之品为何要限定为“一剂"?此中自有奥理。因滋阴药物性多寒凉滋腻，多用恐有伤阳之虞，导致阴邪复生，病变反复，故而限定为“一剂"。郑氏未提滋阴的具体方药，据火神派传人唐步祺先生经验，他用的是黄连阿胶汤，可供参考。
医界向有“投凉见害迟，投温见害速，投凉之害在日后，投温之害在日前"之习见，因此能够辨认热药反应，守定真情不变，确实不易，诚如郑氏所言，“此道最微，理实无穷"，必须仔细推敲，精审详勘，方能识得真情。郑钦安对服用热药之反应以及疗效判断和善后处理等项，确有丰富经验和深刻的体会，用起姜附热药来进退有据，应付裕如，达到精细人微的境地，不愧为擅用姜附之火神派大家，其经验足资我们借鉴。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郑氏擅用姜附确实别具一格，多有创见。其广用附子，重用附子，独树一帜，某些方面超过仲景，自成一套学术体系乃至创立了火神派。任应秋先生曾说：“郑氏治疗三阴证，确是颇有盛誉，运用附子量重而准”(《任应秋医论集》)，唐步祺先生称其“善用大剂量姜、桂、附以回阳救逆，拯人于危。其于阳虚辨治所积累之独到经验，实发前人之所未发，乃祖国医学之瑰宝，千古一人而已!”两位所评确是公允之论。郑氏理论在医坛上无疑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下面介绍几则案例，展示吴佩衡、范中林先生如何掌握附子的用药反应，从中获取一些感性认识。
胃痛：徐某，男，年四旬余。患心胃痛证已二十余年，经中西药物屡治未效，近则病情日见增剧，形体消瘦，面容不展。胸膈痞胀作痛，两胁满闷不舒，脘腹灼痛，痛极则彻于胸背，固定不移，从心下至脐腹隆起板硬如石，按之亦痛，腰背如负薄冰，'。不N"。不N-…-~J寒。时而泛酸上冲咽喉，呕吐黄绿酸苦涎水，心中嘈杂，知饥而不能食，唯喜烫饮，饮而不多。大便干结难解，小便短涩，手足不温，少气无力，入夜难寐。舌淡苔白滑腻，脉来沉迟，息间仅两至半，且短而弱。良由病久阳虚，真火内衰，阴寒内结，脾阳不运，无力以制水邪，肝郁不
舒，挟寒水上逆犯胃凌心。阳虚为病之本，寒水泛溢为病之标，乃本虚标实之证，法当扶阳温散寒水之邪治之，先拟乌梅丸方一剂：附片lOOg，干姜30g，桂尖30g，细辛10g，黄连10 g，焦柏10g，当归25 g，川椒3g(炒去汗)，党参3g，乌梅2枚。
服上方痛稍减，呕吐酸苦水已少。此病历经二十余载，根深蒂固，邪实而证顽，欲除病根，非大剂辛温连进方能奏效。以吴氏多年体验，此证每于服药之后，或见脘腹增痛，或吐酸、便泻、小便色赤而浊等征象，可能一时有所表露，此乃药与病相攻驱邪之兆，若药能胜病，犹兵能胜敌，倘畏惧不专，何以克服!古云：“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吴氏将此理告于病者，务期早除痛苦，病人则严然信守，遂以吴萸四逆汤加味治之：附片150 g，吴萸18g，干姜6O g，上肉桂18 g(研末，泡水兑入)，公丁5g，茯苓30g，白胡椒3g(研末，兑服)，
甘草15g。
服药后果如前言，一剂则痛反较增，二剂则腹中气动雷鸣，三剂则涌吐大作，吐出黄绿苦水盈盂，而后胸胃痞胀舒缓，白滑苔渐退。更照原方附片量增至200g，每日一剂，连进十剂，愈服越见吐，痛不减反有所增之势，小便色赤，但较长，已十余日不大便，诊视则白滑苔已退尽，但舌本透白而无血色，脉转缓和稍有神，仍喜滚饮而畏寒，正邪交作，势均力敌。仍照前法，再进不怠。拟方白通汤加上肉桂：白附片300g，生盐附子1 50g，干姜150g，葱白9茎，上肉桂10g(研末，泡水兑人)。连服二剂，大便始通，色黑如漆，腹痛，痞硬稍减，能略进饮食。再服数剂，大便则畅泻，色黑绿，臭不可当，脘腹疼痛及痞硬顿失其半，胃逆作酸已减少。此阴寒溃退，元阳渐复。照原方去葱白加茯苓30g，砂仁15g，白术30g，甘草1 8g。连进数剂，大便由稀而溏，色渐转黄，饮食渐增，舌质已略显红润之色，脉沉细一息已四至，腹中痞硬已消去八九，唯胃脘中仍感灼辣疼痛，时而吐酸水一二口，复主以乌梅丸方。服三剂，吐止痛减，食量增加，背寒肢厥已回温。唯形体枯瘦，精神尚差，胃中尚时而隐痛，继以桂附理中汤加口芪，并兼服乌梅丸，每日三丸。连服十余剂而愈，体健如常(《吴佩衡医案》)。
此例颇显吴氏胆识。进以大剂姜附，预先告以可能有所反应，令患者有心理准备。及至服药后果然“一剂则痛反较增，二剂则腹中气动雷鸣，三剂则涌吐大作’’，进而“愈服越见吐，痛不减反有所增之势”，当此之际，一般医家恐难守持。吴氏不愧经验丰富，“仍照前法，再进不怠"，而且附子加量，让人领略火神派风格。
下利虚脱(正伤寒)：黄某，男，11岁。初感全身不适．病情逐渐加重，神志昏迷，高热至40℃以上，腹泻。正值肠伤寒流行季节，省立医院确诊为“正伤寒’’，认为病已发展至极期，已属不治。曾以大量犀角、羚羊角、紫雪丹等抢救。虽高热退，腹泻止，而病势却更加沉重，四肢冰冷，脉微欲绝，终至垂危。初诊：连日来昏迷蹉卧，面色灰白乌暗，形体枯瘦。脉伏微细欲绝，鼻尚有丝微气息。四肢厥逆，手足冷过肘膝，通体肢肤厥冷。此为病邪已由阳人阴，发展为少阴阴寒极盛，阳气顷刻欲脱之险恶阶段。急用驱阴回阳，和中固脱之法，以大剂通脉四逆汤一剂灌服急救。处方：川附片120g(久煎)，干姜120g，炙甘草60g。上方连夜频频灌服，翌日凌晨，家长慌忙赶来说：“坏了坏了，服药后鼻中出血了!"范氏回答：“好了，好了，小儿有救了!’’患儿外形、病状虽与昨日相似，但呼吸已稍见接续、均匀，初露回生之兆。宜继守原法，以通脉四逆倍加量再服。川附片500g，干姜500g，炙甘草250g。先以肥母鸡一只熬汤，以鸡汤煎附片一个半小时，再人姜、草。服药后约两小时，患儿忽从鼻中流出紫黑色凝血两条，约三寸长，口中亦吐出若干血块。这时缓缓睁开双眼，神志开始清醒，并开口说：“我要吃白糕!"全家顿时破涕为笑。遂遵原方，再进四剂。患儿神志已完全清醒，语言自如，每日可进少量鸡汤等。面色青暗，舌质淡白乌暗，无苔。上肢可活动，开始端碗进食，下肢僵硬，不能屈伸，四肢仍厥冷。病已开始好转，阳气渐复；但阴寒凝聚已深，尤以下肢为甚。原方稍加大曲酒为引再服。次日下肢即可慢慢屈伸。再服两剂，能下床缓步而行。服至十三剂，逐渐康复。患者30年后函告，身体一直很好(《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此例由于失治，病由阳入阴，阳气衰微，阴寒凝滞，故现面色灰白乌暗，脉伏细微欲绝，四肢通体逆冷，甚至昏厥不省。病势已发展至少阴寒化之危重阶段，属典型之四逆证，非急投大剂通脉四逆回阳救逆不可。灌服后，患儿忽然鼻孔出血，家长惊慌失措，以为误用姜附必死无疑!不知此际一派阴气弥漫，周身气血趋于凝聚。通脉四逆汤回阳返本，峻逐阴寒，冰伏凝聚之血脉为之温通，血从上窍而出，实为通脉四逆推墙倒壁之功，初见起死回生之兆。范氏胸有定见，不为所惑，抓住转机，在原方基础上再加倍用药，姜、附均增至5OOg，凝结之血条血块，均被温通而逐出，终于转危为安。本例患儿在半月之内，每剂附子用量25O～500g，累计6500g，此为范氏附子用量最重之案，经过3O年检验，未见隐患。
血栓性静脉炎：杨某，男，3 2岁。双下肢小腿部血管胀痛，皮色发青，双足冰冷，终日不能回温，稍多行走，则足软无力，胀痛难忍，步履维艰。昆明某医院诊断为慢性血栓性静脉炎”，建议手术治疗，病者不愿接受，因而改服中药。吴佩衡先生视之，认为此系阳气内虚，寒湿凝滞下焦，阳不足以温煦筋脉，遂致寒凝血瘀，血脉不通而作痛。察其脉沉迟而涩，舌质含青，杂有瘀斑瘀点，主以温肾助阳，行瘀通络之法。方用：附片80g，干姜30g，桂枝5 0g，北细辛1 0g，伸筋草1 Og，桃仁1 Og(捣)，红花8g，甘草8g。初服则胀痛更甚，再服觉痛麻兼作，患者疑之，遂来复诊。告之此乃阳药温化运行，行瘀通脉之效果，再服无妨。照原方去桃仁加羌活9g，吴芷9 g，连服二剂则疼痛渐除，双足回温。在原方基础上加减散寒除湿活络之剂调治之，数剂而愈(《吴佩衡医案》)。此例“初服则胀痛更甚，再服觉痛麻兼作，患者疑之"。吴氏胸有定见，“告之此乃阳药温化运行，行瘀通脉之效果，再服无妨。’’若无经验者，恐怕只能改弦易辙矣。
第四节 详辨阴证，多有创见
“万病起于一元伤损”，郑钦安推重阳气，临证时首先考虑阳气损伤情况，对阳虚阴盛亦即阴证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全面的认识。由于阴证表现复杂多变，且常有假象，人多不识，因此郑钦安对于阴证的辨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论述方便起见，笔者按其程度由轻到重分出纯阴之象、阴盛格阳(含虚阳上浮和虚阳外越)、阳虚欲脱三种证候，郑氏对其分别作了非常详细的论述，我们将其归纳为郑氏所论“阴证三候’’或称“阴证三层次"。尤其是由阳虚衍化而出现的种种变证，如阴盛格阳(含真气上浮和阳虚外越)、阳虚欲脱等证候的认识和论述细致人微，能勘破重重迷雾，辨伪存真，指明阴火之症，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认识，这是他学术思想中最精华的部分。成都中医学院的郭子光教授认为郑氏“于阳虚辨治所积累之独到经验，确是祖国医学中一份珍贵宝藏。"即是指此而论。下面分而论之。
一、详辨阴证，揭示“真机"
纯阴之象为阴证第一层次，“三阳不足之症，所现纯是阴色，为其阳不足，而阴有余也。’’哪些是判断阳虚证的“阴色"呢?在“辨认一切阳虚症法"中他指出：“阳虚病，其人必面色唇口青白无神，目暝倦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畏寒。口吐清水，饮食无味，舌青滑，或黑润青白色，淡黄润滑色，满口津液，不思水饮，即饮亦喜热汤，二便自利。脉浮空，细微无力，自汗肢冷，爪甲青，腹痛囊缩，种种病形，皆是阳虚的真面目，用药即当扶阳抑阴"。这种“阳虚的真面目’’，郑氏常常称为“阴色"、“阴象"、“寒形"，是辨认阴证的主要“实据"，又称为“阳虚辨诀"。为了更有条理起见，笔者以“神色、形态、舌脉、口气、二便"各项为纲，将郑氏“阳虚辨诀’’重新归纳如下：
神——目暝倦卧，无神，声低息短，少气懒言。
色——面色唇口青白，爪甲青。
形态——身重畏寒，腹痛囊缩。
舌——舌青滑，或黑润青白色，淡黄润滑色，强调舌润滑不燥。
脉——脉浮空或细微无力。口气——必口吐清水，饮食无味，满口津液，不思水饮，即饮亦喜热汤。
二便——二便必自利。这样应该更清晰了。
在临床实践中，遇到复杂疑似、阴阳难辨的证候，在上述阳虚辨诀中，郑氏更强调从神、口气等方面来辨认“阳虚的真面目’’，这是郑氏非常独到之处。
其一，以神为重。凡“所现脉息、声音、面色、饮食、起居，一切无神"者，皆为阴证。例如他在辨治“谵语"一症时，就是以无神为准，“不问发热、汗出、谵语、口渴、饮冷，但见无神，便以大剂回阳饮治之，百治百生。"显然，这是符合“上工守神"之经旨的。
其二，重视口气，即口中感觉。在“辨口气"中指出，凡“气有余(阳证)：所现气粗，气出蒸手，出言厉壮之类。气不足(阴证)：所现气微，气短，气冷，出言微细之类’’。特别是要询问口渴与否，进一步还要探明是渴喜热饮还是渴喜凉饮，往往由此判决阴阳，郑氏所谓“饮冷饮滚(指滚烫热水)兮，阴阳之形踪已判。’’此外，郑氏特别提出，呼出之口气是“气出蒸手"还是“气冷”，借以辨别阴阳。有时在错综复杂、阴阳难辨之际，凭此一点就可作出判断，这是他非常独特的辨证心法。例如郑氏在判断“身冷如冰，形如死人”一症时，就是这样求证的： “病人八九日，初发热，口渴饮冷，二便不利，烦躁谵语，忽见身冷如冰，形如死人。此是热极内伏，阳气不达于外，证似纯阴。此刻审治，不可粗心，当于气口中求之，二便处求之。予经验多人，口气虽微，极其蒸手，舌根红而不青，小便短赤。急宜攻下，不可因循姑息，切切不可妄用姜、附。"
其三，脉无定体，认证为要。当脉病不符时，舍脉从病。在“辨认脉法’’中，指出倘病现阴色，而脉见浮、洪、实、数等阳脉，脉病不合之际，不为脉所囿， “舍脉从病”，判为阴证，反之亦然。郑氏所谓“病"，是指证候表现。
进一步探讨郑氏关于阴证的辨认思路，我们还可以得出更精确的概念。
在《伤寒恒论》中，郑氏评点仲景“三阳合病"相关条文时，提出了自己独立的看法。按“三阳合病"本指太阳、少阳、阳明三经同时发病，所现当是阳证。但郑氏并不拘泥于此，认为“其中实实虚虚，千变万化，实难窥测。有名为三阳，却非三阳”者。也就是说，郑氏对《伤寒论》中有些所谓“三阳证"的判断并不认可，甚至可能是三阴证，关键在于如何认定其“阴阳实据"，“不可不详辨之"。那么，怎样详辨呢?郑氏指出：“有似此三阳者，余亦详而验之，但其人舌无苔而润，口不渴者，余即不按三阳法治之，专主回阳，屡试屡效’’。也就是说，只要“其人舌无苔而润，口不渴者’’，即使“有似此三阳者"，也按阴证处理，专主回阳，而且“屡试屡效”。
在对三阳证使用汗下之法前，郑氏再次“详辨”：“学者务于未汗下时，详其舌之润与不润，舌之燥与不燥，口气之粗与不粗，口之渴与不渴，饮之喜凉喜热，二便之利与不利，而三阳合病之真假自得矣"，仍旧强调从舌象、口气、二便中判认“三阳合病之真假"。
在评点“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也，白虎汤主之"这一条文时，郑氏对仅凭“脉滑而厥”就判为“里有热"主用白虎汤亦持有异议，认为还要看“其时口燥舌干欤?气粗口渴饮冷欤?"否则，就不一定是热证，“不可执一"。
在评点“少阴病，得之二三日，而口燥咽干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这一条文时，对仅凭“口燥咽干"就定为“急下"之证，亦持异议，他说：“余每常见口燥咽干而不渴，舌尚润滑，小便清长，治之不外扶阳，阳气上升，则口燥咽干自愈’’。显然，这是阳虚津不上承所致，与少阴火盛急须下之之证绝对不可混同，二者为阴阳之异。“若此证断为急下，务要察其口咽干而喜冷饮，气粗而蒸手，小便短赤痛，脉健有力，方可以主急下法，否则断乎不可"。
归纳以上所论，可以看出判认是否真为热证(反过来就是阴证)时，反复强调以舌象、口气、二便表现为重点。仔细品味《伤寒恒论》的这几条论述，再结合《医理真传》“钦安用药金针’’中的论述思考：“予考究多年，用药有一点真机，与众不同。无论一切上中下诸病，不同男妇老幼，但见舌青，满口津液，脉息无神，其人安静，唇口淡白，口不渴，即渴而喜热饮，二便自利者，即外现大热，身疼头痛，目肿，口疮，一切诸症，一概不究，用药专在这先天立极真种子上治之，百发百中。”
我们可以归纳出郑氏判断阴证的“真机"主要就是：只要舌不红绛，苔不黄燥，口不渴，不思冷水，口气不粗不热，二便不黄赤秘结，“即外现大热，身疼头痛，目肿，口疮，一切诸症，一概不究”，统统按阴证看待，这就是郑氏强调的百发百中的“用药真机"。它突出舌象、口气以及二便这几点在辨认阴证(反过来就是阳证)时的重要意义。其中，舌淡红与否和口气反映的是机体是否有热，苔润与否反映的是津液是否耗
损，这三者在辨认阴证时至为关键。从“阳虚辨诀”到“用药真机"，使得我们辨认阴证的方法无疑更简练更精确了。
在郑氏学说中，“用药真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这是他对阴证和阳证的最精辟的概括，最便于指导临床，也是郑氏学说中最重要、最“与众不同”的观点之一，对指导我们辨认阴证有着极其重要的临床价值，也为以后辨认虚阳上逆外越所致种种假热之症奠定了基础。
临床上，寒热疑似、阴阳难辨，这种复杂局面，最是关键时刻，所谓识见不明，“误用即死’’的紧要关头。陈修园曾谓：“良医之救人，不过能辨认此阴阳而已；庸医之杀人，不过错认此阴阳而已。"可见识别阴阳的重要性。郑钦安在这方面总结出的“阴阳实据"或“用药真机"，应该说是他一大贡献。
二、真气上浮，须识阴火
临床上见到阳虚阴盛，“满身纯阴”之证，由于证候单纯，从辨识阴阳的“实据”、“真机"着眼，辨识并不困难。关键是阳虚之证有很多变化，“往往多有与外感阳症同形，人多忽略”，或者“以为阴虚火旺”之证，容易惑人。郑钦安十分注重阴盛逼阳的变证，亦即“三阴上逆外越"引起的真气上浮和虚阳外越两种证情，此即阴证第二层次，这是郑氏学术思想最独到、最精华的部分。毕生研究火神派的唐步祺先生评曰：“其于阳虚辨治所积累之独到经验，实发前人之所未发，乃祖国医学之瑰宝，千古一人而已!”当系指此而言。本节主要探讨阴盛格阳中最常见的真气上浮或称虚阳上越的辨识问题。
(一)阴盛逼阳，真气上浮
《素问·生气通天论》：“阳气者，烦劳则张”，“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郑钦安发挥经旨，揭示了肾阳的生理特性：“先天之真阳，喜藏而不喜露，藏则命根永固，露则危亡立至”。“真气命根也，火种也，藏于肾中……沉潜为顺，上浮为逆”(《医理真传卷二》)。在此基础上，他揭示了肾阳“上浮为逆”的病机，“反复推明虚火之由”：“若虚火上冲等症，明系水盛，水盛一分，龙亦盛一分(龙即火也)，水高一尺，龙亦高一尺，是龙之因水盛而游，非龙之不潜，而反其常。故经云：阴盛者，阳必衰。即此可悟用药之必扶阳抑阴也……历代注家，俱未将一阳潜于水中底蕴搜出，以致后学懵然无据，滋阴降火，杀人无算，真千古流弊，医门大憾也"(《医理真传卷一》)。这就从病机角度指明了虚阳上越的机理。同时郑氏还指出，虚火上冲之证较之纯阴之象病情更为严重，“病至真气上浮，五脏六腑之阳气，已耗将尽，消灭削剥，已至于根也。经云：‘凡五脏之病，穷必归肾，，即此说也”。因此笔者将其和虚阳外越(二者均属阴盛格阳)归纳为阳虚的第二层次。
换个角度，他又讲了元气随人虚处而“发泄之机”：“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阴气过盛，即能逼出元阳，元阳上奔，即随人身之脏腑经络虚处便发。如经络之虚通于目者，元气即发于目；经络之虚通于耳者，元气即发于耳；经络之虚通于巅者，元气即发于巅，此元阳发泄之机”(《医理真传卷二》)。郑钦安将病理情况下的这种“元阳上奔"称之为“真气上浮"或“虚火上冲"或“真阳上腾’’，实际上亦即常说的“虚阳上越"。我们在讨论中仍沿用郑氏最常用的概念“真气上浮"。
(二)假热真寒，人多不识
从证候角度讲，由于真气上浮，而见上热下寒，假热真寒之象，其上热者乃阴盛逼阳而上越之虚火，郑钦安称之为“阴火”。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阴气过盛，即能逼出元阳，元阳上奔，即随人身之脏腑经络虚处便发。如经络之虚通于目者，元气即发于目；经络之虚通于耳者，元气即发于耳；经络之虚通于巅者，元气即发于巅，此元阳发泄之机，乃假热之证；其下寒者乃阴盛所致之真寒，此为病机本质。粗工不知，往往以为上热之“阴火’’为火症或阴虚火旺。郑钦安用大量篇幅阐明真气上浮的假象与本质，特别指出，该证极易被误认为外感阳症和阴虚火旺，这是他最深刻的学术见解之一。他说：“真气上浮之病，往往多有与外感阳症同形，人多忽略，不知真气上浮之病大象虽具外感阳症之形，仔细推究，所现定系阴象，绝无阳症之实据可验，学者即在此处留心，不可猛浪"(《医理真传卷二》)。
“阳气过衰，阴气过盛(势必上干)，而阴中一线之元阳，势必随阴气而上行，便有牙疼、腮肿、耳肿、喉痛之症，粗工不识，鲜不以为阴虚火旺也。不知病由君火之弱，不能消尽群阴，阴气上腾，故牙疼诸症作矣。再观于地气上腾，而为黑云遮蔽日光，雨水便降，即此可悟虚火之症，而知为阳虚阴盛无疑矣’’。
“乃市医一见虚火上冲等症，并不察其所以然之要，开口滋阴降火，自谓得其把握，独不思本源阴盛阳虚，今不扶其阳，而更滋其阴，实不啻雪地加霜，非医中之庸手乎?余亦每见虚火上冲等症，病人多喜饮热汤，冷物全不受者，即此更足证滋阴之误矣”(《医理真传卷一》)。即或在今日，如此误认者恐怕也不在少数。
(三)欲辨假热，阴象为凭
那么怎样辨认真气上浮之证?关键就是根据“阴阳辨诀”、“用药真机”，从病人的“阴象”中求之，这是郑氏关于辨证之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他反复强调：“大凡阳虚之人，阴气自然必盛，阴气盛必上腾，即现牙痛龈肿，口疮舌烂，齿血喉痛，大小便不利之病。不得妄以滋阴降火之法施之……辨察不可不慎，总在这阴象追求，如舌青、唇青、淡白、无神之类是也”(《医理真传卷二》)。“总在这阴象追求’’，就是辨认真气上浮的关键。
在《医理真传》卷二中，郑氏列举了31条真气上浮的病症进行辨认，如“齿牙肿痛"一症，“因真阳虚而阴气上攻者，其人齿牙虽痛，面色必青白无神，舌多青滑黑润、黄润、白黄而润，津液满口，不思茶水，口中上下肉色多滞青色而不红活，或白惨黄而无红色"。其人“齿牙虽痛"，形似火症，其他舌象、神色、口气等俱为阴象，故知乃真气上浮之证。郑氏以此示范，告诫我们：“以上等情，不仅此症，一切阳虚病多见
此情。”
又如“病人两唇肿厚，色紫红，身大热，口渴喜热饮，午后畏寒，小便清长，大便溏泄，日二三次，脉无力者”之症，郑氏辨析：虽“两唇肿厚，色紫红，身大热”， “近似胃中实火，其实非实火也”。从“口渴喜热饮，午后畏寒，小便清长，大便溏泄"来看，乃系“中寒之情形悉具”，“阴盛逼出中宫之阳”，方见两唇红肿等阴火之象。
再如午后面赤一症，“凡午后面赤，或发烧，举世皆谓阴虚，不知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阳气日衰，不能镇纳其阴，阴邪日盛，上浮于外，况午后正阴盛时，阳气欲下潜藏于阴中，而阴盛不纳，逼阳于外，元气升多降少，故或现面赤，或现夜烧，此皆阴盛之候，若按阴虚治之，其病必剧”。
(四)头面诸症，须知阴火
从肾阳“沉潜为顺，上浮为逆”的病机出发，很明显，真气上浮最容易引起的就是头面五官诸疾，即所谓“上热”假象，他在论述“耳目口鼻唇齿喉"病变时指出： “各部肿痛，或发热，或不发热，脉息无神，脉浮大而空，或坚劲如石，唇、口、舌青白，津液满口，喜极热汤，二便自利，间有小便赤者，此皆为气不足之症，虽现肿痛火形，皆为阴盛逼阳之的候。市医往往称为阴虚火旺，而用滋阴降火之药极多，试问，有阴虚火旺而反见津液满口，唇舌青滑，脉息无神，二便自利者乎?"
归纳头面五官诸般“肿痛火形”，亦即阴火，或者说上部假热之表现，郑钦安指出很多症象，如牙痛龈肿、口疮舌烂、齿血喉痛、头痛如劈、目痛如裂、目肿如桃、、耳痒欲死、唇赤如朱、两颧发赤、腮肿、耳肿、喉痛、目赤颧红等症状外，众多医家还总结了许多其他见症，如鼻衄、舌衄、头汗、面红如妆、口鼻燥热等诸多表现，可供我辈掌握。诸症且多呈昼轻夜重之特点。
由此给予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对于头面五官诸般“肿痛火形”，一定要有真气上浮的概念，要有阴火的概念，不要一见红肿热痛就只想到“阴虚火旺"，或者“外感阳症"，妄用滋阴降火之法，“实不啻雪地加霜"。郑钦安曾深刻指出，“后学懵然无据，滋阴降火，杀人无算，真千古流弊，医门大憾也。”可谓振聋发聩，令人警醒。
湖北麻城名儒敬云樵先生就此在《医法圆通》上眉批道：“齿牙肿痛，本属小症，然有经年累月而不愈者，平时若不究明阴阳虚实，治之未能就痊，未免贻笑大方，学者勿因其小而失之。”此语意味深长，不知有多少医家至今仍在重复着这种“贻笑大方"的错误。
综上所述，郑钦安关于真气上浮的认识和理论，所积累之独到经验，确实发前人之所未发，堪称郑氏学术思想中最独到、最精华的部分，即或在今日犹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五)医案例举和临床经验
下面举火神派医家有关真气上浮各症的临床经验和若干案例，领略其理法方药特色。应当指出，本节所论病症均系按阴阳辨诀判为真气上浮即虚阳上越所引起者，实热或阴虚阳浮引起者不在此例，读者自当明察。
郑钦安最重要的学术观点是重视阳气，在人身各种阳气中，他又特别推重肾阳，认为是人身立命之根本，这是就正常生理而言。那么在病理状态下，他自然也重视阳气，认为“万病皆损于阳气”，“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有阳则生，无阳则死。”也就是说阳气衰弱与否是疾病善恶转化的关键。故其治病立法，首重扶阳，临证时首先考虑元气损伤情况，以辛热之药扶阳抑阴，擅用姜、附、四逆汤之类的方药，形成非常鲜明的用药风格，以致创立了一个十分独特的医学流派——“火神派"。
一、首重扶阳，元气为本
郑钦安注重阳气，我们在前面已经充分论述，这无疑是他倡导火神派的理论基础。那么在人体患病时，他自然也要以元气为本，倡导扶阳，对扶阳抑阴有着深刻的认识，形成独具特色的扶阳理论。这方面郑氏有很多论述，下面归纳三点：
(一)病有万端，治之但扶真元
他说：“外感内伤，皆本此一元有损耳。"“病有万端，亦非数十条可尽，学者即在这点元气上探求盈虚出入消息，虽千万病情，亦不能出其范围"(《医法圆通·卷三》)。“仲景立法，只在这先天之元阴、元阳上探取盛衰，不专在后天之五行生克上追求。附子、大黄，诚阴阳二症之大柱脚也"(《医理真传·卷二》)。
他以中风一症为例，突出表达了推崇扶阳的观点：“众人皆作中风治之，专主祛风化痰不效。予经手专主先天真阳衰损，在此下手，兼看何部病情独现，用药即在此攸分。要知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恃此先天一点真气耳。真气衰于何部，内邪外邪即在此处窃发。治之但扶其真元，内外两邪皆能绝灭，是不治邪而实以治邪，未治风而实以祛风，握要之法也"(《医理真传卷二》)。也就是说，并非见风祛风，见痰化痰，而是“专主先天真阳衰损，在此下手"，“治之但扶其真元’’。
还有健忘一症，老年人居多，世多以为心脾不足，精血亏损所致为主，用药“专以天王补心、宁神定志诸方”，确是市习常法。郑氏则认为，此症“总以精神不足为主”，属阳气亏虚，治应培补阳气，“方用白通汤久服，或桂枝龙骨牡蛎散、三才(封髓丹)、潜阳等汤，缓缓服至五六十剂，自然如常"(《医法圆通·卷二》)。突出扶阳理念，令人耳目一新。
又如癫痫二症，“缘由先天真阳不运，寒痰阻塞也”。“以予所论，真气衰为二病之本，痰阻是二病之因，治二症贵宜峻补元阳，元阳鼓动，阴邪痰湿立消，何癫痫之有乎?’’(《医理真传卷四》)与通常治法确实不同。
再如小儿痘症，世医“见下陷不足之症，用药总在这参、芪、鹿茸、归、芍，以为大补气血，究竟致死者多"，“而不知在人身立命之火种上用药。"“以为四逆汤乃伤寒之方，非痘科之方，不知此方正平塌下陷痘症之方，实补火种之第一方也"(《医理真传卷四》)。
举一反三，可悟郑氏推崇扶阳思想的真谛，即并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症下药，而是“治之但扶其真元"，从扶阳着手，以元气为本，此乃“握要之法"。
清·王昂曾云：“医以辅养元气，非与疾求胜也。夫与疾求胜者，非味杂辛烈，性极毒猛，则得效不速，务速效者隐祸亦深，吾宁持久缓而待其自愈也。"徐灵胎亦认为：“诊病决生死者，不视病之轻重，而视元气之存亡，则百不失一矣。"以上所论治病以元气为重的观点与郑氏推重肾阳的观点可谓异曲同工。
(二)阴证三候，皆宜扶阳
郑氏归纳的扶阳法的适应证是：“大凡阳虚阴盛之人，满身纯阴，虽现一切证形，如气喘气短，痰多咳嗽，不食嗜卧，面白唇青，午后、夜间发热，咽痛，腹痛泄泻，无故目赤，牙痛，腰痛膝冷，足软手弱，声低息微，脉时大时劲，或浮或空，或沉或细，种种不一，皆宜扶阳”(《医法圆通卷三》)。显然，这不仅指纯阴之证，还包括真气上浮和虚阳外越(均属阴盛格阳)以及阳虚欲脱诸多阴火假热之证，笔者将纯阴之证、阴盛格阳、阳虚欲脱称之为“阴证三候’’，郑钦安正是主张阴证三候，皆宜扶阳，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纯阴之证运用扶阳是正法正治，谁都会用。郑氏独到之处在于对潮热、出血、目赤、耳肿、唇红、牙痛等诸多阴盛格阳和阳虚欲脱引起的阴火假热病症，均倡导温热扶阳，这不仅需要学识，更需要丰富的经验，这也正是郑氏扶阳理论中最独到之处，以后我们将详细论之。
(三)三阳不足，分别扶之
阳气有上中下三部之分，治疗应该“按定上中下病情消息"，“随其所伤而调之’’(《医理真传卷二》)。所谓“病情有定向，用药有攸分。这是郑氏扶阳法用药的一个很具体的原则。“真阳或不足于上，真阴之气即盛于上而成病，用药即当扶上之阳，以协于和平。真阳或不足于中，真阴之气即盛于中而成病，用药即当扶中之阳，以协于和平。真阳或不足于下，真阴之气即盛于下而成病。用药即当扶下之阳，以协于和平。此三阳不足，为病之主脑也。"总之，“损之于何脏何腑，即在所发之处求之，用药自有定见”(《医理真传卷二》)。具体用药则讲究圆通活法，“有当轻清以扶阳者，大、小建中之类是也；有当温养以扶阳者，甘草干姜汤、理中汤之类是也；有当辛温、辛热以扶阳者，四逆、白通之类是也。此皆治阳虚之要诀也"(《医理真传卷二》)。
当然应该指出，郑氏推重扶阳，并非一味追求温热，事实上他对阴虚、火热等阳证的辨治也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而且也颇有特色。他不仅擅用姜、附等热药，而且也擅用硝、黄、石膏等凉药，对白虎汤、承气汤等清热泻火剂的使用都十分纯熟，亦堪借鉴，因其不属我们研究的重点，故不多作探讨。
下面举范中林、吴佩衡先生案例以资验证郑氏扶阳理论。
偏枯(脑血管意外)：陈某，女，65岁，成都市人。因“脑血管意外”患中风，左侧半身不遂已经8年，口嘴歪斜，流清涎不止。每年秋冬开始卧床，次年春天可扶床缓慢移步。1971年冬，病势沉重，患者一再告之家人：今冬难以熬过，命备后事，遂来求诊：入冬以来，畏寒蜷卧，重被覆盖，左侧半身不遂，骨瘦如柴，手足厥冷。头部发木，如盛盒内。脸面浮肿，面色苍白。舌质淡，苔白腻。辨证：半身不遂多年，阳气日衰，属少阴寒化，阴寒内盛，阳虚水泛已极。急须回阳救逆，化气行水，以四逆汤并真武汤加减主之：制附片120g(久煎)，干姜6Og，炙甘草6Og，白术30g，茯苓30g，炮姜6Og，上肉桂15g(冲服)。上方服1剂后，全身发痒，如虫爬行。连服4剂，身上开始感觉轻松，头木之感渐消。上方随证加减：遇有外感风寒、关节疼痛，加麻黄、桂枝、细辛；阳气渐回，则姜附酌减。其后，又酌加人参、黄芪、当归、菟丝子等，以增助阳益气、活血养血之效。如此坚持服药半年，面色渐转正常，浮肿消退，食欲倍增，四肢变温，精神好转。1972年4月已能起床，依靠拐杖或他人搀扶，能缓缓移步；同年7月，可丢掉拐杖而行。七年来再未卧床不起，能料理家务(《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中风偏枯已经八年，病势沉重，若按通常治法，可能以益气活血为法，选用补阳还五汤之类套方。范氏观其舌证，认为少阴寒化，阴盛阳衰已极。故投大剂四逆汤，随证加减，始终以扶阳为法，充分体现了郑氏观点：“众人皆作中风治之，专主祛风化痰不效。予经手专主先天真阳衰损，在此下手……治之但扶其真元，内外两邪皆能绝灭，是不治邪而实以治邪，未治风而实以祛风，握要之法也。’’范中林深谙此旨，在案中说道：“不能按一般中风之常规论治’’，而是“治之但扶其真元"，始终用大剂四逆汤加味治之，终于起此八年沉疴，扶阳理论得以生动体现。
石淋(肾结石)：黄某，男，44岁。以腰痛数年而住入昆明军区某医院治疗，经X线摄片检查，发现右肾肾盂有十粒结石影像，小如花椒，大至蚕豆，诊断为“肾结石”，因身体虚弱不能耐受外科手术，遂出院延吴佩衡先生诊治。腰痛已久，时有所发，痛如绞作，延及腰腹，下引宗筋，痛甚则神怯而畏寒肢冷。小腹胀痛，小便短涩。饮食欠佳，精神缺乏。舌苔白滑而厚腻，脉沉迟无力。辨为肾脏寒极，寒湿不化，内结
成石，以温肾扶阳温化之法主之，投以四逆汤加味：附片6Og，杜仲1Og，桂枝30g，干姜40g，茯苓30g，上肉桂1Og(研末，泡水兑人)，北细辛6g，甘草6g。服药11剂后，相继经尿道排出结石四粒，其中曾有一粒较大者，排出时嵌于尿道口，尿线中断，其痛非常，经用镊子夹出。X线复查，尚余6粒结石，但影像均较前为小，原大如蚕豆者已不复见。唯因肾寒日久，腰尚冷痛，结石未全排尽，其法不变，继以扶阳温化主之：附片1OOg，干姜5Og，狗脊1Og，北细辛6g，苡仁30g，桂枝30g，上肉桂1Og(研末，泡水兑人)，甘草1Og。因服药有效，信心不移，连服不断，病情大减，食增神健，体质大为好转，前后相继数十剂，腰痛已不复作，开始恢复工作。再以上方加减，数月后，最后一粒结石亦随尿排出(《吴
佩衡医案》)。
史潮流见石不治石，而能成功排石，靠的是“治之但扶其真元"，从扶阳入手，用大剂四逆汤加味，生动的体现了扶阳理论的威力。全案始终未用一味排石药，竟能愈此结石重症，令人惊佩。
慢性前列腺炎案：张某，男，57岁。慢性前列腺炎反复发作3年。开始仅尿频，睾丸不适。服中药清热利尿剂数付，即告缓解。其后屡犯屡重，不仅尿急，尿频，尿路灼痛，并常感生殖器冰冷麻木。曾用中西医各种方法治疗，服清热解毒利湿等中药15O多剂，自觉症状有增无减，并发展至阳痿，全身瘫软，步履艰难，被迫全休。刻诊：恶寒蜷卧，肢体萎软，神靡，头晕，失寐，食欲大减。睾丸坠胀及腹，常感凉麻疼痛，小便浑浊频数，阳痿。面色萎黄暗黑，舌质淡白，白苔密布，根部苔淡黄厚腻，脉沉微细。此为少阴阳衰，阴寒内盛，法宜补阳温肾，散寒止痛，以四逆汤加上肉桂主之：川附片120g(久煎)，干姜120 g，炙甘草6Og，上肉桂15 g(研末冲服)。连服3剂，少腹和睾丸坠胀疼痛减轻，小便色转清，尿频也好转，阳气渐复，前方附子、干姜减至60g；再加茯苓、炒白术以健脾除湿，继服30剂。头晕、失眠、恶寒、乏力，少腹及
睾丸坠胀，均进一步减轻，生殖器凉麻感亦较前轻。舌质稍现红润，黄白厚腻之苔已减。继续温补肾阳，兼顾其阴，再佐以温中健脾，以四逆并理中加味主之：川附片6O g(久煎)，干姜60g，炙甘草6Og，党参30g，上肉桂1O g(研末冲服)，冬虫夏草15g，宁枸杞30g，菟丝子30g，云苓2Og。服药十余剂，诸症继续好转，前列腺炎基本痊愈。同时，多年来之低血压、头昏、失眠等症，亦均消失。3个月后恢复工作(《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慢性前列腺炎，一般都从湿热论治，多用套方套药，其实效果并不可靠。验之临床，本病多有属于阳虚证型者，奈何湿热者认同多，阳虚者辨识少，乃至错认虚实，治之越旋越远尚不觉，皆是不识阴阳之过也。本案前曾服用清热解毒利湿中药多剂，病情有增无减，亦可见其治未中的。范氏“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从阳虚阴盛着眼，“治之但扶其真元"，摒弃一切清热利湿之药，以大剂四逆汤治之，3个月治愈3年痼疾，尽显火神派风格。
支气管哮喘：刘某，男，49岁。十余年前，患慢性支气管炎，后发展为哮喘，经常发作，每冬必重。医院确诊为“支气管哮喘"、“肺气肿"，久治未愈。1978年7月来诊。刻诊：气紧，心累，乏力，偶有咳嗽，痰少，清稀色白。体稍胖，两颧赤暗，唇乌，舌淡白，苔灰白厚腻。时值伏天，哮喘虽未大作，病根犹存。证属少阴，法宜扶先天之元阳，镇纳浊阴之气，以四逆加味主之：制附片60g(久煎)，干姜片6 Og，炙甘草1 8g，上肉桂1 5 g，生白术30g。二诊：上方加减服20余剂，诸症皆减。活动后仍觉气紧、心累。舌质仍淡，苔腻稍退，守原法再进。又服20余剂，气紧、心累明显减轻。双颧暗赤色稍退，舌质微现淡红，苔厚腻减。为巩固疗效，拟四逆、理中合方加味，配成丸药，坚持服用两月，处方：制附片15Og，干姜片15Og，炙甘草60g，红参30g，炒白术120g，上肉桂60g，宁枸杞120g，菟丝子120g，紫河车120g。共研细末，加红糖为丸，如枣大，每日2次，每次2丸。经服药后，该年冬季与往年截然不同，在严寒之晨，可在室外打太极拳和跑步约1小时，坚持工作己一年多，咳喘未再发作(《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多年哮喘，宿根缠绵，逢寒则重，难以根治，已是该病通例。范氏着眼于少阴肾阳亏损，从“扶先天之元阳"入手，又是大剂姜、附，未用降气平喘化痰之类套方套药，而能愈此顽症，再次显示了扶阳理论的临床价值。
虚损：陈某，男，28岁。1971年，到西藏执行任务，长期风餐露宿，自觉指尖、手掌、下肢关节咯咯作响，继而面肿，心悸，腰痛，夜不眠。逐渐行走乏力，神疲纳呆。曾出现脑内如鸣，头顶发脱，心悸加重，动则气喘，身出冷汗，肢体皆痛，四肢麻木等证。至1977年1月3日，自觉口内从左侧冒出一股凉气，频吐白泡沫痰涎，胸中如有水荡漾，左耳不断渗出黄水，听力减退，走路摇摆不定。血压70／50mmHg。同年5月22日，突然昏倒。面部及双下肢浮肿加重，头昏胀难忍，转送某医院会诊。左半身痛、温觉明显减退，左上肢难举。结论为：“左半身麻木感痛觉障碍，左上肢无力，水肿待诊。"数年来，服中药千余剂无效。1977年9月，转来就诊。
初诊：面部与双下肢肿胀，左半身及手足麻木，四肢厥冷，脑鸣，头摇，神疲，心悸，失眠，记忆力及听力减退，身痛，胁痛。口中频频冒冷气，吐大量泡沫痰涎，纳呆，大便稀薄，小便失禁。舌质暗淡、胖嫩，边缘齿痕明显，苔白滑厚腻而紧密，脉沉细。此为少阴寒化，迁延日久，阴盛阳微，气血亏损，已成坏病。法宜回阳救逆，化气行水。以四逆汤、真武汤加减主之。处方：制附片120g(久煎)，干姜6Og，生姜1 20g，炙甘草30g，茯苓30g，白术3Og，桂枝1O g，辽细辛6g。上方服2O剂，脑鸣消失，心悸好转，面部及下肢浮肿显著消退，小便失禁转为余沥。守方略作改动，续服1O剂，口中已不冒凉气，神疲、肢冷、纳呆、便溏均有好转，但仍不断吐白沫。少阴阳衰日久，沉寒痼冷已深；积重难返。法宜益火消阴，温补肾阳，以四逆汤加上肉桂，嘱其坚持服用。可连服四、五剂后，停药两天，直至身体自觉温暖为止。处方：制附片6Og(久煎)，干姜3Og；炙甘草3Og，上肉桂1Og(冲服)。上方连服半年，全身肿胀消退，摇头基本控制，身痛和手足麻木显著减轻，心悸明显消失，吐白沫大减，二便正常。血压回升到12O／8O mmHg，身体逐渐恢复正常，重新工作。
范氏认为，本例初诊时明显可见三阴俱病，五脏皆虚，全身虚寒十分明显。“病情虽复杂，其症结实属少阴寒化，心肾阳微，尤以肾阳衰败为甚。所谓‘五脏之伤，穷必及肾，。故抓住根本，坚持回阳救逆，益火消阴，大补命门真火，峻逐脏腑沉寒，守四逆辈，连服半载，多年痼疾始得突破"(《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二、擅用姜附，独树一帜
理论上郑钦安推崇扶阳原则，在具体遣方用药上，则以擅用附子、干姜、四逆汤等温热方药著称，形成非常鲜明的用药风格，以致人誉“郑火神"、“姜附先生’’。
在扶阳法中郑氏最推崇的药物是附子，道理何在?他说：“用药者须知立极之要而调之"。“热不过附子，甜不过甘草，推其极也。古人以药性之至极，即以补人身立命之至极，二物相需并用，亦寓回阳之义。"“非附子不能挽欲绝之真阳”。郑钦安反复提到：“附子大辛大热，足壮先天元阳。”“能补坎中真阳，真阳为君火之种，补真火即是壮君火也。”“桂、附、干姜，纯是一团烈火，火旺则阴自消，如日烈而片云无。况桂、附二物，力能补坎离中之阳，其性刚烈至极，足以消尽僭上之阴气，阴气消尽，太空为之廓廊，自然上下奠安，无偏盛也"(《医理真传卷二》)。
总之，他认为附子为热药“立极"之品，用以“补人身立命之至极’’的元阳，自是顺理成章。后来祝味菊先生称附子“为百药之长”，唐步祺先生称“附子为热药之冠"，应该都是从郑氏对附子的推崇演绎而来。
归纳郑钦安擅用附子干姜的经验和独特风格，可以概括为广用、重用、早用、专用等几个特点，下面分别述之。
(一)厂用
郑钦安治疗阴证几乎方方不离附子，认为：“凡一切阳虚诸症，如少气、懒言，身重，恶寒，声低息短，舌润、舌黑，二便清利，不思水饮，心悸，神昏、不语，五心潮热，喜饮热汤，便血、吐血，闭目妄语，口臭难禁，二便不禁，遗尿遗屎，手足厥逆，自汗，心慌不寐，危候千般难以枚举，非姜附何以能胜其任，而转危为安也乎?"(《伤寒恒论·问答》)仲景应用附子，以“脉微细，但欲寐"为指征，病至少阴方用。郑氏则提出“凡一切阳虚诸症"均可应用，不必等到病至少阴方用。显然，郑氏扩大了附子的使用范围。
纵观郑氏广用附子，主要有两种形式：
其一，直接以附子为主药，最常见的就是四逆辈。他在论述四逆汤的功能时说道：“凡世之一切阳虚阴盛为病者为皆可服也，，(《医理真传卷二》)。“此方功用颇多。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予每用此方救好多人，人成目予为姜附先生’’(《医法圆通卷四》)。显然，郑氏扩展了四逆汤的治疗范围。
其二．在应症方剂中另加附子。这是因为“下阳为上中二阳之根，无下阳即是无二阳也"(《医理真传卷二》)。凡见阳虚，均可加用附子。例如治阳虚怔忡心悸，方用桂枝龙骨牡蛎汤，“再重加附子’’。“加附子者，取其助真火以壮君火也"(《医理真传卷四》)。又如治头面畏寒者， “法宜建中汤加附子，，。鼻渊、鼻浊而流清涕者，缘由阳衰不能统摄津液，治以封髓丹加安桂、吴萸。 “甚者，加姜、附二三钱，屡屡获效”(《医法圆通卷一》)。
(二)重用
郑钦安认为：“阴盛极者，阳必亡，回阳不可不急，故四逆汤之分两，亦不得不重”(《医理真传卷三》)。其书中随处即有“峻补坎阳"、“大补元阳"、“大剂四逆汤”之语。例如，他治疗阴证口臭，“予曾治过数人，虽见口臭，而却纯阴毕露，即以大剂白通、四逆、回阳等方治之。”若二三剂后不见症减，认为病重药轻，“仍宜此法重用多服"(《医法圆通卷一》)。可以说，他擅用附子，不仅体现在广泛应用附子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重用附子的剂量上。虽然郑氏没有留下医案，但据唐步祺先生讲，郑氏用附子常至1OOg、200g……超越常规用量，可谓前无古人。很多文献都记载“他常用大剂姜、桂、附等辛温燥烈之药，治愈阳虚重证而饮誉蜀中。"能用附子也许并不难，能用超大剂量者方显胆识与风格，人们称之为“郑火神"，也许更多的是惊叹于他所使用的超常剂量。仲景应用附子，最大量是3枚(桂枝附子汤及白术附子汤)，约合今80g，而且主要用于治疗寒湿痹痛。用于回阳时，四逆辈类方最多不过大附子一枚，约合30g。所以郑氏用量显然超过仲景，这正是火神派超常之处，显出其独特风格。后世火神派传人如吴佩衡、范中林、唐步祺、李可、卢崇汉等用附子也常至1OOg、200g甚至更多，确实显出鲜明的用药风格。后人常常议论火神派的惊世骇俗，主要就指他们投用附子时的超常剂量， “令人咋舌"。郑氏在其书中未提到重用附子时须先煎，而祝、吴、范氏等用附子时均倡导先煎1～3个小时，这一点应该提醒注意。
(三)早用
郑氏扶阳，提倡早用姜附，“务见机于早”，稍见阳虚端倪即应用之，免致虚阳上浮、外越甚至酿成脱症，延至病势严重时才用。他在论述四逆汤时指出：“细思此方，既能回阳，则凡世之一切阳虚阴盛为病者为皆可服也。何必定要见以上病形(指头痛如裂、气喘促等阳虚欲脱之状)而始放胆用之，未免不知几也。夫知几者，一见是阳虚症而即以此方，在分量轻重上斟酌，预为防之，方不致酿成纯阴无阳之候也。酿成纯阴无阳之候，吾恐立方之意固善，而追之不及，反为庸庸者所怪也。怪者何?怪医生之误用姜、附，而不知用姜附之不早也"(《医理真传卷二》)。四逆汤本为阳虚厥逆而设，不要等到阳虚欲脱时才用，“务审机于先"，他强调“凡见阴气上腾诸症，不必延至脱时而始用回阳，务见机于早，即以回阳镇纳诸方投之，方不致酿成脱症之候……凡见阳之下趋诸症，不必定要现以上病情(指四肢厥逆，二便失禁已成脱症)而始用逆挽，务审机于先，即以逆挽益气之法救之，自可免脱症之祸矣’’(《医理真传卷一》)。
(四)专用
郑钦安与张景岳在理论上都重视阳气，但在具体用药上则大相径庭。张景岳温补讲究阴阳互济，熟地与附子常常同用，体现阴中求阳；郑钦安则专用姜附等纯阳温热之药，讲究单刀直人，不夹阴药。在《医法圆通》“阳虚一切病证忌滋阴也"一节中他明确表示：“凡阳虚之人，多属气衰血盛，无论发何疾病，多缘阴邪为殃，切不可再滋其阴。若更滋其阴，则阴愈盛而阳愈消，每每酿出真阳外越之候，不可不知。"
他认为，扶阳专用温热药物乃是仲景所倡：“仲景为立法之祖，于纯阴无阳之证，只用姜、附、草三味，即能起死回生，并不杂一养阴之品，未必仲景不知阴中求阳乎?仲景求阳，在人身坎宫中说法；景岳求阳，在药味养阴里注解。相隔天渊，无人窥破，蒙蔽有年，不忍坐视，故特申言之"(《医法圆通卷二》)。“今人亦有知得此方者，信之不真，认之不定，即用四逆汤，而又加以参、归、熟地，羁绊附子回阳之力，亦
不见效。病家等毙，医生束手，白以为用药无差，不知用药之未当甚矣”(《医理真传卷四》)。
他多次批评将阳八味(金匮肾气丸)视为扶阳必用之方的观点：“方中桂、附二物，力能扶坎中真阳，用此便合圣经，何得又用熟地、枣皮之滋阴，阴邪既盛，就不该用此。丹皮之泻火，益火而反泻火，实属不通’’(《医法圆通卷四》)。
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人参是补阴药而非扶阳之品，“用为补阳回阳，大悖经旨"，与景岳视人参为温阳要药截然不同。
“仲景不用参于回阳，而用参于大热亡阴之症以存阴，如人参白虎汤、小柴胡汤之类是也。”“至于阴盛逼阳于外者，用参实以速其阳亡也’’(《医理真传卷三》)。应该说郑氏这些观点，确实言之有理，持之有据。
郑氏反复批驳了世习对附子等药的偏见，其一是“阴阳不明"，当用而不会用：“世人畏附子、干姜，不啻砒毒，即有当服附子，而亦不肯服者，不胜屈指矣。嗟呼!阴阳不明，医门坏极”(《医法圆通卷二》)。其二是喜清恶温，专究平稳，当用而不敢用：“只因世风日下，不究病之阴阳，专究方药之平稳。不知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多死焉。火猛烈，民望而畏之，鲜死焉。总之，水能生人，亦能死人；火能生人，亦能死人……学者苟能洞达阴阳之理，自然头头是道，又奚疑姜、附之不可用哉"(《医法圆通卷四》)。
当然，郑氏擅用姜附，并非一概滥用，而是在准确辨证，认定阴证的前提下施之，“不知予非专用姜、附者也，只因病当服此……予非爱姜、附，恶归、地，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耳，，(《医法圆通卷四》)。“总之用姜附亦必究其虚实，相其阴阳，观其神色，当凉则凉，当热则热，何拘拘以姜附为咎哉?"(《伤寒恒论．太阳少阴总论》)由此可以看出，郑钦安立论施法并不偏颇。
三、常用扶阳方药举隅
郑钦安用药讲究精纯不杂，其用于扶阳之品主要是附子、干姜、生姜、炮姜、肉桂、桂枝、吴茱萸等，辅助用药主要有甘草、砂仁、半夏、丁香、茯苓等等。药味颇精，所谓“随拈二三味，皆是妙法奇方"也。其中，“补坎阳之药，以附子为主"，自是首选药物。干姜用为补脾阳主药。桂枝用为补心肺阳气主药。肉桂用以补下焦阳气，兼善气化，小便不利者多用之。如“前后二便不利，三五日亦不觉胀，腹痛，舌青滑，不思饮食者……此下焦之阳虚，而不能化下焦之阴也。方用四逆汤加安桂’’(《医理真传卷二》)。吴茱萸用为厥阴主药。如“病后两乳忽肿如盘，皮色如常，微痛，身重喜卧，不思一切饮食者……此阴盛而元气发于肝胃也。乳头属肝，乳盘属胃，故决之在肝胃也。此病当与附子理中汤加吴茱萸" (《医理真传卷二》)。又如“两胁忽肿起一埂，色赤如朱，隐隐作痛，身重，爪甲青黑者……此厥阴阴寒太盛，逼出元阳所致也。夫两胁者，肝之部位也，方用四逆汤重加吴茱萸” (《医理真传卷二》)。凡见气机上逆者，多加砂仁、吴茱萸、半夏、丁香等，如：“反胃者……有因胃阳不足，中寒顿起，蔽其下行之机者，法宜温中降逆，如理中加吴萸、半夏之类是也”(《医理真传卷四》)。
关于方剂，郑钦安提倡“经方、时方俱无拘执"，但作为一个伤寒学家，他确实偏重经方，善用经方，有道是“知其妙者，以四逆汤、白通汤、理中、建中诸方，治一切阳虚症候，决不有差……有当轻清以扶阳者，大小建中之类是也。有当温养以扶阳者，甘草干姜汤、理中汤之类是也。有当辛温辛热以扶阳者，四逆、白通之类是也。此皆治阳虚之要诀也’’(《医理真传卷四》)。因为经方已广为人知，这里不作详细介绍。
但四逆汤作为其最常用方，视为“补火种之第一方”，故将郑氏对此方的论述予以简介。他认为“四逆汤力能扶先天之真阳"，并非专为少阴立法，而上、中、下三部之法俱备，所以大大扩展了四逆汤的治疗范围。他说：“四逆汤一方，乃回阳之主方也……姜、附、草三味即能起死回生，实有令人难尽信者。余亦始怪之，而终信之。信者何?信仲景之用姜附而有深义也。故古人云：热不过附子。可知附子是一团烈火也。凡人一身全赖一团真火，真火欲绝，故病见纯阴，仲景深通造化之微，知附子之力能补先天欲绝之火种，用之以为君。又虑群阴阻塞不能直入根蒂，故佐以干姜之辛温而散，以为前驱，荡尽阴邪，迎阳归舍，火种复兴，而性命立复，故日回阳。阳气即回，若无土覆之，光焰易熄，虽生不永，故继以甘草之甘，以缓其正气。缓者，即伏之之意也。真火伏藏，命根永固，又得重生也，此方胡可忽视哉"(《医理真传卷二》)。
现在主要对郑氏自制的几个扶阳方作以介绍。
潜阳丹：用治阳气不足，虚阳上浮诸症。药物组成：砂仁30g(姜汁炒)，附子24g，龟板6g，甘草15g。郑氏解曰：“潜阳丹一方，乃纳气归肾之法也，夫西砂辛温，能宣中宫一切阴邪，又能纳气归肾。附子辛热，能补坎中真阳，真阳为君火之种，补真火即是壮君火也。况龟板一物坚硬，得水之精气而生，有通阴助阳之力，世人以利水滋阴目之，悖其功也。佐以甘草补中，有伏火互根之妙，故日潜阳’’ (《医理真传卷二》)。
姜附茯半汤：用治阳虚兼见痰湿诸症。药物组成：生姜60g取汁，附子30g，茯苓24g，半夏1 g。郑氏解曰：“姜附茯半汤一方，乃回阳降逆、行水化痰之方也。夫生姜辛热，宣散壅滞之寒。附子性烈纯阳，可救先天之火种，真火复盛，阴寒之气立消。佐茯苓健脾行水，水者，痰之本也，水去而痰自不作，况又得半夏之降逆化痰，痰涎化尽" (《医理真传卷二》)。
补坎益离丹：用治心肾阳虚诸症，尤以心阳不足为适应证。药物组成：附子24g，桂心24g，蛤粉15g，炙甘草12g，生姜5片。郑氏解曰：“补坎益离者，补先天之火，以壮君火也。真火与君火本同一气，真火旺则君火始能旺，真火衰则君火亦即衰。方用附、桂之大辛大热为君，以补坎中之真阳。复取蛤粉之咸以补肾，肾得补而阳有所依，自然合一矣。况又加姜、草调中，最能交通上下"(《医法圆通卷一》)。
唐步祺曾治李某，男，60岁。心慌不安，脉搏120次／分，西医诊断为“心房颤动"。动则气喘，面容苍白无神，声音细小，两脚浮肿。怕冷，虽暑热炎天两足亦冰凉。口干口苦，咽喉干燥，口中无津液，但不思饮水，脉浮数。舌质淡红，苔白滑。乃师法郑氏用补坎益离丹治之，连服五剂，自觉咽喉干燥减轻，口中微有津液，无其他不良反应。附片用量逐渐增加至每剂200g，连续服20剂，精神好转，两脚浮肿消，不复畏寒，口中津液多，已不口干口苦，脉搏稳定在9 5～1 OO次／分左右。继服用原方加补肾药物，如蛤蚧、砂仁、益智仁、补骨脂、仙茅、黄芪、人参等，续服20剂，脉搏8 5～9 O次／分，其他症状消失(《郑钦安医书阐释》)。
姜桂汤：生姜45g，桂枝30g。专扶上焦之阳，治鼻流清涕不止，忿嚏不休等症，“学者不可视为寻常，实有至理存焉"(《医理真传卷二》)。
其实上录方剂，基本未离四逆汤方意，郑氏自谓：“阳虚篇内所备建中、理中、潜阳、回阳、封髓、姜桂诸方，皆从仲景四逆一方搜出”(《医理真传卷二》)。毫无疑义，四逆汤是郑氏扶阳最为推重之方，用为阳虚主方，能化裁推广治百余种病，此为郑氏一生最得力处。
封髓丹：黄柏30g，砂仁21 g，甘草9g。本方原出于元代《御药院方》，功能“降心火，益肾水"。虽非郑钦安自拟，但郑氏非常推崇此方，认为“此一方不可轻视，余尝亲身阅历，能治一切虚火上冲牙疼、咳嗽、喘促、面肿、喉痹、耳肿、目赤、鼻塞、遗尿、滑精诸症，屡获奇效，实有出人意外，令人不解者……至平至常，至神至妙"(《医理真传卷二》)。广泛用治真气上浮各症，如鼻渊、鼻浊，“予治此二证，每以西砂一两，黄柏五钱，炙草四钱，安桂、吴萸各三钱治之，一二剂即止。甚者，加姜、附二三钱，屡屡获效。"头痛偏左偏右者，“予常以封髓丹加吴萸、安桂，屡治屡效。”还用治目中五彩光华等多种病症，难以枚举。
郑氏解释此方说：“封髓丹一方，乃纳气归肾之法，亦上中下并补之方也。夫黄柏味苦入心，禀天冬寒水之气而入肾，色黄而人脾。脾也者，调和水火之枢也。独此一味，三才之义已具，况西砂辛温能纳五脏之气而归肾，甘草调和上下又能伏火，真火伏藏，则人身之根蒂永固，故日封髓。其中更有至妙者，黄柏之苦合甘草之甘，苦甘能化阴。西砂之辛合甘草之甘，辛甘能化阳。阴阳合化，交会中宫，则水火既济，而三才之道，其在斯矣……仔细揣摹，而始知其制方之意，重在调和水火也。有意思的是，郑钦安在此方之后竟附七绝一首，盛赞该方：
阴云四合日光微，转瞬真龙便欲飞。识得方名封髓意，何忧大地不春归。
并加以注释：“真龙即真火，或上或下，皆能令人病。在上则有牙痛、喘促、耳面肿痛诸症。在下则有遗尿、淋浊、带诸症。学者苟能识得这一点真阳出没，以此方治之，真有百发百中之妙，(《医理真传卷二》)。对封髓丹一方赏爱之情跃然纸上。后世火神派传人如吴佩衡等常将此方与潜阳丹合而用之，名之为潜阳封髓丹。
除自拟的温阳方和几首时方外，其余皆使用《伤寒论》原方，而且常用的仅数方而已。凡外感多用麻黄汤、桂枝汤、麻黄附子细辛汤；治上焦，用补坎益离丹、姜桂汤等；治中焦，用理中汤、甘草干姜汤、黄芪建中汤等；治下焦，用四逆汤类及乌梅丸等。其常用药物尚不及《伤寒论》所用的一半，风格简练，十分鲜明。
总体而言，其所用各方，无论经方时方，都是药味少而分量较重，精纯不杂，不乱堆砌药物，不似一般所谓“包打围攻"之芜杂，每方用药多在三五味、七八味之间，确有经方法度。达到他所称“法活圆通，理精艺熟，头头是道，随拈二三味，皆是妙法奇方’’(《医法圆通卷一》)的纯熟地步，此亦郑氏用药的一大特点，值得学习。
四、阳药运行，须知反应
桂附干姜等辛热之品大多药性峻猛，古人即有“桂枝下咽，阳盛则毙"之训，而且附子具有一定毒性，这些都使得医家畏之若虎，不敢轻用，加上喜清恶温、贪图平稳之流俗，无疑都影响了辛热药物的使用。此外，服用辛热药物确实可能引起一些不适之感甚至剧烈反应，颇似“变证蜂起’’，使得病人惊惧，医家疑惑，乃至中断用药，迷失正确治疗方向。《友渔斋医话》曾谓： “凉药误人，人不易觉；热药误人，一服便见……前人有用热药如君子，凉药如小人之喻，所谓君子者，苟有过人必知之。为人则可，药关人性命，用之不当，虽君子亦何取乎，况小人耶?’’所言确是实况。
当然，在已经出现异常反应的情况下，继续使用辛热药物，确实存在风险，应当慎重。因此，弄清服用热药反应，判认其是正常还是异常反应，药误还是药效，病进还是病退，无疑是十分重要的问题，用郑钦安的话讲，“此道最微，理实无穷，学者当须细心求之"。
郑钦安认为，凡服药后常有“变动"，要知道这些变动有的是“药与病相攻者，病与药相拒者"，属于正常的药物反应，“岂即谓药不对症乎?’’他擅用姜附，尤其对热药之反应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体会，这也是其擅用姜附的重要体现。郑氏对服用姜附等热药反应的认识，集中体现在《医法圆通》中“服药须知，一节中，认真学习可以从中得到十分宝贵的经验。
他说：“初服辛温，有胸中烦躁者，有昏死一二时者，有鼻血出者，有满口起疱者，有喉干喉痛、目赤者，此是阳药运行，阴邪化去，从上窍而出也。以不思冷水吃为准，即吃一二口冷水，皆无妨。服辛温四五剂，或七八剂，忽咳嗽痰多，日夜不辍，此是肺胃之阴邪，从上出也，切不可清润。服辛温十余剂后，忽然周身面目浮肿，或发现斑点，痛痒异常，或汗出，此是阳药运行，阴邪化去，从七窍而出(此句疑为“周
身，，之误)也，以饮食渐加为准。服辛温十余剂，或二十余剂，或腹痛泄泻，此是阳药运行，阴邪化去，从下窍而出也。但人必困倦数日，饮食懒餐，三ti2日自已。其中尚有辛温回阳，而周身反见大痛大热者，阴陷于内，得阳运而外解也，半日即愈。"
以上这些反应郑氏均认定为“阳药运行，阴邪化去"的正常反应，乃是药效，不可疑为药误。要知道，未服阳药之前，机体阴盛阳虚，正气无法抗邪，故无激烈的反应。服用阳药之后，阳气振奋，兴起抗邪，正邪交争，矛盾尖锐对立，故有形似异常，实则正常的剧烈反应。提示后学，这是正邪相争的关键时刻，切不可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中断治疗，或改投清凉，误人歧途。
至于表现各异如“有胸中烦躁者，有昏死一二时者，有鼻血出者，有满口起疱者，有喉干喉痛、目赤者"， “忽咳嗽痰多，日夜不辍"，“忽然周身面目浮肿，或发现斑点，痛痒异常，或汗出"，“或腹痛泄泻”等等，乃是阴邪分别从上窍、从肺胃、从周身、从下窍等不同部位而出的原因使然，与邪气所在部位、药物作用脏腑有关。这是郑氏多年经验积累所得，见解深刻，可谓发前人所未发，足以为后世指点迷津。
由于胸中烦躁、鼻出血、满口起疱等症状似乎火热之象，容易令人疑惧，当此之时，郑氏提出一个辨识标准：“以不思冷水吃为准，即吃一二口冷水，皆无妨"，这提示津液未伤，并非过用或误用阳药所伤，这就设下了一条确认药效而非药误的底线。此外郑氏还提出一个辨识标准，“以饮食渐加为准’’，提示脾胃健和，自是佳兆，毋庸自扰。还有，郑氏还提出这些“异常反应’’，可自行消退，一般都能“三五日自已’’，“半日即愈"等，无须过虑。这是由于正邪交争，“变证"遽发，随着正胜邪却，这些“变证’’自然自行消退。这几条标准，深刻的
把握了“阳药运行，阴邪化去”的病理变化本质，具有很高的临床指导价值，可让医家守定真情，坚持既定方案，“切不可清润"。
此外，郑氏还总结了其他一些服用热药之反应，如发热身疼、小便痛甚、口中异常气味等，均系切身体会，世人难以见识，均属“阳药运行，阴邪化去”的正常反应。如“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忽见身疼，而却不发热者，是里有寒也……但服温里之药，多有见大热身疼甚者，此是阴邪溃散，即愈之征，切不可妄用清凉以止之’’(《医法圆通卷三》)。又如淋证，“但服回阳等方，初次小便虽痛甚，而尿来觉快者，气机将畅，而病当解也。此道最微，理实无穷，学者当须细心求之’’(《医理真传卷二》)。还有，“阳虚阴盛之人，投以辛甘化阳二三剂，
即有现口苦、口酸、口淡、口辛、口甘等味，又服二三剂，而此等病形即无。予仔细推究，皆缘真阳失职，运转力乖，兼之服药停积未去，今得辛甘化阳之品，运转复行，积滞即去，故口中一切气味出矣。昧者不识此理，见酸即治酸，见苦即治苦，鲜不增病。医理之微，不诚难哉"(《医法圆通卷一》)。
当然，郑氏所论诸般反应，均系或然之症，并非必然发生或者同时发生，不得以此为定式，胶柱鼓瑟，他指出：“虽然邪之情形，万变莫测，以上所论，不过略陈大意耳，学者须知。后世火神派传人如吴佩衡、范中林等辈，皆对服用大剂姜附的反应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使得他们临证之际进退自如，胸有成竹。
还有一个问题，辛热药物究竟要服用到什么程度为准呢?历来没有一个明确标准，一般多视病情缓解，症状消退而定，难以准确把握。郑氏积多年经验，在“服药须知"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原则，即“阳旺阴消，邪尽正复，方可了扶阳之品"。他说：“凡服此等热药，总要服至周身、腹中发热难安时，然后与以一剂滋阴。此乃全身阴邪化去，真阳已复，即与以一剂滋阴之品，以敛其所复之阳，阳得阴敛，而阳有所依，自然互根相济，而体健身轻矣，，(《医法圆通卷三》)。在“阳旺阴消，邪尽正复’’的原则下，郑氏提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判断标准，即“总要服至周身、腹中发热难安时，然后与以一剂滋阴。"同时，顺势提出来善后处理方法，即“与以一剂滋阴"。值得注意的是，对滋阴之品为何要限定为“一剂"?此中自有奥理。因滋阴药物性多寒凉滋腻，多用恐有伤阳之虞，导致阴邪复生，病变反复，故而限定为“一剂"。郑氏未提滋阴的具体方药，据火神派传人唐步祺先生经验，他用的是黄连阿胶汤，可供参考。
医界向有“投凉见害迟，投温见害速，投凉之害在日后，投温之害在日前"之习见，因此能够辨认热药反应，守定真情不变，确实不易，诚如郑氏所言，“此道最微，理实无穷"，必须仔细推敲，精审详勘，方能识得真情。郑钦安对服用热药之反应以及疗效判断和善后处理等项，确有丰富经验和深刻的体会，用起姜附热药来进退有据，应付裕如，达到精细人微的境地，不愧为擅用姜附之火神派大家，其经验足资我们借鉴。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郑氏擅用姜附确实别具一格，多有创见。其广用附子，重用附子，独树一帜，某些方面超过仲景，自成一套学术体系乃至创立了火神派。任应秋先生曾说：“郑氏治疗三阴证，确是颇有盛誉，运用附子量重而准”(《任应秋医论集》)，唐步祺先生称其“善用大剂量姜、桂、附以回阳救逆，拯人于危。其于阳虚辨治所积累之独到经验，实发前人之所未发，乃祖国医学之瑰宝，千古一人而已!”两位所评确是公允之论。郑氏理论在医坛上无疑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下面介绍几则案例，展示吴佩衡、范中林先生如何掌握附子的用药反应，从中获取一些感性认识。
胃痛：徐某，男，年四旬余。患心胃痛证已二十余年，经中西药物屡治未效，近则病情日见增剧，形体消瘦，面容不展。胸膈痞胀作痛，两胁满闷不舒，脘腹灼痛，痛极则彻于胸背，固定不移，从心下至脐腹隆起板硬如石，按之亦痛，腰背如负薄冰，'。不N"。不N-…-~J寒。时而泛酸上冲咽喉，呕吐黄绿酸苦涎水，心中嘈杂，知饥而不能食，唯喜烫饮，饮而不多。大便干结难解，小便短涩，手足不温，少气无力，入夜难寐。舌淡苔白滑腻，脉来沉迟，息间仅两至半，且短而弱。良由病久阳虚，真火内衰，阴寒内结，脾阳不运，无力以制水邪，肝郁不
舒，挟寒水上逆犯胃凌心。阳虚为病之本，寒水泛溢为病之标，乃本虚标实之证，法当扶阳温散寒水之邪治之，先拟乌梅丸方一剂：附片lOOg，干姜30g，桂尖30g，细辛10g，黄连10 g，焦柏10g，当归25 g，川椒3g(炒去汗)，党参3g，乌梅2枚。
服上方痛稍减，呕吐酸苦水已少。此病历经二十余载，根深蒂固，邪实而证顽，欲除病根，非大剂辛温连进方能奏效。以吴氏多年体验，此证每于服药之后，或见脘腹增痛，或吐酸、便泻、小便色赤而浊等征象，可能一时有所表露，此乃药与病相攻驱邪之兆，若药能胜病，犹兵能胜敌，倘畏惧不专，何以克服!古云：“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吴氏将此理告于病者，务期早除痛苦，病人则严然信守，遂以吴萸四逆汤加味治之：附片150 g，吴萸18g，干姜6O g，上肉桂18 g(研末，泡水兑入)，公丁5g，茯苓30g，白胡椒3g(研末，兑服)，
甘草15g。
服药后果如前言，一剂则痛反较增，二剂则腹中气动雷鸣，三剂则涌吐大作，吐出黄绿苦水盈盂，而后胸胃痞胀舒缓，白滑苔渐退。更照原方附片量增至200g，每日一剂，连进十剂，愈服越见吐，痛不减反有所增之势，小便色赤，但较长，已十余日不大便，诊视则白滑苔已退尽，但舌本透白而无血色，脉转缓和稍有神，仍喜滚饮而畏寒，正邪交作，势均力敌。仍照前法，再进不怠。拟方白通汤加上肉桂：白附片300g，生盐附子1 50g，干姜150g，葱白9茎，上肉桂10g(研末，泡水兑人)。连服二剂，大便始通，色黑如漆，腹痛，痞硬稍减，能略进饮食。再服数剂，大便则畅泻，色黑绿，臭不可当，脘腹疼痛及痞硬顿失其半，胃逆作酸已减少。此阴寒溃退，元阳渐复。照原方去葱白加茯苓30g，砂仁15g，白术30g，甘草1 8g。连进数剂，大便由稀而溏，色渐转黄，饮食渐增，舌质已略显红润之色，脉沉细一息已四至，腹中痞硬已消去八九，唯胃脘中仍感灼辣疼痛，时而吐酸水一二口，复主以乌梅丸方。服三剂，吐止痛减，食量增加，背寒肢厥已回温。唯形体枯瘦，精神尚差，胃中尚时而隐痛，继以桂附理中汤加口芪，并兼服乌梅丸，每日三丸。连服十余剂而愈，体健如常(《吴佩衡医案》)。
此例颇显吴氏胆识。进以大剂姜附，预先告以可能有所反应，令患者有心理准备。及至服药后果然“一剂则痛反较增，二剂则腹中气动雷鸣，三剂则涌吐大作’’，进而“愈服越见吐，痛不减反有所增之势”，当此之际，一般医家恐难守持。吴氏不愧经验丰富，“仍照前法，再进不怠"，而且附子加量，让人领略火神派风格。
下利虚脱(正伤寒)：黄某，男，11岁。初感全身不适．病情逐渐加重，神志昏迷，高热至40℃以上，腹泻。正值肠伤寒流行季节，省立医院确诊为“正伤寒’’，认为病已发展至极期，已属不治。曾以大量犀角、羚羊角、紫雪丹等抢救。虽高热退，腹泻止，而病势却更加沉重，四肢冰冷，脉微欲绝，终至垂危。初诊：连日来昏迷蹉卧，面色灰白乌暗，形体枯瘦。脉伏微细欲绝，鼻尚有丝微气息。四肢厥逆，手足冷过肘膝，通体肢肤厥冷。此为病邪已由阳人阴，发展为少阴阴寒极盛，阳气顷刻欲脱之险恶阶段。急用驱阴回阳，和中固脱之法，以大剂通脉四逆汤一剂灌服急救。处方：川附片120g(久煎)，干姜120g，炙甘草60g。上方连夜频频灌服，翌日凌晨，家长慌忙赶来说：“坏了坏了，服药后鼻中出血了!"范氏回答：“好了，好了，小儿有救了!’’患儿外形、病状虽与昨日相似，但呼吸已稍见接续、均匀，初露回生之兆。宜继守原法，以通脉四逆倍加量再服。川附片500g，干姜500g，炙甘草250g。先以肥母鸡一只熬汤，以鸡汤煎附片一个半小时，再人姜、草。服药后约两小时，患儿忽从鼻中流出紫黑色凝血两条，约三寸长，口中亦吐出若干血块。这时缓缓睁开双眼，神志开始清醒，并开口说：“我要吃白糕!"全家顿时破涕为笑。遂遵原方，再进四剂。患儿神志已完全清醒，语言自如，每日可进少量鸡汤等。面色青暗，舌质淡白乌暗，无苔。上肢可活动，开始端碗进食，下肢僵硬，不能屈伸，四肢仍厥冷。病已开始好转，阳气渐复；但阴寒凝聚已深，尤以下肢为甚。原方稍加大曲酒为引再服。次日下肢即可慢慢屈伸。再服两剂，能下床缓步而行。服至十三剂，逐渐康复。患者30年后函告，身体一直很好(《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此例由于失治，病由阳入阴，阳气衰微，阴寒凝滞，故现面色灰白乌暗，脉伏细微欲绝，四肢通体逆冷，甚至昏厥不省。病势已发展至少阴寒化之危重阶段，属典型之四逆证，非急投大剂通脉四逆回阳救逆不可。灌服后，患儿忽然鼻孔出血，家长惊慌失措，以为误用姜附必死无疑!不知此际一派阴气弥漫，周身气血趋于凝聚。通脉四逆汤回阳返本，峻逐阴寒，冰伏凝聚之血脉为之温通，血从上窍而出，实为通脉四逆推墙倒壁之功，初见起死回生之兆。范氏胸有定见，不为所惑，抓住转机，在原方基础上再加倍用药，姜、附均增至5OOg，凝结之血条血块，均被温通而逐出，终于转危为安。本例患儿在半月之内，每剂附子用量25O～500g，累计6500g，此为范氏附子用量最重之案，经过3O年检验，未见隐患。
血栓性静脉炎：杨某，男，3 2岁。双下肢小腿部血管胀痛，皮色发青，双足冰冷，终日不能回温，稍多行走，则足软无力，胀痛难忍，步履维艰。昆明某医院诊断为慢性血栓性静脉炎”，建议手术治疗，病者不愿接受，因而改服中药。吴佩衡先生视之，认为此系阳气内虚，寒湿凝滞下焦，阳不足以温煦筋脉，遂致寒凝血瘀，血脉不通而作痛。察其脉沉迟而涩，舌质含青，杂有瘀斑瘀点，主以温肾助阳，行瘀通络之法。方用：附片80g，干姜30g，桂枝5 0g，北细辛1 0g，伸筋草1 Og，桃仁1 Og(捣)，红花8g，甘草8g。初服则胀痛更甚，再服觉痛麻兼作，患者疑之，遂来复诊。告之此乃阳药温化运行，行瘀通脉之效果，再服无妨。照原方去桃仁加羌活9g，吴芷9 g，连服二剂则疼痛渐除，双足回温。在原方基础上加减散寒除湿活络之剂调治之，数剂而愈(《吴佩衡医案》)。此例“初服则胀痛更甚，再服觉痛麻兼作，患者疑之"。吴氏胸有定见，“告之此乃阳药温化运行，行瘀通脉之效果，再服无妨。’’若无经验者，恐怕只能改弦易辙矣。
第四节 详辨阴证，多有创见
“万病起于一元伤损”，郑钦安推重阳气，临证时首先考虑阳气损伤情况，对阳虚阴盛亦即阴证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全面的认识。由于阴证表现复杂多变，且常有假象，人多不识，因此郑钦安对于阴证的辨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论述方便起见，笔者按其程度由轻到重分出纯阴之象、阴盛格阳(含虚阳上浮和虚阳外越)、阳虚欲脱三种证候，郑氏对其分别作了非常详细的论述，我们将其归纳为郑氏所论“阴证三候’’或称“阴证三层次"。尤其是由阳虚衍化而出现的种种变证，如阴盛格阳(含真气上浮和阳虚外越)、阳虚欲脱等证候的认识和论述细致人微，能勘破重重迷雾，辨伪存真，指明阴火之症，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认识，这是他学术思想中最精华的部分。成都中医学院的郭子光教授认为郑氏“于阳虚辨治所积累之独到经验，确是祖国医学中一份珍贵宝藏。"即是指此而论。下面分而论之。
一、详辨阴证，揭示“真机"
纯阴之象为阴证第一层次，“三阳不足之症，所现纯是阴色，为其阳不足，而阴有余也。’’哪些是判断阳虚证的“阴色"呢?在“辨认一切阳虚症法"中他指出：“阳虚病，其人必面色唇口青白无神，目暝倦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畏寒。口吐清水，饮食无味，舌青滑，或黑润青白色，淡黄润滑色，满口津液，不思水饮，即饮亦喜热汤，二便自利。脉浮空，细微无力，自汗肢冷，爪甲青，腹痛囊缩，种种病形，皆是阳虚的真面目，用药即当扶阳抑阴"。这种“阳虚的真面目’’，郑氏常常称为“阴色"、“阴象"、“寒形"，是辨认阴证的主要“实据"，又称为“阳虚辨诀"。为了更有条理起见，笔者以“神色、形态、舌脉、口气、二便"各项为纲，将郑氏“阳虚辨诀’’重新归纳如下：
神——目暝倦卧，无神，声低息短，少气懒言。
色——面色唇口青白，爪甲青。
形态——身重畏寒，腹痛囊缩。
舌——舌青滑，或黑润青白色，淡黄润滑色，强调舌润滑不燥。
脉——脉浮空或细微无力。口气——必口吐清水，饮食无味，满口津液，不思水饮，即饮亦喜热汤。
二便——二便必自利。这样应该更清晰了。
在临床实践中，遇到复杂疑似、阴阳难辨的证候，在上述阳虚辨诀中，郑氏更强调从神、口气等方面来辨认“阳虚的真面目’’，这是郑氏非常独到之处。
其一，以神为重。凡“所现脉息、声音、面色、饮食、起居，一切无神"者，皆为阴证。例如他在辨治“谵语"一症时，就是以无神为准，“不问发热、汗出、谵语、口渴、饮冷，但见无神，便以大剂回阳饮治之，百治百生。"显然，这是符合“上工守神"之经旨的。
其二，重视口气，即口中感觉。在“辨口气"中指出，凡“气有余(阳证)：所现气粗，气出蒸手，出言厉壮之类。气不足(阴证)：所现气微，气短，气冷，出言微细之类’’。特别是要询问口渴与否，进一步还要探明是渴喜热饮还是渴喜凉饮，往往由此判决阴阳，郑氏所谓“饮冷饮滚(指滚烫热水)兮，阴阳之形踪已判。’’此外，郑氏特别提出，呼出之口气是“气出蒸手"还是“气冷”，借以辨别阴阳。有时在错综复杂、阴阳难辨之际，凭此一点就可作出判断，这是他非常独特的辨证心法。例如郑氏在判断“身冷如冰，形如死人”一症时，就是这样求证的： “病人八九日，初发热，口渴饮冷，二便不利，烦躁谵语，忽见身冷如冰，形如死人。此是热极内伏，阳气不达于外，证似纯阴。此刻审治，不可粗心，当于气口中求之，二便处求之。予经验多人，口气虽微，极其蒸手，舌根红而不青，小便短赤。急宜攻下，不可因循姑息，切切不可妄用姜、附。"
其三，脉无定体，认证为要。当脉病不符时，舍脉从病。在“辨认脉法’’中，指出倘病现阴色，而脉见浮、洪、实、数等阳脉，脉病不合之际，不为脉所囿， “舍脉从病”，判为阴证，反之亦然。郑氏所谓“病"，是指证候表现。
进一步探讨郑氏关于阴证的辨认思路，我们还可以得出更精确的概念。
在《伤寒恒论》中，郑氏评点仲景“三阳合病"相关条文时，提出了自己独立的看法。按“三阳合病"本指太阳、少阳、阳明三经同时发病，所现当是阳证。但郑氏并不拘泥于此，认为“其中实实虚虚，千变万化，实难窥测。有名为三阳，却非三阳”者。也就是说，郑氏对《伤寒论》中有些所谓“三阳证"的判断并不认可，甚至可能是三阴证，关键在于如何认定其“阴阳实据"，“不可不详辨之"。那么，怎样详辨呢?郑氏指出：“有似此三阳者，余亦详而验之，但其人舌无苔而润，口不渴者，余即不按三阳法治之，专主回阳，屡试屡效’’。也就是说，只要“其人舌无苔而润，口不渴者’’，即使“有似此三阳者"，也按阴证处理，专主回阳，而且“屡试屡效”。
在对三阳证使用汗下之法前，郑氏再次“详辨”：“学者务于未汗下时，详其舌之润与不润，舌之燥与不燥，口气之粗与不粗，口之渴与不渴，饮之喜凉喜热，二便之利与不利，而三阳合病之真假自得矣"，仍旧强调从舌象、口气、二便中判认“三阳合病之真假"。
在评点“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也，白虎汤主之"这一条文时，郑氏对仅凭“脉滑而厥”就判为“里有热"主用白虎汤亦持有异议，认为还要看“其时口燥舌干欤?气粗口渴饮冷欤?"否则，就不一定是热证，“不可执一"。
在评点“少阴病，得之二三日，而口燥咽干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这一条文时，对仅凭“口燥咽干"就定为“急下"之证，亦持异议，他说：“余每常见口燥咽干而不渴，舌尚润滑，小便清长，治之不外扶阳，阳气上升，则口燥咽干自愈’’。显然，这是阳虚津不上承所致，与少阴火盛急须下之之证绝对不可混同，二者为阴阳之异。“若此证断为急下，务要察其口咽干而喜冷饮，气粗而蒸手，小便短赤痛，脉健有力，方可以主急下法，否则断乎不可"。
归纳以上所论，可以看出判认是否真为热证(反过来就是阴证)时，反复强调以舌象、口气、二便表现为重点。仔细品味《伤寒恒论》的这几条论述，再结合《医理真传》“钦安用药金针’’中的论述思考：“予考究多年，用药有一点真机，与众不同。无论一切上中下诸病，不同男妇老幼，但见舌青，满口津液，脉息无神，其人安静，唇口淡白，口不渴，即渴而喜热饮，二便自利者，即外现大热，身疼头痛，目肿，口疮，一切诸症，一概不究，用药专在这先天立极真种子上治之，百发百中。”
我们可以归纳出郑氏判断阴证的“真机"主要就是：只要舌不红绛，苔不黄燥，口不渴，不思冷水，口气不粗不热，二便不黄赤秘结，“即外现大热，身疼头痛，目肿，口疮，一切诸症，一概不究”，统统按阴证看待，这就是郑氏强调的百发百中的“用药真机"。它突出舌象、口气以及二便这几点在辨认阴证(反过来就是阳证)时的重要意义。其中，舌淡红与否和口气反映的是机体是否有热，苔润与否反映的是津液是否耗
损，这三者在辨认阴证时至为关键。从“阳虚辨诀”到“用药真机"，使得我们辨认阴证的方法无疑更简练更精确了。
在郑氏学说中，“用药真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这是他对阴证和阳证的最精辟的概括，最便于指导临床，也是郑氏学说中最重要、最“与众不同”的观点之一，对指导我们辨认阴证有着极其重要的临床价值，也为以后辨认虚阳上逆外越所致种种假热之症奠定了基础。
临床上，寒热疑似、阴阳难辨，这种复杂局面，最是关键时刻，所谓识见不明，“误用即死’’的紧要关头。陈修园曾谓：“良医之救人，不过能辨认此阴阳而已；庸医之杀人，不过错认此阴阳而已。"可见识别阴阳的重要性。郑钦安在这方面总结出的“阴阳实据"或“用药真机"，应该说是他一大贡献。
二、真气上浮，须识阴火
临床上见到阳虚阴盛，“满身纯阴”之证，由于证候单纯，从辨识阴阳的“实据”、“真机"着眼，辨识并不困难。关键是阳虚之证有很多变化，“往往多有与外感阳症同形，人多忽略”，或者“以为阴虚火旺”之证，容易惑人。郑钦安十分注重阴盛逼阳的变证，亦即“三阴上逆外越"引起的真气上浮和虚阳外越两种证情，此即阴证第二层次，这是郑氏学术思想最独到、最精华的部分。毕生研究火神派的唐步祺先生评曰：“其于阳虚辨治所积累之独到经验，实发前人之所未发，乃祖国医学之瑰宝，千古一人而已!”当系指此而言。本节主要探讨阴盛格阳中最常见的真气上浮或称虚阳上越的辨识问题。
(一)阴盛逼阳，真气上浮
《素问·生气通天论》：“阳气者，烦劳则张”，“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郑钦安发挥经旨，揭示了肾阳的生理特性：“先天之真阳，喜藏而不喜露，藏则命根永固，露则危亡立至”。“真气命根也，火种也，藏于肾中……沉潜为顺，上浮为逆”(《医理真传卷二》)。在此基础上，他揭示了肾阳“上浮为逆”的病机，“反复推明虚火之由”：“若虚火上冲等症，明系水盛，水盛一分，龙亦盛一分(龙即火也)，水高一尺，龙亦高一尺，是龙之因水盛而游，非龙之不潜，而反其常。故经云：阴盛者，阳必衰。即此可悟用药之必扶阳抑阴也……历代注家，俱未将一阳潜于水中底蕴搜出，以致后学懵然无据，滋阴降火，杀人无算，真千古流弊，医门大憾也"(《医理真传卷一》)。这就从病机角度指明了虚阳上越的机理。同时郑氏还指出，虚火上冲之证较之纯阴之象病情更为严重，“病至真气上浮，五脏六腑之阳气，已耗将尽，消灭削剥，已至于根也。经云：‘凡五脏之病，穷必归肾，，即此说也”。因此笔者将其和虚阳外越(二者均属阴盛格阳)归纳为阳虚的第二层次。
换个角度，他又讲了元气随人虚处而“发泄之机”：“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阴气过盛，即能逼出元阳，元阳上奔，即随人身之脏腑经络虚处便发。如经络之虚通于目者，元气即发于目；经络之虚通于耳者，元气即发于耳；经络之虚通于巅者，元气即发于巅，此元阳发泄之机”(《医理真传卷二》)。郑钦安将病理情况下的这种“元阳上奔"称之为“真气上浮"或“虚火上冲"或“真阳上腾’’，实际上亦即常说的“虚阳上越"。我们在讨论中仍沿用郑氏最常用的概念“真气上浮"。
(二)假热真寒，人多不识
从证候角度讲，由于真气上浮，而见上热下寒，假热真寒之象，其上热者乃阴盛逼阳而上越之虚火，郑钦安称之为“阴火”。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阴气过盛，即能逼出元阳，元阳上奔，即随人身之脏腑经络虚处便发。如经络之虚通于目者，元气即发于目；经络之虚通于耳者，元气即发于耳；经络之虚通于巅者，元气即发于巅，此元阳发泄之机，乃假热之证；其下寒者乃阴盛所致之真寒，此为病机本质。粗工不知，往往以为上热之“阴火’’为火症或阴虚火旺。郑钦安用大量篇幅阐明真气上浮的假象与本质，特别指出，该证极易被误认为外感阳症和阴虚火旺，这是他最深刻的学术见解之一。他说：“真气上浮之病，往往多有与外感阳症同形，人多忽略，不知真气上浮之病大象虽具外感阳症之形，仔细推究，所现定系阴象，绝无阳症之实据可验，学者即在此处留心，不可猛浪"(《医理真传卷二》)。
“阳气过衰，阴气过盛(势必上干)，而阴中一线之元阳，势必随阴气而上行，便有牙疼、腮肿、耳肿、喉痛之症，粗工不识，鲜不以为阴虚火旺也。不知病由君火之弱，不能消尽群阴，阴气上腾，故牙疼诸症作矣。再观于地气上腾，而为黑云遮蔽日光，雨水便降，即此可悟虚火之症，而知为阳虚阴盛无疑矣’’。
“乃市医一见虚火上冲等症，并不察其所以然之要，开口滋阴降火，自谓得其把握，独不思本源阴盛阳虚，今不扶其阳，而更滋其阴，实不啻雪地加霜，非医中之庸手乎?余亦每见虚火上冲等症，病人多喜饮热汤，冷物全不受者，即此更足证滋阴之误矣”(《医理真传卷一》)。即或在今日，如此误认者恐怕也不在少数。
(三)欲辨假热，阴象为凭
那么怎样辨认真气上浮之证?关键就是根据“阴阳辨诀”、“用药真机”，从病人的“阴象”中求之，这是郑氏关于辨证之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他反复强调：“大凡阳虚之人，阴气自然必盛，阴气盛必上腾，即现牙痛龈肿，口疮舌烂，齿血喉痛，大小便不利之病。不得妄以滋阴降火之法施之……辨察不可不慎，总在这阴象追求，如舌青、唇青、淡白、无神之类是也”(《医理真传卷二》)。“总在这阴象追求’’，就是辨认真气上浮的关键。
在《医理真传》卷二中，郑氏列举了31条真气上浮的病症进行辨认，如“齿牙肿痛"一症，“因真阳虚而阴气上攻者，其人齿牙虽痛，面色必青白无神，舌多青滑黑润、黄润、白黄而润，津液满口，不思茶水，口中上下肉色多滞青色而不红活，或白惨黄而无红色"。其人“齿牙虽痛"，形似火症，其他舌象、神色、口气等俱为阴象，故知乃真气上浮之证。郑氏以此示范，告诫我们：“以上等情，不仅此症，一切阳虚病多见
此情。”
又如“病人两唇肿厚，色紫红，身大热，口渴喜热饮，午后畏寒，小便清长，大便溏泄，日二三次，脉无力者”之症，郑氏辨析：虽“两唇肿厚，色紫红，身大热”， “近似胃中实火，其实非实火也”。从“口渴喜热饮，午后畏寒，小便清长，大便溏泄"来看，乃系“中寒之情形悉具”，“阴盛逼出中宫之阳”，方见两唇红肿等阴火之象。
再如午后面赤一症，“凡午后面赤，或发烧，举世皆谓阴虚，不知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阳气日衰，不能镇纳其阴，阴邪日盛，上浮于外，况午后正阴盛时，阳气欲下潜藏于阴中，而阴盛不纳，逼阳于外，元气升多降少，故或现面赤，或现夜烧，此皆阴盛之候，若按阴虚治之，其病必剧”。
(四)头面诸症，须知阴火
从肾阳“沉潜为顺，上浮为逆”的病机出发，很明显，真气上浮最容易引起的就是头面五官诸疾，即所谓“上热”假象，他在论述“耳目口鼻唇齿喉"病变时指出： “各部肿痛，或发热，或不发热，脉息无神，脉浮大而空，或坚劲如石，唇、口、舌青白，津液满口，喜极热汤，二便自利，间有小便赤者，此皆为气不足之症，虽现肿痛火形，皆为阴盛逼阳之的候。市医往往称为阴虚火旺，而用滋阴降火之药极多，试问，有阴虚火旺而反见津液满口，唇舌青滑，脉息无神，二便自利者乎?"
归纳头面五官诸般“肿痛火形”，亦即阴火，或者说上部假热之表现，郑钦安指出很多症象，如牙痛龈肿、口疮舌烂、齿血喉痛、头痛如劈、目痛如裂、目肿如桃、、耳痒欲死、唇赤如朱、两颧发赤、腮肿、耳肿、喉痛、目赤颧红等症状外，众多医家还总结了许多其他见症，如鼻衄、舌衄、头汗、面红如妆、口鼻燥热等诸多表现，可供我辈掌握。诸症且多呈昼轻夜重之特点。
由此给予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对于头面五官诸般“肿痛火形”，一定要有真气上浮的概念，要有阴火的概念，不要一见红肿热痛就只想到“阴虚火旺"，或者“外感阳症"，妄用滋阴降火之法，“实不啻雪地加霜"。郑钦安曾深刻指出，“后学懵然无据，滋阴降火，杀人无算，真千古流弊，医门大憾也。”可谓振聋发聩，令人警醒。
湖北麻城名儒敬云樵先生就此在《医法圆通》上眉批道：“齿牙肿痛，本属小症，然有经年累月而不愈者，平时若不究明阴阳虚实，治之未能就痊，未免贻笑大方，学者勿因其小而失之。”此语意味深长，不知有多少医家至今仍在重复着这种“贻笑大方"的错误。
综上所述，郑钦安关于真气上浮的认识和理论，所积累之独到经验，确实发前人之所未发，堪称郑氏学术思想中最独到、最精华的部分，即或在今日犹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五)医案例举和临床经验
下面举火神派医家有关真气上浮各症的临床经验和若干案例，领略其理法方药特色。应当指出，本节所论病症均系按阴阳辨诀判为真气上浮即虚阳上越所引起者，实热或阴虚阳浮引起者不在此例，读者自当明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