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 遇罗克

文革期间，对国民的阶级出身进行等级式划类是一个显著的特点，由半遮半掩的档案内部划类，走向赤裸裸的“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和麻五类”等公开的侮辱性分类。这种出身论直接导致的后来文革中最极端悲剧。

文革期间，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广西宾阳县的对黑五类及其家族进行的大屠杀，甚至吃人的历史都显示了这一点。譬如，在当局怂恿下，红卫兵在北京大兴县杀死300多位“四类分子”，最年长者80岁，最年幼者竟是38天的婴儿。1967年，广西诞生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庭”，提出“斩草除根一扫光”，满门杀戮“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在1966年北京的“红八月”中，北京市第六中学的校舍变成审讯室，墙壁上就有用人血狂书“红色恐怖万岁！”整个中国因追究阶级出身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

在中国血流遍地、哭声震天的时候，遇罗克站了出来，公开发表了长篇论文《出身论》，对反人权的血统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同时提出民主和人权诉求。遇罗克也因此成为反思文革历史时不能不提的一个悲剧性人物。

遇罗克（1942年—1970年3月5日）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杀害的人权思想家，出身北京资本家，品学兼优，因他的父母留学过日本，两度报考大学都被拒于门外，发生在他身上的悲剧自1966年因写出《出身论》一文开始。

1966年2月13日，遇罗克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反对姚文元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革初期，红卫兵响应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高呼“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挥舞铜头皮带杀向全社会。遇罗克再次公开发表了长篇论文《出身论》，对反人权的血统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也因此赢得千百万人的强烈支持，但同时也因此冒犯了文革当局，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国流行的一幅对联，被称为“血统论”。这也使得很多人仅仅因为出身的问题就受到残酷地迫害。遇罗克以他的《出身论》直指这一影响着当时整个中国这种“血统”论调。他在文中指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在他的另一文章《谈鸿沟》中，他更是明确宣称“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文章的核心宗旨清晰明确，呼唤平等与尊严，吁求基本的人权。这在当时的中国显然是离经叛道的。

虽然毛泽东及其文革小组因为权力斗争的需要而批判了“血统论”，但那仅仅是权宜之计。当时绝对不允许像遇罗克的《出身论》这种从根本上颠覆阶级斗争理论的人权思想流传的。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

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被扣上“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扬言要暗杀”、“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罪名。遇罗克同时也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宿命。他进监狱后对难友说：“何为不朽？不朽在于引起后人的共鸣。”他深知为真理而献身的代价，但其中并不包括自己的尊严。他说：“假如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审讯当局向遇罗克宣布将被处决的消息，问他最后还有甚话要转达给家人时，他挖苦地说：“我想要一枝牙膏”，把主审气得脸色发青。在临刑前夜，遇罗克跟死囚牢里的难友们“举办”了一次特殊的“晚会”，各自在单人牢房里，唱起了自己喜爱的歌，有合唱也有独唱，唱了整整一夜，互道珍重，说了许多勉励的话。

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年仅27岁。

遇罗克在狱中的时候，有个名叫张郎郎的干部子弟，很佩服遇罗克的才学和胆识，问他：“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遇回答：“值得。”他对张说：“你过去一直生活优越……对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体会。而我几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像我这样的并不是一两个啊。可以说，从我们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心情。” “我永远忘不了，有姐妹俩哭著找到我们，一再说：‘收下我们吧！哪怕整天给你们端水扫地都愿意。’为了他们，值得死。”

1979年遇罗克获得平反。他也因此与顾准、张志新等人一起因为他们在那个特殊时期对思想解放的认知和牺牲得到了重新认定。粉碎“四人帮”后，他与顾准、张志新一起，被人们并称为“极左路线”下思想解放的先驱。

吴德
   
     吴德是文革中的重要人物，他在文革中参与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组织活动，并参与发动了针对邓小平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四五天*门事件的直接当事人，在逮捕“四人帮”的过程中也参与全程。
   
     作为当事人，吴德见证了文革的整个发展过程，文革结束后，他发表了不少关于文革的回忆录，对人们进一步认识文革、研究文革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毛泽东认为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不配合其发动文革，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将北京市和北京军区的主要领导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在彭真、刘仁被打倒之后，吴德被任命为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破四旧”迎风而起且超越了常规。在它的名义下，抄家、伤人、打死人的情况出现了。从而演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砸、抢”灾难性事件。毛泽东找吴德去汇报“破四旧”的情况。当时，吴德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希望刹一刹这股风。吴德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而毛泽东却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旁边的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
   
     然而，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吴德发愁。1966年10月，吴德又找到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提出是不是可以发一个通告，制止打死人等无法无天的行为。中央文革小组不同意，还说这样会约束群众的革命活动，影响发动群众。11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才同意北京市委发布重要通告，说明：“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反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这个通告的措辞是严厉的，但在当时党纪国法形同虚设的情况下，实际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吴德在中共内部地位的确立，是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之后。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以批判陈伯达为名着手对付林彪，吴德在此时表态：“这次路线斗争不同于刘少奇那一次，这次是军队方面的，而且，如果处理不及时、不得力可能在人民军队内部产生离心力，所以，必须主席亲自出面，相信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统一号召之下，很多人是会觉悟的。”这个表态深得毛泽东之心。1971年林彪坠机死于蒙古温都尔汗后，毛泽东称赞吴德“一鸣惊人”。从此，吴德开始步入中央领导行列。
   
     吴德在1972年召开的中共十大上进入政治局，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为了表示自己对毛泽东的忠心，1973年，吴德积极参加批林批孔运动，作为“中央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小组”的成员，他多次向周恩来发难。在这次运动中，吴德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发生矛盾，但江青认为他混淆了运动的方向，批评了他。自此之后，吴德同“四人帮”逐渐产生分歧，与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等人成为了周恩来和“四人帮”之外的第三股势力。
   
     1975年，吴德参与发动了针对邓小平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毛泽东在这次运动中，确立华国锋为其接班人。吴德等人迅速投向华国锋，成为其主要支持者之一。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天安门广场爆发了以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为主旨的群众性“四五运动”。当时，作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德在广播中讲话说，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在“四五运动”之时，吴德主张严厉镇压，因此在北京市民中口碑极坏，被称为“无德”。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与叶剑英等联手拘捕了“四人帮”，吴德积极参与了全程，这足以看出吴德善变的立场。
   
     之后，吴德出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但是随着华国锋的逐渐失势，吴德也于1978年12月被撤销了一切职务。1982年，根据胡耀邦等人的提议，鉴于在抓捕“四人帮”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吴德被选入中央顾问委员会。1995年，吴德病逝于北京。
   

陈永贵

     陈永贵原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现在的大寨乡）大寨生产大队（现在的大寨村）的中共党支部书记，后因在大灾之年（1963年）发起“三不要三不少”运动而受到山西省委的重视；毛泽东更为此发动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文革期间，陈永贵一度受到毛泽东的“提携”，并于1975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位“文盲宰相”！在1978年2月到3月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陈永贵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但他后一届的副总理没有当到头——1980年9月，在第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他被解除了副总理职务。
   
     穷山沟里飞出去的“金凤凰”
   
     昔阳县虽然很穷，却也是一个重读书的地方。据史料统计，从唐朝贞观四年到清朝光绪十二年，这个县曾出过三个状元，一个探花，三十一个进士，而且在历史上也出过“大官”——最高是尚书，但他们都是“知识分子”。
   
     大寨村是这个县里典型的穷山沟，距县城几里路，1949年之前只有几十户人家，以种地为生。在个小山村四周都是荒山，土地条件也很差，绿色植被向来很少，当地农民仅仅靠各家各户在山沟里修少量分散的梯田为生，常年吃不饱肚子。
   
     1952年，大寨建立合作社，并依靠集体力量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尝到了丰收的甜头。1956年，中国大地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在全国普遍试办高级社的时候，大寨成立了高级社。大寨后来对农田进行了初步改造，连年取得丰收，生产的粮食不仅自给有余，还上交给国家。1958年，在全国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下，大寨成为一个生产大队，隶属于大寨公社。
   
     大寨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拥有丰富的农业经验，加之他在生产劳动中常常能“身先士卒”，在当时的党员和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在当时“大跃进”的锋芒下，山西省晋中地委很快就注意到了大寨，并将其树为典型，作为全地区农业战线的模范，陈永贵也连续多年当选为劳动模范和模范党支部书记。
   
     1959年12月，中共晋中地委在大寨召开学习大寨农业生产管理经验现场会，此后，陈永贵的这个名字开始在山西地区流传开来。
   
     大灾之年大喊“三不要，三不少”
   
     1963年夏季，大寨大队遭遇特大洪水，大批社员的房屋被冲毁，大量农民无家可归；更惨的是，大寨人修了十几年的梯田更是毁于一旦。当时，山西省委决定从国库中调出一批救济粮和救济物资，从地方财政上再拨一部分救济款，扶持大寨大队。
   
     但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却在此时作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决定——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当年社员口粮不少，社员收入不少，上交国家的统购粮不少。
   
     这一口号在山西省委和晋中地委很多干部看来是“勇气可嘉”，他们并不相信大寨农民能够实现这一目标。但“奇迹”发生了，1963年下半年，大寨大队的社员在陈永贵的带领下，抢修梯田，重建房屋，抢种庄稼，经过几个月的苦干，大寨在大灾之年夺得了大丰收。据统计，大寨在1963年的粮食产量非但没少，反而比上年增产，不仅社员的口粮充足，还能为国家上交余粮。
   
     毛泽东号召 “农业学大寨”
   
     1964年3月 27 日，毛泽东南下，在河北邯郸听取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汇报。当时，毛泽东提出，搞社会主义教育，每一步骤都要紧密结合生产进行。
   
     于是，陶鲁笳提到了大寨和陈永贵。陶鲁笳说，大寨在陈永贵带领下，坚持政治挂帅，始终坚持在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管理上也有一套办法，有制度，不繁琐，干部工分与社员工分有差别但不悬殊，防止了高工分现象。毛泽东顿时对这一“奇人”大感兴趣，他随即要求陶鲁笳上交陈永贵的材料。
   
     同年5月10日，毛泽东在南京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时，公开肯定陈永贵和大寨，并专门举了“三不要，三不少”的例子。他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也不要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1964年5月10—13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2月，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介绍了大寨经验。一场浩浩荡荡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由是开展起来。

     文革中不倒的“天然革命派”
   
     文革爆发后，中国一片混乱，许多曾经炙手可热的“实权派”一夜之间成为“人民的罪人”。但当时的陈永贵，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成为天然的“革命派”。
   
     毛泽东接见陈永贵
   
     1967年2月，陈永贵领导了昔阳县的“夺权”运动，而后成为昔阳县的最高领导人。借着这场东风，他“平步青云”，很快成为晋中地区革命委员会、山西省革命 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但他没有搞大规模的武斗，而注重经济建设。
   
     当年9月，陈永贵作了题为《红太阳照亮了大寨前进的道路》的长篇发言，把大寨经验概括为是毛泽东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产物。一年后，陈永贵在介绍大寨经验时，除了谈阶级斗争外，还把大寨经验介绍为是抓“斗私批修”的结果，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的结果；大寨艰苦奋斗的精神、农业生产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被放在了次位。
   
     文盲总理“日理万机”
   
     在毛泽东后期的阶级斗争理论中，他主张打破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经过共产党二三十年的改造，但世界观仍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打破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办法之一，就是让工人和贫农、下中农“渗”进知识分子的汪洋大海中。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陈永贵作为一个半文盲才能荣登副总理的宝座。
   
     1975年1月中旬，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他的“后台”就是毛泽东。
   
     陈永贵上台后，分工管全国的农业，天天要看文件，要做指示、做报告，不仅如此，他每天还要批阅很多的材料，这些材料都由他从昔阳县带到北京的秘书先看，然后挑重要的向他说说，或把最重要的地方划出来给他看，认不得的地方给他念念。他同意的，就在材料上划个圈，或写个“同意”。
   
     据说，尽管陈永贵对于很多国家大事时常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他划圈却划得很快。他的好朋友张怀英曾这样问他：“你怎么划圈这么快?” 陈永贵答道：“华国锋、李先念划圈，我也就划圈。我信得过他们！”
   
     “文盲总理”最头疼的事情就是作报告。每当此时，他就先让“秀才”们将他的“意思”谱成讲稿，但文字稿他是不会念的，于是，昔阳县专门为他印了一种稿纸——每一个格子抵得上普通稿纸的四个格子大，行与行之间也空得宽，每一张纸只有一百个字左右。县里有那么几个熟悉他认字习惯的秀才，把他的讲稿用正楷抄在这种 稿纸上，他不认得的字，要在空行里注上他认得的同音别字。这种闹剧，恐怕也只有文革时候的中国才有！
   
     到文革后期，陈永贵的威望臻至顶峰，当时，除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没有一个人敢公开批评他。“四人帮”和其他一些人背后也骂陈永贵，但不敢公开批评，更不敢见诸文字。在毛泽东去世前，对陈永贵和大寨，全国都是一片表扬声。
   
     从副总理之位回归农民本色
   
     文革结束后，华国锋喊出了“两个凡是”，毛泽东余威尚严，“农业学大寨“运动也因此仍在原有轨道上运行，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强化，而陈永贵也继续得到中央重用。
   
     1977年，中共召开十一大，陈永贵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仍主管农业工作。在这段时间里，陈永贵继续用过去的思维和口号，推动全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工作。他的这一工作思想得到了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的支持。
   
     1978年5月，中国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次讨论，也包括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各种意见反映到中央后，中央认为这是事关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问题，时已进入中央主持工作的邓小平对此表态，称中央对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争论，暂不发文件，不下结论，而是由山西省委按照真理标准去实事求是地总结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经验和教训。
   
     1980年上半年，山西省委对“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工作进行总结，后来还写出了《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文件指出：大寨“左”的路线“需要体现它的典型；大寨由于其代表人物的关系，也就很自然地走向反面，成为农业战线推行‘左’倾路线的典型”，“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倾路线，主要由陈永贵负责”（1980年8月 24日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

     后来，邓小平向山西省委转发了这一文件，不久，陈永贵辞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会议上，“下台”的陈永贵没能当选为中央委员，但他住在北京部长楼里，生活待遇和从前一样。
   
     虽然退下了“宰相”的神坛，但他仍保持着农民本色——哪里有劳动，就往哪里钻；他担任东郊农场顾问后，多次到农场帮助那里分析农业生产情况。
   

江青
   
     江青1939年与毛泽东结婚，是毛泽东的第三任妻子，她生性开放、刚烈并富有极强的表现欲望。她是毛泽东的坚定追随者和支持者，在毛泽东酝酿、发动、捍卫文革的全部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江青从一个普通演员转变为中共中央在文革期间一位轰轰烈烈的关键人物，不能不说是一个传奇，但是她的一生充满争议。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的组织和实施者，在当时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的伟大旗手”，并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组成四人帮开展活动；而文革结束后却被贬低为当代的“吕后”、“武则天”、“白骨精”。西方也有人称她为“中国的伊维塔•庇隆”。
   
     江青1915年生于山东诸城，原名李云鹤，1929年15岁的李云鹤进入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了一年多话剧，这为她以后成为演员奠定了基础，也是她在以后工作中充满表现欲的根源。和封建时期的中国其他女孩子的命运一样，1931年5月年仅18岁的她嫁给富家子弟裴明伦，而仅仅两个月后与却又与其离婚。1932年，李云鹤与大她三岁的共产党地下宣传部长俞启威（黄敬）同居，并在俞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青年支部委员。在俞启威被捕后李云鹤逃往上海，从而开始了以蓝苹为艺名的演艺生涯。先后出演了《娜拉》、《自由神》、《都市风光》、《狼山喋血记》、《大雷雨》、《王老五》等影片并受到好评。
   
     蓝苹的感情生活比她的戏剧更丰富的，在此期间她先与与影评人唐纳同居，后与导演章泯同居。受革命思潮的影响，七七事变之后蓝苹离开上海到延安参加革命，并改名为江青。1939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同意的状况下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从而开始了江青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政治生涯。
   
     江青在文革前担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由于她搞出几部现代题材的戏剧，且思想性与艺术性兼优，已在中国文艺界崭露头角。但直到文革前夕，她都未正式参与中共的政治活动。1965年春天，毛泽东在秘密寻找文革的开路先锋时，看中了江青，让她潜赴沪上，联络姚文元，藉批判《海瑞》之机，行捣毁北京市委之实。1965年11月，受毛泽东指示，在上海组织编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后来得到林彪支持，在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一面组织力量改编《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一面“批判”、禁绝各种戏剧、音乐、舞蹈等文艺作品，造成“八亿人民八部戏”的局面。同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她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至此，可以说文革的大权事实上已经掌握在江青手中。
   
     文革开始后，江青逐渐走上政治前台，也开始了对政治权利的追求。她认为，自己30年代作演员时的经历，不应该再被别人提起来。1966年10月，江青通过林彪的夫人叶群，让空军派人到上海，在电影界人士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顾而己、赵丹的家中搜查有关自己的材料，凡是书信、日记本、笔记本、稿纸之类的东西都拿了回来。搜到的材料，很快就送到北京烧毁了。并以“特务”、“叛徒”、“历史反革命”等罪名对郑君里、赵丹、张瑞芳、顾而已等18名知道江青的底细的人进行迫害。
   
     1966年11月28日，“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台下是江青“统率”的“文艺大军”。这次大会，可以说是江青作为“文艺革命的旗手”的登基典礼。江青在讲话中提及“大家知道，在三十多年前，鲁迅曾经是领导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此言一出，台下立即加以“延伸”，把她加封为“领导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伟大旗手”。“旗手”之冠便由此而来。
   
     这时候的江青，还处于“夺权”的阶段，并与林彪密切合作。1966年林彪委托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件表明江青、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公开结合的事情。在工作方法上也各有自己的创造。江青和林彪都讲究仪式。林彪发明手持小红书，口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要求群众作出“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呼应。而江青也有自己的创造，她的仪式是她呼唤“同志们好”，要求群众呼应“向江青同志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这也是江青具有表现欲体现。

     1969年江青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她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进而成为毛泽东晚年时代的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江青在文革小组的权力，大到可以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名义联名颁发文件的程度。人们理所当然地不敢说出对她任何不满。
   
     1976年打倒邓小平是江青最后一次胜利。在这之后江青走向末日。1976年10月6日因文化大革命期间“反革命”活动而被逮捕。1977年7月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江青被永远开除党籍，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1983年1月依法减为无期徒刑。1991年5月14日，在北京保外就医的江青，用两根鞋带栓在一起在床之间的空挡中结束自己的生命。而江青的自杀也正说明她是一位性格刚烈的女子。
   
     生活中的江青喜欢拍照和看戏，并且喜欢将自己喜爱的文物据为己有，据查，仅被江青拿走的印章、字画、古墨、古砚、金表等，就达743件。她一人霸占了8辆轿车。她在北京、天津、广州、武汉、杭州、青岛、北戴河等地霸占住房27处。
   
     江青曾自称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让我咬谁就咬谁”。毛泽东需要江青这样的助手，与此同时，文革后期也有意把责任推给她承担，林彪已死，她便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
   
     江青有文才、口才，有艺术素养，更有政治欲望。在波诡云谲的时代，她成为文革的牺牲品，这是她人生的一大悲剧。

蒯大富
   
     蒯大富，四十年前的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智擒王光美”使他跻身中国当年最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但是却象流星样转瞬即逝，文革开始两年就被打倒。四十年后，走出监狱的他，现在已是一名令人称羡慕的百万富翁。
   
     刚被刘少奇打倒 就被毛泽东救了
   
     毛泽东指示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后，北京各高等院校狂热的学生纷纷起来“造学校领导人的反”。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随即派工作组到学校，试图将运动纳入党领导下的正常轨道，并把运动的领导权抓在中央的手上。刘少奇夫妇完全没有意识到，向清华派驻工作组，竟是授人以柄，招致突如其来的毁灭性的打击。点燃这场灾难的火柴的竟然是清华学生蒯大富。
   
     1966年6月3日，清华大学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贴出《“怀疑一切”万岁》的大字报，引起工作组组长叶林及副组长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注意。叶林在几天后的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说：“清华园文化革命形势是好的，但要防止坏人浑水摸鱼。有一位叫蒯大富的，写大字报说要怀疑一切，公然号召推翻我们现有的一切。难道社会主义也要推翻吗？这是右派言论。”
   
     蒯大富没有接受工作组的批评，他于6月21日在一张大字报上写下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他甚至提出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
   
     刘少奇知情后，指示清华工作组进行了“反蒯斗争”和“反干扰运动”，召开大会批斗蒯大富，并开除了他的团籍，关押18天。然而，充满“革命”热情的蒯大富在关押期间却非常强硬，并一度以绝食抗议。
   
     蒯大富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都没想到主席和少奇之间有矛盾，他们可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啊。我不过是从农村出来的，后来把刘少奇打倒了，大家都说蒯大富当年最早看出了路线斗争，那是吹牛，不可能。工作组进校后，秩序立刻就恢复了，说实在的也没错。”
   
     当时工作组的第一反应就是1957年的“右派”又回来了，蒯大富就是“右派”。在这种情况下，蒯大富就不可能和刘少奇站在一条线上了。蒯大富和工作组斗争，工作组就开始围剿给他们提意见的人，速度非常快，效率非常高，到最后蒯大富都感到自己就是反革命了。清华打了八百多个反革命，蒯大富是头，第一号，叫“蒯派”。
   
     蒯大富当时在清华大学化学系三年级，就在他自己已经准备着要被送劳改时，在外地的毛泽东突然就回北京了，刘少奇还以为毛是来支持他的，可毛回京后却说：“看到北京各大学学生运动被阻拦很痛心。谁镇压学生运动啊？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蒯大富这才恢复自由。

   
     7月30日、31日，周恩来在清华大学和人民大会堂专门听取蒯大富个人的汇报，蒯大富回忆说：“总理说：‘主席和中央派我来，想听听你对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你从现在开始给我讲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事情，我向你保证，听你讲完最后一句话’。”这句话让他印象非常深刻。
   
     不久，毛泽东于8月5日贴出了他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而此前一天，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由是获得“解放”。就这样，蒯大富不但参加了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还参与创建清华井冈山兵团并成为第一把手（人称“蒯司令”），当上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副司令，成为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
   
     掀起“倒刘”狂潮 到达政治顶峰
   
     蒯大富开始结束中共高层频繁的接见（他曾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这是“做梦也不能想到”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参加造反的决心愈发坚定。
   
     1966年12月18日下午，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召见蒯大富，指使他发动“倒刘”行动。蒯大富心领神会，于25日发动“打倒刘少奇”的大规模行动，率领数千人到天安门广场召开“誓师大会”，煽起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顷刻间，中国大地上刮起了一股“倒刘”狂潮。
   
     1967年1月6日，蒯大富率清华井冈山兵团“智擒王光美”是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他给王光美拨电话，谎称她的女儿刘平平被汽车撞伤，正在人民医院抢救，需要家长签字，由于周恩来此前曾劝告刘少奇和王光美不要离开中南海，就在王光美犹豫不决之际，刘少奇坚持前往。
   
     刘、王驱车来到医院没有发现女儿，却看到了作为人质扣留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然后王光美被绑架到清华批斗。蒯大富曾得意地宣称：“为革命造谣是光荣的！”也就是从那时起，蒯大富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率先推向了全国。
   
     1967年4月10号，仿佛是红卫兵的节日。那一天，在蒯大富主持下，清华造反派召开三十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他们强迫王光美穿上资产阶级的旗袍和高跟鞋，戴上乒乓球串成的项链，极尽羞辱之能事。除了王光美，他们还把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三百人押来陪斗，创造了文革批斗会的规模第一。
   
     8月5号再行批斗，康生太太曹轶欧担当指挥，毛泽东夫妇派女儿李讷亲临现场观察。刘少奇被打得鼻青脸肿，一只鞋被踩掉，双臂被反扭着，向巨幅漫画上的红卫兵鞠躬请罪。
   
     蒯大富坚定不移的“造反精神”很快得到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欣赏”。正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蒯大富很快当上了上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并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
   
     此后，蒯大富和他的井冈山兵团在“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充当主要角色。1967年6月，他们围困中南海，采用喊口号，贴标语，高音喇叭广播，甚至绝食的方法，勒令刘少奇写检查，低头认罪，接受批斗。
   
     1967年7月25日，林彪接见红卫兵时，带蒯大富登上了天安门——蒯大富也登上了人生的政治高峰。后来，他又在《井冈山》报上发表《无产阶级大夺权万岁》，大谈“夺权经”。
   
     然而，蒯大富只不过是中国“一哥”（毛泽东）和“二哥”（刘少奇）之间斗争的一颗“子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刘少奇把我打成全国第一号大右派，毛泽东把我当成全国第一号大左派，就这么简单的事。”
   
     被赶下历史舞台
   
     到了1967年秋，以刘少奇为核心的等一大批党内 “走资派”基本被彻底批倒批“臭”了。这可以说文革的最终目的基本达到了。中国陷入毛泽东称之为“全面内战”的险境已有不少时日，到了1968年夏季，毛泽东其实已经开始了有步骤的组织与思想清理。但毛泽东仍感到局面难于控制而适时地说一句：“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1967年，蒯大富的清华井冈山兵团分裂，分化“清华四一四井冈山兵团”。1968年5月，蒯大富指挥井冈山兵团，掀起“百日大武斗”，把“清华四一四井冈山兵团”分割围困在清华各个建筑之中，致使武斗剧烈升级，导致致使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生残疾。清华的武斗还导致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大规模武斗。。蒯大富没有想到，这时他作茧自缚，迅速滑向毁灭的边缘。
   
     1968年夏天，毛泽东不再“作壁上观”。他从北京各大工厂选派3万工人，组成“工宣队”，让他们手拿红宝书，徒手进入清华，立即结束武斗。工人们拆除校内据点，把被围困了一百天的“清华四一四井冈山兵团”送达安全地带。但蒯大富拒绝放下武器，相反还向工人投掷石块，用大刀和长矛砍杀，从楼上扔下自制手榴弹。他们竟当场打死五名工宣队员，打伤七百多名。
   
     随后，蒯大富开车向昌平逃去。
   
     听到消息，毛泽东勃然大怒，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五大领袖”并狠狠批评蒯大富——“我再说一遍，谁如果不听劝告，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谁就是国民党、土匪，就歼灭之！”毛泽东的话一锤定音，红卫兵全部赶下了历史舞台。
   
     五大领袖返回学校下，动员手下放下武器，停止战斗。失去“兵权”的蒯大富就这样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
   
     从劳改犯到百万富翁
   
     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落幕后，蒯大富被“下放”。1968年12月，他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冶金部三○四厂）任技术员；两年后，他又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审查结束后，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一说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
   
     文革结束后，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逮捕，并于1983年3月10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1987年10月，刑满释放的蒯大富回到青铜峡铝厂工作，后来和妻子到山东省蓬莱振兴实业总公司任工程师。曾有消息称，在1993年春，他受北京一家街道企业之聘到首都任职，但很快惊动了王光美等中共高层领导，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苏常州，随后南下深圳创业，成为一名百万富翁。
   
     出狱后的蒯大富极少以本名示人，以至于有媒体想作采访，他也显得慎乎其微。这位曾经在中国大地上名噪一时的造反派头头承认自己在文革中有过错，但却始终不肯接受判决书上对其怀有“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反革命动机”的控诉。

康生
   
     康生1898年出生于山东省胶南县一个地主家庭。中学毕业后全家迁居诸城。1924年夏，康生到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读书，又改名为张耘。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改名康生。中国官方的资料称，文革期间，康生共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解放军高级干部”839人。
   
     “特科”出身
   
     1930年，康生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成为中央委员，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30年代参加中共中央的“特科”领导工作，任第三科科长。该科是在上海活动最久的中共秘密机关，在这种同事、朋友甚至上司随时可能叛变的环境下，艰难求生，可以想象，康生为什么后来变成偏执狂，整起人来不择手段了。
   
     后来康生出任中共驻莫斯科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又熟悉了苏联的“肃反”模式。后来他回到延安，任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1943年，他负责“审查干部”的工作，掀起“抢救失足者运动”，使四万人的延安挖出了上万名“特务”，遭到各方指责。但由于他批王明得力，拥护“毛泽东思想”，因此，仍得到毛泽东的信任。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上，他成为政治局委员。

   
     1959年，康生在庐山会议上十分活跃，他批判彭德怀的发言，均记录在案。为给这场批判提供理论根据，他及时进呈的《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问题》语录备受赏识，毛泽东批示出席会议者人手一份。
   
     康生当年如此活跃，所倚仗的主要就是假借毛泽东这面大旗，而他1960年代在党内的重新得势，也正是与他利用这面大旗取得一个又一个整人的辉煌“战果”直接有关。八届十中全会前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批判“单干风”，康生就立即抓到了邓子恢批评“大跃进”的讲话。毛泽东会上批“翻案风”，康生抓住一部小说《刘志丹》不放，说是“利用小说反党”，居然就造出一个“反党”集团。
   
     文革中的三大案
   
     康生整人，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暗示或由江青传达）的意思设局定罪，开始时不需要证据，一切都可以后期罗织。文革中，康生著名的“成绩”是“三大案”：
   
     为了给刘少奇罗织罪名，1967年，康生制造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此案须上溯至1936年，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时，有一批中共高官被捕。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让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61人履行监狱规定的自首手续（假投降）出狱。康生给他们戴上“叛变自首”的帽子，是为了给刘少奇安上“招降纳叛”的罪名。
   
     1968年1月21日，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突然在北京被捕，罪名是“叛变、特务”，赵坚不认罪，此案云南省138万人被牵连，一万四千余人被迫害致死。此即“赵健民特务案”。
   
     1968年2月4日，康生号召内蒙古开展挖“内人党”运动。“内人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于1924年，以实现内蒙古自治为目标。1940年代，中共怕它势力壮大，指示它停止活动。文革中，康生说“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结果全内蒙古有三十四万六千余人被审查、揪斗、关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因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者达八万七千一百八十余人，整死的则有16222人。此即“内人党冤案”。
   
     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到北大学生宿舍，鼓动学生造反
   
     自陈伯达在1970年8月倒台后，康生闭门养病，深居简出。据推测，康生此举是对毛泽东将“文革战友”陈伯达整下台的做法感到不满，“兔死狐悲”，因而称病告退，“甩手不干”了。但他并未失宠于毛泽东，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他升任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不过此后他仍旧隐居，直至病逝。
   
     1975年12月16日，康生在北京以膀胱癌病故，终年77岁。1978年，陈云说：“刘少奇是人不是鬼，康生是鬼不是人”，这两句话广为流传，而张国焘在文革初起时谈到康生时表示，“有人说他如何厉害，我看不是；他永远是个工具，是个糊涂人。”

红卫兵
   
     当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之时，成千上万的小生命也在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呱呱坠地了。17年之后，年轻的共和国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文化大革命”，在五星红旗下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共和国第一代少男少女们——红卫兵，在其中扮演了特殊而可悲的角色。谓其特殊，是因为他们有如孙猴出世，突兀而来，大闹天下，一时竟成为天之骄子，成为“文革”的开路先锋和勇猛闯将；谓其可悲，是因为他们希望共和国长治久安，却导致了一场空前的大动乱；希望成为红色接班人，却成了教育改造的对象，落魄他乡。几十年后的今天，回顾红卫兵运动的历史，咀嚼红卫兵一代的命运，仍令人扼腕，发人深思。
   
     横空出世
   
     1966年春夏之交，中国的政治空气中充满了浓烈的火药味。4月10日，中央批发经毛泽东3次修改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断定建国后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5月7日，毛泽东发出指示“学生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5月8日开始，社会上掀起了批判“三家村”的高潮；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宣布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领导“文化大革命”。“文革”正式爆发。

     正是在这种紧张、异样而又强烈刺激的气氛中，红卫兵——这个神奇而浪漫的学生组织诞生了。
   
     红卫兵组织最早出现于中学。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的一群中学生——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名作家的张承志和秦晓鹰——在圆明园聚会，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决定成立秘密的学生组织——红卫兵。他们声称自己是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毛主席是他们的“红司令”。这一天成为红卫兵的诞生日。6月2日，清华附中贴出了署名为“红卫兵” 的大字报，红卫兵组织第一次公开亮相。受此影响，北京的很多中学也出现了学生自发组织的“红卫兵”。
   
     红卫兵组织公开化合法化是在反工作组的过程中完成的。
   
     19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7人贴出了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指责宋、陆、彭等人压制广大师生的革命要求，把学校的“文革”运动弄得“冷冷清清，死气沉沉”。6月1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这篇大字报。次日，《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头条全文登载了这张大字报，并同时以《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为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北大事件很快波及到北京和各地的高校，掀起一片“学生批判校长”的热潮，形势一片混乱。
   
     为控制日益动荡的局势，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决定向北京和全国各地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对不断扩大的事态采取疏导和控制的方针。到7月中旬，局势已有所缓和，学生的造反劲头也有所收敛。就在此时，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明确表示了他反对工作组、支持学生造反的态度。毛泽东的支持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煽动，使一度沉寂的反工作组运动再次高涨起来，形势急转直下，从此学生的造反风愈刮愈猛，终于使局势失去了控制。
   
     工作组的被否定，为红卫兵组织的合法化、公开化埋下了伏笔。8月1日，毛泽东亲自写信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对他们的造反表示支持。几天后，他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贴出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口气严厉，措辞激烈，进一步批判了工作组压制学生的做法。毛泽东这两个举动，实际上肯定了红卫兵组织的合法性，给红卫兵以巨大的精神鼓舞。这期间，老红卫兵组织纷纷从秘密转向公开，新的红卫兵组织也纷纷成立，取得了合法地位。红卫兵很快从学校冲向社会，登上历史舞台，掀起了狂涛巨澜。
   
     狂涛巨澜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接着又令人难以置信地于8月至11月间，7次接见了红卫兵，平均不到半个月接见一次。这8次接见，总共达1100万人次。毛泽东连续不断地接见红卫兵，巩固了红卫兵坚持“造反”的信心和决心，同时也加剧了红卫兵对毛泽东的崇拜心理。
   
     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过程中，红卫兵掀起了破“四旧”和“大串连”的高潮。
   
     所谓“破四旧”，就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红卫兵“破四旧”的行为是荒诞疯狂、骇人听闻的。他们成群结队涌上街头，张贴传单、标语和大字报，把街道、单位的名字改为带有浓厚“革命”色彩的名字。北京的长安街被改成“东方红大路”，全聚德烤鸭店被改成“北京烤鸭店”，上海的“永安”百货公司被改为“永红”百货公司，有悠久历史的成都“陈麻婆豆腐”被改为“麻辣豆腐”。红卫兵在街头路口设立纠察站，强迫人们把牛仔裤改为短裤，把“火箭鞋”改为凉鞋，把高跟鞋改为平底鞋，不准留长头发，不准穿港式衣服。一时间，小平头、中山装、平底鞋成了中国人统一的服饰格调。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红卫兵也同样视为“四旧”，予以砸烂和打碎，大批书刊在他们手中化为灰烬，众多的文化古迹被他们破坏得面目全非。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红卫兵对地、富、反、坏、右、知识分子等所谓的“牛鬼蛇神”进行了野蛮的抄家和残酷的迫害，任意揪斗、殴打，乃至将其折磨至死，许多人为之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破四旧”活动是历史上的一场“红色恐怖”。
   
     从红卫兵运动的发展走向来看，“破四旧”使红卫兵的影响范围从学校扩展到了全社会。斗争对象变成了包括地、富、反、坏、右在内的所有“牛鬼蛇神”。从学校到社会，这是红卫兵成为社会政治力量的关键一步。
   
     “大串连”开始只是少数红卫兵的自发行为，随着毛泽东的不断接见而成为红卫兵运动的重要内容。红卫兵的“大串连”起初主要是乘车串连，车船票一律免费，而且各地遍设“联络站”、“接待站”，以招待串连的红卫兵。之后由于交通拥挤，车船超负荷运行，中央号召徒步串连。《人民日报》发表《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赞扬“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连，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在中央的倡导下，徒步串连成了一时的风尚。

     红卫兵参加大串连的动机尽管千差万别，但相当多的人带着浓厚的政治目的。到北京串联的红卫兵，除了“想见毛泽东”的朴素情感之外，不少人是为了上访和寻求支持。运动初期，各省市领导大多对红卫兵持抵制态度，受到压制的红卫兵不服气，借大串连之机，便高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悲壮歌曲，纷纷上京告状，控诉“受压”之苦。这些上京告状的红卫兵大多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他们在幸福感激之余，也在精神上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回到原单位后更加狂热地投入运动。从北京杀向各地的红卫兵则凭借优越的身份，俨然以“钦差大臣”自居，四处煽风点火，传经送宝，或挑动支持红卫兵起来造反，鼓动他们冲击党政机关，或冲击工厂、农村，挑动工农造反。正是在此过程中，红卫兵成为“闯将”和运动的突击力量。
   
     从1966年11月起，鉴于“大串连”给各方面带来的压力和困难，中央开始劝止红卫兵不要再到北京去。12月中旬，周恩来在讲话中宣布停止红卫兵免费乘坐车船的待遇。但红卫兵的“大串连”并未就此终止，只是规模越来越小而已。
   
     1966年10月开始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论对“文化大革命”还是对红卫兵运动都具有转折意义。在这之前，运动的重点在教育界和文化界，批斗的对象主要是地、富、反、坏、右及“反动学术权威”；在这之后，运动的重点变成了各级党政机关，批斗的对象变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之前，各地区、各级领导干部尚能对“文革”的一些错误做法采取抵制对策，在这之后，他们本身也成为斗争对象而陷于被动。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红卫兵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除普遍冲击各级领导机关，揪斗大批领导干部外，他们还充当了中央文革的过河卒子，制造了在全国很有影响的几个大事件。1966年11月，聂元梓、孙蓬一受江青的密令前往上海，从事打倒上海市委、从而彻底搅乱上海的活动；1966年底，受中央文革指使，蒯大富的“三司”红卫兵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二五”大行动，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推向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与此同时，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为开路先锋，各地红卫兵掀起了“揪叛徒”的狂潮，致使许多老干部蒙受冤屈。
   
     运动初期受血统论和工作组压制的大批学生得到“解放”，纷纷组织红卫兵，致使红卫兵队伍空前壮大。由于这些后起的红卫兵大多不是“文革”前政策的受益者，长期受压制，他们更能领会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意图，对运动更加投入，造反精神更为彻底。他们热衷于反血统论和斗“走资派”，唯中央文革马首是瞻。与此相反，老红卫兵由于家庭背景的关系，坚持血统论，对斗“走资派”有抵触情绪，对中央文革也从运动初期的紧跟逐渐变为对抗。这样，红卫兵组织第一次出现大的分裂，结果是老红卫兵日渐失势，最后因“联动”反中央文革被镇压而退出历史舞台。
   
     大动荡、大分化、大武斗
   
     1967年1月，上海发生“一月风暴”，接着开始了全国性的夺权运动。红卫兵和其他群众组织一道参加了这场运动。红卫兵的夺权范围来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社会上的夺权。这种情况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红卫兵组织的单独夺权。这种夺权由于红卫兵缺乏经验和不符合中央“三团结”的精神，大多没有成功。第二类是红卫兵与其他群众组织的联合夺权，这种夺权红卫兵往往不占主导地位，但因容纳了广泛的群众组织，又实现了“三结合”，得到中央的首肯，所以获得了成功。
   
     红卫兵的另一种夺权是各学校内部的夺权。1967年初，中央文革小组开始由“文革”初期的倚重红卫兵转为倚重工人造反组织，加之红卫兵缺乏经验，使他们在社会上的夺权中处于下风，逐渐让位于工人阶级，这就迫使红卫兵把夺取本校最高权力作为奋斗目标。在夺权运动中，红卫兵组织因利益分配不均开始出现分裂。
   
     这是红卫兵组织继1966年下半年分裂之后的又一次大分裂。与上一次分裂相比，这一次分裂更为复杂。在学校，红卫兵组织林立，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相互攻击、混战；在社会上，红卫兵组织也分裂成两大派，与对立的工人、农民、机关等群众组织处于对立和冲突之中。
   
     两派红卫兵组织的派性斗争时常伴随着武力械斗，到1967年夏天终于演变成一场遍及全国的大武斗。几乎所有的红卫兵组织都卷入了这场武斗。他们自制或抢夺军队的武器弹药，修筑工事，模仿战争年代的战斗场面，或冲锋，或固守，或强攻，或偷袭，制造了许多惨不忍睹的血案。不少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在无知和狂热中过早地凋落了。
   
     文化大革命伊始，千千万万的红卫兵成为冲击刘少奇权力集团的政治武器和先锋部队。他们忠心不贰，对毛泽东的崇拜狂热到近乎宗教信仰的境界。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付出了忠诚、热血、青春乃至生命。同时，在这种盲目的革命激情冲击之下，卫卫兵成为一股恐怖力量，对国家行政体系、社会秩序、文化价值观念以及千千万万人的无辜生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

 黄帅
    
     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黄帅。这位“革命小闯将”当年只有十二岁，江青等人精心删改她的日记，将其塑造为反潮流的象征，批判“师道尊严”，使刚刚有所恢复的教育秩序又遭破坏。而在“四人帮”被粉碎后，黄帅也随之遭到口诛笔伐。现在，步入中年的黄帅已经过着平静的生活，但经历过的那场风波，令她一直惧怕记者，“怕他们编故事，怕他们把简简单单的事情描绘得五彩缤纷的，让世人都花了眼。我被涂上的五颜六色怕是一生也洗不去了。”
    
     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可以说未谙世事，如何在一夜之间大红大紫，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在那个荒唐的年代，这个原本荒唐的故事，倒成了平常之事。林彪集团1971年覆灭之后，江清集团展开“批林批孔”运动，其目标就是批判宣扬“上智下愚”维护等级制度的孔孟之道，矛头指向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这期间，江青等人制造了一系列古怪事件，为攻击周恩来提供“现实根据”，黄帅事件便是其中的一桩。
    
     1973年底，黄帅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上学。班主任让全班同学都写日记，要求写出心里话。9月7日，黄帅这天的日记令她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黄帅的班主任看了这篇日记后说“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于是，接下来两个多月，老师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不要跟着她跑，要和她划清界线”。
    
     黄帅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便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信，希望报社来人调和她和老师的矛盾。她说：“……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可是近两个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惊哭，但是，我没有被压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见。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对于黄帅来说，写这封信的目的不过是希望解决她和老师的矛盾，好安心学习。据黄帅后来讲，信寄出后，她又有些后悔，“自己原本有错，而且那位语文老师平时对我们挺不错的”。
    
     恰恰在这时，江青集团正好需要在教育界树立一个“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黄帅这封信六百字左右的信成为了江青等人的突破口。江青的亲信谢静宜回复：“不是你和你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事”。他立即指令《北京日报》把日记作了摘编，并在1974年12月12日加了编者按语公开发表。《人民日报》12月28日又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
    
     几天之内，黄帅就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让这黄帅到处演讲，在教育战线上大做文章。中国各中小学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许多地方也树立了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学校对学生的严格管理被指责为搞“师道尊严”、“复辟回潮”，许多学校出现了官员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
    
     但是，风光无限的黄帅并不快乐。对于那位因她受批判的语文老师，黄帅十分内疚。“我偷偷地哭过，可只能是在没有人的地方，我这个‘英雄’可真难当啊。”黄帅后来曾托同学捎口信给老师，说对不起他。

     时代造就了黄帅的大红大紫，而质疑“反潮流英雄”黄帅的人也被时代改变了命运。当时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有几位年轻人不赞成对这小学生日记的宣传，并以王亚卓的署名，合写一封信给黄帅，指出她的“矛头错了”。结果这四人在“四人帮”派遣的工作组主持下，被遣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劳动改造。
    
     和当时的“白卷英雄”张铁生一样，十二岁的“反潮流英雄”黄帅不过是江青等人在教育体系树立的“造反榜样”，是政治运动的工具，也是社会畸形的产物。“四人帮”把他们捧上了天，但随着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黄帅也从高潮跌入谷底。当时才十六岁黄帅被认为是“四人帮”的“小爪牙”，甚至有人往她身上吐口水、丢砖头。她的父亲被逮捕，同时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黄帅成了家庭的支撑，带着九岁的妹妹和病重的妈妈生活。
    
     1979年，黄帅报考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却未能顺利被录取。当时担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知道后作出了批示，“小孩子犯错误，能让她自己负责吗？黄帅如吸取教训，四五年后也可能了不得。一个人有正反两方面经验，就很了不起。”这样，黄帅才得以跨进了北京工业大学的校门。
    
     正因为在少年时代便经历了大起大落，所以黄帅十分珍惜上大学的机会。她的一位大学同学回忆道：“她的成绩在班上不算是最好，但大家都敬佩她的精神。我和她同寝室近三年，我很少见她晚自习在十点半以前回来。”
    
     对于黄帅来说，动荡生活已经过够了，她需要的是平静。1984年黄帅被分配到北京市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工作。那时有一位外地记者专程来采访她，但黄帅始终没有回答他的任何问题。黄帅后来对这个记者说：“一想到你是搞新闻的，有一天你会把你我之间的谈话公开给整个社会，我就有一种莫名的惶恐。”
    
     “一个女孩子，在经历了一场对于男的来说都难以忍受的痛苦后，如果在她已经平静的今天，再让人们在大街小巷津津乐道地谈论，进而也搅乱别人的平静，这实在不是我所期望的。”黄帅谈到自己的生活时说。
    
     1998年12月，黄帅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工作至今。已步人中年的黄帅每周都要回去看望父母，有时她还会把正在编辑的书稿随身带着，在父母那儿同二老呆上一两天。她常把自己写的文章拿给父亲看，有时老人家累了，黄帅就依畏在父亲身边，读给他听。父女俩边品味文章，边交流思想，天伦之乐，弥足珍贵。
    
     黄帅简历
    
     1973年，在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读五年级。
    
     1979年9月至1984年9月，在北京工业大学学习。
    
     1984年9月，到北京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工作。
    
     1986年，赴日本留学。
    
     1993年3月，获得东京大学“学术硕士”学位，到日本三和综合研究所工作。
    
     1998年12月，回到中国，到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工作。

张铁生
   
     1973年，正在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插队的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6月30日，在理化考试时，交白卷的张铁生在试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这封给“尊敬的领导”的信却造就了文革中“白卷英雄”的传奇，使张铁生成了文革时期中国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
   
     张铁生在1973年的高考试卷上仅做了三道小题，但在试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关于教育的信。在信中，张铁生诉说了自己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的心理冲突，发泄他对“书呆子”的不满。信中强调自己热衷于农业生产，繁重劳动让其没有办法复习。他还对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有着极大的反感，因为考试被“大学迷”给垄断了。
   
     “白卷英雄”张铁生（左前）和工农兵学员
   
     他在信中写道：“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
   
     这封信被同年7月19日的《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编者按说：“张铁生的理化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同年8月20日，《人民日报》又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又另加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了名噪中国的勇于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
   
     这封信被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发现后，张铁生的命运从此改变。1973年，张铁生顺利地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同年8月张铁生升任铁岭农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副书记，并受到江青接见，江青称他是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并说“我要用这块石头打人了”。1975年，第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张铁生当选为人大常委。
   
     张铁生的迅速窜红在现在看来显得有点荒唐可笑，但在当时有其深意。由于毛泽东强调教育的政治社会化功能，要求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到1964年、1965年已在高校招生中明确提出贯彻“阶级路线”问题。那些即“出身不好”的学生能考上大学真比登天还难。
   
     事实上，张铁生只是江青等人在教育体系树立的一个“造反榜样”，也是四人帮冲击刚刚恢复的高考制度的一个工具。
   
     进入文革时期，“阶级斗争”彻底贯彻到教育体系上面。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将学生昔日敬畏无比的老师赶出校门，到了8月中旬，“大串连”如火如荼，“大抄家”肆行无忌，“红卫兵”更成为江青等人手中最重要的筹码。
   
     1973年，中央决定恢复高考中的文化考试，虽然招生对像是“知青”、“青工”、“青年农民”、“解放军”等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但广大在校学生和其它青年毕竟有了上大学的机会。一时，学校教育秩序大大转好，学生也开始发奋读书了，甚嚣尘上的“读书无用论”也无多少市场了。
   
     这个对于靠“造反”发家，并且以“红卫兵”为筹码的四人帮，这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况且，这也违背了毛泽东的教育主张。在中国官方近年来对毛泽东的纪念和宣传中，毛泽东教育思想通常被归纳为“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又红又专，加强党的领导”。实际上毛泽东的教育主张主要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强调教育的政治社会化功能，要求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注定了毛泽东不可能将知识作为教育的重点，这也决定他与1973年刚刚开始恢复正常的教育现实存在着尖锐冲突，以至于不得不经常用强硬的、破坏性的方式冲击和改造它。张铁生正好是符合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典型，当然会被四人帮拿来当典型。
   
     文革资料中对张铁生的描述，并不如“革命闯将”黄帅、“造反领袖”蒯大富那么多。但是从他和前未婚妻的一段描述中可以看出一点他的性格。小侯是张铁生还没有成为“造反英雄”时的未婚妻。张铁生上大学后，名声越来越大，小侯心里没底，便止步不前了。
   
     但张铁生并不是在感情上见异思迁的人，大学三年，他写给小侯的情书不断，并公开了他们的关系，也斩断了一些姑娘对他的情意。
   
     张铁生入狱后，小侯家悔婚，小侯坚决不同意，甚至从家里搬了出来。但张铁生给她写了最后一封信，告诉她不要等了。
   
     在张铁生入狱期间，有不少受他牵连的朋友都伸出援手照顾其父母。由此可见，张铁生也一个有情有义，人缘不错的青年。在当时那个“革命”环境中，阶级观念是很多青年心中的印记，他当初写那封信或许是出于一种不平，又或许出于一种对自己“阶级”的维护感。
   
     在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这样一张白卷使张铁生得到四人帮的“赏识”，登上全国人大常委高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同时这也使他因此随后在狱中度过十二载。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张铁生只能算是被四人帮“发掘”出来的，文革这场政治斗争中的一颗棋子。

     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白塔公社考生　张铁生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原载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

 林彪
    
     在1968年10月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坐在毛泽东旁边
    
     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人物。他从1959年庐山会议迅速崛起，取代彭德怀成为国防部长，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解决了掌握兵权稳定军队的问题，而他在1970年“九大”迅速失势，直至出逃外国坠机身死，也为邓小平制造了复出的机会。三十余年过去，但林彪从失势到出逃再到死亡，事情发展之快之突然都留下难解之谜。
    
     深谙韬光养晦之理
    
     林彪1907年12月5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户地主家庭，少年时期即沉稳内向，善动脑筋。“五四”运动兴起后，林彪逐步接受新的思想，十六岁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十八岁南下广州，入黄埔军校学习军事，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林彪在南昌暴动后的游击战争中，初步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为朱德、毛泽东赏识，不到三十岁即担任毛泽东嫡系部队红一军团团长。他的突击战术，多次击败国民革命军的围剿。之后，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中，均有赫赫战绩。
    
     中共建政后，林彪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5年获授元帅军衔，名位仅列朱德、彭德怀之后。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林彪实际上未有重要的实际职务，虽然在十位元帅中是最年轻的人，但其健康状况欠佳，予外界的印象比较消沉。
    
     但大部分人认为，林彪这段时间的消沉是因为他深谙明哲保身、韬光养晦之道，在等待可以跃到前台的机会。林彪部属透露，林彪卧室内有两幅条幅，一为“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一为“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而他处理文件的原则是“主席画圈我画圈”，只有毛泽东表过态的，秘书才代他画圈，否则他常以“呈主席批示”回避表态。为表示对毛泽东的尊敬，把“请主席阅”改为“呈主席阅”，仅由此即可见出他的小心翼翼。

     庐山会议迅速崛起
    
     几年沉潜之后，1959年召开庐山会议，林彪的机会终于来临。自从1957年“大跃进”以来，毛泽东和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的分歧即日渐公开化。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会议上，毛泽东借反对“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开展整风运动，彭德怀等人虽也响应号召，但并非真心支持。而林彪则就反“教条主义”积极向毛泽东进言。虽然林彪在党内只是一般的政治局委员，直到军委扩大会议前两天才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副主席，但这种支持迅速得到毛泽东赞赏。除了在军委扩大会议开幕作表态性讲话及出席闭幕式外，林彪未再参加会议，会期中也未发任何指示或建议。可见出林彪在情况未明之前，每一次表态都是体现出小心谨慎的原则。
    
     庐山会议刚结束，毛泽东突然从反左转向反右，以及揪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做法，令全党上下一片震惊和沉默。接任国防部长的林彪则第一个打破寂静，他在当年9月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大声提出“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号召全党以主要力量学习毛泽东著作，称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捷径”，而且“学了马上就可以用”。
    
     在1960年1月的党中央会议上，林彪把毛泽东对延安抗大的题词三句话八个字总结成“三八作风”，作为军队革命化的标准。他在提出口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后又加上“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据说印数超过《圣经》的《毛主席语录》也是林彪在此时的发明创造。他要《解放军报》在报眼的位置刊登毛主席语录。
    
     1960年9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又提出了“四个第一”。在他的主持下，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从内容到表达方式尽量模仿毛泽东为红四军党代会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林彪还讨好地称这是在“复古”。
    
     这种独树一帜的方式，既在外界眼中一步步将林彪塑造出毛泽东思想捍卫者的形象，同时又让毛泽东在孤独中获得支持力量。毛泽东本来一向认为林彪对自己不构成威胁，对其赏识有加，此时则进一步判定林彪是忠实于他的思想路线的人。
    
     随后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在刘少奇等人检讨三面红旗的问题时，林彪更表明态度站在毛泽东的立场。讲话稿是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找人准备的。林彪夫人、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在北海附近的三座门军委办公地讨论发言稿时，代表林彪说要加上关于毛泽东个人天才的内容，但罗瑞卿等人并没有采用。
    
     发言稿送交林彪后，林彪认为根本没有体现他的意图，遂自己拟定了提纲。他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反映。”他认为，产生经济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很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深得毛泽东之心的林彪发言甫了，毛泽东立即带头鼓掌。
    
     得到毛泽东信任后，林彪逐步将亲信安排到军队各个要害部门：黄永胜任总参谋长，邱会作任总后勤部部长，李作鹏主掌海军，吴法宪控制空军，再加上叶群从中串连，林彪心思慎密、步步为营的策略大功告成。掌握军权之后，下一步就是党政最高权力。在中共“九大”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地位被写入党章，这是林彪一生中攀上的权力最高巅峰。
    
     林彪与儿子林立果
    
     九大之后迅速失势
    
     但是，“九大”同时也成为林彪失败的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林彪和毛泽东的分歧开始为外界所知。
    
     毛泽东没有采纳林彪、陈伯达主持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林、陈的报告《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主张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治国主要任务应是发展生产。毛泽东对此违背“阶级斗争为纲”的报告稿极其不满，另起炉灶，改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林彪、陈伯达又作了修改，呈递毛泽东，未料毛泽东连信封也不打开，即写上“退陈伯达”将修改稿发回。陈伯达随即倒台。
    
     林彪向来对张、姚“笔杆子”厌恶有加，这次却要在“九大”念他们起草的报告，心情可想而知。他直到登台前最后一分钟也没看报告一眼，秘书说：“我给您讲解一下报告”，林彪却断然拒绝：“不听！”念报告时，林彪脸色煞白，头也不抬，一口气念完报告即返回家里。叶群说：“我真担心你念错了”，林彪则回应说：“多念错一点才好！”

     林彪在1959年庐山会议接任国防部长，开始攀上权力顶峰，而1970年8月23日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则是他失败的转折点。两次庐山会议可谓林彪政治生涯的分水岭。在与毛泽东失和期间，林彪展露出性格的另一面——脾气倔强。
    
     庐山会议后两件奇怪事情更能体现林彪的硬脾气。新华社资深摄影记者杜修贤回忆说，在1971年“五一”节天安门观礼台上摆放着许多圆桌，正中的圆桌是专为毛泽东和林彪安排的。华灯初上时，毛泽东走上天安门城楼，在中央圆桌东首坐下，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董必武依次坐下，毛泽东对面的林彪座位却始终空着。过去林彪的习惯是，凡与毛泽东共同出席晚会，必定提前五分钟在电梯边等候，表示学生对老师的恭敬。这次他一反常态，迟迟不到。许久之后，才慢条斯理走上城楼。时值5月，他还披着军呢大衣，身上散发浓浓烟味。而落座之时亦很冷漠，不发一言，与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既未握手，也不搭话，甚至没看一眼。坐下不久，他就不辞而别。此情景令众人倍感震惊。
    
     根据杜修贤回忆，一个月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共同接见罗马尼亚宾客。四人抵达房间不久，外国客人也到了。仅隔一会，林彪即独自从房间离开。这两次对毛泽东一反常态的冷漠，深刻显示出林彪决不认错的强硬态度。
    
     对于林彪从权力顶峰突然跌落，一般认为，林彪是在1970年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与毛泽东就是否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意见相左，毛泽东疑其有异志。据官方证词，林彪在试图行刺毛泽东未遂后，于1971年9月13日乘三叉戟飞机和叶群、林立果出逃，飞机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机上多人全部身亡，史称九?一三事件。官方说法是飞机燃油耗尽坠毁，但也有说法认为对飞机遭受的致命一击来自外部力量，例如苏联防空军的攻击或者机内被放置定时炸弹等等。按照目前的通行看法，林彪是因为太过锋芒毕露，遭至毛泽东忌惮，而得杀身之祸。这种说法从林彪公开表示强硬态度，不惜让毛泽东在公开场合难堪上，可获得一些印证。
    
     但林彪之死到目前仍存有若干难以解释的谜团，举其要者，有两点。
    
     首先是林彪篡党夺权、搞反革命政变的罪行证据并不足够。在有关林彪罪证的材料中，有两件被列为重要证据。一张是林彪亲笔写的手令，内容是“盼照宇驰、立果同志意见办。”还有一张则是从黄永胜处查获的纸条，上有“林副主席一号命令”几个字。“宇驰”即周宇驰，时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立果”则是林彪的二十七岁儿子林立果，时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前一张手令究竟要办的是什么事？是不是能肯定就是罪证材料中所说的“搞政变”的命令？而后一张纸条，据说现已证明是准备在中苏开战时将陈云、朱德、李富春等元老及被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张闻天等人安排离开北京转往外地安顿，并非政变命令。
    
     其次，林彪虽公开表露出与毛泽东的不和，但作为国家第二号实权人物，却在毫无准备之下仓促出逃，导致事发的许多具体事件以及导火线尚不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