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现利益诉求中构筑“鱼水情谊”（人民观点·特别策划·基层治理系列访谈③）

——从“沭阳压力”看基层干群关系

　　蒋建明
　　江苏沭阳县县委书记

　　单光鼐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干部在做好群众工作、和谐干群关系上，至关重要。“舟水关系”、“鱼水关系”，是我们在群众工作中的坚定共识。但也有少数地方，干群之间呈现“油水关系”甚至对立状况。面对复杂的发展环境和利益考验，基层干部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定位自己的角色？面对深刻变化的时代和社会，如何从“鱼水关系”再出发，找到新形势下基层干群工作的普遍规律？

　　本期访谈邀请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江苏沭阳县委书记蒋建明，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前者曾因严格的招商引资举措、联系群众的“网上会客厅”等备受关注；后者长期从事群体性事件研究，对于基层干群关系有深入独到的见解。

　　此篇访谈也是本次特别策划的最后一篇，但聚焦基层治理、加强创新管理，将是我们长期关注的重点话题。

　　——编者

　　基层干部如何对待“少数人”？

　　群众工作的压力情境

　　●需要克服“绝大多数”的思想误区，不让1%的疏忽破坏99%的努力

　　●面对具体矛盾冲突时，基层干部不能“站在GDP一方”

　　本报评论部：很多像沭阳这样的县市，都正在经历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利益、公共利益交织，短期利益、长期利益并存，基层干部协调利益的压力更大了。比如，一户人家不愿搬迁，就算是国家重点工程也没法开工。基层干部在工作中，面对的不是抽象的群众，而是有思想、有感情、有诉求的个人。应该如何把握这种抽象与具体、多数与少数的关系？

　　蒋建明：的确，人的工作最难做。要看到，群众诉求的表达，大部分时候是合理的。有时候为了引起重视而有所夸大，也可以理解。实践中，需要克服的是“绝大多数”的思想误区。沭阳有183万人口，1%也有1.8万。我们既要让99%的群众满意，也要让1%的群众满意，决不让1%的疏忽破坏了99%的努力。

　　少数提出过分要求的群众，也是理性人、经济人和可以团结教育的对象，用说服教育、耐心疏导的办法解决人民群众内部矛盾，杜绝简单粗暴、动辄强攻，才能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不稳定的因素，也才能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权益被保障、心情更舒畅，从而自觉接受管理、主动配合管理、积极参与管理。

　　单光鼐：少数人的诉求确实不能忽视。少数和多数是相对的。一个群体在总人口中或许并不是多数，但因背景、遭遇相似，很有可能就成为“命运共同体”，产生共同的诉求，聚集起来，就变成了多数。比如拆迁户、代课教师、复员军人等。如果辖区内存在这样一个同质性群体，更应谨慎从事。比如，浙江织里全镇人口约30万，其中外来人口就有20万人，形成了一个“大比例人群”，这就需要通过对话、协商等多种方式，了解他们的诉求，制定相应政策。

　　本报评论部：沭阳大力招商引资的各种举措，曾引来舆论的广泛关注，比如完不成招商引资任务就变成“代理干部”等。应该说，这也给了各级干部以巨大的压力。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的基层干部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群众利益之间的关系？

　　蒋建明：基层干部最大的压力，是发展的压力。就我个人而言，觉得最急迫也最困难的，就是经济如何又好又快发展的问题。有压力是好事，有压力才有动力。

　　在这样的压力下，要处理好“收紧”和“松绑”的关系。对领导干部的要求要收紧，否则就可能产生“简单粗暴”。另一方面，在严守党纪法规的基础上，对于地方的发展，也要松绑。多给地方创新的空间，形成创新的氛围。应该要求领导干部“不能干什么”，但尽量不要规定“只能干什么”。

　　单光鼐：在发展的问题上，干部和群众是有共识的，问题在于怎么发展，发展起来的成果如何更好地分配和共享。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权上移、事权下移，“分级包干、分灶吃饭”。一些县，尤其是中西部县财政紧张，一些乡镇负债较多。有句顺口溜，用“富丽堂皇”、“喜气洋洋”、“勉勉强强”、“哭爹喊娘”等词形容各级财政的境况，虽然极端，也从某个侧面反映出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地方干部发展压力大，也源于这种财权事权的不一致。因此，很多基层政府一心抓经济、抓发展，把公共服务、改善民生放在次要地位，或者认为只要发展了这些问题自然能解决。所以，面对具体矛盾冲突时，少数基层干部往往会“站在GDP一方”，本应成为裁判员，却屁股坐在了老板一边，最终使群众的矛头从针对企业转到了针对地方政府。

　　一些群众为何预设不信任？

　　干群关系的信任症结

　　●根本原因是干部的群众观念出现了偏差，群众工作迷失了方向

　　●如果能严守“上下结合”的行政过程，至少能化解七八成的矛盾

　　本报评论部：有人认为，有的地方干群之间处于一种互相不信任的状态。对于基层干部，一些群众预设的观念是不信任；对于群众，基层干部也是“怕”、“防”多于“亲”、“靠”。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心态？

　　蒋建明：干群之间出现“信任问题”，根本原因是干部的群众观念出现了偏差，群众工作迷失了方向。在干群关系中，干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干部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干部当亲人。

　　单光鼐：干群关系出现问题，最集中的体现还是利益冲突。土地征用、环境污染等问题上，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个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冲突加剧，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最容易引发矛盾、影响互信。同时，社会进步、民智开启，群众对自身的权利更自觉、更敏感。有基层干部曾说，现在群众一点亏都不吃，而且算得越来越细、越来越具体。这些都使得基层干群关系呈现“信任缺失”，也就是群众出于对利益变化的关切，要求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利益诉求问题”。

　　本报评论部：从基层干部的角度出发，应该如何更好地打破这样的“信任隔膜”？

　　蒋建明：一方面是畅通诉求渠道。搭建好多种形式的沟通对话平台，才能使群众诉求表达渠道更畅通、接受更有效、行为更有序。比如我们在贴吧开设“蒋书记网上会客厅”，各部门“一把手”要实名跟帖回复网民意见。同时，干群信任的建立，还要延伸到8小时之外，党员和领导干部的身份，都应是全天候的，我们的做法是对在职党员实行单位和社区的“双重管理、双向争优”。

　　当前，网络的发展也对群众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对网络，“适者生存”。各种事件中，反应要快，要看到没有与政府无关的事。要处理好每一起事件，在处理中完善机制、提高能力。这检验着各级干部为人民服务意识，也检验着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单光鼐：过去，管理是单向度的，权力权威运行的方向是自上而下；现在，社会管理应该是双向度的，政府和公民通过上下互动、合作、协商，借此确定目标，达成共识，实现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基层干部在工作中，要做到“上下结合”：从上到下地征求群众意见，从下到上地反馈群众诉求。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讲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决策过程。政府如果能严守这样的行政过程，至少能解决七八成的矛盾。

　　怎样用好群众工作的“时代资源”？

　　关系问题的破解之道

　　●要学会减轻群众身上的“稻草”，而不能增加，哪怕只是一根

　　●处理具体矛盾时，不能只想着“打胜仗”，要兼顾合情合理合法

　　本报评论部：搞好干群关系，干部发挥着主要作用。这不仅是正确权力观、责任观的必然要求，也是因为各项工作中干部本身就处于相对主动、强势的一方。

　　蒋建明：对。干群如果有矛盾，应该做好工作、做出让步的，首先应当是干部。我们要始终带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做工作，学会减轻群众身上的“稻草”，而不能增加，哪怕只是一根。

　　一个让我担心的问题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乡镇、村组干部，在执行时会有偏差。所以，沭阳把镇村干部纳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范围，比如干部的精神状态、个性、习惯等，都需要事前评估。通过类似的办法，才能努力摆脱事后应对的被动局面，更多地把工作重心从治标转向治本，从事后救急转向源头治理，尽可能使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少产生、少转化、少激化。

　　单光鼐：基层干群关系怎么改善？我认为，就是要成为老百姓的“自己人”、“自家人”和贴心人。干部必须“心底无私”，不能单纯追求政绩，首先要成为一个在道德上能够得到老百姓认可的人。这需要给老百姓监督权，也要给媒体监督权。

　　实际上，如何处理具体的矛盾和问题，也是对基层干部政治智慧的考验。法律规范、经济调节、道德约束、心理疏导、舆论引导等，都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形成决策、开展工作之前，先要看看可能对群众造成什么损失，不能只是想着“打胜仗”。

　　本报评论部：在干群关系的制衡点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因素？

　　蒋建明：正如你们的“评论部文章”所说，公众要“法治维权”，政府要“依法维稳”。总体上看，基层要做好群众工作，平衡点在法律，诉求点在利益。

　　群众的素质越来越高，这也对干部的素质提出了新要求。在一些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上，群众对信息、法规和政策的掌握，甚至比干部还多还好。法治是处理问题的基本原则。在具体的矛盾中，利益诉求者和工作执行者认识上会有距离，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点就法律。

　　同时，也要用“利益”去说服人。比如，现在干部都说拆迁是“天下第一难”，但如果群众能从拆迁中得到实惠，大部分人还是会支持拆迁的。再比如土地流转工作，对于不愿流转土地的，可以暂时放一放，等他们看到周围人家土地流转得到的收益时，自然会参加进来。

　　单光鼐：基层干部在处理具体的矛盾冲突时，还是应以“合情合理合法”三者兼顾为宜，要注意在这三方面寻找到平衡：一是“法律法规”，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有不可替换的单一性；二是“乡土规则”，它有两面性，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三是“草根规则”，包括人情、亲情、情理、事理等等。我们做群众工作，既要坚持法治原则，也要学会审时度势，学会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