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流趋势广告词:广大和谐的哲学境界

广大和谐的哲学境界

                                  -------《方东美全集》校订版介绍

    方东美先生（一八九九－一九七七年）自幼学习中国经典，进入大学后开始研究西方哲学。二十五岁在美国念完博士后回国教书，直至七十七岁因病而止。

    五十二年的教学生涯，表面上是单调而规律的讲课、阅卷、评分、口试，其核心则是一位早熟哲学家的思想体系日益在扩展。所谓「早熟」，是说方先生对于「哲学」这门学问，包括中国的、西方的、印度的，在他三十余岁的青年阶段就已经悟得清晰的定见。正是「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宛如同心之圆，其范围可以无限扩大，「万变而不离其宗」。

    方先生亲自撰写的著作并不多，只有三种中文的（包括论文集），三种英文的（也包括论文集），以及一本诗集。占全集最大篇幅的，是他晚年在辅大哲学系的上课录音笔记。现在中文全集共有十本十三册（其中三本分上下册），重新校订出版。今以半年时间校对全集，希望减少手民（其实是先后期的同学们）的舛误，以稍尽对方老师感恩之情。以下介绍全集中的八本书，以方便读者了解各书梗概。《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另有精采译序，《坚白精舍诗集》亦非旁人所能介绍，尚请读者自行玩味。

    以下八本书依序为：

（一）《中国人生哲学》

（二）《科学哲学与人生》

（三）《生生之德》（论文集）

（四）《方东美演讲集》

（五）《原始儒家道家哲学》

（六）《中国大乘佛学》（上下册）

（七）《华严宗哲学》（上下册）

（八）《新儒家哲学十八讲》 

一、古典的人生哲学

    方东美先生常说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意思是：与其它古代民族相比之下，中国很早就发展出系统完备的思想。譬如，我们在纪元前十二世纪，就有周公制礼作乐，展现高度的人文精神。此一人文精神后来由儒家、道家、墨家等学派继承发展，演变为中国特有的文化景观。

    依我所知，方先生自身也可以称为「早熟的」哲学家。他在三十八岁时（一九三七年）发表了「中国人生哲学」的公开演讲，内容涵盖了宇宙观、人性论、生命精神、道德观念、艺术理想与政治信仰。将近二十年后，亦即一九五六年，他以英文撰写「中国人生观」。虽然他强调这本英文著作的内容「均经大幅度的修改与增补」，「不只在语言表达上是新的，在基本材料上也是新的」，但是读者不难发现此书的主要篇章与前书相同，而主要观点也没有太大的变更。这种情况就像环绕一个同心的圆，核心未改，而外围的涵盖面越来越大，并且逐步撑起了一个立体的架构，最后成为体大思精、周遍含容而一以贯之的系统。

    那么，中国先哲的代表是谁？他们的古典人生观有何特色？方先生并列儒家、道家与墨家，视之为三大宗：老子论道，孔子谈元（易经上干元坤元之元），墨子主爱。他们对宇宙的共同看法有三：一，宇宙不仅是机械物质活动的场合，而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亦即，宇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大生机，无一刻不发育创造，无一地不流动贯通。二，宇宙是一种冲虚中和的系统，其形质虽属有限，而功用却是无穷。亦即，我们观察宇宙时，发现万物互相感应，彼此全无阻隔，生出无穷的和悦之气。三，宇宙若究其根底，多带有道德性和艺术性，故为价值之领域。亦即，人类在发挥潜能、实现本性时，将在宇宙中找到至善与尽美的根源。换句话说，人类应该努力使天国在人间实现，而不必鄙视人间，另立一个超自然的天国。

    接着，先哲的人性论有何主张？人类以「心的体用」为主脑，寻求「理与情」的交融互摄。在理方面，要「正心尽性，诚意致知」；在情方面，要「存心养性，达情遂欲」。由此展现了：老子的慈惠，孔子的忠恕，墨子的爱利。深入剖析人性，则有以下五点内容：一，心善论是先哲共信的假定；二，性善论「以性承心，更以心继天，天以生物为心，故纯是善，而性顺从天心，万无恶理。」方先生认为这种说法最为可取。三，意与知，是理之昭明灵觉处，「从来没有人把它们当作恶看」。四，至于情，则性与情相为表里，孟子「是以性善胜情，情必从之，性既全善，则情亦无不善了。」五，欲恶论则是普遍流行的说法。方先生认为各种人性论之间的冲突矛盾，「都是由方法学的缺点产生出来，毕竟有法可以避免。」他个人的看法则是：「不难由天地生物之仁心以推测人心之纯善，更从人心之纯善以论人性之完美。」

    于是，中国哲学的一贯精神在于：「把宇宙与人生打成一气来看」。大人或圣人，则是「与天地合德，与大道周行，与兼爱同施的理想人格。」方先生后期讲学经常引用李白的一句诗，「揽彼造化力，持为我神通」，就是要吸取宇宙生生不已的造化力量，做为我精神活动的基础；或者说是，要以个人小我的努力，参赞化育，安顿人间。

    因此，道德的极致是推己及人，再及于万物。艺术则是「从体贴生命之伟大处得来的」，因为生命总有其可观之处，而人类的创造力也不会终穷。然后，将这一切落实于政治上，则国家成为「一种悠久的道德场合」；于是，先哲的政治信仰「是以德治为最理想，礼治次之，再不得已而思其次，法治尚较术治高明百倍。」

    以上所论皆有根据，但是方先生最后忍不住要问：「我们民族原是天才民族，我们的天才埋没到哪里去了？」省思之余，我们不觉得自己肩负着伟大的使命吗？

二、西洋哲学的演变

    方东美先生留学美国三年（一九二一—二四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开始教书，时年二十五岁。他于二十八岁时在中央政治学校兼任一门「近代西洋哲学」的课；后来又在中央大学讲授「科学哲学与人生」一科。他最早出版的一本书，名称就是「科学哲学与人生」（一九三六年出版）；但是内容只包括计划中的前五章（尚有十七章未写），亦即他讲「近代西洋哲学」的部分。

    首先，依例要简介哲学是怎样的一门学科。他以科学与哲学对照比较，指出四点：一，科学不尽是具体的；哲学不全属抽象的。只要是人类理性所开发的知识，皆有具体及抽象的双重性。二，科学的进步是由冲突中挣扎出来的；而哲学并非循环不已的私见。这两者皆有自我批判性，并且不断在改善之中。三，科学或失之武断；哲学常重视批评。四，真确的知识皆有实践性，科学如此，哲学亦然。

    其次，人对于自身处境皆有认识的愿望，并且在人生饱经历炼之后，会有情感的蕴发。这两者联系起来，获得完整的概念与系统的说明，即是哲学的起因。当然，由时代的发展看来，人类走出神话的天地，开始用理性来思索宇宙及人生的问题，就揭开哲学史的序幕了。

    西洋哲学始于希腊，在探讨宇宙万物的起源时，以经验所及的物资（如水、气、火等）来解释，由此摆脱了神话时代。方先生称此为「物格化的宇宙观」，「物格」表示与神格、人格不同，显然会侧重物质而忽略精神。自然科学依此大有进展，但是人生价值反而沦为疑惑。这种宇宙观引起两种反动：一是人本主义，亦即辩士学派所标举的：「人是万事万物的权衡。」但是，这里的「人」如果只是「个人」，而此一个人又依「感觉」为其依凭，则人类社会岂不难逃混乱？于是，经由苏格拉底的努力，推出第二种反动，就是：目的的唯神论。他的主张是：「神是造物主，是一切价值的保障者。惟其有神，所以世界上各种事象都有一个合理的结构、至善的归宿。」

    接着上场的是柏拉图，他提出法相界（或称理型界），做为现象界的原始典型，使变化无已的万物获得起源与归宿，尤其是人生行止对价值的企求与向往，也找到了至善至美的统会。如此一来，出现了上层世界与下层世界之间的「分离」。到了亚里士多德，虽然想以「形式与质料」，「潜能与实现」的双重角度，来解说上下层世界的联系，但是基本取向仍是重上轻下，无怪乎中世纪以宗教为主导的哲学会欣然接受亚氏的启发了。

    方先生当时对中世纪只是一笔带过，他说：「一千年间人类各方面之活动无显著之进步者，其由来已久，非一日矣。」然后，他集中探讨近代哲学，展示了丰富而完整的学术功力。近代欧洲在天文学上、史地上、政教上一新耳目，其自然科学的成就，「把我们从希腊形体有限的宇宙中解放到意味无穷的宇宙里，拓展我们智力的活动」；「把我们从听天由命的迷梦中惊醒到戡天役物的意境里，提高我们生活的情趣。」不过，这样的宇宙观虽合乎科学研究所需，但难免陷入唯物论与机械论的网罗中。

    继之而起的是生物学上的演化论，归结为尼采的超人哲学。方先生引述尼采所言：「同胞，快把你们的精神，你们的德业贯注于人间世！用你们的威权，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努力做个健者！努力做个创造者！」

三、生生之德的奥妙

    方东美先生从二十五岁开始教哲学，五十二年未尝间断。他所写的单篇论文合成一书，名为「生生之德」。「生生」一词，取自易经中的干元大生与坤元广生，代表宇宙万物生生不已，人类由此体认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充分发挥天赋的德行，追求和谐圆融与至善尽美的境界。

    这本书大体是依论文撰写的年代编成。第一篇是「易之逻辑问题」，探讨易经的六十四卦构成的方法。方先生批判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京房、荀爽、虞翻这三家所主张的卦象演变程序，再提出他的一套逻辑，亦即设定「歧出、迭现、相索、触类、引申」五个步骤，希望完满说明全部卦象形成的理由。对于不太熟悉易经的读者，这篇文章是既专业又枯燥的。

    第二篇论文是「生命悲剧之二重奏」。方先生在文中表示：「乾坤一戏场，生命一悲剧！平生最服膺此两句名言，故立论持说时常以此为譬喻。」他所谓的二重奏，是指希腊悲剧与近代欧洲的悲剧而言。前者描述人类对抗命运时，不觉激发伟大的情操；后者则依托人的理性，企图说明人生的复杂及矛盾，而结果却遁入虚无主义的陷阱。论及西方悲剧的哲学意涵者，本文可谓学界翘楚。

    接着上场的是「生命情调与美感」，以及方先生早年在哲学界的成名之作：「哲学三慧」。这二篇论文的内容一繁一简，而主旨相同，都是在对照比较「希腊人、近代欧洲人、中国人」这三者的宇宙观与生命情调。希腊人「以实智照理，起如实慧」，「演为契理文化，要在援理证真」；欧洲人「以方便应机，生方便慧」，「演为尚能文化，要在驰情入幻」；中国人「以妙性知化，依如实慧，运方便巧，成平等慧」，「演为妙性文化，要在挈幻归真」。由这几句话可见作者画龙点睛的功力，亦可略知他如何评估三大文化源流之优劣，以及未来人类应有之走向。

    第五篇是「黑格尔哲学之当前难题与历史背景」，这是全书份量最重的文章，约占全书四分之一篇幅。本文的副标题是：「借题发挥，论『系统建立』与黑格尔『系统哲学』，暂使我国数十年来科学与玄学，实征论与唯心论之论争告一结束。」作者意图透过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说明科学与哲学各有理据，无法互相化约或彼此取代。文中讨论足以使人大开眼界，赞叹哲学之深刻及高明。

    第六篇到第十篇，是方先生一九六○年代以来应邀发表于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所以都用英文写成，再由学生辈译为中文。第六篇题为「从比较哲学旷观中国文化里的人与自然」。西方有分离主义倾向，中国则显示融贯主义；作者说：「一个中国的学者，如果他没有超然的思想，没有宗教的至诚，没有生命实证的道德意识，将不会被尊敬为一位纯正的雅儒。」第七篇是「中国形上学中之宇宙与个人」，谈到儒、道、佛三家的基本主张，皆在点化现实世界，成为理想型态，纳于至善完美之最高价值统会。

    第八篇题为「从宗教、哲学与哲学人性论看『人的疏离』」，作者在此文中，画了一个「人与世界在理想文化中的蓝图」，展示人生的九层境界，亦即：自然人、行动人、理智人；艺术人、道德人、宗教人；高贵人、神性人，奥妙难解的神明境界。依此升进，将可化解人的异化或疏离困境。

    第九篇题为「从历史透视看阳明哲学精义」，对王阳明的思想要点皆剖析入微，并有独到之见解。最后一文是「诗与生命」，是作者应台北第二届世界诗人大会之邀，所作的开场致词，其中会通诗境与哲思，藉司空图《诗品》中的「劲健，雄浑，流动及高古」来分别描绘儒、道、佛三家的意境，彰显了丰富而奥妙的人文理想。

    方先生的论文集代表他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每一篇都值得细读及省思，否则将会错过当代大儒的智慧结晶。

四、哲人的演讲

    在方东美先生的全集中，最能引发一般读者兴趣的，或许是他的「演讲集」后面所附录的短文，其目录为：一，传灯微言（方先生在退休茶会上的感言）；二，全国再抗日座谈会谈话（中日断交之后的警语）；三，苦忆左舜生先生（副题是：因及少年中国学会二三事）；四，罗家伦先生纪念谈话；五，段锡朋先生纪念谈话。

    从这几篇文章中，我们知道方先生大学时代参加五四运动与少中学会的细节，以及他与同代友人互相往还的真情告白。他在《哲学三慧》中说：「中国大患在无动机纯粹用心专一之学者。……犹幸中国偶有隐逸者流间世一出，不受实际政治支配，孤寄冥往，潜心学理，学术生命之不绝，独赖有此耳。」方先生自己即以这样的「学者、隐逸者」自期。这是我们可以肯定的。

    然而，他在演讲集中的首篇，「中国哲学对未来世界的影响」中，最后发抒感怀说：「这一份情绪，几十年郁积在心里面，……在我个人生命是一个惨痛的失败！在国家民族生命则是一个惨痛的遭遇。」他眼见时代的困境，亦即「中国民族的哲学在干嘉时代就死亡了！一直到民国时代都没有复兴。」既然如此，中国要拿什么哲学去影响世界的未来呢？他在此文中，再度详细解说「人与世界的关联图。」他在早期「中国人生哲学」的演讲中，谈到中国先哲时，指出：「他们遭遇民族的大难，总是要发挥伟大深厚的思想，培养溥博沈雄的情绪，促我们振作精神，努力提高品德；他们抵死要为我们推敲生命意义，确定生命价值，使我们在天壤间脚跟站立得住。」而方先生自身正是这样的中国哲人。

    第二篇演讲是「中国哲学之通性与特点」。所谓通性，是说儒、道、佛三家都对宇宙及人生采取「一以贯之」的观点，求其周遍含容，形成完整的系统；其次，则是发展出各自的「道论」；最后，共同肯定了「人格超升的理想」。至于特点，则作者强调：「儒家意在显扬圣者气象，道家陶醉于诗艺化境，佛家则以苦心慧心谋求人类精神之灵明内照。」这三者合而观之，则是「圣人、诗人、先知」的三德合体，正是人类的共同向往。

    接着两篇题为：「原始儒家思想之因袭与创造」，「儒家哲学——孔子哲学」。方先生畅谈他对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的起源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哲学的起源有二：一是尚书洪范篇；二是周易经传。前者揭橥一种「皇极」（大中，亦即绝对正义）的永恒理想；后者藉由易经生生不已的变化，启发人类「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处世智慧。这双重起源，使孔子可以承先启后，提出一套完美周全的人文主义，既可忠恕待人，又可上契天命。

    最后三讲是：「漫谈文化问题」、「教育与文化」以及「当前世界思潮概要」。这三讲对于近代以来人类的处境作一描述，譬如弗罗伊德所谓的三重革命，亦即天文学、生物学、心理学对人类产生极大的打击与沉重的压力，那么人类何去何从？西方自顾不暇，我们也唯有自立自强，而教育则是扭转乾坤的利器。然而，我们在台湾却缺少一套独立的教育政策，无法摆脱「忘本」的形势，亦即对于自身的哲学、艺术、文学并不重视，根本忘了祖先的天才与成就，这是最大的遗憾。

    他在纪念罗家伦先生时说：「我在台大教了近三十年的书，在台湾做大学校长的似乎不只知逢迎上司，而对学问更能重视的又有几位？」台湾有「文化沙漠」之称，应该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方先生是纯正的学者，在他的本行中负起承先启后的责任了，但是整个大环境却如江河日下，使中国哲学的精采内涵无由推广普及于社会。阅读方先生的书，对个人而言足以燃起爱慕文化的热忱，对社会而言则是厚植心灵能量与信念的转折点。

五、原始儒家与道家

    方东美先生自台大退休后，应聘为辅大讲座教授，从民国六十二年九月起，开始讲授中国哲学，直至六十五年十二月因病住院而停止。这一段时间的上课内容，经过录音笔记，集结为四本书，依序为《原始儒家道家哲学》、《中国大乘佛学》、《华严宗哲学》与《新儒家哲学十八讲》，总计约百万字。

    谈起中国先秦的哲学，体系完整而境界高超者，自以儒家与道家为代表。方先生特别标举「原始」一词，意在展现其原来面目与基本精神。以儒家而言，侧重于其思想起源，由《尚书．洪范》与《周易》（包括《易传》）入手，说明永恒理想与变迁世界如何双轨并立，由此安顿人生，求其长治久安。至于道家，则直接依《老子》与《庄子》，剖析其立论，重构其体系。以下稍作引申。

    首先，中国哲学的特色是把存在的领域联系贯通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既不忽略人的核心地位，也能兼顾宇宙大化流行，同时还为人的精神保留了无限提升的空间，使人可以成为圣贤（儒家），或成为诗人（道家），或成为先知（佛学）。换言之，总是要让人在生命过程中，实现更高的价值，由此彰显人类生命的特殊意义。

    《尚书．洪范》是中国古代的启示录，亦即神明昭告古代帝王如何治国的道理。基本观点为「德治」，天子代天行教，以九大范畴来建立人间秩序，而其关键在于「皇极」。皇极所称为「大中」，代表绝对正义，要由天子来体现。方先生指出，文本中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而汉儒多以「辟」为「君」，好像认定帝王应该「作威作福」。这正好扭曲了大中的意义。所谓「辟」，是指「僻」（邪僻之人），是严肃警告想要作威作福的帝王。一字之解，肯定了「天子作民父母」的美好理想。政治不离教育，要让全民一起修德行善，蕲向高雅的境界。

    「皇极」象征人间的永恒向往，但是赋予天子的责任过重，甚至无以防备天子失德的客观史实。于是，在面对变迁无已的现象时，需要另一套哲学，既能说明人类世界的形成过程，也能肯定变化不是漫无目的或无可奈何，而是充满了生生不已的活力与希望。《周易》的《易传》部分是孔子与弟子们的合作成果，「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由此再与天地之道相通，进而参赞天地的化育。孟子所谓的君子，是「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人的生命向着至美至善的目标发展，人格的尊严与人性的可贵皆可获得确证。这是儒家的原始精神。

    一旦进入道家的世界，便觉气象大不相同。方先生谈到老子，喜用「超本体论」一词，用以描述在万有的根源处，另有「无」的领域。无并非虚幻，而是超绝于现象与名言之外，作为宇宙的真正源头。他以「道体、道用、道相、道征」四语来解说老子思想。同一个道，可以由这四种角度去展现，亦即：本体、作用、现象，以及悟道的圣人所显示的验证。这种看似玄之又玄的说法，其实可以应用在人间，化解所有因为偏差知见所造成的烦恼与痛苦。

    庄子认为老子是「空虚以不毁万物为实」，亦即接受万物的现实情况，但是又能在空虚中不受万物的干扰，由此保持精神与道冥合，进而逍遥无为的可能性。方先生推许庄子为贯通儒道两家的重要人物，其思想主旨是：就万物作为个体而肯定其价值，就是不由人类来定其贵贱，亦即「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人的自我要展现真我，超脱一切有形与无形的拘束，无所求则无所待；在任何处境中，都可以自由而自发地随顺而提升其心灵，到达与道为友而同游的妙乐境界。

    方东美先生在八年抗战期间，随着政府迁到重庆，继续在大学教书，但是手边藏书有限。于是，他就近到寺庙购买佛经，广泛而深入地苦读了几年。这种直扣原典的功力，在晚年畅谈佛学时就充分展现出来了。

    佛学之难，不仅在于卷帙浩繁，而且在于名相深奥。众所周知，佛学有小乘与大乘之分，并且在推广传布时，不断演变出新的宗派，各有所本也各擅胜场。它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原只是抚慰人心的宗教团体，然后再增益其教义的理论基础，开始与知识阶层往还。这个阶段的佛学有「六家七宗」之说，其重点则在于「格义」，要考究重要概念的正确意义。于是，道家的「无」与佛学的「空」，可以对照并观，所指皆为万物的原本真相，关键在于人们是否具有觉悟的智慧而已。

    佛学要想深入中国人的心灵，就不能不正视儒家对人性的肯定与对社会的关怀。方先生指出，早在许多重要佛经译为中文之前，道生已经公开宣称「众生皆有佛性」，也都可以成佛。这是「大本未传，孤明先发」，而其灵感则与儒家的人文精神密不可分。随着大规模的佛经翻译运动，隋唐时期的佛教与佛学乃开花结果，出现「十宗并建」的盛况，而佛学亦成为中国哲学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十宗之中，方先生特别介绍其中四宗，就是：三论宗、大台宗、唯识宗与华严宗。由于材料太多，所以华严宗保留到下一学年再教，也另外集成为《华严宗哲学》一书。至于本书的重点，则是前述三宗。首先，三论宗以吉藏为代表，其说侧重分析与批判，以破为立，如「八不」（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去）；若要究实而言，则须依「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去观想，则自可觉悟。此宗难有传人，自初唐之后即成绝学。

    其次，天台宗由智者大师开始，传灯不绝，建构了可观的理论系统。在修行法门上，有「一心三观」之说，要由「空观、假观、中观」层层上跻，破除无明，得证慧果。在判教观点上，有「五时八教」之说，使佛学的经典与修证次第，可以融入一个完整的架构。当然，不同宗派的代表未必会认同此一区别分辨。

    比较具有哲学趣味的，是唯识宗的两项挑战：一是在玄奘倡导下，传入中国的是印度无着、世亲的唯识观点，而忽略了安慧的唯智观点。安慧的思想特色在于「转识成智」，而方先生认为这才是唯识宗的发展正途。二是如何解释善恶同源的问题。方先生多次引述「如来藏藏识，是善不善根」一语，用以说明第八识为「染净同源」。染净若是同源，则无由要求也无力保障人的觉悟。于是，可以再往上推出一个纯善的阿摩罗识，或者努力转识成智，就是转化凡夫的前五识为「成所作智」，第六识转为「妙观察智」，第七识转为「平等性智」，第八识转为「大圆镜智」。

    总之，佛学肯定人人皆可成佛，理由在于人心有无限的潜能，可以在去除遮蔽与妥善引导之下，逐步展现其光明，由此化解无明的迷惑，而不再造业执着，得享宁静的恒久喜悦。每一宗佛学都有特别重视的经与论，也都代表了佛教智慧的某一方面。若想一一加以认识，则可参考本书所列的「参考书目举要」。

    在本书中，还附录了一篇＜与熊子贞先生论佛学书＞，为方先生于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所写。当时方先生尚未集中而深入地钻研佛经，但是与熊十力先生谈起佛学，已经显示西方学术训练的犀利思辨，而不愿再受到复杂模糊的名相的干扰，尤其不欲顾及世俗人情与面子的考虑。在真理之前，人人平等。故做大师状是毫无意义的。方先生教导学生时，也雅不欲学生视之为可崇拜之偶像。由此可见先生言行一致，历数十年而仍存其治学之真诚态度。这是我们研读本书的另一收获。

    七、华严宗哲学

    继《中国大乘佛学》之后，方先生以一学年的时间讲授「华严宗哲学」，上课录音笔记成书，分为上下二册，超过一千页。负责校订的学生所加注的解释约占十分之一篇幅，增加了一般人阅读的便利。

    华严宗为隋末杜顺所始创，大行于唐代。其说虽依印度传来之华严经，但已融合本土智慧，展示高度的创见与完整的体系。譬如，方先生再三提及西方哲学的二分法困境，亦即由希腊时代的逻辑采用主述语句，因而陷入实体与属性的二元对立，导致知识上的分而不合，人生中的理想与现实亦无法协调。这种困境要到二十世纪初期的怀德海，起而批判「简单定位」之说，并且主张万物相互摄受，才出现转变的契机。但是，比怀德海早了一千多年，华严宗已经充分发挥万物之中的「一与一切」为相互涵摄的道理。我们固然可以强调这是佛学的主张，但是儒家与道家又何尝把天地人分割对立起来？因此，华严宗的说法是与本土思想相顺的。

    方先生早期撰写〈哲学三慧〉一文，分述希腊、近代欧洲与中国三大哲学传统，但是在根本上仍然肯定「闻思修」三慧，而「闻思修」正是所谓的「华严三昧」。这种智慧具体表现于「法界三观」中，亦即：真空观、理事无碍观与周遍含容观。至于修行次第，则有「十地品」之说，循阶而上，抵达佛境。

    在佛教传统中，文殊代表智慧，普贤代表悲愿，亦即具体的慈悲行动。能够综合二者，求其「悲智双运」，才足以显示真正的佛教精神。在佛经中，就以善财童子为喻，描写他如何遵行文殊的指点，遍历五十三种人生处境，然后才可开花结果，得证智慧。有了智慧，可以不再退转为凡夫，但是这只是上回向的部分。接着还须回归俗世，实践「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悲愿。忽略这一点，就会错失佛教的宗教精神。

    方先生讲学的旨趣，在于将一切存在领域视为机体的统一，形成广大的和谐；人在其中，应该发挥禀赋与潜能，力求向上提升，达到精神的超脱解放；然后还须回向人间，慈悲喜舍，分享智慧给众人，希望人人皆可觉悟。这种「上下双回向」的模式，是方先生口诵心维的。他常以「坐飞机」、「小孩放风筝」为比喻，正是想要说明人应该培养极高的智慧，又须发挥普遍的同情。既要促使自己的精神往上提升，又不能无视于人间的痛苦、烦恼与罪恶。他的这一系列观点，在华严宗哲学的思想中，得到充分的理据与清楚的说明。于是，他在讨论华严宗的内含时，犹如鲸入大海，得其所哉，也就不难理解了。

    佛学谈到万物的存在，以「缘起说」来解释。缘起又有三种，就是：业惑缘起，阿赖耶缘起，佛性缘起。三者各有所重，而华严宗的主张是佛性缘起，亦称法界缘起，就是以一真法界为真如本体，它与宇宙万象的关系，可以用「真空妙有」来描述。譬如，变化中的事物皆为空，但是此空又非断灭空，若是执空不放，亦是执着。为了说明空与色，有四个步骤，就是：会色归空，明空即色，空色无碍，泯绝无寄。若要充分说明这种缘起论，就须深入探讨「十玄门」的说法。方先生说：「这个十玄可以不断的展开来成为无穷无尽的玄门…如此才可真正了解华严宗的十玄门。」换言之，要无限扩大人的思议范围，到达不可思议的境界，最后光明自动展示，形成交光相网的大光明世界，一切相即相入而圆融无碍。

    本书中，方先生曾就某些经论的原文仔细解读，这是他教学过程中较为少用的方法。原因或许是学生们对佛典较为陌生，并且佛典文字精简扼要而充满哲理，非待悟者言之，难以尽显精采。阅读本书，有如悠游大海，不必急着登岸。待全书阅毕，不觉已在岸边多时。

    八、新儒家哲学

    方东美先生最后一学期所上的课，内容集结为《新儒家哲学十八讲》。所谓「新儒家」，是指宋明理学而言，主要人物有北宗五子（周敦颐、卲雍、张载、程颢、程颐），南宋的朱熹与陆象山，明朝的王阳明，直至明末的王船山等人。这是一学年的教材，而方先生连一学期也未及上完就病倒了，所以论述范围只限于前三子，就是周敦颐、卲雍与张载。

    宋朝哲学家自认为继承儒家的道统，但是显然面临两个问题：一是他们的「道统」观念稍嫌狭隘，不仅排斥佛学，也要与道家画清界线。二是与此同时，他们又无不受到佛学的影响，并且也无法厘清自己与道家思想的关联。譬如，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可以推源于道教，而程颐、朱熹等人也不讳言「出入老佛十余年」。

    不过，宋明理学依然有其贡献。一是坚持道德理性的优先地位，并因而与道家壁垒分明；二是强调「天人不二」，要由「一体之仁」来理解天地之心。由此观之，周敦颐的《通书》比较具有儒家色彩。方先生认为，《通书》所谓的「诚」，固然是儒家的精髓所在，但是言诚而未能侧重天，则无法形成一贯的系统。他甚至说：周子「连中庸也没有仔细读通」；他所继承的是荀子与礼记等后期的儒家思想；并且，他所了解的道家只是魏晋的新道家。换言之，周敦颐对儒家的天概念，已异于孔子、孟子等人亲切的互动体验，而对于道家的道概念，也有陷于空虚寂静的实体的倾向。

    其次，卲雍的《皇极经世》，是儒家学者难得一见的诠释经验世界的著作。一方面，他在建构哲学理论时，并不卑视闻见之知；同时，他也有足够的科学头脑，可以处理这些知识，进而应用于对人类历史的理解上。由正面考察及接纳现实世界，使卲雍心境开朗而乐观。方先生为此借用西方的比喻，说卲雍是「笑的哲学家」，而与他相对的则是严肃有余的程颐，是为「哭的哲学家」。

    方先生讲的是新儒家哲学，但是他一贯的作风是对照比较西方哲学，藉以突显双方的特色。譬如，卲雍说：「我性即天，天即我。」在西方而言，「即」为「是」，成为实指，意为等同。而在宋朝哲学家，则「即」为功能，为作用。于是，说「即」并不是说「等于」，而是说其运作的效应。推而言之，他要展现的是思想的「上下双回向」。「我性即天」是上回向，我的本性可以提升直至天的境界；「天即我」是下回向，要从高远的层次回到具体的我的生命中。说得明白些，唯有如此，人的精神才有无限超越的可能性，同时人也不会因而鄙视现实的一切。

    方先生认为，张载的《正蒙》是宋代系统最完整的哲学著作。以其中广为人知的一篇〈西铭〉为例，能以天地为父母，以百姓为同胞，以万物为友朋，这是何等恢弘的气魄，又是何等广大的心量与情感。其根据可在儒家经典如《易传》、《中庸》寻得，也可以上契孔子与孟子的原始理想。张载的名言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方先生剖析〈西铭〉的思想背景，认为它包含了：传统宗法社会的「亲亲」，道德平等社会的「贤贤」，五代之后社会所需要的道德理想，孝经「继善述志」的原则，以及周易生生之德的无限生机。这样的思想，在架构上总是保留了一个超越的领域，称为「天」者。方先生指出，宋儒这种观念，是介于西方所谓的「有神论」与「万有在神论」之间，而他更常使用的名称则是后者。万有在神，神在万有；如此一来，万物无不充满神性的力量，而人是万物之灵，更可以彰显其天赋的神性潜能；不过，「在」并非「是」，所以并不因而减损了天（神明的一种名称）的完美性。于是，人在居敬时，「对越在天」，自然感应内在向往完美价值的力量泉涌而出，也因而可以肯定：做为一个人就是要肖似神明。

    九、总结：无限开展的人生

    方东美先生于一九六九年参加夏威夷大学主办的「东西哲学家会议」时，发表一篇论文，题为「从宗教、哲学与哲学人性论看『人的疏离』」。他在这篇论文中画了一页图表，揭示了一个平凡人「如何」向上提升，抵达神明的超凡领域。

    鼓励人们高尚其志，是一回事；说明其理由及动力来源，则是另一回事。方先生的策略是借助于许多伟大的哲人所作的示范，因此行文显得气魄宏大，使人在阅读之后自然心生向往。本文拟依这张图表，扼要说明方先生心中的人生历程。

    此一历程共有九个层次，由低而高，依序是：自然人、活动人、理性人；艺术人、道德人、宗教人；高贵人、神性、不可思议的神明境界。

    首先，第一组的三项是自然人、活动人与理性人。这三种表现是与生俱有的条件。人做为「自然人」，是万物之一，也须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则，发挥体质上的特长，求得优越的生存机会。其次，「活动人」特别是指人的创造及制作能力而言，由此改变了大自然的形貌，奠立了文化及文明的基础。「理性人」则进一步凸显了人是万物之灵，因为他有思考能力，除了掌握生活资源，还可开始探讨如何使生命富于意义，进而实践各种高尚的价值。

    接着一组的三项是艺术人、道德人与宗教人。在理性的基础上，人很容易察觉自己有审美、向善、成圣的愿望。若无艺术，则人无法须臾摆脱功利实用的考虑，而这种考虑无异于枷锁一般，将带来无穷的压力与忧患。若是不谈道德，则人格高低无从界定，人性的平等与尊严也将如同无源之水，然后人类世界难免回堕到生物竞逐的丛林阶段。那么，再往上的「宗教人」是怎么回事呢？

    方先生晚年病重时，是否正式皈依佛教？此事仍有探讨的空间，但是他确实描述自己的生命型态为：「儒家的家庭传统，道家的生命情调，佛家的宗教信仰，以及西方的学术训练。」方先生一生教导哲学课程，从未忽视宗教的重要，但是与其说他信仰某一种宗教，像正式信徒一般的履行教规及仪式，还不如说他所向往的是一种宗教「情操」，亦即他相信有一位哲学家的「神」，可以使人间一切价值得以圆满实现。此一信仰使人蕲向完美，亦即「成圣」。所谓「成圣」，其实正是为剎那生灭的人生找到「真而又真的真实」，然后展现出不执着的智慧，表现无私的美德。换言之，若是少了「宗教人」这一层，则任何价值都将局限于相对的、小我的世界中，并且无法跨越痛苦、罪恶、死亡这三大悲剧的门坎。

    再向上的一组有：高贵人、神性、不可思议的神明境界。高贵人即是儒家口中的「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君子在人间已臻完美，可以进而展现神性，就是「参赞天地的化育」，亦即与神明合作来改善人间。方先生常说：「要做人，就是要成就他的神性。」他所用的是英文语句：To be human is to be divine . 这种对人性的积极观点，是方先生一生的信念所在。最高的顶峰是「不可思议的神明境界」，或称之为「玄之又玄的奥秘」。这个词的拉丁文是Deus absconditus，意思是「深奥难解的神明」，绝非人类的语言及理智所能衡度。他的目的是要强调：人有无限提升的可能性，并且此一可能性必定源自一位无以名状的神明。任何宗教中的名号（如神、佛），都只是代表象征作用的符号，因为那是人的精神领域的微妙境界才可以相通的。如此一来，人生的可贵与伟大潜能，不是值得我们珍惜万分吗？

    今日世间，哲学家如方先生，对人类尚有如此期许者已经少之又少，期许之余，复能以理论以图表示之，以启迪世人者，更是难得一见。我们于此，更应深思而力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