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手工食品好听店名:[转] 毛泽东和蒋介石为何都“独服”曾国藩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3/29 15:4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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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备受人们关注的风云人物。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以并不超绝的资质,后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但这个名臣的背后,有一个显著的特点,用两句话概括,那就是“文能应试,武能杀人”。文人与屠夫,本有天壤之别,但在曾国藩身上却能合二为一,他既能舞文弄墨,又能舞枪弄棒,缔造出一支强悍无比的湘军。历史就这样给曾国藩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曾国藩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隋丽娟教授应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文化中国》栏目邀请,讲述了曾国藩其人其事,这里选取的是其中的四个片段。
曾国藩其人
  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毛泽东
  对一个历史人物的盖棺论定,百年足矣。可这么多年过来了,人们对曾国藩的热情非但没有减少,反倒与日俱增。
  “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同一个思想阵营的人对曾国藩的评价近乎完美无瑕,但即便是不同思想阵营的人,对他的评价也几乎是如出一辙。比如说蒋介石和毛泽东。
  据说蒋介石的案头就摆两本书,一本是《圣经》,那是为了取悦他那信奉基督教的太太。另一本书就是《曾文正公全集》。用蒋介石自己的话来说,平生只服曾文正公。
  蒋介石是如此佩服曾国藩,毛泽东也独服曾文正公:“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
  当然,曾国藩这样一位似乎让很多人都钦佩的人,实际上也曾有一些对他不太有利的评价,比方说“曾剃头”,比方说“伪君子”,还有人干脆就说他是“刽子手”。出现这样的一些负面评价,其实也是正常的,因为曾国藩走过了六十二年的人生旅程,他不可能事事都符合人们传统观念的某种评判标准,他肯定会在有些事情上,在特定环境下,作出不符合人们评判标准的一些事情,所以有这样的评价,也是合情合理的。曾国藩是个非常矛盾、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
曾国藩出道 “蟒蛇投胎”
  人们总说,但凡历史上非同凡响的人,总叫奇人自有异相。据说曾国藩出生的时候就有点与众不同。有这么一段记载,说曾国藩出生之前,他的祖父晚上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怪梦,梦到他们家的房梁上,下来一条巨大的蟒蛇,眼睛里闪着紫色的光,嘴里吐着它那个三角的信子,然后就开始往房间里爬,把他的祖父吓得一身冷汗。但第二天,他的长孙曾国藩就出生了。当祖父把巨蟒与曾国藩出生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男孩的出生与众不同,有点像巨蟒投胎。
  历史上有两个人物大家都非常熟悉,一个就是西汉末年的王莽,据说是白蟒化身,另外还有一个唐朝名将郭子仪,据说也是蟒蛇投胎。现在轮到了曾国藩。
  不过后世对于曾国藩这个巨蟒投胎越传越玄乎,有说曾国藩一到夜里就会现出蟒蛇的原形,在被窝里蜕皮生长,继续修炼,所以他的被窝沙沙作响,早上一床斑斑驳驳的蛇皮……这其实是不可信的,因为曾国藩就是一个普通人,他晚上睡觉睡不好,早晨起来床上会有一些皮屑,这也是正常的,因为曾国藩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就生了一种病,这个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牛皮癣。曾国藩裸露在外的皮肤长癣,身上长癣长得更多,所以从三十多岁一直到他去世之前,这个癣疾对他来说是一种痛苦的折磨。曾国藩几乎是成夜成夜睡不了觉的,他总要不断地去搔痒才能够安歇,常常挠破的皮肤流出的血把床单和衣服都给沾染了。这件事其实曾国藩在他的日记当中都有记载。   有一件事情非常能够说明他的痛苦之状。咸丰帝刚刚去世不到三个月,曾国藩居然娶了一个妾。皇帝相当于父亲,君就是父,父去世的时候,儿子怎么能够娶妾呢?可曾国藩却忍受不了痛苦,娶一个妾的目的就是晚上睡觉给他搔痒的,让他能够安度一个晚上。不理解他的人却因此骂他:你还是理学大家?你整个就是一个伪君子!
  跟曾国藩传说有关的蛇的问题,还涉及他的长相,有人说他长得都有几分像蟒蛇。其实曾国藩的眼睛的确非常特别,他长的是三角眼,而且那个三角的棱又非常突出,坐在那里听人说话的时候很严肃,所以人们常常称曾国藩为“闭眼蛇”。
  其实关于曾国藩的这些说法,有的是巧合,比如说长相,有的干脆就是神话。不过,种种说法都说明,曾国藩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确实有着很重要的地位。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这些说法还有另外一层文化含义。孔子说过,名不正言不顺,当他的名正了,人们追踪他和崇拜他的能量就强了。曾国藩后来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人物,可以把他称为“侯”,当人们把“侯”和曾国藩联系的时候,就很自然地把他比喻为蟒蛇……这实际上是想说明,曾国藩确实是与众不同。
  科举之路
  即便曾国藩“奇人自有异相”,但我们很难将曾国藩的祖上和后来这个对于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关键人物联系在一起。曾国藩的家乡在今天湖南的双峰,原来称为湘乡,位于高梅山和衡山的交界处,是一个老少边穷的山区。曾国藩出生的时候,他家仅仅是一个一般的农户。他祖上的几代人都是务农的,自祖父向上推溯,至少五六百年连个秀才都未曾出过,所以特别希望出现文曲星,以改变他们家的门第,脱掉农民家庭的帽子。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不能说不用功,他一生苦心读书,但十六次考秀才都不中,一直到四十岁的时候,也就是道光十二年,第十七次参加秀才考试才获通过。那时,曾国藩已二十二岁了。有意思的是,第二年曾国藩就考中了秀才。父子两人连续两年考中秀才,这在一个湖南的家庭里确实是不多见的。
  曾国藩考中秀才之后,曾麟书觉得应该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儿子身上,于是他把儿子送到了湖南最为知名的学校--岳麓书院去读书了。
  道光十四年的时候,曾国藩考中了举人。
曾国藩接连考中秀才、举人,但其实他并不是那种睿智聪明的孩子。有这么一个故事--
  据说曾国藩入私塾后,有一天他带着作业回家,吃过晚饭,他依然在自己的房间里背书。他反复地背,反复地背,就是记不下来,这时候他不知道,有一个梁上君子已经潜伏在他的房间里。见到他的家人都睡了,唯独这个孩子还在背书,小偷只能继续等,想孩子背书一会儿就累了。没想到曾国藩一遍一遍地背,时过午夜了还在那儿背。后来那个梁上君子实在按捺不住了,就从藏身的地方跳了出来,当着曾国藩的面把他反复背诵的课文说了一遍,然后扬长而去。一篇课文连小偷都会背了,曾国藩还没背会,可见曾国藩其实并不是一个智商过人的孩子。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平步青云、少年得志的一个原因,关键在于他的执著。有这样一件事:祖父要求家里人都起早,但是曾国藩又起不来,因为那时还没有闹钟。于是他就想,怎样才能使自己黎明即起,他居然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在他睡觉的房间里,放上一个铜盆,在这铜盆之上用一根绳拴着一个秤砣,然后燃起一根香,把这根香用一根绳系在这个秤砣拴着的绳子上。十字交叉插在这里,香在那里点燃,当点到这根绳子的时候,把绳子燃断……于是他就这样被叫醒,黎明即起,开始读书。可见曾国藩是用他的勤来补他的天资的拙。不过他能够发明这样一个土闹钟也很不简单。
  曾国藩考中举人之后的第二年就去参加会试。这年十一月份,他就早早地赶到了京城,考试结束之后揭榜,曾国藩名落孙山。这时恰逢道光的母亲、皇太后六十寿辰,按照清朝法律,这个时候的科举考试要额外恩赐一次机会,人们把它叫做恩科,所以第二年曾国藩还可以继续参加考试。从北京到他的家有三千多里路程,于是曾国藩跟家里写信,征得父亲和祖父的同意,留在北京备考。没想到这一年的恩科考试又没中……他那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为了负担他读书考试的费用已经家徒四壁,难以为继。在双重打击之下,曾国藩怀着沉重的心情,无奈地启程返乡。
  当他到达徐州附近的遂宁时,他身上的盘缠已经不多了,好在遂宁知县是他的老乡,曾国藩以晚辈的身份去拜访,说出了自己的窘境,遂宁知县慨然地借了他一百两银子。可到达南京的时候,这一百两银子就全花了,连他的一些衣服都当掉了。因为他看见了一套印刷十分精美的《廿三史》。这套《廿三史》要一百多两银子。
  但这套《廿三史》对于曾国藩来说,是他人生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抉择。这也是置于死地而后生--曾国藩敢于断自己的后路,用这么多银子去买一套书,可见他的雄心大志。
  曾国藩一年在京的消耗,已经把家里的经济弄得枯竭了,这会儿又借钱买回来一套书,但他的父亲居然说出这样一句话:借钱不要紧,我替你还,只希望你能够潜心读书。从这一天开始,曾国藩每天清晨即起,半夜以后才睡,天天在读这套《廿三史》。经过这一年,他的视野比以前更加开阔了。
  一年的紧张复习之后,曾国藩带着家里四处筹措的最后一点银两,再次踏上了去北京参加会试的征程。
  会试之后,曾国藩又经历了殿试,被列为三等第四十二名。这个名次不是很好,可以说他的发挥不是很正常。按照科举考试的惯例,一等就是三位,状元、榜眼和探花,第二等是赐进士出身,第三等赐同进士出身。据说在和左宗棠交往中,曾国藩和左宗棠为此还有过反唇相讥。有这么一个典故,说左宗棠有一个癖好,喜欢看自己的夫人洗脚。有一天曾国藩发现了这件事情,于是赐给左宗棠一句话,叫做“看如夫人洗脚”,左宗棠反唇相讥,用了一句话:“赐同进士出身”。
  尽管曾国藩的科举之路一波三折,但他毕竟二十七岁就中了进士,这在中国读书人中,也算是少年得志了。这次考试得中之后,曾国藩终于有机会进了翰林院。
曾国藩教子
  曾国藩是清朝历史上最有权势的汉人之一,他位列三公,拜相封侯,可谓显赫一时,然而他教育子女的方法却和别的官员大相径庭。他不许自己的孩子住在北京、长沙这些繁华的地方,而要他们住在县城老家,并且告诫子女:饭菜不能过分丰盛,衣服不能过分地华丽,门外不准挂“相府”、“侯府”的匾,出门要轻车简从,考试前后不能拜访考官……
  在曾国藩看来,要教育孩子立足社会,并让这个家庭能够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关键就是他总结出来的两个字:勤与俭。曾国藩对于勤和俭是这样理解的,概括起来就是他教育孩子、让他们铭记一生的十六个字: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注重家教,勤俭持家
  曾国藩是清朝的封疆大吏,两江总督,又做过直隶总督,可称得上是那个时代数一数二的大人物了。这样一个大人物,儿女穿得华美一些,吃得丰盛一些,完全在情理之中,但他对于孩子的规定似乎让人感觉不近人情--不许穿华美的衣服,不许吃得太奢侈。这样的规定很多人都不理解,但如果细细去理解的话,曾国藩显然远比我们现在的溺爱式、呵护式的家长要高明得多。
  我们常说父母能留给孩子的无非是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有形资产就是孩子能够见得到的房子、金钱等一些富贵的东西,但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随时都可能失去。什么东西能让孩子受益一生呢,那一定是精神财产,也就是留给孩子如何生活、如何立足于社会的这样一些理念和观念。
  曾国藩对于勤和俭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一个家能够保持兴盛发达,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要学会勤俭过日子,富的时候不骄傲,贫的时候不气馁,由俭来打理自己的生活,勤既可以健壮自己的身体,同时又使劳作变成日常生活中很平常的一件事情,永葆勤和俭,一个家族才会永续地发展下去。
  曾国藩所要求的勤俭,特别是他对子女衣着的要求,可能对于今天的人来说有些不大理解,让子女穿得好一些有什么不可以?曾国藩的小女儿晚年留下一个年谱,这个年谱记载了家人的一些生活琐事,其中有这样一件事情:曾国藩小女儿只有十几岁时,跟随母亲来到两江总督府。小女儿入总督府总要穿得体面一些,光鲜一点,所以上面穿了一件蓝色的小夹袄,下边穿了一条缀青边的黄绸裤,就这条黄绸裤其实也不是她的,而是她的长嫂,也就是曾纪泽过世的妻子留给她的。但就是这条裤子的一个青色花边让曾国藩觉得太繁复、太华贵了,就指责小女儿不应该穿这样的裤子,让她赶快换掉。小女儿赶紧回到房间换了一条没花边的绿裤子。由此可见,曾国藩是见不得繁复,见不得孩子身上带有太富贵的东西的。
  曾国藩教子之道,直到今天还给我们以非常重要的启示。曾国藩在信中多次苦口婆心地陈述自己这种勤俭的缘由,他曾这样说:“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可以说,这是曾国藩纵观中国历史,对历史上林林总总的官宦之家很快就堕落下去的根由作了很好的总结。
  曾国藩说官宦之家有的时候一代就终结了,原因就在于子女不成器。子女在骄奢淫逸的环境之下是不可能立大志的,开始是骄逸继而就是流荡然后就是败家。一个官宦之家能够延续一两代真的是很少很少的,所以曾国藩觉得孩子不能够重蹈那些官宦之家的覆辙。应该由勤俭入手教育孩子懂得如何生活,这才是最好的教子之道。
  人疼孩子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如何爱孩子,如果我们一味地骄纵,惯养着他,让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没有能力去应对社会的种种变故的话,无疑是害孩子,你没有教会孩子如何去面对人生的最根本的直接的方法。曾国藩以勤俭入手教育孩子不要骄淫不要奢侈,这更为理性,是理性地爱孩子。
 以身作则,勤俭节约
  曾国藩有一件事常常令人津津乐道,那就是他曾经告诉家人,他的衣服一共不过三百两银子,而且有的时候,做了一件衣服之后,会十几年乃至三十年他都在穿用。这对一个享受高官厚禄的人来说,确实不容易。
  曾国藩纵观历史深知“富不过三代”的道理,因此不仅在穿着等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和子女,而且在日常饮食上也有严格的要求。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的时候,有一天他到扬州的一个盐商家去做客。那个时候的盐商可以说是富冠天下的。曾国藩面对满桌子的山珍海味,只是低头吃自己身边的一点东西,吃过饭之后,属下问他,大人你是不是对这一桌子饭感觉不可口,曾国藩说了一句话让大家非常吃惊:“一食千金,吾不忍食,吾不忍睹。”一顿饭吃了千把两银子,对于曾国藩来说是不忍吃不忍看啊。
  传说曾国藩吃饭的时候,碰到饭里面有带壳的谷物的话,他不把它扔掉,他要把这个壳磕开,把里面的谷物吃掉,这就是曾国藩修身的功夫。可能很多人觉得,曾国藩在作秀,我倒恰恰不这么认为,一个人可以作秀一次,可以作秀两次,可以作秀十次,但他不可能作秀一生。可以说曾国藩这个农家子弟,对于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是理解得非常深刻的。
  除了衣食,曾国藩的“住”也是很普通的。曾国藩的家和他弟弟曾国荃的豪宅相比,简直是差远了。我去过曾国藩的家乡,曾国荃的房子我去过,曾国藩后来的府第富厚堂我也去过,两者相比,富厚堂只能用寒酸来形容。就这样的一个富厚堂,曾国藩听说花了那么多的钱,他都不忍去住。曾国藩的富厚堂没有雕梁没有画柱,就是一种非常拙朴的木结构建筑。这个房子里能够体现出的就是湖南人的耕读之风,因为它有一个书楼,整个房子只不过比一般的农户的院落大一些而已。
至于“行”,可能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坐上越来越好的车子,是身份的一种象征,是自我享受的一种满足。而在那个时代,没有轿车,没有宝马没有奔驰,官宦人家一般坐轿子,曾国藩这么大的一个官员,自己的子女出门坐轿应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曾国藩在信里告诉孩子,出门不许坐轿,也就是说,在出门的时候,你要按照自己的方式,也就是步行去办该办的事,绝不许使唤轿子,这一点应该超出一般人的想法。同时他对孩子们还这样要求,不许使唤奴婢给你添茶倒水,你自己能做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去做,这一点应该超出所有人的预料。而且在曾国藩的家书中我们还看到,他会让自己的子女去干些在常人眼中只有下人才做的拾柴捡粪之类的事情。在一封家信中,他对自己的长子曾纪泽有这样的要求:每天早晨天未明就要起,起床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去洒扫庭院,然后坐下来练字一千,而第一个字一定要写“俭”。这就是让自己的孩子们千万不要沾染官场之气。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直到今天我们读起来都会非常感怀:“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几可以成大器。”也就是说,官宦家庭的孩子如果和寒室的孩子们相同的话,才有可能成大器。
思想开明,注重实际
  曾国藩对孩子读书提出了这样一个标准,读书未必是为了做官,读书在于明理,所以两个儿子曾纪泽、曾纪鸿,他们读书可能在有的阶段是为了科举,但是当曾纪泽连着三次考科举不成功,并向父亲提出不再走科举之路的时候,曾国藩居然同意了,他写信告诉曾纪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
  曾纪泽后来的路,在当时人来看绝对是旁门左道。那个时代,一般人根本想不到去接触西方文化,更不要说去学说洋文了,而曾纪泽居然在三十二岁的时候学英文。这个远见这个卓识,应该说既有他认识到的,也有他父亲告诉他的,这说明曾国藩在这一时期对文化的理解更为深刻了。作为中国人,秉持中国的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应该的,但是当国门被人强迫打开之后,你不去了解这些国家的情况,你如何能够在世界之林立足呢?
曾纪泽在曾国藩的鼓励和支持下潜心研究西学。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以外交官的身份代表清政府在彼得堡同沙俄谈判并且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收回了伊犁城。曾纪泽正是由于他对西学的了解,正是因为他有了一个非常好的英语基础,在与俄国人谈判的时候,可以说是针锋相对,外交手段运用又足。当时沙俄曾威胁说,你想要收回伊犁,我马上就派兵打仗。曾纪泽不软不硬地回了一句话,说,你要打仗,我们也无奈,但是我们绝不怕你来打仗。因为他太了解当时沙俄虚张声势的心态。如果没有对西学的了解,没有西学的根基,有可能这个时候就被吓倒了。所以有人说这一次谈判是清末外交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次胜利。
  还有一件事情非常值得一提,曾纪泽曾经用英文撰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国先睡后醒论》,发表在伦敦的《亚洲季刊》上。这一篇文章我们姑且不谈它的观念是否非常正确,但是他用英语撰写文章介绍中国,就是当时很多中国人所做不到的。
  曾纪泽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次子曾纪鸿则是一位数学人才,他喜爱自然科学,精通天文、地理,最精代数,曾著有《对数详解》、《圆率考真图解》等书,还计算出一百位的圆周率。两个儿子的成材和曾国藩提倡子女学习科学知识,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大有关系。
  曾国藩难得的是不光他的儿子成才了,其实他的后代子孙,包括像曾宝荪、曾约农都成为了大教育家和大学者。
  这就回到了我们开头所说的那句话,作为家长来说,是留给孩子有形资产还是留给他无形资产的问题,有形资产可能传到儿子一辈就用光了,用尽了。而无形的精神资产可能会鼓舞几代人,曾国藩这样的一种教育子女的方法,对于后代的影响也是非常之大的。从曾国藩开始,他们家族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有名望之人,在这一点上,一般的家庭是做不到的。
  八字家训,教子良方
  其实总结过后我们就会发现,曾国藩的教子方法是非常朴实的,而且是非常简单的,首先曾国藩非常注重自己的家训,这个家训是他祖父就总结出来的,那就是八字家训:“早、扫、考、宝、书、蔬、鱼、猪”。
  “早”就是要早起,曾国藩一生以身作则,黎明即起,每天只休息四五个小时;“扫”是洒扫庭院;“考”是诚修祭祀;“宝”是以邻为宝,注重邻里关系;“书”就是教育子女要多读书;而“蔬”“鱼”“猪”指的是种菜、养鱼、养猪保持农耕这么一种生活方式。
  曾国藩长期在外为官,很少回家,立了八个字,孩子们照不照做很难监督。但曾国藩自有曾国藩的方法,那就是频繁地写家信。现在能看到的曾国藩家书浩浩一百多万字,加在一起有一千多封信,写给子女的信件也有几百封,每一封信都饱含着一个父亲对子女的关心和爱护。
  有的时候,子女们会到他的官府里和父亲短住一段时间,子女们在身边,曾国藩是耳提面命的,他会把很多生活细节教育给孩子们,比如读书之法,他告诉孩子“看生书宜求速”,也就是看一本原来没有看过的书,你要想通盘地把它了解一下,应该快速地把它看完。“温旧书宜求熟”,这个书我看过了,这个时候不要快读了,你应该仔细地、反复地研读,才能够体会这本书所提供给你的一些深刻的道理。“习字宜求恒”,这一点确实很难做到,我们往往都会有心血来潮的时候,但往往会中途戛然而止,能够坚持下去确实不容易。我们常常说,字无百日功,又有多少人真的能够把练字坚持下去。这一点曾国藩做到了,他一生都在写日记,直到去世前一天的晚上,双眼已经看不到东西的时候,他还依然在写日记。
  曾国藩日理万机,勤奋工作,还不忘了给自己的孩子树一个身教的榜样。曾国藩的成功已经给子女们树立了一个楷模,但是在教育子女上,曾国藩所凸现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言传不如身教的方式,对于后人来说应该是有很多的警示和教育意义的。
曾国藩用人
  曾国藩是个善于用人的人。据说他看人的本领非常高明。有一次,这李鸿章带着三个人来见曾国藩,当时曾国藩正在花园里散步,李鸿章就和那三位在一旁恭候。曾国藩散完步,李鸿章走上去说您能不能接见一下那三个人。曾国藩摇了摇头说:不必了,刚才在散步的时候,他们三个人我都看过了,其中第三个人将来的功名不会在你我之下啊,可委以重任……
  曾国藩的幕府曾聚集过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黎庶昌、郭嵩焘、薛福成等非常优秀的官员,还有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等科技人才,可以说几乎汇集了当时全国人才之精华。
  对曾国藩来说,有两种人是断断不用的。首先是表现欲太强的人,不用。第二种人就是才大而性格偏急之人,他也不用。左宗棠就是因为这第二个原因没有留在曾国藩身边,原因在于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志高才大,个性刚强难以驾驭”。
  慧眼识人,独具匠心
  现在很多人,包括很多书都说曾国藩有识人之术。其实曾国藩也有走眼的时候,但总的来说,在看人的问题上,包括识人的问题上,曾国藩的确有他的独特之处。
  曾国藩看人的时候,比较能够从细微之处去着手,因为细微的言语和动作能够反映一个人的性格。比如说廊下站着三个人,一个人非常拘谨毕恭毕敬一直低着头,那这个人一定是忠实之人,所以曾国藩认为他可以做保守之职;一个人在曾国藩来的时候毕恭毕敬,当曾国藩走过去的时候,他瞻前顾后,曾国藩认为他一定是一个奸猾不诚实之人;还有一个人就是第三位站在那里凛然不动,一股浩然正气,曾国藩认为他是一个可用的将才,他就是后来为清朝立了大功的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
  曾国藩慧眼识人,使得后来很多的人才都聚集在他的身边,而李鸿章就是他识人的一个得意之作。
  李鸿章刚拜他为师的时候,曾国藩看的应该是李鸿章父亲的面子。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曾国藩科举时候的同学,可能是由父及子,曾国藩觉得李文安的这个儿子也应该不错。在北京的时候,曾国藩一直把李鸿章带在身边,指导他八股文等方方面面的学业。而李鸿章也没有枉费老师的一片苦心栽培,二十五岁就科举及第,这在当时也是非常出众的,至少曾国藩看到了他是一个志大才高的青年。其实曾国藩重用李鸿章不仅仅是看在他父亲的面子上,更重要的是看重他个人的才能。
  曾国藩是一个看重人才的伯乐,千里马都愿意来。据记载,曾国藩幕府最昌盛的时候聚集的人才有几百人之多。按照薛福成的记载,曾国藩幕僚当中最知名的人物约有八十九人,包括他的朋友、学生,也有一些不知名但那时已显见能力的科举落榜考生。
  不拘一格选人才
  薛福成是清末的一个外交官,也是当时很有名的改良思想家。他出自书香门第,早年考中秀才,后来由于家庭变故没有继续参加科举考试,但他确实是个人才,无论治国、治军,还是经济等方方面面他都能够畅谈自己的观点,并且有自己的主张。曾国藩要到北方去剿捻的时候,曾到处张贴广罗人才的告示。曾国藩是当时独树一帜的大家,薛福成觉得能够跟随曾国藩,应该是自己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发展机会,于是他就写了一万言的有关治理国家等方方面面的书信,由他的哥哥陪同,在一个雨天赶到了曾国藩的大帐。曾国藩读了薛福成的这封书信,不由得心中暗喜这个青年才俊不仅确实有观点而且有自己的主张,于是就把他留在了自己的幕府中。
  后来薛福成在清朝的外交上起过很重要的作用。他曾一度出使英、法、意、比四国,而且在有关今天云南和缅甸的谈判等一些涉外事务中做过很多工作。这么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他的发迹、他的起步就是从曾国藩的幕府开始的。
  曾国藩识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重能力不重学历,重素质不重资质。曾国藩自己虽然是一路科举考下来的封疆大吏,但在他心里,在他的潜意识里,他并不觉得只有通过科举考试的人才具备能力,他往往认为,那些科举未能及第之人也未必不是良将、良材,因此在他的幕府当中既有参加过科举考试并及第的,比如李鸿章,也有像薛福成这样只是一个秀才,却有真才实学的人物。也因此,曾国藩能够网罗到各种人才,比如法律人才、算学人才、天文人才、数学人才,甚至包括机器制造人才,可以说他的幕府人才济济。除了上面提到的李鸿章、薛福成,曾国藩的幕府还曾聚集过左宗棠、沈葆桢、黎庶昌、郭嵩焘等非常优秀的官员,还有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等科技人才,可以说曾国藩的幕府几乎汇集了当时全国人才之精华。
三大标准,严格要求
  曾国藩选拔幕府人员,包括湘军士兵及将领时,一般秉持这样三个标准:
  一、忠义血性就是一定要具备忠义、血性,这一点是曾国藩最为重视的。他认为,如果一个人不能够为国为朝廷尽忠尽义,那么这个人是绝对不可用的。
  二、缄默朴实换一句话来说,就是不要来那么多花活,我就要你踏踏实实,简朴之人就可以,这个主要是针对于湘军士兵的。曾国藩一直有一个看法,他认为,绿营军之所以堕落到如此程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绿营军士兵中存有奸猾之风,所以要打造成一支坚强的部队,必须由新的人员来组成,因此他常说这样一句话:“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战之用,实以官气太重,以窍太多,漓朴散淳,其意蔼然。”
  三、坚韧耐劳曾国藩看得很清楚,仅靠缄默朴实,仅靠忠义血性还是不够的,还需要这个团队拥有坚韧耐劳的精神。无论打仗,还是做事,咬牙坚持是最重要的;没有坚韧的精神,没有耐劳的精神,是很难打造一支钢铁之师的。
这三个标准全部都是对人的精神层面的要求,没有一条说是需要骁勇善战、身体健壮等等,可见曾国藩的军队文化建设非常独特,他很清醒地意识到,钢铁意志往往是一个团队取得成功的最根本的因素。
  两种人断断不用
  对曾国藩来说,有两种人是断断不用的,首先是表现欲太强的人,不用。曾国藩认为表现欲太强的人是不容易合作的,喜欢出风头的,他不喜欢,因为曾国藩一直是一个缄默之人。第二种人就是才大而性格偏急之人,他也不用。左宗棠就是因为这第二个原因没有留在曾国藩身边。左宗棠可以说是在曾国藩的推荐下走上最重要的职位的,但是他却没有像李鸿章那样在幕府中停留很久,原因在于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志高才大,个性刚强难以驾驭”。曾国藩权衡再三,觉得左宗棠还是不能留在自己的大营中。
  曾国藩一生举荐过很多人,经他推举做上督抚一职的前后就有四十余人,但曾国藩的举荐是有原则的,有几种人他是不荐的,比如才高德薄名声不好的人他不荐。
  很多时候人的名声和德行是相辅相成的,但也有特例,就是才高德薄之人。曾国藩的原则是,你有再高的才能,但是你的德行和名声不好,口碑不好,我是绝对不荐的。其典型就是金安清。
  金安清又称金眉生,《清朝野史大观》对他有专门描写,说这个人才高,特别是理财的能力极强,还有非常好的书法才能,其书法可以说是一绝,但这个人有一个最不好的名声,那就是特别贪恋女色,周围的亲戚、朋友,包括乡邻里党的寡妇,没有不被他沾染过的,名声非常不好。但是这个金安清特别擅长钻营,再加上口才极好,文笔又好,所以当时也能够谋得比较重要的官位,后来曾负责过转运钱粮这样的任务。
  按理说金安清是可以去见曾国藩的,但是他去见曾国藩的时候,据说曾国藩七次拒而不见。曾国藩不见他的原因有很多,按照《清朝野史大观》的记载,曾国藩是担心他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了自己,让自己不得不用他。是否这个原因,现在还不能妄下定论,但有一点,曾国藩曾在家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说金安清其人的计策可用,但是金安清其人是不敢用的,因为用了他无益于我,他的不好的名声对我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所以不敢用他。
  还有一种人也不能举荐,即才德平平,但升迁过快之人,也就是他的能力和他所占有的位置是不相匹配的。有这么一件事情,有一个人叫恽世临,在曾国藩的保举之下升迁极快,最后做到了湖南巡抚,但很快就被罢官了。这一罢官,对于曾国藩这个举荐之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否定。曾国藩反复思考之后得出结论是,自己没有看清这个人其实是才德平平的。恽世临生性特别倔强,而且任性,做起事来不顾大局,他到湖南做巡抚后,居然和总督毛鸿宾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并以巡抚的身份去弹劾总督,可以说是一个犯上之人,因此也很难处理好与同僚的关系,这是导致恽世临被罢官的很重要的原因。
  曾国藩的这些标准,实际上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选拔机制,打造一支铁军,一支君子之师,从而达到转移世风的目的,给世人一种楷模的作用。
坚持原则,赏罚分明
  曾国藩不仅在选拔人才方面慧眼识人匠心独具,而且他的驭人之道也非常成功,非常值得称道,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赏罚分明。人人都提赏罚分明,但真正做到赏罚分明并不容易。因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有的时候,感情会遮蔽我们判断问题的标准,但在曾国藩,他是力争做到赏罚分明的。
  比如说他严格惩处了失守徽州的李元度。李元度是曾国藩所谓的辛苦久从之将,曾国藩自称和李元度情谊之厚,始终不渝。在过去的几个大仗中,如靖港、九江之战等等,即使屡战屡败,李元度也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这样的一员爱将,按情理似乎都不应该遭到曾国藩的弹劾,但还是被曾国藩弹劾了。
  起因是这样的。当时曾国藩驻守祁门,而徽州是祁门的一个门户,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曾国藩觉得必须派可信之人去驻守。曾国藩认为李元度是最合适的。李元度虽然是一个书生,打仗不多,但是曾国藩最为信赖的一员爱将。行前,他告诉李元度有几种情况是不能出击的,但当太平军将领李世贤率领部队到达徽州之后,李元度觉得自己能够打赢,于是忘记了曾国藩对自己的约束,率军同李世贤接战了,没想到这一战大败而归,并且失守了徽州。曾国藩这时意识到李元度固然是自己的爱将,又是自己的贴己,但他失去徽州绝对是因为没有服从军令,按理按情都应该弹劾。曾国藩决定弹劾李元度。弹劾书还没有上奏朝廷,整个幕府里的人都纷纷为李元度说情,特别是李鸿章,更是据理力争,最后居然跟老师说,如果你真的弹劾了李元度,那谁还会跟着你在祁门呢,连我也想走。这下曾国藩拉下了脸,说你想走就走,李元度照样弹劾。他真的把弹劾李元度之书上呈了朝廷。
  罚是如此,赏也是这样。有一个事例就非常能说明曾国藩的赏也十分鲜明。
  有一个人叫做雷嘉澍,曾是一个知县,由于太平军进击,他戍守不当而失去了这个县,因此被免职。雷嘉澍是一个爱民如子、爱兵如子的人,赏罚分明,人又极其公正。离职以后,有一天太平天国的一支部队又打到了他原来所在的德兴,这时雷嘉澍组织当地的百姓一同抗击,并且取得了成功。曾国藩因此不计他以前的失误,觉得这个人应该继续保荐,于是他把雷嘉澍纳到了自己的军营听差。
曾国藩立志
  古往今来,凡成就大事者,都是从立志开始的。立志就要立长志,立大志,像闻鸡起舞的祖逖,精忠报国的岳飞,那都是古代立志的代表人物。而对于出身农家,后来官至极品的曾国藩来说,宦海生涯既是一种修炼,同时也是立志追寻的过程,可是曾国藩一生所立的志向,却并不是什么升官发财、封王拜相之类的,而是……
  只问耕耘
  但凡成功人士,早年都曾立有大志。而曾国藩却是个一生都在立志的人,不仅立大志,而且每个阶段都会有每个阶段的志向。曾国藩开始走向科举之路的时候,就立下了无数个志向,包括他后来点为翰林、平定了太平天国,直至做到两江总督,甚至直隶总督,不同阶段他都有自己的志向。
  在曾国藩一生中,曾经有过一次改号,他把自己的号改为“涤生”。这一改号可以说含义颇丰,或者说他立下了一个非常大的志向。从表面意思看,“涤者,取涤者旧染之污也。”而生者,则采用了明朝袁了凡的话:“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就是说我今后所做的事情,就仿佛我要重生一样。
  曾国藩这次改号明志是在一次秀才考试取得第七名的好成绩之后。当时参加秀才考试要经历种种考试,有次考试取得了第七名,曾国藩颇为高兴,于是取了“涤生”这个名号,希望自己能够借助这一好成绩,蒸蒸日上。
  一次小考试让他如此高兴,应该说这是一个孩子的一种本能。随着人生的向前推进,他自然会遭遇很多挫折。当他和他的父亲在道光十二年参加湘乡县学考试时,他就被亮了红牌。考试考得第七名后,他颇觉自己的诗文做得好,可这一次考试的时候,学台认为他文理不通,这对他是一个极大的打击,而且后来再次应试,他也仅得了一个备榜,也就是秀才的最后一名。对于一向不服输的曾国藩来说,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曾国藩年轻的时候,资质、天资并不太聪颖,遭受如此打击,曾国藩于是告别家乡,进入省城就读于当时极富盛名的岳麓书院。
  在岳麓书院,曾国藩真是潜心修研,勤学苦读,每一次考试,他都要力争第一,后来在参加省城的乡试时,终于不负众望,名列第三十六,考中举人。
  考中了举人,后来又考中了进士,曾国藩这样一个农家出身的孩子一路走过来,确实也不容易,遭受了很多挫折,可以说,当年的立志是曾国藩克服这些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或者说,每当曾国藩的科举之路遇到困难的时候,人们总能看到曾国藩因此付出努力,并立下志言这样一个过程。
  曾国藩在进士及第之后,立下了更加宏大的志向。在北京的时候,曾国藩就曾给自己写过一个对子:“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只问耕耘。”他把圣贤视为自己最大的目标。圣贤在中国人的概念中是圣人和贤人的合称,那是品德高尚、才智超凡的完人,所以中国历史上能够称得上圣人和贤人的是屈指可数的,可见曾国藩的志向之大。
  曾国藩这个对子,强调的是自己的一个人生目标,他要朝着这个目标去做,所以曾国藩自己也说:“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也就是说,无论帝王将相,无论圣贤豪杰,各自都有各自的一种志向,只要你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就好了,莫问收获,只问耕耘,重点在耕耘两个字上。
  志向之敌
  曾国藩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过程应该说是非常艰难的。他刚到北京的时候就写下了《立志箴》:“煌煌先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禄,予我者厚哉!弃天而佚,是及凶灾,积悔累干其终也已。往者不可追,请从今始,荷道以躬,滇之以信,一息尚活,永矢弗谖。”这个《立志箴》其实包含着这样几层意思:第一,原来的贤哲哪怕是帝王,其实和我都是一样的,都是父母所生,他们能做到的事儿,我为什么不能做到?意在激发自己的志向和努力拼搏的精神。第二,原来我做了一些事情,觉得很后悔,今后我不能再后悔了,后悔积多了,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种负担。我为什么要后悔?我就是要做不后悔的事情--这是曾国藩立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内容。第三,努力就是铁肩担义,就是要做最优秀的人,并且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
  懒惰很多人实现不了自己的志向,其中最大的敌人就是懒惰。曾国藩是努力的,是上进的,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难免会有惰性。他在日记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在一个月中有十三天他未能早起,于是他谴责自己,谴责自己是禽兽,是懒鬼,并把自己睡懒觉、不愿意起床那一刻的想法写在日记上。他说我以为别人不知道,我睡懒觉就睡懒觉,可清醒之后便想:难道仆人不是人吗?难道仆人就见不到我睡懒觉吗?既然天知、地知、别人也知,那我为何还这么虚伪呢?他就是这样不断地鞭策自己。
  这件小事最有价值的部分,其实就是不要轻易原谅自己,给自己的行为找借口。曾国藩对自己要求非常严,即便是他真的做了让自己后悔的事情,他也决不原谅自己,这样在“下一次”的时候,他还是能够沿着自己的志向做下去。
  借口人有的时候的确会给自己找一些借口,以使自己原谅自己。比如曾国藩的弟弟,见到自己的哥哥科举及第在北京做了高官,认为无非是曾国藩的读书条件好。弟弟们写信给哥哥说,我们在家里一边干农活,一边还要料理家务,读书的环境不好,我们想到一个专门的学校,以便有一个非常好的读书环境。曾国藩回信说得很明确:你要立志的话,闹市可以读书,你背着柴火背着猪,你到市场去卖也可以读书,你自己家里的私塾也可以读书,如果你不想读书,就是给你神仙之地、清净之地你一样不会去读书。
  经过曾国藩的一番劝诫,弟弟们都心悦诚服地用功读书,最终都学有所成。其中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更是成为了湘军的一代名将。可见,客观因素并不能成为立志的障碍。
  挫折懒惰和找借口是实现人生理想的两大敌人,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敌人,那就是挫折。曾国藩一生遭遇过很多挫折,但纵观他的一生,每每遇到挫折的时候,曾国藩却有一种打脱牙和血吞的坚韧。
  曾国藩的乡试考得不错,位列第三十六名举人,然后就去考会试。会试经历了两次失败,第三次才通过,可殿试只得了一个三等第四十二名。这三等叫同进士出身,享受进士的待遇。曾国藩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曾一度不想再继续考了,周围的朋友劝他说还有机会,殿试之后的考试如果能取得好成绩,你还是能够改变命运的。在这个挫折面前,曾国藩咬牙坚持了下来,第三次考试的时候,他居然考得一等第三名,正是这个成绩使他进入了翰林院。
  翰林院是清代科举人才的最高机构,只有进入翰林院才有机会接触最高统治者,否则只能成为下层默默无闻的小吏。而曾国藩面对挫折,迎难而上,在自己的科举之路上取得了成功。
  面对挫折的态度,其实不外乎两种,一种是自卑地退缩,认为自己把志向定高了,于是退而求其次,还有一种则是以无比自信的态度来面对挫折,曾国藩就是后者。
  曾国藩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也就是说,我想仁,我就朝着仁的方向去努力,并达到它。我要学孔孟,我就日夜孜孜以求,如果我没有这些志向的话,我就是和尧舜禹汤同住,他们是他们,我还是我,我不努力什么也实现不了。
  独立之志
  大凡读书的人都是不甘于堕落的,因为读书明理给他带来了许多人生的启迪,但是很多人的志向多半有着相似之处,立志的时候,先看别人立了什么志,别人立什么志,我就立什么志,我不能输给你。这个叫流俗。
  在这一点上,曾国藩的志向远远超过了同时代其他的一些人。比如说他建湘军,那是他人生当中和别人不一样的一个人生志向。那时候三十多人共同去编练团练,可能很多人编练团练是出于无奈,是咸丰帝让我团练我就团练,成功不成功,和我没有关系,而曾国藩从一开始就决定要打造出与绿营军和八旗军不同的精锐之师,无论招兵、选将,还是训练,他都不流俗。


  曾国藩不仅立下了与众不同的志向,最终成就了伟业,而且在子女立志方面,也非常脱俗。
  所谓人各有志,曾国藩的两个儿子并没有秉承他的志向,而走了另外的道路。那个时代,千军万马都在进行科举考试,都在科举考试的路途上花费了极大的精力。而当曾国藩回望自己人生的时候,他发现科举考试是扼杀人的个性的。曾纪泽二十岁的时候,他就写信告诉曾纪泽,要多看西方的数学、物理,更要看西方的天文,因为不懂天文对于曾国藩来说是他一生巨大的耻辱,所以他的儿子曾纪泽西学知识非常广博。他的二儿子曾纪鸿,更是特立独行。曾纪鸿十岁的时候,曾国藩就写信告诉他,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做事。曾纪鸿特别喜欢数学,后来在数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那个时候,圆周率后面推断的数字大约是四十余位,曾纪鸿反复推算,竟推算到了一百多位。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曾国藩和别人的教子方法不一样,也就是在立志的时候能够脱俗。
  经过曾国藩的一番劝诫,弟弟们都心悦诚服地用功读书,最终都学有所成。其中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更是成为了湘军的一代名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