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发布会ppt:青海省省长孙作宾系列之二——孙作宾传略（1）

           青海省省长孙作宾系列之二——孙作宾传略（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孙作宾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青地区的早期革命活动家之一。他长期战斗在多民族地区，为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民族统战政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他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经历过白色恐怖的生死搏斗，也经历过硝烟弥漫的南征北战；经历过延安时期的艰苦岁月，更经历过多次身处逆境的坎坷风雨．但他坚持真理的松柏气节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革命精神，百折不挠，忠贞不渝。堪称真正的共产党人。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温馨之家

    孙作宾，1909年1月21日(清·光绪戊申三十四年腊月三十日)出生于陕西省咸宁县路家湾仓豁口村的一个农民家庭，是个地道的农民儿子。咸宁县久属京畿之地，历史上与长安县同为京兆府。1914年并入长安，今属西安市碑林、灞桥区管辖。豁口，是西安的东大门，也是通往东府、陕北、商洛的咽喉要道。向称灞柳风雪之地，也是兵家必争之地。作宾生于斯，长于斯，可谓得天独厚。

孙作宾，乳名戊申，因他生于农历戊申年戊夜故名。学名作宾，字相臣，是他在私塾读书时，老师见他勤奋好学，彬彬有礼，就用古人“作宾于王室”之诗句，取词为名，取意为字，对他的学业有成，寄予厚望。他在后来做党的地下工作时，为了便于掩护，先后也用过来亭、新华、泽民等名字。作宾的父亲孙拯耀，虽是读过四年私塾的农民，却多才多艺，精农耕，会木工，善烹调，还练得一身好武艺，被尊为武林拳师。他教人习武，注重强身练体，报效国家，反对恃强凌弱，欺压百姓。特别是性直豪爽，思想开朗，反对封建迷信，反对妇女缠足。作宾的妹妹季玉，既没有缠足，又进学堂念书，这在当时当地实属罕见。作宾的母亲孟莲，是个典型的农家妇女，聪慧质朴，善良贤惠，操持家务，勤俭为本．她虽然没有文化，但却记忆力超人。对《七仙女》、《孟姜女哭长城》、《花木兰从军》以及岳母刺字、孟母三迁等民间故事和历史传说，记得很熟，讲得头头是道。作宾小时候，最爱听母亲讲故事，也最尊敬母亲。母亲的一言一行，每日每时都在塑造和影响着他的幼小心灵。有一次，作宾一人跑到孟村舅舅家去玩，外祖父让他到地里去赶鸟护庄稼，他却用棍子把棉田里的棉桃打落了一地，外祖父生气地揍了他一顿。他偷偷跑回家，对母亲说了谎。后来母亲知道了，专程领他到外祖父家去认错，教育他知错改错，做个“说实话”的好孩子。作宾母亲懂得“孩子的心是块空地，种什么长什么”。她用自己的心血，在孩子心灵中播种的情和爱，直接影响着作宾一生做人的品德和情操。“母亲的爱是永远不会枯竭的。”几十年后的今天，每当作宾回忆起母亲对他的教诲时，脸上总是洋溢着一种对母亲的无限崇敬之情。作宾常说：“一个人如果不爱自己的母亲，无论他的地位多么显赫，多么有名，他也不是一个高尚的人．”新中国成立后，作宾在任省委书记、省长期间，仍然像对待自己的生母一样，善事继母。被人们传为美谈。“可敬天下慈母心”。“说实话”三个字，对作宾感受之深，教育之大，可谓终生难忘，终生受用。

作宾的同胞兄长作藩，长作宾五岁，从小仗义好强，乐于助人。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作宾的帮助影响下，他衷心拥护共产党，信任共产党。只要是共产党让他办事，他都不惜一切，在所不辞。早在30年代初，他就多次提出要求加入共产党，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鉴于他广交朋友，同社会各界人士接触比较多，又有孙蔚如(时任杨虎城部三十八军军长)的亲族关系，作宾和地下党组织都由衷地劝告他：为了党和革命的需要，他留在党外能发挥党员和党组织难以发挥的作用。作藩正是本着这个“白皮红心”的精神，干着党要求他所干的一切。用他自己的话说： “咱是门外挂着青天白日旗，门内干着镰刀斧头事，门外都听门内的!”所以大家都亲切地称他是共产党的忠诚卫士，“党外布尔什维克”。他的家，无论在农村的豁口，还是在城里的雷神庙、景龙池等七八个住处，都是西安地区的 “党员之家”和安全的“秘密联络点”。贾拓夫、赵伯平、汪锋、张策、刘庚、吕剑人、杨嘉瑞、许权中、崔廷儒、余海丰、李慕愚、谈国帆、陈云樵、陈平、丁志明等同志，以及甘肃工委派到西安的一些同志，都是他家的“常客”。或开会，或联络，或住宿，来来往往，经常不断。有的随来随走，有的住三天两天，有的一住就是十天半月。作藩长期不顾个人安危，不计任何名利，以小学校长、乡长、警察局长和佐理员的合法身份为地下党组织联络接头、传递情报、收藏党内文件、资助党的活动经费、掩护地下党员以至提供枪支弹药等，为党为革命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1933年7月，杜衡被捕叛变，中共陕西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孙作藩为了支持帮助作宾组建陕西临时省委和筹集党的活动经费，慨然拿出他家多年积蓄的几百银元，在西安市西大街桥梓口开设由作宾任经理的“西北转运栈”，名为商行，实为省委机关的联络点和常住地址，保护了党员和党组织的安全。

1946年秋，中原突围的郑位三离开商县麻街，路经灞桥回陕甘宁边区。时任灞惠乡乡长的孙作藩，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对灞桥与蓝田、临潼交界的过境地区，作了严密周详的部署，日夜巡查，由共产党员张一平联络接应，把“客人”秘密地安排在离灞桥镇较远的黄邓村一个可靠的党员华心诚家里，并请当地中医给郑位三治好了胃病后，即安全护送到边区。郑位三高兴地说，西安灞桥地区可称之为白色恐怖下的“红区”。孙作藩为了安全护送往来于西安与马栏(陕西工委和关中地委所在地)之间的革命同志，他通过各种关系，组织了一个有五辆胶轮马车的小车队，以运输队的合法名义，经常给驻在边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运送物资。每次出车，都有两三名乔装打扮的“押车人”随行。一到目的地，他们就巧妙地通过封锁线进入解放区。其中仅输送到延安的进步青年学生就有几十人。一些常来常往的地下老交通员更动情地说，坐作藩的车，住作藩的家，就象走在一条红色通道上，既安全，又放心，任务完成的很顺利。

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无愧言。孙作藩从1942年到1949年5月西安解放，在他担任长达七年之久的乡长期间，敌人经常以“私通共党”的罪名，对他和他的家庭进行多方监视和迫害，并以“断绝与孙作宾的一切关系”为“约法三章”：不准随便通信，不准随便外出，不准随便接待来人。但敌人的每次寻衅，都因有孙蔚如将军的直接保护而免遭毒手，幸而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作宾兄弟在西安握手相见时，两人都无愧无悔而会心地笑了。

孙作宾与夫人刘杰，从相识相知相伴到白头偕老，60多年来，他们在生活上是相互体贴的知心伴侣，在工作上是相濡以沫的革命战友，历经坎坷风雨，休戚与共，患难情深。

1933年冬，作宾在西安做地下工作时，经共产党员王思信介绍认识了进步青年刘杰。刘杰上小学时名叫刘芳桂。1933年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后，立志不做闺中秀女，要做巾帼人杰，遂改名刘杰。她的父亲是陕西靖国军连长，在参加孙中山讨伐北洋军阀独裁政府的战争中英勇献身。他的哥哥是共产党员，他的老师也大多是共产党员和爱国反帝的进步人士。在这种情况下，他热切向往革命，立志要找个革命的丈夫，相伴一生，战斗一生。当她得知作宾是共产党员，又有一段戎马生涯的经历后，便于1934年春同作宾订婚。此后，她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接触的共产党员也越来越多。她家东仓门纸坊巷一号也成了地下党组织的联络据点。同时，她在西安女师也被推选为学生救国会负责人和女师派到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的常驻代表，经常与外校同学一起，组织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和爱国反帝的宣传活动。1936年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那天，她带领西安女师学生同全市的游行队伍一起到临潼向蒋介石请愿。当队伍行至十里铺时，蒋介石在沿途布满武装军警，准备镇压学生。张学良将军为避免流血事件，驱车赶来劝阻。他站在土台子上慷慨陈词，抗日爱国之情溢于言表，并保证一周内用事实回答大家的请愿要求。果然，第三天就爆发了张杨兵谏的西安事变。随后，作宾、刘杰等在党的领导下互相协作，积极做好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宣传解释工作。

1937年2月，刘杰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经蒙念祖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担任中共西安女师支部书记。先后在徐铭清(王观澜夫人)、曹冠群领导下开展党的工作。7月与作宾结婚。9月调任中共甘肃工委委员，负责妇女工作，在组织和发动妇女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中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作宾调到那里刘杰亦调到那里，他们同甘共苦，既享有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也饱尝了蒙冤受屈的株连之苦。1943年作宾在延安因 “红旗党”被“抢救”时，刘杰亦被牵连受审。1958年作宾在青海被错划为右派和“反党集团主帅”时，刘杰也作为“孙作宾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不仅不揭发孙作宾的反党罪行，反而一唱一和，一再包庇”而受到了错误处理。l 961年8月，刘杰的问题经中共中央批准彻底平反而恢复青海省妇联会主任职务后，她又为孙作宾的问题鸣不平。从而于1970年又以“丧失立场，为右派分子孙作宾翻案”为名而遭受“党内警告处分”。1979年1月经中共青海省委复查认为“刘杰同志为其丈夫孙作宾右派错案提供申诉材料，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正确行为”，撤销了党内警告处分。1979年2月刘杰随作宾一起调回陕西后，不

顾年老体弱，不计名利地位，由正厅级改任副厅级职务后，仍然谦虚谨慎，积极工作，毫无怨言。并从培养接班人的大局出发，主动让贤，扶持有专长的青年知识分子走上领导岗位。在日常生活上，刘杰对作宾的衣食冷暖，关心照顾，无微不至。有一年冬天，作宾一人住在北京，刘杰托人捎去一双棉鞋，作宾穿上后，倍觉温馨，从心底里感激老伴的深情厚意。

                心忧天下

   作宾幼年聪敏好学。七岁入豁口村私塾，15岁考入新筑镇高级小学。先学启蒙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幼学琼林》；继读《论语》、《诗经》和《古文观止》等。由于家穷，读书不易，他就有一种愤发图变的强烈愿望，攻读十分刻苦。宁可少玩少睡觉，也不在学习上有所懈怠。每读一书，必诵十数遍。通过熟读熟记，加深领会和理解。有些脍炙人口的古文诗词，至今仍可冲口而出，原原本本地背读下来。背得熟，记得牢。作宾从此也就锻炼养成了善于记忆的好习惯。

作宾从小好奇求新。对于富有民主共和思想的新文化，他一听就爱。当时教育部门颁布的《国语读本》，私塾老师不愿教，作宾却爱不释手。这套需要四年读完的八册课本，作宾自学两年就读完了。上新筑高小时，受五四运动和进步教师的影响，作宾曾和同学们一起进行爱国反帝宣传。他对岳飞、文天祥等那些历史上的爱国志士非常钦佩。对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和《建国大纲》等也很有兴趣，企盼着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能够实现。特别是针对当时军阀割据，国家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他写了一篇《论廉颇与蔺相如》的作文，力劝军阀各派，以国家社稷为重，勿蹈“两虎相斗，势不俱生”之覆辙，效相如忍辱顾全大局之胸怀，鼓廉颇“负荆请罪”之勇气，止干戈，将相和，“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作宾当时虽然还不懂得政治斗争之严酷与复杂，但他纯真幼稚的良苦用心，却博得了国文老师的倍加赞许：人小志高，心忧天下，长大有为，必成大器。

              读书不忘救国

1 926年春，作宾17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陕西省立第三中学读书。入校不久，直系军阀刘镇华在被陕西人民驱逐出境一年之后，乘国民二军豫西失利之机又卷土重来，率镇嵩军八个师号称十万人于四月中旬围困西安，妄图再次祸陕。当时西安各大中学校，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学生在“读书不忘救国”的口号下，支持陕军杨虎城和李虎臣将军，坚持反围城斗争。作宾先后参加了 “西安五九雪耻大会”和“西安五卅周年纪念会”等组织发动成立的学生宣传队，喊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唱着 “天浑地暗沪江边，英日逞强权，惨杀我青年。弹如雨，血如泉，奋臂挥铁拳。野蛮大和魂，凶恶不列颠，同胞毋忘五卅民国十四年!”的爱国反帝歌曲，深入到街头巷尾，走家串户，散发“雪耻”传单和各种爱国反帝的宣传材料，动员群众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支援守城部队。11月28日，西安解围以后，学校不仅恢复正常上课，而且学生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也非常活跃。特别是随着国共合作的陕西临时军政府一一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的成立，西安的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各种进步书刊可以公开出版，公开发行；工人、学生可以自由结社，可以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唱《国际歌》，等等。所谓“红色西安，红极一时”。1927年春，陕西省立三中奉命裁撤，并入省立一中(校址仍在早慈巷原省三中)，赶走了反动校长侯良弼，由共产党员雷晋笙任校长。这在当时不仅是陕西教育界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共陕甘区委为了占领教育阵地、培养革命人才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当时的省一中，除于右任的外甥周伯敏任训育主任外，形成了以教育主任吕佑乾和黄平万、张性初、张金印等一批共产党员为核心的骨干教师队伍，在学校秘密党支部的领导下，利用各种形式向学生灌输革命知识和革命思想，教育和引导学生提高对革命形势的正确认识。这时作宾有机会阅读了《社会科学概论》、《唯物论》、《共产主义ABC》、《苏俄视察记》和介绍列宁生平的一些进步书籍，接受了革命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同年2月，由同学罗全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此期间，作宾不仅努力学习，重视学业，而且成为宣传革命思想，站在革命斗争前列的尖兵。5月5日在西安市莲花池举行的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五”马克思诞辰大会，雷晋笙校长带领一中学生，高举马克思、列宁、孙中山的画像，以英姿整齐的队伍出现在会场，成为最引人瞩目的队伍。在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为了纪念守城死难革命志士和西安解围的胜利．，把皇城(今新城)改为红城的纪念活动中，作宾和省一中的同学先后参加了多种政治性、群众性的表演竞赛活动，省一中几乎成了当时吸引青年学生参加革命活动的中心。“四二八”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绞杀的噩耗传到西安后，5月工6日雷晋笙在省一中召开的追悼李大钊大会上悲愤陈词，痛斥蒋介石、张作霖等新老军阀都是扑灭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一丘之貉，号召师生继承烈士遗志，坚定革命信心，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这次会议对作宾教育很大，使他清醒地认识到新老军阀都是国民革命的真正敌人。特别是6月12日在省一中成立“非基同盟”(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文化侵略的组织)大会上，邓希贤(邓小平，时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部主任)应邀到会讲演，给“非基同盟”指明了方向。作宾等与会同学亦受到很大鼓舞，懂得了“非基运动”就是反对帝国主义进行“杀人不见血”的文化侵略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