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列五怎么玩中奖规则:三八二十三——于丹才真正理解了中国文化

  从“经济特区”到“文化特区”

先汇报一下这次来成都前的“走遍中国”行程，在11月初从悉尼飞到温哥华，同当地的华人华侨有几次交流，谈的是“中国模式”。随后到香港住了一个多星期。11月22日，参加在广州举办的“共享文学时空”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接下来去了厦门、漳州与泉州，参观了土楼、“集美”和林语堂纪念馆。28日，又飞过台湾海峡，上到高雄佛光山拜见星云大师。下山后在高雄与台南转了一大圈。来成都前，还去了趟北京。从南边的香港、广州到北京，从宝岛台湾，再到西部文化重镇成都，这次“走遍中国”比较紧凑，收获却不少。这也是继上一个“走遍中国”关注“中国模式”后，对中国文化与价值观的探索之旅。

于丹的中国文化

“世界华人文学研讨会”是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召开，举办单位暨南大学还是挺重视挺热情的，两天的会议最重的戏是开幕式后请于丹做主题演讲，她谈中国文化。这是我第一次听于丹演讲，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于丹的想法。以前没有看过她的任何文字，但我并不反感她，一个教授能够弄得全国皆知，一定有其特长，这是任何多元社会都允许并鼓励的。即便她讲的有不符合学术甚至错误的地方，你也去讲，去纠正过来就行了，没有必要对她太过学术、太过刻薄。这是我以前对她的基本看法。那次，她演讲起来如滔滔长江之水，唐诗宋词信口道来，旁征博引，这一讲，就是将近两个小时。也彻底破坏了我对她的看法。

我听了不到五十句就开始感到不安，并且这不安越来越严重。于丹的演讲如果针对中小学生，单单寻求娱乐的电视观众，或者一些发了点财的中小企业主与暴发户，应该还是一篇能自圆其说的东西。可是，她这次是对来自世界33个国家的300位华文作家讲“中国文化”。其中有些会好几门语言，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的都有几十个，不乏专家教授。在于丹演讲的过程中，我观察周围的华人华侨，看到他们大多面无表情，我不禁感到有点迷惑，难道他们没有听出来于丹是在瞎胡扯？

于丹为了突出中国文化优越而对西方文化与宗教的不以为然，把中国的伦理抬出来同西方的宗教抗衡（好像西方就没有伦理似的），还有她洋洋自得地宣称自己就是看武侠小说长大，武侠里就有丰富的中国文化，并以武林高手练到最高境界可以以气当剑、杀人于无形来说明中国文化之高深，让我听着都觉得脸红。

为了教育她碰到的一个不懂得高深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她用大段讲述一个禅的故事。她说，古代一位混混买了三匹八吊钱一匹的布，付款时声称“三八二十三”而不是“三八二十四”，这位混混竟然以颈上人头作担保说自己是对的，只肯付二十三吊钱。一位小和尚打抱不平，说如果“三八二十三”是对的，他愿意输掉头上的帽子。众人相持不下，于是来到小和尚的师傅——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和尚处，请他作主。

没想到，老和尚沉思了一会，竟然说“三八就是二十三”，小混混是对的。小混混不但用二十三吊钱拿走了三匹布，还得了小和尚的一顶帽子，高兴而去。老和尚却因此受到镇上众人的鄙视与驱逐。小和尚一路上都愤愤不平，最后还是忍不住质问老和尚为何说“三八二十三”。老和尚说，你说那小混混的头重要，还是你头上的帽子重要？他用头来和你的帽子打赌，我能说“三八二十四”吗？

小和尚明白过来，我们大概也都能够理解那位宅心仁厚、救人一命的老和尚。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禅机”故事，加上于丹讲得声情并茂，成为整场演讲中的亮点。可亮点几乎马上变成污点，因为于丹说当时他对外国人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要告诉外国人关于中国文化的高深之处：外国人弄不懂中国文化，说我们不讲原则，是人情社会……但这故事就说明了我们中国文化的高深和美妙之处，我们的中国文化有时就可以是“三八二十三”，而不是“三八二十四”，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啊！

我听到这里差一点闭过气去！这竟然是我们的于丹大师对一位外国人，以及来自33个国家300位华语作家宣讲的中国文化之精华？我的上帝、我的老天爷啊，这个故事没错，可如果把这个故事上升到中国文化的层面，这恰恰是整个中国文化挥之不去的糟粕与梦魇啊。世界上有哪一个高深的文化可以灵活到“三八二十三”？这样的文化可能走出人治与人情的死结吗？严谨的科学与法治的现代社会能够在“三八二十三”的潜规则中诞生？但这就是我们于丹理解的中国文化，就是让她向外国人炫耀的中国文化？

我对于丹的看法依然没有改变，对她没有任何恶意，也不想对这种很努力与成功的人士求全责备，但让我不解的问题是：一个堂堂的中国大学，竟然请一个娱乐人物来给300位海外华人讲演中国文化？是你们找不到更适合的人?还是你们自己也搞不明白什么是中国文化？什么是文化？

两脚踏中西文化

由于这件事，我在接下来的“走遍中国”旅途上，常常同身边人交流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以及在周围寻求中国文化的踪迹。在福建的旅程是由华侨大学负责的。招待文化人，自然要去这些地方最著名的文化景点参观，少不了去土楼、“集美”，我们在陈嘉庚墓前缅怀他对祖国文化发展与教育事业的杰出贡献。之后还去了漳州的林语堂纪念馆，我特地在林先生那句“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对联前拍照留念。

据说是当地政府改变我们行程，安排我们去林语堂纪念馆的。我想，当地官员很有心计，大概是希望我们这些海外作家能够学习一下林语堂，也出一两个大家。面对这位“两脚踏中西文化”的文化大家，我不知道当天来访的几百位华人作家有何感想，反正我是有些惭愧的，土楼是古人的智慧结晶，陈嘉庚是传统中国教育的产物，林语堂也是1949年前培养出来的大师，我们这个时代呢？不过，我们也可以自我安慰，当今的中国出不了林语堂，责任可不全在我们这些作家哦。想一下林语堂当时处于比较动荡的时代，却能够四平八稳出版了60本著作，而我个人的创作劲头一点也不比他低，可出版一两本书，几乎耗尽了精血——不是写不出书，而是出版不容易！别说没有林语堂，就是有，也肯定被当今的出版制度折磨疯。——不知道建议我们参访林语堂纪念馆的官员是否意识到，当今中国出不了林语堂，他们的责任一点也不比我们轻。

就拿这群华语作家来说，有好几位私下告诉我，得到大会邀请到大陆开会研讨华文文学，他们激动得夜不能寐，准备了精彩的研究论文要发言与发表，作为海外游子对祖国的贡献。可是，他们的“贡献”几乎都由于内容敏感或者不适合在有领导参加的场合宣读而被婉拒。结果剩下的那些发言，无论从学术还是思想上，几乎连文化人于丹的演讲都不如。——我这才发现，问题不在于丹是否能够讲中国文化，而是其他人是否能够像于丹一样讲中国文化。如果只有那些半生不熟的人可以自由发挥，稍微有思想的就被限制甚至阉割，文化能够繁荣？民族还有希望吗？

到台湾后，我还是忍不住和周围的好几位华人华侨讨论起于丹的演讲，没想到，那些当时一言不发像大妈大婶的“作家们”马上告诉我，人家大陆那么穷，还如此奢华地招待我们，据说还高价请了于丹来演讲，我们有吃有喝，管那么多干啥？你杨恒均别没良心了。再说，大陆也就这个水平，人家喜欢于丹，你就让他们喜欢，你的子孙又不生活在这样的地方，你紧张什么？我们尽量把亲戚朋友移民到海外吧。你老抱怨，小心他们下次不邀请你回来……

台湾自由行，我们看什么？

记得刚刚开始提台湾自由行的时候，我写过一篇“大陆游客可以在台湾做的一件事”，由于台湾的法律保障民众游行示威的自由，我建议那些整天在大陆反对台独的大陆人趁到台湾旅游的机会去“总统府”门前的广场上举着“反台独”的牌子玩一次游行示威，并拍照留念。在中国人土地上，这种被保护的游行示威是绝无仅有的，何乐而不为？但后来听说这文章传播太广，引起台湾当局关注，且专门出来解释“外国人”不能在台湾搞这事。不过，这就让一些网友更气愤了，“外国人”？谁是外国人？走，到台湾总统府游行示威反台独去！假游行差一点变成了真游行。

好在迄今为止还没有大陆游客因读了我博文而在台湾惹出麻烦，我也不再出这种馊主意，咱们今天不谈政治，只谈旅游，谈文化，好不好？说起旅游，我还真不知道台湾有什么地方值得看的。台湾有些博物馆不错，但和大陆的辉煌气势相比，小巫见大巫；整个台湾的高楼大厦加起来，也比不了上海的一个区；至于大陆人耳熟能详的阿里山与日月潭，连接待我们的台湾朋友都建议不要去，怕我们失望。无论山脉还是湖泊，台湾的怎么可以同大陆的任何一个省份的相比？至于古迹，我这次去了台中的总督府，已经是台湾比较老的，但也就几百年历史……我去过台湾大概都快20次了，你问我哪里值得去，我还真一时说不上来。当然这绝不是我一人的感觉，很多大陆赴台的访客与游客都有类似的感觉。但那天，大概是我心中老想着文化吧，竟然有了一些新的感觉。

当时，我和一位朋友正在高雄与台南的大街小巷穿行，旁若无人、高谈阔论，可有那么一瞬间，我们都停了下来，我们已经走了半天，这才发现，好像进入了无人区——人不多是事实，当然并不是没有人，而是从我们身边经过、坐在路边闲聊、打理小摊小贩的台湾人都很安静，安静得让我们这些大陆来的游客几乎忽略了他们，安静得好像街道上只有我们……

这个发现让我好吃惊，走来走去找不到的文化其实就在身边，就在身边这些台湾人身上——他们中很多是从我们刚刚访问过的漳州、泉州过来的闽南人，同文同宗，可却有完全不同的风貌，平时柔声细语，但权益受到侵害时则会涌上街头，和我们正好相反，这就是文化的差异？当时站在路边的我几乎立即悟出了一个道理，我知道这次该告诉大陆自由行的游客过来看什么了，不是高楼大厦、不是湖光山色，甚至不是博物馆与古迹，这些都不能满足来自大陆的你，甚至会让你失望。

大陆游客到台湾来，应该看的是人，是人文。可惜的是，这往往是团进团出的大陆游客最没有时间与机会接触的，他们接触最多的是职业化了的当地导游与售货员。游客们缺乏了同当地人慢慢接触，从人的身上品评人文，感受文化。台湾人身上中国文化的因素要远远多于大陆人，即便同我一起开会的华人华侨，也流着更浓的中华文明的血脉。而如果我们不懂得观察台湾的人与人文，肯定是看不懂台湾的。

细细品味台湾的文化，我们会明白很多事情。包括我们这些一直专注于制度变革的人士，也应该从更大的文化框架入手，或者换个角度看问题。我举个例子，我这次考察了佛光山与台湾的宗教。大家知道，佛教在台湾堪称“佛法无边”，有些地区几乎达到一百米就有一座佛教寺庙的地步。佛教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也深入到人心里，台湾佛教派别五花八门，不排除一些误入歧途的，但总体来讲，台湾的佛教是教人向善，劝人行善。例如星云大师倡导的“人间佛教”就提倡“三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有人可能会说星云大师的“三好”没有政治立场，此话不假，在专制时代与民主时代，他们都在那里教导民众行善，做“三好”百姓，好像没什么原则，但这恰恰说明，文化高于政治，或者说政治文化只是文化的一部分。尤其在政治转型的过程中，文化高于政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例如台湾佛教团体就部分肩负了教人向善、奉献与做好人好事的任务，当政治变革时，社会处于相对混乱状态的时候，佛教等各种民间文化扮演了重要的维稳任务。而这个任务在中国大陆，一直是由政府来做的。当政府的权力无法限制，变得腐败的时候，整个文化也会被拖下水。当文化遭到破坏时发生政治转型，人心靠谁来引导？社会靠什么维护稳定？

台湾的政治转型如此平稳，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传统文化保持完好，外来文化得到尊重是重要的原因。

设立文化特区，放松对文化的控制！

现在谈谈我这次成都行的印象。成都是一个好地方，也是中国西部的文化重镇。有很多硬件都是其他城市所没有的，尤其是都江堰，建筑时间和长城差不多，工程规模也不相上下，一个是用来阻挡少数民族入侵而保卫政权，一个因势利导、兴建水利工程而造福民众，长城早就塌了，只不过为了吸引游客而重修了几次；而都江堰至今还在发挥作用。结果长城成了中华民族的象征，都江堰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当然，这说的是硬件。前面说了，一个城市要想吸引人，不应该只有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一种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东西，那就是文化，就是软实力。

一个城市最重要的财富应该是她的文化，这一点成都是做得不错，而且很有潜力。文化对于一个城市很重要，对一个国家就更是如此。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为主题，这是继1996年以来再一次提出文化主题。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发展、繁荣文化？根据这个月从南到北，由东向西“走遍中国”的一些见闻与感想，我提一个建议，那就是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发展有特色的文化，中央则解放思想，拿出当年建“经济特区”的劲头设立“文化特区”。

中国的经济崛起是从“经济特区”开始的。当初小平在中国的东南角落挥挥手划了几个圈，弄出了几个“经济特区”，后来带动了一大片地区的经济发展。经济特区的经济为什么能够率先发展？有人说是政策优惠，这没错，但以我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放松对经济的控制！

江泽民执政时把“经济特区”扩大到上海等长三角流域。胡温时代经济特区的界限模糊了，因为经济特区的经验已经不足为奇，逐渐在全国推广开来。还有一个原因，胡温时代诞生了另一个特区——互联网特区。这是下次聊的话题。

“经济特区”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这点从最后设立的一个经济特区——海南经济特区无疾而终可以看出来。因为你已经没有什么可“特”，你能特，大家都能特，还有什么特区之说？所以说，“经济特区”的时代结束了，可中国的经济还将继续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文化与价值理念的支撑，肯定难以为继，一定会出大问题。一个大国的崛起要三足鼎立才能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与制度变革。

而在当今中国现有的体制下，要繁荣文化谈何容易？别说中央高层的号召出来后几乎没有得到几个网民的支持，就看实际情况也让我们倍感焦虑：上面一说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文化人还没有看完报告，那些主管文化的机构与官员倒忙了起来。这样不行的，文化要繁荣，唯一的诀窍就是放松对文化的限制与控制。正如当初要发展经济，就是从放松对经济的控制一样。

这次“走遍中国”从香港开始，到成都结束。当时到了香港，我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香港回归这么多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经济已经并不比大陆“特”多少了，政治上也裹足不前，但香港的社会却依然保持一定的活力，大陆有钱人与孕妇仍然趋之若鹜，为什么？除了有医疗保险之外，就是教育，就是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香港就是中国的一个“文化特区”，在这里，文化是自由的。而香港人并没有因为这种自由就不爱国吧？

小平设立经济特区，江泽民扩大经济特区，胡温时代有互联网特区，那么，下一届领导人不妨考虑从设立“文化特区”入手，在经济特区内，放宽对文化的限制，任其自由健康地发展，则不愁文化不繁荣！松开限制文化发展、控制民众思想解放的紧箍咒，文化才能发展，文化才能繁荣！

杨恒均 2011－12－7 成都

许锡良

许锡良的博客 2011-12-10 00:24:36

我的朋友杨恒均博士最近参加了一个在广州暨南大学召开的“世界华人文学研讨会”，第一次近距离亲自聆听了中国文化大师、北京师大教授于丹女士关于中国文化的演讲，他感觉很惊讶，很脸红，突然就改变了对于丹的看法。

杨恒均博士说：“两天的会议最重的戏是开幕式后请于丹做主题演讲，她谈中国文化。这是我第一次听于丹演讲，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于丹的想法。”，而之前对于丹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但是，经过这次会议就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因为，“她演讲起来如滔滔长江之水，唐诗宋词信口道来，旁征博引，这一讲，就是将近两个小时。也彻底破坏了我对她的看法。”原因呢？是因为：“于丹为了突出中国文化优越而对西方文化与宗教的不以为然，把中国的伦理抬出来同西方的宗教抗衡（好像西方就没有伦理似的），还有她洋洋自得地宣称自己就是看武侠小说长大，武侠里就有丰富的中国文化，并以武林高手练到最高境界可以以气当剑、杀人于无形来说明中国文化之高深，让我听着都觉得脸红。”

更为反感的是，于丹花了很长时间讲一个禅宗的故事。杨恒均博士介绍说：“为了教育她碰到的一个不懂得高深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她用大段讲述一个禅的故事。她说，古代一位混混买了三匹八吊钱一匹的布，付款时声称‘三八二十三’而不是‘三八二十四’，这位混混竟然以颈上人头作担保说自己是对的，只肯付二十三吊钱。一位小和尚打抱不平，说如果‘三八二十三’是对的，他愿意输掉头上的帽子。众人相持不下，于是来到小和尚的师傅——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和尚处，请他作主。

没想到，老和尚沉思了一会，竟然说‘三八就是二十三’，小混混是对的。小混混不但用二十三吊钱拿走了三匹布，还得了小和尚的一顶帽子，高兴而去。老和尚却因此受到镇上众人的鄙视与驱逐。小和尚一路上都愤愤不平，最后还是忍不住质问老和尚为何说‘三八二十三’。老和尚说，你说那小混混的头重要，还是你头上的帽子重要？他用头来和你的帽子打赌，我能说‘三八二十四’吗？

小和尚明白过来，我们大概也都能够理解那位宅心仁厚、救人一命的老和尚。”

杨先生然后这样评价于丹大师的这个故事：“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禅机‘故事，加上于丹讲得声情并茂，成为整场演讲中的亮点。可亮点几乎马上变成污点，因为于丹说当时他对外国人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要告诉外国人关于中国文化的高深之处：外国人弄不懂中国文化，说我们不讲原则，是人情社会……但这故事就说明了我们中国文化的高深和美妙之处，我们的中国文化有时就可以是‘三八二十三’，而不是‘三八二十四’，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啊！”

  杨恒均博士在听讲过程中，脸红、耳赤、心跳，那种急哄哄的样子，想来确实是比较好笑的。其他人边听边半闭着眼，姑妄言之，姑妄听之，无动于衷，确实得禅宗故事的真谛，唯独这个杨博士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仿佛从来没有听过禅宗故事，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文化似的。

 其实我关注于丹大师已经好多年了。确实，不得不服的是，于丹是中国极少数最懂中国文化的人之一。不愧为中国儒家文化大师。不过，与其他的中国儒家文化大师比如余秋雨先生之类相比，于丹大师更具有活学活用的本领，她有把任何听众都当成幼儿园的孩子给他们讲故事的耐心与兴趣，同时又具备了中国剑客高手那样的狠毒劲，还有戏子般的表演功夫。可谓是中国当代集中国文化之大成的人物。杨博士却不肯配合表演，硬要充当《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小孩子，道破其中奥秘，真是一点也不好玩。杨博士多年在国外游荡，确实对本土文化已经日渐生疏了。我以为于丹大师所说的，“以武林高手练到最高境界可以以气当剑、杀人于无形来说明中国文化之高深”，这是非常恰当的。以气当剑，并且要杀人于无形——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智慧。而且那个“三八二十三”的禅宗故事更是生动贴切地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如果你对中国二千多年来的“指鹿为马”典故一再在中国上演着熟知的话，又怎么会对一个“三八二十三” 的计算方式感觉不可思议呢？这种情况说得好听一点是人情社会，其实更准确地说，就是丛林社会，权力社会。权力大于事实，大于规则，大于真理，甚至大于一切，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杨博士也许以前从来不相信中国文化里本来就没有逻辑，本来就不肯尊重事实，一切都是按照官位与权力大小来任意书写与打扮的。因此，才会发生听到这样的故事如此惊讶的表现。可是，悲剧发生的根源就在于，杨博士一方面要贩卖西洋的民主自由，一边还想顺便捞点土特产，像林语堂一样，“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东西和谐，中外合一的美梦，这样的梦想，杨博士怕是做了许多年了。我们经常见面，有时也偶有争论，饭桌上与讲台上都多次过了招。不过，有一点，我必须承认，以我的说理能力与论理技巧，我确实说服不了杨博士，他对西方的知识太渊博了，而对中国文化又太过于陌生。但是，最主要的过错当然还是我的。因为，我不会讲故事，特别是讲于丹大师那样的禅宗故事。但是，这次杨博士遇到了于丹大师，她只是伸一个小小的莲花指，用给幼儿园孩子讲故事的功夫，花很多时间讲了一个小小的禅宗故事就把杨博士给彻底折服了。这不是中国文化大师又是什么？

  中国社会问题多多，本来就是一种文化与价值观导致的，最重要的就是不尊重逻辑，不尊重事实，思维方式也主要是以权力大小为根据，以利益多少为准绳，随心所欲地信口开河，而且以是否获得权力江山与利益，特别以成王败寇为标准，来处理一切事务。道理不是需要讲的，事实是不需要尊重的，逻辑规则是没有的，游戏规则也是不用讲的。破坏规则的理由多的是，比如，人家是用头来担保的，你却只是用一顶帽子来担保的。说明你的牛皮吹得没有人家大，因此，胜出的自然不是你。其实，那个流氓无赖，真的会用自己的头颅来打个赌吗？他真的会那样遵守游戏规则吗？一个敢公然把计算规则改为“三八二十三”，然后强买强占人家便宜的人，他会舍弃自己的头颅吗？谁敢要他的头颅？除非碰到了另一个更为强势的流氓无赖，用武力去执行。这样一个漏洞百出的禅宗故事，竟然忽悠了无数的中国人。不过，与杨博士一起听讲的其他海外华人作家就聪明多了。他们也明白中国文化的精华，因此就这样教育了那个完全不懂中国文化的杨博士：“人家大陆那么穷，还如此奢华地招待我们，据说还高价请了于丹来演讲，我们有吃有喝，管那么多干啥？你杨恒均别没良心了。再说，大陆也就这个水平，人家喜欢于丹，你就让他们喜欢，你的子孙又不生活在这样的地方，你紧张什么？我们尽量把亲戚朋友移民到海外吧。你老抱怨，小心他们下次不邀请你回来……”

  对于中国文化，“三八二十三”，醒醒吧，杨博士，还有那些还在做着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梦想的亲们。

2011年12月10日星期六

 很明显，于丹大师讲的那个“三八二十三”的禅宗故事，要表明的一个道理就是谁流氓谁胜出，谁无赖霸蛮，谁就占便宜。遵守规则是要吃亏的，守护良知是要失败的，按照常识行事的人就是愚蠢的。在这个故事里，小混混无理取闹，并且以自己头颅作赌注的小混混，靠着一点无赖与刁钻的智慧，最后不但以“三八二十三”的算法轻松霸占了人家的布匹的便宜，而且，还顺便得到了小和尚的一顶帽子。这个故事真是非常生动地演绎了中国二千多年来占尽主流的流氓的成功文化。中国二千多年来的一治一乱，从主子到奴才的不断更换，说白了就是在演绎着这个禅宗故事里的道理。从于丹大师作为儒家文化代言人前年在伦敦街头撒泼表现来看，她还真是中国文化的最好代言人，因为她比其他儒家文化大师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她不但完全深刻地理解了这种文化，而且还充分实践了这种文化。许多对中国传统文化迷信的学者，对于丹也是严厉批评有加，说她不具备中国儒家文化代言人的资格，说她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太浅薄之类，其实以我的眼光来看她是最得真传的，她不但能够深入理解，认真领会，而且能够充分地践行这种文化精神。其他儒家学者们对她的批评，真正原因其实是忌妒她用孔子大发其财,大曝其名,名利双收，而自己却没有捞到多少便宜而已。

 其实，儒家文化养育出来的人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特别喜欢骂人训人，口言善而身行恶，特别虚伪，特别富有奴性，也特别不会尊重人，总是把自己显摆到一个高人一等的位置，高高在上，其面孔常常在“狼样”与“羊相”之间瞬息转换。在伦敦，于丹大师的翻译这样说她：“此作家真是让我开了眼，我对其变脸的本领佩服得五体投地：头一分钟还张牙舞爪对中国人呵斥，另一分钟马上笑逐颜开面对镜头和记者。”（《于丹伦敦街头撒泼记》）其实那个翻译犯了一个错误，以为儒家文化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而应该像英国绅士淑女一样，待人接物都是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其实她是在用英国文化来检验于丹，才会感觉那是开眼界的事情，感觉很失落。也许这个翻译久不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成长，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过于陌生了吧。其实，在国内像于丹这样的人与事，比比皆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现，又有什么奇怪的呢？这样的做派又不是于丹一个人，于古，于近，于今，都不乏其人。

  其实儒家文化的祖师爷孔子本人就是这样的，如果一些人太过于健忘，我不妨再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录下孔子当时在见不同人的时候的不同做派吧：“孔子於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然；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如也。君在，垴坼如也，与与如也。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荜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荜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

 这段《论语》里对孔子见不同的人的不同表现的描写，其实已经充分说明，孔子对于不同的人是明显有不同的态度的。见到比自己低的“下大夫”，那是“侃侃而谈”，唾沫乱飞，那种居高临下，神采飞扬，不可一世的样子，非常生动形象。而见到比自己高的“上大夫”，也就是比自己官位权力大的人呢，自然是另一幅嘴脸，那就是大气不敢出的“??如也”，一幅谨小慎微，谨言慎行的样子。而见到了君主更不得了，吓得脸色苍白（色勃如也），口吐白沫，手脚痉挛，手脚无措，张口结舌，口不能言，头不能抬，连站都站不直，大气不敢出，就差点大小便失禁，要尿裤子了。一幅活脱脱的奴才相。说实在的，于丹在伦敦街头对自己的翻译与随从人员撒泼，不到一分钟又对外国记者笑脸相迎，这点功夫不正是得孔子真传吗？

  什么叫流氓？流氓就是不讲规则，其软怕硬，为非作歹，见狼现羊样，见羊现狼样的人，他们见硬的就让，见软的就欺，见到强者，他就是一个奴才，见到弱者他就要充当主子。这样的人就是流氓。从这一点来看，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一直是流氓文化。中国的主流文化，是由中国儒表法里，互相配合而成的流氓文化，是由法家的政治与儒家的道德合成的。这种文化的性质特征，谭嗣同在其《仁学.二九》中概括得非常到位, 是这样说的：“故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 其实法家的祖师荀子，也是孔子思想流派的，儒法的真正祖师爷，都是孔子。只是孟子继承孔子取性善论为其立论基础，而荀子继承孔子取性恶论为其立论基础。中国二千多年来，中国历代的皇帝几乎都是流氓，特别是开国皇帝，几乎没有不流氓的。刘邦本身就是市井流氓出身，做皇帝之后，流氓的本性只会发扬光大，而不可能就会变得高贵。朱玩璋也是流氓，以流氓的手法夺取天下，再以流氓的方法进行统治。整个明王朝，发展到后来，完全是靠流氓手法来维持统治。二千多年来的中国，谁流氓谁胜出，谁如果还保持一些人性的光辉，谁就会惨遭失败。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不仅政治领域，而且在中国的各个领域，都是遵循流氓统治，流氓胜利法则。于丹、余秋雨等儒家大师活学活用，作为今天儒家文化的代言人是最合适不过了。

 朱大可先生对中国二千多年来的文化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颇为令人胆寒，那就是中国二千多年的所谓主流文化其实就是“流氓的盛宴”，一直遵循着流氓统治的原则。今天于丹大师被这种流氓文化隆重推出来，那也不是偶然的。一种文化自然会选出最适合他的代表，于丹大师、余秋雨大师在今天走红大江南北，那会是偶然的吗？不要再说什么我泱泱十四亿中华大国，为什么会选这样一个完全不懂得尊重人的街头泼妇当成中国儒家文化大使、形象代言人了，因为对于儒家文化，于丹才有最深刻的理解，并且她最有才能，最能够用自己的言行举止，生动形象地将中国儒家文化给予淋漓尽致地演绎出来的唯一合适人选，在这一点上连余秋雨大师都还不够格。

2011年12月12日星期一

闲侃“三八二十三”

中国社会暴戾之气弥漫已经非常严重，人们解决矛盾和冲突即很难通过法律渠道解决（有些事，起因很小，似乎法律也管不到），也未能因道德约束而避免。由小事引发，戾气推助终酿大祸的事件则是社会道德失范的最好例证。

今年在网上引起关注的几起命案，都是因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引发，如：“7月4日上午，一名男子在办理业务时被一女子插队，他与国税局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后被国税局工作人员用剪刀连刺4刀后抢救无效死亡。目前，行凶者已被警方控制。”“9月15日10时35分，上海东安路上一辆奥迪不想付停车费，将一女收费员碾压致死后弃车逃逸，肇事车车牌为皖P B 0167。”“10月晚7时许，南京东南大学化工学院教授、博导陈志明，因停车纠纷与邻居发生肢体冲突。在派出所接受调解时教授突然昏倒后，送医不治身亡。”还有今天又看到的 “（12月8）日广东顺德一16岁少年王某在一网吧内上网时，脱下鞋子并将脚放在与邻座之间的电脑机箱上。他的脚臭引起邻座梁某不满，两人口角后，梁某出网吧找了把菜刀，回网吧砍了王某数刀，其中一刀刺中王某心脏，致其抢救无效死亡。”涉及的人员有国家公务员、高级知识分子、商人、少年……

 我们知道“不可杀人”是做人的底线，无论对方有什么错，都不是杀人的理由。在上述事件中，有人是因为对方的无礼愤而将对方打死，还有的是自己无礼受到指责而将对方打死。但在中国许多事情并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得明白，单单指责杀人不对并不利于对事件的剖析，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只要人们做事讲道德，许多悲剧就可以避免。但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往往缺乏对是非曲直的正确态度，而是恃强凌弱、欺软怕硬。因而失礼之人，不会因为自己的过失感到理亏、羞愧，反而看人下菜碟儿、强词夺理，如果对方比较谦让就没完没了地羞辱；如遇对方是个横茬就认怂，忍气吞声；要是双方都不是省油灯，就会导致冲突升级，酿成悲剧。或者如施恩碰到蒋门神，或者如牛二遭遇青面兽，又或者如闹菜园的泼皮遇到花和尚——丛林法则，没有正义，不论黑白，拳头大的是哥哥。

我们看到的社会上戾气太重究其根本是人们普遍的不讲道理和有理无处说，而动因往往是自私——占小便宜，为图自己方便而不顾别人。但是因为这么一点自私，就送了性命或者要了别人的命并把自己送进监狱，那利益和后果的比例就太不相称了。

可悲的是，这种为了占一点小便宜而不顾死活的做派到好像是有文化传统的，而且还是中华文化之精髓的。

前几天，通过杨恒均的一篇文章《从“经济特区”到“文化特区”》得知于丹在“世界华人文学研讨会”上做了关于中华文化的演讲。在演讲中，于丹讲了一个“三八二十三”的大智慧故事。这个故事就属于这一类的。一个买布的混混为占小便宜无理取闹，甚至不惜用自己的脑袋做赌注，活脱脱一个滚刀肉，如泼皮牛二一般。

这个故事中有一个饶有兴趣的角色，“众人”，也就是有一群围观者。似乎 “众人”并未声讨混混的劣行，因为如果众人真的齐声帮村，那混混恐怕早就溜掉了。他们也许更关注“赌人头”如何进展，会有什么结果，小和尚会如何解决等悬念。在老和尚处理完以后，尘埃落定，“众人”随即失去了兴致，于是鄙视并驱逐了他。似乎是这样才能展示自己的正义感，并且还有了谈资可以消磨茶余饭后的时光。谁都不会感到羞耻，谁都能心安理得。

小和尚的师傅老和尚，是小和尚请来做娘舅的。不过这个娘舅做得很失职也很愚蠢，硬是慷了徒弟的和布店老板的慨，把一顶帽子和一吊钱做人情送给了混混，结果是好人吃亏坏人得志。只是老和尚找了一个不着调的借口——“禅机”，——不仅把徒弟给忽悠了，还化身成徒弟眼里宅心仁厚的智者。

有这样的“众人”，有这样的“智者”，混混们不撒泼打诨才怪！

在网上搜索到了一个视频，是于丹讲“三八二十三”的故事，视频是去年7月上传的，在视频里于丹借师傅之口说“当帽子和脑袋发生冲突的时候，三八可以是二十三。”并紧接着说“我想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智慧，通达博雅，用内心的智慧给自己一份宁静的判断。”这次又借“世界华人文学研讨会”把它作为中华文化的精髓将给世界各地的华人作家听。如此看来，于丹对此智慧是推崇有加的。只是宁静也罢、通达博雅也罢，第一不能混淆是非，不讲原则，第二不能慷别人之慨。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于丹把“三八二十三”说成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并不为过，仔细想一想生活中的事，就知到此言不虚。但是这种精髓实在是丑臭不堪，断不可对外张扬的。于丹恐怕是久在“此文化”之肆不闻其臭了。

说到滚刀肉和“三八二十三”的智慧，在中国真的是很普遍的，不经意间就能发现与之相通的事例。昨天看到这样一则消息，说：“知名地产商任志强12月14日炮轰住建部，称干脆灭了房地产业，重回福利分房算了。”这言论与那位赌头的混混何异呢？你任志强不就是靠房地产发达的吗？如果你真舍得灭了房地产业，那有何必如此气急败坏呢？你无非就是盼着政府这个娘舅有老和尚一般“智慧”吗？

如果一边骂于丹无耻，一边赞任志强敢言，那会是一种怎样的滑稽景象呢？

2011年12月16日 星期五

P.S.关于“三八二十三”的故事，有好几个版本，我搜索到的最早的是《小读者》2004年第03期上的。那里面的人物不是老和尚和小和尚，而是孔子和其弟子仲由（子路）。还一个版本是，2009年的，一本书（书名不说了，不帮他做广告）里的故事，相应人物是孔子和颜回。于丹演讲的视频里的人物是一个通达博雅的游方讲学的师傅和他的大徒弟。同样在于丹嘴里，现在又成了老和尚和小和尚。

不知这个故事的真正出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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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儿多被“于丹文化”阉割了

许国申

一株铁树 于 2011-12-12 14:28:15 发布在 凯迪社区

今天看到两篇文章：一篇是许锡良的《三八二十三——于丹才真正理解了中国文化》，一篇是《中国已成为全球“出口”女人最多的国家》。我就想：中国为什么会成为全球“出口”女人最多的国家？因为中国的男儿多被“于丹文化”阉割了。

当今中国，最红的“文化人”大概要数于丹和余秋雨。余秋雨且不去说，单说于丹的“三八二十三”。

“三八二十三”的故事是于丹最近在广州暨南大学召开的“世界华人文学研讨会”上作报告时说的。许锡良听参加会议的杨恒均博士说：

“为了教育她碰到的一个不懂得高深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她用大段讲述一个禅的故事。她说，古代一位混混买了三匹八吊钱一匹的布，付款时声称‘三八二十三’而不是 ‘三八二十四’，这位混混竟然以颈上人头作担保说自己是对的，只肯付二十三吊钱。一位小和尚打抱不平，说如果‘三八二十三’是对的，他愿意输掉头上的帽子。众人相持不下，于是来到小和尚的师傅——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和尚处，请他作主。

没想到，老和尚沉思了一会，竟然说‘三八就是二十三’，小混混是对的。小混混不但用二十三吊钱拿走了三匹布，还得了小和尚的一顶帽子，高兴而去。老和尚却因此受到镇上众人的鄙视与驱逐。小和尚一路上都愤愤不平，最后还是忍不住质问老和尚为何说‘三八二十三’。老和尚说，你说那小混混的头重要，还是你头上的帽子重要？他用头来和你的帽子打赌，我能说‘三八二十四’吗？

小和尚明白过来，我们大概也都能够理解那位宅心仁厚、救人一命的老和尚。”

于丹说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这个世界上没有真理，没有原则，谁横，谁狠，谁就是赢家。——这是当今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

中国人多不相信普世价值，更不相信人活着要“为真理而斗争”。中国人只相信于丹所说的“中国文化”——永远不讲原则，只考虑个人利害。不管遇到什么变故，都要明哲保身，趋利避害。

在谈论于丹“三八二十三”的故事时，一位同事说起了另一个故事：

有个男人看到一个罪犯强奸自己的妻子，却眼睁睁地只是看。他怎么想？去救妻子？弄不好自己的命都不保，妻子的命也不保。如果自己去救妻子死了，谁养父母？谁养孩子？反之，妻子被强奸了，如果不死，不被带走，还是自己的妻子，毛发无损。况且妻子被强奸又没有别人看见，强奸人也不会说出去。即便说出去，死不承认，也无伤大雅。所以，无论如何，“沉默是金”。

是啊，遇上这样的男人，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了，女人怎能不想“出口”？富人和贪官多是大男人，因为在大陆没有安全感，还要争着“出口”，怎么能怪大陆的女人们争着“出口”？

中国男儿哪儿去了？多被“于丹文化”阉割了。我刚写过一篇《一个“钱”字，可以毁灭一个国家》，这么看来，于丹的“文化”，也可以毁灭一个国家——男儿都做了太监，女人都“出口”了，这个国家焉得不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