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小学教师编制考试:公权力的“染黑”与“脱黑”

公权力的“染黑”与“脱黑”
本文见《财经》杂志2009年第24期 出版日期2009年11月23日  
 

“扫黑”是为了“脱黑”，属于公共权力收拾合法性、表征正当性的自我证明之举

许章润/文

　　地方“打黑”，揪出多名高官，震动华夏。特别是多位涉黑高官中，居然包括原本恰恰是维护治安、专责提供基本秩序的公安局长，这便大哗了。如同那新衣，不说破，举世诺诺；非要挑明，就“兹事体大”了。

　　其实，当今中国，黑社会不算新鲜事，它们为何孳生，如何成长壮大，又是怎样得以逃脱法网的，才是新闻，进而，触到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痛处。

　　仔细一看，今日中国都市地区黑社会或黑社会性质组织孳生之处，多为公共权力一统垄断、而又利润高企之地。

　　通常所谓的“特种行业”，诸如洗浴、歌厅、博彩，其准入与营业，因涉及公安、税务和工商管理等政府机构的部门权力，为权力寻租，从而为官黑勾结，预留伏笔。或者说，“权”与“利”拍拖共赢的本身，就是最大的黑恶势力。

　　公共权力不在阳光下运行，则其惨遭渗透、流失与腐化的现象，便在所不免，其实是大白话。双方不知进退，尤其是黑方不识好歹，得寸进尺，以至于局部地区出现公权力与黑恶势力“共治”天下的现象，亦且不算新奇。一方提供靠山，坐收地租，另一方恃势横行，鱼肉地方，属于东西古今黑白结合的常规，世道窳败的范式，“人民政权”不能幸免，正说明权力本性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真是不易之理，普世经验。但是，此于公权力一方，特别是以“专政”为己任的公权力类型而言，不啻极大讽刺，其危乎殆哉，自不待言。

　　稍加细察，不难看出，公权力之所以为黑恶势力所借用，在于“公共权力私性化”了。权力的私性化，是当下中国公共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任何公共权力总需由具体的人来执行，在权力不受制约的体制安排下，公共权力极易蜕变为掌权者的个人行政资源，成为他们进行财富或其他物品交换的寻租手段。

　　权力私性化，权力于行使过程中不再基于公义目的，而是服务于具体个人的特定利益，为具体掌管者所挟持，实在是政治的大敌，却是当下中国的实情。包括警察和法官在内的公共权力的掌有者，从公共权力仓库中套购、批发，甚至走私出来部分权力以逞私欲，正是基于这一机制。

　　权力的私性化源于权力的部门化，根子则在于公共机构对于权力几乎不受任何制约的垄断，本身同时又扮演市场主体，用之为部门和自己牟利。没有一个合法的反对力量，所谓“国王的忠诚的反对者”来行使制约职能，大抵权力的私性化便是必然结果。这说明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要转变为现代体制，包括形成丁一卯二的现代科层制设置，使得公务担当者作为权力的工具，不过是权力齿轮上的一个上传下达的螺丝钉，而非权力本身，从而最大限度地使得权力的行使、流转不受其私利左右，依然前路漫漫。

　　进而，凡此公安、法官与商界狼狈勾结、共同寻租，以致形成黑恶势力的案例，向中国社会昭示了一个最为触目惊心的问题，是包括司法权力在内的公共权力的“准黑化”现象。

　　公共权力的掌有者、经济资源的垄断者和社会精英阶层，连同社会下层帮会，出于共同的利益互动需求和自保考量，心照不宣地纠结为利益共同体，利用各种体制漏洞，在正式体制之外，形成了具有一定结构形态、以某个权力或者人物为中心、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利益团伙，一时间颇能操控一方。其恐怖之处在于，它利用公共权力作为基本资源，经由扭曲公共权力的追求旨意，而为特定私利提供体制性保护伞，于侵蚀正式体制的同时，无形中将体制瓦解，使整个社会绝望。

　　重庆“打黑”揭露出来的案情表明，当事人与警察、法官纠结一体，同时，并有更为重要的公共权力或下层社会势力介入，形成以某个权力或权力掌有者为枢机、以寻租为驱动力的团伙形态，恰恰蔚为一种利益链条。此种利益团伙介于有形与无形之中，不受国家正式权力的控制，但又附着在国家权力的肌体之上，在瓦解正式权力体系的制度预期的同时，又以正式体制和公共权力本身为实现私利张本，从而将依靠纳税人供养的正式权力体系拖入私利打手的境地。类似于国中有国，权力体系之中还套装、暗藏着一套权力体系。

　　因而，基于官黑勾结而形成的黑恶势力的横行霸道，预示着一个更为严重的恶果：公共权力系统内部其实还暗含着另一个子系统，前者为公共权力，后者则属于黑恶势力，或者，为黑恶势力提供保护伞的内部系统。两套系统同时存在，前者为后者张本，后者寄生于前者而嚣张，遂有上述两套权力系统的“共治”的现象。

　　正是这后一个隐形的子系统，寄生在权力系统内部，恰恰可裹挟前者，而终究会葬送前者。就此而言，“扫黑”是为了“脱黑”，属于公共权力收拾合法性，表征正当性的自我证明之举，越早越好，越彻底越有效。否则，收拾不住，只好让人来收拾了。也就因此，此番重庆“打黑”名为“社会治理”，实为“政治治理”，而针对的症结正是公共权力的私性化与准黑化。

　　因此，铲除黑恶势力，不仅是规范社会治理秩序的需要，还事关公权力本身的合法性。公权力之为公，正在于不唯一党一派之马首是瞻，更不为黑社会等私性势力所裹挟和勒索。否则，合法性不再，谈何有效统治与法律的施行，更谈何政治与政治秩序的建立。

　　一言以蔽之，刻下的“扫黑”“打黑”行动，主要凭恃的是公共权力的自我约束，不动则已，动则风起云涌，“除恶务尽”。但是，既然黑恶势力早已存在，说明单靠公权力自身的努力，其力薄矣，其势单矣。

　　有鉴于此，借力于社会，实为明智而光明正大之举。放开媒体监督与舆论制约，推进政务公开，保障公民知情权，经由制度安排防止官员任免和执法活动的暗箱操作，特别是形成“国王的忠诚的反对者”，在在均为可资之力。

　　进而言之，假如上述“扫黑”与“打黑”行动并非源于权力的自我约束，更非制度本身在发力，而是少数铁腕人物非常之时的非常之举。那么，如何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以体制的力量保障公共权力的公共性，而不仅仅依恃一时一地一人之力，才是政府与社会。

　　还有，社会利益集团的发育、成长和博弈的正常进程，特别是凡此利益与政府公共权力的对话甚至“较量”，不能等同于“黑恶势力”，亦非什么不正常的现象。此于大家都为“打黑”叫好，而公民社会迟迟不见成长的当口，国人所不可不察、不可不慎者也。前文曾谓“政治与政治秩序的建立”，则政治在此。而中国文明的政治秩序的建构，才是往下的“改革开放”的核心所在，其枢机未必在此，却正不妨由此起步。■

　　作者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清华法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