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西路军蒙冤半世纪

　　西路军历史何以尘封半个世纪？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它是由于战略指导错误酿成的备受屈辱的历史。西路军21800人在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灭。其中战死者7000多人，被俘9000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者5600多人，回到家乡者2000多人，经营救回到延安者40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2000多人。其二，它长期被当作张国焘路线遭受鞭挞。西路军幸存者大多命 运坎坷，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特别是在“文革”中，许多西路军人员在备受摧残之后，死于非命。

　　西路军执行的任务不仅是由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直接遥控指挥，而且是经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意的一次军事战略行动。因此，西路军失败责任问题，必须作出合理的解释。西路军面临绝境时，中共中央及军委在3月4日、17日两次电令中，已经把西路军败局与过去张国焘擅令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的错误相提并论，严厉谴责西路军领导人的所谓“机会主义的路线”和“一贯反中央及军委指示”的行为。3月17日，距西路军残部分散游击仅仅三天，何以如此匆忙地对它的失败责任草率“盖棺论定”？西路军兵败不久，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在全党全军展开，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四方面军大批干部被整肃，并发生以许世友（时任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为“主谋”的所谓“抗大反革命暴乱案”，数十名高级将领被公审判刑。在批张斗争中，从既定逻辑出发，西路军败局，自然被判定为“国焘路线造成的恶果”，“国焘路线的牺牲品”。这个根本违背事实的错误结论，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最终解决这个历史遗案的，应当首推陈云同志，还有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同志。

　　陈云李先念全力解决历史遗案

　　陈云，是西路军事件的参与者和当事人。四十五年后，1981年11月22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起西路军问题，指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三个月后，陈云再次同李先念谈论西路军问题。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77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李先念是西路军的亲历者，当年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三十军政治委员，西路军最后分散游击时负责军事指挥。对西路军被诬为“张国焘路线”，李先念始终不解。

　　1982年，李先念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陈云的建议，组织干部查阅大量历史档案，于1983年写出《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1983年1月5日，陈云看过《说明》及所附几十件电报后，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可送小平同志。同年3月22日，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部存档。”一个政党及其领导者如此正视历史，尊重历史，恰好说明这个政党及其领导者的开明大度，富有远见。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的说明，邓小平的批示，在根本性质上正确地解决了西路军的历史遗案，对西路军历史问题的澄清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徐向前著书揭历史真相

　　徐向前，这位当年红军最大一支方面军的总指挥兼西路军总指挥，是最有发言权的亲历者。几十年来为顾全大局，他面对种种误解责难，甚至诋毁，或缄默不语，或不得不说违心话。从1983年开始，徐向前用三年时间写成《历史的回顾》一书，其中辟专章叙述西路军历史，痛切总结历史教训。这是一本具有权威意义的严谨可靠的历史著作，全面具体地恢复了西路军的历史真相。

　　2001年11月7日，在徐向前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指出：“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指徐向前）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四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这是中央对西路军所作的明确公正的评价。（据《北京日报》）

　　不能以叛徒失节论处

　　被俘女战士大都被蹂躏

　　西路军妇女团是红军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战斗力最顽强的一支妇女武装，近两千人，主要来自川陕革命根据地，大都在20岁左右，最小的只有十二三岁。西路军覆没时，她们大部分牺牲，其余被俘或流落民间，回到延安者只有极少数。

　　西路军因被当作“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而长期遭受不公正对待。西路军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特别是在“文革”中，许多人备受摧残乃至死于非命。其中命运最悲惨的是妇女团曾被俘的女战士。她们遭受了三重的折磨：新中国成立前，遭受敌人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新中国成立后，她们被视为“叛徒”而饱受歧视；同时她们还遭受世人封建主义陈腐的女子“贞节”观的折磨。

　　当年，西路军妇女团被俘的女战士，大都逃不过被蹂躏的命运。笔者认为，是否“失节”应以是否丧失了革命信仰、出卖同志或干了坏事来判断。例如———

　　党文秀被分给马步芳的传令兵为妻后，乔装逃跑被抓回，遇害前被残暴污辱。我们应视她为一个坚贞不屈的女英雄。

　　黄光秀利用受马步芳宠信的特殊条件，营救过原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新中国成立后，张曾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后来被杀害。她没有出卖同志，反而营救了同志，不能以叛徒论处。

　　陈淑娥曾和女战友一起与敌人进行过斗争，后被抢去做了敌总指挥马元海的妾，她因此长期遭受歧视。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她才领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老战士证”。她未做过有损革命的事，亦不能以叛徒视之。（南方）

　　陈昌浩：曲折坎坷后半生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昌浩是红军中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宣告成立后，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委。在1936年8月的沙窝会议上，他又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委员。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进入甘肃河西走廊，改称西路军，陈昌浩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西路军最后失败了。

　　兵败河西走廊，是陈昌浩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的陈昌浩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销声匿迹，渐渐为历史所湮没。

　　辗转延安不久赴苏治病

　　离开西路军奔赴陕北途中，陈、徐二人曾经歇脚在一个叫大马营的村子中，高烧不退的陈昌浩住下来养病，徐向前一个人沿着祁连山的戈壁滩昼夜兼程。在平凉，徐向前遇到了由刘伯承、张浩率领的援西军的前哨部队，顺利地回到了延安。在保存下来的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后，徐向前担任了副师长，成为八路军中的一员重要将领，建国后成为共和国的元帅。而陈昌浩则没有报告组织，擅自回了老家。此后，陈昌浩人生的轨迹与自己的老搭档徐向前迥然相异。

　　陈昌浩辗转回到延安后不久，他因患有严重的胃溃疡，被批准到苏联治病。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0多年漂泊异国的生涯。

　　1941年，德国法西斯突袭苏联，陈昌浩被紧急疏散到中亚共和国一个名叫科坎加的小镇。陈昌浩没有什么生产技能，只有到采石场去做苦力。陈昌浩的胃溃疡越来越严重。

　　日本侵华期间，陈昌浩曾给中共中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写信要求回国参战，但都没有回音。

　　1942年冬天，陈昌浩接到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聘他为翻译的公函。他很快就奔赴斯大林格勒前线，尽了一名国际主义战士的责任。

　　1943年，共产国际宣告解散。经季米特洛夫提议，苏共中央把陈昌浩、李立三、冼星海等人找了回来，先后安排他们到苏联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化出版局工作。陈昌浩从此开始从事翻译工作。

　　陈昌浩的译著《近代世界革命史》、《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政党论》《列宁文集》（两卷集）等先后在苏联出版。

　　谈起过去涕泪长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昌浩欣喜若狂。1951年初，留学苏联的儿子陈洋生大学毕业了，回国参加工作。陈洋生回国前，陈昌浩再次嘱咐儿子替他代办申请回国的手续。

　　经过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批准，离开祖国10多年之久的陈昌浩携苏联妻子格兰娜和幼子陈祖莫回到了祖国。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亲自来到北京站迎接他。

　　出于战友情谊，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邀请陈昌浩夫妇和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在徐向前的寓所里聚会。此时在昔日的老战友徐向前家里，陈昌浩像一个落魄之人，低着头，弯着腰，与他昔日之部属，如今共和国的将军们、部长们一一拱手，表示歉意。当他和前妻、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紧紧握手时，非常愧疚，连声说道：“琴秋，是我使你受苦了！我……我对不起你呀！”

　　后陈昌浩被任命为马列学院副教育长，后又调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回国后的陈昌浩曾在许多场合忏悔自己的“罪行”。1962年5月，陈昌浩在武汉与几百名原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聚会时，声音嘶哑，热泪长流。

　　“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像陈昌浩这样的在历史上犯过严重错误的人在劫难逃。

　　回国后一直踏踏实实埋头著述的陈昌浩被“红卫兵”、“造反派”们无休止地揪斗着。妻子格兰娜被迫与陈昌浩离了婚，但还是被投进了监狱。格兰娜生的儿子陈祖莫、柏生、洋生被逼得四处奔逃。

　　1967年7月30晚，绝望之极的陈昌浩吞了大把的安眠药，离开了令他感到痛苦和不理解的世界。这年，他61岁。

　　13年后，陈昌浩的名誉得以恢复。1980年8月21日，党中央为陈昌浩举行了追悼会。经党中央审定的悼词称：陈昌浩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历史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它为陈昌浩革命的一生划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据《中华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