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
百科名片
《洋务运动》专著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指1861年(咸丰十年底开始)至1894年，清朝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守旧派”，洋务派主张利用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发展新型工业，增强国力，以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对中国迈入现代化也奠定了一定基础。
简介
洋务运动时期的留美幼童
洋务运动旧称“同光新政”。1860年后，在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
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清朝封建集团中逐渐形成了一批具有
买办性的官僚军阀。他们在与外国资本主义打交道的过程中，不但认为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可以调解和妥协，“借洋助剿”，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而且还可以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生产
技术，以达到维护
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的目的。这部分人就是当时清政府内当权的洋务派，他们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所从事的洋务，史称洋务运动。所谓“洋务”，是指诸如外事交涉、订条约、派遣
留学生、购买洋枪洋炮以及有按照“洋法”操练
军队（北洋，福建，南洋舰队）、学习外洋
科学、使用
机器、开矿办厂等
对外关系与外洋往来的事物有关的一切事情。
历史背景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内外交困。统治集团内部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维护清朝统治。
洋务运动漫画
1860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第二年他对上述看法加以发挥，主张购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时可以剿发（指
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 务。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国侵略者帮助训练洋炮队、设洋炮局。他认为，清军作战往往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
武器不行，枪炮寙（yǔ）滥，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3卷）。奕看到曾李两人学造外国船炮，决定派员前往学习，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各持己见
洋务派
奕等人认为，只要在
封建制度中加进一些西洋先进技术，可以镇压人民，可以自主自强，封建统治便可长治久安，并认为筹办洋务，必定能得到
列强的支持。 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主张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兴办洋务。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
守旧派
慈禧照片
以大学士
倭仁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洋务派反对
守旧派,认为守旧派“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洋务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
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
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慈禧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她暂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
发展过程
主持和提倡办洋务的洋务派，是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在外国侵略者扶
李鸿章府
植下发展起来的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派别。起初人数不多，但他们的势力与日俱增。在朝廷里是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奕和文祥等人，在地方上是握有实权的大官僚
曾国藩、
李鸿章、
左宗棠、
张之洞等人。其中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集团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后起的张之洞集团影响较大。
代表人物
奕訢
（1833－1898年），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1851年（咸丰元年）封为恭亲王。1860年9月，咸丰帝于英法联军攻陷通州八里桥后逃往热河，令奕訢留守北京，“督办和局”。10月24日、25日，奕訢先后与英、法代表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北京条约》。1861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奕訢、桂良、文祥受命为总署大臣。8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11月，奕訢与慈禧勾结，利用领有重兵驻扎北京一带的胜保，发动政变，摘掉了当权的以肃顺为核心的赞襄政务八大臣。从此，慈禧垂帘听政，奕訢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及总理衙门。奕誴力主“借洋兵助剿”，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支持地方实力派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举办近代军事工业，开展洋务活动，成为清廷中枢主持洋务的首脑人物。1865年，因受慈禧猜忌，被罢去议政王职务。1884年中法战争中，被免去一切职务。1894年，重新起用为总理衙门大臣，后又受命督办军务。1898年戊戌变法之初病死。
曾国藩
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年），
湖南湘乡人，出身于
地主家庭。1838年中
进士，1839年任侍郎。他崇尚程朱理学。1853年，咸丰帝任命他为帮办
团练大臣，在湖南督办地主武装团练。他建立了一支地主武装，兵勇及其将领全用湖南人，因此被称为“湘军”或“湘勇”。
湘军以地域的、封建的关系为纽带来巩固内部；以程朱理学作为思想武装；以战利品和官爵鼓舞士气；将领大多数选自所谓“宿儒”、“生员”等地主知识分子。1854年2月，湘军练成水陆两军约一万七千人。 江南大营溃散以后，清政府升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曾国藩对镇压太平天国军提倡“捕人要多，杀人要快”。曾国藩被太平天国军称为“曾剃头”。他举办洋务，建立新式军火工业，制造武器，武装湘军。1864年，镇压
太平天国运动成功。曾国藩为首的湘系成为地方上势力最大的实力派。1870年，他在
直隶总督任内查办
天津教案，被认为媚外卖国，屠杀人民，激起公愤。1872年初，病逝于南京。
李鸿章
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年），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字少荃，安徽
合肥人，道光进士。1853年，在籍办团练，协助镇压太平军，屡遭失败，投靠曾国藩当幕僚。1861年在安徽按湘军编制，组织淮军。1862年4月，李鸿章和他的淮军调赴上海。4月25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代理
江苏巡抚。在上海，李鸿章雇用外国
侵略军头目训练淮军，招募外国工匠制造军火，加强了淮军的军事力量。1862年，淮军配合“
常胜军”在江浙地区镇压太平军。1865年，清政府派李鸿章任两江总督。第二年11月，他被任命为
钦差大臣，去镇压捻军。镇压
捻军起义以后，淮军势力越来越大，大批
淮军盘踞在长江中游，另一部分淮军驻扎在直隶、
山东等地。李鸿章的势力遍及了
长江和
黄河一带。1870年，在曾国藩推荐下，李鸿章代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
北洋大臣，掌管军事、经济、
外交等大权，成为满清统治阶级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从70年代开始，他陆续开办军火工厂和筹建
北洋海军，同时，又开办一些民用工业，如轮船招商局、
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津榆
铁路、上海织布局等。对于外国侵略，在大环境下，他不得已妥协退让，被认为投降卖国。从19世纪70年代起到他临死前，清政府同外国侵略者签订的一系列丧权卖国条约，大多是委托他参与或亲手签订的。如中英《烟台条约》《
中法新约》《马关条约》《
辛丑条约》等。在90年代，他被认为先后两次收受
沙俄以总计350万卢布的巨额贿赂，与沙俄签订出卖中国领土主权的
《中俄密约》和
《旅大租地条约》。阻碍了民族复兴的发展。满清政府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
左宗棠
左宗棠 （1812—1885年），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字
季高，湖南湘阴人。1860年为曾国藩推荐，统领部分湘军，曾自募约五千人，组成“楚军”，左系湘军形成。1862年初，经曾国藩举荐，升任
浙江巡抚，与
法国组织“常捷军”，陷
宁波、绍兴等地。1866年以
闽浙总督身份创办
福州船政局。次年调任
陕甘总督，“身虽西去，心犹东注”。督陕甘期间，曾办
兰州制造局，因西北盛产羊毛，又办兰州织呢局。1875年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次年率军入疆，进攻
阿古柏反动政权。1878年收复除
伊犁以外新疆全境，建议设立新疆行省，开发新疆。1881年升
军机大臣，调
两江总督。1884年
中法战争中是主战派，督
福建军务。次年因病退职死。他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在70年代以后裁撤洋员，与李鸿章的
江南制造总局的“非洋人洋匠不可” 的情形有所不同，反映了他具有一定的
自力更生办洋务的思想特点。
张之洞
张之洞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直隶
南皮（今河北南皮）人。1863年成进士，先后任湖北学政，
四川学政，翰林院侍讲学士等职，1882年任
山西巡抚。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力主与法决战，清廷授以
两广总督之职，张捐银三千两奖给抗法将领
刘永福，并奏请起用前
广西提督冯子材督师。
冯子材在镇南关、
谅山大败法军，张之洞名声大增。他于1889年任
湖广总督，在
湖北建成湖北织布局，
汉阳炼铁厂，汉阳兵工厂等，成为与李鸿章齐名的洋务要人。在
维新运动中，张之洞加入“
强学会”，当获知
慈禧太后反对变法时，张之洞便退出“强学会”。并下令禁查上海《
强学报》压制湖南维新运动。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张之洞力主痛剿。清庭发布宣战谕旨后，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同
英国等订立所谓“
东南互保” 的章程。1908年，张之洞受命督办
粤汉铁路和湖北境内的
川汉铁路，次年10月病死。谥号“
文襄”，其文稿辑为《
张文襄公全集》。
涉及内容
中国第一条铁路诞生
洋务运动的内容很庞杂，涉及
军事、
政治、
经济、外交等，而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
陆海军，是其主要内容。从60年代开始开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
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其中，
江南制造局是中国第一个较大的官办军事
工厂，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全厂约2000余人，主要制造枪炮、弹药、
水雷等军用品，同时还制造轮船，1867年后开始制造船舰。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创办的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创办，全厂约1700余人，以制造大小战舰为主。安庆内军械所是清政府最早开办的近代兵工厂，1861年12月由曾国藩在安庆创建，厂子规模不大，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炮弹等武器。除创办上述一类工厂外，还派遣留学生学习技术。但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 于是，洋务派在“求富”的
口号下，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
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
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
天津电报局、
唐山胥各庄铁路、
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民用企业。与此同时，洋务派还开始筹划
海防，在1884年初步建立起
南洋、北洋和福建
海军。在洋务派控制了海军衙门以后，又进一步扩建北洋舰队，修建
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
重要项目
安庆内军械所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设的制造近代武器的军事工业，也是洋务派创办的仿制西式武器的第一个军事工业。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炸炮等。“内”，表示这个军械所属于安庆军内的设置。1864年，清军攻陷
南京后，该厂由安庆迁到南京，改名为金陵机械制造局。
江南制造总局
致远号全体将士合影
又称江南制造局，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1867年，由
虹口迁至高昌庙，经过不断扩充成为清政府最大的军事工业。该厂技术和机械设备主要依靠外国，除制造枪炮弹药外，也制造机器和修造轮船。1905年造船部分独立，称“江南船坞”，兵工厂部分人称制造局。后分别改称“江南造船所”和“上海兵工厂”。它是洋务派开办的最大的近代工业，它用自炼钢材仿制的毛瑟枪，赶上德国新毛瑟枪的水平，它研制的无烟火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江南制造总局是官办的，经费由清政府调拨，生产不计成本，不考虑经济效益，缺乏发展的动力。它采用封建衙门式的管理，用管军队的方法约束工人，工人缺乏生产积极性，产品质量得不到保证。
福州船政局
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经营的设备最齐全的新式造船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聘用外国人担任技师。主要由铁场、船场和学堂三部分组成，1884年
马尾海战中遭到严重破坏。后虽经恢复但大不如前，
辛亥革命后，改称海军造船所。
汉阳铁厂
洋务运动
1889年春，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在
广州建立炼铁厂，同年他调任湖广总督，筹办的炼铁厂也随迁汉阳，1890年在
大别山下动工兴建，1893年
汉阳铁厂基本完工，共有六个
大厂，四个小厂，炼铁炉两座。1894年投产，开始均为官办，从筹办起至1895年，共用经费五百八十余万两。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因无力筹措经费，于1896年改为“官督商办”。辛亥革命前夕，汉阳铁厂工人约三千人，每年出钢七万吨。
抗日战争时期，汉阳铁厂部分设备被
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成立大渡口钢铁厂。解放后收归人民所有。
轮船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的轮船
简称“招商局”。中国最早设立的轮船航运企业。1872年（清
同治十一年）李鸿章招商筹办。1873年1月成立。总局设上海，分局设
烟台、
汉口、天津、
福州、广州、香港以及
横滨、神户、吕宋、
新加坡等地。1885年（
光绪十一年）改为官督商办。1909年（
宣统元年）归邮传部管辖。1912年改为商办，更名商办招商局轮船公司，后又改称商办招商轮船有限公司。1932年国民党政府收归国营，更名国营招商局，归属交通部。抗日战争期间，总局先迁
香港，后移
重庆。战后迁回上海。1947年共有船460艘，33万余吨。1948年成立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1951年改称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香港仍沿旧称。1985年成立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同文馆
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人从事
翻译工作，但正式设立外语学校却晚至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的同文馆。在清政府与外国订立
《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
《北京条约》时，竟连一个懂得外文的
中国人都找不到，任凭侵略者的蒙骗。 1861年奕奏请设立外语学校，培养外语人才和外交人才。1862
同文馆中的学生
年8月，同治帝正式批准成立“京师同文馆”。学员学习汉文外，主要学习外文。聘有外籍教师英国人包尔腾，法国人司默灵、毕利干，俄人
柏林，美国人
丁韪良、傅兰雅、海灵敦等先后任教。丁韪良从1869年任总教习，总管教务达30年。总税务司
赫德兼任监察官，实际控制了经费和人事大权。 同文馆完全按正规学校来办，陆续开设
英文馆、
俄文馆、德文馆和东文（
日文）馆。只招收13、14岁以下
八旗子弟，后又招收15—25岁的满汉学员，也招收不限年龄的满汉学员。学习期限初定3年，到1876年分为两种：一是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8年；一是年龄稍大、仅借中文译本学习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5年。1867年时增设
算学、
化学、
万国公法、医学生理、
天文、
物理、外国史地等。学生最多时达120人。毕业生大多
任清政府译员、外交官员和其他洋务机构官员。设有印刷所，翻译印《万国公法》及数理化和文史等方面书籍。1902年
同文馆并入
京师大学堂。
失败 原因
洋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其失败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鸦片战争
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 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 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
甲午战争，洋务派标榜的“求强”“求富”目标未能实现，洋务运动基本失败。 第四，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对洋务知之甚少，思想还处于被愚昧迷信和封建礼教束缚的阶段。
历史评价
宗旨
洋务派提倡「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 后来的
甲午中日战争证明，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它引进了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
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 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 和“敌外国”相提的。前者反映了国内
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
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但在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 与“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洋务大员
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 的口号下，养肥了第一代
军阀集团。
观点
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
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一定的
阻碍作用。但由于洋务派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
科学技术，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了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
资本。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从70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终于使中国有了一点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促进了
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
其他
此外，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不彻底的批判，多少动摇了恪守
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
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又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
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在此基础上，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洋务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国早期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意义
最后，洋务民用工业的兴办，部分地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如 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多时间，外轮损失一千三百多万两，
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被
招商局归井。湖北官织布局开织后，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十万多匹。中国资本能挫败洋商，这在当时曾被视为“创见之事”。
作用
洋务派经营的近代工业
企业，是以不改变封建生产关系为前提的。所办企业，具有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封建性和一定程度的垄断性。因此，
洋务派要在中国兴办近代工业企业和筹办海防，都不得不在工业技术、资本乃至管理上受
帝国主义的左右和牵制。因而也就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控制，洋务派也就加速了自身的买办化。这样的企业不仅无法避免自身遭到破产的命运，而且严重地阻碍和压制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
过程
办“洋务”30年间，中国被迫开辟的
通商口岸，由1860年前的7个增加到1894年的34个，外国的进口额，也由1864年的5100余万两，激增为1894年的1亿6千余万两。进口货物中，80年代前
鸦片占首位，80年代后棉织品跃居第一，鸦片退居第二，但绝对数仍一直上升。出口的货物，80年代前主要是茶和丝，80年代后棉花和大豆逐步增长。中国被迫加速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成为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廉价原料产地。因此，洋务运动的过程，就是中外反动派进一步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化逐步加深的过程，也是
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
结果
虽然
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洋务运动同一个过程中艰难地成长起来的，这主要是受中国近代
经济规律制约的结果，对洋务派来说是事与愿违的。但是，洋务运动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随着近代工业的兴建，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生产技术，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在
中国社会出现了，在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里，也造就了一批掌握自然科学的
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企业的利润，还吸引了一些
官僚、地主、
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客观上对中国
资本主义发展起了刺激作用。
研究探索
洋务派与顽固派
晚清统治集团原本都是顽固派，洋务派是从顽固派阵营中分化出来的，两派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是基本一致的，但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则迥然不同。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顽固派则坚持中国的封建传统，反对西学。 两派最激烈的论争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867年（同治六年），围绕着同文馆培养洋务人才，应否招收正途出身学员问题的论争；第二次是1874年（同治十三年），围绕着设厂制造船炮机器和筹备海防的论争；第三次是1883年（光绪八年）开始的围绕着建筑铁路问题的论争。在两派论争过程中，顽固派对洋务运动的各项措施，竭尽攻击之能事。他们抬出了“礼义廉耻”、“天道人心”和“用夏变夷”等封建教条，全面地反对学习“西学”，说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攻击洋务派提倡“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是“败坏人心”，是“用夷变夏”；甚至攻击侈谈洋务者是“祸国殃民”，是“洪水猛兽”。他们指责洋务派自造船炮是“虚耗国帑”和“便于浮冒”；特别反对推行耕织机器，认为“夫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机器渐行，则失业者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能言矣”。他们反对洋务派开采矿藏，修筑铁路，筹设银行，便利商民等措施，认为“古来圣君贤相讲富强之道者，率皆重农抑商，不务尽山泽之利，盖所称为极治者，亦曰上下相安，家给人足，足以备预不虞而已”。认为这些措施会“便利外国侵略”，“妨碍小民生计”。甚至认为开矿修路，会“震动地脉”，“破坏风水”，要求“永远禁止”。 他们对经办近代工矿的洋务派，不断进行人身攻击，指责
周馥、盛宣怀、
杨宗濂、马建忠辈，“其人皆屡被讥弹，而时号通晓洋务，专能依据洋书，条陈新法，阳为创设，阴便私图”；“皆唯利是图，通外洋以蠹中国”。特别对其中从商人买办出身的人员，更是十分轻蔑。如攻击丁日昌“曾以诸生充洋行雇员”，“矫饰倾险，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攻击
唐廷枢等是“洋行厮役，专一凭借官势，网利渔财”；是“病国奸商，害民巨蠹”。至于洋务派官僚在
经济活动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贪污腐败弱点，更成为顽固派进行攻击的炮弹和把柄。 顽固派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上述攻击，显然是站在封建
自然经济的顽固保守立场上，无疑是错误的和违反时代进步潮流的。而洋务派则满足于农民革命已被镇压下去和对外维持和局的现状，自诩为“
同光中兴”的功臣，确信所从事的“求强”“求富”活动获得了成功。他们囿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不愿也不敢全面学习西方。
改良派和维新派
从洋务派转化的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
王韬、郑观应、
薛福成、马建忠等人，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便批评洋务运动只引进西方近代生产技术而不引进西方政治体制的弊病，提出向西方和
日本学习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并对洋务企业官督商办方式不满，提倡商办。但他们批评的方式比较委婉。 维新派康有为
梁启超等人则旗帜鲜明大张旗鼓地批评洋务运动。康有为批评洋务派的变法是“积习难忘，仍是补漏缝缺之谋，非再立堂构之规，风雨既至，终必倾坠”；“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大变则强，小变仍亡”；“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梁启超对洋务运动的批评更加形象化，他说：“中国之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譬之有
千岁老屋，瓦墁毁坏，
梁栋崩析，将就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斯二者用心虽不同，要之风雨一至，则屋必倾圮而人必同归死亡一也。夫酣嬉鼾卧者，则
满洲党人是也，补苴弥缝者，则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是也。谚所谓室漏而补之，愈补则愈漏，衣敝而结之，愈结则愈破，其势固非别构新厦，别出新制，乌乎可哉？”梁启超对洋务派官督商办方式的批判也是
一针见血：“李鸿章所办商务，无一成效可睹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
严复在《辟韩》一文中，更击中了洋务派维持封建专制君权的要害，指出：“君臣之伦，出于不得已也，患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在《与外交部主事论教育》一文中，严复又形象化地批驳了洋务派的“
中体西用”思想，他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
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这一批评一针见血，从而动摇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根据。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上述批评，痛切时弊，击中要害。在这一基础上提出的“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风靡全国，相形见绌的洋务运动，不得不被迫退出政治舞台。
孙中山与洋务运动
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孙中山，当他于中日
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的1894年6月北上，提出《上李鸿章书》时，年方28岁，其
政治思想正在由改良向革命演变。他在上书中，对洋务运动赞赏与批评同时并举，最后并赋予殷切期望。他赞赏洋务派敢于冲破“成例”的束缚和“群议”的阻挠，倡导洋务运动，“励精图治”、“勤求政理”，“育才则有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诸学堂；裕财源则辟煤金之矿，立纺织制造之局；兴商务则招商轮船、开平铁路，已先后辉映”；“快舰、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由于自己看到“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骎骎乎将与欧洲并驾矣”，因而“逖听欢呼，闻风鼓舞”。在这里，孙中山所说的，应该不是一般的阿谀奉迎之词，而是反映了当时一个爱国青年对
洋务新政的看法。他批评洋务运动“仿效西法”，虽取得显著成就，但终因“舍本图末”，“徒袭人之皮毛，而未顾己之命脉”，所以“犹不能与欧洲颉颃”。他明确提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者，徒维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他提出以上四大改革纲领，意在拓展洋务领域，推进洋务运动，并非反对洋务运动，否定洋务派实行的新政，而是认为“今年以来，一切新政次第施行，虽所谓四大之纲不能齐举，然而为之以渐，其发轫于斯乎”？对洋务运动期望之殷切，溢于言表。
旧中国史学界研究
章鸣九、徐泰来在《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发表的《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一文中（以下简称章
徐文）已做了全面而详尽的论述，我只打算在章徐文的基础上做以下几点补充。
赵尔巽
第一，
赵尔巽等编撰的《
清史稿》，站在清政府封建统治的立场上，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主要人物的评价很高。例如《曾国藩传》对曾的结论是：“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画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
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再例如《李鸿章传》，称“鸿章持国事，力排众议。在畿疆三十年，
晏然无事。独究讨外国政学、法制、兵备、财用、工商、艺业。闻欧美出一新器，必百方营购以备不虞。尝设
广方言馆、机器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磁州、开平铁矿，
漠河金矿；广建铁路、电线及织布局、医学堂；购铁甲兵舰；筑
大沽、旅顺、
威海船坞台垒；遴武弁送
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筹通商日本，派员往驻；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凡所营造，皆前此所未有也。对左宗棠的评价也很高，结论中说：“宗棠事功著矣，其志行忠介，亦有过人。廉不言贫，勤不言劳。待将士以诚信相感。善于治民，每克一地，招徕抚绥，众至如归。论者谓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
王道行之，信哉！”
瞿秋白
第二，中共创始人之一的
瞿秋白，在20年代头几年，即对近代中国早期的社会变动和洋务运动的本质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论述。瞿曾多次指出，近代中国经济关系的变动，是在“中国的经济和外国资本主义相接触”的基础上发生的。帝国主义“既要投资投货于中国，就不得不破毁中国宗法社会之束缚”，因为经济上已有变动，遂发生新的生产关系，同时国内外亦发生新的
经济力量”，外货倾销使国内“渐渐形成‘商业资本’，商人渐能组织生产，出现资本主义式的工场和工厂；侵略使农民破产，造成闲空的无产阶级后备队”。这样外国资本就在客观上促成了中国资本主义与劳动力的结合，从而“不得不建立相当的资产阶级的关系”。这说明，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不是社会经济内部矛盾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引起中国社会的急遽变动，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之途径有特异之点——它从一开始就分成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这样两部分”。瞿认为官僚资本的发展是受外铄，它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两个买办化的过程。一是中国大商人的买办化；二是
大地主阶级变成官僚
买办阶级，这就是洋务派的产生。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是李鸿章，他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企业，这些企业在生产技术上依靠外国技师，在经营管理上采取腐朽的官僚制度，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来维持封建统治。外国侵略势力与中国封建统治者的结合成为
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这是中共党人对洋务运动较早定下的否定基调。
章徐文
第三，章
徐文中对蒋廷黻《中国
近代史》的反动立场所作的批评，我完全同意。但该书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值得注意。该书肯定奕、文祥倡导洋务新政之功，并惋惜洋务运动晚了20年，他说：“恭亲王把握政权以后，天下大势为之一变……奕与文祥在元首逃难、
京都将要失守的时候，接受大命……他们就毅然决然承认外人的要求，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条约签订以后，英法退军，中国并没丧失一寸土地……条款虽很多，主要的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历史上的意义不外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这种关系固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奕与文祥决不转回头看，留恋那一去不复返的闭关时代。他们大着胆子向前进，到国际生活中去找新出路。我们研究近代史的人所痛心的，就是这种新精神不能出现于
鸦片战争以后，而出现于二十年后的咸末同初。
一寸光阴一寸金，个人如此，民族更如此。”接着对洋务运动做出以下评价：“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做事极不容易。同治年间起始的自强运动，虽未达到目的，然而能有相当的成绩，已经费了
九牛二虎之力。倘若当时没有恭亲王及文祥在京内主持，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动，那末，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以后的中国还要麻木不仁，好像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一样。” 这一评价，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失为符合历史实际的持平之论。该书最后对洋务运动未能救国的原因也做了比较深刻的剖析。应该承认，蒋氏这本书立场虽然反动，但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研究水平比起梁启超来已有所提高。
萧一山
第四，
萧一山在他所著的《清代通史》中，用了较大篇幅论述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人物。他首先表示完全赞同蒋廷黻对于洋务新政晚来20年的感慨。他对同光中兴的总评价是：“顾此时列强与中国相见者，若英法俄美德奥之属，不仅兵力商务凌踔我国，其
宗教文明，又足掀神州学术之基础，使吴亘古未有之变局……而应付此变局者，虽以奕、文祥在内，曾、左、李等在外，勉强维持，渐有起色，然固无如专权纵欲之女主何也。换言之，即奕、曾、李辈对国际有认识，对政治有兴革，亦不免受制于宫廷骄矜之
寡妇，不得大行其志。而此寡妇者，乃上承祖宗家法、
旗门规矩，旁受宦寺及亲属之包围，其才其智，对驾驭群臣则有余，对政治建设则不足。且以当时环境，位固守旧者占绝大多数，权位至亲若醇王，德高望重如倭仁，皆头脑冬烘，不谙大计，又何攸责怪于未受教育之妇人以斡旋气运耶？是则所谓中兴之业者，察其意义，不过在削平十余年之太平捻回之乱，使内部趋于安定而已。而军事政治社会不惟不能改良，反日趋于窳败。以故
同治中兴不能比迹于开国，而中兴亦无显著之殊勋，此其效盖可睹矣。”在这里，萧一山已接触到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的根源了。他对曾国藩的评价是：“国藩相清之动机，一曰保天下，二曰保人民，三曰保中国。”这种评价完全是颂扬。对李鸿章的评价是：“梁氏以不学无术责李，而原其生于数十年前之中国，未能尽行其志，诚为确论……其权术机警之才，坚忍之性，皆颇足以有焉，在当时之环境中，舍李外更无他人可代也……但以受旧思想之感染，仍不免自信自大，与外人交涉，常带傲慢轻侮之色，视外人如市侩小儿……故李鸿章入外人之彀中而不自知，尤以受俄国人之诳骗与订中俄密约，结果中国一无所获，而受害又不仅密约之条款。总之，争小节而遗大体，清末外交失败之总因，鸿章固未能例外也。”在这里，对李鸿章已是有褒有贬了。
施复亮
第五，
施复亮在他的《中国现代经济史》一书中，对洋务运动持基本否定态度。他对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军用工业的评价是：“以上所述，都是军用工业时期重要企业，大部分是军用工业。这些军用工业，都是由官僚所创办，由官僚来经营的，所有机器和技师，完全仰给于外国，又不注意养成本国的技术人才。加以那些担负经营责任的官僚，丝毫不懂得军用工业的精神，而认为是一种美差肥缺，只知道尽量搜刮以饱私囊。因此，虽有此种军用工业，而对军事仍无什么补益。后来的中法战争、
中日战争的败北，
义和团事变八国联军底入京，充分暴露了此种军用工业的失败。到了辛亥革命以后，国内统一破坏，这些兵工厂，反成为各地军阀争夺的目标，而为助长内乱的一个祸源了。”他对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的评价是：“这些官办及官督商办的商品工业和矿业，与军用工业一样，差不多完全归于失败。以官僚和绅士为总办的官办工业，自己既无经营能力，完全听信外国工程师经营。那些外国工程师，一点诚意也没有，竭力排斥华人干部参与工厂经营，并助长外国资本的流入，因而种下中国企业界的普遍祸根。”他对洋务企业的总评价是：“中国近代企业的创始者，既然是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大官僚，所以中国的新式企业，也还与官僚结有不解之姻缘。中国近代企业的迟迟发达，这亦是一个原因。”
吕振羽
第六，章徐文的第二节，提到
吕振羽1940年发表的《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对洋务运动作了如下分析：“洋务运动在本质上并非革命运动，而是封建阶级的一种自救运动……洋务运动在‘西学为用’方面，在学习和设立资本主义性质的事业方面，客观上是进步的，而在‘中学为体’，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则是保守的、反动的。但由此而开展了‘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洋务运动是失败了，但它替戊戌运动开辟了道路。”我个人认为：吕先生在40年代初对洋务运动的这一评价，是中肯、全面而正确的，是基本符合历史实际的，对今天进一步深入研究洋务运动来说，也是富有指导意义的。
范文澜
第七，章徐文第三节，对
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
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两本书中全面否定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观点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述。我想在这里补充一些背景材料。当抗日战争进入第六个年头的1943年3月，
蒋介石出版了《
中国之命运》一书，强调“中国国民道德的教条，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而中国立国的纲维为礼义廉耻”；俨然以“八德四维”这一中国道统的继承者自居。而这一所谓“八德四维”的道统，实际上是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翻版。更有甚者此书中一再指责共产党“割据地方，反对革命，组织武力，破坏抗战，妨碍统一”，诬蔑共产党是“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是“反革命”。实际上，是蒋在进一步强化
专制独裁统治，在这本书出版的同时，蒋介石进行大规模反共内战的阴谋已露端倪。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
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警惕。于是中共在思想舆论战线上进行了必要的准备。上述范、胡两本书，正是上述政治背景下的产物。1944年范文澜发表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这篇名著，骂的是曾国藩，针对的却是蒋介石。1981年初，当时主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出版工作的原《大公报》记者
徐盈同志，读到
黄逸峰和我合写的《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一文（《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以后来信说：“在40年代，我（在重庆）写过一组关于洋务派为帝、封服务的小文，同胡绳有过讨论……我当时是指洋务派与
四大家族是一脉相承的。”徐盈同志这里所说的问题，是关于评价洋务运动很珍贵的史料，有助于我们对当时的背景的理解。
新中国史学界研究
50年代否定论
新中国开国以后，在50年代，前述范文澜、胡绳两本书中全面否定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观点，理所当然地占有了统治地位。1954年8月，《中国近代史》又出了第9版，范老在说明中又特别强调指出：“《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是1944年我在
延安时写的。曾国藩是近百年来反动派的开山祖师，而他的伪善乔装却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他的继承者人民公敌蒋介石把他推崇成‘圣人’，以为麻醉青年、欺骗群众的偶像。为了澄清当时一些人的混乱思想，所以有揭穿曾国藩这个汉奸刽子手本来面目的必要。这篇文章便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写出的。现在仍把它附在书后”。1956年12月，
牟安世的《洋务运动》问世。该书在导言中即开宗明义地指出：“所谓洋务运动（或称‘同光新政’），乃是清朝统治者在汉族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卖中国
人民利益的办法，换取外洋枪炮船只来武装自己，血腥地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借以保存封建政权的残骸为目的的运动。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并以军事为中心的运动。”这就进一步给洋务运动宣判了死刑。这一时期，虽已有不少论著对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给予相当重视，但均不占主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 ，当时陆续出版了不少有关洋务活动的历史资料，为后来开展深入讨论准备了条件。
60年代论争
这场论争，是由我在《文汇报》理论版1961年12月28日、1962年1月12和21日，连续发表的《试论洋务运动对早期民族资本的促进作用》、《试论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和外国侵略资本的矛盾》、《试论洋务运动中洋务、顽固两派论争的性质》三篇文章所引起的。这三篇文章，原本是一篇文章的三段，因太长而分成三篇发表的。我在1957年才从机关调到上海经济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当时正在主持编写《江南造船厂厂史》，并负责执笔撰写江南制造局的一章，由此我开始接触到洋务运动和洋务派问题。由于对洋务运动素无研究，所以我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初期只能依据范文澜、牟安世等人的全面否定观点，竭力贬低江南制造局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后来，我认真翻阅了1959年由
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8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在史实面前，我开始对全面否定论有所怀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写出文章初稿，并在经济所内会议上提出讨论。当时有不少同事劝我不宜轻易发表，避免自找麻烦。那时候党中央正在筹备召开七千人扩大会议，政治空气较为宽松，《文汇报》理论版负责人郑心永，为了活跃学术空气，前来征稿，我便把文章初稿加以修改后交给他发表了。
个人看法
当时对洋务运动的主要看法，已初步形成后来一直坚持的两点论，即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既存在反动与消极的一面，又存在进步与积极的一面，应同时兼顾，不可偏废。我之所以选择以上三个题目，片面突出它的进步与积极一面，目的是为了便于打破全面否定论一边倒的沉闷局面，以利于展开深入讨论而已。平心而论，这种两点论，并不是什么“发明创造”，如前所述，早在40年代吕振羽便已提出；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的序例中，也同样提到：“为期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对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历史，也产生过一定的作用”；我的文章只是加以强调和突出罢了。文章发表后，如所周知，引起新中国史学界的一场大论争，在全国各报刊陆续发表和我商榷的文章近50篇，多数不同意我的意见，支持者只是少数人，可见全面否定论的影响之大。这一讨论开始还是正常的学术争鸣，后来由于党中央
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和北京会议上，一再强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政治空气紧张起来，一些文章便无限上纲上线，变成了围攻和批判，迫使我只得沉默不言，这一场论争，只好不了了之。但尽管如此，这场论争还是对全面否定论产生了很大冲击，为下一阶段全面而深入地研究洋务运动提供了基础。关于这场论争，在前述章徐文第四节中也做了详尽而恰当的述评，我是赞同的。到了十年动乱期间，在“
四人帮”的“影射史学”的恶劣影响下，我和黄逸峰被扣上“美化洋务派”的帽子而受到种种折磨，那就已经不是学术范围的事情了。
新时期新论争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的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仅为全国四化建设开辟了新的历史时期，而且为洋务运动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使这一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论争、新局面和新成果。 先说新论争。这次新论争，是60年代论争在新时期的必然继续和发展。事有凑巧，这次新论争的导火线，又是黄逸峰和我合写的《重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点燃起来的。1978年下半年，《历史研究》编辑部向黄逸峰和我约写重评洋务运动的文章。交稿后，他们不太满意我们的两点论，建议将反动消极的一面删掉或压缩，以便突出进步积极的一面。我们不同意改动，他们便组织徐泰来写《也评洋务运动》，和我们的文章同期发表，同我们商榷。紧接着我们又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发表《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答徐泰来同志》。于是便展开了这场新论争。新论争的阵容是：徐泰来和他的老师李时岳、以及
胡滨等为一方，认为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的进步运动，和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并列，批评了我们提出的洋务运动反动消极的一面——五个罪恶产物和三大恶果等等。黄逸峰和我等为另一方，主张洋务运动同时存在进步与反动的两面，而反动的一面则是主要的，不同意称作进步运动。就这样，我在新论争中的位置，从60年代反对全面否定论的“激进派”，一变而成为反对全面肯定论的“保守派”，这是多少带上一点戏剧性的变化。在这场新论争中，比起60年代，学风上有很大进步，真正出现了百家争鸣畅所欲言的可喜局面。这是一种有益于学术发展的良好学风。
学术研讨会
次说新局面。这主要指的是连续召开七届全国性的洋务运动学术研讨会的盛况。首届洋务运动学术研讨会，是1980年12月由
吉林大学历史系和该校学报编辑部发起，在
长春举行，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到会学者近50人，
主持人李时岳，会后出版了《洋务运动讨论专集》，收录
论文24篇。第二届会议是1982年冬天在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主持人
夏东元，到会学者100余人，提交论文70余篇，会议主题仍是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讨论气氛之热烈，超过首届会议。第三届会议于1985年8月在兰州举行，主持人
杜经国，会议主题是洋务企业的性质和作用，到会学者近90人，提交论文60余篇。第四届会议是1987年12月在
汕头大学举行的，由调到汕头大学担任副校长的李时岳和调到汕头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的杜经国共同主持，到会学者近80人，提交论文50余篇，会议主题是评论洋务派人物。第五届会议于1989年10月在山东
东营市举行，由山东大学
孔令仁主持，到会学者130余人，提交论文90余篇，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与
中国近代化进程，会后出版了论文集。这是五届会议中比较盛大的一次会议。第六届会议于1992年5月在宜昌水利学院举行，由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皮明庥主持，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与早期城市发展，到会学者10余人，提交论文80余篇。
中国的现代化与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最早启动
首先，洋务派面对新的形势，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最早的现代化思想。19世纪中叶，现代化浪潮已从欧美席卷到世界各地，它打破了各国的隔绝状态，将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连为一体，人类历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而在中国，清王朝遇到了开国以来最大的统治危机：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蓬勃发展；英、法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凭借洋枪洋炮打败了“天朝”军队。日趋衰落的清王朝犹如一座将倾的大厦，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政治统治的危机，促使统治集团发生了分化，出现了新的组合――洋务派。他们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提出了应变的思想，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然而应当指出，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实已是一革命性的态度”③。从实践上看，这一思想不再像经世派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那样停留在书本上和口头上，而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有效的影响，它具有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开阔人们视野，引导人们追求新知的积极作用。即以当时设立的学堂而论，尽管每所学堂以及每次派遣留学生几乎都强调“以义理为体，以格致为用”，但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实际上是以西学为主的。有的只是规定“仍兼讲中学”：有的只是说“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并不列为正式课程；有的只是要求学生在“闲暇”时阅读一些史鉴之类的书。当发现某些学生偏重中学、荒废西学时，还认为是背离了设立学堂的宗旨而着力加以整顿④。毫无疑问，“中体西用”思想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理论⑤，它使中国人迈出了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脚步。 其次，洋务运动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和机器生产，实现了中国从手工业制造转入机器生产的起步。美国比较现代化学者布莱克指出，在人类历史中，有三次伟大的革命性转变，第一次革命性转变发生在100万年前，原始生命经过亿万年的进化以后，出现了人类；第二次革命性转变是人类从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社会；而第三次革命性转变则是近几个世纪正在经历中的事，全世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⑥。社会学者、历史学者一般把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转变理解为现代化⑦。从这个意义上说，洋务运动就成了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点。 1861年初，清政府宣布设立总理衙门和北洋与南洋两位通商大臣，是洋务运动的先声，然后以派员采购外洋船炮并自行仿造为开路，随之在各地建立起一批机器局、船政局、枪炮厂等军事工业。70年代洋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洋务派在继续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又着手兴办民用工业。 洋务企业尽管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种种限制，机械化的程度还很低，各企业内部仍大量使用手工劳动，但它们毕竟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机器和工艺，在生产技术方面发生了空前的大变革，使中国破天荒出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曙光。再则，无论是军事工业还是民用工业，其主导产业为钢铁、矿产、铁路和棉纺织业，即当时所谓“机器矿路”。这是符合工业发展本身的规律的。 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属于社会生产力。在洋务派创办的军事企业中，已较普遍地采用了雇佣劳动，大部分工人都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他们的工资大体上是按照技术高低而决定的。例如：在江南制造总局，“华匠学徒，按日点工给价”；“内地工匠、小工则人无定数，视工务之缓急为衡；价有等差，较技艺之优劣为准”⑩。这显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剥削关系。而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在性质上与军事工业相比则有很大的不同，它们不仅大量雇佣工人，而且以私人投资为主，所生产的产品计价出售，有明确的利润目的，进行的是商品生产。企业中很明显地存在着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总之，洋务运动使中国迈出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第一步，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从此真正开始。
中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