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参加苹果发布会:青海省省长孙作宾系列之二——孙作宾传略（6）第六章 解放战争时期在甘肃工委

           青海省省长孙作宾系列之二——孙作宾传略（6）第六章   解放战争时期在甘肃工委

解放战争期间，孙作宾任中共甘肃工委书记，同时兼任中共陇东地委统战部长、第一副书记、代理书记等职务，在中共中央和中央西北局的领导下，与陇东地委紧密配合，协同作战，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和解放甘肃作出了重大贡献。

                 开创工作新局面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加强党对甘肃国统区工作的领导，中央决定重新建立中共甘肃工委。当时由于原工委主要领导人孙作宾因“红旗党”的冤案尚未完全平反，西北局决定暂由陇东地委副书记朱敏兼任甘肃工委书记，负责开展甘青两省国统区的工作。由于工委机构不健全，工作进展不大。l 946年3月，西北局派孙作宾任甘肃工委副书记，加强了工委领导。l 2月，西北局为进一步开展甘肃工作，又决定由孙作宾任甘肃工委书记，全面负责领导甘肃国统区的工作。重任在肩，责无旁贷。孙作宾首先健全了工委领导机构，由工委委员陈成义任组织科长，陆为公任宣传科长，丁志明任军事科长，薛浩平任社会科长，刘仁达任秘书长。同时随着形势的发展，西北局又先后增派徐国珍、黎光、李培福为工委委员。这样，中共甘肃工委一班人在孙作宾领导下，和地下党组织一起，齐心协力，团结战斗，使甘肃国统区的工作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到1948年底，短短两年内，从恢复党在陇南的组织一一中共徽县工委入手，全面开辟了陇右地区党的组织建设和武装建设，组建了中共甘南民变工作委员会，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了陇渭工委，恢复和建立了平东、皋榆、海固、宁县四个工委，接通了清水、武山等地的组织关系，使党的地下组织遍布除河西以外的整个甘肃国民党统治区。西北局及时肯定了甘肃工委两年来的工作成就，特别称赞陇渭地区的工作有很大发展，并要求甘肃工委“以陇渭工作为基础，向南、向西发展，大大加强陇南工作，并向河州回民区发展。”为此，孙作宾主持召开了甘肃工委扩大会议，讨论贯彻西北局的指示，决定成立中共陇南工委，重新建立海固工委，并将陇渭工委改为陇右工委，充实加强了领导力量。党组织的建设方针，也由过去的精干隐蔽转变为积极发展，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党员和群众同敌人作斗争。从此以后，甘肃国统区党的工作发展很快。到l 949年兰州解放前夕，在全省42个县市中，已建立起5个地级工委、17个县级工委、30个区级工委和l 300多个党支部，党员发展到16000余人，比1 94 8年底增加了一倍多。在少数民族尤其是回民聚居区党组织的发展也卓有成效。徽县工委有回民党支部21个，党员216人，占当地回民人口的5％；清水工委有回民党支部50个，回民党员占全县党员总数的83％。孙作宾还主持召开回民工作座谈会，组织力量专门调查编写了《甘肃回民调查概况》、《清水回民调查资料》、《回民问题的一般简况》、《甘肃番民(藏民)概况》、《夏河县少数民族概况》、《甘肃西南边区藏民生活概况》、《蒙古人》等详细资料，为解放大军顺利进驻少数民族地区，尊重民族生活习惯，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一时期，党的武装力量也有很大发展。除皋榆工委外，各工委都建立了自己的武工队和游击队。其中陇右工委以参加甘南民变的贫苦农民为骨干，组织了一支脱产武装与不脱产武装相结合的新型游击队，设有两个独立营、六个中队和一个回民支队，游击队员发展到3000余人。他们采取平时分散，战时集中，平时生产，战时脱产的办法，打击那些欺压剥削民众的土豪恶霸，镇压各种反动的社会势力，团结了群众，保护了人民利益，赢得了人民信赖，有力地配合第一野战军解放了陇南大地。

                             南下出击的反思

    1946年8月，中原突围的三五九旅王震部队，经陕南入陇南地区进。西北局准备让三五九旅留一部分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在陇南的徽县、成县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并逐步向甘陕川三省交界地区发展，开辟新的敌后游击根据地。为此，西北局决定成立中共陇南特委和陇南游击队，由孙作宾任特委书记兼游击队政委，刘余生击游击队司令员，惠庆琪任特委副书记兼副政委，马福吉任游任队副司令员，率游击部队向国民党统治区主动出击，以便打开甘肃工作的新局面。中共甘肃工委和陇东地委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认为西北局的决定有战略意义。同时又决定再组建平西和华平两个工委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配合和支持陇南武装出击。8月22日，三五九旅主力部队到达陇南边境地区，其中一部已进入徽县。从8月20日到24日，西北局连续四次电示甘肃工委和陇东地委，要求陇南、平西、华平三支武装力量立即出动，与三五九旅联系配合。8月29日，三五九旅在彭德怀指挥的“迎王战役”配合下已进入陕甘宁边区。西北局原拟留三五九旅一部配合开辟根据地的指示已无法实现。因此，甘肃工委和陇东地委决定改原定的三支武装分头出击为联合行动。由陇南特委和平西工委组成临时指挥部，马思义为司令员，孙作宾为政委，于9月3日向敌区出击。部队初出边区，指战员斗志旺盛，一昼夜行军150里，连打胜仗。到达六盘山区后，平西武装队伍留当地活动。孙作宾率陇南武装队伍穿越西兰公路向泾源挺进，途中与敌平凉保安队遭遇。经平西武装队伍增援，冲出敌人堵截，行至老龙潭后，又被数倍于我之敌包围。经过三天三夜的激烈战斗，两支队伍终于突围，付出了一定代价。另一支华平工委的部队，在华亭境内也遭到强敌围攻，损失惨重。这样，三支武装部队被逼撤回边区。中共甘肃工委和陇东地委认真总结了这次出击的经验教训，并于11月工日向西北局写了检查报告。孙作宾还亲自到延安向习仲勋当面汇报说：“部队

撤回边区的命令是我下的，如果有错，我一人承担”，并自请处分。仲勋对作宾说：“你没有错，撤得对!”这次出击，

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它的意义和影响远比损失大的多。它不仅在军事上牵制了敌人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兵力，以秋毫无犯的组织纪律性扩大了党在白区群众中的影响，使游击队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更重要的是为甘肃工委进一步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武装斗争找到了正确途径。孙作宾从延安返回庆阳后，一些干部对三支武装力量南下出击失利的是与非，仍有分歧，有争论。仲勋得知后，于l 947年2月4日特致电孙作宾和任达，指出三支武装力量南下“出征失利，盖因客观环境不利，我们估计不足，指导上有不当处，非兄之过也。语云失败为成功之母，更使我们益加奋勉，一时得失不必介怀。”西北局为三支武装力量南下出击失利承担了责任，澄清了是非，这对作宾和甘肃工委干部既是勉励，更是鞭策。他们吸取这次失利的经验教训，在后来多次开展的敌后武装斗争中，机动灵活地运用了就地生根和隐蔽分散等多种斗争形式，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特别是1948年到194 9年陇右工委领导的敌后游击队，无论是袭击敌军据点，还是打击土豪恶霸，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他们对外从没有公开宣布过“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不仅国民党把他们叫“土匪”，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也称他们为“土匪”。要不要去掉“土匪”的骂名而公开打出“共产党游击队”的旗号?陇右工委把两种不同的意见上报甘肃工委裁决。孙作宾主持甘肃工委会议研究，反复权衡利弊得失，认为陇右地下党和游击队的力量还不很强大，而国民党在甘肃不仅每个县有地方武装自卫大队，而且还驻有数万用美国武器装备的正规军。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发现几十个人的“土匪”活动，还可以容忍下去，即使消灭不了，也可以不了了之。如果发现一支共产党的游击队，即使人数不多，也会穷追猛打，非置游击队于死地不可。这样，游击队就会遭到“图虚名而招实祸”的结局。因此，作宾和甘肃工委最后决定，还是以暂不公开打出共产党游击队的旗号更为有利。至于国民党骂游击队为“土匪”就让他们去骂吧，这丝毫无损于游击队的一根毫毛。也正因为游击队采取了隐蔽分散活动的方针，才得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直至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到陇右地区时，这支被骂为“土匪”的游击队，才一鸣惊人，打出了“陇右人民游击队”的旗号，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

                        一切为了迎接解放

    l 948年冬，由于全国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给甘肃地下党组织也提出了新的任务。西北局多次研究讨论了甘肃工作，指出在新的形势下，党的建设和武装力量的建设都要为迎接甘肃和大西北的解放做好一切准备。中共甘肃工委根据西北局的指示，将党的工作逐步由农村转向城市，除做好城乡基层党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外，大力加强民族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孙作宾还具体安排了兰州、天水、平凉等地的城市工作，要求按照“思想进城、政策进城、工作进城”的要求，突破老框框，采取新措施，开展城市工作新局面。皋榆工委根据孙作宾的指示，在兰州市的工厂、学校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全面开展城市工作。到l 949年5月，全市发展的党员人数比1948年增加了好几倍。相继建立了兰州东区工委、西区工委和兰州市学委等六个县级工委和一百多个党支部，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特别是兰州市学委发动领导的 “三二九”学生运动，抗议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强行征兵工。万人、强行征收“安家粮”70万石、强行摊派公债款300万银元，在城乡内外引起轰动。农村各级地下党组织也配合学生运动发动农民抗粮抗丁抗款，使他们抓不到兵，征不到粮，收不上款，完全陷入困境。甘肃军政当局惊呼“甘肃共党分子布满全省，一发不可止广他们慑于群众斗争的压力，被迫宣布“停发公债”，省参议长提出辞职．省主席 “愿意让贤”。群众取得了反抗斗争的初步胜利，也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更加众志成城。但困兽犹斗。反动军阀马步芳、马继援等在覆灭前夕，提出“破产保产、拼命保命” 的反动口号，疯狂进行破坏。孙作宾指示皋榆工委领导工人、学生英勇机智地开展护厂、护校斗争，完好地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根据孙作宾关于大力开展中上层统战工作、瓦解敌军的指示，皋榆、陇右、平东等工委都缜密地进行了对敌军的策反工作。敌兰州城防自卫队总队附陈伯鸿和中队长汪治华被发展成为共产党员后，在解放兰州时基本起到了“开城门”的作用。甘肃省保安副司令兼师管区司令周祥初，在1948年6月营救平凉保安副司令任谦进边区时，就与共产党密切合作。甘肃工委曾利用周的关系派共产党员任竟成、赵西武等当了师管区的团长和营长，在解放大军到来时都率部投向人民。对农村党组织的统战工作，孙作宾主要强调采取“两面政权”和“两面武装”的办法，象“地老鼠打洞”一样，从一个保甲到一个乡镇，到一个县城，哪里有空子就向哪里钻，哪里对我们有利就在哪里搞，积极联合与团结一切反蒋反胡反马的力量，分化瓦解敌人。所谓“两面政权”和“两面武装”，就是内红外白，名为国民党实为共产党的政权和武装。一种是“拉出来”，争取原任的保甲长和乡镇长脱离国民党或与共产党合作，为革命工作；一种是“打进去”，由共产党派人去当保甲长和乡镇长，直接为共产党办事。渭源县八个乡镇中就有五个乡镇长是地下党员。陇西县翠屏乡七个保的保长中就有六个保由党员担任保长。渭源县的自卫大队共有三个中队，大队长和两个中队长都是共产党员，另一个中队长还是“统战朋友”，所以解放军到来时，渭源自卫大队即宣布起义，渭源县城和平解放。其他如陇西、会川、临洮等县城也都是在里应外合的情况下和平解放的。所有这一切，都为野战军解放甘肃起到了积极的配合作用。

    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扶眉大捷后即进军甘肃。孙作宾和甘肃工委的同志也随军西进。并在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支援前线和收缴散兵游勇枪支等工作中做出了优异成绩，受到彭德怀司令员的通报表彰，被誉为“解放大军的好后勤”。7月26日，西北局决定并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甘肃省委，张德生任书记，孙作宾任副书记。8月l9日，中共甘肃省委在定西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宣布省委正式成立。至此，中共甘肃工委完成了自己光荣而又艰巨的历史使命。8月26日，兰州解放。甘肃历史又揭开了新的一页。孙作宾在甘肃这块为之奋斗了近20年的黄土地上，又投入了新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