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乐巢酒吧消费:党争有意思么？

　东林，山名，在浙江省吴兴县（今湖州市郊区）西南五十里处，又叫贝锦山，它突兀在溪流之中，山峰十分秀丽，景色十分宜人，上面还有一座佛寺，宋代沈东老曾在这里隐居过。宋王质有一篇写东林山的游记。

　　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修复了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及其弟于允成等人，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但后世认为亡明者不是魏忠贤之流。亡明者正是这些清仪者。讦告者李应讦便是东林党徒。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这种政治性讲学活动，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三吴士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时人称之为东林党。东林党人结党营私，这个私是指一个党派的利益，东林党首是将介石一流的人物，政治目标短浅，又自高自大，心胸狭窄，看不到国家民族的危难，只看到一党的利害。

　　明神宗朱翊钧统治后期，宦官擅权，倒行逆施，政治日益腐化，社会矛盾激化。针对这一现象，东林党人提出反对矿监税使掠夺、减轻赋役负担、发展东南地区经济等主张。他们还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等针砭时政的意见，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各种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明末党争中，东林党的主要对立面是齐楚浙党。万历后期，双方以争国本为首，相攻不已。熊廷弼为楚党，终为东林党人所害。

　　天启帝时期，宦官魏忠贤专政，形成明代势力最大的阉党集团，齐楚浙诸党争相依附之，（这里魏忠贤的气魄可大多了）对东林党人实行镇压。天启四年（1624），东林党人杨涟因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被捕，与左光斗、黄尊素、周顺昌等人同被杀害。魏忠贤又使人编《三朝要典》，借红丸案、梃击案、移宫案三案为题，毁东林书院，打击东林党。东林著名人士魏大中、顾大章、高攀龙、周起元、缪昌斯等先后被迫致死。齐楚浙党又造天鉴诸录，加东林以罪名，并列党人榜于全国，每榜少则百人，多至五百余人，凡列名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夺。魏忠贤还指使党羽制造《东林点将录》，将著名的东林党人分别加以《水浒》一百零八将绰号，企图将其一网打尽。天启七年明思宗朱由检即位，魏忠贤自缢死，次年毁《三朝要典》，对东林党人的迫害才告停止。但东林与阉党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南明时期。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是东林党首领顾宪成撰写的一副对联，镌刻在东林书院的大门口。这所书院原本是宋儒杨时创立的，杨时是宋代大儒程灏、程颐两兄弟的门徒，是‘二程学说”的正宗嫡传。后来的另一位宋代大儒朱熹则是杨时的弟子。顾宪成重修东林书院的时候，十分明确地宣布他是讲程朱理学的，也就是说，他是继承杨时衣钵的。

　　当时，神宗长时间不上朝理政，久居深宫过着‘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的生活，身边的侍者办事稍不称意‘辄毙杖下‘。且又极其贪婪，恨不得把天下财货都搜刮进宫中供其挥霍。把大批太监派作‘矿使”、‘税监”前往各地横征暴敛，搞得民怨沸腾。他把朝廷官员的任免都丢在一边，使在职的官吏无法得到升迁，空缺的职位难以及时补充。最糟糕的时候，六部的尚书只有一位，都御史10年不补。为了增置不足的内阁大臣，首辅大臣竟然上了100多道奏章请求。这样一来，就助长了朝野上下的派别纷争愈演愈烈。

　　与东林党政见不合的是内阁大臣王锡爵、沈一贯和方从哲等人，他们被称为‘浙党”。另外还有什么‘秦党”，成员都是陕西籍的官僚，还有什么‘齐党”、‘楚党”、‘宣党”，都是以首领的籍贯命名的。‘秦党”的政见与‘东林党”相吻合，其他各‘党”都与‘浙党”声气相通，党争之风甚嚣尘上。

　　东林党人往往大胆弹劾朝中权贵，反对‘矿使”、‘税监”，甚至敢于冒犯‘龙颜”。当凤阳巡抚李三才受到内阁大臣论处的时候，在东林书院讲学的顾宪成就上书给叶向高、孙丕扬，称颂李三才的政绩。御史吴亮把顾宪成的信抄在邸报中，使攻击李三才的人大为恼火。

　　李三才任职凤阳巡抚期间，曾经查抄了太监陈增的爪牙程守训的几十万赃款及大量的奇珍异宝，并将程守训依法治罪，办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他还在万历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多次上疏，陈述矿税的弊害。万历三十年和三十一年，他又一再上疏反对矿税，并且提议修浚河渠、建筑水闸、防范水旱，这些主张非但没有被采纳，反而被罚了5个月的俸禄。李三才在反对矿使税监的奏章中指责神宗皇帝说：‘陛下只爱珠玉，百姓也想吃饱穿暖；陛下爱护自己的子孙，百姓亦爱恋自己的妻儿。何以陛下要拼命地聚敛财宝，却不让百姓满足一餐需呢？为什么陛下要延福万年，却不让百姓享受朝夕之欢呢？”

　　对于后妃干政和宦官专权，东林党人始终加以反对，哪怕是削职罢官，逮捕问罪也坚持不改。在‘争国本”事件和以后发生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中，东林党人都从维护皇权的立场出发，坚持反对郑贵妃、李选侍干政，公开抨击危害皇太子、皇帝的行为，主张严厉追查三案的当事人及其幕后主使者。

　　东林党人还在‘京察大计”中力图整肃吏治。‘京察”和‘外察”是对官吏进行考核的两种制度。‘京察”是考察在京任职的官员，每6年一次；‘外察”是考核在地方上任职的官吏，每3年一次。一般是趁外官来京师朝见皇帝时给以考察。‘京察”是根据官员的政绩、品行，来决定升迁、降调或罢官等奖惩。若是‘京察”中被罢了官，就将终身不再起用。

　　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主持者是吏部尚书孙考功、郎中赵南星和左都御史李世达，他们都比较正直不徇私情。文选员外郎吕胤昌是孙南星的外甥，都给事中王三余是赵南星的亲戚，都因考评不佳被罢黜。东林党也借此机会罢黜了一些与内阁大臣交往很深的官员。到了万历三十三年，主持‘京察大计”的是东林党人都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就把浙党官员钱梦皋、钟兆斗等人贬谪了。但南京的‘京察大计”主持者则是齐、楚、浙党主持，他们借机斥逐东林党的官员。到了万历四十五年，浙党首领又当上了内阁首辅，这一年的‘京察大计”，东林党人受到很大的打击。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朋党混争的局面，东林党人的政治主张也和他们排除异己的动机纠缠不情了，给攻击他们的人制造了口实。

　　所以说东林党人有功也有过，但以史来评说，应是过大于功。来看看万历时期的商业是如何繁荣的：

　　“国家盐课，淮居其半，而长芦、解池、两浙、川井、广池、福海共居其半。长芦以下虽增课，犹可支吾，而淮则窘坏实甚。淮课初额九十万，而今增至一百五十万。使以成、弘之政，隆、万之商，值此增课之日，应之优然有余也。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万历盛时，资本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而以三百万充无端妄费，公私具足，波及僧、道、丐、佣、桥梁、梵宇，尚馀五百万。各商肥家润身，使之不尽，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见其盛也。”还有明朝时居留中国达22年之久的耶稣会士曾德昭，当他于1636年返回欧洲时，就满怀深情地在旅途上完成了《大中国志》一书，他在书中写道：“这个国家的财富值得称羡，从上述可以看出，除盛产各种谷物以及一切生活所需东西以外，他们还把所有东方最好最贵重的商品售卖给外国人。”“所有的省都不乏长寿和愉快的人，可以看见许多精力旺盛和健壮的老人”。“中国人爽快的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看到没有，崇祯要是不杀袁崇焕，李自成不造反，吴三桂不打开三海关，试问今日之天下，难道不是中国人的天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