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客邦到底是干什么的: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二)

    李慎明

    本文力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和邓小平相关讲话精神为依据，梳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其实践，对毛泽东晚年的探索与失误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以对我们现在的工作特别是确保实现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有所启示。

    接上文

    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一)

    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三)

    三、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发展脉络

　　可以说，与黄炎培谈话之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一课题始终萦绕在毛泽东心头。毛泽东与黄炎培谈话一个多月后，日本即无条件投降。1946年6月，摧枯拉朽的解放战争拉开大幕。三年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几乎全力指挥战争，但他十分强调党“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 。1948年1月，解放战争已经胜利在望，为了保证战争的顺利进行，毛泽东为中央军事委员会起草对党内的指示《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要求人民军队实行政治、经济、军事民主，并明确指示：“应当使士兵群众对于干部中的坏分子有揭发其错误和罪恶的权利。应当相信，士兵对于一切好的和较好的干部是不会不加爱护的。” 军队内部开展的三大民主运动为保证解放战争胜利起到了根本保障作用。

　　在三大战役顺利结束后的1949年3月5日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深知，建立新中国已指日可待了。如何跳出周期率这一重大课题可能又涌上毛泽东的脑海。他在会上警示全党：“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他在七届二中全会总结中还指出：“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

　　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进北平。临行前，他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至实现共产主义”；“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周恩来回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途中，他又提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说：“这仅仅是读了个开头，这篇文章是要永远读下去的！”

　　时间没过一年，即1950年2月27日，毛泽东访苏回国来到哈尔滨，这也可以算作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在国内视察。在哈尔滨吃第一顿饭时，即发现招待的十分丰盛。他当即提出严肃的批评，为省委题词：“学习”、“奋斗”、“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 。2月28日，他到了沈阳，当地饭菜安排的比哈尔滨还好。上述两餐他都因同时从苏联返回的胡志明在场而只是象征性地吃了几口而没有“罢餐”。在沈阳这顿晚餐他只用了半个多小时。饭后，他很不高兴地说：“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们一层一层仿效下去，这么吃起来，在人民群众中将会有什么影响？你们应重温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3月1日，毛泽东在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领导干部大会上讲话，重点讲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他严肃批评并愤愤地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

　　尽管如此，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担心很快被实践证明。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党和国家机关中部分工作人员的腐败现象便频频出现。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疾呼：贪污行为已毁坏了一批干部，并染坏了很多干部。贪污蜕化已成为主要危险！ 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书记高岗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沈阳市仅在部分单位中就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1951年11月29日，华北局向中央报告了河北省揭发出的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在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行署专员期间贪污的严重犯罪事实。毛泽东看了这些报告，十分忧虑，他甚至用一股“贪污浪费的狂澜” 形容此现象。12月1日，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毛泽东在审改此《决定》时，特地加写了一段话：“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随着“三反”深入，发现党内贪污分子大多与不法资本家有关。如，天津不法商人马玉恒一人腐蚀干部170人，其中团、师、军干部达25人。1952年1月26日，中央又作出《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 的指示》。“三反”、“五反”斗争从1951年底开始至1952年10月结束，取得了重大成果。全国县以上机关查出贪污1000元以上的共10万余人，包括杀了刘青山、张子善等42人。据中纪委截至1952年7月的统计，参加运动的有312.2437万人，其中有贪污行为者122.6984万人，占参加运动总数的39%强；贪污分子中有党员20.2683万人，其中6万余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约2万人被撤职查办，4029人被逮捕法办；逮捕法办的党员干部中，省委或相当于省委一级的干部25人，地委或相当于地委一级的干部576人，县委或相当于县委一级的干部3428人。 在外部开展的惩治不法资本家的“五反”斗争中，京、津、沪等9大城市被审查的45万多私营工商业者，犯不同程度五毒行为的占76%，其中上海为85%，北京为90%。 

　　“三反”、“五反”有效地遏制了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现象。特别是当毛泽东下决心要处决刘青山、张子善时，有同志为他们求情，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百个，2千个，2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事实正是如此。

　　对刘青山所犯错误，并非无人抵制。但刘青山振振有词地回应:“老子们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这种打天下、坐天下、享乐天下的思想，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及近百年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党政领导干部中有不少人受这种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可能完全摆脱上述思想的熏染，这种思想也不可能随着刘青山、张子善的处决而从一些人的脑海里消除。享受与特权、特权与腐败的界限在哪里，对于那些腐败分子来说，就更加分辨不清。

　　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对快速发展新中国的生产力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管理权是所有权的重要内容，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是所有权的根本体现。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领导干部意味着冲锋在前、牺牲在前；而在建设时期，管理权的相对集中，也为一些官僚主义甚至腐败分子提供了脱离群众、违法乱纪、追求特权享受的便利条件。在1956年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翌年要在全党开展一次新的整风运动。会上，刘少奇着重讲了不要脱离群众和防止产生新的贵族阶层的问题。毛泽东接着刘少奇的话说：“少奇同志讲了，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贵族阶层的，人数几百万，主要的就是那么几十万到百把万，我看无非是十八级以上的（周恩来同志插话：县委以上），县委以上有几十万，命运就掌握在县委以上的手里头，如果我们不搞好，不是像今天好多同志所讲的艰苦奋斗”，“我们一定会被革掉。”

　　毛泽东异常清楚，兴衰更替的周期率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甚至只是刚刚破题。他在抓三大改造，讲“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 的同时，对“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 的现象高度重视，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滋长的现象高度重视，对不关心群众疾苦的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的现象高度重视。因此，他强调：“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 。1957年4月27日，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明确要求“首先从检查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开始” 。5月4日，又在《中共中央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成效）” 。1957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第二版整版刊登了22位中、小学教师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题为《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5月14日，毛泽东读了发言摘要，写批语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说：“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

　　有的研究人员认为，1957年的党的整风一开始就是搞阴谋，是为了“引蛇出洞”，这是误解。整风的本质，是要防止党脱离群众，保障党不变质。开展整风之后，广大人民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畅所欲言，对党、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大量批评、意见和建议。党和毛泽东同志明确肯定这些批评，“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 各级领导干部中的绝大多数对大家的批评甚至态度、言词有些过激的批评也是认真接受并虚心改正的。但也有的干部对大家的批评甚至是完全正确的批评很不理解，个别的还窝着一肚子火，对在全党开展整风有着很大的抵触情绪，这种抵触情绪实质上主要来自部分干部在全国解放后的享受和特权思想。

　　但是，由于1956年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在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引发了“波匈事件”，国际上出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大气候。资产阶级右派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在中国也将很快出现波匈风波。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之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一些人公然说：“现在政治黑暗”，“各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提出要和共产党“轮流坐庄”，甚至毫不隐讳说“请共产党下台”。在此情势下，我们党不得不中止整风，被迫开展反右斗争。《决议》指出：“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决议》的论断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