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微信号一手货源:晒一晒朝鲜改革

　　朝鲜正在改革已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但无论是与中国越南做为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渐进改革的标准范式来对比，还是就具体改革措施针对的问题而论，朝鲜自始至终没有启动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近年来外界热烈讨论的朝鲜改革，尤其是部分西方评论家眼中寄予很大希望的朝鲜改革，实在是个莫大的误会。因为从朝鲜一系列政策变动的根本目的来说，与其说是主动的改革，不如说是被动应对危机的临时性自救手段。

　　朝鲜“改革”的实质

　　从1997年开始传出的一系列朝鲜改革措施，归纳起来可有如下几条：默认黑市的调节作用、废除粮食配给、扩大奖励、裁减公务人员、建立经济特区（这条一直处于纸上作图的阶段），此外还有开发旅游观光业，设置赌场等辅助性措施。
　　如果，将改革的作用结果分为改变全社会的供应能力和改变分配这两大类别，我们不难发现，朝鲜改革中最重要而且能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改革，几乎全部是集中在分配上：废除粮食配给、裁减公务人员，而能真正改善全社会供给能力的改革几乎一项都没有。通观朝鲜的改革，我们甚至不难发现，朝鲜的改革，是将部分原来政府牢牢掌控在手中的权力转移给了没有名分的地下经济，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朝鲜在缺少指导性的意识形态改变时，它会愿意自身权利的软化和减少自己在资源配置上的权利。
　　如果拿中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做对比，会特别能反应出两者改革的本质不同，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全部集中在改善社会有效供应上的，首先是农村和自由市场作为突破口，辅以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松绑，以市场方式设法改善社会的物资增量，尤其是从最紧缺的食品、纺织品供给入手。而分配制度的改革，是出现在供应大幅增加居民满足需求不再依赖政府分配之后。迄今为止，中国改革的一大特色就是，增加供应的改革先于分配制度的改革。这与朝鲜是完全相反的路径。
　　而朝鲜在资源供给没有得到改善的情况下，它之所以选择首先改变分配制度，是因为整个朝鲜现有的资源的匮乏使其已无法继续实行政府统一控制的分配。废除除了军队外的粮食陪给、裁减公务员，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朝鲜政府已经无法承担起巨大的负担。必须要将部分人从政府的陪给制度中剥离出来，要其自谋生路。
　　显然，朝鲜的改革是将减少政府的负担放在第一步，而以市场手段增加和解决物资供应的改革尚未真正启动。因为朝鲜自九十年代开始，就陷入了持续的饥荒，所以，朝鲜的改革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解决经济困难和饥荒色彩。
　　如果一定要从中国历史中找到朝鲜改革的相似处，那么，可比的是中国在毛泽东时代“三年困难时期”，当时，中国同样采取了动员城市居民下乡、默认黑市调节作用等改革减少政府负担的“改革”。不过，中国未像朝鲜这样颁布《价格法》、《人民经济计划法》，政府的应对措施更具弹性。而朝鲜今日的困难更甚于当年的中国，中国当年还可保证城市居民的配给，朝鲜今日则只能保证军队的粮食和物资配给。
　　然而，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当时中国还出台了部分可以增进改善社会供应减少浪费的改革，譬如农村局部“调整”和一定程度实行“三自一包”，允许农民有部分退出公社的权利，降低核算单位，正是因此，中国终于在三年时间度过了粮食危机。但从今天的朝鲜改革中，似乎很少看到类似的改革举动或幅度甚小，因此饥荒持续时间亦远较中国当时为长。
　　在今天的大环境下，朝鲜应对危机的调整，比之当时中国无方向意识的改革，或许会多了点方向上的意识自觉，但今天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朝鲜在意识形态上为真正的改革有准备铺垫。当年中国在应对危机时的调整改革在最苦难的时期度过后，又有了回缩调整，仅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欧美那些对朝鲜改革乐观预期的声音——典型如“波兰改革之父”之称的波兰前第一副总理科勒德克，其实是完全不着调的。

　　改革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

　　改革前的中国社会和今天的朝鲜，在启动真正的改革时，并非不需要先决条件，这点在今天我们分析朝鲜局势看待朝鲜的一系列动作时，往往忽略了这一问题。
　　启动全面的社会改革，无论是中国、越南式的渐进改革还是苏东式的激进改革，都需要为改革做好内外环境上的铺垫准备。
　　第一、新意识形态下全民一致支持的政治资源。改革伴随的是政府对社会强制控制力的降低，伴随着旧意识形态对社会凝聚力的解体，而且往往这是不可逆转的，政府社会号召力和凝聚力在意识形态强力基础上的部分流失，必须要在其他部分得到补偿。在中国，首先是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平反昭雪，清算极左政治势力和政治思潮，在基本人身权利上为各阶层身份的公民谋取平等一致的地位。这一系列措施换取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和支持，政府的社会号召力和凝聚力在改革初期全民受益的阶段，是没有减少反而加强的。苏联、越南的情形与之类似。
　　第二、外界的安全保障。将国家的资源专注于经济时，这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尤其是许西方世界取得政治和解。中国在改革时，历史给了非常好的机遇，先是毛时代晚期已初步形成了联美抗苏的国际政治格局，改善了六十年代与两个超级大国同时为敌人的局面，而邓小平复出时，先是与美国建交，后则在邓小平访美后出兵惩罚越南，大大加强了与西方世界的关系，随后与八十年代又开始了与苏联的军事缓和与政治和解，使中国第一次没有了现实的军事威胁。
　　越南稍晚的改革在这方面与中国相同，先是从柬埔寨撤军接着迅速改变了与中国直接军事对抗局面，使影响其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消失，后又向美国伸出橄榄枝，两国关系开始走向缓和。
　　而朝鲜的改革则看不到这些，它既无法收拾人心以获得国内一致的政治资源，更在安全问题上因核武计划与美国面临着紧张的对抗气氛，这种情况下，朝鲜根本无法真正启动改革，不但它无法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相反，外部安全环境的持续恶化迫使其不断强化“先军政治”，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全部搭在国防上，使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