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交会 南山区展位:健全政府公信力的内在机制

2010年12月16日 11:03:58 　来源： 光明日报
西方大众传媒研究中最早使用了公信力的概念,尽管其定义迄今尚无规范表述,但其存在的必要性与意义却世所公认。《华盛顿邮报》执行编辑费维曾说过:“我不知道公信力是什么,但失去了它就能感觉到它的存在。我们花了许多年才能把那些信任找回来”。一语道出了公信力存在的价值。随着现代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渗透,公信力概念被逐渐应用于政治领域,形成了政府公信力概念。
国务院日前发布了《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吴结/图来源：华龙网
一般认为,政府公信力就是政府赢得公众信任的能力或程度,具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府诚信的信任度,即政府是否履行承诺,诚信无欺,公正、公平处理事务,在这方面是否取得了公众的信任;二是政府能力的认可度,即政府是否拥有对内管理好自身事务、对外管理好社会事务的能力,能否得到公众的认同和满意;三是政府政策的信赖度,即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是否具有科学性和连续性,能否得到公众的信赖。
政府公信力的取得与提升,当然离不开政府外部监督机制作用的发挥。媒体监督机制、社会监管机制、公众参与机制等对促进政府公信力建设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网络反腐也成为遏制腐败的一种重要手段和工具。但由于政府在社会生活中处于绝对权威和优势的地位,因而如果政府自己不洁身自好、廉洁自律,仅靠发挥外部监督机制的作用是远远不够的。
政府公信力本质上属于政府软资源,它既是政府主观能力的体现,又是政府自觉行动的结果。如果政府不履行承诺,是无法提高政府诚信度的;如果政府不履行其应有职责,不能有效地处理好政务,尤其不能有效地处理好重大事件、突发事件以及解决好社会上存在的突出问题,政府能力就无法得到公众的认可;如果政府决策不科学,政策功能与政策责任缺失,政策执行不断出现偏差,民众就会丧失对政府政策的信赖,其结果必然导致政府失信于民,甚至公信力出现危机。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要靠政府发挥自身的自觉性、主动性与积极性,健全取得和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内在机制。
政府公信力内在机制是内在地作用于政府,使政府赢得公众信任从而提高政府诚信的信任度、政府能力的认可度和政府政策的信赖度的一种机制,它可以细化为三种具体机制:政府自我约束机制、政府内部监管机制和政府政策协同机制。这三种机制相互配合,形成政府公信力内在机制的有机统一体,为提升政府公信力提供有力的保障。要健全政府公信力的内在机制,就必须从健全这三种具体机制入手,以取得提升政府公信力的预期效果。
1、健全政府自我约束机制。政府自我约束机制是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的首要机制、基础性机制。完善政府自我约束机制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加强政府机关的自我调整,即政府机关内部应保持监督信息灵敏、监督渠道通畅,对社会环境和被监督者条件的变化有较强的感应能力,对自身存在的缺陷,如权力分配和运行方式不合理等,能自觉地加以矫正,对各种监督方式之间出现的不协调,能及时地予以调整等;二是加强政府公职人员的自律,即通过各种方式提高政府公职人员的政治修养、业务修养、作风修养、品质修养和法制观念,以增强其自我约束能力,减少或杜绝其腐败行为。政府要通过自身调节、自我约束,打造廉洁政府、廉洁官员的形象,最终获取公众的信任与支持。
2、健全政府内部监管机制。政府通过内部监管来督促其自身的行为,提升政府执政能力。首先,要在政府内部建立独立的监管部门,并做到监管主体在依法行使监督职权时,能切实排除一切外来干扰和阻力。其次,要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用信息的公开来保证信息的可靠,通过接受广大公众的监督,从而避免因信息的不对称而造成的信用危机。再次,要严格执行对违反诚信道德行为的惩罚和责任追究制度。失信惩罚制度是政府诚信保障体系中最重要的“部件”之一,应重点加以研究和构建。
3、健全政府政策协同机制。即政府内部各部门、各机构在制定政策时协同合作,协调一致,避免各项政策在制定和执行中出现时间上的不一致和空间上的不协调,保证政府政策的科学性和连续性。为此,要抓住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主要环节,加强政策的纵向协同与横向协同。政策的纵向协同是指新政策与旧政策之间要有合理的衔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政策的横向协同是指在政策制定中,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利益,要综合协调各项具体政策,以保证政策的科学性、协调性与可行性。只有建立了完善的政府政策协同机制才能使政府政策得到公众的信赖,从而提高政府政策的公信力。(作者：彭晶晶 杜长征 武汉大学)
公开公正才能提高政府工作的公信力
2010年06月10日 11:33:33 　来源： 人民日报如何提高政府工作的公信力，是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提高政府工作的公信力，是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的一件大事，切不容忽视和懈怠。事实表明：实现政策、决策和各项举措的公开公正，是提高政府工作公信力的关键所在。
公开，即将政府工作的内容、程序、结果等通过适当的形式公之于众。政务公开符合公权力运行的基本规律和要求，能够有效避免“暗箱操作”，使政府工作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所了解、所信任。近年来，众多政府部门以“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宗旨，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尤其是在制度、机制和程序上推行和促进政务公开，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例如，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很多政府部门采取了考察名额公布、考察对象公示、干部任前公示等举措，让干部选拔任用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都为广大干部群众所了解，接受他们的意见和监督。实践证明，推行这些民主、公开的举措，营造了风清气正的用人环境，保障了人民群众在选人用人中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为提高政府工作的公信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一些公信力低、群众意见大甚至引发尖锐矛盾、酿成群体性事件的工作，则往往与制度不健全、政策不透明、程序不规范、过程不公开，搞“暗箱操作”有很大关系。
当然，提高政府工作的公信力，仅仅做到政务公开是不够的。也就是说，政务公开在此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要切实提高政府工作的公信力，在公开政务的基础上，还须确保政府工作的公正性。我们可以看到，在实际工作中，一些部门在形式上也做到了“政务公开”，但出台的政策和举措还是没有赢得人们的广泛信任和支持。究其原因，就在于制定和实施这些政策和举措时没有坚持“一碗水端平”，没有协调好各方当事人的利益，缺乏公正性，因而不能为人们所信服。由此可见，提高政府工作的公信力，政务公开与政务公正同为必要条件，缺一不可。
促进政务公开公正，对于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来说，关键在于出以公心、广纳民意。出以公心，自然可以心胸坦荡、打造“阳光政务”，自然可以秉公办事、统筹兼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相反，如果不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服务，而是用来为个人或者小集团捞取好处，公权私用、与民争利，那么，就必然不想让自己的想法和行动“见阳光”，必然导致显失公正，也必然大大降低甚至丧失公信力。同时，政务公开的目的、政务公正的实现，归根到底是使政务接受人民群众的评判、监督和检验，使各项政策和举措的制定与实施成为广泛听取民意、集中民智的过程。人民群众的参与和监督，既可以促进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的了解和理解，又能有效约束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公权力的不当使用，还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与力量，确保各项政策和举措的科学性、公正性，从而有助于提高政府工作的公信力。（赵安华）《瞭望》文章：数据公信力
GDP数据各地加起来大于全国、登记失业率指标难副其实、收入统计难以明辨社会各阶层实际收入状况——这些关系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数据，本是国家出台调控政策的官方依据和权威信息，却屡遭学者以及公众质疑。
而差之毫厘的统计数据，有可能带来谬以千里的调控结果。
以房地产调控来看，1998年房改以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经历了数次调控，伴随调控“热与不热”、“高与不高”的激烈争辩，至今仍是“公按公的理说，婆按婆的数唱”。
口水账的背后是房地产市场一直缺乏一个权威的房价统计指标，在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垄断下，学术、科研机构发布的指数不仅权威性不强，甚至有通过操纵信息实现自身商业利益目的之嫌。房价数出多门，数据打架，不但造成市场混乱，更恶劣的后果是导致政策左右摇摆，房价越调越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
当前又到了新一轮调控的关键期，在“权威”依旧阙如的情况下，如果被诸如“北京房价直降8000”之类的信息“忽悠”的话，不知政策最后会走向何方？
除了房地产领域，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在统计中“按需要报数”、“按计划报数”，明知统计数据不实却不进行调查核实；有些部门在发布相同或相似的统计指标数据时，对统计范围、统计方法、指标含义等没有任何说明；同一件事情、同一政府部门的说法前后矛盾、不同政府部门的说法不一、政府和学术机构结论相左。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一些统计指标却延续着计划的特征，统计方法也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步伐，一些重要统计指标明显缺失，某些已有的重要指标和统计口径不合理，缺少重要转型期特色指标。例如，占农民工半数以上的“外出农民工”的生活支出是按照城市生活的必需来安排的，但统计规则仍将这部分人的生活支出按农村生活水平来统计，农民工的实际支出“被统计缩水”。指标缺失、口径错位带来的是“张村有个张千万，隔壁9个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人人都是张百万”，老百姓收入“被增长”，老百姓“被就业”。
真实是统计数据的底线。但家底不清、数字不实，已成为当前深化各项改革举措面临的路障。数字不实的背后是“领导权力对数字的影响”，在政绩面前，基层政府对控制数字有强烈冲动。
为了抑制这种冲动，依托电子信息系统，目前的基础数据，企业报表正在被要求超级汇总直报到国家统计局，以扫除中间环节干扰。但在“数字出官”体制尚存的环境下，海量的源头数据的真实又如何保障？
完善统计方法制度，夯实基础数据的背后，应该是整个社会信用体制的完善。□（文/唐敏）
透视政绩出官体制下的统计之重：被动处于火山口
2010年05月24日 08:39:12 　来源： 《瞭望》新闻周刊
本该力求真实的统计在政绩出官体制下，被动地处于火山口的尴尬境地上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叶青的官员加学者身份让他近年来成为全国两会媒体报道的焦点。
今年更是如此。“今年两会，3月8日之前代表们的话题几乎都围绕着统计。”在湖北省统计局办公室内，叶青告诉本刊记者，“因为对房价涨幅老百姓关注度很高。”
其实，不仅仅是房价，地方GDP之和大大高出全国核算数据、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统计范围太窄、城镇登记失业率不反映实际失业率等，都让老百姓对统计数据心生迷雾。“2009年全国房价1.5%的涨幅指数，是公众质疑统计数据公信力的一个触发点。”
为什么统计工作的重要性日益显著，社会对统计数据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公共政策和公共治理对统计数据的依赖越来越重，但公众对数字的满意度却并不高，而且质疑之声不断？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的调研从叶青开始。
“难堪”的国家承诺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在变化，但30年来任何一个省，少有出现GDP负增长的年份，只有2009年上半年山西出现了负增长。山西省还因统计数真实受到了各界的称赞。关于GDP，我们5年前10年前的水分挤干净了吗？”谈到GDP，即便作为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也心存疑问。
GDP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英文缩写。在统计上大体有两个通用的指标可以反映生产成果。一是总产值，二是增加值。直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所有生产成果。
“因为挤水分不仅仅是数据的增减，而是一个政治问题。现任领导挤水分，就意味着其在任期间国民经济的发展增速会回落甚至出现负增长。在前任很有可能升至现任上一级的情况下，现任不敢挤，也没有动力去挤。”在叶青看来，5年一次的经济普查，挨家挨户地毯式的调查，可以挤掉一部分水分，“而且越早越好”。
湖北省第二次经济普查动用了8万左右的人力。“花费人力财力就是要把数字搞准”，但让叶青比较不习惯的是，“第一次经济普查时，为了保障数据的准确性，以国家的名义郑重承诺，对企业所报数据保密，不会告知别的部门，比如税务部门。”对外只公布总数，不公布各个企业的数字。“到2008年第二次经济普查的时候，我们依旧这样对企业承诺。这非常难堪，希望在将来可以不作这样的承诺。”
即便有这样的承诺，也有学者对普查数据到底有多真实表示怀疑。“核算GDP所需的基础数据相当多，仅国家统计局报表中就有3000多个指标与GDP核算有关。大面积的调查，如果一部分数据不真实，结果反而不如非普查年度的核算数据来得准确。”
“申报表格过多过于复杂，不同部门都有不同的表格。另外，由调查方申报数据往往会有偏差，或者故意错报，但是复查的成本又过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柯惠新担心。
“普查是一次全面的清查，采集的方式跟常规数据不一样，应该说普查数据更准一点。国家对普查数据也是认可的，明确要求普查年份以普查数据为准。”湖北省经济普查办公室的彭主任对本刊记者表示。
中国的GDP核算始于1985年。主要采取生产法加部分行业的收入法来核算。“所以，为什么能在经济普查的时候把家底摸清，就是借统计指标很全面、单位也全面的机会，把各个行业的增加值算出来，便于按收入法核算部分行业的GDP。”湖北某市统计局参与经济普查的统计人员告诉记者，在非普查年份，季度核算主要是通过经济普查底数作为基数，按照相关行业的增加值指标进行推算的，这就有一定的误差，需要普查数据来修订。
在这位统计人员看来，各省GDP加起来大于全国的总数，区县GDP的数据加起来大于全市的总数是正常的。现在经济活动非常复杂，生产经营地和登记注册地不一致的情况很多，为招商引资地方付出了很多心血，产值当然竭力想要算在当地，但作为注册地按属地原则也应该要计入这部分产值。
以这位统计员所在的市为例，市政府专门召开过一个会议，决定对发生在该市区县一级的上述情况按两方都算进行处理。“所以，对地方的时候，我们就都算，而全市上报的时候就剔除重复，只算一次。因此，有时我们需要做两套表。”这位统计人员表示。
但在现实中，一些地方在统计中不但竭力“用足”、“算足”数据，甚至不惜添加其他“水分”，以至影响到GDP的准确度。对此，上述统计人员表示，“现在湖北省对市里也有所限制，要求各区县的经济总量不能超过全市的0.5%，GDP增速不能超过0.3%。”
权力对数字的影响呈逆向
“你们怎么对GDP这么感兴趣？”中部某省统计局核算处处长，对于本刊记者关于GDP的疑问，笑着反问。掌管着有“统计的龙头”之称的核算处，对于国家统计局正在积极部署的GDP下算一级工作，他表示，“目前应该说具备了下算一级的条件，但下算以后我们的压力就更大了。各个地方都说自己的数被算低了，天天来找你。”
事实上，这位处长的担心，在国家统计局层面已经发生。在GDP核算制度由之前的“审算结合”过渡到当前的“下管一级”之后，柯惠新告诉记者，就出现了各个省都来跑数字的情况。这个省算了又算，提高了1%。那一个省就不干了，也要求提高多少。“所以这里面是有很多考虑的。”
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在一些地方，个别领导出于政绩考虑，还存在对统计数据进行行政干预的问题。一些企业、单位和个人，出于各种利益的考虑，不愿意提供准确数据，迟报、漏报甚至是拒报统计资料。叶青告诉记者，大约5到10年前，他听过的典型故事是：年末，某县县长把重要部门的负责同志召集在一间房子里，一块凑数字。应该说，“这种做法现在比较困难，因为县一级的GDP由地市来算，这不是县长、书记想要什么数据就可以要到的。”但叶青也坦言，他担心领导干部控制不了GDP总数，不排除他们“未雨绸缪”深化到GDP构成数，即让企业的数字报大一点，这样的做法隐蔽性更大。
“领导权力对数字的影响是呈逆向趋势的”，叶青指出，“表现最强烈的是乡镇、县、街道这一级。他们直接管企业，很关心数字的增长幅度。为和别的乡镇作比较，有动力去修改。”
乡镇的统计力量本身又是相对薄弱的。这种情形在采访中被基层统计人员形容为倒金字塔结构。“上面一根针，下面千条线。”任务繁多的乡镇统计部门，通常只有3到6个人，一般叫统计站，挂在经发局下。受编制影响，为降低成本，经常是发改、统计、物价三个部门放在一起，有可能搞统计的就两三个人。面对区里众多企业，根本就顾不过来。
在湖北这个中部省份的一些市县，统计调查队伍自身的体制没有理顺，也一定程度地影响了统计工作的稳定开展。某市统计局综合科杨科长告诉记者，他所在市的调查队原来是市统计局的二级单位，随着国家调查总队的成立，现在升格为与统计局平级，承担原来城市调查和企业调查的任务，但农业的调查任务是由调查队和统计局两边共同承担的。“这对地方来说很难，国家没有明确业务到底分在哪里。调查队在属于市统计局的二级单位的时候，属于事业编制，一些工作人员是事业编制的身份却干着统计局这边的活。改革之后，调查队编制的人员就理所应当地到调查队工作，原本干的统计局的工作就出现了人手不够的局面。”
杨科长告诉记者，不但是乡镇，一般县一级的统计部门编制也非常紧张。十几个人，“一正三副”加上办公室人员、司机、后勤，真正在业务岗位上的人员并不多。
“统计的地位虽然提高了，领导干部讲话、汇报材料、政府办、党委办日常的工作都离不开数据，但作为基层统计部门领导，犹如被放在一个火山口上。一边是统计数据的真实、一边是政绩，必须要拿捏好分寸，走好钢丝。”一位刚赴任某市统计局不久的局长，不愿过多接受记者的采访，但说了上面这段话。
被低估之嫌
即便是被媒体诟病为“虚高”乃至“虚假”的地方GDP数字，本刊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一些中部省区表示，其实仍有保守的成分。“比如一季度我们的GDP增速按照我们自己的核算超过20%，但从国家到省一级一级核算下来，我们的数字最后是15%左右”。
“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发展很快，但尚未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服务业统计水平参差不齐。”在叶青看来，这是近年来地区与国家GDP数据产生较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在核算GDP时，从各个角度评估主要基础数据，特别是利用税收、用电量、货运周转量等相关指标对地区GDP数据进行综合评估，对不符合实际情况或明显异常的基础数据，要作适当修正（多数是下调）。而各地区在核算GDP时，虽然也进行评估，但修正时掌握的尺度一般比国家的要宽松。”叶青认为，但“应该看到，有的地方数据宽松，也有地方是瞒报数据的”。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过去采用的核心指标是工农业总产值的前苏联的核算体系，直到1992年，才全面采用联合国公布的SNA核算体系。这一年的1月,国务院通过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也称中国新核算体系。随即在8月，公布了实施通知，从此开始了正式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核算，并开始编制经济循环账户和资产负债表。
但是，对工农业总产值的统计一直保持着“优势”。尤其是农业，按业内的说法是“农口数据是中国最可靠的数据，质量最高”。
相应的是三产的统计非常薄弱。“服务业有被低估的嫌疑。”在中部省区采访期间，记者不断听到此种说法。
三产包括交通、运输、仓储、邮政、批发、零售、餐饮、金融、房地产和其他服务业，核算主要根据相关指标。比如交通运输，在基数之上，再将交通运输总周转量（这其中涉及公路、水路、航空、铁路等，按一定比例来折算），按一定的发展速度来核算，批发零售则根据零售额的发展速度进行核算。三产中有大量的个体私营企业，他们有盈利，应该算增加值，但往往统计不上来。在非普查年度，三产的数据主要是资质以上、限额以上企业上报的数据。“抓住普查的机会，一次性地把平时很难统计到的，特别是像规模比较小的服务行业资料统计上来。现在经济普查每五年做一次，这对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大有裨益。”湖北省经济普查办公室的彭主任指出。
自上而下的方法和自下而上的数字
北京市某城区统计局商业科的李江（化名）尽管每月会和3000多家企业的商业数据打交道，这些数据是北京市GDP核算的海量基础数据的小小组成部分，但他接触不到GDP核算。“我们区的GDP数据是由市局给我们的。因为报表是按照法人来报的，一些跨地域的企业如中石油等在全国都有产业活动单位，那么不能把数据全部算到我们区，所以北京市在统计的时候会根据产业进行调整，然后再分配。GDP和CPI都是由市里上报给国家，同时再分配给各个区。像商业的零售额是每个月给各个区下发，而GDP的数据是按照季度下发的。”
除了收表送表，李江还要对数据进行审核。先要了解哪些方面哪些环节可能出错，把数据库全部导出来，然后编程，把有错误的数据筛选出来。“但是你不可能想到每一个错误，因为GDP的核算量太大了。有的企业入账也有问题，只有在年底的时候才会入账，所以到了年底一个营业周期才结束，而它的营业额数据也上去了；有的企业可能在年初就把全年的房租付了，那么在一季度这个数据就会很大，季度上就会出现一些波动。”
对于社会对统计数据的质疑，李江表示，他力争确保他管辖的数据及时准确上报，但“方法的问题不是我们考虑的，这应该是国家统计局考虑的。方法都是他们定，然后对市局培训，市局再对我们培训，然后我们再对企业培训”。
在中部省区的采访中，市级统计局的统计人员也表示，可能在省局的层面，会考虑制度方法的问题，在他们这一级更多地是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去执行。该局综合科马科长告诉记者，面对社会公众对统计数据的不认同，“可以解释数据来源的就解释，而不能解释来源的就解释为方法制度的原因”。
饱受诟病的人均收入指标，在东南沿海一些城市就面临制度方法不合时宜的情况。据基层的统计工作人员反映，按现有统计制度，一个县的统计样本户，城乡都是100户，但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但样本户数量过少，而且城镇农村的二分法也难以准确反映群众的收入状况。这样算出来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代表性自然不够。
“有时候为了保持数据的稳定，难以修改统计方法”，但柯惠新建议，为了既照顾到可比性又适应现实的变化，可以考虑增加一些指数。
自上而下的方法改革有时会面临责的困难，叶青以服务业的产值统计为例，“由于目前国内对其缺乏统一的核算标准，基本靠各级政府推算。在某些情况下，国家核算可能并不如地方核算准确。”(记者唐敏)
GDP增速央地“打架”之谜
GDP各地区汇总数据远高于国家统计局所发布的全国GDP增速，是近年公众议论集中的社会热点问题。这一问题的成因，概要论之有五个方面。
统计改革之年
“每个月的3日和4日都要收8张表，主要是经营表。3000多家企业，会收到网络瘫痪。”北京市某城区统计局商业科有一年工龄的统计员李江（化名）对本刊记者表示。“别人都以为我们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看一天。实际我们基本上每天都要加班到晚上七八点钟。在规定的报表截止时间前，我们得不停地催企业上报。”
祛除统计数据焦虑症
统计数据的真实性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而且近几年来它引发的民意反弹越来越强烈。
数据公信力
GDP数据各地加起来大于全国、登记失业率指标难副其实、收入统计难以明辨社会各阶层实际收入状况——这些关系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数据，本是国家出台调控政策的官方依据和权威信息，却屡遭学者以及公众质疑。
商业调查统计之惑:一边是行业高速增长一边是质疑之声
5月11日，《理财周报》向赛迪公开致歉似乎给沸沸扬扬了近十天的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数据造假事件”画上了一个句号，但是围绕着由第三方发布的数据引发的争论并未停止。
统计局回应质疑 统计数据和人们的感受是一致的
2010年05月19日 14:13:37 　来源： 中新网
国家统计局网站今日刊载中国信息报文章，对于网民称蔬菜价格“发烧”，CPI数据未反映真实通胀水平的问题，价格统计专家庞晓林表示，总体上讲，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和人们的感受是一致的。
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对外发布了4月份的主要统计数据，其中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2.8%，同比涨幅为18个月来最高，大部分专家学者和民众认为在预期的范围内。但个别网民称蔬菜价格“发烧”，CPI数据未反映真实通胀水平。对此，中国信息报记者向价格统计专家庞晓林作了详细的了解。
对于个别网民的质疑，庞晓林表示，总体上讲，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和人们的感受是一致的。比如，公众感受到通胀预期在逐渐增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CPI数据也在变大，CPI同比涨幅从1月份的1.5%到4月份的2.8%，趋势是一致的。公众感受到蔬菜价格在“发烧”，统计数据也显示了这样的结果。三四月份全国蔬菜价格同比分别上涨18.5%和24.9%。北京市三四月份的蔬菜价格涨得更多一些，分别上涨32.7%和32.6%。
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统计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2.8％。中新社发吕建设 摄
庞晓林说，如果我们拿国家公布的CPI跟我们每天上街买东西所接触的每一种商品去比较，往往大家会产生误解或者是错觉，因为不同的人群对物价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不同的消费结构群体对物价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不同地区的物价涨幅不一样，大家对物价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很多，也是近年来新闻媒体和网络质疑CPI的问题之一。
庞晓林还具体9个方面做出了解读。一是CPI是一个总体指标，它反映的是众多居民消费品和服务项目的价格总水平，而老百姓对物价上涨的感受往往是对单一商品价格变化的感受，而且时点性特别强。比如大蒜价格暴涨，老百姓感受特别深，但可能消费者只感受到大蒜价格涨很多，从而忽略了猪肉价格低于去年同期，其他蔬菜价格也没像大蒜一样疯涨。另外，商品涨价的时间对物价指数的影响也特别大。月初涨价和中旬、下旬涨价对指数的影响是不一样的，通常月末涨价对当月的CPI影响是1/3或1/4，老百姓有时候只注意到月末涨价了，却没有留意到当月大多数时间价格没有变化，因而出现CPI和老百姓的感受偏差。比如，4月底，蔬菜价格“发烧”，但5月上旬已开始“退烧”。据国家统计局对50个大中城市5月上旬的监测结果显示，7种蔬菜价格比4月下旬均有所下降。大白菜、油菜、芹菜、黄瓜、西红柿、豆角、土豆价格分别下降12.1%、17.1%、1.0%、10.6%、7.7%、7.5%和0.2%。二是CPI度量的是一组有代表性的商品和服务项目的价格变化情况，我国居民消费价格的调查内容分为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等八大类。商品的权数(在CPI总体中的重要程度)对分类指数、总指数的影响程度是很大的。而权数的确定是一个地方总体消费结构所决定的，和个人的消费结构可能很不一致，因此造成一种商品价格的涨跌对CPI的影响是固定的，但对个人的影响不同，因而感受也不同。
三是特定商品、服务项目与“一篮子”商品、服务项目的综合平均价格的差异。一般来说，普通居民关注的是“吃穿用住行”等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商品和服务。而居民消费价格调查的范围更加广泛，涵盖的商品及服务更加全面。CPI是一个加权计算后的综合平均数，其中既包含有上涨的品种，也包括了下跌的品种，如果居民用具体上涨的商品或服务项目的价格与公布的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相比，就会觉得CPI被低估了。
四是调查范围、口径的差异。CPI涵盖了全国城乡居民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但对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体来说，可能其中的部分商品(服务)并不是经常性的消费项目，对价格的涨跌自然感受不深；但对另外一个人或另外一个群体来说，这些商品(服务)却是经常性的消费项目，对价格的涨跌感受就深。此外，不属于政府明文规定的合法收费项目，如某些领域的乱收费也无法纳入居民消费价格的调查统计范围。
五是对比基期的差异。普通居民感受价格变化，对比的基期可能是3、5年前，甚至10年前。而CPI主要公布的是同比、环比指数，分别对比上年、上月，观察时期较短，其反映物价涨跌的变化也只是在特定的一段时间内价格的变动。如果把居民消费价格放在比较长的时间内观察，价格涨幅也是比较明显的。
六是个人承受能力的差异。随着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同收入阶层的人对物价上涨的承受能力也有较大差异。比如说，低收入家庭的支出大部分集中在食品和水电气等生活必需品上，而这些开支又很难压缩。当前CPI调查的八大类商品及服务项目中又以食品类、居住类涨幅居首，因而低收入家庭会感到价格涨幅大，生活压力增加。对高收入人群来说，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小，而他们购买的轿车、手机、电脑、液晶电视等价格又多为降价趋势，因而对价格上涨也就没有那么敏感，承受能力也更强。
七是地区间的差异。在大流通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背景下，物价走势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趋势。但在现实中，仍可能存在价格上涨不同步，以及价格高地、价格洼地的现象。因而当一个人从这一地区到达另一地区，就会产生不同的感受，而其印象中的CPI数据却可能是固定的，没有考虑到地区差异。
八是绝对价格与价格指数的差异。价格指数是反映价格变动的相对数，指数涨幅高并不意味绝对价格也高。比如说成都的猪肉价格由10元/千克涨至20元/千克，涨幅是100%；北京的猪肉价格由15元/千克涨至20元/千克，涨幅是33.3%。虽然成都的猪肉价格涨幅远高于北京，但绝对价格是一样的。
九是即时与滞后的差异。居民对价格变化的比较是即时的，而物价指数是一个滞后的统计指标，是事后反映，它对经济和市场价格的反映客观上存在一个滞后期。如5月11日发布的CPI数据是4月份的，但公众感受更多的可能是5月11日前后几天的市场价格。
此外，专家表示，价格指数的计算既简单也不简单。计算一个甚至几个商品的价格指数简单，但要计算今天与昨天相比的价格指数就不这么简单了。
公众目前每个月在媒体上见到发布的全国CPI数据，涵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的262个类别的商品价格，生产过程是相当繁琐和复杂的。简单地讲，它的生产过程主要有三个步骤：一是按照确定的商品(服务)项目采集价格资料，二是确定商品(服务)的比重(即权数)，三是选择计算公式计算价格指数。
专家表示，我国计算CPI的商品(服务)项目，由国家和地方分级确定。国家统一确定商品(服务)项目的类别，涉及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等八大类262个基本分类，涵盖城乡居民的全部消费内容。考虑到各地居民消费的传统、习惯、消费水平的差异等因素，具体的商品由各地确定，国家审定。制度要求一个城市选择的商品(服务)项目在600个以上，全国加起来就是成千上万种。
关于商品(服务)的权数，即是各种商品类别在全部商品类别中的比重。我国CPI中各种商品类别的权数，是根据全国城乡12万户居民家庭的消费支出调查资料计算出来的。它并不是像一些媒体报道中所说的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构成的变化适时调整，有科学的制度规定和严谨的调整程序。
总的来说，价格指数的计算相对复杂，有比较强的专业性，我国CPI的生产过程及其计算方法是科学的，计算结果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个别网民的质疑，其根源是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和人们的个体感受存在差异。我们相信，如果网民真正地了解了我国CPI的生产过程和计算方法，是不会再得出“CPI数据未反映真实通胀水平”这样的结论的。
《瞭望》文章：统计改革之年
2010年05月24日 08:49:10 　来源： 《瞭望》新闻周刊
不是一“统算”就灵。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
“每个月的3日和4日都要收8张表，主要是经营表。3000多家企业，会收到网络瘫痪。”北京市某城区统计局商业科有一年工龄的统计员李江（化名）对本刊记者表示。“别人都以为我们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看一天。实际我们基本上每天都要加班到晚上七八点钟。在规定的报表截止时间前，我们得不停地催企业上报。”
“填报表是有规定的，3、4日企业上报、5、6日我们就要往上报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要求当月的数据最晚也必须下月初就出来，所以必须这么快。”李江说，“等到13日再收财务报表，然后我们还要审核报表的错误。因为企业有的时候会漏填一些数据。”
“每个业务口的报表都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统计局要分不同的口，如果一个人做所有的表，那肯定也会晕的。”
湖北省某市统计局能源科的小金也很忙碌。由于对计算机程序熟悉，爱钻研，小金自己琢磨出了一些识别异常数据的程序。尽管小金只是没有编制的聘用人员。
一套表
李江所催报的表是北京市2004年就着手搭建的统计数据平台的一部分，这个平台在统计系统被称为“一套表”。200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企业一套表”试点工作方案》，包括小金所在的湖北省在内，8个地方开始了搭建统计数据平台的试点。
据小金所在市统计局综合科杨姓同志介绍，这是他经历的数据上报的第二次改革。最早是下属的区县统计局将企业上报给他们的表，录入之后将总数以及轻、重工业等类别的汇总数据报给市局，每个企业具体的数是多少市里并不掌握。第一次改革是由报总数改成将属于统计范围内的企业的具体数据逐级上报，而不再上报汇总数。系统内形象地称为“超级汇总”。第二次就是实行“一套表”试点，在他看来，这是今年统计部门最重要的改革之一。现在每个企业的报表不必经过基层统计部门就可以直接上报国家统计局，各级部门都没有修改数据的权限。
“我们只是负责催企业及时填写报表。”小金表示。
“一套表”以调查对象为核心，在不改变现有组织机构设置和专业分工的情况下，整合报表，规范指标，对数据采集过程进行统一组织，逐步实现统一设计、统一标准、统一管理调查单位、统一数据采集流程和统一数据处理平台。
“在这一系统内，如果有任何人修改都会留下痕迹”。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说，“这就解决了之前最可怕的事情，不知道数据到底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在他看来，“企业一套表”是在新技术条件下，改变传统的统计生产模式，重构统计业务流程。“一是减轻企业负担，二是更真实。”
其实，在1993年，国家统计局就准备推出“一套表”，但是，由于缺乏“信息高速公路”，没有成行。
2004年第一次经济普查之后，湖南、北京等地开始自费试行“一套表”改革。2009年，国家统计局再提“企业一套表”方案，并选择部分地区进行试点，并且计划明年在全国推开。
“有了‘一套表’这个平台，GDP核算将提高准确度。”在叶青看来，更深远的意义是，“这实际上就是‘金数工程’的前奏。”
自1993年以来，国家分别进行了“三金工程”（金桥工程、金关工程和金卡工程）和“多金工程”的建设，从而拉开了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建设的序幕。电子信息高速公路、海关信息网络系统、电子货币网络系统的“三金工程”，以及与教育科研、工业生产和流通、公安系统等有关的“多金工程”。叶青认为，这些信息系统的建设，为与统计系统有关的“金数工程”的创建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基础。 下算一级
“今年是我到统计系统8年以来提出改革最多的一年。最根本的一项是在GDP核算上实现下管到下算，即由分级核算改为统一核算。”叶青表示。
“公众对统计数据的质疑，首当其冲的就是GDP总额与各省区市之和的不一致。全国由分级核算到统一核算，地方之和大于全国的情况会比现在好很多。”叶青认为。
而在此之前，中央为发现可能存有“水分”的地方GDP增长率，常采取的手段是要求地方GDP增长率必须与包括投资增速、生产增长率和用电量等在内的一系列基础数据相匹配。
对于目前的核算，叶青将之定义为“准下算”，因为除了“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非营利性服务业数是由各省自己给出，其他都是来自于国家局各专业的数据。若这一部分数据国家局也能自己采集到，就是名副其实的“下算一级”了。
在叶青看来，审算结合-下管一级-下算一级，是我国GDP核算制度的改革方向。从技术上来讲，到明后年已经可以实施这样的改革，但是，叶青提醒说，也不是一“统算”就灵。要改变现行的GDP核算制度，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既有阻力，又有难度。还有可能出现新的问题。比如，目前国内对于服务业的产值统计缺乏统一的核算标准，基本靠各级政府推算，国家核算可能并不比地方核算更准确。跨地区公司究竟采取何种标准核算、纳入哪个省市等问题，都需要明确。
目前全国仅有建筑业和农业的增加值实施了统一核算，其他行业，如工业、批发零售核算尚未统一。“目前最关键的是一些行业的增加值核算方法要统一。这样有利于整个GDP的核算，也有利于国家对省市一级的GDP直接核算”。叶青建议。
新组服务业统计司
继提出国家统一核算地区GDP方案，正式推出主要统计指标环比制度，认真实施“企业一套表”和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试点工作外，在密集改革之年，国家统计局针对一直以来存在的服务业调查统计薄弱的局面，近日新组建了服务业统计司（服务业调查中心）。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发展服务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而长期的战略任务。服务业统计是制定加快发展服务业政策措施，提高服务业管理水平、促进服务业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是现行的服务业统计还不能很好地满足现实各方面的需要，在国家统计局内部缺乏一个具体负责服务业统计总体规划、组织指导和协调的牵头部门。
为了促进服务业更好更快地发展和为转方式、调结构提供统计支持，新组建的服务业统计司将自己定位为：一是“牵头”，即组织制定服务业统计的总体规划、发展思路和方针政策，组织指导协调地方与部门的服务业统计工作；二是“兜底”，即在不打破现有工作格局前提下，努力弥补服务业统计工作的缺陷，做好服务业统计的兜底工作；三是“攻克薄弱环节”，着力解决服务业统计中的难点和急需解决的问题，重点攻克服务业统计中的薄弱环节。（记者唐敏 ）
透视菜价波动现象:缘何统计数据与百姓感受不同
2010年05月18日 13:34:03 　来源： 新华网 乐平市乐港镇曹家边村菜农吴礼松正在摘收黄瓜（5月14日摄）。近日，“江南菜乡”江西省乐平市辣椒、黄瓜、豆角等蔬菜开始上市销售，并销往安徽、浙江、上海等周边省市。受前期持续降雨和低温影响，乐平市蔬菜摘收时间比往年推迟了近半个月。目前，乐平市蔬菜种植面积已发展到29.8万亩，总产值达10.02亿元。新华社记者周科摄
5月10日，一名搬运工人正在河南省杞县大蒜市场将蒜商收购的新蒜装车运往山东。继去年大蒜市场借“甲流”“减产”等概念价格被炒高之后，“疯狂的大蒜”今年在新蒜即将批量上市之际再次演出，“高价大蒜”引起了社会关注。记者在河南最大的优质大蒜生产基地杞县采访时看到，冷库大蒜每吨售价9000元左右，达到当地蒜价的历史高点。“疯狂的大蒜”对新蒜价格和今年大蒜种植面积将产生直接影响。新华社记者 赵鹏 摄
新华网北京５月１８日电 题：透视部分地区菜价波动现象
“新华视点”记者　张道生、赵仁伟、林艳兴
今年以来，我国一些地区菜价波动十分明显，然而统计数据却与百姓的感受不对称；在不少情况下，菜价上涨菜农并不受益，吃菜一年比一年贵，为何出现这些现象？记者在鲁浙赣等地区进行了调查追踪。
统计数字猛跌，百姓感受不彰
从统计数字看，近日来蔬菜的总体批发价格和５月初相比有了大幅回落。在北京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新发地市场，目前的蔬菜总体平均价格与５月１日相比，降幅已达到２０％左右。以西红柿为例，５月初新发地市场的西红柿批发价达到每５００克２.２元，到５月１６日这一价格跌到１.４５元，跌幅接近３５％。然而，很多买菜的人却感觉不明显。
记者在长椿街附近的一个菜摊上碰到了前来买菜的北京市民李阿姨，她对记者说：“电视上都说菜价大跌了，我天天买菜，为什么感觉不到跌了那么多？西红柿五月初就是３元多一点，这几天还是３元。”在杭州、南昌等地，不少市民的感受也大致如此。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呢？浙江省农业厅首席蔬菜专家赵建阳说，一方面原因是发布的监测数据多为批发价格，而和老百姓感受最直接相关的是零售价格；另一方面跟农产品的流通方式相关，从“菜园子”到“菜篮子”存在过多的中间环节，利润层层剥皮，价格层层加码。每道环节为了保证自身利润，涨价及时、降价却滞后。
“从‘菜园’到‘菜篮’往往要经历菜农－－菜贩－－批发市场－－零售－－消费者这些环节，甚至还要多。每道环节都想利润最大化，自然就涨起来快，降下来却非常慢。”长期从事农产品流通的浙江省农华农副产品配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慧智说。
由于不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直接对接，许多蔬菜在流通中还要走上不少“冤枉路”。“比如说北京市场上的一部分河北蔬菜，因为找不到直接销往北京的途径，也要先贩到寿光去转一圈再回头进京。”赵建阳说，这种相对落后的流通体系无疑也撑大了蔬菜成本。 菜价一路上涨，菜农并不增收
在“蔬菜之乡”山东省寿光市，稻田镇西刘营村菜农刘明山家里种了一亩半地小黄瓜，他告诉记者，今年菜价是很高，但种菜利润并没增加。“小黄瓜春节价格最高时卖到了每斤９元钱，但当时天气冷、产量少，一个大棚一天只能摘三四十斤。尽管这几天价格跌到了每斤１元钱上下，但产量上来了，赚的反而比９元一斤时多。”
接通浙江蔬菜种植户蓝小波的电话，一听是谈菜价问题，蓝小波马上对记者叹了口气：“哎，你们都说菜价‘发高烧’，实际上我们种菜的一点好处没捞到，因为天气不好，价格上去的时候产量下来了啊。我地里的苋菜因为倒春寒减产了两成以上，价格最高的时候卖到５元一斤，但一茬菜下来利润没增加。”
菜农们告诉记者，因为没有定价权，因此自己并没有办法在蔬菜价格上涨时锁定利润。相反一旦菜价下跌或者是出现卖难的情形，亏本倒是常事。
刘明山对记者说：“菜价多少不是我们菜农说了算，因为摘下的菜必须赶紧卖出去，否则就坏了。菜贩子收多少钱一斤我们就卖多少一斤，菜农的利润菜贩子说了算。”
浙江省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农业园区负责人对记者说：“打个比方吧，我们种的菜卖到两元钱一斤时，菜贩到菜场上每斤要加一元五角钱卖三元五角；菜跌到一元一斤的时候，经过菜贩子几道倒手后，卖出去时每斤还是要加一元五角。菜价无论大涨还是大跌，利润永远有保证的是菜贩，种菜的和消费者则占不到便宜。”
普通百姓吃菜，一年贵似一年
一位杭州消费者告诉记者，总体上感觉吃菜是一年贵似一年。这位消费者算了一笔账，“去年这个时候青菜２元左右，今年要２．５元。茭白去年３元一斤，今年要４元。家里三口人吃饭全买素菜的话，去年１０元钱就够一顿饭，今年要多花两三元钱。”
农业部门人士分析说，除社会总物价水平在上升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蔬菜生产成本在节节攀升。在浙江嘉兴，有蔬菜种植户给记者算了笔账，土地价格每年都在上涨，城郊适合种菜的土地流转价格每亩达到了上千元。今年以来，种子、化肥、农药的价格也上涨很快，整个成本比去年提高了差不多２０％。 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经济研究室李崇光教授的研究显示，自２００３年后我国大中城市蔬菜每亩平均生产成本增长迅速，目前每亩平均成本已超过２２００元，跟２００３年相比增加了７０％左右，远高于同期蔬菜净收益的增长速度。
“尽管进入５月份以来，随着天气好转，各地菜价都明显回落，但主要蔬菜品种相比去年同期仍高出一到两成，这就是成本烘托的结果。”
浙江省农业厅首席蔬菜专家赵建阳称，成本上涨对菜价的影响是刚性、不可逆转的。
集约化程度低，产销成本过高
农业专家指出，透过菜价波动背后的怪现象可以发现，当前百姓“吃菜贵”并非全是“天气原因”，还同当前粗放的蔬菜小生产体系有关。因为小生产的涨价因素多，多层流通环节也会抬高菜价。
赵建阳等人认为，灾害性天气给蔬菜生产带来的影响是难以预料的，但是粗放的产销体系带给菜价成本的上涨，可以通过努力加以消除。
江西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尹小健认为，有关部门应该像抓粮食、抓生猪生产一样，加大对蔬菜生产的扶持力度。把城市建设征用菜地时收取的蔬菜基地补偿金，真正用于发展新的蔬菜生产基地。
其次，要加大蔬菜生产的科技投入，提供更多高品质的蔬菜品种，以及高效的栽培和病虫害防治技术。以往我国提高蔬菜产量主要靠扩大菜田面积，黄瓜、西红柿等主要蔬菜单产不及发达国家一半。在菜田面积不可能进一步增加的情况下，如何通过科技投入推动粗放的蔬菜生产提高单产和效益迫在眉睫。
另外，赵建阳还建议：“通过发展形式多样的蔬菜专业合作社，提高菜农组织化程度以及和市场对接的能力。政府可以考虑在蔬菜产销中如何提高超市的积极性，开展农超对接，尽量减少中间交易环节，保证菜价合理涨跌。”
粮价菜价泡沫何在:脆弱的交易链条导致流通暴利土豆大蒜价格大幅下滑 挺了几个月菜价终于服软商务部:多重因素推菜价上涨 后期将以下降为主
调查：菜价为何涨了又涨 天气原因还是人为炒作？
2010年05月17日 14:14:31 　来源： 羊城晚报今年南北方均遭遇反常天气，菜田失收，老百姓不得不吃贵菜 CFP供图
大蒜价格两年涨200倍 CFP供图
占CPI指数30％的农产品价格连续攀升；老百姓吃菜越来越贵，是天气原因？是人为炒作？
民以食为天，菜篮子永远是老百姓关注的话题。不久前公布的4月CPI同比增加了2.8％，预示着物价上扬步伐不止。而占CPI指数30％的农产品价格连续上涨，其中，蔬菜类价格的飞速攀升更成为焦点。前日，有网民晒出2007年与今年的长沙超市菜价小票：三年来，红辣椒每公斤单价从6.56元飚升为20元，升幅高达204.88％。
与此同时，国内也出现了游资炒作农产品的情况，导致大蒜价格两年内涨了200倍！
到底菜价的连续上涨背后有何深层次原因？谁才是这次蔬菜价格上涨的最终获益者？连日来，羊城晚报记者希望从探究整个产业链中找到答案，对“零售、批发到蔬菜的种植环节”一一进行采访。调查结果发现，天灾、人祸等因素都是导致本轮蔬菜价格飞涨的核心原因。
天灾
暴雨致减产
居民吃贵菜
钟落潭六七十亩菜地雨后失收，菜价涨难补损失
中国蔬菜流通协会会长戴中久日前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导致今年菜价飙升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天气反常”。而在广州，这个原因更加明显。5月以来连续的大暴雨，让广州的菜价持续上涨，市民怨声四起。那么，菜农、批发商、零售商的情况分别如何呢？
菜农：
新播种菜苗被雨水泡死
昨日，记者来到广州钟落潭马沥村一片六七十亩的菜地调查。几场暴雨后，菜地里的菜已奄奄一息，生菜和芥菜叶子开始腐烂，另一些被大暴雨吹打过的叶菜东倒西歪地趴在地上。
满脚是泥的菜农老曾一边翻土，一边叹气说：“新播种的芥菜苗都被雨水泡死了，被雨水打烂的叶子比能卖的多一半，价格虽然涨了，但亏损大得很。”
据记者了解，生菜去年的批发价是0.2至0.6元一斤，现在好点的生菜才卖到1元一斤以上。“以往天气好，一块生菜地可以种出100来斤生菜，现在六块地都只能收20几斤可卖的生菜。以前不要的菜叶子还有人收来喂鱼，现在又烂又黄，没人要。”
老曾告诉记者，五年前他和妻子从江西来广州种菜，承包了3亩菜地，每年交3000元租金。“我一般白天都是在挖地种菜，半夜12点还要起来收菜，凌晨四五点拉到钟落潭批发市场卖。”老曾无奈地说：“这么累还是赚不到什么钱。”
老曾说，遇到今年这样的雨天，起码有几个月是要亏本的。他指着旁边一块芥菜地苦笑道：“芥菜前天下种，第二天就被暴雨冲刷，发芽率都不到一半，只能全部挖掉重新种。”
在马沥村种菜的老乡一共有13户，很多人已经闲了一周。老曾说：“没办法，菜田全是水，不能下种，要是再下雨，一棵菜都别想收。”
批发商：
量少价格自然就贵了
蔬菜从菜田出来后，首先进入批发市场。批发商们告诉记者，天气、菜价上涨对市场里有经验的批发商来说影响并不大，某种菜卖亏了还能从另一种菜中弥补，一年下来，还是有得赚。
昨日上午，在江南果蔬批发市场，做了20多年蔬菜批发生意的龙老板，已经顺利地批出了从海南进货的70多吨蔬菜。他告诉记者，他的几个档口每天都要卖70至80吨菜，菜一般都是他们直接去农民的菜地里收购。
“去年批发北方菜多，但亏本了。像土豆、番茄、大蒜等去年的收购价都非常便宜，菜农收不回本，都不愿意种，加上东北、西南等主产地受灾，这些品种都减产，量少价格自然就贵了。”他直言：“做蔬菜批发不能只经营一种菜，往往一种菜亏了，就要从其它的菜赚回来，这样其实还是赚钱的。”但他说，这两年人工成本增加了，去年还是每月1400元请一个工人，今年要1700元才有人干。
不过，龙老板表示，经营批发生意主要看市道，有时高价批来只能低价卖出；有时低价批来，又可以赚个盆满钵满。“做蔬菜批发的人越来越多，竞争大了，生意比以前难做了。”
批发商零售商层层赚
市民买两个蒜要3.8元，商家一斤赚3元
在广州最大的外地蔬菜交易场所———江南果蔬批发市场，经营大蒜生意十五六年的欧阳先生昨日告诉记者，他的货是从山东金乡的冷库收购过来的，大约在3.8元至4.1元一斤。“去年大蒜的二级市场批发价(对零售商)约为1.3元至1.7元一斤，今年的批发价则是3.8元至5.9元一斤。这样的价格范围并不是相对应的，比如4.1元进货的价格最高时卖给零售商为5.9元一斤，但是4月来只卖过一天这样的价格，其他时间，有时卖4.1元的进货价，有时只能卖3.8元一斤。”他坦言，二级批发商赚取的大蒜毛利并不高。“我卖的是量，一天卖四五十吨，一般利润只在每斤5分钱以内。”
今年4月下旬，广州蒜价一路飞升，部分超市、菜市场蒜价曾上涨至7元至9元一斤。市民郑小姐曾致电本报反映，福今路某超市的蒜价要17.8元一公斤，她买两个蒜竟花去了3.8元。这样算来，超市即使是最贵的价格进货，以零售价每斤8.9元卖给消费者，商家一斤也赚了3元。
菜价短期将回稳
长远呈合理上升
■发改委将严厉打击倒卖大蒜等囤积居奇行为
■专家：应建立国家和地方两极收储制度
菜价不断上升，老百姓感觉压力大，接下来菜价走势如何？将来还会出现人为操纵其他农产品的价格吗？针对这些问题，羊城晚报记者专访了中国蔬菜流通协会会长戴中久。
为何菜价普遍涨？
三大原因导致
据中国蔬菜流通协会统计，今年一季度，全国28个品种的蔬菜平均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26.98％。戴中久认为，导致今年中国蔬菜价格上涨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气候原因是造成蔬菜产量下降、价格提高的一个因素。去冬今春以来，国内气候反常，南方干旱后又有暴雨天气，北方发生了冰冻灾害、雨雪天气，使得蔬菜长势受到影响。第二个原因是需求增加。过去蔬菜属于副食品，现在很多人为了保持身体健康，用蔬菜替代主食，所以需求量增加了，供需矛盾增加是推动蔬菜价格上涨的主要要素。第三，近期价格上涨跟蔬菜运输成本也有关系。
未来菜价走势？
6月份将回稳
不过，戴中久表示，“最根本的问题还是长期以来农产品价格偏低，菜农没有得到合理的回报。因此从长期来看，蔬菜的价格将呈现一个合理上升的趋势。而在接下来的6月份，中国的蔬菜价格将随着北方落地蔬菜（相对于大棚菜）的大量上市而稳定，即使局部因天气原因出现短期菜价上涨，也是暂时的表现。”
对于大蒜的价格炒作行为，近期刚到杞县参加“大蒜节”的戴中久告诉记者，现在有的地方大蒜还没有收成，却已有一些人把地里的蒜买断了，然后层层加价倒卖大蒜，这是一种不正常的价格竞争。他透露：“国家发改委已经专门针对这类行为展开调查，将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的行为。”
如何稳定市场？
建两极收储制度
戴中久建议，长远来说应建立起国家和地方的两极收储制度。在可以收储的蔬菜品种中如果出现价格偏低，政府可以拿出一定的资金收储，比如对于大蒜、洋葱、土豆等蔬菜。一旦这些品种的价格暴涨，国家就可以投放一些到市场抑制菜价。这种做法在猪肉、食糖等方面已经有了很好的经验。另外，国家也可以通过建立风险投资基金，在菜价暴涨时对于低收入者给予适当的补贴。这样，既能稳定生产，也可稳定居民的正常生活。（孙晶、郑秋元、马双丽）
零售商：
今年菜价的波动最大
在蔬菜的最终销售环节，菜档档主也对菜价高企感到了压力。在福今菜市场经营的陈起飞告诉记者，档口每天可卖掉800斤菜，平均一斤菜的毛利大约是0.5元，但最近五年来，每年的经营利润无太大变化。
但说起今年的天气，他直言：“卖菜20年，从没遇到过今年这样反常的天气，菜价也是历年波动最大的，蔬菜价格都普遍上涨，如大蒜、土豆、番茄等都创下高价。”
陈起飞告诉记者，土豆去年批发价为1.8元至2元一斤，今年涨到了3元至3.5元一斤，彩椒则更贵，由去年4元一斤涨到13元一斤。
“不过，一般市民都愿意买1.5元至2.5元一斤的菜，这个价位我们卖得多也赚得多，若菜价超过3元一斤，买家就少了一半以上，”他说，雨天进菜更要谨慎。比方说，广州人喜欢吃的芥菜，下雨浸水后，很容易烂掉。暴雨后芥菜贵买的人少，有时候上午进货过来还没卖完，到下午就全部烂掉了。
人祸
大蒜被当作股票炒卖
部分农作物被几亿元游资囤积居奇，肥了暴炒户，苦了老百姓
如果说在今年中国蔬菜的涨价因素中，包含了天气变化、需求增加、运输成本提高等原因，那么，人为炒作则是大蒜价格异军突起的独有标志。从前两年的几毛钱一斤，到今年飙升至最高零售价10元一斤。大蒜涨价背后，昭示了什么秘密？
蒜农今年才小赚一笔
前两年蒜价太便宜了，都是亏的
在大蒜的主产地河南杞县，秦阿姨家里今年种了两亩早熟蒜。一周前，她已经把蒜全部卖出。她告诉记者，最早的那一批能卖出5元一斤的高价，但随着新蒜供应量加大，现在只能卖到1.5元至1.6元一斤。秦阿姨说，附近很多人都把大蒜地承包出去了，他们家种的不多，就没有包给别人，“幸亏没有承包出去，我今年一亩地的净收入是5000元，他们一亩地只给3000多元，差了2000元呢！不过，我们家种蒜也是今年才赚钱，前两年蒜价太便宜了，都是亏的。”
秦阿姨告诉记者，每年都有老板过来收购大蒜直接放入冷库，等到价高时再卖出。她说：“村里几个倒腾大蒜的人今年赚了不少钱，都换了新车。”但据她说，炒大蒜风险大，前两年因为做大蒜生意赔了钱，河南有好几个人喝农药自杀了。
作为一个普通的蒜农，秦阿姨也被忽高忽低的蒜价弄晕了。眼下，她正发愁明年该种多少蒜，她希望政府能提供多一些信息，别让蒜农天天担惊受怕。
煤老板花几亿炒大蒜
低价收购囤入冷库，等价高时再卖
蒜价暴涨，蒜农赚到的只是小钱，“大头”都到哪里了？有广州的大蒜批发商向羊城晚报记者透露：“有山西煤老板专门把收购的蒜放入冷库囤起来，等价高再卖，有些老板甚至用好几亿元在炒，像炒股票一样。”他表示，在广州气温高，蒜容易发热，一般运过来的蒜，只能卖3天左右，而把大蒜放入产地的冷库，保存一年半载都没问题。
据他了解，大蒜的一级批发商今年向农户的收购价有30%是1.3元至1.5元一斤，70%则是1.8元至2.1元一斤。他分析，“种蒜的农户没赚多少，赚得最多的是囤货的大老板、压货商。”
在河南做了20多年大蒜经纪人的李运领，每天的工作就是为商家和卖家撮合。他告诉羊城晚报记者，2009年杞县有三分之一的大蒜早在新蒜收割前已经被承包了。在去年12月的时候，一亩地的价格是3000元，春节过后涨到3800元至4000元一亩。“承包商主要是看到今年大蒜的商机。”李运领说。
他还表示，大蒜价格上涨，炒作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按照市场规律，蒜价也应该上涨。“前两年蒜价一毛钱一斤，根本不正常，物贱伤农，很多人都不愿意种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