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宝杯业:红色间谍的后三杰

一、他们仨

         前面说到，“后三杰”是熊向晖（彙荃）、陈忠经（翘）、申健（振民），之所以每个人名字后面还有一个括号，是因为括号中的内容也是他们曾经使用过的名字，而弄清他们的什么时候用了哪个名字对于了解他们参与隐蔽战线斗争的历程有很大的帮助。

       熊向晖原名熊彙荃，“向晖”一名应是解放后所改。从学生时代到胡宗南部下工作，熊向晖始终用的是原名。抗战胜利后，胡宗南推荐熊向晖等人去美国留学，因为他未取得过正式的大学学历，所以就冒用了他哥哥的名字，通过他的哥哥拿到了中央大学的英文证明信和成绩单，将有关证件换成他的名字和照片。之所以能够冒名顶替成功，据他说是因为“我们兄弟二人面貌相似，名字译成英文音也相近，能够蒙混过关”（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p30，另该书p27也有类似交代），兄弟面貌相似是非常正常的，而“名字译成英文音也相近”就需要特别交待一下了，西安时期与熊向晖曾经共事的张佛千说起熊的原名，“‘彙’是表示行辈，他的兄弟姊妹都叫‘彙╳’，‘彙’下面那一字又都是草字头”（同上书，p73），正是因为他们都叫“彙╳”（据杨者圣《在胡宗南身边的十二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4页所记，他的哥哥名为“彙莘”），所以名字才会译成英文音也相近。由此可见，直到他赴美国留学时用的仍旧还是原名，而他在美国求学期间，用的是英文名，没有改名的道理，待他再回国时，已经解放了，因此他的改名应是在解放之后。同样，陈忠经、申健的名字在建国前后也发生了变化。1950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向联合国派出以伍修权为大使衔级特派代表的中国代表团，陈忠经就以“陈翘”的名字参加了代表团。不过这个名字陈忠经使用得并不太多，不久，他还是恢复了自己的本名，也许这是因为自“一二.九运动”以来，“陈忠经”在社会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原因。而申健本名是申振民，据后来成为他内弟的熊向晖说“新中国成立后他改名申健”（《在胡宗南身边的十二年》。

       在今天说来，这三个人都称得上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熊向晖1936年入党，申健1938年入党，陈忠经1940年入党。抗战爆发前，他们分别就读于清华大学中文系、北平师范大学经济系、北京大学经济系，是那个时代真正的“天之骄子”，特别是陈忠经，在“一二.九运动”前后担任北京大学第一、二届学生会执行委员、第三、四届学生会主席，成为走在时代前列的学生运动领袖，名动一时。论起年纪来，熊向晖比1915年出生的申健、陈忠经小4岁，1936年他考入大学的时候，申健、陈忠经已经读了两年大学了。但在参加革命这个问题上，熊向晖却走到了他们的前面，进大学不久，熊向晖就结识了担任中共清华党支部负责人的杨学诚，杨学诚通过安排熊向晖担任学生组织“民先”工作的考察，很快就与蒋南翔共同介绍熊向晖加入了中共，时间在1936年12月8日，恰好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前夜。“打进去，拉出来”是隐蔽战线的一贯打法，熊向晖是受周恩来亲自派遣“打”入到胡宗南的营垒中去的，而申健与陈忠经则是从胡宗南的营垒中“拉”出来的，因为申健、陈忠经参加革命之时，他们本已在胡宗南手下任职，只不过他们“拉”出来的过程并非是被动的，而是自觉自愿、积极主动的出来革命的。为了入党，1940年陈忠经甚至冒险闯进被特务严密监视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向办事处主任周子健详细讲了自己的经历和入党的愿望，终于得偿所愿，被顺利吸收进党组织。

      “后三杰”能够相互结识还应该感谢胡宗南。1937年12月，胡宗南派亲信陈大勋在长沙成立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这个服务团的主要成员就是当时已迁移到长沙的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的学生，熊向晖、陈忠经就是这个时候成为服务团成员的，不久，他们随团到了陕西。在此之前，1937年秋，晋南前线战事吃紧，由北平师范大学等几所高校组成的西安临大也组织了战地服务团到潼关、华阴等地进行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申健任该团副团长，这个服务团于1938年春回到西安，不久，与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合并，在凤翔县正式组成第一军随军服务团（李永森主编《西北大学校史稿(解放前部分)》，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p36）。这也是为什么熊向晖保存的服务团团友名单上有“申振民”名字的原因。而熊向晖、陈忠经与申健的相识应该是在凤翔的服务团中，不过这次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因为熊向晖在当年的5月就被胡宗南保送到中央军校7分校读书去了。

二、在西安

         1939年3月，熊向晖从西安王曲的中央军校7分校毕业，被胡宗南选中担任了侍从副官，其后又担任了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此前，1938年10月，第一军随军服务团解散，申健、陈忠经等被安排到西安的战干4团受训，之后又先后到第十战区长官部政治部、三青团陕西支团等处工作。

       在西安期间，他们三人都很好的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在秘密工作中迅速成长起来，为保卫在延安的党中央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因为工作性质特殊，他们三人间并没有直接的组织上的关系，相互也不知道他人的党员身份，但他们还是颇为默契的相互支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也使他们成为相交甚得的好友。其间，胡宗南曾经对陈忠经有所怀疑，熊向晖就代为解释，陈忠经结婚时，也是通过熊向晖邀请到胡宗南为他证婚。而熊向晖的很多情报，则是通过陈忠经之手传给情报组织的负责人王石坚，熊向晖与王石坚的接头也多是在陈忠经家里。抗战后，熊向晖的三姐熊友榛(原名熊彙苓)与申健结婚，这时熊向晖才知道申健的党员身份。等到熊向晖结婚时，他按照风俗请的四大红媒中就有陈忠经和申健。

       在西安的岁月里，陈忠经是非常出风头的人物，早年在北大领导学生运动的经历和三青团这样一个青年组织负责人的社会身份，让他在西安城这个不大的交际圈里成为非常活跃的人物，甚至连当时旅居西安的豫剧演员常香玉与陈宪章结婚时，他也能以证婚人的身份出场。（张乡仆、苏宏著《话说常香玉》，河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p234）。而他所交往的三教九流的人物，为他的地下工作提供非常好的掩护，也为他的情报工作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同时，他又开办了研究书店，办了一份《研究月刊》，1944年后，还接办了在西安影响较大的《新秦日报》。

        值得一记的是，1944年6月，爱泼斯坦等中外记者组成“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延安去访问，在到达西安后，三青团为参观团召开了欢迎大会，会上大骂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等如何如何坏那一套。就在欢迎大会后的晚间，负责接待他们的三青团负责人、大会的主持人陈忠经来到外国记者住处，直言不讳告诉那些记者：“别听大会上那一套，全是胡说八道！”这件事给爱泼斯坦留下深刻印象，后来他在《我在这里成长》一文中特别记下了这件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作为三青团的高级干部，陈忠经不可能时时都表现出自己的革命性，更多的时候他还是得隐藏自己真实的政治立场，违心的去做一些符合“身份”的事，在1946年3月1日，他就会同其他国民党党务系统的人员，组织了一次由西安3000余名大中院校学生参加的反苏反共游行（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党史研究室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1919-1949)》，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p372），在潜伏敌人营垒的岁月里，他做的多数应是类似这样的事情。

        而申健在三青团系统内也牢牢的站稳了脚跟，担任了三青团西安市分团部干事长兼书记，掌握了这个国民党下属的青年组织的动向，他还兼任了西北工合宝鸡事务所主任职务。1940年，在西安从事情报工作的罗青长在申健的掩护下，对陕西省三青团的情况进行了秘密调查，并根据调查的情况撰写了《陕西省三青团概况》的调查报告呈报延安党中央，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和好评，为中共制定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工作政策，把三青团列为争取对象而不是当作打击对象起到了一定作用。（罗青长《于平凡中见伟大》http://news.sina.com.cn/c/2006-08-29/181010863176.shtml）

        在西安地下工作中，能接触到最核心机密还是熊向晖。虽然按照周恩来的部署，熊向晖的任务就是做闲棋冷子，但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的身份，决定了熊向晖不会闲起来、冷下去。随着抗战中期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手握重兵包围着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成为了对延安的最大威胁，1940年冬，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坐镇西安的胡宗南向蒋介石提出“直捣肤施（延安）”的建议，但迫于兵力不足而未敢轻举妄动。面对复杂的形势，1941年夏天，中央社会部派遣王石坚到西安主持情报工作，王石坚的任务就是与熊向晖、申健、陈忠经等地下情报人员取得联络、搜集情报，而熊向晖成为王石坚系统中最重要的情报人员。

        1942年9月，蒋介石在西安主持召开了北方各战区将领会议，有关会议的情况和胡宗南部队的动向及实力等情况，熊向晖都通过王石坚向延安作了报告，使中央及时掌握了国民党在北方地区的军事部署。1943年夏，蒋介石秘密布置胡宗南，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闪击延安，一举解决中共，胡宗南根据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在7月2日下达了于7月9日进攻边区的命令，第二天这一情报就被熊向晖报往延安。当时胡宗南准备用于进攻的部队有10万人，而陕甘宁边区仅有少量的留守部队，面对大兵压境、敌强我弱的形势，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建议使用由熊向晖提供的情报，公开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计划，进而挫败敌人进攻阴谋，这一建议得到毛泽东、朱德的采纳，7月4日由朱德亲自致电胡宗南，对其策划的破坏抗战进攻陕北的阴谋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国民党立即撤退准备进攻陕北的部队，同时根据熊向晖提供的情报材料，由延安的《解放日报》登出胡宗南准备用于进攻延安的部队详细部署情况，使蒋介石、胡宗南的反共阴谋一下子暴露出来，不得不中止了这次进攻行动。事后胡宗南密令追查泄密者，结果只是抓到了两个替死鬼，却从来没有怀疑过在自己身边的熊向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