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苹果发布会主题曲:青海省省长孙作宾系列之二——孙作宾传略（8）第八章 主政青海与忍辱负重

        青海省省长孙作宾系列之二——孙作宾传略（8）第八章   主政青海与忍辱负重

    1953年1月至1954年6月，孙作宾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第一副部长兼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对民族统战工作颇有建树。1954年7月至19 5 8年3月，调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统战政策，团结各族各界人民，为完成青海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呕心沥血，运筹决策，卓有成效。1958年5月，孙作宾被错划为右派贬职后，忍辱负重，在任青海省图书馆馆长的平凡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了20个春秋，充分表现了他逆境弥坚的高尚品德。

                          从民族特点出发

青海是个多民族地区，民族问题十分复杂。作宾一到青海，就把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解决民族矛盾和民族纠分作为重要任务。他强调“青海的特点就是民族特点，如果忽视了民族问题，就等于离开了青海实际。”他在195 7年2月，省委召开的州、市、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反复强调，在民族地区工作，事无大小，都与民族问题有关。他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在一切工作中都必须十分重视研究民族问题，全面正确地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

作宾在任青海省长期间，在民族问题上突出地抓了三项基本建设：一是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他认为，要做好民族工作就要学习好党的民族政策。1954年12月，他在青海省第一届人代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传达全国人代大会精神时，结合青海民族问题的实际，突出地宣讲了我国第一部宪法中关于加强民族团结平等的政策。他说，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幸福。凡与民族团结平等相违背的政策，都是不利于各族人民而有利于敌人的。195 6年冬，他担任青海省执行民族政策情况检查小组组长时，每到一个地区或单位，都要求党员和干部，努力学习党的民族政策，热爱各族人民，尊重各族人民主人翁地位，树立永远为少数民族服务的光荣感和使命感。他到少数民族聚居区和宗教寺院，向少数民族代表人物、民主人士和宗教上层人士，耐心地宣传党的民族统战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要求大家在平等团结的民族大家庭中和睦相处。作宾十分重视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育，提高理论素养。195 7年10月，他在中共青海省委二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上，就正确树立无产阶级民族观作了专题发言。他说，无产阶级民族观，是从无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劳动者的共同利益出发，主张各民族利益的一致性。既反对别的民族压迫剥削本民族，也反对本民族压迫剥削别的民族，主张把各民族劳动者从剥削制度中解放出来，建立民族平等的关系。因此，各民族都要树立无产阶级民族观，在平等团结的基础上认识和处理一切民族问题，加强民族团结。作宾的这个讲话，对当时克服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思想都起了重要作用。二是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作宾指出：“大力培养提拔民族干部，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基本问题”。他要求各级各部门按照毛泽东关于“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指示，制定规划，采取措施，多渠道地选拔培养民族干部，逐步提高干部队伍中的民族干部比例，逐步使民族自治机关实现民族化，使大批民族干部迅速成长起来。19 54年，全省仅有民族干部3200人，到195 7年即增加到5000多人。全省6个民族自治州的3 9名正、副州长中，少数民族占82．1％。这个可喜的进步，显然与作宾的决策领导是密不可分的。三是不断纠正各种妨碍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错误思想。作宾认为，影响党的民族政策正确贯彻执行的主要障碍是大汉族主义。195 7年2月17日，《青海日报》发表的批判和克服大汉族主义思想的社论，就是由作宾组织撰稿和审定的。这篇社论，有理论，有实际，针对性很强，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既提高了广大干部抵制和纠正大汉族主义思想的自觉性，也深刻地教育了少数民族干部自觉地克服和纠正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倾向。

在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中，作宾始终坚持调查研究，反复倾听各族各界人士的呼声和意见。1956年冬和1957年初，他带领工作组在检查全省统战工作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中，与各族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广泛接触，听取意见。经过近两个月的艰苦工作，收集了包括有关执行民族政策、培养民族干部、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问题和意见共5 51条，要求各地区和各部门逐条研究落实。特别是作宾与副省长扎喜旺徐从1957年2月到5月，先后到玉树、海南、果洛等三个藏族自治州视察工作后，向省委写了两万字的视察报告，为省委和省政府进行科学决策，果断地处理藏族问题，提供了可靠依据。其中玉树的调查报告由省委上报中央并转发各地执行，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难能可贵的是，作宾是解放后到玉树、海南、果洛地区视察工作的第一位省长。他在这三个地区先后召开了党政机关干部、民族宗教代表人物和民主人士参加的各种座谈会十多次，有针对性地宣传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解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消除了他们的种种误解和疑虑。这些会开得生动活泼，体现着民族团结、平等、协商一致的原则，使到会人士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民族政策教育。

    195 6年，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内地已经完成，在青海的农业区也基本完成，而在广大少数民族聚居的牧业区则刚刚开始。对于如何在牧业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各阶层都有很多不同意见。对这个问题，当时党内许多人认为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牧业区的主要矛盾应是阶级矛盾。而作宾则认为，青海在解放前有没党的组织，也没有像内地那样有过较长时期的民主革命，而解放后才开始进行的民主改革任务也没有彻底完成。特别是边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社会发展程度和阶级关系与汉族地区都有很大差别，既有阶级矛盾，也有民族矛盾，但更突出的是民族矛盾。作宾形象地说：“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关系，就好比民族矛盾是一块包袱面子，阶级矛盾是包袱里面包的东西一样，阶级矛盾是在民族矛盾里面包着哩!”他在195 7年3月22日的调查报告中说，青海因为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很深，不是短时期可以完全消除的。民族上层人物，对内是压迫剥削者，但在历史上受外来统治者压迫时，他们又是被压迫者，是领导群众反对民族压迫的领袖。因此必须根据青海的民族特点，处理青海的民族问题。作宾还根据青海少数民族几乎全民信教和解放前政教合一的特点，强调社会主义改造，必须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特别是对民族宗教上层人物，既要看到他们有落后的一面，又要看到他们受群众崇敬和接受改造的进步的一面。如果机械地突出阶级矛盾，忽视民族矛盾，就会出乱子，犯错误。当然作宾强调民族矛盾为主，并不否认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19 5 7年8月12日，他在青海省第一届人代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作的《青海省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指出，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仍然是一场尖锐的、复杂的阶级斗争，我们绝不能削弱人民民主专政。他在玉树地区视察工作时，针对当时已经出现的坏人造谣破坏的情况，尖锐地指出：谁不警惕和打击敌人的破坏，谁就不关心玉树地区工4万藏族人民的利益。作宾关于民族地区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但也包含着阶级矛盾的观点是符合青海实际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大胆地提出这个问题，不仅说明他对民族问题有精深的研究，而且也说明他是很有政治胆略的。

    在少数民族牧业区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作宾强调必须从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和平改造、有利于发展生产和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的原则出发，采取更加慎重更加缓和的方式，坚持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和扶持贫苦牧民发展生产的政策，自上而下，共同协商进行。创办牧业合作社，必须根据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形式多种多样，不拘一格。特别要尊重民族宗教代表人物和牧民群众的意愿，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对牧主经济，采用赎买的办法进行和平改造，使其逐步废除剥削，并保证他们的代表人物在废除剥削之后，政治地位不变，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为了使这种改造更加稳妥地进行，在工作中必须充分尊重牧主的意见，反复耐心地同他们协商，取得他们的真正同意之后再去办，否则宁可缓办。实践证明，孙作宾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观点是正确的，是对党的民族政策和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创造性运用。他经过实践探索总结出的经验教训，至今仍有借鉴作用。

                          历史的迷误

    从195 7年夏季到1958年夏季，在全党全国进行的整风反右斗争中，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对斗争的猛烈发展没有谨慎地掌握，结果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在这种“左”的思想影响下，青海省的反右斗争也愈演愈烈，加上当时的省委主要负责人过分自以为是，听不得逆耳之言，这样就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看作敌我矛盾，把许多探索性的意见和善意批评，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从而冤枉了孙作宾等一大批好同志。

    1958年1月13日至3月8日，中共青海省委召开二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方法，集中揭发批判孙作宾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和“右派言论”，以至采取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的办法，进行人身攻击。他们把孙作宾的一些报告、讲话和文章断章取义，“无端棍子啪啪下，不尽帽子顶顶来”，无限上纲，横加批判。把孙作宾批评省委个别领导人在领导作风上存在的问题，说成是“对党不满”、“在党内制造分裂”、“进行宗派活动”、“向省委闹独立”等等。甚至上挂下联，把孙作宾的秘书和公务员在整风中向省委办公厅提出克服“会议多、下乡少，文件多、落实少，布置多、检查少，说的多、做的少，浪费多、节约少”等“五多五少”的现象，也说成是孙作宾发动秘书和公务员一起“向党进攻”。作宾的秘书屈养生，是个作风正派、求真务实的好同志，因在日常工作中提了一些中肯的批评意见，被视为反党，要划右派。办公厅一位负责人征求孙作宾的意见，作宾问“为什么要划右派?”答曰“有缺点错误”。作宾反问“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缺点错误，就划右派，这是什么逻辑?”后来屈养生还是被错划为右派。孙作宾也因“包庇右派”而罪加一等。

    孙作宾一贯是个刚直不阿的人。从小就养成了说实话不说假话的正直性格。他自己不说假话，也不容许别人用假言惑众。他在批判会上，一听到与事实不符的谎言，就立即反驳辩解。为此，会议的组织者竟责令他在批判会上“只能认罪，不能辩解”，给你扣上什么罪名，你就得承认什么罪名。于是，把孙作宾提出的“按照民族特点处理民族矛盾”的观点，诬为“夸大民族矛盾，否认阶级斗争”；把“慎重稳进，适当放缓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子”，诬为“要党让位于剥削阶级”，指责孙作宾“完全背叛了党，成为剥削阶级牧主、头人在党内的代理人”；把“争取了上层’就争取了群众”，诬为“向剥削阶级投降’’等等。这些 “莫须有”的批判，其实都是“指鹿为马’’式的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孙作宾在青海的实际工作中，由于深入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以严谨求实的态度，对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好的建议和见解，这不仅是正常的，也是可贵的。但在以“左”为正的人眼里，这一切都是右。在这种“人妖颠倒是非淆”的形势下，对作宾的不公正对待逐步升级。1月27日省委作出《关于停止孙作宾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3月8日，省委二届五次全委 (扩大)会又作出对孙作宾等右派分子的处理决定，说什么“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孙作宾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是非常严重的”，会议决定“开除孙作宾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同时还作出《关于孙作宾等四人反党问题的结论》，诬称孙作宾是“反党集团的主帅”，定为“极右分子”。这次会议全盘否定了孙作宾的历史功绩，一棍子打死，被称为“是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在党内的胜利”。5月，孙作宾被贬职为青海省图书馆馆长。8月20日，中共青海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又作出《关于同意清除右派分子孙作宾出党的决定》，确认省委二届五次全委会将孙作宾清除出党“是完全正确的”。从此，一位忠诚的老共产党员的政治生命被无情地剥夺了，长期受到委屈和压抑，不能为党的事业发挥他应有的作用，这不但是他个人的损失，也是党和党的事业的损失。

孙作宾被错误处理后，他抱着“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态度，多次向党中央和西北局申诉了他的问题。他坚信党决不会冤枉一个好同志，他的问题总有一天会平反的。l 962年2月2日中央宣布摘掉孙作宾右派分子帽子。1978年1月中央领导同志责成青海省委对孙作宾的问题进行复查。5月30日，中共青海省委作出《关于孙作宾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推倒了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撤销了原来的处分决定。11月15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青海省委对孙作宾问题的复查结论，并决定调回陕西工作。至此，孙作宾蒙受20年的冤屈彻底洗雪。

                            逆境弥坚

  “兰可燔而不可灭其馨，金可销而不可易其刚”。孙作宾离开了省委书记、省长的领导岗位，来到青海省图书馆，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但他的意志是坚强的，对党的忠诚是不变的。他一如既往，仍然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对待新的工作。他团结图书馆的广大干部和职工，一面刻苦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提高干部职工的政治理论水平；一面认真钻研业务，搞好业务建设，使图书馆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在作宾和全馆职工的艰苦努力下，把一个藏书不多、设备不全的图书馆建设成初具规模的门类齐全的图书馆。馆藏图书由1958年的20万册到1978年增加到70万册。藏书质量也大大提高。不仅有大量实用的现代图书，而且有许多很有价值的线装古籍书，以及俄、英、德、法、日等外文书刊和多种少数民族文字的书刊等。作宾在抓业务建设中，首先从青海的实际出发，除建立学习毛泽东著作阅览室外，又专门增设了少数民族阅览室和科技宣传服务阅览室，为少数民族的学习提供了方便，为传播科技信息提供了场所。特别是开设了夜间阅览室，更是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在作宾的倡导下，省图书馆不仅与各州县图书馆建立了业务联系，定期交流经验，还普遍开展了图书下乡，送图书上门。特别是把有关少数民族文字的书刊及时送到少数民族地区，送到少数民族手中。作宾身在图书馆，心想全省少数民族兄弟。他认为要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不能只满足于实行区域自治，还要帮助少数民族积极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只有经济发展了，文化水平提高了，才能逐步改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所以作宾在图书馆工作中，每办一件事，都把少数民族挂在心上，教育干部和职工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各项建设事业和促进民族团结而尽心尽力，千方百计地把为少数民族服务的工作做好。

    孙作宾在青海图书馆工作的20年中，既顶着“极右分子”和“反党集团主帅”的政治压力，又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十分坎坷。但他始终保持着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本色，不怕苦，不畏难，不信邪，扎扎实实做事，堂堂正正做人。图书馆的同志有口皆碑，无不称赞孙作宾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当时，他虽然被剥夺了党籍，但他的一言一行却 “比党员更党员”；他虽然不是图书馆的党支部书记，但他非常支持党支部书记的工作。历届党支部书记也都非常尊重他，经常征求他对支部工作的意见。他常常以十分谦逊的态度，向党支部谈看法，提建议，每件大事都由党支部讨论决定，实际上真正起决策作用的还是孙作宾。所以图书馆的群众都说孙作宾成了“不是党员的党员，不是支部书记的书记”。

十年浩劫中，作宾多次遭批斗，又被“军事监护”，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同康生和“四人帮”的斗争始终坚贞不屈。“文革”初期，当“红卫兵”借口图书馆是封资修的老巢，要烧毁藏书时，他挺身而出，一方面组织馆内同志将一些确无保存价值的图书集中起来，应付红卫兵；另方面又积极请上级党政军部门耐心地向红卫兵宣传解释，制止“过火”行动，从而使馆藏图书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在 “斗批改”期间，每天找作宾调查材料的人很多，而每份材料又都关系着每个同志的政治生命。作宾坚持一条，实事求是，对党对同志负责。说实话，说真话，不说假话，更不投其所好，人云亦云。有一次，有个外调人员要作宾证明一位负责同志是“叛徒”，被他严词拒绝。那个外调人员恼羞成怒，训斥作宾是“花岗岩脑袋，顽固不化”。作宾针锋相对：“我是顽固到底了，假材料一个字也不能写!”有些监管人员，也软硬兼施，责问作宾“你这样顽抗，难道就不顾自己的前途命运吗?”作宾正告他们：“我从入党之日起，就把自己交给了党和人民，党的前途就是我的前途厂这理直气壮的回答，惊得监管人员也瞠目结舌。

长期处在逆境中的作宾是很坚强的，他对任何邪恶从不低头。但对自己的同志，即使曾经给自己留下重重创伤的同志，他也抱着“你不会宽容别人，别人就不会宽容你”的态度，理解一切。他懂得“只有谅解才可以挽回感情上的损失”。“文革”后期，原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因患重病在北京住院。他对1958年错误处理孙作宾深感内疚。弥留之际，托人带信，很想当面表示歉意。作宾闻讯，立即让人转告：“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时间已经把我们之间的创伤治愈了，还是一笑泯恩仇。”肺腑之言，使高峰更加疚泪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