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兑免费购物车骗局:《呻吟语》：吕坤人生哲理及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

《呻吟语》为明人吕坤的代表作。

  吕坤(1536-1618年)，字叔简，号新吾或心吾，  自称抱独居士，河南宁陵县人。万历二年(1574年)考中进士，任职襄垣(今山西襄垣县)知县，政声颇佳。后历任户部主事、郎中、山东右参政、山西按察使、陕西右布政使、山西巡抚、右佥都御史、左佥都御史，累官至刑部左、右侍郎。作为明后期著名的思想家，吕坤一生著述丰厚，《呻吟语》是其代表作之一。该书涉及天地自然、人性命运、治学品行、处事为人、人情物理等多方面内容，对于培养品德、待人接物、应对局势、修身养性等都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见解，充满智慧之光，具有深邃的思想性和哲理性。在该书中，还突出体现了吕坤的重民思想和民本主义观点；将民众的冷暖疾苦和生老病死作为他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这与他的为官理政亦是相—致的。因而《呻吟语》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借鉴性。

一

吕坤一生“刚介峭直，留意正学。居家之日，与后进讲习。所著述，多出新意”[1](卷二百二十六《吕坤传》)。知识渊博，著述颇丰，是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政治家。他的著作主要有《去伪斋文集》、《呻吟语》、《实政录》、《四礼疑》、《四礼翼》、《闺范图说》等。《呻吟语》成书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是一部探讨人生哲理的箴言体名作。何谓呻吟?用吕坤本人的话解释，即：“呻吟，病声也。呻吟语，病时疾痛语也”[21]《呻吟语序》)。意在通过这种比喻，告诫自己、告诫世人，为官做人都要有正确的行为规范和处世之道：行事言谈都应举止得当，合情遵法。其目的在于以自己对人生的感悟“示惩于天下”，以起到警世作用。
《呻吟语》共分六卷，即礼集、乐集、射集、御集、书集、数集，其下又分为性命、存心、伦理、谈道、修身、问学、应务、养生、天地、世运、圣贤、品藻、治道、人情、物理、广喻、词章十七类。其思想虽仍以儒家为主体，但亦深受时代影响，处处体现出晚明变革之世的思想风貌。又正如时任湖广监察御史的赵文炳在其校刻《吕公实政录》序言中所云：“吕先生天中大贤，得伊洛真传。所著《呻吟语》，发明六经孔盂之学，天德王道，渊源于中。居恒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一念民物胞与，真可盟幽独而格鬼神者”[3]。
在《呻吟语》中，吕坤以他丰富的社会阅历和敏锐的洞察力，通过对自然、社会和人情的观察思考，提出许多颇有创见而切合实际的论点，表达了他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充满了哲理性。
首先，吕坤以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谈了生死、形体、精神、人生等问题。他说：“人与众动之死生、始终、有无，只是一理，更无他说。”“气，无终尽之时。形，无不毁之理。”认为：包括人在内的世上一切有生命的物体，其生长与死亡、起源与终结、存在与消失，都出自同一道理，即一种循环往复、自然代谢的过程。—切有形体的东西是无法长存的，而其精神则可与世俱在，代代流传。他在谈到人生发展阶段时认为：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其心境是不一样的，这是由于：“人之念头与气血同为消长。四十以前是个进心，识见未定而敢于有为；四十以后是个定心，识见既定而事有酌量：六十以后是个退心，见识虽真而精力不振”[2](卷一《性命篇》)。人的志向心念是随精力身体状况一起变化的，这便是人生的一般规律。在看待命运问题上，他认为君子和小人的命运虽然都掌握在各自手里，但在如何对待．上却有不同：君子从义的角度对待命运，不用非道义的方法来操纵它，而小人则以欲望来企图控制命运，不可得到的东西必欲得之，这样命运是不肯接受的。因此，“君子之心常泰，小人之心常劳。”吕坤的这种观点，继承了儒家传统的义利观，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注重自身修养，为人处事符合天理人情，顺应自然；而小人则只为—己私利谋算，不惜损害他人，违背自然，这正是君子、小人之间的区别。
其次，吕坤谈了对治学的一些主张和观点。他认为，读书人切忌一面学着古代圣贤之道，—面又我行我素，不把书本知识与实际结合起来。如果这样去读：即使“闭忘户十年，破卷五车”，仍将—事无成。他强调，读书就应将书本中的知识道理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去，指导自己的为人处事和言行举止，按古代圣贤的标准去要求自己，规范自己，否则即使读再多的书也毫无用处。他还指出，做学问不能仅浮在表面上，一定要深入进去，如果“不由心上做出，此是喷叶学问；不在独中慎起，此是洗面工夫”[2](卷二《问学篇》)。浮浅学问和表面工夫是成就不了大事的。有些人讲起话来头头是道，议论事物侃侃而谈，似乎显得很有学问，但要他们去处理实际问题，就一筹莫展、束手无策，这就是对知识掌握得不深，对内涵理解得不够的缘故。所以，学知识、搞学问一定要脚踏实地、扎实勤奋，这样才能掌握到真正的本领。他说：“君子知其可知，不知其不可知。不知其可知则愚，知其不可知则凿。”知识的获得、哲理的明了需要—个过程，学习既要勤奋努力、刻苦钻研，又要切合实际，实事求是，正如孔子所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能够懂得的、掌握的，就一定弄懂它、掌握它，不懂的、没有掌握的，就应当坦然承认不懂，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吕坤还指出，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治学也是如此。怎样做学问呢，他说：“学问之道无他，只是培养那自家好处，救正那自家不好处便了”，[2](卷二《问学篇》)。在治学过程中，每个人都应对自己的擅长和缺陷有所了解，从而扬长避短，这样才能取得最大的成功和效果。
第三，吕坤提出了为人处事、应对局面的·…，些看法。他认为，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应对局面的机动灵活性也会随之加强。他说：“余行年五十，悟得‘五不争’之昧。”何谓“五不争”?曰：“不与居积人争富，不与进取人争贵，不与矜饰人争名，不与简傲人争礼节，不与盛气人争是非”[2](卷三《应务篇》)。这是吕坤人生处事的经验之谈，年届五十，已经到了知天命的时候，对己可以淡泊名利，对人可以宽容大度，生活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看得更深刻些，从而达到更加完美的人生境界。吕坤还说：“理直而出之以婉，善言也，善道也。”道理正确又能委婉地表达，这才是好的语言、好的方式。一个人即使真理在握，也不应盛气凌人，趾高气扬，而应以谦虚宽容的态度待人，循循善诱，虚怀若谷，使之心悦诚服，这是一个人最宝贵的品德。在此卷中，吕坤还进——步谈了善于处世的问题。他说，善于处世的人，要掌握人的自然之情。“得人自然之情，则何所不得?失人自然之情，则何所不失!”关于此点，不仅帝王治理国家需要这样，即使两个人相处，“亦离此道不得”。强调了自然之情在治国和人际交往中的重要性。
第四，他明确指出君子与世俗之人的区别。在吕坤看来，君子和世俗之人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不同，“世人贱老，而圣王尊之：世人弃愚，而君子取之：世人耻贫，而高士清之；世人厌淡，而智者味之；世人恶冷，而幽人宝之；世人薄素，而有道者沿之”[2](卷四《世运篇》)。在此卷中，吕坤还谈了对物质需求的态度。他认为，世间的物质是有限的，但人的欲望则无止境，以有限之物去满足无限之欲，必然会发生争斗。假如“人人知足，则天下有余”。他还说，自然界有一定的成规，而人心却是飘忽不定的，以不定之心去撼动自然界的成规，那肯定会失败。假如每个人都无非份之心，做到“人人安分，则天下无事”。在人的一生中，能够克服缺点、战胜自己恐怕是最难能可贵的了，“所贵乎刚者，贵其能胜己也，非以其能胜人也。”也就是说，刚的品德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其可用来战胜自己，而并非用来战胜他人。
第五，在《治道篇》中，他论述了为官理政的一些准则和注意事项。其一，他提出，“天下之患，莫大于苟可以而止”[2](卷五《治道篇》)。萎靡不振、不思进取、积重难返的形成，都是发端于“苟可以”。作为圣人，其治身能够勤勉发奋、自强不息；其治民能够鼓舞千：劲，从不懈怠。圣明之人应不因天下太平而废除常规，不因无害于世而忽略小的过失。其二，他告诫道：“帝王虐民，是自虐其身者也；爱民，是自爱其身者也”[2](卷五《治道篇》)。他以秦的强盛和灭亡为例，谈了施仁政和施虐政的巨人差异：“德之所渐，薄海皆腹心之兵；怨之所结，衽席皆肘腑之寇”。强调了施仁政的重要性。其三，为政要保持公心，摒弃私心。“若自朝堂以至闾里，只把持得公心定，便白天清地宁、政清讼息”[2](卷五《治道篇》)。很多弊端、不法行为就是由于私心而酿攘成的。其四，为政者要有宽广的胸怀和宏大的气度，以宽待人，才能有助于改正他人之过。此正如其所言：“宽人之恶者，化人之恶者也。激人之过者，甚人之过者也”[2](卷五《治道篇》)。其五，在采用礼与刑的问题上，吕坤强调了礼的重要性。他说：“五刑不如一耻，百战不如一礼，万劝不如一悔”[2](卷五《治道篇》)。这里吕坤强调了道德、礼仪、自律所具有的内在力量。他进一步分析礼与刑的关系道：礼与刑，二者常相资也。礼先刑后，“礼行则刑措，刑行则礼衰”。礼仪与刑法是一种互为补充、相辅相佐的关系，治理国家缺一不可。但使用得当与否，则有不同结果：先礼后刑，则礼仪推行而刑法可以放弃；先施刑法，则礼仪就会衰弱，发挥不了作用。此正如儒家思想所主张的那样，对人民要先使其安居乐业，再施行教化，再推行礼仪，无效之后才施以刑法。
第六，吕坤还论证了不少人生哲理和人世间的种种现象，或加以阐释，或加以褒扬，或加以抨击。他认为，人的一生会经历各种境遇，能否正确应对，才是最为重要的。他说：“以患难时，心居安乐；以贫贱时，心居富贵；以屈局时，心居广大，则无往而不泰然”。“以渊谷视康庄，以疾病视强健，以不测视无事，则无往而不安稳”[2](卷六《人情篇》)。吕坤通过这种辩证的论述，意在使人们培养起应对各种困难艰险的能力。在如何对待人之过错上，吕坤认为：“攻人者有五分过恶，只攻他三四分，不惟彼有余惧，而亦倾心引服，足以塞其辩口。”在此卷中，  吕坤还对人的一些不良品行进行了抨击。他说：人有三妒：“己无才而不让能，甚则害之，”此为一妒：“己为恶而恶人之为善，甚则诬之”，此为二妒；“已贫贱而恶之富贵，甚则倾之”，此为三妒。对这三类见人生妒者，应当进行严厉惩罚。
民本思想是吕坤思想学说中的又—重要内容，这种思想处处体现在《呻吟语》中，成为该；陷极富价值的一大特色。
首先，吕坤认为，民是国之根本、国之命脉，国家政权的存亡与民众的作用休戚相关。他说：“盈天地间只靠二种人为命，曰：农夫、织妇”[2](卷五《治道篇》)。进而问道：“吃这一箸饭是何人种获底?穿这一匹帛是何人织染底?大厦高堂如何该我居住?安车驷马如何该我乘坐?”[2](卷三《应务篇》)充分肯定了天下之人赖以生存的吃、穿、住、行是由农夫织妇提供的。告诫统治者要时刻“知君身之安危，祠：稷之存·亡，百姓操其权故耳”（1)(卷二百二十六《吕坤传》)。他认为，在人民当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在人民支持下君主才得以维持其统治，政权才得以保持其稳定。作为统治者及其官吏，平时却认识不到这—点，不注意调和君主与民众的关系，不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漠视百姓疾苦，肆行盘剥压榨，成为其鱼肉的对象。结果使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危机加深，反抗事件此伏彼起。到了此时，“惟睦有邱民难收拾，虽天子亦无躲避处，何况衣冠?”[2](卷五《治道篇》)因此，对人民要想到其劳苦、要尊重其志向，“匹夫有不可夺之志”[2](卷五《治道篇》)，“匹夫匹妇未可轻，而下士寒儒其自视不可渺小也”  [2](卷四《品藻篇》)。
其次，在君与民的关系上，吕坤强调了民的重要性。他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 [2](卷六《广喻篇》)。民众是国之根本，是国家主体，有了民众，困才得以为国，君才得以为君。民众之生不是为君主而生，民众之存不是为君主而存。而君主的确立则是为了民众，为民众的需要而设立君丰。阅此，君主不可将天下之子女视为…--‘己之子女，将天下财富视为一己之财富，供一人恣意肆虐挥霍，反对“使一人肆于民上而剥天下山人的自奉”  [2](卷四《品藻篇》)。在封建时代，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凭借这种权威君主得以主宰天下，支配万物。但是，料主的权威源自何处?恰恰源自民众。得民众者势得以成，失民众者势遂以崩。他以秦朝的兴盛与速亡为例指出：“始皇以天下全盛之威力受制于匹夫，何者?匹夫者，天子之所以恃以成势者也”[2](卷二《治道篇》)。所以吕坤提出君主当有四畏，即“上畏天，下畏民，畏言官于一时，畏史官于后世”  [2](卷二：《修身篇》)。这样君主才能有所顾忌，有所收敛。
第三，体察民众的疾苦冷暖，主张减轻民众负担。万历年间，以皇帝为首的腐朽封建势力日益膨胀，人民饱受土地兼并、赋重役繁和矿监税使之苦。吕坤对人民的这种生活遭遇深表同情，指出：“天下之财，生者一人，食者九人；兴者四人，害者六人。其冻馁而死者，生之人十九，食之人十一。其饱暖而乐者，害之人十九，兴之人十一。呜呼!可为伤心矣”  [2](卷五《治道篇》)。为人佃户者，不仅在田间辛苦力作，还要承担主人家的各种杂活：“夜警资其救扩，兴修赖其筋力，杂忙赖其使令。”然而佃户缺食向主人借贷时，“轻则加三，重则加五，谷花始收，当场扣取，勤动…—年，依然冻馁”  [4](卷二《民务》)。因此提出，对庸佃者要给予存恤，减轻还贷负担：“今后佃户缺食，主家放给，亦照官仓加二，如有平借刊‘还者，乡约纪善，以凭优处，有司合行通示”[4](卷二《民务》)。对放高利贷者要加以限制：“放贷只许一年三分起利，过三年者本利倍还。不还者，法当告理。……强拿欠主采打苦拷者，以势豪论”[4](卷五《乡甲约》)。吕坤对官场中漠视百姓疾苦、只顾一己私利的风气进行了抨击：“饥者汝饥，寒者汝寒，尔白尔民，我自我官”幅1(卷七《公署箴》)。官吏的设置本为安民，如今却成了扰民之举：“谓安民故，建此多官；官满天下，民益不安”[5](卷七《振扬风纪箴》)。官吏设置愈多，百姓所受骚扰愈大，不但不能为民谋利，反而成为害民的一大弊政。在这里，  吕坤将对百姓的同情与对官场的抨击结合起来，显现；：比民众在其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对黑暗封建专制统治的不满。他的民本思想成为以后王大之、顾炎武、黄宗羲和唐甄、颜元等兴起的启蒙思潮的先声。
总之，吕坤在《呻吟语》中谈了许多极富哲理的人生箴言和重民主义观点，细细品味起来，言词简明，寓意深远，颇具明体达用之特色，对治国理政、修身立命、处事应物、培养品行等均不无裨益，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

吕坤所处的时代，正值明王朝日趋腐朽、危机四伏之时。万历初年，在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下，整顿吏治、加强边防、治理黄河、清丈土地，继而推行“一条鞭法”，大刀阔斧地在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采取一系列强有力措施，将嘉靖中期以来的改革活动推向高潮，判：会新气象迭出，遂收一时之成效。但是，在张居正身后朝政却出现大幅度逆转。神宗皇帝骄奢淫逸，贪财好货，一改在张层正生前恭敬谨慎、循规守礼的做法，不仅将张居正抄家削爵，还一概否定了他的治国政绩，此后的朝政日趋黑暗。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府，多缺乏主管长官，政事无人过问。而朝廷内外则是党派林立，互相倾轧，一派混乱局面。在财政方面，国库匮乏，入不敷出，国家机器难以正常运作。这一时期，土地兼并之势愈演愈烈，大批农民丧失土地，或沦为佃户奴仆，或辗转他乡成为流民。自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始，神宗派遣大批矿监税使到全国各地，名为采矿榷税，实则横征暴敛、摧残百姓。此正如当时吏部尚书李戴向朝廷上疏所言：“白矿税出而百姓之苦更其于兵，  臼税使出而百姓之苦更甚于矿。年来远迩同嗟，贫富交困。贫者家无宿储，止凭营运，但夺其数钱之利，已扼其一日之喉。至于富民，需求不遂，立见倾家荡产，无地可容，有天难诉。利归群小，怨归朝廷”。[6](卷三四O)结果造成民怨沸腾，天下骚然。加之天灾频仍，百姓更无生路。凡此种种，导致万历朝内忧外患、危机四伏，颇有大厦将倾之势。以致后人有“明之亡，实亡于万历”之说。面对这种危局，颇有扶危济困之志的吕坤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向朝廷上了一道奏疏，坦言天下安危，并提出拯救危机、治理国家的方略，此即著名的《忧危疏》。在此疏中，吕坤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收人心，他说：“人心者，国家之命脉也。今日之人心，惟望陛下收之而已”11)(卷二百二十六《吕坤传》)。就是要采取切实措施减轻民众负担，解决时弊，如停止苛征加派、禁止与民争利、少行严刑峻法、加强仓库管理、实行法治、广开言路等。此疏针砭时弊，言词恳切，集中反映了吕坤忧困忧民的政治思想，影响颇深。吕坤不仅有着强烈的经世济民思想，而臣能将其思想付诸实施，努力践行，学术与事功相系，在为官任内留下许多令人称道的政绩和作为。
万历二年(1574年)春，在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山西潞安府襄垣县知县。在襄垣期间，积极筹措粮草，调配民夫，以期消除水患。史载：“先生(指吕坤一引者注)设法积谷，立河仓以备修筑，民不知役。”[3]万历六年升任吏部文选司主事，将其俸金及日常积蓄购腴田500亩，以“祀先人，恤同姓”，名曰“孝睦田”[5](卷八《宁陵吕氏孝睦田碑》)。万历十一年（1583年)在回宁陵故里休假期间，针对土地钱粮诡寄、隐瞒等弊端，力主清丈全县地粮，收一时之效。万历—f·六年(1588年)，任职山东济南道右参政。因此前连续两年旱灾，造成该年春天：iJ东大饥荒，灾民食尽草根树皮，又吃各种野草，甚至有中毒而死亡者。㈠坤得知此情后，深为痛惜，遂作《毒草歌》以悼死者，以诫生者。此歌云：“柳头尽，榆皮少，岂是学神农，个个尝百草!但教饥饿缓一刻，那论苦辛吃不得!嗟嗟毒草，天胡生此，既刁<延我生，又不速我死!速死岂不难，长饥何以堪!”  [5](卷十《毒草歌》)吕坤遍查药书、农书，了解各类植物特性，何种可食，何种有毒，—一注明，用于指导民众，其爱民惜民之心于此可见一斑。在山东期间，吕坤还采取措施发展生产，周济鳏寡孤独和残疾之人，解决其生计困难等，颇受赞誉。万历十九年(1591年)末，升任右佥都御史提督雁门等关，巡抚山西。在此期间，曾向朝廷上《摘陈边计民艰》一疏，凡十二款，即：(一)慎优免以息民艰；(二)省兴作以养民力：(三)酌升迁以苏民困；(四)省侈费以惜民财；(五)酌解审以矜原证；(六)兴武教以养将材；(七)精器械以求实用；(八)练乡兵以备缓急；(九)严法令以服豪军；(十)招土著以壮边圉：(十—)议禁山以别利害：(十二)复月粮以恤贫军[5](卷一《摘陈边计民艰疏》)。此疏深刻分析了北部边防存在的利，种种问题和弊端，进而提出解决办法和应采取的措施，切中要害，建议允当，对明代边防大计有重要意义。除注重边防外，吕坤在山西的为政和品行还得到吏部的高度评价，谓吕坤“耿介刚方，光明磊落，在在不避权豪，问司道之所不敢问。居乡能守淡泊，甘士民之所不能甘。友爱家庭，亲睦乡里，年华虽暮，人品极高”[3]万历二十五年门597年)，吕坤以病乞休，返回宁陵故里。至次年，湖广监察御史赵文炳校刻《吕公实政录》，在序言中对吕坤一生的政绩作了更为全面的评价：谓其“朝夕焦劳，惟恐—民—物不得其所。……惧民啼饥号寒也，教之垦荒田，兴水利，树农桑，养五孳。其所以殷殷恳恳，导众利而布之下者，必欲家给人足而心始慰。惧茕民无告也，为之岁给栗布，时加存问。即瞽目残肢，俾各专一艺以资其身。乞丐之流，亦冬有生房，房有布被，期穷民举无失所。惧荒歉为民灾也，纸赎无碍尽籴余谷，贮预备仓，而又募民出粟，益以官廪，俾在在皆立社仓，遇有水早，不能为灾。惧盗贼戕吾民也，而申饬保甲之法。惧淫邪荡吾民也，而讲明乡约之法。惧冤枉害吾民也，而设为平反之法。惧奢靡损吾民也，而崇尚节俭之法。又惧有司之弗毖或至殃吾民也，指陈在公之事正色而告之。……盖先生爱民真如保赤，一猷念、一政事，设诚而力行之”[4](赵丈炳：《吕公实政录序》)。吕坤为政实绩和爱民、亲民之心，跃然纸上。
《呻吟语》始撰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吕坤时年28岁，至万历二十—年(1593年)付梓刊行，历时30年。作者在谈及刊刻之由时言道：“司农刘景泽摄心缮性，平生无所呻吟，余甚爱之。顷共事雁门，各谈所苦，余出《呻吟语》示景泽。景泽曰：‘吾亦有所呻吟而未之志也。吾人之病大都相同，子既志之矣，盍以公人!’因择其狂而未甚者存之”[2](《呻吟语序》)。《呻吟语》问世于晚明这样—个社会大变革时代，既蕴含着儒家思想中修身洁己、治国理政的传统信念，又体现出顺应时代潮流，不拘经道、重民务实的独立思想风格，书中处处闪耀出体同—致、自强不息的积极处世精神，为后人留下一份丰厚而可资研习的思想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吕坤．呻吟语[M]《四库全书》本．
[3)郑涵．吕坤年谱[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4]吕坤．实政录[M]．《续修四库全书》本。
15]吕坤．去伪斋文集[M]。《四库全书存目》本．
[6]明神宗实录[M]．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

   作者简介：张民服，男，河南郑州市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经济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