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匀光:林毓生：学术自由的理论基础及其实际含意(2)

林毓生：学术自由的理论基础及其实际含意(2)

　　3. 学术自由（背后）所蕴含的意义

　　学术中的原创成果，蕴含着学者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运作之间的和谐，而没有两者在其他领域运作时所易产生的缺失。

　　（1）积极自由：研究的激情 （passion） 与冲动表现在研究者自己主宰的行为中。这种学术上的积极自由，并不会产生“小我”认同“大我”，自由转变为集体主义的问题。另外，这种主动追寻知识的过程，是以学术训练为其基础的。他在学术规范之内，面对知识边疆上许多待决的问题，忙着做研究都来不及，哪有心情自我陶醉？

　　（2）消极自由：在不受干扰的自由空间中进行研究，但却未滑落到要求从一切束缚中解放出来，然后变得任性、放纵，并深感寂寞；或自己变成“原子人”。与此恰恰相反，在学术传统中发展出来的规范 （norms） 与纪律 （discipline） （也可说成是一种“束缚”）中进行与别的学者互动、切磋的研究，比较容易产生学术成果。

　　（3）学术规范与纪律的有力的理据：最能发挥学术自由（积极的与消极的）效益的条件，乃是稳定、开放、有生机而非僵化的学术传统。一个有生命力的学术传统蕴含着公平与公正的学术规范与纪律。而学术自由则根据它自己的需要，强化着学术规范与纪律。

　　如前所述，学术自由最能使学者们自动、自发地相互交流、切磋，产生把他们“组织”在一起的秩序。所谓“相互交流、切磋”当然包括彼此改正思考中没有看清楚的地方，纠正错误等等。而这种互惠的交流与切磋，需要在公平、公正的规范与纪律中才能进行。如此，彼此才能产生信任；否则，根本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交流与切磋。

　　在公平、公正的规范与纪律中进行学术研究，最容易使学者们专心致志，集中精力到他有兴趣的课题上去，因为他不必花很多时间与精力去应付人际关系、权力关系等等与学术研究无关的事务。所以，学术自由自然蕴含着学者们在互动中，根据他们的需要，强化彼此遵守的规范与纪律。这种规范与纪律有明显的与隐含的两部分，不是任何人或组织能够设计出来的。它们是在一个有生机的学术传统中逐渐演化出来的。这样演化出来的传统，提供给学者们彼此信任的基础，赋予研究者对于学术界将对他的研究成果给予公平待遇的信心。因此，在这个传统中，一个有创发能力的学者，才能专心去做他（她）的研究。

　　（4）学者是参与学术共和国 （The Republic of Sciences） 的成员。他是公共秩序中的成员。正因为他为公共领域带来了效益，公共领域才让他在学术传统的纪律中享有学术自由。他需要承担公共领域对他信托的责任，而这种责任是他在学术自由中，于获得研究成果时完成的。

　　四、学术自由的实际含意

　　1. 根据以上的分析，学术自由的实际含意是：尽量使学术人才获得与持续享有学术自由。愈能使一流学术人才享有学术自由，愈可能产生一流的学术成果。

　　所谓学术自由，实际上就是：学术行政系统应该 “尽量少管他们”。少管他们一点，他们就多一点时间与精力在学术自由中追求他们的学问。一个威权体制下的社会进入初期民主社会（台湾），或一个殖民地社会进入后殖民地社会（香港），容易产生过多的行政规章，很容易使学术工作滑落到一个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成为官僚系统的一部分。过去，有权力的人可以决定许多事情，被管辖的人只能服从。这些少数人做决定的事，现在需要公开讨论、申请、评比等等。这就要公布许多有关的规章，让大家按规章办理，所以，自然扩充了官僚系统。一般的看法，尤其行政官员们，多认为这些规章是中性的，并没有限制从事学术工作者的自由。然而，学术工作者，由于需要满足许多规章的规定（包括开会、申请、评鉴、填写各种表格、准备各种报告等等），他需要花去许多时间去做与学术研究没有关系，而官僚系统要求他做的工作，他的学术自由无形中受到了干扰。

　　不过，所谓“尽量少管他们”，预设着两个前提：

　　第一，在遴选学术人才的过程中必须有公平、公正的机制，以便找到真正的一流学术人才从事教学与 / 或研究。

　　第二，找来的人才必须是不投机取巧、诚实、负责任的人。所以 “芝加哥学派经济学之父”富兰克·H·奈特（Frank H. Knight ）教授说：“学术的基本原则（［追寻］真理或客观性），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原则……客观性预设着正直，胜任与谦虚……所有的强制绝对地排除在外，以便让自由的心灵自由相会。”（“The basic principle of science-truth or objectivity-is essentially a moral principle ...... The presuppositions of objectivity are integrity， competence， humility ...... All coercion is absolutely excluded in favor of free meeting of free minds.”）

　　2. 学术自由的滥用与妄用以及学术传统的重要性：学术界如果产生过多分歧，即使表面上大家都享有自由讨论的权利，也仍然会阻碍学术的发展。培育一个有生机的学术传统能够避免学术自由的滥用与妄用。

　　3. 民主不是自由，虽然可能有关：形式上的学术民主（“教授治校”等等），极有可能坠入利益团体的争夺，并不能促进学术的发展（这个复杂的问题只能在此点到为止；详细的讨论是另一篇专文的任务）。

　　4. 学术评鉴，在学术发展上所能产生的作用，基本上是消极意义上的：如果评鉴做得公允、有效的话，可以清除一些“朽木”，以便维持学术水平的最低标准。但，评鉴本身，在促进学术发展上，作用不大，尤其不能带来卓越，至少在人文与社会研究方面是如此。真正有能力并要求自己追求卓越的人，他（她）的工作，不会因有评鉴制度或没有评鉴制度而增减。在人文与社会研究领域，从来没有什么杰出的学人，如韦伯、涂尔干、哈耶克、博兰尼、罗尔斯、汉娜·阿伦特等是因为受到评鉴的指导、肯定，或鼓励而写出他（她）们那些巨著来的。

　　一般学人受到评鉴的压力，努力多做出一些在他（她）的水平之内的研究，有此可能；然而，更有可能使得另外一些人，为了应付甚至讨好评鉴而做研究，以致浪费不少时间，但做出来的东西，在品质上反而不如他（她）不在评鉴压力下，多花一些时间所能做出来的成果。

　　笔者不是说一切评鉴皆应取消。如果计划、进行得宜，评鉴是一项有一定功能的学术行政工作。但评鉴不可做得太频繁（据笔者所知，国际上一流的历史学系的评鉴，每十年或更久才做一次。做的时候，也多半是走走形式），笔者希望厘清的是它的功能的限度，并提醒那些热衷评鉴的人：如果他们预期评鉴所能产生的成果超过评鉴本身的限度，他们的预期便犯了怀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谓“错置具体感的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11}

　　*本文初稿是2006年为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钱思亮院长讲座”准备的演讲大纲。讲过以后，自觉其内容有不少疏略和未扣牢的地方，当然不可立即发表。后来又在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北京大学、台湾大学文学院，以及香港城市大学25周年“杰出学人讲座”讲过同样的论题。每次演讲，内容均有所改进，直到2009年12月19日在香港讲过以后，笔者感到内容比较完整了。这里发表的拙文，则是根据2009的演讲大纲，增补后完成的。对于上述各个学术机构的盛情邀约，促使笔者终于能够完成这份工作，谨此敬致谢忱。

　　【注释】

　　{1}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载《公言报》1919年4月1日。转引自《蔡元培全集》第3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76页。此信同时也曾在《新潮》发表。

　　{2}此处的“含意”是指，文字或语言所表达的思想、理念所含有的政治、社会、文化、或 / 与思想上的可能的或已经产生的后果，相当于英文 “implications”的意思。中文中另有“含义”或“涵义”一词，它容易使人联想到“定义”。“含义” 或“涵义”因此可能使人想到一个字或一个词的本身所包含的意义。我过去的写作，也没有区分得这么严格。现在则想把它们区分得严格一些。

　　{3}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6页。

　　{4}Isaiah Berlin，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in Isaiah Berlin， 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 Henry Hardy & Roger Hausheer（ed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8， pp. 191-242.

　　{5}Lin Yu-sheng， “Introduction to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a and Contemporary Millenarianism-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 ” and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a and Contemporary Millenarianism-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 51， No. 2 （April 2001）， pp. 189-196； 以上两文的中译见史华慈、林毓生（著），林同奇、刘唐芬（译）：《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太阳底下的一桩新鲜事》，载郑培凯（主编）：《九州学林》2003年冬季1卷2期，第258 ~ 271页。另参阅笔者与王元化先生的通信：《世界不再令人着迷——关于文明的物质化、庸俗化与异化的通信》，载王元化：《沉思与反思》，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65 ~ 71页。

　　{6}Amartya Sen， “Foreword，” in Michael Polanyi， The Tacit Dimens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pp. vii-xvi.

　　{7}Michael Polanyi， “Foundations of Academic Freedom，” in Michael Polanyi， The Logic of Libert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1， pp. 32-48；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98， pp. 39-58.

　　{8}同上，p. 33； p. 41。

　　{9}在“现代性”的冲击之下，作为一种志业的学术是什么？如何进行？以及其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挑战？关于这些问题，请参阅韦伯的经典论述：钱永祥（编译）：《学术与政治：韦伯选集（I）》，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31 ～ 167页。 韦伯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英文新译：Max Weber， The Vocation Lectures， David Owen and Tracy B. Strong （eds.）， Rodney Livingstone （tran.），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 2004， pp. 1-31.

　　{10}同上， pp. 34-35； pp. 42-43。

　　{11}关于“错置具体感的谬误”，详见拙文：《中国人文的重建》，收在拙著《思想与人物》，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版，第3 ～ 55页（特别是第24 ～ 25页）；或《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 ～ 42页（特别是第18 ～ 19页）。

　　林毓生：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