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将永远铭记 写在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成立60周年之际

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７日电（人民日报记者袁建达 苏银成，新华社记者胥金章 黄明）他们，是一支曾经神秘莫测的“特殊部队”

１９５１年６月１１日，为解决志愿军入朝作战中面临的军事医学难题，中央军委一份关于“迅即成立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密电从中南海发出

５０天后的８月１日，上海市卢湾区瑞金二路的一栋４层楼房里，诞生了新中国第一个军事医学科研机构 军事医学科学院。

６０年，一路风雨兼程；６０年，成就光荣与梦想

今天，军事医学科学院已发展为我军最高军事医学科研机构、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军事医学科技攻关的核心力量。

６０年薪火相传的特殊使命

横空出世的军事医学科学院，从成立之初起就被赋予了承载国家安危的秘密使命。

为了调集人才，首任院长宫乃泉向军委卫生部列出了包括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普曼（微博）教授的中国助手周廷冲及其夫人黄翠芬在内的一长串拟调入的专家名单

在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一大批著名专家从海外和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而来，成为新生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重要奠基者。

成立仅半年之后的１９５２年２月，军事医学科学院２１名专家和国内其他单位派出的专家一起，赴朝鲜战场收集美军的细菌战罪证，向全世界揭露了美军的细菌战罪行，有力配合了国家的外交斗争。

７年后，这支由一大批国内外著名医学、药学专家组成的“特种部队”，奉命迁至北京，从事中国的“ＡＢＣ”（原子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医学防护研究的重大任务。

“我们这里是一个特殊的战线，无名、无利，只有奉献 ”建院初期，在给来院大学毕业生上的第一堂课上，宫乃泉曾这样说。

如宫乃泉所言，这个受命于危难的特殊战线，群星璀璨、群贤荟萃，却如蜡炬一般默默燃烧。这燃烧的力量，源自于内心深处那坚不可摧的情感：祖国，母亲！

周廷冲、黄翠芬，这对全军绝无仅有的“院士夫妻”，用毕生诠释了军事医学科研工作者对祖国母亲的深情。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旅居美国的周廷冲和黄翠芬夫妇，在收到宫乃泉从祖国转来的亲笔邀请信后，当即向美国移民局提出回国申请，不料受到百般刁难。

“回自己的祖国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才需要理由！”他们将变卖家当所得仅余路费后，皆买成科研仪器，作为献给新中国的礼物。１９５０年５月，在浩瀚苍茫的太平洋上漂泊了５６天之后，“偷渡”回国的周廷冲和黄翠芬禁不住热泪滚滚

蔡翘，原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士，曾在上世纪２０年代初发现视角与眼球运动功能的中枢部位 顶盖前核，这一发现被国际医学界以“蔡氏区”命名。

新中国成立后，蔡翘坚定地选择了新中国并为之奋斗 身为原“中央大学医学院”代院长的他光荣入伍，后出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

“红军中仅有的３位博士 钱信忠、涂通今和潘世征，以及白求恩的助手 殷希彭、王道建也都曾先后担任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院长、副院长或研究所所长。”现任院长贺福初说。

贺福初说，正是有了这样一大批“大师”，才成就了新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军事医学科研事业。

６０年，甲子轮回，沧桑巨变。而对于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研工作者而言，“崇高”和“奉献”，始终是他们代代相传的精神内核，亦是他们对“幸福”的独特诠释。

今年已７３岁高龄的一级研究员王德文，曾连续２６次参加核试验生物效应的检测，包括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核试验。

１９６２年，刚从北京医学院（现北大医学部）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的王德文第一次参加核试验时，队领导担心他受到核辐射影响生育，便安排他到最后车组。情急之下，王德文找到领导说：“大不了我不要孩子！”

事后，如愿以偿的王德文激动不已：“组织上的高度信任，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 幸福 ！”

正是从这样的创业激情起步，为应对西方列强的核生化威胁，新中国独立自主地开创了军事医学“三防”事业，人民共和国终于拥有了防核、防化、防生三座战略盾牌。

１９８５年，汇聚军事医学科学院防核、防化和防生三个方面研究成果的“战时特种武器伤害的医学防护研究”，与“两弹一星”“大庆油田发现”、人工牛胰岛素合成等震撼世界的成果一起，获得共和国首次颁发的“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这项成果，迄今仍为我国卫生系统、我军后勤系统唯一的特等奖！

抗疟课题组，近４０年投入百余名科研人员，前赴后继，取得多项独创性科研成果。

这项肇始于上世纪６０年代援越抗美的抗疟药研究，使中国在这一领域从一片空白发展到国际一流，创造了自主研发新药的奇迹。几十年来，课题组共获得国家和军队科技成果奖４１项，包括中国药学领域第一个国家发明一等奖。

２００９年，军事医学科学院研制的治疗抗药性恶性疟疾特效药“复方蒿甲醚”获第四届“欧洲发明人奖”，成为我国医药界获得的第一个国际大奖，也是我国第一个原始创新、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化学新药，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疟疾治疗的首选药物，迄今已治愈全球数以百万的疟疾患者，预防用药超四亿人份，２０１０年又获得有药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美国“盖伦奖”。

６０年来，一代代科研人员身上凝聚而成的“特等奖精神”“院士精神”“防疫铁军精神”和“三防铁军精神”，如同年轮的沉淀，已内化为全院科研人员特有的精神坐标，心心相连。

为军而研　为战而研　为赢而研

寒区部队容易发生冻伤，怎么办？ 研制冻伤膏、产热袋等；

高原适应不全症对高原部队危害很大，怎么办？ 研制复方党参片等防治药物；

一些部队官兵因水质不好致病，怎么办？ 研制饮水消毒片；

炮兵容易震聋，怎么办？ 研制防震耳塞

这份卫生学环境医学研究所的成果清单，清晰地折射出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研方向：立足国家战略利益拓展和军事斗争准备卫勤需求，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军而研、为战而研、为赢而研。

作为全军最高军事医学科研机构，居庙堂之高，却更要心系广大官兵。

为解决严重影响驻高原部队官兵身心健康的吸氧难问题，军事医学科学院在国内率先突破六塔空气分离技术，成功研制出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便携式、车载式、普通型和智能型等多种型号的高原制供氧装备，自筹资金１０００多万元，为驻新疆、西藏等高原地区部队建立了８６座智能型制供氧站、５６７０个吸氧终端。

为解决困扰边防官兵的蚊虫叮咬难题，组织专家深入新疆阿尔泰、黑龙江黑瞎子岛等边防一线部队进行实地调查，在大量试验的基础上，成功研制新型防蚊系列装备和长效驱避剂，从根本上解除了官兵蚊患之苦。

军事医学科学院政委高福锁介绍说，仅“十一五”以来，军事医学科学院共申请承担军队课题近９００项，为提高部队卫勤保障能力、维护官兵身心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军事斗争卫勤准备科技攻关的核心力量，人才成为决胜之关键。

然而，上世纪８０年代，院党委的一份调研报告，却给这个曾经大师云集的机构敲响警钟：年轻优秀人才不愿搞军事医学课题研究，许多学科后继乏人；从国外回来的科技人才感觉事业环境、待遇条件与国外和地方差距很大，想另做打算

很快，院党委根据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变革需求，进行了两轮学科重组和战略定位，在全军率先推行了课题组长负责制、首席科学家负责制、研究室主任聘任制、固定加流动用才模式等改革举措。

一系列的制度保证，避免了一场“人才危机”。

“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研究员陈薇，便是“海外归国人才科研启动基金”的受益者之一。

２０００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陈薇留美回国后，军事医学科学院出资５００万元人民币作为她的启动基金。“当时，５００万元就是个天文数字！”用这笔基金，陈薇建起了应用分子生物学研究室，并于同年拿到了全军第一个炭疽病毒医学防护研究的课题。

今天，陈薇已成长为我国炭疽研究的首席专家。

２００１年，时任放射医学研究所所长、年仅３９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贺福初，在推行“首席科学家负责制”中闯出了科研创新的一条新路

由贺福初担任执行主席的“人类肝脏蛋白质组计划”，在肝脏蛋白质组学研究领域形成了领先世界的优势，２００５年被确定为“人类肝脏蛋白质组计划”的国际执行总部，开创了我国科学家领衔国际重大科技合作项目的先河，也是中国科学家首次领衔国际重大科学计划，共吸引１６个国家、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１００多位中外科学家参与。

军事医学科学院相继走出２０位两院院士。目前，军事医学科学院有５００多名优秀中青年专家领衔国家和军队重大科研项目。仅２０１１年，就有４名专家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支持，占全军的一半。

高福锁说，人才方阵的打造，突破的不仅是科学发展的瓶颈，更为军事医学科学院在世界军事医学科研发展的大潮中逆流而上提供了不竭动力：

海湾战争，美军远程轰炸机飞行员连续飞行４０多个小时不停息，能量从何而来？受此启示，军事医学科学院成功研制出军用促醒剂“夜鹰”，能使指战员连续进行６０个小时军事作业，不疲劳地保持正常认知能力。

科索沃战争，新概念武器的投入，使信息化战争的新样式浮出水面。军事医学科学院迅速开展了微波武器、电磁脉冲等新概念武器的损伤机理、防治药物及防护装备的研究。

在全球最早获得５种新药证书和生产批文的硅基生物芯片中，有３种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研制的，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疾病的监测和诊断。　　 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分析实验室，成为被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指定的化学武器核查实验室，标志着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同时拥有两个指定实验室的国际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缔约国。到２００９年，军事医学科学院拥有的国家和军队重点实验室（研究中心）达６１个。

家喻户晓的“国家队”

２００３年早春，“ＳＡＲＳ”病毒席卷全球３２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更成为“重灾区”。

“先放进一个封闭的塑料瓶，外套一个带封口的塑料袋，再放入一个专用标本桶，周围垫上棉花后再放进一个标本运输桶，最后把这个桶放到冰壶里。”２月１２日，在完全没有经验借鉴的情况下，中国第一例非典病例的样本，就这样被军事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专家曹务春和祝庆余从广州安全带回北京。

从祝庆余在广东拿到病人标本的那一刻起，院党委同时启动了一系列超常规的风险决策 成立防治非典科研攻关领导小组和专家组，统一协调全院科研力量和资源，组织多个实验室进行集体攻关

关乎１３亿人民安危的未解之谜，被军事医学科学院以“兵团”作战的方式一一破解：率先发现并确认非典病原体为“冠状病毒”；最先研制出快速诊断技术和防治药物，并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批准进入临床

同年８月１６日，中国卫生部宣布全国零病例。

抗击非典的句号，为军事医学的科学研究标注的却是一个全新的战略转型起点

是年１０月，“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军事医学科学院正式成立。翌年，中心被批准纳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

以抗击非典为发端，２１世纪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新的威胁，再次把军事医学科学院推上历史的前台。

２００４年底接踵而至的禽流感疫情中，国家发改委紧急向世卫组织唯一指定的瑞士罗氏公司订购抗人禽流感特效药物“达菲”，答复却是：２００８年以后才能安排供货。

“一个１３亿人口大国的公共卫生安全，寄托在外国公司上是不现实的！”在关系国家和人民安危的重大利益面前，军事医学科学院向祖国和人民庄严承诺。

２００５年初，研究员李松带领科研人员成功研制出抗人禽流感特效药“军科奥韦”，并建成专用生产线，标志着我国彻底摆脱了流感药物依靠国外供应的局面。

同年８月，在经历了非典和禽流感的连续考验后，军事医学科学院纳入了国家相关体系，成为名副其实的应对多种安全威胁、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科技劲旅，并在汶川、玉树地震医学救援、北京奥运安保和抗击甲流疫情中大显身手。

汶川地震发生后，军事医学科学院１８６名卫生防疫专家和技术人员第一时间奔赴汶川重灾区，向国家机关和军地抗震救灾联合指挥部先后提交科学施防建议案６９份，统筹整合灾区４２支军地防疫力量，承担起汶川县震后全境的卫生防疫任务，实现了党中央提出的“大灾之后无大疫”的目标；先后投入火线救治、伤员后送、机动医疗、生物防治等４１种我军新一代野战卫生装备，其中，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野战方舱医院，２小时内展开２００张床位、昼夜通过４００名伤员。汶川、玉树地震中，方舱医院共救治伤员６万名，被誉为战场和灾难救治的“生命方舟”。

２００８年８月，军事医学科学院以滴水不漏的安保工作，确保北京奥运会“任何一个赛区、任何一个赛程，一旦出现核化生恐怖袭击之后，应对力量在１５分钟内赶到并有效处置。”这一标准，刷新了世界奥运史上的核生化医学救援纪录。

悲喜交加的２００８年，军事医学科学院先后获得两个荣誉称号：“全国抗震救灾英雄集体”和“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先进集体”，集双荣于一身，在全国独一无二。

２００９年４月源于北美地区的全球甲流疫情中，军事医学科学院闻讯而动。短短几个月，李松领衔的课题组在成功研制出抗甲流药物“磷酸奥司他韦胶囊”的基础上，又在全世界首创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适用于易感特殊人群的“磷酸奥司他韦”新剂型（颗粒剂）。

“颗粒剂可在水中完全溶清，方便儿童调节剂量，并适用于吞咽困难的重症患者及老年人。”李松说，“可以覆盖所有人群，完善了我国整个防控体系。”由于胶囊和颗粒的药理转化机制不同，这个看似小小的“世界首创”和“中国创造”，包含的却是科研人员对祖国人民的拳拳之心！

２０１１年４月，军事医学科学院作为唯一指定单位，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流感药物生产线，为国家储备２６００万人份流感防治药物，仅此一项就为国家节约资金５８亿元

从抗击非典、禽流感到防控甲流，从汶川、玉树地震救援到奥运、世博安保 今天，在应对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中，军事医学科学院已当之无愧为家喻户晓的国家队。

６０年来，从当年的“隐姓埋名”到今天的“家喻户晓”，无论“无名”还是“扬名”，始终不变的，是这个军队最高军事医学科研机构的使命所系，是这个人民子弟兵的特殊群体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一如那首永恒的旋律

“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融进祖国的江河 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不会忘记／不会忘记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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