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个创新小想法:美国“新帝国主义论”：内容、原因和实质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瓦解，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范围内阶级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美国的霸权主义急剧膨胀，谋求全球霸主地位成为其跨世纪的战略目标。以新经济殖民主义、新干涉主义、新炮舰政策和新霸权主义政治联合为内容的美国“新帝国主义”大战略，推动着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在历史上首次突破世界经济政治的地理界限，开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性扩张，其目的是要构建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全球霸权体系，它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新帝国主义论”的理论内涵

　　 在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理念中，（新）帝国论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是当下美国外交和安全领域风云一时的新保守主义派所宣扬的“美利坚帝国论”。冷战后，新保守主义派致力于把美国前所未有的优势地位转变成“正式帝国”，鼓吹美国应当成为“现代罗马帝国”和承担起帝国的使命。罗伯特?卡根在《仁慈的帝国》一文中，极力鼓吹建立新型的“美利坚帝国”。他认为，只有美国的主导地位才能维持国际安全和繁荣，世界应该接受美国这个“仁慈的帝国”。美国一些政治精英如保罗?沃尔福维茨、小克里斯托、理查德?哈斯、保罗?肯尼迪等认为，在2015年之前，美国拥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战略机遇期”，即不再面临像冷战时期苏联那样的全球性竞争对手。在这个阶段上，美国所面对的威胁主要是地区性强国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全球性问题等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制的冲击。他们主张利用苏联解体的有利战略机遇，通过不断扩大世界发展不平衡状态和彻底打破冷战遗留下来的均势结构，重新制定国际规则，并在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方面与任何可能的挑战者拉开距离来保持美国的绝对优势地位，从而将冷战时期与苏联分享的均势霸权平稳过渡到独霸世界的单极霸权，使21世纪成为“美国世纪”，再造“美国治下的和平”。

　　 在美国战略宏图设计者的心目中，罗马帝国持续时间长，不仅有恺撒时期军事和经济上的全盛以及奥古斯都时期拉丁文学的繁荣，更重要的是罗马帝国奠定了基督教在社会生活中精神核心的地位。而且在自由、平等这些从希腊文明发展而来的法律和权利的观念下，罗马帝国征战与统治的旗帜始终是追求和平与正义：它所以发动战争是为了正义与和平，它之所以统治被征服者是要为他们提供公正的保障。新保守主义者鼓吹复兴“美利坚一新罗马帝国”，也力图昭示天下：美国是罗马帝国和平与正义梦想的继承者和光复者。他们还举着自由、民主、“人权高于主权”、“解放者而不是征服者”等高尚的旗号来掩饰美国镇压和掠夺的阶级实质，推进帝国征战车轮的前进。

　　 另一种代表性观点是“合作帝国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动辄对外动武的“新干涉主义”政策，得到了理论界和政策界的部分呼应，其突出倡议者为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库珀。库珀认为，秩序往往意味着帝国，而权力平衡则始终伴随着战争危险。库珀把世界分为前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和后现代国家三种类型，前现代国家即前殖民地国家，是“失败国家”；后现代国家即欧美发达国家，是不再从征服的角度考虑安全问题的国家；传统的现代国家即部分发展中国家，是仍然遵奉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行事的国家。他认为，“前现代国家”是当今世界动乱和威胁的主要来源，它们为犯罪集团和恐怖主义组织提供基地和庇护；一些现代国家在谋求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现代国家正受到前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的严重挑战。为了对付这些威胁，美英等国应确立能以军事手段介入世界任何角落的“新帝国主义”或“防御性的帝国主义”，推行“新的殖民政策”。他认为，为了对付欧洲后现代大陆之外的老式国家，我们需要回复到先前以暴制暴、先发制人的攻击和欺骗的方式。

　　 “9．11”恐怖袭击事件极大地刺激和催化了美国谋求“帝国霸权”的欲望，促使其加快了实施“新帝国战略”的步伐。2002年1月29日，布什总统发表《国情咨文》，宣称美国将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对邪恶轴心势力、恐怖主义势力和其他挑衅美国的势力发动全面打击。“新帝国主义论”迅速演变为布什政府的战略指导思想和政策实践。

　　 二、“新帝国主义论”产生的根源

　　 美国“新帝国主义论” 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现象，它产生的深层原因既与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阶级力量对比大变动的新局势有着密切关系，又与美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及其内部例外心理的膨胀密切相关，它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种因素历史“合力”的结果。

　　 1、政治根源：美国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遭到“国际恐怖主义”的反击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利用美元的金融霸权地位，借助经济全球化浪潮，依靠其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掠夺的巨大财富，形成了强大的经济、科技、政治和军事力量，建立起美国在全球推行经济帝国主义和政治霸权主义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当西方大国分享冷战“和平红利”、各国垄断资本利用经济全球化在全球攫取超额垄断利润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却日益被边缘化。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中，过度金融投机和金融掠夺所导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使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建设和发展努力屡屡受挫；更为严重的是，民族、宗教冲突和边界纠纷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使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迟缓、成果并不明显。所有这些都被西方归结为文明的落后，并对他们予以歧视和排斥。在此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人对重走西方现代化之路产生了深刻的怀疑，某些新民族主义者和宗教原教旨主义分子把发展中国家的屠弱落后、对外依附以及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归因为发达国家的掠夺，并采取极端的报复行动，从而导致“恐怖主义”在全球蔓延。

　　 “新帝国主义论”者却认为，一些最贫困国家由于人口急剧增长以及艾滋病迅速传播而导致国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诸领域全面崩溃和失控，沦为“失败国家”。这些“失败国家”成为恐怖主义和恐怖分子的庇护所，对发达国家构成了严重挑战，应对其采取帝国式管理。2002年9月20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提出，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合是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美国不仅要把恐怖主义组织，而且要把“无赖国家”列入全球反恐战争的目标之中，通过反恐战争推翻与美国敌对的独裁邪恶政府。美国还把恐怖主义产生的首要根源归结为穆斯林世界专制腐败的政治制度，认为只有对中东地区进行政权变更和制度建设，使中东穆斯林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教育体制走向自由民主和现代化，才能削弱穆斯林世界反美极端主义产生的条件和基础。

　　 2、经济根源：布什政府向外转嫁国内经济危机以缓解国内矛盾

　　 冷战后，美国经济高歌猛进的增长，铸就和掩盖了许多破坏性甚至毁灭性的因素。随着经济泡沫在21世纪初陆续破灭，美国经济陷入长期衰退。布什入主白宫20个月，道琼斯工业指数下降了25%，失业率上升了1/3，公司和个人破产达到了创纪录水平，前任克林顿政府留下的巨大的财政赤字盈余变成了巨额赤字。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商业投资、退休基金、消费者信心指数、最低工资限额等关键性经济指标都在下跌，而失业率、贫困人口、破产企业等经济数据却在持续攀高。布什政府为了把千百万美国大众的目光从就业、股市、退休金等民生危机转移到世界其他角落，重新开动“反恐战争”机器。“9．11”事件之后，美国坚称伊拉克正在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悍然发动伊拉克战争。可见，美国“新帝国主义论”掩盖了帝国霸权的衰落以及转嫁国内危机和掠夺石油战略资源的祸心。

　　 3、文化根源：从种族优越论和基督教“千年帝国”梦想到美国普世主义

　　 美国的文化意识中素有白人种族主义优越感、基督教的“天定命运观”和帝国的情结。冷战后，这些情结借“自由、民主、人权”、“拯救劣等民族”等漂亮外衣发泄出来，在对外事务中演化成特殊形态的美国普世主义，造成了其霸权思想的膨胀。

　　 在美国历史上，盎格鲁—撒克逊主义曾经非常盛行，它鼓吹白皮肤的美国人（尤其英国后裔）属于最精华的人种，视其他种族（尤其有色人种）为低劣民族。美利坚民族长期以来还形成了强烈的民族优越感，美国人自我形象的核心是“美国例外论”，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具有“历史恩赐的结构”，身负着向世界传播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按照美国模式改造世界的“天定命运”。自一百年前美国逐步替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以来，这种由民族优越感所引发的美利坚民族主宰世界的政治野心空前膨胀。

　　 美国是基督教世界最具宗教性的国家之一。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自认为是上帝派遣来的“教导所有民族的宗教”，给自己赋予了使所有人都改信其信仰的使命。在美国，基督教的“千年帝国”是很多人内心深处的梦想。美国人自诩为“上帝的选民”，认为美国的价值观是普世的，对外战争是神圣的战争，高呼着民主、人权的口号发动干涉战争或“新十字军东征”，亦不足为怪。小布什和共和党与美国基督教右翼教会关系甚密。布什上台后就将反恐战争描绘为上帝的旨意和维护宗教价值观的需要，宣称要彻底铲除一切恐怖组织和一批邪恶国家，来捍卫以美国为代表的基督教文化和美国式的民主文明。

　　 正是这种根植于许多美国人思维中的文化优越论提供了“新帝国主义论”滋生的土壤。

　　 4、理论根源：新保守主义者推行“新里根外交”和“输出民主”的帝国战略

　　 “新帝国主义论”不仅是以美国雄厚的物质基础做支撑，而且还得到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思潮和势力的长期推动。冷战后，新保守主义者提出了重塑世界计划或建立“帝国”计划的“新里根外交”，并致力于把意识形态斗争作为颠覆和控制别国、实现美国支配世界战略图谋的重要工具。

　　 1992年，《纽约时报》刊登了沃尔福维茨小组的“防御计划指南”的分析报告，宣称这个世界应当由一个超级大国来支配。文中指出：第一，美国冷战后政治和军事战略的首要目标是要永葆无人能敌的绝对军事优势和独霸地位，防止任何敌对性超级大国或大国集团的崛起；第二，利用美国的支配性地位和优势力量去塑造一个益于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世界秩序；第三，美国应当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或预防性战争摧毁来自恐怖分子和无赖国家的威胁。小克里斯托和罗伯特?卡根提出，美国的霸权是防范和平和国际秩序崩溃唯一可靠的措施，美国需要凸显军事优势和道德信心的“新里根外交”，建立一个“仁慈的全球霸权”。

　　 新保守主义赋予美国对外政策以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和道德使命感，除借助军事手段“打倒暴政”，还强调要在全世界推广美国式的自由和民主，最终实现对美国安全和利益的绝对保障。亨廷顿认为，输出美国的民主和价值观既可以在国际竞争中抢占道德高地，取得舆论优势，又能够使那些经过美国模式改造的国家最大程度地接受美国的领导。

　　 三、从列宁帝国主义论看“新帝国主义论”的实质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金融帝国主义”、“殖民帝国主义”到今天的“美利坚帝国”、“现代罗马帝国”、“后现代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本质特征、历史地位发生了什么新变化？美国“新帝国主义”与列宁时期的殖民帝国主义是否有着本质的区别？它的“新”体现在哪里？“新帝国主义”是否超越了旧帝国主义必然覆亡的历史命运？我们只有应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才能深刻地认识和揭示美国“新帝国主义论”的实质，从而增强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的坚定信念。

　　 西方左翼学者克里斯?哈曼、罗伯特?吉尔平、斯特兰齐、曼瑟尔?奥尔森等认为，“新帝国主义论”的兴起实际上反映了美国霸权的衰落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矛盾的加深，美国推行“新帝国主义”，正是以武力来达到经济上维持美元金融霸权和政治上确保霸主地位的目的。一些中国学者认为，“新帝国主义”就是与世界各国和人民为敌的经济权力和军事权力，它通过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在世界范围内攫取剩余价值，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维持对其有利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通过“金融—工业依附”和“技术—工业依附”等形式控制着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维护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的时代，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到处都带有统治的趋向而不是自由的趋向。这种趋势的结果，就是在一切政治制度下都发生全面的反动……民族压迫、兼并的趋向即破坏民族独立的趋向也变本加厉了。”（《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684、682页）二战后，尤其是“9．11”事件以来，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成为世界战争的总根源和策源地。伊拉克、南联盟、阿富汗等一些主权国家相继遭受美英发动的高科技战争的残酷打击，古巴、中国、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受到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甚至武力颠覆的威胁。布什政府为了满足美国垄断统治精英对垄断石油战略资源、统治世界市场并控制超额剥削的新来源——廉价劳动力的强烈要求，以军队和导弹为后盾，对不驯服的国家进行军事威胁和武力打击，欲达到其统治全球的目的，这无疑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行径。

　　 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美国“新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对世界经济和政治进行渗透和控制的集中体现，它要彻底推翻二战后形成的国际政治体系和民族国家独立主权的原则，确立美帝统治下的新的国际政治体系，维护美国垄断资本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永恒统治。“新帝国主义论”的出台就是为美国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和统治进行舆论造势，为其霸权主义行径进行合法性辩护的。“新帝国主义论”者妄图用美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意识形态、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来改造整个世界。其目的不仅要进行资源和财富的掠夺，而且要进行政治、文化、思想和信仰的全面控制；不仪要现在进行掠夺和控制，而且要使这种掠夺和控制永久化，永远不遭到反抗。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雄鹰坠地》一文中指出，“新帝国主义论”者试图强化美国霸权来解决美国目前面临问题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个强大的帝国将如同其他从前的帝国一样，因过度向外扩张逞强而从内部坍塌。美国作为拥有压倒性军事力量的唯一超级大国，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希望根据自己的规则来控制和改造国际社会，不允许联合国、国际机构和盟国等干预美国的利益和行动。美国垄断资本加强对国内外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剥削和掠夺，导致世界范围内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西化”、“分化”、“弱化”的战略图谋，对社会主义国家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为了独霸中东地区的石油战略资源，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消灭萨达姆政权，扶持亲美政府，妄图将整个中东产油国完全纳入以美国利益为主导的战略体系，并进而达到控制世界经济命脉的战略目标。美国这种“自肥的帝国”，必然激化它与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自身国内外矛盾和危机的加速爆发，从而为全球反美和反资本主义力量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创造着历史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