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院士制度必须拆庙搬神（2.2）

4、官学不分——国家行政设立和部委推荐

我国院士所以被神化，是因为其背后有国家行政力量的支撑。

这种国家力量首先体现在章程的规定上。《中国科学院章程》第十五条、《中国工程院章程》第三条明确指出，“院士是国家设立的最高学术称号”。第一，国家依何设立？发达国家的“院士”制度，比如日本等，是以高度稳定的法制为基础的[13]。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无任何一部法律赋予政府设立院士称号的权力。法无授权则政府不可操作，政府明显是越位设立了院士称号。第二，全球的学术共同体均为NGOs（非政府组织），“国家设立”4字，使院士群体政府化、国家化，并使其与其他非政府组织的学术机构成员形成了明显的等级差异。

其次，从历史沿革来看，院士制度一开始就被纳入行政体制轨道[14]。1928年，中研院首任和继任院长均为政界大鳄（蔡元培、朱家骅）。1949年成立中科院时，郭沫若、陈伯达任院长。1955年，诸如周扬、胡乔木、吴晗等大批党政官员入选首届学部委员。事实上，学部委员的参选资格就包含“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忠于人民”的政治标准，并且，最终入选人由“中央有关政党部门协商决定[15]”。1994年成立中国工程院以及2000年成立工程院管理学部后，官员院士更不在少数。在中国工程院网站上公布的院士信息中，十七届中央委员2人，十七届候补中央委员5人，两会院士代表共69人。此外，从级别上讲，几乎所有两院院士都享受副部级以上待遇[16]。相比而言，两院甚至高于科技部。因为科技部长是部级，而两院的离任院长则多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由此可见，院士制度，一直就与行政官位紧密相连。

其三，经济从计划向市场转轨并未使得院士“去官化”。相反，官位色彩在院士制度中还在逐步渗透和扩散。

首先，院士“增选”，就是行政渗透的重要途径。从科学院“院士增选实施细则”第二章第十二条和工程院“院士增选实施办法”第三章第九条可看出，部委是院士推选的重要途径。2011年工程院院士增选名单中，涉及部委遴选的共236人，占初选人数48.66%，其中包括23名政府高官或央企高管（含已离任）[17]。在我国，两院不仅是“荣誉性、学术性咨询机构”，还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18]。而各省各部委是运转行政权力的机构。因此，两院和其他部门、省市之间，自然形成了“嫡亲”关系。部委遴选，无法避免部门之间权力和利益关联和依赖。部长、企业高管等在整个行政系统中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在这种行政色彩浓厚的院士选举中所具备的天然优势。并且，在职的高官高管当选院士，也很容易产生利益的输送。因此，通过部委途径增选的院士，从一开始，就没有与行政权力划清界限。行政权力渗入学术界，对于纯粹的学术共同体，带来的是学术独立性的逐渐丧失；对于行政机构，则会引起政府序列间的尖锐矛盾。

此外，院士待遇的“官员化”也促使行政权力在学术界的进一步扩散。新疆明文规定，在新疆的院士除了享受副省级干部待遇，还将聘为自治区党政领导的科技顾问，参与自治区重大科技、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决策[19]。河北宣布，院士医疗保健按副省级对待，配备相对固定的专用车辆。[20]湖南省政府曾提出，给在湖南工作的院士配发“湘O”牌照（警务用车专属）。沈阳市曾规定飞机场和火车站对院士出行要给予贵宾待遇[21]。重庆人才网发布信息，院士除国家规定的待遇外，享受省部级干部医疗待遇。河南省也明确提出院士享受相当于副省级医疗待遇[22]（当然，所谓省部级待遇本身就是一个必须改革的问题）。

学术与权力沾染，必将严重损害其纯洁性、严谨性、权威性。一方面，两院作为学术咨询部门，为政府科技决策部门提供建议。另一方面，我国院士又直接参与各种国家决策活动，如重点科技项目立项审批、基金项目的评审、各种科研成果评奖。身兼“裁判员”和“运动员”双重角色，行为上受到行政领导干预，经济上依赖于财政支持，院士团体本应具有的公正客观的立场、创新的积极性，以及建议的可信度，都会大打折扣。“官学不分”，轻则不利于院士群体的健康发展，重则严重阻碍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

[13] 王扬宗. 中国院士制度的建立及其问题[J], 科学文化评论,2005（6）.

[14] 孙英兰. “社科界”院士制度呼之欲出[J], 瞭望新闻周刊, 2006(5).

[15] 张哲. 中国工程院是什么院[DB/OL].

http://www.infzm.com/content/59918.

[16] 同上

[17] 孙英兰. “社科界”院士制度呼之欲出[J], 瞭望新闻周刊, 2006(5).

[18] 杨与肖. 院士是什么[DB/OL].

http://www.p5w.net/news/cjxw/201107/t3714638.htm.

[19] 张哲. 中国工程院是什么院[DB/OL].

http://www.infzm.com/content/59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