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具专卖店设计:老课本人性化，现教材非人性——叶开答记者董晨

叶开：基于我们的国情，您问的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我想不可能在这样一次采访中详尽地谈。现在请允许我引用一句名言——“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三十年代的老课本受欢迎，可以看作是读者、尤其是家长们对现在教材的一种强烈的抗议，也可以把我算在抗议者之列。对比老课本和现在的新教材，它们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就是：老课本真实，新教材虚假。进一步地说，老课本是真善美的充分体现，新教材是假大空的集大成者。我说过了很多次，有什么样的教育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教材。这就是现实。我们还可以总结说，老课本人性化，现教材非人性。
董晨：民国开明国语课本之所以受欢迎的原因？现在的语文课本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叶开：《开明国语课本》受欢迎的原因，是因为它以儿童为中心，真情实感，鲜活有趣，娓娓道来。现在的语文课本则完全相反。
　　董晨：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语文教材出现问题的？

叶开：中国大陆的语文教材有问题，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争论了几十年，所以问题并不是我新鲜发现的。我只不过是接过了那些先行者的接力棒，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事实上，我们也都能看到，在教育界也有很多有识之士在不断地提出非常切中肯綮的质疑。例如，我看到一本《小学语文教材七人谈》，就谈得非常深入，小学语文教材所存在的问题，他们基本上都谈到了，而且归纳得很清楚。对小学和中学语文教材的弊端，十二年前就有一个很热烈的争论，并引发了新教改——但现在看来，新教改并不成功。针对语文教材的问题，我在二〇〇八年秋天开始为《语文教学与研究》撰写“语文之痛”专栏，写了十二篇文章，系统地批判语文教材。之后，我因为没有更多的时间，停了这个专栏，但是还是断续地写了一些文章。

董晨：从语文课教育方法来看，现在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请举例说明。

叶开：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不需要我的特别指出。教学上，我们的语文教师依据教材和参考书两件法宝，充当了全知全能的上帝角色，高高地站在布道台上，给下面羔羊般的学生灌输“真理”。而我在很多场合上提到的公开课，则公然弄虚作假。
　　董晨：那您觉得语文的教学方法应该做怎样的改良？

叶开：我看到有很多有责任心的一线教师也在默默地做着极其有价值的探索，想了很多办法，做了很多事情，产生良好的效果。例如，切实地推广儿童文学的阅读，通过大量的阅读来提高少年儿童的感受能力和修辞能力，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心智涵养。我不在教学第一线，直接提出怎样改良教学方法并不合适。宽泛点来讲，教师在上课时，要脱离那“全知全能”的角色。在学习活动中，教师要转换自己角色和教学态度。课堂里要以学生为中心，而不是以教师为中心，彼此以积极交流和探讨的方式来学习作品。举个例子，上海小学语文教材四年级第一学期用书里的《带刺的朋友》这篇课文，本身质量平庸，不值一说，编者选来试图灌输一种种宽泛的环保概念。这样一篇乏味无趣、而且因为遭到了编者的篡改而前后逻辑不通的课文，我们的教师完全不必奉为圭臬，以为是了不起的杰作。跟本不必设计那么复杂的教案，更不必动用PPT之类的声光电来吓人。我觉得，只要一名教师认真地阅读这篇课文，看看它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又存在什么问题，并且在教学活动中和学生有机互动，掌握一点生字，认识几个生词，这就够了。比方说，作为一名负责人的教师，应该勇敢地正面回答我女儿提出的这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那只刺猬偷了他们家的枣，用身上的刺扎伤了他们家的护院大黑狗，作者还说刺猬是他的朋友呢？一名教师如果学会尊重自己的学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就很容易发现这篇被篡改过的文章前后逻辑不通。而如果我们的教师带着这个可能暂时回答不出的问题去寻找答案，那么，他们就可能找到了这篇课文所剽窃的原作，对比之下看，就能明白，课文的问题是删掉了原作的过渡性段落，把原作中写到的时间流逝——“秋去春来”删掉了，因此缺乏作者写到的主人公和刺猬双方由彼此警惕，相互生疏到慢慢熟悉，并且产生了情感的过程。没有过程，就没有合理性。这跟日常生活中交朋友是一个道理。难道说，有一个小偷盗窃了你的财物，还打了你一个耳光，你不仅不生气，还会美滋滋地把他称作你的朋友吗？
　　董晨：您认为语文教育在整个教育过程中起的作用是什么？语文教育，语言、文学教育缺失的同时，在这背后是不是也是人文教育的缺失？

叶开：语文教育是整个基础教育的基石。很显然，人类当前的这个文明体系，一切都建立在文字和语言之上。而基本的人际交流和对事情的描述，不用说需要运用精确的语言来表达。我女儿在做数学作业时，碰到很纳闷的问题，我和孩子的母亲一起琢磨，常发现这类题目在表述上就含混不清，以至于小孩子无法理解，不知道如何做才好。但“语文”这个概念，我本人就很不赞同，因为它把“语言和文学和文字”综合在一起简化，形成了一种工具性的思维，让人这么以为，语文就是一种工具。而事实上，叶圣陶先生在那套“开明国文课本”里所涉及到的，就不仅仅是语文的工具性，还包括你提到的人文性问题。但即便是工具性，我们现在的语文教材也有极大的不足。翻看《开明国语课本》，你会发现，在这套教材里，叶圣陶先生他们总在合适的地方，引入“书信”“借条”“启事”“邀请”“介绍”等等具体应用文的范例。而这些，恰恰也是启蒙教育中很重要的基本功能。我们现在很多学生恰恰相反，他们从学校毕业之后，连一封信都写不好。我还举过一个例子，很多电器的使用说明书，我都看不懂。你可以说我文化水平低，可能水平更高的能看懂。但是，家用电器的说明书，不更应该写得条理清晰，明白易懂的吗？至于启蒙心智，学会思考等等，就不用说了。
　　董晨：什么样的语文课本才是尊重发挥每一个孩子个性的好课本。而我们的语文课又应该如何实现它人文精神的归依?国外的课本教学有没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叶开：我想，大陆还没有一个恰当的课本可以说是尊重发挥每一个孩子个性的好课本，所以我无法具体回答你。如果我列出一二三，也很容易流于空谈。既然提到了《开明国语课本》，我们不妨可以这么说，像《开明国语课本》这样的课本，就是很好的好课本。至于它现在是不是完全适合现在的教育状况，这还是另外一个问题。很多国家，尤其是欧美各国，都没有统编教材，美国、德国等国家都是各州不同，各自拟定课程评估标准，然后由各个具体的学校自己来编写简单的教科书或者挑选作品来教学和阅读——这些国家也有具体的推荐书目。在亚洲，日本的小学语文教材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我看到《小学语文教材七人谈》185页里，朱自强教授举了日本出版的四套教材作为例子，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主编都是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编者队伍里主要是大学教授、作家和学者，只有少数的小学教师和小学校长。台湾国文教材，主编和编者也大多数都是一流的教授学者。我们大陆恰恰相反，各地的那些语文教材的主编们和编者们的来源比较可疑，我想，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文化修养，似乎还不足以编写出一套优秀的语文教材来。——起码目前我们看到的恰恰相反，他们的产品是糟糕的教材。

董晨：如果让您编著一本语文教材，您会在课本里选什么文章？编著的理念、原则、过程会是怎样？请您说说理由。

叶开：实际上，学习叶圣陶等前辈的好榜样，小学教材一两个人编写就足够了。我们国家对教材和文学史之类的课题，总有一种不切实际的面面俱到的要求，以为组建一个课题组拚命开会商量，按照现在的意识形态要求给历史人物排排坐，符合标准的重要人物多写几页或者几节，次要的一笔带过，以为这文学史或者历史就会“客观”了。而“客观”云云，在人文艺术上，更多只是一种表述，而不不是绝对客观的真实状况。在学习了大量的课题组版文学史之后，大陆的学者被夏志清先生一个人撰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震惊了。前年，我也为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过评论，说这是“一个诗人的文学史”。语文教材跟历史或者文学史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但我们也要摈弃那种面面俱到的妄想。《开明国语课本》的最大启示之一，是叶圣陶先生一个人就可以撰写所有的课文。他也不是从“客观”出发的，而是从一个小学生早上起床，刷牙洗脸吃早餐跟着母亲去上学的“我”出发的。如果我们国家放开对教材的严格控制，允许各出版机构和各专家学者自己编撰教材，我想，每个人的想法和出发点都不一样，都可以编教材，呈现不同的风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嘛，等这些教材编出来之后，由市场来选择，由学校和家长共同研究对比之后优胜劣汰。主管机构也只要组织第三方专家组来对市场上各种教材进行认真负责的评估和推荐。这样，慢慢地，好教材就会浮上来。

如果由我来主编一套教材，可能会把教材分成《汉字王国》和《文学世界》两个部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专家学者呼吁这样分开，但后来无疾而终。“汉字”部分，甚至可以直接购买瑞典汉学家林西莉教授的《汉字王国》来当教材。具体操作上，可能要根据像叶圣陶先生那样根据学生的年龄从小到大、由浅入深、自短而长地创作各种不同类型的课文，并强化应用文的学习和写作，提倡和鼓励想象性作文，摈弃虚情假意的抒情文。现在的孩子识字水平普遍比较高，在识字关过后，高年级时可以直接选入篇幅较长的优秀文学作品，或者选入片段之后，再指导性地要求或者提倡学生直接阅读原著。中学时期，过了识字关，完全不必拘泥，甚至可以丢开现有教材的编写模式，直接选读优秀文学作品，如果编选教材的话，则作为介绍性的、解读性的补充。这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采用的成功办法，并非我自己的发明。一个学期精读读五本到十本作品，学习的效果要比现在的面面俱到的教材好很多。在具体的教学中，教师还可以再引导性地加上一些初级研究性的观察日记、游记等的写作训练，来提高学生的基本表达能力，让他们学会独立思考。

这些只是粗浅的设想，具体操作，自然会细化。

现在的国情，还不可能让我这种被排除在体系外的作家来主编一套语文教材，正如《小学语文教材七人谈》187页里徐冬梅女士说的那样，“在我们国家，教材实行的是立项审查制度。”对我来说，这个立项简直神秘无比。空谈无益，我现在主要是呼吁、推广和交流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和世界名著的阅读。通过有效的阅读，消解现行语文僵化教育所带来的危害。

董晨：您曾说过，现在的教材编写、出版，已变成了一桩极其神秘的事情。教材的编写组、出版以及教材的主管部门之间，形成了稳如磐石的链条，跟诸葛亮的一字长蛇阵般无懈可击。现在的教育似乎已被利益污染，进而失去了过去的真实与淳朴？

叶开：教育产业化，教材自然也是产业化了。只要是产业化，就离不开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马克思怎么说的了？他谈的那个“资本”的著名的话，用在这里正合适。我个人反对教育产业化，恰恰教育最不该产业化。
　　董晨：您认为做为一名合格的编著者，应该具备怎样的文学素养，教学理念，知识储备?

叶开：这个无法展开说，我还是推广一下《小学语文教材七人谈》这本书吧，他们是一线的教师和专家，非常认真。这本书的115页里有一个“话题四：教材应该坚持儿童本位”，第一节说“儿童本位是儿童教育的根本立场”，我很同意他们的说法。编教材，首先转换一下定位，要从儿童本位出发，而不是首先就想往他们的脑袋里灌输什么垃圾。我想，现在还不到谈哪一种编著者合格的时候。我如果说自己当小学语文教材的主编最合格，相信有些人会立即准备好了嘲笑的鸡蛋。我不给他们这种机会。
　　董晨：您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关注语文教材，也为此写了很多文章，做出了呼吁，是什么原因让您一直这样坚持，又想达到怎样的效果呢？

叶开：我是切身之痛，因为我女儿正在上小学，我经历了她接受这种被迫往脑袋里塞垃圾的整个过程。将心比心，我想我还算是一名专业人士，尚且遭到如此大的折磨，很多非专业的父母，岂不是更惨？将心比心，知其不可而为之吧。我的想法，是能帮上一个人，就是成功，我自己为这种小成功而感到大满足。现在看来，很多父母和教师都在给我写信或留言，给我很大的鼓励，让我不得不继续前行。至于能走到哪一步，我不去预测。我觉得，做起来再说，积累涓涓，而成溪流。
　　董晨：在教育孩子方面您一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与方法，能给其他家长一些经验建议么？比如在培养阅读兴趣上，应该掌握怎样的方法。

叶开：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和方法。我现在教育我女儿的一切，都是从我父亲那里学来的。我父亲在四九年以前只读过小学，但是他自己读了很多“闲”书，很会讲故事。在我们的儿童时代，几乎每天傍晚，我父亲都会给我们讲故事。当我们姐姐和兄弟几个吃好饭，洗好脸，准备好凳子，坐在我们家的五棵枝叶婆娑的番石榴树下，父亲就会用稻草编起一根大腿粗的稻草棒，燃起浓烟来驱蚊，然后吸着我们广东老家特有的水烟筒，给我们讲各种各样奇异的故事。他从来都宽厚地对待我们这些孩子，不打不骂。我不记得他有任何一次对我们孩子生气的时候。而我，还做不到这一点。每次想到我父亲如此的宽容和耐心，我就感到惭愧。爱，宽容，陪孩子玩，给她讲故事，这都是我从父亲那里学来的，而且远不及他。

我从小学习成绩就很差。小学毕业，语文数学加起来九十九分，还是大姐走后门把我弄到河唇公社初级中学。我中考试成绩也很差，只能上河唇中学。我父亲却从来不给我压力。他常跟我说，书是最值得珍惜的宝贝，扔掉旧衣服可以，扔掉其他什么都可以，但是不能扔掉你的书。他给我以充分的时间来阅读。我小学时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时我就拥有一千多本小人书，还有中国传统四大名著、《三侠五义》《小五义》《隋唐演义》《说岳全传》《三言二拍》等。后来，我们广东得风气之先，比较早地运进来繁体版的梁羽生和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我也是如饥似渴地阅读，繁体字居然也连蒙带猜地无师自通。记得我在读高中时，一天一夜就把五本厚厚的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看完了。至今我没有重看过，二十多年过去了，书中人物和故事我仍然记得很清晰。

可以说，阅读改变了我的命运。我高二在河唇中学参加高考，惨败而归。接着在县一中补习，开窍了，那年考了极高的总分，侥幸地上了大学。到了考硕士生和博士生阶段，专业课我根本不用复习，只是努力学英语，这是我们中文系很多人的短板。然而，每次考试，专业课我都是最高分，总分也是最高分。我想，这都是长期大量阅读的结果。我说过，大量阅读的学生，等到他们掌握了一些考试的技巧之后，即便是应付我们先行的考试，成绩也不会差的。

家长如果能够耐心地帮助自己的孩子空出时间，然后根据孩子的兴趣爱好，给他们寻找合适的文学作品，慢慢地，一定能培养出他们的阅读爱好来。我建议给十三岁以下的孩子大量阅读虚构作品，教师和家长都无需担心他们在这方面会走到很空的地方去。学习是分阶段的，一个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现实推演能力，跟他们的人生经验和他们的岁数都有密切关系。但要循序渐进，低年级的孩子，先从《丁丁历险记》之类的图画书开始看，可能更容易看进去。到二年级，识字量差不多了，就可以看长一点的作品。我看到很多人都提到，他们的孩子在这个时候就能看四大名著了。但我不主张强迫小孩子看中国四大名著，现在可看的书很多，先看有趣的，培养了阅读兴趣，再慢慢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