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诚信消费网商城: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 武器装备建设之考察

一 前 言

武器装备是战争的重要因素，随著科技的进步，战争一般已不表现为肉身相搏，而是人使用武器来彼此对抗。陆军武器装备，是陆军用于实施和保障作战行动的武器、武器系统和军事技术器材的统称1。在以陆战为主的抗日战争中，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担子压在了中国陆军官兵的肩上，而官兵们只有依托手中的武器装备才能在战场上与日军浴血奋战，陆军武器装备实乃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为了获得对日作战的胜利，就得有相应的武器装备，作为正面战场领导力量的南京国民政府（下简称国府）对此自然高度重视。

依据武器装备学的理论，武器装备建设可分为平时武器装备建设与战时武器装备建设。抗日战争爆发前为国府平时陆军武器装备建设时期，关于这一时期建设的具体情况，笔者于《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36期和第40期发表拙文〈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陆军武器装备建设〉和〈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陆军武器装备建设之考察〉分别做了论述。笔者认为:国府成立初期，面对国民政府陆军（下简称国民党陆军）落后的装备状况，国民党当局展开了一系列陆军武器装备的建设事宜，但由于成绩有限，且面临国防建设与军队建设的现实需要，国府又不得不从国外购买陆军军火。大量引进外国先进陆军兵器，虽然大大加快了国府陆军兵种建设的步伐，同时也严重阻碍了国府谋求兵器自给的努力。截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国府陆军的武器装备水平并没有整体性的提高，中国的军事实力也没有实质性的改观2。九一八事变后，应对对日备战的需要，国府在引进德国制造的兵器和谋求兵器自制方面颇下功夫，但由于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各种因素的制约作用依然存在，国府最终还是在不知不觉中又陷入了愈建设愈依赖外国军火的怪圈之中。国府虽然部分地提高了中国陆军的装备水平，但并未实质性地改变国民党陆军装备落后的面貌3。

七七事变爆发，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国府的陆军武器装备进入了战时建设时期。由于抗日战争是一个受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地理等各方面因素影响的漫长进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因此，尽管战时装备建设的目标很明确，即保证军队对武器装备的需求，但国府在不同阶段上的战时陆军装备建设在内容与方法上并不尽相同。基于此，并在综合国民党当局对抗战的指导以及战时国内外形势更迭的基础上，笔者以为，国府在抗战中陆军武器装备建设可划分为三个时期:抗战初期（1937年7月至1938年12月）、抗战中期（1939年1月至1944年12月）与抗战后期（1945年1月至1945年9月）。这前后连贯又彼此差异的三个时期，为我们后人展示了一幅并不轻松的图景。

二 抗战初期武器装备的损耗与补充

抗战初期，国府举行的具有战略性质的战役乃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得出结论，战前国民党陆军的武器装备水平不抵日军4，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国民党陆军的官兵与装备在战场上损失惨重。

淞沪会战中，由于日军在武器装备上占有优势，日军的进攻流程大体是飞机、舰炮轰炸→炮击→坦克进攻→步兵冲锋。虽然战前国民党陆军引进了不少先进装备，像专门对付坦克的战车防御炮在第三十六、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等精锐部队中均有所配备，但从实际的战场效果来看:国民党陆军缺少大口径高射炮，加之机枪对空只能射五百米，步枪只能到二百米，对日机多是无可奈何5；炮兵为了躲避日机轰炸，不能连续攻击日军的炮兵阵地和冲击队形，只能打一阵停一阵，甚至一打完就要迅速转移阵地6；而派至战场的二十辆坦克，又因不能实施步坦协同，在日军炮火的轰击下损失惨重，参战未几就被击毁五辆，击伤八辆7。同时，国民党陆军因为训练不足，无论使用轻、重武器，其命中率皆远逊于日军8。

缺少重型装备，国民党陆军便不能对日军实施有力的攻坚作战；蒋介石又要求中国军队实行「固守阵地，坚忍不退」的战术，而低命中率地使用轻兵器与少量火炮来抵御日军空地联合的进攻，结果只能使国民党陆军的抵抗付出更高的代价。淞沪会战历时三个月，中国军队就以「牺牲十人换取敌人一个伤亡」9的比例牺牲了三十万精锐部队，不少国民党陆军部队「甚至尚未发现敌人，即已死伤惨重，参战三、五日即须后调整补」10。

激烈的战事与错误的战术更导致了国民党陆军武器装备的巨额损耗。淞沪一役，国府战前所积累起来的外国装备尤其是德造兵器几乎损失殆尽11。第二集团军在台儿庄战役中仅在十五天之内便消耗了步、机枪弹3,828,027粒、迫击炮弹25,127颗、七五山炮弹（即口径为75mm的山炮炮弹，下以此类推，不另作说明，笔者注）460颗、手榴弹51,720枚12。

据国府自己统计，截至1938年12月，国民党陆军武器弹药的损耗总量为:步枪311,000枝，轻机关枪18,500挺，重机关枪4,000挺，迫击炮1,300门，山、野、重炮660门，步、机枪弹7.2亿粒，各式炮弹346万颗，手榴弹730万枚13。

武器弹药既然有巨额的损耗，也就得有相应的补充。国府于抗战初期陆军装备建设的唯一任务便是获得足量的兵器以填补战场上的损失。国府的武器弹药储备本来就少，而抗战爆发后，各主要兵工厂奉国府令纷纷往大后方迁移，国内的兵工生产受到很大影响，兵器产量根本不抵损耗量:1937、1938年两年间，国府总共只生产出了步枪123,330枝，轻机关枪3,600余挺，重机关枪700挺，迫击炮1,700余门，步、机枪弹289,260,000粒，各式炮弹55,350颗，手榴弹1,680,000枚，山、野炮则几乎没有出品14。因此，国府对于获得外国陆军军火的需求遂变得愈加迫切与重要。

在美、英等大国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持隔岸观火、袖手旁观的态度之时，国府主要是从德国与苏联等欧洲国家引进陆军装备。然而，日本早就对德国供应中国军火表示强烈不满，不断向德国施压，希特勒也急于向日本示好。很快，循著承认满洲国（1938年2月20日）→停止武器供应（1938年5月初）→撤退军事顾问团并关闭驻华使馆（1938年5月中旬）的顺序，德国与国府的关系便每况愈下，国府逐步丧失了从德国购进陆军装备的可能。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1937年8月21日）为标志，苏联正式开始对华实施军火援助，但苏联援华是基于让中国拖住日本使后者不能进攻苏联的战略考虑，故此苏联提供的兵器数量一般是以使中国能继续抗战为限。与此同时，由于战时的财力已濒临枯竭，国府从外国订购武器装备，除了拿农矿产品交换外，往往还得首先从外国获得贷款，然后再用这些贷款去购买需要的陆军兵器，这无疑进一步增加了国府获取外国装备的难度。经过一系列艰辛的外交奋战，并饱尝了需求始终得不到全部满足的痛苦之后，截至1938年12月，运抵国内的陆军武器装备大致如表1所示。这些军火的输入，对维持国民党陆军从淞沪抗战到武汉会战的战力均起了积极的作用。

表 1 1937.7-1938.12 国府从国外引进的主要陆军武器装备

此表是笔者综合以下资料后估算而得: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时外交》，第二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2），页466-507、708-12中的往来电文；《关于对美易货偿债及外销矿品的函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二八（2），案卷号:2101；〈抗战爆发后中德易货档案史料选〉，《民国档案》（南京），1995年第2-3期；〈抗战初期杨杰等和苏联磋商援华事项秘密函电选〉，《民国档案》（南京），1985年第1期；马振犊:〈德国军火与中国抗战〉，载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筹备委员会编:《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台北: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1996）；程天放:《使德回忆录》（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出版委员会，1970）；孔庆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苏联对华军事援助述略〉，《历史档案》（北京），1991年第1期；蒋永敬:〈抗战期间中法在越南的关系〉，载《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一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2）；张丽:〈抗战时期的香港与中国内地〉，载余绳武、刘蜀永主编:《二十世纪的香港》（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王正华:〈抗战前期香港与中国军火物资的转运〉，《国史馆馆刊》，复刊第26期（台北，1999）。

在为武器装备的来源而奔波时，应对战时的需要，国府也尽可能地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针对国民党陆军「每次战役之后，其因伤亡过重遗弃械弹无限，或离队拐逃，或受伤官兵随带械弹住院」15的状况，军政部除要求前、后方各弹药机关加强密切联系外16，决定「除由各师对于作战队随时专派人员，分赴战区查收外，关于离队拐带及住院收缴械弹，应由各该收缴机关，随时通知各部队派员领收，或呈缴军委会，饬令发还，或饬交原来官兵携回原队。以期随时皆有收集之机会，藉免减少原有实力；同时，责成各部队组织战场清理队，专一清理收拾遗留之械弹」17。此外，军政部还颁布专门的办法，奖励收缴枪炮弹壳以供熔制弹壳或改装枪炮弹之需18；并综合各方建议，新设了许多修械所，以求加快武器修理的效率与速度19。

经过上述种种努力，至1938年底，国府一共向国民党陆军补充了274,000枝步枪、19,000挺轻机枪、4,000挺重机枪、1,500门迫击炮、426门战车防御炮、28门高射炮、160门野炮、116门榴炮、24门重炮20。虽然补充的数量抵不上损耗的数量，甚至许多新补充的武器装备在品质上往往不能切合国府的需求，但毕竟在相当程度上维持了国民党陆军的装备水平，支撑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

三 抗战中期的建设情况

以日军占领武汉为标志，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正面战场也随之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在漫长的抗战中期，中国的抗日战争经历了由独立抗战到汇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转变，国府的抗日活动也经历了由积极趋向消极的转变。期间，中国军队进行了正面战场所有二十二次会战中的十五次，还进行了数百次的重要战斗与数万次的小战斗。除此而外，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还在境外的缅北、缅中一带与日军多次交锋21。

有战事就必然会有武器装备的损耗，国府自然不能放松陆军武器装备的建设。早在1938年11月25日召开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遵循蒋介石抗战分为第一、第二两个时期的理念，国府便制定了一边抗战，一边整训军队、提高军队素质、增强军队作战能力的抗日战略，并明确提出要「努力从事积聚武器」22。

（一）艰难的外援

自从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后，国府已失去从欧洲国家进口陆军装备的可能；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协定，这一落井下石的举措，使得苏联对华的军火输入亦告中断。至此，唯一能够向中国提供援助的便只剩下美国。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对于争取美国的军事援助极为重视，而美国虽然在1940年9月日本侵占越南北部并与德、意成立军事同盟后，便已明确了援华制日的态度，且于1941年3月开始实施租借法案，可对中国一直是有条件的经济援助辅以微量的军事援助。直到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掀起太平洋战争之后，美国才开始正式的军事援华行动。

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苏四国代表领衔，在华盛顿签订了反侵略共同宣言，中国在经历了四年半的单独抗战之后，正式步入与同盟国联合作战的阵营。可即使如此，国府从美国得到的陆军兵器也极其有限。以中国抗战所急需的三七战车防御炮、七五山炮、步枪与手枪为例，1942年的头四个月，美方供给中国军火的数量与中国所需要的数量如表2所列，二者相差甚大。

表 2 美国援华军火数量与中国所需数量差异表

资料来源: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台北:环球书局，1987），页245；苏启明:〈抗战时期的美国对华军援〉，《近代中国》，第64期（台北，1988），页134。

广州、武汉失陷后，中国尽管丧失了所有的海港口岸，但军火弹药的输入除以香港为中转站之外，还有滇越铁路、滇缅公路以及苏联至中国新疆这三条内陆线路。可在香港、越南、缅甸相继被日军占领之后，中国的国

际交通线便已完全断绝，外来军火的输入只剩下「驼峰」空运航线一条，即美国的援华械弹先运抵印度，然后再从印度空运至云南。「驼峰」线路险恶，空运吨位有限，由此，美国运抵国内的援华物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不仅未能增加，反而急趋锐减，以致于蒋介石在1944年6月22日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enry Agard Wallace）的备忘录中抱怨道:自1942年4月中印空运以来，物资之总吨位仅一万七千吨，平均每月不到六百五十吨，最近方始达到一千三百吨左右，「与中国各战区所需以配备军队作为反攻之用以及维持各种战争工业之实际需要，相距甚远」23。

更让国府感到无能为力的则要属美国援华物资的支配权问题。按照租借法案的精神及原则，受援国对其所获得之美国租借物资有完全运用及支配的权利。然而在1942年5月15日，美英军火分配委员会却决议指定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全权负责在印度接收美国援华物资，并决定运往中国的时间和地点。如此一来，国府基本上丧失了对援华物资的分配权。国府没有对物资的支配权，加之美国人又坚持以装备攻缅部队为优先（在华美军的装备补给除外），因此大量积压在印度的援华军械就直接装备了由史迪威亲自指挥、训练的中国驻印军；就连实际运入国内供中国陆军使用的数量微薄的陆军装备，其大部分也还是用来装备用于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而在中国内地战场面对日军强大攻势的国民党陆军部队，则并未获得美式装备的大量支援。表3即为1942年4月至1944年9月由印度空运入华的美国军械交拨分配情形。

表3中拨交国内部队的陆军装备，其中只有60门山炮、50挺战车防御枪、3,000万粒步、机枪弹是在1944年5月以前拨交国府，其余大部分则是在长衡会战开始后才由美方陆续交拨中方的。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国府军事委员会公开的怨言:「中国军队自与盟国联合作战以来，所得援助之实际数量，几不足供英美军一师作战一星期之用。」24

（二）积极发展自制兵器

国府在获取外国援华军械上步履维艰，这对抗战中期的陆军装备建设冲击很大，所幸的是，国府仍在谋求兵器自制方面的发展。

表 3 空运入华的美国援华陆军装备交拨分配情形（1942.4-1944.9）

资料来源:〈中央社发表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谈美国对华军火援助情形电讯〉，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时外交》，第一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2），页512-14。

至1940年兵工厂内迁的壮举完成时，兵工署直辖的兵工厂（不含修械所）已达十六个；1940年以后，国府又在后方新建了八个兵工厂25。为了保密起见，兵工署还下令各厂厂名均不冠所在地地名，一律称「军政部兵工署第几兵工厂」26。由于得到了国府的重视与支持，各个兵工厂与部分民用企业均以兵工自立为目标，开足马力、全力以赴地从事各项生产活动，国府在战时的兵器生产能力遂得以长足发展。在国民党陆军常用的十五项武器弹药中，国府仅凭自制，能够完全满足消耗的有三大类（重机关枪、迫击炮、各种榴弹），能够基本满足或大部满足消耗、补充的有四大类（步枪、轻机枪、枪弹、迫击炮弹）27。

在兵器产量稳步提高的同时，通过改进生产工艺，国府不断研制、仿造出了以前未能生产的陆军兵器品种，每年都会有一种或几种新品问世28。虽然国府的这些新品均为国外某一产品的仿制品，无一完全独立创新，而且国府的新品皆属轻兵器，重炮、坦克、装甲车之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普遍使用的常规重型武器，国府则丝毫不能问津，但这些新式兵器的创制，毕竟属于国府在战时谋求兵器自给的重要成果与组成部分。表4反映的是国府1939-1944年间的主要兵器产量。

依托这些国内的自制产品，国府不仅部分满足了国内部队的装备需求，而且还向中国驻印军供应了大量步枪、轻机枪、掷弹筒、八二迫击炮、半自动步枪等陆军兵器29。在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日趋恶劣以及军火生产原料进口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国府能在兵器自制方面取得如此成绩，无疑是让人欣慰的。

（三）陆军武器装备建设对抗战军事的影响

武器装备建设的落脚点无非是为了提高军队的装备水平与战斗力，从而更好地与敌作战。国府获得外援是何等地艰难，国内的兵器生产又有著无法克服的先天性羼弱因素，因此，国府在抗战中期的陆军武器装备建设，仅是支撑了国民党陆军的继续抗战，并没有整体性地提高国民党陆军的装备水平与战斗力。

表 4 1939-1944年国府主要陆军兵器产量

资料来源:《各工厂生产数字统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四一九，案卷号:670；陆大钺、唐润明编:《抗战时期重庆的兵器工业》（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页130；〈抗战期间各兵工厂生产概况表〉、〈抗战期间历年生产武器弹药支援作战数量统计表〉，参见王国强:〈抗战中的兵工生产〉，载军史研究编纂委员会编:《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上册（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页1061-79。

三万余名驻印军在1943年就装备了381枝手枪，13,793枝步枪，1,644挺轻、重机枪，3,603枝冲锋枪，399门迫击炮，48门战车防御炮，48门山炮，84门榴弹炮30。且不论驻印军装备的质量如何，单就数量而言，就足以让任何一支在国内战场的国民党陆军部队汗颜。表5为第三十六师抗战各期的主要武器装备。从表5可以看出，除了弹药补给之外，国府并没有向第三十六师补充过一枝枪、一门炮，而这支曾为国民党陆军最精锐之一的部队在装备数量日益减少的情况下仍被国府运用于滇西战场，恰恰说明其在当时已是装备较好的部队了。两相比较，我们也就不难想见为甚么从1944年3月开始，中国驻印军就可以「兴致勃勃并以十足的信心向日军猛攻，又快猛地消灭敌人」31，而在同时期的豫中会战中，日军甚至可以畅通无阻地用坦克撞毁国民党守军的阵地32。

表 5 陆军第三十六师抗战各期（1937.7-1944.12）主要武器装备表

资料来源:《第三十六师历次战役伤亡损耗俘获补充数目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七八七，案卷号:6960。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武器装备本身并不会形成战斗力，其只有被吸收到战术、军事理论及军队的组织体制中去才能达到其杀伤敌人的效用33。正因为没有足量的装备，国民党陆军的编制体制与战斗技术在抗战中期均没有得到任何提高。除了靠将部队带到装备储存地而武装起来的国民党陆军精锐部队──中国驻印军与中国远征军，国府虽然在国内战场几经整编部队，但每次整编均未能按照编制配备武器，结果反而造成了人数愈来愈多、武器装备却愈来愈少的奇怪局面。没有装备，国民党陆军便无法维系正常的军事训练:炮兵训练时用的是木马、木炮，步兵训练时用的是木制机枪，骑兵训练时则用的是连步兵都不用的俄式长枪34。没有训练，国民党陆军士兵的射击技能自然是极其低劣，常常不等日军靠近就到处放枪，结果反而为日军火炮提供了良好的射击目标35。更有甚者，国民党陆军新兵往往没有经过任何训练就被投入战场，这些新补充上来的人既不懂兵器机能，也不懂兵器的保管与维护，就连投掷手榴弹也都是扔得太早，而被日军重新掷回了守军阵地36。国府辛辛苦苦弄到的一点新式兵器，也往往由于官兵不会使用，以致发挥不出任何威力37。

国民党陆军原本缺少武器装备，而有了装备也得不到有效的训练与使用。因此，尽管国府在整个抗战中期一直在努力地争取外援与自制兵器，但国民党陆军「装备不精」的状况并未得到改变。由于装备不精，再加上训练不够、指挥无方、政治腐败、经济崩溃等种种因素，这支拥有著350余万官兵的陆军不仅未能「愈战愈强」，而且战斗力更是直线下滑到了「我方十个师也不一定挡得住日军一个师团」38的骇人地步。其最终结局便是国民党陆军在1944年豫湘桂战场上的全面溃败。

四 抗战后期美式装备的大量引进与兵器自制能力的下滑

1945年1月27日，中国驻印军与远征军部队在缅甸的芒友胜利会师，恢复了滇缅陆上交通，不久中印公路全程打通，自此，中国的西南国际交通线彻底打通。与此同时，美陆军部为了配合中国战场的最后反攻，答应提供国民党陆军三十六个师的新式装备39。在良好的内外形势下，国府企盼已久的美国援华陆军军械品种开始增多，数量开始提高。表6为1945年前后美国运抵印度的援华主要兵器数目比较统计。

不仅如此，这些援华军火不再是像先前那样大量囤积于印度，而是沿著顺畅的交通线源源不断地运到了国内。至1945年8月，国民党陆军部队共有十三个军、三十九个师配备到了美式装备，计有:步枪140,660枝，冲锋枪26,907枝，轻机枪7,430挺，重机枪1,404挺，战车防御枪155挺，信号枪737枝，战车防御炮277门，迫击炮1,009门，火焰喷射器148具，掷弹筒5,055具，火箭筒286具40。

表 6 美国运抵印度的援华主要陆军兵器比较统计表

注:上表并未将各种弹药统计在内。

资料来源:《美租借法案主要武器统计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七七四，案卷号:1040。

有了大量美式装备，国民党陆军终于可以「以其与敌同等之武器在国内与日军作战」41。在1945年4月爆发的中国正面战场上的最后一战──芷江战役中，日军不仅被打得死伤惨重，而且弹尽粮绝，士兵只能以野菜和水充饥，陷入了日军侵华以来从未遇到过的惨状之中42。史迪威「中国的军队如果予以良好的训练和装备并领导得好，其英勇堪与世界上任何一国的军人相媲美」43的预言得以在国内战场部分实现。

与美式装备的大量引进形成鲜明反差的，却是国府兵器自制能力的下滑。尽管国府于抗战中期在兵器自制方面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但兵器自制终究是以工业为基础的，而早在1943年，大后方的工业即因为原料短缺及通货膨胀急剧恶化等因素，普遍呈现不景气的危机，只不过国府那时尚有一定的控制力，才基本支撑了兵器自制的发展。可自从国民党陆军在豫湘桂战场上遭到日军毁灭性的打击后，国府积七年之力而建设起来的「繁荣」景象几乎丧失殆尽:战时工业损失过半，军火工业的开工率更是下降至原有的55%44。

为了扭转这一不利局面，国府在1944年11月成立了旨在统筹规划战时工业生产事宜的战时生产局。但在政治、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已陷入无可逆转的恶劣境地的景况下，战时生产局根本无法完成其被赋予的对兵工生产实施调控的任务，原本混乱不堪的美援军工物资的运输与分配变得更加无法收拾，各个兵工厂为了争夺有限的物资，相互之间不仅寸步不让，而且互相射击、杀伤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45。另外，国府原本就有依赖外国装备的惰性，随著美式先进装备大量涌入，国府投入到兵工生产方面的精力也自然有所下降。上述种种因素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国府自制兵器产量的下降。表7为1945年头四个月主要兵工产品实际产量与1944年同期产量的差异。

表 7 1945年1-4月兵器产量与1944年同期产量比较

表中数据是据国府战时生产局统计的相关数据综合而得，资料来源:《各兵工厂生产数字统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四一九，案卷号:670。

虽然下降的幅度不是很大，但其所造成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国府被迫放弃了其既定的兵工现代化的目标！国民党人似乎忘记了战时从外国获取武器装备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也似乎忘记了一个国家靠自制的武器装备抵御外来侵略者有著怎样光荣的前景！

五 结 论

抗战八年，国民党陆军武器装备消耗甚巨，凭借战时的兵工生产与外国的军火援助，国府勉强撑到了抗战的「惨胜」。然而，国府武器装备建设的种种成就皆因中国科技与经济的落后窘迫，国府政治与军事的腐败低能，国民党陆军装备与训练的相互脱节，战场兵器与战术的互不协调而失效。抗日战争时期国府的陆军武器装备建设，之于抗日作战的要求与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无疑是一颗疲惫的种子，它长不出结实的果子来。

正因为如此，正面战场上数百万国民党陆军官兵的鲜血与生命有相当一部分被无谓地牺牲了。这颗疲惫的种子从一个侧面，以一种残酷的形式告诉了我们后人: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落后是多么的可怕！

评说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陆军武器装备建设的成败得失，不是一两篇文章所能定论的，但其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却是深刻的。国府陆军装备建设的经验告诉了世人:无论一个国家的科技、经济基础怎样薄弱，只要该国政府肯努力，其军队在战时状态下的武器装备水平也是可以有所改观的。国府陆军武器装备建设的教训则提醒著我们:武器装备建设必须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之上，否则便要处处受制于人；而武器装备建设的成败与否最终则取决于一个国家是否有著强大的政治、经济、科技实力，以及装备建设是否能与军队建设乃至战时的军队作战形成良性的互动。

注释

1 雷渊深等编:《陆军军制学》（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页412。

2 参见拙文〈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陆军武器装备建设〉，《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36期（2005年3月）。

3、 4 参见拙文〈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陆军武器装备建设之考察〉，《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40期（2005年7月）。

5 彭广恺:〈访锺松将军谈八一三淞沪抗战〉，《传记文学》，第七十三卷第四期（台北，1998），页43。

6 张发奎:〈八一三淞沪战役回忆（选载）〉，《传记文学》，第三十一卷第三期（台北，1977），页59-60。

7 《国军抗日战争中之战车战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七八七，案卷号:6783。

8 白崇禧:〈回忆八一三淞沪抗战〉，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八一三淞沪抗战》编审组编:《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八一三淞沪抗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页4。

9、 11、31、43 刘馥（F. F. Liu）著，梅寅生译:《中国现代军事史:1924-1949》（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6），页162；164；215；204。

10 张秉均:《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评》（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78），页128。

12 《各部队人马武器统计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八○五，案卷号:496。

13 由于各部队未能及时上报武器弹药损耗数量，这些数字乃军政部以当时各部队原有数加历次补充数量减去现有数而得出的估算数值，实际损耗应超过表中数值，可参见何应钦:《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对五届七中全会军事报告》，附表十二:〈抗战以来武器损耗及补充概况〉，收入《民国丛书》，第2编第32分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

14 据〈抗战期间历年生产武器弹药支援作战数量统计表〉整理而得，参见王国强:〈抗战中的兵工生产〉，载军史研究编纂委员会编:《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上册（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页1071-79。

15、 17、18、19 《后勤部军械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八○五，卷宗号:499。

16 《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会议大会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七六一，案卷号:52。

20 《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附表十二:〈抗战以来武器损耗及补充概况〉。

21 有关抗战期间国民党陆军作战的详细情况，可参见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页162-363。

22 马振犊:《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页228。

23 〈蒋委员长自重庆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请加强中印空运以应中国战事实际需要备忘录〉，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时外交》，第一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2），页866。

2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册，页618，转引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台北:环球书局，1987），页291。

25 陆大钺、唐润明编:《抗战时期重庆的兵器工业》（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页80-81。

26 《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编审委员会编:《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清末至民国的兵器工业》（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98），页118。

27 黄立人、张有高:〈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兵器工业内迁初论〉，《历史档案》（北京），1991年第2期，页124。

28 《抗战期间所出各种新兵器之性能及其效能说明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八○五，案卷号:498。

29 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页290。

30 《中国驻印部队驻印各部队现有器材统计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七七四，案卷号:1075。

32 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页326。

33 杜普伊（Trevor Nevitt Dupuy）著，严瑞池、李志兴等译:《武器和战争的演变》（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页366。

34 贾廷诗、马天钢等访问兼纪录，郭廷以校阅:《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页541。

35、 37 张瑞德:〈抗战时期陆军的教育与训练〉，载《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第一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1），页533；548。

36 原国民政府交通部秘书、中央军校十四期政治科毕业生马治民先生口述，章慕荣整理，时间:2004年3月10日。

38 徐乃力:〈抗战时期国军兵员的补充与素质的变化〉，《抗日战争研究》（北京），1992年3期，页54。

39 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United States Army,1959), 307.

40 《美租借法案配发国军及中英滇部各军实收储存种数统计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七七四，案卷号:1044。

41 〈湘西之捷〉，《大公报》，1945年5月15日，第2版第1张。

42 有关芷江战役的具体情形，可参见石柏林:《从长沙大火到衡阳失陷──国民党抗战内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页336-42。

44、 45 易劳逸（Lloyd E. Eastman）:〈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载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页654；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