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挑选保暖内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中国人种

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中国人种

这里所讲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系指夏、商、周三代。这段时间正是以华夏族中为中心的我国古代各民族发展、壮大、融合的第一个高峰期，这一特点可以很清楚地从古人种学资料中观察出来。在新石器时代，虽然某些居民的体质特征中也可能包含有一种体质因素，例如在属于东南亚类型的居民中表现出某些接近南亚人种的因素，或者在属于南亚蒙古人种类型的居民中含有某些似乎接近赤道人种的因素。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并不倾向于将其视做人种混杂的结果，而是倾向于将那些个别的类似南亚人种或赤道人种的因素，作为一种从旧石器时代祖先那里承袭下来的性状来看待。因为，在旧石器时代人类的骨骼上，此类特征是普遍存在着的。然而，从青铜时代开始，人种混杂现象的特征是普遍存在的。这种人种上的混杂，不仅表现为同一个体上可以反映出两种以上不同种族类型的体质因素，而且还表现为在同一群体中便有可能出现两种差异很大的，属于不同种族类型的个体。此类现象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学资料中至今尚未发现，从而说明伴随着青铜器文明的诞生，人类群体之间的迁徙和赖合在规模上已远远超过了史前时代。

黄河流域是华夏族的摇篮，构成上古时期华砷族成员的三个主要来源——夏人、商人和周人及其祖先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在此，我们首先着重介绍一下在该地区发现的，可能与夏人、商人、周人的种族类型有关的古人种学资料。

关于夏人的人种类型问题，目前还没有确凿无疑的人类学资料来加以证实。一方面是由于有关遗址中的人类学资料尚未见报道，另一方面还由于究竟何为夏人遗存的问题如今在考古学界尚未有定论。目前，唯一的一份可能与砷人有关的人类学资料出土于山西省襄汾县的陶寺遗址。虽然对陶寺遗存的年代问题还存在着争议，但许多学者均认为其年代显然已跨入了夏代纪年。由于陶寺遗址所处的晋西南地区据文献记载历来有“夏墟”之称，故有人指出陶寺遗存高度发达的文化面貌表明其可能就是夏人的遗存。

根据对陶寺遗址出土的人类头骨的初步观察，其形态特下大致可概括为：偏长的中颅型，头高值普遍较大，面高中等，面部较宽，眶型偏低和中鼻型。这些特点显示出陶寺居民与东亚蒙古人种相近的体质成分居多。虽然，我们目前还不能完全肯定陶寺遗存就一定是夏人的遗存，但既然陶寺遗存的年代已进入了夏纪年，又处于晋西南这片地域上，那么陶寺居民的的人类学特征无疑为我们探索夏人的种族类型问题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不一定可靠）。

在我国青铜时代的古人种资料中，最丰富的信息来自于河南省安阳市的殷墟遗扯。据古代文献记载，自盘庚迁殷至武王伐纣，整个商代后期均以殷为都，历经八代十二王，共二百七十三年。举世瞩目的殷墟遗发掘是20世纪世界教学领域中最大的发现之一，它不仅为人们研究商代的文字、青铜器、陶器、族墓地制度、殉葬祭祀制度、社会性质以及各种手工艺品的制做水平等问题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而且在墓葬中保留下数以千计的古代人类遗骸，使人们得以运用人种学的观测手段对埋葬在殷墟址内的商代居的种系成分进行科学的考察。

殷墟遗址中出土的商代人类学资料大体上可分为两部分：一类采集自西北岗商代王陵附近众多的祭祀坑；另一类则多半采集自距离王陵较远的“族墓地”中的中小型墓葬。这应该是两类不同性质的古人种学资料。

祭祀坑中死者的身份属于商王在祭祀先祖时所杀的人牲，他们其中虽然可能有一些是当时商人里的奴隶，但大多数应是商王在征伐虏获的战俘，故来源比较复杂。这种情况与祭祀坑人头骨上所表现出的多形现象吻合。目前关于西北岗祭祀坑头骨种系成分的研究概括起来大致有两种意见，即异种系说和同种系说。异种系说认为这些头骨的种系成分虽然蒙古人种为主，但同时也包括有某些欧罗巴人种和尼格罗人种的血统。同种系说则认为西北岗祭祀中出土的所有祭商时期人头骨在人种归属上均反映出的个体上的差别只是由于他们分别属于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南亚类型和北亚类型所造成的，即属于小人种上的差别。联系到我国境内出土的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的诸多其他古人类学资料分析，同种系说似乎具有更多的合理性（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柳江人,河姆渡人,昙石山人都表现出赤道人种特征，因此发现的所谓尼格罗人种特征可以归为小人种上的差别，而非异种。对于出现的欧罗巴人种特征就未必可以如此解释，当时古新疆直接生活着欧罗巴人种。异种说或许比小人种说可能性更大）。对西北岗祭祀坑人头骨种成分的研究虽然能使从头得以了解当时分布于商王朝周围各方国、部落中的一部分异族居民的人种学构成情况，但却无法使我们直接控讨殷商民族本身的人种归属问题，因为，即使在祭祀坑人头骨确有一些属殷商本族成员沦为奴隶而被杀祭者，我们也无法将其辩认出来。

中小墓人骨的发现为我们探讨民族本身的种系构成情况提供了可能性。这些“族墓地”中的中、小型墓从形制和随葬品方面可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墓型较大，随葬品较丰富，常出土有成套的铜礼器，乃到车马器、玉器等物品，有时还有殉人。这类墓在中小墓中为数很少，墓主人应属于商人中的奴隶主贵族阶层。另一类为中等墓型，大多具有棺椁和一定数量的仿铜陶礼器随葬。在中小型墓里这类墓占大多数，墓主要生前具有一定的生活资料和政治地位，相互之间存在着族的联系，他们应当属于当时的社会中的平民（自由民）阶层。第三类为小型墓，常无葬具，甚至全无随葬品。这些墓主人大概是高人下层平民中的贫苦族众。总而言之，与西北岗祭祀坑中死者的身份不同，中小墓主人中的大部分应该是商人中的平民，其中少数人的社会地位可能还要高一些，或许更接近于殷商王族的成员。

从种族成分上来考察，殷墟中小墓的商人头骨存在着形态上可以区分的两种不同的体质类型（殷商时期，贵族统治者与平民存在种族差异），绝大多数的中小墓头骨在种系特征上颇为一致，他们所具有的中颅、高颅和狭颅的特点以及较窄的面宽和中等的上面部扁平等性状与东亚蒙古人种最相近似。由此可以推断，东亚蒙古人种应当是商代平民中的基本种系成分。此外，在中小墓中还出土的有8例形态特征不同于其他标本的头骨。他们具有北亚人种和东亚人种相混合的性状。这几例头骨所出土的墓葬形制上也比较大，多有棺、椁并随葬成组的铅制礼品，有的殉狗甚至殉人，与一般的平民小墓判然有别，这种埋葬特点说明他们生前的社会地位比一般平民要高，可能是受封的贵族，与王族关系密切，或者他们本身就是王族的成员。在我国目前发现的先秦时期古人种学资料中，这种带有北亚蒙古人种体质因素的居民一般都分布在长城沿线及其以北的华北和东北地区，而在黄河流域中下游一带商代以前的原始居民中却缺少此类型的种系成分。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如果殷墟中小墓中的那部分以北亚、东亚蒙古人种成分相结构为特征的个体确实能够代表殷商王族的人种类型的话，那么商人先世很可能与北方地区的某些古代居民有更为密切的种系渊源关系。（商族起源于山东，看过一项测量，其中表明今天山东人的面部特征相比其他省份稍更接近蒙古族，也就是北亚蒙古人种。那么北亚蒙古人种是怎么同商人发生联系的呢？另外商人以鸟为图腾，北方游牧民族也有以鸟为图腾的现象，依稀记得，某语言学论文里写道东夷首领太昊、少昊名字之发音，在古蒙古语里是鹰隼之类的含义，或许有附会之嫌。。。）

目前关于周人的体质人类学资料发表的还很少，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出土于陕西省凤翔县南指挥西村先周和西周墓葬宫的一批头骨。一般来说，西村周墓的头骨特征与殷墟中小墓中属于东亚人种的那部分商代平民有些相似，但在更为显著的类似南亚蒙古人种的因素。据此，我们推断以西村周墓的墓主人为代表的周人与以殷墟中小墓的墓主人为代表的商人在种族成分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当然，这种区别仅仅是同种系不同类型之间的区别。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商人种族征中主要包含了蒙古人种东亚和北亚两种类型的体质因素，而周人的体质特征则起码包括了蒙古人种的南亚和东亚两种类型的成分，并且以类似南亚人的因素略占优势（部落之间攻伐、兼并更加剧烈了）。

除上述与夏人、商人、周人有关的人类学资料之外，近年来在中原以外的地区也陆续发现了许多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人骨材料，其中尤以华北和东北两在地区的发现更为集中。

先秦时期，在我国燕山南北，长城内外的广大北方地区，各民族人民交错杂处，蕃衍生息，民族和种族成分均很复杂。在南流黄河两岸的鄂尔多斯高原和乌兰察布草原一带，发现了许多带有浓郁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文化色彩的古代遗存，其中可以提供古人种学资料的主要有桃红巴拉、崞县窑子、毛庆沟、饮牛沟等遗址，它们的年代大约相当于东周时期。据有关学者研究，桃红巴拉和崞县窑子两处墓地中埋葬的先民，他们一般都具有面部扁平，颅型宽阔等比较明显的北亚蒙古人种的性状。而地理位置更偏南部后一些毛庆光、饮牛沟等遗址的古代居民，在体质特征中常常带有更多的东亚蒙古人种因素。这些遗存的族属被认为可能分别与古代的林胡、楼烦有关。

在东北地区该时期的古代居民中，分布于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一带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的人类学资料比较丰富。根据赤峰红山后，夏家店和宁城南山根、小黑石沟等葬材料分析，该文化居民在种族类型上属于以东亚人种因素占主导地位的东亚、北亚蒙古人种的混血类型。他们是一种以窄脸、高颅、狭颅和偏长的颅型为基本特征的种族，面部的扁平也比较大。除夏家店上层文化之外，邻近地区的高台山、顺山屯等文化类型的居民也具有类似的种系特征。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族属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但多数学者倾向于其应属文献记载中的东胡或山戎文化遗存。

辽宁省沈阳市郑家洼子青铜短剑墓的年代大约相当于春秋末至战国初。由该批墓葬中集到的两具人头骨的特征分析，他们具有短颅、高颅和极其扁平的面形等特点，应该属于以北亚人种因素略占优势的北亚、东亚蒙古人种的混血类型。郑家洼子青铜时代墓葬的随葬口最富特征性的器物的曲刃青铜短剑，这种文化因素虽然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的也有发现，但从种系成分上来分析，郑家洼子先民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先民之间可能存在着不同的祖源的差异。

吉长地区西团山文化居民的人类学资料，目前已发达表的有西团山遗址和骚达沟遗址的两批材料。据有关学者研究，这两批人骨材料在基本体质特征上没有明显的差异，应属于同一种体质类型，即具有东亚人种和北亚人种结合的特点。共同特征是：即具有东亚人和北亚人种相结合的特点。

黑龙江省泰来县平洋墓葬的年代相当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由该墓地中采集到的比较丰富的人骨资料表明，平洋先民是一组同种系类型的群体，在种族类型上主要与东北亚蒙古人种接近，同时也与北亚和东亚人种相关。若干主要体质特征定量分析的结果表明，平洋居民在北方草原地区的各古代组群中与完工组最为接近，而后者通常被认为是一组汉代拓跋鲜卑的祖先类型有关。

除上述华北和东北地区的资料外，出生于甘肃省玉门市火烧沟遗址的一批人骨标本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该遗址的年代大约相当于夏代或早商时期。在体质特征上，火烧沟居民与殷墟中小墓组和甘肃史前组都比较按近，并且与现代华北居民也颇为相似，均应归属于东亚蒙古人种，联系到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种系分布状况，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印象：在甘青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土著居民的体质类型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他们或许在现代华北居怕化质形成过程中曾经起到过重要的作用。

南方地区由于埋藏条件比较差，保存下来可供进行种族人类学分析骨骼材料相当贫乏。因此，我们对于该地区的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居民种系分布情况知少甚少。福建省闽侯县石山遗址，从文化性质上看似乎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但其所处年代较晚，可能相当于商周时期。昙石山居民在体质特征上比较接近于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只是比现代南亚人种的颅型长些，而与甑皮岩、河宕等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是颇为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