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腾讯办公环境:丁帆：历史的批斗 批斗的历史

    所谓“批斗”一词，实乃“批判”与“斗争”两个意义和范畴所组成：“批判”主要是定位于精神思想批驳的高级文化活动层面；而“斗争”却是定位于肉体感官折磨的低级文化活动层面。所以，我以为，“批斗”的初始阶段是定位于低级层面的“斗争”上，也是其逻辑发展次序的初始阶段。在尚未夺取政权的革命中，使用斗争的手段是可行的，也是有其历史和道德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比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赞扬的那种“痞子运动”，将地主老财带高帽子游街的斗争形式，我们在那些反映土地革命运动的影片中已经司空见惯了，诚如《红旗谱》中的春兰把“革命”绣在鞋子和胸襟上一样，“斗争”成为穷人革命的一种自发本能的行动，一种反抗阶级压迫、争取平等的人性要求，即便过激，但也是合情合理，合乎人性的。然而，在掌握了国家机器的统治者手里，再滥施这种“斗争”的手段与淫威，恐怕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不幸灾难。

    且不说20年代以来共产党内的政治斗争所采用的各种“批斗”方式方法的酷烈性，如对“AB团”的斗争和“延安整风运动”时对人的肉体与精神的折磨，自1949年以来，一直到1979 年的30年之中，我们所经历过的政治“斗争”和“运动”的频率之多，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和空前的。从“三反”、“五反”到“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从“批判胡风反党集团”到“反右斗争”，从“四清运动”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斗”成为这一场场思想肉搏与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如果说在“三反”、“五反”的斗争中，“批斗”还处在一个比较浅表的肉体折磨层次，那么，从“批二胡”（胡适、胡风）开始，便从诛心的精神批判作为革命的起点，首先从灵魂上来消灭“自我”，改造“自我”，如果还不能“脱胎换骨”，就只能在肉体上彻底消灭之。而这种“批斗”的方式发展到完美的极限，那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双重交叉式的“批斗”方法——首先在精神的轮番批判中，使你彻底“忘我”——没有人的尊严、没有是非价值，甚至没有耻辱感，处于一种极度的精神麻木状态。然后，再从肉体上一刀一刀地凌迟你，使你感到生不如死，死有余辜，死而不能后已。

    新中国成立之初，当贫苦的农民第一次享受到无产阶级革命给他们带来的重新“分田地”的喜悦时，他们当然不会意识到，对于新的被剥夺者来说，这将是又一次新的长期的阶级压迫。在我们这些生长在红旗下的青少年的脑海里，反复叠印出的画面就是像电影《暴风骤雨》里“斗争韩老六”的场景。这样的教育使我们从小就埋下了对地主阶级的刻骨仇恨。而这里展示的一幅照片是1950年四川某地土改运动中斗地主的场面，经过历史沧桑的磨洗，我们依稀还可以看出50年来的不同历史心情。相比之下，它并不像文艺作品中用尽反衬艺术手法那样夸张了地主与农民之间阶级对立的人际关系，也许只有那顶瓜皮帽一直是人们心目中地主阶级的文化符号与代名词以外，恐怕我们很难在其中寻觅到剑拔弩张的斗争气息；也许斗争的双方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场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会给他们以后的历史生活带来多么巨大的影响；也许传统的道德与文化给予双方还留有较大和谐的迂回空间；也许在那个阶级斗争尚未开蒙的偏远地区人性向善的一面还有很强的磁性力。总之，你在这幅画面里还闻不到国家意识形态强烈的火药味：占据画面中央的两个正反面人物所形成的反差并不强烈，反而更有点柔和感，除了那支倒提的冲锋枪以外，侧影的正面人物——显然是土改工作组队员——虽然高大威猛，但是我们没有看到那张通常在严酷批斗会上批斗主体的狰狞面孔；相反，作为一个新的被剥夺者，在那个充满了稚气的年轻小地主的脸庞上，异常的冷漠与散淡，恰恰又显示出他对这场严酷的阶级斗争严重不足的心理准备，可以预想，这位穿着朴实、表情木讷的20岁左右的年轻小地主，将要用30多年的时间代价来完成自己大半生的身心磨难，而且，他的下一代还要为他背上“血统论”的阶级重负。也许，在他步入垂垂老年而回首往事的时候，当他重新看到这幅照片的时候，那种欲哭无泪的沧桑感恐怕是一个走过地狱的人才能体会得到的。当然，更大的可能却是他终于熬不过那一次次的阶级斗争的折磨，已经在某一次的批斗会上夭亡了。我不知道那个站在八仙桌上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的怀孕少妇是否是乳臭未干的“地主婆”？我也不能判断那个也站在八仙桌上弯腰背着一个两岁左右孩童的壮年人是什么身份，如果他（她？）也是地主家庭成员，那么在漫长的生活历程中，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样的刀霜剑雨的日子呢？连同那个未出世的婴儿在内，时代已然在他们的脸上刺上了囚徒的金印，不过那时他们还没有预感到更大罪祸的降临，满以为可以破财消灾，交出浮财就可以换来平静的生活。其实，就连那些参加批斗的贫雇农们也未必是带着一种强烈复仇的阶级斗争的心理而来的，他们当然有着分享革命果实的窃喜，但是也不排除那种获得后的惶恐、内疚与不安，这在小说《暴风骤雨》中的老孙头等人物的心理活动中便可以看出。你看，在他们几乎是毫无表情的面庞上，锁定的是阿Q式的麻木和“不觉悟”，除了那个穿制服的土改干部的表情是略有愠色外，其他农民们都是不温不火的模样。其实，一直到我1968 年赴苏北宝应插队，还在诉苦大会上听到过那些不觉悟的贫下中农诉说1959年后的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的惨景，而褒扬旧社会“主家”在大忙季节时如何用八大碗招待雇来的农民伙计的，言谈之中，无不流露出怀念之情。可见阶级斗争觉悟不高的贫下中农有时也是靠直觉作出是非判断的，它往往超越国家意识形态与阶级性的价值判断。

    如果说共和国成立之初“土改运动”中的批斗会还仅仅是停留在物质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它处在一个相对中和平稳的批斗状态，当然，批斗那些劣迹斑斑的恶霸地主是在特例之中的。那么，到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经“三反”、“五反”、“批二胡”（胡适、胡风）、“批丁陈”（丁玲、陈企霞）等等政治斗争运动，人们的阶级斗争意识已经大大地提高了，也初步熟谙了一整套批斗的程序与规则。“反右斗争”作为一场建国以来声势浩大的政治斗争，它在中国知识界缔造了55万个右派分子，可见批斗规模之宏伟、广泛、深入。

    我们这里所看到的是批斗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政府交通部长，后来被打成头号大右派章伯钧的镜头，虽然只是一幅画面，一个瞬间的历史镜头，但是，它绝对具有典范性。其画面具有十分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那森林般竖起的铁拳，俨然象征着“人民战争”的力量！充分证明了毛主席他老人家所说的“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的英明论断，说明人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是在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过程中进行的。你看，大右派章伯钧哭丧着脸，确实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显出一脸的无奈。那种欲哭无泪、欲笑无声、哭笑不得的复杂心理状态，是只有大右派本人心知肚明而不足与外人道的。毛主席他老人家在运动一开始时就用“引蛇出洞”的战略方针，将他和罗隆基以及梁漱溟这种耿直倔强的顽固右派分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正如毛主席说的，“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使他们最后落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但是且慢，这些由许许多多个体凝聚成的“人民”，在一个个活体的“单细胞”中所呈现出的各自的丰富性，是很有解剖价值的。如果你去仔细捕捉和分析这个镜头中的一些细节，就可以从时代的年轮里发掘出一些宝贵的精神资料。那两个站在章伯钧左边的一男一女，一中一少，成为批斗主体中占据中心地位的典型人物：那个娟秀的女大学生或许是一个领呼口号的人物，从她低头看着笔记本的严肃神态中，显然是怕喊错口号；如果还有别解的话，那就是从她捧着笔记本的左手指缝中冒出的那支开了盖的自来水钢笔上，推测出她在开小差记录着什么，是否与批斗章伯钧有关，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后者的可能性甚小，从她那一脸虔诚与认真的态度上，可以把她归于那种积极要求政治进步且政治觉悟较高的一类，属于革命的生力军。而那个一脸严肃而心情凝重的中年人恐怕心理状态就不会那么单纯了。或许他是一名教师，或许他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职员，但是，像他这样年龄的知识分子多半是成长于旧社会，难保其阶级成分没有问题，他可能在寻思：今天我在这里批斗章伯钧，明天“右派分子”的帽子会不会轮到我的头上？又有谁能保证自己在解放后的这些年里不说一句牢骚话呢？我要检视自己，有无在何时何地说过错话？于是，我们从他那严肃中带有木讷的表情里，看出每一个知识分子人人自危的普泛社会文化心境。更加有趣的是，我们在画面中心的前后发现了一些颇有讽刺与调侃意味的特写镜头：你看，那个在章伯钧前排的两个小伙子表情生动极了：左边那个一脸灿烂和稚气，面带微笑，恐怕这种批斗的刺激是每一个青春冲动期的青年所热衷与向往的革命行动，他还处在少年不知愁滋味的人生阶段中；而右边那个青年就显出一副故作老成的表情，殊不知，无论是真心向往革命，还是被革命的运动推着走，在这些幼稚纯洁的心灵里俨然是注入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因此，当我们重新来审视全幅画面时，我们就不难在那许许多多生动的面部表情中寻觅到“反右斗争”中人民群众被蒙昧时的行状！在章伯钧的身后，那么许多振臂高呼的人，几乎找不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义愤填膺者，你看，所有的批斗者的眼光都是散乱的，他们没有注视一个方向，后排的人似乎是向前挤看章伯钧的表情，而站在他身旁的几位却是顾左右而言他了，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那个斜睨眼睛的男子的表情了；而最生动却又有政治讽喻的镜头，则是那个微笑着的漂亮女子的眼神中分明是写满了青春的和煦与宽容；而更具闹剧色彩的镜头则是在漂亮女子面庞后面露出的半边露齿的笑脸！这几近放肆的笑容，我们是难以猜度的，是笑这一批斗场面？还是笑这一场运动？抑或是笑这一疯狂的时代？如此，那么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脊梁就可见一斑了。由此可见，我们在重新审视那场政治斗争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对一个个具体灵魂的拷问。这幅老照片已经伴随着共和国的苦难与荣辱走过了45个年头，当年这些批斗会上的主体力量现在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当他们重新触摸这一历史画面时，各人的心理状态是千差万别，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在那场历史的闹剧中背负着几十年的良心债——因为他们都是一些活生生的有着人性与良知的人。

    倘使“反右斗争”还局限于城市、局限于知识界，其规模与范围仅仅是一些文化人的作为，可能它的影响在共和国政治斗争的历史上只能置于次要位置。作为共和国的一场政治大劫难，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灵魂的大洗劫，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恐怕已经不仅仅单纯是政治斗争的产物了，它已经成为世界性精神灾难的历史标本，乃至于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某些西方的“后现代”理论家们还受到了“文革”革命理论的深远影响，甚至，我们在一些恐怖的宗教中也看到了“文革”的面影。我们在这幅老照片里看到的仅仅是“文革”批斗场面的冰山之一角——1967年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们在接受批斗。而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其壮观的场景远非此情此景可以包容；其毒汁深入人的灵魂的程度亦远非任何邪教可以比拟的，可谓侵入几代人的骨髓与血脉之中。说实话，当我们这一代亲历了“文革”腥风血雨的“红卫兵”们一看到这种情景时，感性上的第一反映就是热血沸腾、激情澎湃，然后才能进入理性的反思层面。见惯了“文革”万人批斗大会的场面，经历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八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波澜壮阔的场面，我们已经毫不奇怪这种人山人海的批斗会场面了，我们不会像下一代年轻人那么惊异于这惊心动魄的革命场景，所以会用更冷峻的眼光去重新审视这一段足以使中国人反省一个世纪的革命痛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就是因为它的批斗是由表及里的大搏战。所谓由表及里，就是从体罚一直发展到十分残酷的刑法，完成了肉体上的百般折磨后，又从灵魂上让你进入迷狂状态，经过洗脑，让你彻底消灭自我，成为精神的植物人状态。最终让你经受一场“外伤”与“内伤”并举的劫难。从《五一六通知》到《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再到“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的是初期阶段，那时候，毛主席这个“红司令”所依靠的革命主力军是广大的“红卫兵”革命小将。你看，在人头攒动的海洋中，批斗的主体绝大多数都是一身黄军装（这幅照片虽然不是彩色的，那时中国还没有彩色胶卷，但是，凭着我们灵魂对历史特殊的感官色彩过滤与记忆，闭着眼睛也能辨认出其历史的色彩）一箍红袖标的红卫兵小将。可以说，这一时期的革命动力是最可靠，也是最没有私心杂念的，正因为他们的幼稚和单纯，才能使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这些满怀革命激情的小将们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的鼓舞下，遵循“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将令，去投入这场火热的革命斗争。他们不再抱怨自己生不逢时，没有赶上革命战争的年代，满以为可以有机会报效祖国，献身于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了。所以，他们对一切反动的东西都抱以刻骨的仇恨，对革命的行动也就最积极、最有勇气。因此，比起“反右斗争”中人们的不同态度来说，“文革”中小将们的革命表情定格在历史的画面中几乎都是千篇一律地慷慨激昂、义愤填膺。不仅是批斗黑龙江省委领导，全国各省市领导，一直到最基层的农村生产队的队长，乃至中国的国家主席，都在革命小将们的声讨声中瑟瑟发抖！在“文革”结束以后，许许多多的舆论都在谴责那场“红卫兵运动”，惟独不去反省“文革”形成的深层历史原因。1998年，当我在重庆看到与渣滓洞集中营遥遥相对的“红卫兵墓群”时，当我看到大铁门旁写着的一行“历史在这里沉思”的警句时，当我一次又一次诵读那些如今看来是充满着反动激情的墓志铭时，我却不能自已！我们每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不可能不在自己的灵魂深处留下一道长长的阴影，从批斗者到被批斗者，有谁能够大彻大悟呢？毕竟遇罗克、顾准、张志新们只是中国人里的特例。而绝大多数人在那场革命运动的大风大浪中是经不起考验和丢失灵魂的俗人，他们只能聆听一种声音，只能服从一种意志，只会听任一种思考。这就造成了这场历史闹剧在一次又一次的人性和良知的丧失中走向悖离人类文明的轨迹。

    一个十分耐人寻味而又有历史讽喻意味的事实，在这样的大规模批斗运动的一至两年后发生了。你看，那些趾高气扬的红卫兵小将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年以后他们被发配到农村，开始了漫长的劳役和劳心之苦，也就是从那时起，他们才会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才会说出像样的人话。而那些被批斗者中间的一些人，只要在一两年后有所“悔改”、有所检讨、有所逢迎，他们就会重新登上政治舞台，成为“三结合”的对象。颠倒的历史和历史的颠倒，往往会在一个愚昧的社会语境当中产生。如果我们只是限于一种道德主义的考量，把目光只停留定格在平面的历史画面当中，我们就不会在这样的历史画面中寻觅到我们今天所要得到的民族、国家和社会的深层反思。是的，在这样的画面中，按照惯常的逻辑，那些红卫兵群氓们才是十恶不赦、罪不容诛的历史罪人；而那些被批斗者才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从那三个站在椅子上的“走资派”的背影里，我们读出了他们的沧桑，读出了他们的无奈，读出了他们的沮丧，同时也读出了他们的忏悔，尤其是在那个秃顶的背影里，我们读出的更多的是一种深深的悲哀与苍凉），他们不仅是被同情和被怜悯者，还是正义与真理的象征。殊不知，在那场愚昧的革命闹剧中，我们几乎是每一个人都扮演了一回革命舞台上的小丑，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一次阿Q式的造反与革命，如果我们不从灵魂深处进行民族、国家与社会性的整体思考与忏悔，我们就不能正确地面对历史，也就不能正确地面对未来。因为，毛主席在1967年的“最高指示”还时时回响在我们的耳畔：“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体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引自1967年5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历史会重演吗？文化大革命还会再来一次吗？我们只有向历史叩问答案，我们只有向灵魂寻觅路向。

    友人给我寄来5幅批斗会的老照片，我从中挑选了三幅自以为有历史价值的进行诠释，显然，这里面是羼杂着强烈的个人体验的，不无偏颇之处，但倘使能够在“深刻的片面”中，为共和国的灵魂书写加上一个醒目的注脚，也就是我对这几场不幸的革命批斗所作出的有幸贡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