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客营销手机:军统培训特务的内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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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训班成立经过

  军统第一个规模庞大的特务训练班--临澄特别训练班(简称"临训班")的成立,是有其特殊使命和原因的。

  蒋介石被迫抗日刚一开始,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就奉行他主子的命令,借抗日为名积极从事枪口对内的准备工作。"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后,戴笠原来打算在上海或南京举办一个大规模特务训练班,但没有预料到上海和南京那么快就沦入敌手,因而未能进行。一九三七年冬天,他逃到武汉之后,便指派原在上海附近松江、青浦两县主持苏浙行动委员会武装特务干部训练班的副主任余乐醒和谢力公两人,到湖南去积极筹备,并手令军统湖南省站站长李人士要尽全力从事协助。

  一九三八年一月间,余乐醒回到长沙,马上把他在长沙南门外天鹅塘旭鸣里四号融园一座大洋楼全部腾出,作为筹备处,日夜紧张地从事筹备工作。戴笠选派到这个班去工作的一些大特务有: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吴景中等。这些重要负责人,都是曾经留学苏联的共产党叛徒。从这点来看,就不难说明这个班的性质了。

  这个班的地点最初打算设在长沙附近,因鉴于日机空袭不安全,由湖南站长李人士选定了常德北面临澧县县立中学校为班址。戴笠派了军统第一处处长杨继荣和余乐醒等前往视察,认为交通便利而又隐蔽,加上房屋宽大等有利条件,便决定把这个班设在那里。

  筹备处刚一成立,军统人事科即通令所有外勤各省省站组,转令所有特务介绍可靠亲友前往受训。条件是思想可靠,身家"清白",不分性别,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初中以上程度,身体健康无显著特征和暗疾,并规定当时已参加军统工作的内外勤工作人员愿意参加受训者亦可调训(这些人可以在学生中起考核监督作用)。以后在年龄上实际没有限制,其中有不少三十多岁的人。通令中还规定各地选送的学生,应由各省站组负责人先行考核,以防异党分子混人。如学生将来出了问题,原选送或保送(工作人员调训称为保送)单位要负全部责任。

  由于当时华北、东南、西北各省选送学生到湖南有困难,便只要华中与西南的几省选送。实际上这个班的学生来源,大部分是军统郑州办事处主任梁干乔在山东、江苏、河南等地招收的流亡失学失业青年。梁干乔当时个人野心很大,想趁机抓点实力。这个托派匪徒,虽然反共异常积极,但戴笠总是不肯放手让他自己去发展力量。所以当他费尽心力招收到近千名青年时,戴笠便要他全部送到湖南去受训,而不准他自己搞训练班。

  这批学生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前后由郑州赴湖南时,不少河南籍的都悄悄走了,上车时只剩下八百多人。当时我和杨清植、王班联等送这批学生途经武汉时,我去见戴笠,他详细询问了这批学生的来源。我告诉他都是通过特务们亲友关系招来,并经过一度考核,思想上大都无问题,只是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些是高中毕业,也有些只有高小程度。他当时指示我,只要思想无问题。程度差点的也可留下来,将来训练出来可以干行动工作。他当时非常后悔没有大量在各地沦陷前招收青年,因为共产党会趁这机会把这批人拉过去,这样就使自己少了人,而让"敌人"多了人。

  戴笠谈到以后的工作时,认为最缺少的是干部,因为工作要比以往增加十倍百倍,所以要多多益善地尽量招收。这批学生经武汉到长沙,沿途又跑了不少,连八百人都不到,除了极少数实在不合条件的外,几乎都留了下来。各省送到湖南的学生不到三百人。临治特训班开学时,总数虽有一千一百多人,戴笠还嫌不够,特别是女生比例太少,不到十分之一。以后他和胡宗南商量,硬要胡把在长沙用中央军校七分校名义招收的女生六十多名全部拨给他。因为不能公开招生,特务们想方设法各方面去拉,并规定学生也可以介绍学生,以便增加入数,结果这个班中便出现不少夫妻同学,甚至母女同学的种种怪现象。其中我记得姓名的夫妻,就有廖仲文和张志坤,李甲孚和陈泽容,阚玉堂和周冲等;母女同学的有陈月华和马友雯。至于兄弟、兄妹、姊妹同学的就更多,这里不再列举了。

  我从一九三七年冬在郑州帮同梁干乔招生起,便和这个班大部分学生相识。以后我送他们去临澧,又留班任教官,还搞过一段总务工作,和这期的学生比较熟悉。我在军统二十多个训练班兼过课,只有在临训班是专任教官,因此与这个班学生关系最深。这个班的学生毕业后,又有不少长期与我同在一起工作。戴笠死后,我又应这个班部分学生的要求,担任他们的一个小集团--滨湖同学会的会长。因此我对这个班从成立到毕业,以及分发工作,和这个班毕业的学生在军统特务组织中所起的作用,都比较清楚。

  通过这个特务训练班的情况,也可看出军统特务的不少内幕和罪恶活动。这个班毕业的特务学生,虽只有一千左右,但对革命的危害和在蒋帮中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却是非常重大。逃往台湾的军统特务组织中,这批人还是其中的重要骨干分子,继续在与人民为敌。

  组织人事情况

  临训班最初的名称叫"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在筹备和刚开学时都是用这个名称,但军委会办公厅却不承认它,因此没有颁发过印章,只是由筹备处自己刻了一个条戳。当时戴笠兼任中央警官学校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为了想争夺全国警察领导权,便于一九三八年四月间将这个训练班正式定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而军统局内却一直叫它为"临训班",毕业学生则列为中央警校特训班第一期,或简称特训班一期。

  这个班正式成立是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从长沙筹备处迁到临澧奎星楼县立中学,正式开课是三月间,这时郑州和各地的学生才相继到达。未开课前,学生和教职员一同修整房屋,并用茅草竹架临时搭成一座可容一千余人的大礼堂。副主任余乐醒为了讨好戴笠,在礼堂背后修建了一道以戴笠别号命名的"雨农堤"作为学生休息场所。

  这个班从成立到结束,戴笠虽只去过两次,但这个班的一切重要人事和课程都是他亲自决定的。从一九三八年三月到六月是人伍训练,实际上是进行思想考核和审查学生的家庭出身与思想言行,并针对学生的特点考虑其将来适合何种工作,由六月起开始分队训练。所谓"人伍训练",并不是和一般军事学校一样,它是在一个月的基本军事训练后,逐渐增添各种特务常识的课程。到分队分科训练时,才进行专业训练。本文所写的组织,是分队训练以后的情况。

  班主任是由戴笠兼任。副主任一职,在开始和结束时是由余乐醒担任,其中有一个短时期由总队长陶一珊担任。约在五六月间,陶被任命为总队长到临渲不久,戴对余乐醒很不放心,曾电令将副主任一职由陶替代,而叫余专任教务处长。这项变动曾引起大部分教职员和许多学生的不满,不到一个月,戴又电令陶免代副主任,仍由余专任副主任,并以总教官谢力公兼任教务处长,好让余安心工作。

  戴笠当时虽不去办公,却设有一个主任办公室,派了若萍为秘书,用以牵制副主任。这个主任办公室里,另外还有一个由余乐醒介绍的秘书廖公侠和书记王小鸥、王子常两人。

  主任、副主任以下是总教官谢力公,他和余乐醒都是军统中有名的"训练专家"。

  教务处以外,还有政训处和总务处。政训处长汪祖华是军统中著名的"反共宣传家",政治教官和大队、中队的政治指导员都由他领导,除负责主持灌输法西斯主义教育外,更重要的是进行反共宣传和对学生的思想考核。

  总务处处长王湘,曾任县长多年,临训班迁往黔阳后,由戴笠介绍为黔阳县县长。

  军统局在抗战期间办过几十个各种各样的特务训练班,只有临法特别训练班是设三个处,后来所有的班都改称为组,不再称处。

  班本部下面还设有一个会计室,主任为刘七斯,会计徐煌生,出纳周巨恩。

  另有一个医务室,主任刘某和两个医生、两个护士。这几个人都是临时由特务介绍去的,不是军统派去的。

  当时只有总务处下面设有一个事务股,股长先后由沈醉、徐永年担任,股员有苏振通、刘桐、阳光鹤、姚瑞祥、王亚文等。其余各处当时都没有另设科股,也没有副处长。教务处下为教务员,政训处下为政训员。

  负责管理学生的是总队部。总队长一职迟迟没有决定,初期暂由副总队长王乐坡代理,五月间才派定陶一珊为总队长。

  总队部下设两个大队和一个直属女生中队。第一大队长王班联,副大队长陈震东,大队政治指导员吴尚英,副官董威。

  第一大队下辖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段建功,政治指导员何季祥。这个队分类学习专业时为情报队。第二中队队长项廉,政治指导员吴景中,这个队也是情报队。第三中队队长罗兴,政治指导员傅有权,这个队是专学行动的。

  第二大队也辖三个中队,大队长杨清植,副大队长王百刚,大队指导员贺元,副官沈志雄。第四中队队长金树云,政治指导员许文渊,这个队专门学习军事谍报参谋业务,又称为谍参队。第五中队队长陈粟冬,政治指导员黄康永。第六中队队长林廷极,政治指导员金昌满。这两个中队都是学打游击的,又称为军事队。

  女生直属中队队长先为安占江。这个女特务以凶狠著名,她的丈夫须于一都挨过她的手枪。她调走后改由吴毓坤继任。政治指导员先后有吴舜华、赵世英、彭家苹、武奎元,都是军统著名女特务。

  进行分队专业训练的选择标准是:凡高中以上程度而又较为聪明机警的学生均选人情报队受训;身体强健、学识稍差却胆大勇敢的选人行动队;对军事学术有点基础的选人谍参队,其余学识较差的选人军事队学打游击。女生则分别按各人具体情况选人情报队与行动队。七月间又设置了电讯、会计两个专业,大部分女生被选去学习这两项业务。专业训练表面上是征求学生意见,自由选择,实际上是先内定好了。学生自己选择的专业如不合适,都接班本部与总队所内定的专业分配。

  每个中队下面再分三个区队,区队长姓名我记得的有:王巍、苏子文、陈为诚、吴瑛、高尚、刘人爵、易学忠、姚凤翔。兰就西等。

  教官方面计有:曾任巩县兵工厂厂长的刘绍复和军统中专门研究爆破工作的黄林玉两人担任爆破术的教学,还有一个指导学生作爆破实习的助教邬之江。主讲情报的除了总教官谢力公外,还有陆遂初和解意等。讲授特工常识的除了副主任余乐醒外,还有刚从德、意两国学习特务工作回国的范学文、蒋镇南、冯文尧、王渭周四人。教行动术的有沈醉和擒拿教官朝鲜人金民杰。国术教官吴时泰,以及专教捕绳使用法的刘人爵。教摄影的为军统及戴笠的私人摄影师王文钊。教手语与暗号联络的有聂振标等。除特工技术外,这个班还着重于反共的政治教育,主要由政训处长汪祖华和曾在黄埔军校担任过政治教官的叛徒廖华平,以及大队、中队的政治指导员担任这门课程的教学,另外戴笠还把张学良将军的旧部陈旭东、吴赛等也派到这个班分别担任政治和军事教官,并聘了陆军大学兵要地理教官游风池到这个班兼课。以后增加电讯与会计两门专业,又由军统电讯处派了林郁民等人去主持这部门的训练。教会计与统计学的还有从法国留学回来的魏文海。

  除了这些专任与兼任的大批教官外,戴笠还经常把军统一些大特务临时派到这个训练班去讲上几天的课。当时去过的有湖南站长李人士,军统第一处处长杨继荣,曾经代理过军统书记长的傅胜兰和李果湛。当时决定派往日寇占领区去工作的大特务,戴笠除叫他们去临时讲几天课外,还允许他们在这个班的女学生当中去选择自己看中了的"工作太太"。例如派往武汉去任区长的李果湛便选中了一个湖南籍女生成XX当他的"工作太太"。还有派往上海负责,以后投敌当了伪杭州市市长的傅胜兰,也是在这个班中带了一个"工作太太"去的。

  戴笠在举办临训班时,据他以后时常告诉我,几乎是集中了当时军统的所有"人材"。从以后的发展来看,也可以说的确是这样。当时在临训班中工作过的人员,以后不少都是为他主持其他各个训练班的骨干,如廖华平任兰州特训班副主任,军事教官吴琅后来担任黔阳特训班副主任,金树云任东南特训班副主任,刘绍复、王乐坡先后担任爆破班副主任,陶一珊任重庆特训班副主任,魏文海任会计班副主任,金民杰任行动班副主任,等等。

  戴笠对这个班特别喜爱,"爱屋及乌",连这个班当时开玩笑似地通过的一首所谓"班歌",不仅成为以后所有的特训班的班歌,而且也成为军统局的"局歌"。过去每个军统特务都会唱的这首"班歌",不但在军统每年的"四一大会"开会完毕时要唱,并且在每周举行的"纪念周",以及任何集会时都要唱它。很多特务都不清楚:为什么每次集会要唱一次"班歌"?不是特训班集会,不是特训班的学生为什么都要唱会它?原因很简单,就是戴笠看上了这首歌。戴笠第一次到临训班时,听到学生唱这首歌,立即叫将这歌的歌词送给他看。歌词中有:"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他马上看中了。特别对其中的"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这两句,他更为满意,一念再念,认为写得很好,很切合军统的情况。因此,他便规定在每个集会都要唱这首歌。

  这首歌的诞生,说来很可笑。它是由刚从德国留学归来的教官蒋镇南,从德国法西斯党徒那里学会他们的党歌后加以改编的。在一次班务会议上,他第一次提出他这个"杰作"时,几乎使所有在场的几十个教官和职员都笑出声来,他还是不顾一切,一边唱一边表演。副主任余乐醒看到他那么认真,只好勉强答应他找几个懂音乐的人帮他去改一下。以后每次班务会上,蒋镇南都要把他修改过的这首歌唱给大家听一下。头几次还有人提点意见,以后大家有点讨厌他,为了免得再麻烦,便勉强说一声"可以了"。这样才让他去教学生唱。谁也没有料到一下给戴笠看中了,马上大走红运起来。

  附录:班歌歌词全文

  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掌握着现阶段的动脉,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须应当,刚强沉着,整齐严肃,刻苦耐劳,齐心奋斗!国家长城,民族先锋,是我们!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

  训练情况

  临澧特别训练班开学时,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学生不愿意参加军统特务组织。这个班的学生,大部分从郑州送来,都是失学失业的流亡青年,大多无家可归,来到湖南更是人地生疏,举目无亲,虽然有不少想退学,但不敢说出来。其中少数学生是特务介绍来的,事先已知道,当然没有问题。等到戴笠向胡宗南要来在长沙招考的几十名中央军校七分校的女生时,这些人一到临澧,知道这个班的性质,便有大半要求仍旧回到七分校去。她们提出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她们是为了参加抗日才投笔从戎的,不愿当特务。副主任余乐醒看到这种情况,原准备施加压力,但考虑到她们提出的理由很正当,而且像蔡雪琴、杨镜如、粟燕萍、朱哲民、潘淑媛、柴翔群等人,家都在长沙,弄得不好,这些年轻气盛的姑娘们都会跑回去,又不能随便加上罪名来处罚她们,同时还得看胡宗南的面子,不便任意处理。经过临时紧急班务会议后,决定先进行说服工作。总教官谢力公和政训处长汪祖华两人自告奋勇,先召集她们用谈心的方式进行说服工作,再由副主任约去个别谈话。他们忙了一整天,才勉强把这些人的情绪暂时安定下来。戴笠接到报告后,马上指示要研究具体办法,防止类似的事件再行发生。三天以后,班里决定采用填表、写自传等集体宣誓参加军统组织的办法来套住所有的学生。

  当时不仅学生没有办好这一手续,甚至不少由特务介绍临时去这个班工作的职员也没有办过这一手续,便趁这次一齐办好。

  戴笠从临澧特别训练班取得经验教训后,便规定在以后的各个训练班开学时,先得让学生办好参加军统特务组织的手续。因为不少学生是被骗或被迫去到这种训练班的,当他们听说将来要去干那些杀人放火和逮捕绑票的勾当时,既害怕又悔恨,纷纷要求退学,先在他们脖子上套着锁链,就可予以制裁了。

  这个班在开始人伍训练时,便同时着重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思想教育。当初大礼堂还没盖好,副主任和政训处长、总教官等,每天早上都要集合所有学生举行"朝会"。他们站在一个临时用木架搭成的高台上,指手划脚地不断对共产党来一套谩骂和污蔑。汪祖华为了要让学生们和教职员们不去相信中共领导的军队是在真正抗日,竟歪曲事实对平型关大捷作了一次污蔑宣传。以后听到学生中有人说"'怎么连共产党的军队打了胜仗都是假的"这一类话之后,他便对此连续作了两三次的讲演,企图凭他的舌头把这一辉煌胜利从学生的脑子里抹掉。在每日的早晚两次点名时,大队和中队的政治指导员更是鼓其如簧之舌,唾沫四溅,向学生灌输毒素,使其误信共产党不是在抗日而是在和国民党争权夺利。他们还向学生宣传,只有国民党是在真正抗日,而军统是最革命的集团。他们还经常找学生个别谈话,灌输反共思想,并对学生思想进行考察。

  由于发现学生传阅《新华日报》,班里马上注意到这个问题,除了找这些看报的学生进行个别谈话外,各队指导员还把这些学生的名字汇集起来,暗中考察他们的言行。这之后,班里还马上实行对往来信件的检查,把所有寄给学生的进步书报一律扣留下来。学生寄出去的信件虽没有法子完全统制得了,但寄到班里的信都得经过大队、中队指导员拆开看过才交给学生。不少女生因为男朋友写给她们的情书被拆开看过了,常常气得大哭。有些学生便在街上找商店给他们转信,不久也被发觉,除明令禁止外,还通知所有商店和居民不得代学生转信。当时临澧最大的一家叫安福的百货店,学生托这个店转的信最多。这家商店的老板表面上答应学生代转书信借以拉生意,而暗中却把这些信先送到班里让检查过之后再转给学生。

  这个班虽然用了种种方法来防止学生在对外通讯时泄漏训练班的秘密,可是不久很多人都知道临澧县办了一个这样大规模的特务训练班,甚至连当时一些学生在陕北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读书的同学和亲友都来信劝他们设法摆脱这个班。这些信查出后,当然不会再落到学生们手中。特务们为了威吓学生,又在班本部修了一个禁闭室,对不遵守规章制度的学生,随时送到这个禁闭室关起来。

  这个班的学生,不管学的是什么专业,都得学习一些特务基本技术。副主任余乐醒编了一本叫"特工常识"的讲义,并由他亲自主讲。这本讲义里面,包括情报、行动、侦察、化装、秘密通讯、毒物使用、爆破、邮电检查等许多特务工作的基本技术。到分科专业训练时,每门课程就更加细致具体了。如学情报专业的,除了情报搜集、编审、研判、分类等之外,还有秘密机关的布置、联络、盯梢(即跟踪)、脱梢以及情报网的分布、传递情报方法等一系列的有关课程。这些学生还要着重学习关于"党派分析"的政治性课程。这是专门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进行污蔑歪曲、颠倒黑白的一项功课,使学生在脑筋里形成一个牢固的概念:除国民党外,没有一个党派是革命和抗日的。学生们学了这门课程后,班里还要经常进行测验,以巩固学生们的思想。

  军统特务的工作分为两大部门:一是搞情报,二是搞行动。行动工作的范围非常广泛,它是军统一切罪恶活动的总称,举凡逮捕、绑票、刑讯、解送、看守、暗杀、纵火、偷盗以及各种各样的破坏等都属于行动工作的范围。本来爆破也属于行动工作范围内,但由于这项工作在行动中不但占重要地位,而且技术性较强,所以在军统的训练班中是单独列为一项专业课程,而不把它包括在行动术课程中。许多专门训练行动特务的训练班,是包括有爆破,而专门训练爆破特务的训练班,一般不一定讲行动,只是在有条件时讲讲一般行动常识。因为学习爆破,不但学生常因粗心大意造成伤亡事故,甚至教官本身都有被炸死的。有一次,军统局派到第三战区编练处(当时在江西上饶四十八都)的爆破教官蔡某,便是在教课时当场被炸死在讲堂上的。这主要是由于军统在训练特务时总是感到学生不够用而急于求成,同时在训练时也不顾学生们的安全,只求速成,所以经常发生事故。训练搞行动的特务,一般有半年便可掌握到各项基本技术;学爆破的要能独立工作也得半年,所以在一般的行动训练中,只能讲一些有关爆破的常识和对爆破器材的使用与简单的爆炸品的配制。

  第三中队是以训练行动与爆破为主的。这个班的行动技术训练,是以拘捕、暗杀为主,也先讲一些跟踪方法和手枪、短刀(匕首)、毒刀、利斧等的使用,以及如何追捕与脱逃。在开始讲"拘捕术"之前,对怎样去抓住对象这一项看来非常简单的事,都得花上几小时的功夫,因为有些问题不是亲身干这项罪恶活动的人,是无从想象得到的。比如两三个人抓住一个人,当然很简单,但遇到要一个人抓一个人,甚至一个人抓两个人,就不是个简单的事了。还有,在不同的环境中,如何顺利地把被捕的人带走,都得多方研究。例如从三四层楼上把一个人带下来,行动特务应该走在前面或后面,就很有讲究。因走在前,很可能被踢下去;走在后面,对象又可以奋不顾身地滚下去或跳下去。特务们都有经验,一个顽强的共产党员并不是那么容易束手就范的,往往要经过一场异常激烈的生死斗争。所以教官在讲课时要对曾经发生过的各种问题和可能发生的问题,都详细教给每个干行动的特务。在逮捕时,除了怎样防止反抗外,还得针对各种不同的对象,研究出一套对付办法。例如老年人、妇女、小孩等被捕后,不是反抗而是赖着不走,或大哭大叫,特别是老年妇女,特务们对这些人既不便打骂而引起围观的人的同情,增加麻烦,又无法动以利害或威逼。遇到这类的人,特务们便得先发制人,用一套特别办法,使之身体上既感到些痛苦,又无力挣扎叫喊,但又不是十分痛苦,于是只得跟着走。

  这些课程都是边讲边实习,教官讲完一套办法,马上在课堂上表演给学生们看,被用来实习的对象自然是这些学生。有些聪明的学生在被叫出来实习时,吃了点苦头自认晦气便算了。有些不服气的,往往当场被教官们弄得伤筋折骨。我还记得有个叫严燮的学生,因在上擒拿课时和教官金民杰故意为难,被金下毒手,在要害处猛击一下造成内伤。但他仍不服气,以后在我讲课时,他又自告奋勇要求和我试一下。我早防到他,在表演时,趁他用尽全力想把我摔倒时,也照样给了他一次猛击。经过这两次以后,严燮被弄得重伤不治,不久,加上别的病发作便一命呜呼了。特务们又猫哭老鼠给他开了一个追悼会。当时行动队的教官们经常研究,如何在教课时不被学生弄得当场丢人,都同意遇到调皮捣蛋的要当场给以利害,不惜拿学生的性命来维持教官们的所谓"威信",所以以后一些学生非不得已都不愿给教官作实习对象。

  有许多课程的实习,是不需要拿学生做对象而由教官像玩杂技一样表演给学生们看的。这类表演往往使学生很感兴趣。如像手枪的使用与携带,教官在上课时身上便先带上几枝手枪,他一面说明特工人员的手枪是第一生命,既要不暴露目标使人注意,又要求出枪迅速射击准确,能先发制人,一面很快掏出手枪,向预先悬在课堂中的枪靶发射一枪。当枪声响后,枪靶被击得摇摇晃晃时,不少学生连看都没有看清,往往要求再来一次。教官总是把身上带去的枪都迅速拔出来,让学生看清楚,再将衣服解开然后将枪一枝枝再插回去。又如对于开手铐、开锁等不用钥匙,而用一些随便能找到的代替品,很快把手铐或锁打开,也能引起学生们的兴趣。教官们这样做,为的是使特务工作的这一套捕人杀人的课程避免讲得令人毛骨悚然,使入学不下去。

  在进行毒物试验时,便是用狗来代替。如将几滴苦扁豆油滴在一块牛肉上,狗吃了下去,几分钟内便在地上滚去滚来,不到半小时便结束了生命,但人吃了这种东西关系并不大。其实有些毒药,军统并不把它公开来传授,只在使用时将配制好的成品混入食物中,交给特务们去使用,并不把它的名称和配制方法让人知道,用来讲授的只是一般的东西。

  临训班在讲审讯这门课程时,恰好有一个临时找来的医官有贪污和采购假药的嫌疑,便将他弄来作"实习品"。这人来头不大,是个小特务的亲友,贪污也有限,只是为了贪图便宜买了点假药,并不是存心想害学生,结果却被指为有意谋害教职员和学生,经班务会决定进行公开审讯,作为学生的"实习品"。教官们先把一套课堂上讲的审讯方法使出来,毫无结果。这个人矢口否认有意谋害该班员生,连续几小时的审讯,学生看得有点厌烦起来,弄得教官们发了急,立刻把他们的一套看家本领搬出来,将讲授的各种刑讯办法凡是有条件可以试一试的都用到这个医生身上。有些女生看得害怕起来,还挨了队长们一顿臭骂。最后这个"实习品"被弄得遍体鳞伤,而口供证据均无,结果只好交由原介绍人具保开除,并保证对此不作任何表示。这种无法无天的作法,对这个班的学生毕业后的确起了很大影响,使他们感到这个机关是具有一切特权,根本不管什么法律。

  情报队和行动队的学生都须经过跟踪与脱梢的实习。情报队的几个所谓高材生文子瞻、李甲孚等几十个人还去长沙,由湖南省站协助他们去进行过一次实习。戴笠对这次实习经过的报告非常满意,因为在短短的几个月训练当中,这批新的门徒已能基本上掌握到一些特工技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