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推介ppt:有一个朝代叫民国

         
（序）
　　
　　2010年秋日的一天，我到了武汉。
　　
　　中国四大名楼里，“黄鹤楼”这个名字是我从儿时起印象最深的。原因说来惭愧，不是缘于什么典故名籍，只是因为我从小不喜读书、放学后除了踢球打弹就是抱着收音机听相声，因此对于马三立的经典名段《黄鹤楼》印象太深。
　　
　　从蛇山上的黄鹤楼下来，出公园南门，东去不远便是武汉红楼（当地人叫它“红楼”是因为其砖墙颜色的原因，与香艳、文艺等等都毫不沾边）。此楼清末时为湖北咨议局，武昌首义后成为起义军的指挥中心“鄂军都督府”， 现在则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
　　
　　如果说黄鹤楼是蛇山之头的话，此处可谓蛇山的七寸。
　　
　　西面的江上，隐隐有风袭来，猛然间心中一凛：明年此刻，就是辛亥百年了。
　　
　　“该为那个年代写点什么吧”，我对自己说。
　　
　　……
　　
　　一转眼，一年过去了，人潮人海中依旧行尸走肉般奔波、浑噩着的我终于开始动笔了。
　　
　　
　　犹记得去年武汉那晚，枕着一江波声入眠，梦中的黄鹤楼，廊角欲飞，睥睨苍穹。
　　
　　
　　
　　
　　
　　
　　

 

　　
　　（第一章） 阴差阳错间，大事已成
　　
　　 （一）
　　
　　穿越回一百年前的武汉，那个夜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还是先来梳理一下那时武汉城内的两大地下组织体系吧。
　　
　　第一支力量如果上溯一下，它可是湖北境内的第一个地下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的延续，历经日知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等时期，最终成员遍布武汉新军中的各个兵种兵营，在军队中有一定的实力。不过为了掩人耳目，它取了个“文学社”如此小清新的名字。
　　
　　应该说“文学社”与当时反清力量的主力——同盟会（也就是国民党的前身）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大家都是同道中人，因此私下有一些联络，特别是由于地域的原因，他们与同盟会中的华兴会人士（该会基本由湖南人构成，黄兴、宋教仁等为主）颇有渊源，宋教仁曾应黄兴的要求参与了文学社的前身科学补习所的创办。
　　
　　
　　第二支力量就是共进会，这个组织与同盟会的关系就比较深了，让我慢慢道来，从日本的黑龙会说起。
　　
　　黑龙会虽然也只是个帮会，但它与日本官方、军方的关系都非同寻常，其核心任务就是谋划将满洲东三省纳入日本控制（据说黑龙会的会名含义就是剑指黑龙江）。
　　
　　同时黑龙会与中国境内的各大帮会也都有联络，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就是，此刻中国帮会的起源大多始于明末清初，宗旨就是反清复明，清朝强盛期间只能卧薪尝胆，到了清末乱世，自然也就不再蛰伏，立刻活跃无比，尤以长江以南为甚。
　　
　　孙中山曾经先成为洪门弟子，后带领一批广东人士（胡汉民、汪精卫等）组成兴中会，加上黄兴的湖南华兴会，章太炎、陶成章、蔡元培等人的江浙光复会，这三大帮会可谓当时众多反清力量中的三大主力。
　　
　　于是黑龙会加紧奔走斡旋，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三大帮会以及其他一些带有反清色彩的小帮会聚合在了东京，成立起来了以孙中山为一把手的同盟会。
　　
　　黑龙会如此出钱出力，热心支持反清，真实目的何在？当然是东北。
　　
　　如果同盟会在黑龙会的支持下起义成功、推翻清廷、建立新政府后，那么这个新政府将不再将东北视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估计看到此处会有人无比诧异——那么这些革命者岂不同时也是卖国贼？
　　
　　在此提醒大家一下，不要用100年后的眼光来简单化地评价100年前的行为。现在我们国家56个民族56朵花，一派团结气氛，但在100年前并非如此。清朝的统治者是满族人，对当时的中华民族来说，它就是异族番邦，与日本、俄国、英国无异，因此当时革命组织的首要目标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只要能达到驱除鞑虏的目标，也就是赶走满族人把持的清政府，就是最大的爱国行为。
　　
　　同时对于“恢复中华”里“中华”的疆域概念也和现在不尽相同，自秦灭六国一统江山开始，一直到元朝之前，东北的绝大部分都不在中国国土疆域之内，东北与中原第一次居于同一张版图里，则是由于南宋与金都被蒙古灭掉的缘故。
　　
　　直到明朝推翻了蒙古后，东北才第一次纳入中原汉族政府的名下，但事实上明政权对于当地的女真族一直缺乏实际的掌控，东北相当于变相的独立王国，直到其建立后金政府并最终入关夺取中原。
　　
　　因此在清末那时的国人概念里，东北更像是鞑虏的老家而不是我们汉人的传统领地。同时，蒙古、新疆、西藏等等也不是。所以，当时的所有革命组织（不仅仅是孙中山一人）都认同在战略上的 “上下两策”：上策当然是希望起义后能拿下清朝版图内的全部领土；下策则是收复中原十八个汉族省份的主权就可以，不必非坚持满蒙疆藏等地的主权，以换取列强对革命的认可。
　　
　　能做到上策当然最好，但难度太大；而下策只要能推翻位于北京的清政府、在关内恢复汉族人的统治就算革命成功了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先把这个目标完成了、其他的再一步一步慢慢来，也可以说是非常务实的思路。
　　
　　
　　１９０５年的东京赤坂区葵町三番地大仓邸内，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同盟会）先驱与日本盟友把盏言欢、慷慨激昂、共商反清大计时，可曾料到过了二三十年后，局势却又变成了日本人和下台后的清廷联手共图东北，同时与国民党刀兵相见、血流成河？
　　
　　在残酷的政治博弈中，其实是不存在所谓的道德制高点的，“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果然，就算在同盟会内部，三大派系也并非亲密无间，最终光复会与孙中山矛盾爆发、愤而退出另起炉灶；好在黄兴等原华兴会成员继续选择拥护孙中山，共谋在国内的起义。
　　
　　在战略上，孙黄将布局重点放在了两广、云南等地，理由是：第一，这些地方天高皇帝远，清政府的统治力较弱，适合造反；第二，这些都是边陲之地，或临海、或与异国接壤，一旦夺取了地方政权独立后便于接受国外的物资支援。
　　
　　到了1907年的时候，由于清政府的压力，日方已经不能再继续容留孙中山，于是私下给了孙一笔钱让其自行离开（这笔钱也是光复会与孙中山决裂的一个导火索），孙、黄等人于是去了南洋，以香港、河内等地为基地策动华南地区的暴动。
　　
　　那么此刻留在东京的同盟会的人，就处于了一种闲置和尴尬的状态，部分同盟会成员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联合上其他日本境内的国内帮会组织成员（如哥老会、孝义会、三合会、三点会等），又成立了一个共进会。
　　
　　共进会成立后，黄兴一度杀回东京兴师问罪（只能让他去，一来孙中山无法入境，二来共进会骨干多为两湖人士，与黄更为熟悉），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分裂同盟会。而共进会领导之一焦达峰据理力争：你们都去搞华南的起义，那么华中长江流域、特别是两湖地区这么好的革命基础，难道就该放弃？大家的终极目的都是推翻清廷，完全可以同时多条路并行。
　　
　　最终黄兴选择了默认此事。
　　
　　1909年开始，焦达峰、孙武、刘公等共进会骨干陆续回国，布局湘鄂；焦达峰重点经营长沙，孙武等人经营武汉。至辛亥前夕，武汉共进会已经成为了仅次于文学社的当地第二大地下组织，虽然不如后者在武汉的新军中那么人多势众，但其成员多为留日归来人员，见多识广。
　　
　　这两派可谓各有千秋，但为了安全起见一直都小心翼翼甚至彼此提防。
　　
　　
　　
　　
　　 （二）
　　
　　好了，说完了武昌起义的这两大骨干力量，接下该说说当时的背景了。
　　
　　这几年里，孙中山、黄兴在华南所搞的多次暴动均告失败。无奈之下，孙远走美国，黄蛰伏香港，此刻的同盟会内，倒是宋教仁颇为活跃。
　　
　　当孙中山、黄兴重点经营华南的时候，宋教仁已经有了另外的思路，他认为：就算两广等地暴动成功，很可能也只是个割据，根本无法推翻清朝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统治。而自古擒贼先擒王，如能有一支武装可以直捣黄龙一举占领北京，那才是革命的上策。但革命党的势力都远在南方，此计如何实现？
　　
　　宋教仁有主意：你满清不就是从东北入关，先取了北京，然后得了天下嘛？我给你来个以牙还牙，先从东北策动起义，然后杀入关内直取京城。
　　
　　一批南方革命党，毫无东北的人脉和基础，这个想法是否太离奇了？
　　
　　客观地说，确实比较大胆，但也绝非毫无机会： 20世纪初期的东北局势比较特殊，由于俄国和日本在东北享有的特殊利益，清政府军队对于东北境内的掌控并不是很强大，存在着大量的三不管地带，这也导致了众多响马势力的盘踞、傲啸于白山黑水之间；同时，即使在东北的清军中成分也极其复杂，很多人拥有绿林背景，这些都为宋教仁的计划提供了可能性。
　　
　　1907年，宋教仁前往东北实施他的计划，但没能取得进展。不过他在策动暴动的同时，还顺带做了另一间事情，也值得说一下。
　　
　　大家一定知道最近几年韩国国内有很多言论，将中国境内的长白山以及延边等地都视为历史上的韩国（朝鲜）领土，这也就是所谓的“间岛领土争议”（“间岛”是韩国语言里对于目前我国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里面大部分地区的一个称谓）。
　　
　　20世纪初期，由于韩国（朝鲜）已经成为日本的附庸，其外交权全部掌握在日方手里，日本方面与清朝多次交涉，引经据典，论证出“间岛”一直是韩国领土的结论，希望将其从大清版图中剥离，而宋教仁在东北期间恰逢这一时期。
　　
　　策动革命不成返回东京后，宋教仁立刻着手于这方面的研究，查阅了大量资料、进行了翔实的论证，最终完成了《间岛问题》一书，得出了间岛主权属于大清而绝非韩国的结论，而这本书籍对于后来清政府与日本谈判签订《中韩界务条款》（该条约里日方终于承认间岛是大清版图内领土）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
　　
　　
　　这个插曲说完，接着说宋教仁的革命活动，到了1910年，由于华南区域的暴动多次失败，宋在同盟会内提出他的三策论：那就是东北暴动、入关直接推翻北京政权，此为上策，但难度太大、可行性较小；华南暴动就算成功也只是偏安一隅，更何况还一直在失败，只能算下策；在长江领域、华中腹地起义，一旦得手其辐射能力较广，站稳脚跟后再伺机北伐，可为中策，目前阶段最具备操作性。
　　
　　这个方案得到了同盟会中有识之士的热烈响应，而到了1911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再次失败后，中策的实施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因此1911年7月，同盟会中部总会正式成立，专门致力于长江流域各省份的暴动策划，以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等人为领导。
　　
　　而就在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不久，1911年9月，四川爆发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与以前同盟会等组织致力策动的政治起义不同，它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冲突事件，政府与民争利，直接伤害到了四川的各个阶层，而且利益受损的主体很多就是本地的官员、乡绅、袍哥等有头有脸、通黑白两道的人物，这下火辣的川人不干了，事态愈演愈烈，直至酿出血案无法收场，最终演变为多路哥老会等民间组织率众攻打政府、直接与军方交火的大事件。
　　
　　四川局势危急，当地军队的力量也不够控制局势，清廷开始自武昌等地调兵入川增援，对于武汉的革命党来说，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到来了。
　　
　　
　　
　　 （三）
　　
　　1911年9月16日，经同盟会中部总会宋教仁等人的牵线搭桥，武汉城内两大地下组织文学社与共进会终于走到了一起，双方决议联手起义。在领导位置方面，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起义军总指挥（总司令），共进会方面的孙武为参谋长、刘公为政治筹备处总理，同时邀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同盟会名宿尽快来武昌主持大计，而起义时间则定在了10月6日（中秋节）。
　　
　　不得不说，这个会议的保密性太差了，当然也可以说，武汉军民的反清情绪太高涨了。
　　
　　会后，“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说法马上传遍了武汉的大街小巷，自然也传到了当局的耳朵里，对方的应对是一方面换防部队（蒋翊武所在的部队就被派至岳阳），另一方面则加强了军队中弹药的管理，士兵手中的子弹绝大部分都被收缴入库。面临这种不利局面，起义军各方面紧急商议，决定把计划推迟10天，也就是10月16日再起义。
　　
　　10月9日，共进会的孙武、刘公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刘的家中准备炸弹，结果炸弹意外爆炸、孙武受伤，刘公马上带孙武前往医院看伤，而随后赶来的俄租界巡警则发现了大量的起义人员名单、文告、旗帜等等，并移交给了清军。
　　
　　事件暴露，局势万分凶险，好在蒋翊武已经告假赶回武汉。9日下午5点，蒋翊武与旗下文学社的刘复基等骨干开会，事不宜迟，肯定无法等到16号再动手了，最终大家决定当晚12点就动手，以城外的南湖炮队鸣炮为号。
　　
　　然而，他们开会的地点已经暴露，晚9点，清军突袭会场，蒋翊武侥幸脱逃，刘复基等人被捕。
　　
　　当晚的12点，没有炮声，全城寂静。
　　
　　为什么炮队没有动手？版本不一。
　　
　　一种说法，负责通知炮队的邓玉麟因武昌城内已经戒严，出入十分不便，没能按时赶到城外的南湖。
　　
　　另一个版本则是，邓玉麟到南湖时还不到12点，但此时也是午夜，仓促之间很难集合起队伍，因此炮队的义军为稳妥起见，决定先不贸然开炮，听听城里的动静再说。哪料到城里的指挥部在9点就被端掉了，首领们被捕的被捕、逃亡的逃亡。
　　
　　散落在城内各个军营得到今晚暴动通知的义军在等城外的炮声，而城外的炮队在等城内已经动手的枪声，最终都没等到。
　　
　　可能看到这会有人指责炮队的义军违抗了命令、贻误战机，但有一点必须清楚，大家的公开身份还都是大清的士兵，还抗着大清的枪、听着大清的号令，而文学社也好、共进会也罢都是不能公开的组织，同时很多起义士兵并不是这两个组织的直接成员，只不过是愿意跟着造反而已，因此对于这样一种地下的、松散的团队来说，是不能拿军令如山来要求的。
　　
　　不管怎么说，这晚没能起义是事实，而且蒋翊武、孙武等领导人虽没有离开武汉，但都处于逃亡状态，与大部分起义部队之间没有了联络通道，也就是说，起义的指挥系统已经不复存在，这次起义貌似彻底失败了。
　　
　　对手方面的老大湖广总督瑞澂显然也是这样认为的，革命党已经无法动起手来，现在看来只剩他来秋后算账了。
　　
　　10日凌晨，被捕的革命党中的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人被处决，随后瑞澂马上给北京的朝廷发了一份电报，明着是汇报情况，其实邀功而已，内容无外乎局势已经被我hold住，群众情绪稳定等等。
　　
　　然而10日这一天的兵营内，流言四起、人心惶惶。
　　
　　话说武汉的驻军总计一万七千人，保路运动爆发后一部分调往四川，同时又向岳阳、宜昌等地派出了一部分去协防，因此武汉城内的军队共计在八、九千人左右，这里面有已经加入文学社、共进会的，还有虽然没有直接加入但也已经有意暴动的士兵，这些人总数大致已经占到了军队总数的三分之一到一半之间。
　　
　　此刻情况暴露，这些士兵人人自危，不知何时就有可能被拉出去砍头，还不如干脆就反了，不过最大的问题是几位领导人现在都联系不上，群龙无首，没人站出来打响第一枪。
　　
　　到了10号晚7点，这一枪终于诞生了。
　　
　　在第八工程营内，排长陶启胜查岗时与士兵金兆龙发生冲突，另一名士兵程正瀛赶来相助金兆龙，并开枪击伤陶启胜，这一枪就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
　　
　　此后，这个营的负责人管带（相当于营长）阮荣发前来弹压，被造反士兵击毙，与他同来的队官（相当于连长）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也被击伤后逃走（也有版本为此二人同样被当场击毙）。
　　
　　而后，工程营内数十人在熊秉坤的带领杀出营盘，直奔楚望台军械库而去。
　　
　　熊秉坤在此营的公开级别只是个正目（班长），但他是共进会成员，并且已经在此营中发展了大批士兵入会，因此具备了一定的影响力。辛亥革命成功后，熊秉坤被孙中山多次褒奖“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乃至“熊一枪”之名在民国期间传遍大江南北。如果从技术考证的角度来说，这个称谓应该属于程正瀛，但从一种象征意义来说，给了熊秉坤也不无道理。
　　
　　前面说过，为防止造反，当局已经加强了对弹药的管理，因此士兵手中的子弹都不是很多，所以熊秉坤带队首先就是杀奔军械库，而看守军械库的队伍同样来自工程营，带队的队官吴兆麟虽然没直接加入地下组织，但也是早有革命倾向之人，多年前曾加入过文学社的前身日知会，而且其手下的队伍中也群情激昂，决心造反，于是他顺应局面，打开军械库加入起义。由于他的官衔高一点，还被推举为了当晚起义的临时总指挥。
　　
　　关于吴兆麟一事另外的版本则是说那晚他并不是看守军械库的总负责人，但士兵们已经鼓噪，那个总负责跑走，而混乱中的吴兆麟最多算是围观。结果众人发现他的级别相当于连长，这可是起义军中难得的大官啊，所以几乎就是被强行推上了临时总指挥的位置。
　　
　　不管事实是哪个版本，反正武昌起义当晚的最高领导人就这样产生了。
　　
　　此刻城中已经大乱，各兵营内的文学社、共进会成员都知道该动手了，放火的放火、开枪的开枪，当然，义军放火并不是焚烧民房，而是为了制造出造反的信号。果然，城外的部队特别是南湖炮队看到城里的火光、听到城里的枪声后也立刻行动了。
　　
　　不过由于原领导人都下落不明，起义的原指挥系统已经不存在，最终的武昌起义几乎就是在一种仓促的状态下完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
　　
　　当然了，毕竟是职业军人，貌似混乱的形势下，三个最关键的要素都得以实施，成为了最终胜利的重要保证。
　　
　　第一，冲出各自兵营后尽量向楚望台集中，初衷是为了补充弹药，但在客观上形成了一个临时的大本营和指挥中心。
　　
　　第二，本能地抢占城内制高点，居高临下，既可以观察全城内的动向，又便于对敌方实施炮击。当晚，楚望山、蛇山、凤凰山这拱卫武昌城的三山全部被义军先占到，城外的炮队响应起义进入城内后，立刻得以在这些制高点上架起炮火，震慑全城。
　　
　　第三，事不宜迟，连夜攻打湖广总督署，这是对方的权力中心以及指挥中心，正所谓擒贼先擒王，只要拿下此地，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当晚子夜时分，对湖广总督署的进攻开始，而凌晨还未到来时，总督署就已经被炮火的支援下的义军攻克，湖广总督瑞澂跑到了长江上的军舰上，鄂军提督张彪则过江跑去了汉口。
　　
　　天亮时，武昌城内已经完全光复。
　　
　　也就是说，这次起义，就这样，一下子……
　　
　　成功了。
　　
　　这让前赴后继、屡战屡败、已经十次起义失利的孙中山情何以堪？
　　
　　
　　
　　
　　 （四）
　　
　　看看孙中山对武昌起义的评价：“按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瀓不逃，则张彪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外。……乃此小部分以机关破坏而自危，决冒险以图功，成败在所不计，初不意一击而中也。此殆天心助汉而亡胡者欤！”
　　
　　抛开里面的酸葡萄味道，有些话说得还是靠谱的。
　　
　　在不否定武昌义军威武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发现，敌人那边似乎也太不堪一击了。
　　
　　先来说说湖南湖北二省的最高首领瑞澂，在9日起获了革命党的名单后，到底下一步如何处置？他也没有定论。手下有两种意见，一派认为应该立即斩草除根，通通都抓来；另一派则认为这个名单并不十分可靠，不排除革命党为了造声势强拉人头、牵强附会地多写人名的可能性，因此为了收买人心还不如当众焚毁名单，先把矛盾缓和下来，稳定压倒一切。（要是我就选择当众焚毁名单，当然，要提前备份一份。）
　　
　　最终的结果是：瑞澂哪条计策都没有选，大概因为他也没想明白哪个更佳，反正乱党头领们已经抓的抓、跑的跑了，不如先缓一天，看看再说。
　　
　　结果缓了这一天，就酿出了惊天大事。
　　
　　因为杀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这三人的行动他并没有缓，而且愈加紧锣密鼓，9日晚抓人、10日凌晨就处决了。从10日一早瑞澂就向北京发电报的行为来看，他也是邀功心切，至于必须杀几个人是因为如没有人头落地不好向朝廷交代，会显得自己手软、平暴不得力。
　　
　　同时瑞澂（包括其团队）肯定也希望能杀一儆百，用几颗血淋淋的人头来警告军中的革命党，但这种巨大的压力却导致了更大地反弹，将散落在军中各处的已经失去领导系统、貌似孤立无助的那些激进士兵们逼上了梁山。
　　
　　前期预防工作因大意、轻敌导致判断失误，而瑞澂在10日当晚事变爆发后的所作所为更是不太给力。
　　
　　当义军攻打总督署的第一波攻势被很快击退后（起义军只有步枪，而守卫总督署的清兵有机枪），瑞澂却携家属妻妾从后墙凿洞跑到江边码头，上了楚豫号兵舰，据说楚豫轮的管带陈德龙当时就在总督署，是他力劝瑞澂去上船，理由是留在这里太危险，而到了江边的军舰上不仅可以保证安全，同时依旧可以观察局势、指挥战局，在军舰上不算离开战场，不属于临阵脱逃。这个理由让瑞澂很受用，自然随陈德龙而去。
　　
　　更有一种版本，说是瑞澂犹豫不决之时，是他的宠妾廖克玉苦劝，他才决定撤走。
　　
　　大家会不会认为这个说法太离奇太狗血？但是辛亥胜利后孙中山、宋教仁都特意接见了廖克玉，称其为“民国西施”，当时这个称号立刻引来了纷纷猜测，难道此女也是革命党？效仿西施卧底敌国？
　　
　　好了，瑞澂毕竟是个文官，而且一般大敌当前时先保证最高领导人的安全也是正常合理的选择，我们暂时放过瑞澂，说说张彪。
　　
　　张彪可是武举人出身，后追随张之洞从贴身侍卫做起，在军队中磨砺二十年，历经都司、统领、管带、中军副将、总兵、镇统、提督等多种军中职位，同时还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生，如此一位当时的湖北省清军最高军事长官，就被另一位赶鸭子上架的小连长带领着一群临时拼凑的乱军轻易击败，连几个小时都没坚持到，实在也是太出人意料了。
　　
　　对于张彪这一关键人物在武昌起义中的表现和评价，也存在着各种版本，一般历史教材上无非“革命军英勇无畏、张彪等人望风而逃”等等。
　　
　　有支持这一说法的版本，不过并不是那么简单化，而是分析了张彪这个人，发现他的升官并不是有什么赫赫战功，而是张之洞的大力提携。张彪非常会察颜观色、见机行事，说白了，就是非常会伺候领导，因此深得张之洞的喜欢，还将自己的丫环许配张彪为妻。等张之洞死后，遇到武昌起义、枪林弹雨，需要张彪拿出点真功夫的时候，他就现眼了。
　　
　　我本人对于此说并不是特别认可，张彪拍好了张之洞的马屁我不否认，但以张之洞老辣的眼光，张彪如果只是个酒囊饭袋般的废物，也断不会被张之洞一路提拔、委以军内大任。当年南北洋会操，南洋是占过上风的，其中的主力张彪因此还得到清廷的特别嘉奖。
　　
　　
　　那么还有另一个版本，说张彪其实是同情义军的，他因为职务原因不便直接造反，但私下一直对革命党网开一面，所以与其说他是怯阵逃跑，不如说是他放水。
　　
　　
　　而再有一个版本，则是更值得回味的，我们来看看瑞澂和张彪的关系。
　　
　　瑞澂是张彪的顶头上司，又是正宗的旗人，还是官三代（其祖父就是鸦片战争时接替林则徐的两广总督琦善），其强势自不必说。但湖北是张之洞苦心经营之地，张彪跟随其多年，在当地的军中也颇有势力，因此瑞澂要想把湖北真正变成自己的地盘加以全盘掌控，张彪是有些碍事的。
　　
　　自古一朝天子一朝臣，新领导最忌讳的就是老领导留下的元老大将，更何况张彪还是个汉人将领，但瑞澂毕竟刚来一年，强龙不压地头蛇，因此对于张彪还无法一下子搞掉，只能一面使用一面提防，同时暗暗提携军中的另一位满人将领铁忠来加以制衡。大家就是在这种微妙的官场氛围里来到了武昌起义爆发的日子。
　　
　　10日当晚城中开始兵变时，瑞澂急忙找人去叫张彪商议对策，而张彪已经带着忠于自己的辎重第八营去工程营平息叛乱去了。当时没有手机，瑞澂不知道张彪去了哪里，不免心中嘀咕，要知道张彪反了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毕竟造反的都是他的手下，挑头闹事的工程营其实还是他器重的嫡系部队呢。
　　
　　最终瑞澂选择了躲在军舰上静观其变，如果张彪没造反而且带领军队平乱成功，自己再上岸收拾残局；如果连张彪也反了，那自己肯定回天无力，也只有坐船跑路了。（而在前面的其他版本里，在总督署里面陈德龙劝瑞澂上船时张彪是在场的，哪个版本更接近真相？当晚瑞澂与张彪之间到底见过面吗？也许永远都是个迷。）
　　
　　接着说这个版本，张彪赶到总督署时却发现瑞澂已走。不知那时张彪的内心世界到底怎么想的？总之，他之后只做了象征性的抵抗，就也坐船过江去了汉口，武汉有三镇，武昌虽不保，毕竟汉口和汉阳还是清军的地盘（至少，11日白天还是）。
　　
　　好吧，不管张彪是能力不济也好，同情革命党也好，与瑞澂将帅失和互相猜忌也好，总之，他这个鄂军总指挥在当晚的表现，确实是太有利于起义军了。
　　
　　
　　
　　说到张彪，就不能不再说说他的恩师张之洞，某种意义上说，张之洞绝对是清朝灭亡的掘墓人，哪怕他是无意中所为，哪怕他自己也没有等到亲眼目睹此景的那一天。
　　
　　张之洞、袁世凯，大清进入20世纪后的两大汉臣巨头，分别手握南洋北洋，权倾一时。论军事实力，北洋绝对强大，但说到思想、文化上的进步、开明，那么毫无疑问是南洋更得风气之先，这也是革命思想能够很快在武汉新军中快速发展蔓延的重要原因。
　　
　　说到这里就再要引出一位湖北革命党吴禄贞，当年他深得张之洞赏识，被推荐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而且成绩优异，是著名的“士官三杰”之一（另外二人为做过北洋民国总理的张绍曾、做过南京临时政府参谋总长的蓝天蔚）。
　　
　　吴禄贞从日本学成归来，张之洞立刻安排他在湘鄂军中各军事学堂任高级讲师，但吴禄贞一面讲军事课，一面私下进行革命思想宣传，并召集、创办了花园山聚会。我在前面说过，科学补习所是湖北境内的第一个地下革命组织，其实花园山聚会是在科学补习所之前举办的，只不过并未形成系统的组织。
　　
　　但花园山聚会仍然被认定为是湖北省内地下革命组织的源头，其传播的思想对后面的那些团队一直有积极影响，而且吴禄贞还利用自己的关系将三十多位受其影响的革命党员送入军中任职，这对后来的武昌起义贡献巨大。（吴禄贞的故事以后的章节还会详细说）
　　
　　可以说，张之洞当年对吴禄贞的器重相当于给武昌起义暗藏下了一颗火种，同时他对张彪的提携又等于把扑灭这场大火的灭火器给废掉了，虽然这两件事都不是他刻意所为。
　　
　　
　　
　　 （五）
　　
　　1907年的初秋，汉口火车站。
　　
　　一群人毕恭毕敬地送一位长须老者上车。
　　
　　老者缓缓看着周围的一切，车站、铁轨、月台、车厢，铁路的另一端就是京城，这条路叫京汉铁路，中国的大动脉。
　　
　　这个老人叫张之洞，这条铁路，就是他提议并监制修建的。
　　
　　此刻，他要沿着这条铁路进京了。
　　
　　他升官了，终于进入了京城的权力中枢。
　　
　　但他已经70岁了，此一去，也就很难再回到武汉了，他会想到四年后这个城市将震惊世界吗？
　　
　　此刻的他只知道，京城有一位72岁的老女人在等着他，大家时间都不多了，到了该交待后事的时候了。
　　
　　但这个帝国的时间，还能有多少呢？
　　
　　
　　忽然之间，这位饱读诗书的老才子想作诗了：
　　
　　南人不相宋家传，
　　自诩津桥惊杜鹃。
　　辛若李虞文陆辈，
　　追随寒日到虞渊。
　　
　　
　　 （第一章全文完 第二章一周后更行）
　　
　　
　　
　　 被攻克的总督署 　　
　　　
　　
　　
　　 第二章 回头多少中原事
　　
　　
　　 （一）
　　
　　1911年10月11日上午，武昌城内全部被义军控制，黄鹤楼以及蛇山上升起了铁血十八星旗。
　　
　　这面旗子上的十八颗星代表关内的十八个省，即直隶（包括现在的北京、天津、河北省）、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而东北、蒙古、西藏、新疆、青海等地都不在这个旗帜上，这也就是我前面曾经说过的，此时革命党的首要目标就是内地汉族十八省的光复，而对于满蒙疆藏等其他地区的主权要求是暧昧和模糊的。
　　
　　 目前义军取得的只是军事上的胜利，接踵而来的就是政治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必须尽快成立政府。只有成立政府，才能马上恢复武昌城内的正常秩序；只有成立政府，才能昭告天下自己的政治主张并鼓动其他地区响应；还有重要一点，只有成立政府才可以尽快与西方诸强建立联络通道、打好招呼，别忘了，作为重要商埠的武汉（特别是汉口）里租界林立，一旦西方列强认为武汉革命党的行动会影响到他们的利益的话，很可能加以武力干涉。
　　
　　而建立政府进行各类外交、财务、工商、民政、管理等事宜，就不是这些造反士兵的强项了，于是，又一股重要力量要出场了，那就是立宪派，而此刻他们的官方舞台，就是咨议局。
　　
　　立宪派的源头，可以认为是戊戌变法时的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虽然失败出洋，但在海外一直高举“君主立宪”的大旗；而在国内，众多有声望、有地位的实业家、乡绅、知识分子甚至包括很多清廷内的汉族官员也都是这一主张的坚定支持者。
　　
　　与革命党将满汉之争看做水火不容、主张一定要暴力夺权的理念不同，立宪派的诉求相对温和，希望通过改变政体可以令汉人获得更多的权力、从而吸纳更多的民间精英介入到国家的管理，同时又确保了满清皇族的地位不被推翻。
　　
　　可以说，在清廷、革命派、立宪派这三者的博弈中，立宪派是相当讨巧的，它那种不流血改革的策略甚至比革命派得到了更多的民间支持，而清廷在必须与革命派输死一搏的前提下就不得不给立宪派一定的甜头来缓解压力，哪怕只是做做样子，这一切都给立宪派的壮大辟出了空间。
　　
　　1905年，日本打赢日俄战争之后，日本这一个实行君主立宪的弹丸小国接连战胜了中、俄两大君主帝国，这一事实让国内各界呼吁尽快立宪的声势空前浩大，清廷不得不加以重视，并在1906年宣布开始预备立宪。
　　
　　1909年，清廷在各方压力下宣布在9年内实施立宪，并且开始在各省建立咨议局，组成咨议局的人员就是各地的民意代表人，也可以说就是一种议会的雏形了，当然，你也可以管它叫人大。
　　
　　咨议局成员的产生来自于各地的地方选举，因此最终的入选者基本都是当地有名望、有地位的乡绅、名流，这也是这派力量能够在辛亥革命中快速上位、取得更多权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好了，回到10月11日的武昌，蛇山上的湖北咨议局红楼里面，以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为首的议员们与起义军的头领们在紧急磋商成立政府之事。大家各方面的意向基本都一致，唯独在未来政府一把手、也就是都督的人选上，一直无法落实。
　　
　　当场呼声最高的有两个，一个就是汤化龙，但汤提出清廷的镇压军队很可能马上到来，此刻还是最好选一个军中的高官作都督才可以镇住局面。于是大家又推举昨晚的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吴苦笑：“我一个小队官（连长），昨晚也就是运气好而已，现在哪里压得住这么大的场面，万万不行。但我可以推荐一个人选，就是黎协统。”
　　
　　黎协统就是黎元洪，当时的军衔相当于旅长，其人虽然没有什么显赫的功绩，但平常善于为人处世，因此在武汉当地军民两界的口碑中都还不错。
　　
　　黎元洪这个名字一经提出，军人的意见则分为两派，有表示支持的，也有比较激进的一派觉得他就是个毫无革命思想的旧式军官，不杀掉他就算不错了，难道还捧他做老大？
　　
　　但问题是这批人也提不出更好的人选，而此刻形势紧迫，这个事情绝对不能再拖，同时咨议局众人均表示： “是黎叔吗？我看行。”
　　
　　事已至此，反对派也不便多说了，于是赶快派人去找黎元洪。
　　
　　在10号当晚的混乱中，黎元洪所在府邸也曾有零散起义军士兵闯入，结果被黎的卫士击退并擒获二人（也有版本说是一人），然后都被黎亲手杀掉，用来告诫手下保持镇定。
　　
　　不过随着当晚局势的变化，形势越加有利于义军，黎手下众人开始劝黎赶快逃命，黎也没有坚持，最终到了其下属管带谢国超的家中暂避。
　　
　　到了11日白天，黎眼看武昌城大势已去，于是准备跑路，派一个伙夫去家中取随身物品，结果这个伙夫被派去找黎元洪的义军盯上，悄悄跟踪着他找到了谢国超的家，黎元洪无处可躲，只好随义军去了红楼咨议局。
　　
　　关于黎元洪在红楼中被迫当上新政权老大（鄂军都督）的具体过程也有很多版本，不过基本大同小异，我这里就不重复了。只请大家注意一点：黎虽然一直勉勉强强不愿就范，但并未大义凛然誓死不从，而是含含糊糊本推半就，可见其并非庸庸碌碌之辈，也是个城府颇深的老江湖。
　　
　　不管怎么说，以黎都督为核心的新政权就算正式上马了，武昌城内贴满了以他名义签署的安民告示，而西方各国的驻武汉领事馆也都被通告：新政权将严格遵守以前大清同他们签署的所有条约，租界、债务、权益等等都保持不变，以防洋人们找借口利益受损而进行对革命军的干涉。
　　
　　对了，由于大清在此地的统治已经结束，因此新政权发布的所有文件里宣统的年号自然也被废除，新年号为黄帝纪元4609年。
　　
　　说到这里又要谈谈这个年号问题了。清末时期，那些进步人士、改革维新派、革命党等等对于还要使用满清皇帝的年号十分反感，但汉人又还没革命成功从而建立起新的年号，因此就产生了用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名人的生辰来纪元的方法，其中康有为、梁启超提出以孔子生辰来纪年，而与章太炎、蔡元培等光复会人士关系甚好的刘师培则提倡黄帝纪元，这后一种方式得到了绝大多数革命党的认可，因此在武昌首义后的一段时间内，已经起义独立的各省都是采用了这种黄帝纪元的年号，直到1912年1月1日南京政府成立后，才统一采用中华民国年号。
　　
　　
　　回到武汉，此刻，原湖广总督瑞澄还在江上的军舰里犯愁。是的，只能叫“原湖广总督”了，因为朝廷已经大怒，革去了他的头衔。
　　
　　而这时的张彪率领部分残部来到了汉口北面的刘家庙，心灰意冷的他对于尽快反攻夺回武昌的各种建议充耳不闻。
　　
　　从11日的晚上开始，武昌对岸汉阳、汉口等处的清军群龙无首、人心思变，也开始鼓噪起来，最终到了12日，没经过太多的波折和战斗，汉口、汉阳全部光复。至此，武汉三镇至少是统一了，都在位于武昌的新政权旗下。
　　
　　
　　
　　 （二）
　　
　　再说清廷那边，出了这么大的事，怎能坐视不管？撤掉瑞澄、令其戴罪立功的同时，讨伐武汉叛军的队伍也已经启程，由陆军大臣荫昌挂帅。
　　
　　此刻的朝廷，皇帝溥仪才五岁，主事的是他爹、摄政王载沣。
　　
　　然而就在荫昌率大军出征的同时，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进言，请载沣考虑重新启用已经赋闲在家的袁世凯去收拾武汉的局面。
　　
　　奕劻与袁世凯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替袁出头的机会。同时荫昌也一直附和，他虽不是袁的死党，但关系也算不错，更主要的是：他知道自己的斤两，明白只有袁世凯才能驾驭这支北洋军。
　　
　　而北京城内的所有列强大使馆也都传来了信息：第一，希望看到局面尽快稳定；第二，要想局面稳定，就必须让袁世凯出山。
　　
　　当然，日本人是不认可这第二条的。
　　
　　这个袁世凯看来还是很厉害啊，可这么牛逼的他，为什么三年前差点丢了性命，惶惶逃出京城呢？
　　
　　好吧，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三年前的京城。
　　
　　1908年11月，皇帝光绪、太后慈禧诡异地先后身亡，嗯，确切地说，是光绪在慈禧死前一天诡异身亡，慈禧则属于正常死亡。
　　
　　慈禧临终前交代后事，才两岁多的溥仪被推上皇位，其父载沣得以执掌大权。
　　
　　一个半月之后，载沣宣布：“内阁军机大臣外务部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驱驰。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艰难，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总之一句话，你下岗了。
　　
　　仅仅是罢了官还算是轻的，载沣开始的计划是杀了袁世凯，据说还是被张之洞拦下的。
　　
　　这位摄政王与袁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有人说，他是为了给他哥哥光绪报仇。
　　
　　我对此说颇不以为然。不排除有可能有这个因素（反正载沣与袁在慈禧生前时关系就不是多密切），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理由。此刻，载沣的儿子是大清的皇帝，载沣则实际执掌着大清的江山，他的一切所作所为都要先从政治利益考虑，绝不会仅仅因为感情因素就做出如此重大且冒了一定风险的举措。
　　
　　我们看一下清末的政坛，大家会发现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袁世凯，一大批汉臣精英此起彼落、风光一时，然而，朝廷中的那些满清贵族们心里会高兴吗？
　　
　　满人打下的天下，自然是不愿意让汉人来指手画脚、参与管理的，这个思路在大清的前半段还没问题。但自从19世纪中叶开始，国门外部被洋人用大炮轰开，内部又烽烟四起、战乱不止，偏偏这时的满清贵族们又已经失去了他们祖先的威风八面，每日提笼架鸟、吹拉弹唱，曾经骁勇彪悍的八旗居然成为了纨绔子弟的代名词。没办法，清廷只好硬着头皮用这些汉臣来强撑局面。
　　
　　进入20世纪，当李鸿章拖着将近八旬的老迈之躯料理完庚子事变的后事、自己也走完人生之路的时候，慈禧就知道，她必须重用袁世凯了。
　　
　　袁世凯出手不凡，除了将其手下的北洋新军打造成为了清军中最具战斗力的部队以外，他在铁路、邮政、工商、外交、教育、警务等诸多领域都颇有建树，成为了一颗耀眼的政坛新星，连众多洋人都对其赞赏不已。
　　
　　但毫无疑问，你有多红，别人就会有多恨你。那些满族少壮派们在慈禧面前对袁世凯的非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此人城府深不可测，又善于拉帮结派、收买人心、玩弄权术，而且野心极大，万万不可信任。”
　　
　　慈禧是何等精明之人，难道她就对袁完全放心吗？当然不是，狡猾多疑的老佛爷即使对满族大臣们也都是留着心眼的。
　　
　　只不过此刻李鸿章已死，张之洞是奔七的人了，同时其实际操作事务的能力并不如袁世凯，而满朝的那些嫡系满族子弟都是阿斗，你让慈禧不重用袁还能用谁？
　　
　　老太后敢用袁世凯，更重要的一点是，她有掌控局面的把握。
　　
　　慈禧一面用着奕劻、袁世凯这个派系，一面却又打着瞿鸿禨、岑春煊的牌，两派水火难容、互不买账，慈禧则坐山观虎斗，取渔人之利。
　　
　　到了“丁未政潮”落下帷幕，瞿鸿禨、岑春煊一派失利出局之后，慈禧又开始大力提携载沣，一方面制约奕劻，一方面为载沣日后接班铺平道路；同时将袁世凯、张之洞这一南一北两位封疆大吏调入中央军机处，以张之洞来掣肘袁世凯。
　　
　　张和袁虽同为汉臣，但南洋北洋之间并不是一体，满腹经纶、才高八斗、恃才傲物的张有点看不起袁，袁别看在表面上一直很尊敬这位年长自己20岁的老前辈，不过在背后也不免语带揶揄，暗示张只是个书呆子，论做事能力远不如他袁世凯。
　　
　　毫无疑问，左右逢源的慈禧绝对是宫廷政治的高手，但有一点，她本事再大也摆脱不了自然规律，也有死去的那一天。
　　
　　慈禧一走，载沣等太子党即位，对他们来说，既不具备老佛爷的资历、地位、威望，又没有她那么高强的政治手段，想玩转袁世凯、张之洞这两位汉族大臣，几乎是不可能的。
　　
　　张之洞还好说，风烛残年了，无欲无求，事实上，慈禧死后不到1年，他就也去世了。
　　
　　而此刻的袁世凯刚刚度过其五十大寿（农历虚岁），身体硬朗，精力充沛，而且雄心勃勃，太子党们要想震慑住他是根本不可能的。
　　
　　一场残酷的博弈就此展开。
　　
　　
　　
　　 （三）
　　
　　这场博弈的背景，是载沣派系与奕劻派系之间的权力之争。
　　
　　庆亲王奕劻是在1903年荣禄死后得以上位的，后者据说是慈禧的初恋情人，不管传闻是否八卦，但荣禄是慈禧的嫡系死党这点确定无疑。
　　
　　奕劻的本领只能算马马虎虎，而且比较贪财，慈禧重用他也是没办法的事，好在奕劻除了接替了荣禄的职业，还继承了荣禄手下的一员能力很强的大将——袁世凯，这也让袁在荣禄死后又找到了新的靠山。
　　
　　前面写了，慈禧曾用瞿鸿禨、岑春煊牵制过势头很足的奕劻、袁世凯派系，但那只是为了敲打奕、袁一下，让他们知道老佛爷的厉害，而瞿、岑二人都是汉人，不会被真正重用。
　　
　　逐渐老去的慈禧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接班人的遴选，有版本说奕、袁二人曾梦想这个人选落到奕的长孙溥钟身上，但慈禧不想让奕劻、袁世凯一派势头太强，所以否决了。
　　
　　最终的人选当然是大家都知道的溥仪，问题是为什么要给这位3岁的娃娃？是因为他的爸爸载沣。慈禧要求她死后不可以再有垂帘听政，摄政王载沣就相当于实际上的皇帝，诸事以他儿子的名义发布圣旨，大权独揽。
　　
　　慈禧为何看重载沣？那要从光绪说起。在慈禧的亲儿子同治死后，她选择了光绪继承王位，从法统上来说是这样一个程序，同治既无子嗣也无兄弟，因此就要把同治的一个堂兄弟过继给已经死去的同治的父亲、慈禧的丈夫咸丰皇帝为义子，这种将侄子过继给没有儿子的叔叔、大伯来继承香火的做法在过去的中国屡见不鲜。
　　
　　但咸丰有多个侄子，也就是说符合这一条件的人选很多，为何是光绪？这就是慈禧的私心了，因为在咸丰的多个侄子中，只有光绪同时还具备慈禧娘家人的血缘，光绪的母亲也是慈禧的亲妹妹，所以他是慈禧的外甥，慈禧是他的大姨妈。
　　
　　慈禧小算盘打得挺好，希望肥水不流外人田，但成年后的光绪却和控制欲极强的慈禧离心离德，这是慈禧当年不可能预计到的。
　　
　　那么载沣呢？他是光绪的亲弟弟，他们的父亲都是醇亲王奕譞，但他和光绪不是一母所生，所以载沣和慈禧之间没有直接的DNA血缘关系，但他毕竟也是慈禧妹夫的儿子，而这位妹夫奕譞生前既低调谨慎，又对慈禧忠心耿耿。
　　
　　于是，虽然在奕譞死后，他的第一个儿子光绪令慈禧失望了，但慈禧还是寄望于他的另一个儿子载沣，开始予以提携。话说慈禧的“铁磁”荣禄有个女儿，很令慈禧喜欢，于是收为了养女，接着又将其许配给了载沣，也就是说，载沣的身份不仅是慈禧妹夫的儿子，还成为了她的干女婿。
　　
　　太尼玛裙带了有木有？
　　
　　慈禧想让载沣接班，但又不能操之过急，毕竟载沣的资历、能力都不突出，因此只能先慢慢培养，而平时的主要国家大事还是需要奕劻、袁世凯这一派系来主抓。
　　
　　到了慈禧死后、载沣上位，一朝天子一朝臣，两个派系的矛盾开始凸显。载沣当然明白，不可能对同为满族王爷的奕劻直接下手，那么就只有把目标定在汉臣袁世凯的身上了，更何况，袁的的确确太碍事了。
　　
　　载沣上任后首先就要抓军权，具体方法是设立全国军队的一把手——陆海军大元帅，这个位置由皇帝亲自担任，但皇帝才3岁，所以实际上这个位置就落在他自己的手里，而他的两个弟弟刚刚20岁出头的载洵、载涛则协助其掌管海陆大军（此二子与载沣还是一母所生）。
　　
　　而此刻的袁世凯、张之洞早在一年前上调京城时在名义上就已经没有任何军权了，但南北洋是他们二人的嫡系部队，二人在军内的人脉树大根深。
　　
　　前面说过，张之洞不足为虑，说白了，快死的人了，而且他的军队远在南方。但北洋军则不同，一来其战略位置关键，都在北方拱卫着京都（同样也可以说威胁着京都）；二来其战斗力超过南洋，是目前清军中名副其实的南波万；更重要的是，袁世凯对北洋这支队伍多年的苦心经营，感情投入巨大，人虽走，茶未凉。
　　
　　这让一心想总揽兵权的太子党们怎能不把袁世凯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好了，我们再来看力主除掉袁世凯的另一个人：隆裕太后。有人说作为光绪的正房大老婆，她也一心想杀袁，为丈夫报仇。
　　
　　但问题是谁都知道，光绪喜欢的是珍妃，至于娶了隆裕这位长相不佳的表姐为皇后完全是迫不得已，这只是一桩被慈禧安排的保障自己家族利益的政治婚姻而已（慈禧既是光绪的大娘、大姨妈加干妈，又是隆裕的大姑妈）。
　　
　　婚后，光绪对隆裕是绝对的反感，把无法对慈禧发泄的怨恨全部转嫁到了隆裕这个老佛爷安插在自己身边的密探身上，不仅经常恶言恶语，甚至有过拳脚相加。
　　
　　所以说，隆裕支持除掉袁世凯，绝不会是为光绪出气、报仇那么简单。开句玩笑说，也许她更应该感激袁世凯，如果不是戊戌年帝后之争时袁世凯告密让慈禧一方获胜，而万一是光绪赢了的话，那么终于可以自己做主的光绪皇帝其实已经决定废掉隆裕的皇后之位了。
　　
　　当然，袁世凯告密之事是否就一定是帝后之争胜负的转折点呢？那是另一事情了，我们在此不提，接着说慈禧死后的这一个多月。
　　
　　隆裕有个姐夫，叫做载泽，也就是说，他同时也是慈禧的侄女婿，与载沣他们一派，地地道道的太子党，此时他是大清财政部（当时叫度支部）的负责人。
　　
　　太尼玛裙带了有木有？
　　
　　说到大清的财政，从曾国藩那时就已经危机重重，国库给不出银子到地方政府组建军队，就只好给权限，让地方官员们自己想办法弄钱，只要能把反贼灭掉保住我大清江山即可，其他的东西朝廷就不会过问太多，嘿嘿。
　　
　　随着国门打开、洋务运动兴起，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这些精明的封疆大吏们除了打理军队外，又都大兴实业、财源滚滚，一时间，南北洋的小金库比国库丰盈。
　　
　　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如此倒挂，当然不是正常现象，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也是无奈之举。如果中央把这些权利都收上来自己操作，那么无论多么赚钱的买卖也都会被那些满清的少爷们干赔的。
　　
　　更何况国家一直在动荡不安。就拿庚子之年来说，连朝廷都被赶走跑路了，最终总算还可以回来收拾江山、继续统治着各地方政府就算幸运，因此事后的慈禧连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人公然抗旨不遵、与洋人勾搭搞起东南互保运动的事都无法追究，更何谈去查他们的帐？
　　
　　当然了，这批人八面玲珑、何等机敏？一旦慈禧要用钱，不论是公事还是私事，他们都倾囊相助，从不推诿。当然了，奕劻要是用钱也没问题，袁从没二话。因此，这种微妙的状态就一直这么延续了下来。
　　
　　但慈禧死后可就不一样了，太子党们步步紧逼，一定要虎口夺食，拿走这块肥肉，因此主管大清财务的载泽与张、袁之间，特别是与袁世凯之间，已经剑拔弩张了。
　　
　　所以说，因为兵权，载沣三兄弟看袁不顺眼；因为财权，载泽（当然还有他小姨子隆裕）也恨袁入骨。别忘了还有肃亲王善耆，他负责着中国的另一支武装——警察，而这个队伍又是袁创建的，很多骨干都是出自北洋，令善耆使用起来也不太顺手。
　　
　　更不要说，袁世凯还有一件事几乎得罪了所有的满清贵族，那就是——立宪。
　　
　　有人大概会问，作为立宪派首领的康有为、梁启超与袁世凯势不两立，袁和光绪的恩怨也由此而来，怎么他又成了立宪派呢？
　　
　　要知道，1898年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梁启超来拉袁世凯入伙，就是因为袁肯于接受新思想、对宪政改良非常有兴趣，而最终袁选择了背叛他们这些帝党而投身后党，并非由于观念主张不同，而是权衡利弊后的一种自保策略。
　　
　　简而言之，袁知道光绪成不了事，那自己干脆别磨叽，跟太后走、听太后的话，永远做太后的好孩子。
　　
　　当几年后袁地位上升、太后也逐渐老去的时候，袁就开始大力鼓吹君主立宪制的好处了，就像我前面说过的，日俄战争后国内那一波呼吁尽快立宪的浩大声势里，位高权重的袁世凯可是绝对主力。
　　
　　袁此刻热切鼓动立宪还有一个目的：等太后去世了自己也就没有了靠山，前途未卜。而国家一旦实现君主立宪制就会发生权力结构上的彻底改变，皇帝的位置虽然可以保证，但其权力会受到制约，而在实际上的政府首脑、也就是内阁首相这一重要位置上，袁绝对是有力竞争者。
　　
　　毫无疑问，无论是作为袁本人，还是作为奕劻派系中的一员，他与太子党们之间的矛盾是全方位的、不可调和的，而在慈禧这样一位强势领导人死去之后，其身后留下的巨大权力空间就需要被重新瓜分。
　　
　　在新的布局里，太子党们绝不容许袁的存在，也就是说，这次洗牌，就是要洗掉袁，反正张之洞也活不了几天，从此以后朝中就又恢复满人的天下了，这是其一；让奕劻系损一大将，让载沣系的新官上任三把火树立一下威风，这是其二；全面夺取军权、财权，这是其三；打击立宪派，强化皇族权威，这是其四……等等等等，总之，为光绪报仇之事，真的只是其中一个最不具备政治色彩的理由了。
　　
　　
　　
　　 （四）
　　
　　现在来看，必须拿掉袁世凯是无疑的了，那么具体方式呢？太子党中的激进派主张斩草除根、以绝后患。
　　
　　但诛杀这样一位如此重要的大臣，作为一把手的载沣肯定也要全盘考虑、不能太草率。载沣在清史上虽然算不上什么英明神武之人，但能被慈禧选中接班，也并不是没有两把刷子，他的初步方式是准备给袁戴一顶“行为不轨、包藏祸心”的帽子，先双规起来再说。
　　
　　载沣把这个处理意见告诉载泽，让他去试探一下张之洞的反应，张坚决反对，理由是：此刻正是新旧权力交接更迭之际，比较敏感，杀袁或抓袁恐怕会激起事端。找个理由把他革职赶回老家不就完了，不要赶尽杀绝，还是稳定压倒一切嘛。
　　
　　这也就是很多人所说的，是张之洞救了袁世凯一命。此刻的张已经年迈，又远离他的南方根据地，并没有太多的野心、理想，安心在京城养老了，因此他给出的建议还算是比较客观的分析，同时他也不希望京城有大变故，导致他这一把老骨头再跟着经历什么腥风血雨。
　　
　　张的意见肯定对载沣有触动，但载沣不杀袁，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张的因素，还有其他更多的因素。
　　
　　探张之洞口风的同时，载沣也将自己即将处理袁世凯一事试探了北洋诸将，结果这些将领的反馈是：辞职。
　　
　　辞职理由？担心手下会造反，自己无力弹压，有负皇恩。
　　
　　潜台词很明显，虽然此刻的袁已经在公开职务上与北洋军毫无瓜葛，但对袁下手太狠很容易被人视作要向北洋系开刀的讯号，那么手中有枪、清军中战斗力第一的北洋怎能坐以待毙、任人宰割？
　　
　　除了军内的因素，载沣还要看看洋人们的脸色，这在清末是没办法的事情，列强的炮舰随时都可能开进渤海湾、长江、珠江，无论你是大清的皇帝还是激进的革命党都不得不有所忌惮。
　　
　　前面说过，袁世凯赢得了除日本以外几乎所有列强的好感，特别是英国大使朱尔典更是袁的密友。在这个背景下，载沣对袁的处置也无法不投鼠忌器。
　　
　　所以说，这个事件最终的结局是博弈双方都有所顾忌、相互妥协的结果，太子党权高，袁世凯枪硬，但没有哪一边能同时做到又高又硬，麻杆打狼两头怕。
　　
　　最后是朝廷用养病的理由给了袁足够的面子和台阶，袁则乖乖地交出权力，这次官场洗牌以一种软着陆的方式做了了结，这对于刚刚上台、根基未稳的载沣政权来说，也是合理务实的选择。
　　
　　
　　
　　 (五)
　　
　　刚刚一直是在以载沣等太子党的角度来看这件事，下面我们重点说说关于袁世凯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袁在宦海沉浮多年，八面玲珑，为何没能在满清贵族中积累更多人脉，以备不时之需？
　　
　　实际上，袁很重视这一点，无论是在花钱上，还是在做事的分寸上，他都处心积虑。一方面，他出手豪爽，对上上下下打点的都很到位；另一方面，他在多个职位上做事的时候都设法拉到满族大臣与其合作，而且出了成绩也绝不争功，这样既可以打消朝廷对他这个汉人的猜忌，又可以建立起自己与众多满族高层间的良好关系。
　　
　　应该说，袁的苦心经营还是有一定成绩的，出事后奕劻曾保袁就不用说了，另一位清军中的重臣荫昌也为袁说话，荫昌虽然能力很一般，但早年出国留学时结交了与其同龄的德国皇子威廉二世，现在威廉二世已经当上了德国皇帝，荫昌得益于此，在朝廷中说话还算有点分量。此外，据说还有两位军机大臣那桐、世续也是劝告载沣不易出手过重。
　　
　　问题是那么多的满清贵族，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喜欢袁世凯。
　　
　　除了载沣派以外，再比如大清军队体系中的另一位重臣铁良，他可比荫昌有本领多了，因此袁世凯一开始也刻意结交、笼络此人，但铁良一直不买袁的帐，他和军中的另一位满清少壮派后起之秀良弼都是袁的死对头。
　　
　　其实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立宪，自从1906年袁开始大力推动此事开始，他和绝大多数的满清贵族们就算彻底决裂了，但在另一方面，他又可以收获来自于国内各界立宪派的支持。
　　
　　没办法，在很多的政治问题上，你选择支持了一方，就势必会得罪另一方，没有左右逢源、万全之策，形势逼得你不得不闭上眼一赌了之。
　　
　　袁当初用奕劻当靠山，就势必在日后成为载沣的敌人。
　　
　　袁把宝压在了立宪上，在1908年他势必就会赌输，但好在没输光，还有翻本的机会；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立宪派力挺他，革命派中甚至也有多人支持他，他不是又赌赢了吗？
　　
　　当然，1915-1916年那次赌博他又输了，而且输到无法翻本，这是后话了。
　　
　　
　　接着说第二个问题，从慈禧死后到袁被罢官，中间有一个半月，这期间袁的策略是什么？为什么他没有见风使舵去投靠太子党，向载沣效忠？那样说不定就可以逃过这一劫，然后韬光养晦，等待时机。不要放不下身段嘛，既然是玩政治的，就不必太要脸。
　　
　　此招貌似有理，其实不然。
　　
　　因为载沣这批太子党永远也不会将袁视为心腹，而只能是心腹大患，就算此刻放过了袁，就算袁以后抱着他们的大腿忠心耿耿，但总有一天，他们还会举起手中的刀的。
　　
　　而那时，他们脚跟已稳、羽翼渐丰，而袁则会像温水锅中的青蛙一样，任其宰割。
　　
　　所以袁在这一个半月里丝毫没有低头，柔中带刚，寸土不让，对他来说，摊牌和翻脸的时刻来得越早越好，因为这意味着载沣等人立足未稳，还会有所顾忌。
　　
　　事后看，袁的赌博很凶险，但也很老辣。
　　
　　
　　那么还有第三个问题，既然袁背后有北洋军支持，为什么不先下手为强？比如发动兵变，包围京城，逼载沣交权，立奕劻的长孙溥钟（或者找个其他傀儡）为皇帝，那样袁几乎就可以和曹操一样大权独揽了。
　　
　　这里就要说一下北洋军。与深受海外各类思想影响的南方部队不同，北方的军队相对而言要保守很多，忠君意识强烈，这从后来的很多事情都可以看出来。
　　
　　如果袁被抓甚至被杀，那么北洋诸将人人自危，重压之下很可能铤而走险、逼上梁山；但如果袁还平安无事，只是有些风言风语的时候，你让袁带着他们造反，不仅师出无名，而且众人未必就一定跟着你袁世凯干如此风险巨大的赌博。
　　
　　其实这类问题从曾国藩时期就一直存在，曾也好、袁也好，直接造反都没把握。满清朝廷又绝不信任他们，必须要打压，但打压的分寸、尺度需要掌握好，不能擦枪走火。而曾和袁又都具备相当高的政治智慧，因此都在没造反的前提下杯酒释兵权、化险为夷。
　　
　　当然，袁的历程要更凶险的多，不过最终回报的也更高。
　　
　　
　　可能有人会问：如果当初载沣当机立断、雷厉风行，杀了袁世凯，那么大清的江山是否有救？
　　
　　答案绝对是否定的，那样的结果只不过就是无法让袁成为辛亥后的受益者罢了，对于挽救大清的覆灭丝毫没有帮助。
　　
　　大清这样一个众叛亲离、千疮百孔的江山，居然还能挺到1911年，我只能说，这已经是个奇迹了。
　　
　　
　　
　　（第二章全文完 第三章“几千年中国历史上最多事之秋”一周后更新）
　　　　
　　 　　
　　
　　参加长沙光复的部分新军
　　
　　
　　
　　
　　
　　
　　第三章 几千年中国历史上最多事之秋（上）
　　
　　
　　
　　本章出场主要人物简介：
　　
　　袁世凯（1859－1916），三年前从军机大臣职位下课，此刻隐居于河南安阳。
　　
　　载沣（1883－1951），宣统帝溥仪之父，此刻是摄政王。
　　
　　隆裕（1868 —1913），光绪帝的皇后，慈禧的侄女，此刻是太后。
　　
　　载泽（1868一1929），隆裕的姐夫、慈禧的侄女婿，此刻是度支部（财政）大臣。
　　
　　奕劻（1838—1917），庆亲王，袁世凯的政治盟友，此刻是内阁总理。
　　
　　荫昌（1859年－1928年），此刻是清末陆军大臣。
　　
　　徐世昌（1855—1939），袁世凯的政治盟友，此刻是内阁副总理。
　　
　　谭人凤（1860-1920），革命党同盟会中部总会领导人。
　　
　　余诚格(1856～1926)，满清地方官吏，此刻是湖南巡抚。
　　
　　黄忠浩(1859～1911)，满清地方官吏，湖南当地名流，此刻是湖南巡防营统领。
　　
　　焦达峰（1886-1911），同盟会、共进会会员，长沙起义领导人，起义后的湖南都督。
　　
　　陈作新 (1870-1911)，同盟会员，长沙起义领导人，起义后的湖南副都督。
　　
　　谭延闿（1880～1930），湖南当地名流，咨议局议长，起义后的第二任湖南都督。
　　
　　梅馨(1878—1928)，新军将领。
　　
　　
　　
　　
　　
　　
　　
　　
　　
　　
　　 （一）
　　
　　1911年10月14日，清廷颁旨：“湖广总督著袁世凯补授，并督办剿抚事宜。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归该督节制调遣。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并著袁世凯会同调遣，迅赴事机，以期早日戡定。”
　　
　　此刻，距离袁世凯“被病退”还不到三年。载沣他们怎么了？明明恨之入骨、意欲杀之而后快的人，难道就因为远离京城两千里之外的一个武汉的兵变，就不得不忍气吞声、再把这个仇敌请回来吗？
　　
　　好吧，我们还要继续看一下“后慈禧”时代的权力布局，更需要说说太子党里面的另外一个重要人物镇国公载泽。
　　
　　载泽要比载沣大15岁，而且作为皇后隆裕的姐夫、更关键的是作为慈禧的侄女婿，老太后早年对于载泽也是刻意栽培的，因此载泽的崛起要比载沣早得多。当年轰动一时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其中年龄最轻的载泽就是领衔人物。
　　
　　当然了，虽然载泽在经验、阅历、资历乃至朝中的人脉上都优于载沣，但最关键的一点也就是血统上的劣势是载泽无法与载沣抗衡的，因此载泽对于自己的这位小姨子的小叔子获得了摄政王的王位也没有办法，他的目标在于取得更大的实际权力。
　　
　　但在载泽地位上升的路上，庆亲王奕劻无疑是一个拦路虎，要说慈禧去世那年奕劻也已经七十了，因此更确切地说，奕劻派系的袁世凯才是他的最大威胁。两人已经在北洋的财权问题上有过博弈，而且更关键的是，二人都对未来的内阁总理宝座觊觎已久（此二人都有政治野心，可在当时的环境下又都无法与皇帝宝座结缘，但是通过立宪则可以制约皇权，将更大的权力转移到立宪后的内阁里面）。
　　
　　在这个大前提下，一开始的载泽和载沣是齐心协力共同对付奕、袁的，载沣有名正言顺的权位，载泽则有经验、背景、人脉，因此顺利攘夺了袁的权力，让奕劻派系遭受重创。
　　
　　但新一轮的博弈马上又会展开，羽翼未丰的载沣要尽快稳固自己的地位，加紧培养自己的嫡系实力，这一派可称为帝党；而部分希冀在新权力布局中分到更大一份蛋糕但并未如意的满族大臣们则开始对载沣不满，虽然他们之间也各有派系（如肃亲王善耆、贝子溥伦等），但在总体上开始逐渐靠拢载泽一起联动呼应，这一派可称为后党；加上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老王爷奕劻，三足鼎立之势就此确定。
　　
　　称载泽一派为后党，当然是因为他是“太后”隆裕的姐夫——没错，此刻的隆裕已经不是皇后而是太后了，而且这里面也颇有故事。
　　
　　
　　
　　还是要说到慈禧死前那波诡云谲的一段日子。
　　
　　1908年11月3日，慈禧迎来了她73岁的大寿，虽然是个喜事，但无法掩盖她此时的健康已经每况愈下的事实。
　　
　　贺寿者中，有一位从近万里之外风尘仆仆赶来的贵客——达赖喇嘛，达赖看到老佛爷圣体欠安，于是献上了一尊开光金佛，说把这个放到慈禧的陵墓里就可以祛除病魔、增福增寿。慈禧顺势请庆亲王奕劻辛苦一趟，来主持这个事。
　　
　　慈禧的陵墓在遵化的清东陵，距离北京二百多里地，现在开着汽车走高速当然不算什么，但在一百年前，一支或骑马、或坐着马车的队伍走在乡间土路上，再加上在清东陵还要有些佛教仪式，这一去一回，奕劻用了两天。
　　
　　11月11日，奕劻离京，利用他不在京城，慈禧马上开始布局身后之事，先是将驻防京城的袁世凯嫡系大将段祺瑞的部队调走，换来了陆军部尚书铁良直辖的部队；接着将张之洞和世续招入宫内，让此二人拟旨，当然，主要以才子张之洞为主，而世续是作为满族的大臣也要在现场作为关键证人。
　　
　　慈禧的规划已经很清楚了：立溥仪为皇帝，因其年龄太小，先由其父载沣以摄政王的名义代替他执掌国家，等溥仪长大后再归政。这其中出了一个小插曲，就是溥仪在法统上的身份。
　　
　　老太后的意思是将溥仪过继给其堂伯父、已经死去三十多年的同治皇帝（慈禧的亲儿子）为子。这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三十多年前同治刚死、光绪即位的时候，就已经定下来了一个规矩并昭告天下：一旦光绪生了儿子，那么这个儿子就要过继给死去的同治。
　　
　　没办法，因为同治无后，所以作为其堂弟之一的光绪才机会被过继给已死去的同治之父咸丰来取得王位，所以他属于替代品，而光绪生了儿子之后虽然这个儿子还可以继承王位，在血缘上也属于光绪，但在法统上必须回归到咸丰、同治那一脉上，才名正言顺。
　　
　　问题是那会儿北京城里还没有新兴医院，结果光绪也无后，所以只好将光绪的侄子溥仪过继给同治来延续法统，但这里就会有一个关键问题：此时此刻还活着的（虽然也活不了几天了）的正牌皇帝光绪的地位在将来溥仪登基后将会被直接越过去了。
　　
　　也许有人会说，反正那时光绪也死了，无关紧要了。没错，光绪是死了，但他的正房大老婆隆裕可没死，这里面就会玄机重重、步步惊心。
　　
　　我们先接着说11日的慈禧交代后事。据说是负责拟旨的张之洞提出：既然光绪也无子，不如把溥仪在过继给同治的同时也过继给光绪（这在古时也是非常普遍的，文词叫“兼祧”， 民间叫一子顶两门），而慈禧当时则是考虑了很久才答应此事。
　　
　　到了13日，奕劻回京，慈禧在中南海的仪鸾殿（自戊戌之后，中南海就取代故宫成为了大清的政治中心，太后慈禧在这里发号施令，被软禁的光绪皇帝在这里郁郁寡欢）召见奕劻、载沣等重臣并宣布：因光绪病重，由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代管国家大事，同时将载沣之子溥仪送进宫内读书。
　　
　　现在木已成舟，奕劻当然也不会表示太多异议，但后来有一些版本里说，正是此刻的奕劻提出了将溥仪也同时过继给光绪的请求，而不是上一个版本里的张之洞。这到底是奕劻的意见还是张之洞的意见？或者是张之洞提出后慈禧并未完全动心，又被奕劻提出后才让慈禧答应？慈禧又是站在哪个角度最终答应了此事？这恐怕都是千古之谜了。反正我们只知道，这个事实现了。
　　
　　14日傍晚，光绪死了，随即慈禧在中南海福昌殿召见了奕劻、载沣、张之洞、世续、袁世凯等多名大臣，正式宣布：“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前因穆宗毅皇帝（同治）未有储贰，曾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大行皇帝（光绪）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现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亦未有储贰，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现在时势多艰，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著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予之训示裁度施行，俟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
　　
　　此刻离慈禧咽气还剩不到20小时，但她仍然紧握权柄，“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予之训示裁度施行”。
　　
　　到了15日下午，慈禧终于也死了，但在她死前，她还是发布了她此生的最后一条旨意：“奉太皇太后懿旨：昨已降谕，以醇王为监国摄政王，秉承予之训示处理国事。现予病势危急，自知不起，此后国政即完全交付监国摄政王。若有重要之事必须禀询皇太后者，即由监国摄政王禀询裁夺。”
　　
　　这里请大家注意，在慈禧发布她的最后一条圣旨时，她的身份就已经不是皇太后而是太皇太后了，因此此刻光绪时代已经结束，进入了宣统（溥仪）时代了。而文中提到的“若有重要之事必须禀询皇太后者”，这个皇太后，已经是隆裕了。
　　
　　但如果当时溥仪只被过继给了同治、而没有同时也过继给光绪的话，那么隆裕将无法与新皇帝宣统建立法统上的联系，她的皇太后地位也就无法顺利得到。事实上，此刻已经有同治留下的妃子出来闹了，只不过因为同治的正宫孝哲毅皇后早就死了，这些妃子给一个皇太妃的称号就可以打发了。如果孝哲毅皇后健在，那么她起码可以与隆裕并列皇太后、而且其排位在隆裕之前（因为溥仪一子顶两门也是有排序之分的，同治在前、光绪在后），而如果溥仪没被过继给光绪的话，那么孝哲毅皇后将独享皇太后的位置。
　　
　　可惜，这些都是如果，事实上是——孝哲毅皇后死了，溥仪也被同时过继给了光绪，那么隆裕这一唯一正牌皇太后的地位就确定无疑了。隆裕虽不是慈禧那样的强人，但她背后有着载泽为首的一批人，同时慈禧的最后一条旨意又等于赋予了她过问“重要之事”的权力。
　　
　　不管是张之洞的建议也好、还是奕劻的建议也好，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慈禧，在她的安排下，一个完全可以掣肘一把手载沣的后党派系强力登场了。
　　
　　
　　
　　
　　 （二）
　　
　　后党这个力量来势汹汹，甚至直接动摇到载沣的地位，一度有传闻说一批不满载沣的老臣要联名让隆裕太后出来垂帘主政，虽然最后此事并没有真的发生，但也绝非空穴来风。面对后党的咄咄逼人，此刻一直被打压的奕劻突然又有了咸鱼翻生的机会，载沣开始拉拢提携这一派的力量来制约后党，局势再次逆转了。
　　
　　在军权上，载沣将疑似接近后党的陆军部尚书铁良的职位免掉，并下放到江苏做了个江宁将军，而陆军部尚书（也就是后来的陆军大臣）的位置则给了能力平平但比较让载沣放心的荫昌。
　　
　　而在行政权力上，则是奕劻派借载沣的支持卷土重来。前面说过，1909年，清廷在各方压力下宣布在9年内实施立宪，并且开始在各省建立咨议局，但在全国各界的不断压力下，各省咨议局、商会、学校等代表多次进京请愿，甚至最后到了部分地方的总督、巡抚都联名上奏呼吁朝廷尽快顺从民意的地步，于是到了1910年年底，清廷不得不承诺在1913年召开国会选出责任内阁。
　　
　　到了1911年5月，清廷开始改组其权力结构，撤销原来的军机处等机构，仿照君主立宪制国家的体制，先组织了一个内阁。当然，这个内阁完全还是原来的满清皇族把持，换汤不换药，自然无法让立宪派乃至全国各界满意，不过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清廷内部格局的走势，奕劻坐上了这个内阁总理的宝座，两个协理大臣（相当于副总理）徐世昌、那桐也都是他这一派系的人。
　　
　　后党里领衔的载泽则还是一个度支大臣（财政部长）的级别，自然不能满意。不过大家都知道，此刻的内阁只是过渡，到了1913年选出的那个内阁才是争夺的焦点，而那时的奕劻都已经75岁了，不可能连任，因此对于那时的总理宝座，各派都有自己的谋划。
　　
　　载泽无疑是希望自己坐上那个位置的；奕劻则知道自己肯定无望，但也要力争让自己派系的人坐上去。
　　
　　而摄政王载沣的态度呢？话说在目前的这个内阁里，虽然有陆军、海军大臣，都应该隶属于总理奕劻管理，但载沣又单独成立了一个指挥军队的军咨府，由其弟载涛负责，这个部门独立于内阁之外，因此陆军大臣荫昌和海军大臣载洵（载沣的另一个弟弟）也就成为了内阁中的独立王国，从而让内阁无法染指军队，军权还是落在载沣三兄弟的手里。
　　
　　不过一旦到了1913年的正式国会立宪，现在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障眼法玩不下去了怎么办？所以载沣也是有自己的小算盘，希望在后党与奕劻派的争斗中坐收渔利，从而让自己的嫡系当上总理（据说这个人选初步定为载涛），那么即使将来军队的指挥权到了内阁手里，也没跑出自家兄弟手心。
　　
　　而雄心勃勃的载泽呢？军权他插不上手，但财权是他的地盘啊，特别是他还有另一位盟友内阁邮传大臣（相当于邮电部长兼交通部长兼铁道部长）盛宣怀，通过在经济这个领域做出漂亮业绩来从而为1913年自己的上位铺路，这是载泽的如意算盘。
　　
　　然而造化弄人，载泽、盛宣怀力推的铁路国有政策操之过急，最终在四川触发了保路运动。而当保路运动刚一闹起来，奕劻马上就开始造势让袁世凯复出去收拾残局，只要袁重新登场，且不管他能否竞争1913年的总理宝座，起码将使奕劻派系如虎添翼、实力大涨。而后党系自然对此坚决反对，同时载沣等绝大多数满清皇族也都对袁心怀忌惮，奕劻的提议没有被通过。
　　
　　但武昌起义之后，载沣彻底没辙了。须知保路运动还只是民间帮会的造反，最多也就是占了个把县城，又远在西南边陲，并没到让清廷火烧眉毛的地步。而武昌起义则是正规军整编制的倒戈，已经完全占领武汉三镇并建立了新的政府，在中华腹地形成了一个独立王国，而且这个独立王国既切断了中国的东西大动脉长江，又切断了南北大动脉京广通道，令清廷如鲠在喉，必须马上解决。
　　
　　可惜，无论是载沣还是领兵出征的荫昌都对此次讨伐缺乏信心，荫昌带领的兵马吴凤岭、陈光远、李纯、王占元等等皆为袁世凯提携的北洋手下，而荫昌的能力又在那明摆着，根本罩不住。荫昌之后，清廷还预备了第二路讨伐大军，但也只能由袁世凯嫡系冯国璋领衔带队，呵呵，没办法，还是袁家军。
　　
　　无奈之下，又是奕劻派系的大力鼓噪，更兼英国公使朱尔典、美国公使嘉乐恒、为清廷提供大量贷款的四国银行代表司戴德等洋人们的不断游说，最后载沣被迫启用袁世凯。
　　
　　当然，这同时也是由于此刻后党那边气焰受挫，为何？记得第一章里面从后墙凿洞逃跑的湖广总督瑞澂吗？他乃是载泽的妹夫，本来满朝上下都提议重重法办瑞澂来以儆效尤各地的总督、巡抚们的，最终还是靠载泽的面子才只给了个撤职的处分。
　　
　　盛宣怀搞砸铁路事宜激起四川混乱在前，瑞澂贪生怕死弃城而逃丢掉武汉三镇于后，面上无光的载泽只好先消停会儿了。
　　
　　当然，载沣启用袁世凯的措施也是颇费心机的：去当湖广总督，就意味着你先要收复武汉三镇，为大清把这个乱子先平掉；其次，这等于是载沣利用后党气焰受挫之际拿他们的地盘给了奕劻系，一石二鸟，不伤自己的皮毛；第三，启用袁世凯的同时任命岑春煊为四川总督，一旦袁收复了武汉在两湖站稳脚跟，同时岑春煊也勘定了四川之乱的话，这两位前慈禧时代功高震主的汉臣其地盘紧紧接壤，但二人又是一直的政敌，可以互相制约。
　　
　　袁世凯何等诡诈之人？马上回复：朝廷不是说我有足疾需要好好养病吗？我现在“数年宿疾，难望痊愈，委顿情形，实难支撑”，总之一句话，去不了。当然，最后还留了个活口：“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
　　
　　很明显，双方的价位没谈拢。15日，出征武汉的荫昌路过河南安阳，还特意去登门拜访了袁世凯一下，估计也是帮载沣探探袁的底牌。袁这个老狐狸深藏不露，对荫昌热情接待，但口风极严，荫昌一无所获，继续带兵南下。
　　
　　
　　
　　 （三）
　　
　　话说清廷这边紧锣密鼓，那边新开张的武汉军政府也没闲着，16日在阅马场举行了盛大的开业庆典（祭奠黄帝及军队誓师大会），同盟会中部总会的一把手谭人凤特意从上海赶来助兴，为黎元洪赐剑、授旗。
　　
　　随后由汤化龙等人草拟的“鄂军都督府组织法”也正式颁布，除了黎元洪担任的都督为最高首领外，下设军政、民政两大部门。黎元洪兼任军政部司令，下设参谋、军令、军务等部门；汤化龙任民政部长，下设外交、财政等诸多部门。
　　
　　政府组织建构搭好，起义后的军队也重新进行了编制，富庶的湖北省省库里军饷充实，更多的同盟会名宿们正在赶往武汉的路上，一切消息都是利好，一把手黎元洪也已经不再首鼠两端，而是横下心来要大干一番了。
　　
　　随后，荫昌旗下的清军抵达，在汉口城外与义军开始交火，组织混乱、心不在焉的清军没能占到任何便宜，始终无法攻入汉阳、汉口一步，更不要说江对岸的武昌。
　　
　　载沣没办法了，他迫切需要知道袁世凯的心理价位到底是什么？讨价还价嘛，我报价你嫌低没关系，你总也要报一个价给我吧？但袁不动声色，最终着急的是载沣，10月20日，他只好再次派人去请袁世凯，从谈判气势上，袁已经占了上风。
　　
　　载沣派去的说客，居然是袁的密友徐世昌，没办法，他怕派别人去又会碰上袁的软钉子。徐到了安阳后，不知他和袁这二位老狐狸具体是怎么密谋的，总之徐回京时，带去了袁的六条要求：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开放党禁；四、宽容武昌起事人员；五、宽筹军费；六、授予指挥前方军事之全权。
　　
　　前两条一方面可以赢得全国立宪派的支持，一方面更是为袁自己的政治前途铺路；中间两条则是向革命党暗送秋波；后两条无疑要的是军队的实权。可见袁世凯左右逢源、长袖善舞，其胃口很大。
　　
　　袁如此之高的报价自然也不能让清廷满意，这个谈判貌似就卡在那里了。
　　
　　
　　
　　 （四）
　　
　　然而，从10月22日的长沙开始，形势急转直下，更大的风暴来临了。
　　
　　前面第一章里就说过，湖南一直是革命思想异常活跃的暴动根据地，黄兴、宋教仁等人的华兴会基本都是湘人组成；而从同盟会中脱胎出来的共进会更是一直立足于两湖地区，现在共进会联手文学社组织的湖北起义已经成功，湖南的革命党自然不能坐视。而武昌起义成功后，更是给湖南的起义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因为在官府那头的体系中，湖南是隶属于位于武昌的湖广总督府管理之下的，现在那个管理层已经不复存在，原湖广总督瑞瀓被撤职，新任命的湖广总督袁世凯不肯上任，虽然朝廷可以从北京打电报给长沙越级遥控指挥，但在事实上，此刻湖南省的一把手巡抚余诚格的身上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管理盲区。
　　
　　余诚格是安徽人，8月份才来到长沙上任的，两眼一抹黑，他的策略是邀黄忠浩出山。黄忠浩绝对是湖南当地的一个牛人，能文能武，练兵、搞实业、办教育都颇有建树，有“曾国藩第二”的美名。清末重臣赵尔巽（曾经先后做过湖广总督、四川总督、东三省总督）非常赏识黄忠浩，提携他做过湖北巡防军兼荆襄水师的统领以及四川提督。
　　
　　到了1911年，黄忠浩从四川提督的职位离职回湘为母亲守孝，也有一定原因是因为其恩师四川总督赵尔巽改任东三省总督了，自然是一朝天子一朝臣。黄忠浩与当时的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私交不错，回湘后的黄热心立宪事业的推动，同时在保路运动中也坚决站在民间力量这一边。
　　
　　由于1904年黄忠浩曾经被短期调往过广西参与平定会党动乱，与在广西任职十多年的余诚格有过交集，因此刚刚上任的湖南巡抚余诚格就利用这曾经的同僚之谊大力游说，劝黄忠浩出山来统领湖南省内的旧军巡防营。黄忠浩本来对此兴趣不大，但据说比黄大三岁的余诚格甚至在黄面前长跪不起，最终黄只好答应。
　　
　　由于此刻的新军已被革命思想蔓延，因此余和黄的应对就是一方面将长沙近四千人新军中的大部分换防调走，仅剩千余人驻扎城外；另一方面将省内各地的旧军巡防营万余人调来长沙，形成了巡防营对新军的人数上的绝对优势。此外，收缴弹药这一做法自然也被使用。
　　
　　事后来看，黄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远不及余老奸巨猾。
　　
　　由于此刻的新军已被革命思想蔓延，因此余和黄的应对就是一方面将长沙近四千人新军中的大部分换防调走，仅剩千余人驻扎城外；另一方面将省内各地的旧军巡防营万余人调来长沙，形成了巡防营对新军的人数上的绝对优势。此外，收缴弹药这一做法自然也被使用。
　　
　　武昌起义之后，余诚格虽然在向清廷汇报时表示自己已经严加防范，并正在调查长沙的革命党名单准备予以捕杀，但实际上他并未认真实施此事怕激起更大事端，他只是希望黄统领的巡防营能钳制住新军不要妄动就可以了。同时他也担心，此刻的黄忠浩到底对来自省内各地打着小算盘的巡防营还能有多大的掌控能力？所以余诚格暗自在衙门中为携家逃跑预留了通道。
　　
　　再说湖南的革命党那边，一把手焦达峰主要运作江湖帮会力量，新军内的策反工作都是陈作新来发展（陈作新在新军曾做到了排长的级别，后来因为有革命思想的倾向被革职，但他在军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人脉）。武昌起义之后，焦达峰、陈作新等人马上筹划长沙的起义，并且已经和当地的名流乡绅、商会、立宪派人士甚至部分巡防营之间建立了联系，初步定于10月20日动手，但由于焦达峰联络的一些省内帮会如洪江会等赶到长沙需要时间，又将时间推迟到23日。
　　
　　此外，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武昌那边推出前军中高管做老大的好处，因此通过关系找到了黄忠浩，提出只要黄可以一起造反，就推举他为湖南新政权的一把手，类似黎元洪。本来大家觉得黄忠浩是个思想进步的立宪派，这个安排应该不难实现，不料最终却被黄拒绝。
　　
　　黄忠浩拒绝此事有两个原因，一是黄目高于顶，认为长沙的这些革命党还是些毛孩子，根本无法成事，拒绝与之合作。二是黄判断错了形势，押错了宝。
　　
　　原来武昌起义爆发后，曾有传闻说义军准备一直北上打到河南、湖北两省交界的武胜关，不让清军踏入湖北境内一步。但最终义军的决策还是比较务实，觉得自己根基未稳，先保住武汉三镇再说吧，因此根本没向北面发兵。而荫昌的大军则一路南下，顺利通过武胜关，兵临汉口城下。这让黄觉得武昌根本撑不了几天，因此自己的策略还是应该效仿偶像曾国藩，力保大清、铲除叛乱，做中兴名将。
　　
　　但不管你这位中兴名将神马立场，反正革命党肯定要动手了，因为到了21日那天，有传闻余诚格也得到了风声，因此准备在22日将剩下的千余新军全部调去株洲。情况紧急，革命党决定立刻行动。22日早晨，造反的新军开始分两路从小吴门和北门（湘春门）分别攻城，每人只分到了10发子弹。
　　
　　结果呢？北门守城的巡防营一枪没放直接倒戈，新军轻松进城，至军械弹药库并迫使守卫弹药库的巡防营同样倒戈。而小吴门的守军虽紧闭城门，但都无视长官让他们开枪的命令，与义军处于僵持状态，后得知北门失守、义军已经进城也就不再坚持，任由义军进入，此刻已是下午。
　　
　　而就在上午，当这一路义军在小吴门外无法进入的时候，小吴门内同样有一位瘦高清秀的学生想出去找自己城外的朋友，但城门紧闭，他只好掉头回来。此刻城内已经开始涌入造反的新军和会党人士，都带着白布臂章来表明身份。于是这位18岁的少年也心潮澎湃，要知道，他出城找朋友就是去借雨鞋，而借雨鞋的目的是为了去已经光复了的武汉。
　　
　　现在不用去武汉，这么惊天动地的起义就发生在自己眼前了，于是少年在城内找了个地势较高的地方，静观其变。到了下午3点多，他看到巡抚衙门已经降下了大清龙旗而代之以一面白色大旗，上面写着大大的“汉”字。
　　
　　原来顺利进城的义军人马荷枪实弹，来到巡抚衙门。巡抚衙门的卫队与义军以礼相待并未交火，义军派代表及长沙当地名流士绅一同进入衙门内与余诚格谈判，要余一起参加革命。余诚格赶紧换了衙门旗杆上的旗帜，但对于加入革命一事还是支支吾吾，接着他要求和家人商量一下再给代表答复，然后来到后宅，携家属从暗道跑路。
　　
　　最终那天的长沙“兵不血刃，商民交欢”，这么大的起义，全城才死了4个人。大部分的时候，大家甚至都还客客气气，并没剑拔弩张。
　　
　　余诚格后来跑到了上海做寓公，民国期间还当了安徽旅沪同乡会会长，一生敛财无数的他70岁时寿终正寝。
　　
　　但被他拉下水的黄忠浩可就没那么幸运了，长沙光复当天死的4个人中，就有这位“曾国藩第二”。
　　
　　有版本说黄忠浩他是想去城门处弹压局势时被抓的，有版本说他是想逃跑时被抓的，有版本说他和余诚格一起出来迎接义军，余诚格借故逃走后，义军胁迫黄反水，黄再次拒绝，因此被杀；还有版本也是说他和余诚格一起出来面对义军，而义军中就是有部分人一定要杀黄忠浩，余诚格甚至为黄求情都没用，就在义军一拥而上抓黄的时候，余才趁乱逃走。更有版本说起义前隶属黄管理的部分巡防营就对革命党提出，只有杀掉黄忠浩他们才会参加造反。
　　
　　不管黄是为什么原因而死的，但他死得很惨是肯定的：他在被抓时就被多处刺伤，血肉淋淋，然后再被拉到小吴门城墙上，先乱刀剁死，再枭首示众。
　　
　　黄忠浩死得冤吗？确实冤。一个思想开明、热心立宪甚至早年救过两位湘籍革命党重要人物性命的人，就这样在并不惨烈的长沙革命中惨死在了革命军的手里。
　　
　　黄忠浩救过的两个人是谁？一个是早年追随孙中山、黄兴多次参加起义的陈荆；另一个，则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蔡锷。
　　
　　黄忠浩死得冤吗？也不冤。他不甘寂寞、愿意出头露面来当这个官，无疑是有政治野心，那就会遭遇各种风险。他错误判断了形势，赌注下错了，自然会输掉。
　　
　　再说了，别说是输家，就算是赢家，也未必好过，因为赢家之间还要分赃，这个过程中，又会产生新的输家。
　　
　　
　　
　　 （五）
　　
　　22日当晚，光复后的湖南咨议局大厅内，义军头领与咨议局议员们召开新政府筹备会议，虽然白天的起义轻松顺利，但此刻的权力瓜分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焦达峰一直是湖南革命党的一把手，因此被推举为新任湖南都督，这点大家都说不出什么，但陈作新同时提出他要做副都督。对此焦达峰的意见是：起义前的谋划计划里，新政权没有副都督这一职位，同时已经建立的湖北新政权也没有这个职位，你陈作新要是想当就直接当都督好了。陈作新则表态，自己不会和焦争夺都督的职位，但一定要当个副都督。
　　
　　这是怎么回事？别忘了，起义的核心力量是新军，而新军是陈作新策动的，这批人对焦达峰这位江湖人士并不感冒。但大家也知道，焦达峰的背后是全中国反清的第一大力量同盟会，因此与焦争夺都督一职是不明智的。还是让焦当一把手，同时推陈作新为副都督加以平衡，这也是长沙的造反新军们为了保证自己地位的一种博弈策略。
　　
　　最终的结果呢？当然是拿下长沙、劳苦功高的新军得愿以偿。
　　
　　而且，更厉害的杀着不是出自新军，而是立宪派。谘议局议长谭延闿等人提出设置临时参议院，而且参议院有权否定都督的命令，这引起了焦达峰等人的不悦。
　　
　　但谭延闿等人慷慨陈词：全体长沙军民都这么支持革命，不就是因为革命后可以实现民主吗？如果凡事都还是都督一人做主，岂不成了独裁？那样革命的意义何在？与清廷封建统治有何区别？
　　
　　最终谭延闿的意见占了上风，会议决定都督的命令必须经参议院讨论通过后才可以生效。
　　
　　到了26日，谭人凤从武汉赶到了长沙，对这个模式大为不满。30日，众人在谘议局再次开会讨论新政府各部门职能权力，谭人凤提出了自己的理由：虽然参议院制度符合民主精神，但现在清廷还没推翻，过早实施该制度不符合此时的具体形势；而且现在是特殊时期，随时会与清军开战（传闻余诚格搬来救兵，要收复长沙戴罪立功），条条框框太多将会耽误事。
　　
　　同时，谭人凤又拿亲眼见闻举出了湖北那边由都督一元化领导就是好啊就是好的实例。此“谭”一出，彼“谭”失色，局势再次逆转，谭延闿辞职而去，临时参议院被取消。
　　
　　谭人凤作为同盟会的高管，为自己的派系集团争取权利无可厚非，只是不知他想过没有：黎元洪是从旅长的位置上当上都督的，义军上下都曾是黎的下级，他完全压得住场面。
　　
　　
　　第二天（31日）的都督府，有人来报说“和丰洋火局”那边出事了比较混乱，副都督陈达新于是赶去弹压，途中一队新军冲出，将其杀死。
　　
　　同时，另一队新军来到都督府声称讨薪，要面见都督焦达峰，不料见面后众人一拥而上，将焦裹挟出都督府，然后乱刀砍死，同时还留下血字：“焦达峰系匪首姜守旦冒充，应予处决。”（姜守旦和焦一样，也是江湖帮会人士，不过他在几年前的萍浏澧起义里就已经死掉了。）
　　
　　杀死正副都督的两路人马，都是梅馨的手下。梅馨，名字如此像个五四文艺女青年，其实此人是个心狠手辣的角色。起义前他的职位是营长（管带），当初他的队伍是属于被余诚格调出长沙的那一部分的，此刻回来参加了新政权。
　　
　　新政权正在大肆招兵买马，而参加过22日起义的就都成了有功之臣，无论是焦达峰找来的帮会人士，还是陈达新策反的中下级军官、士兵，此刻都平步青云，在军中担任要职。
　　
　　而梅馨带回来的这支队伍由于寸功未立，又和焦、陈二人没什么交情，因此无论官衔还是军饷都捞不到太多好处，不免心生怨恨。再说了，焦是江湖人士，没有军中背景，陈只是个被除名的排级干部，而梅馨等一大批军官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怎么可能居于此二人之下？
　　
　　当然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还有很多传言，指向了被杀掉的黄忠浩的弟弟湖南候补道黄忠绩，他和梅馨是好友。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是焦、陈二人直接下达的杀黄的命令，但容易给人联想空间的是：义军本来一直是想复制湖北的黎元洪模式的，也就是说，只要黄的态度有所转变，哪怕只是像黎那样玩暧昧，都有可能坐上都督的宝座从而成为起义元勋，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他被匆忙杀掉。
　　
　　也许焦、陈当时只是默许了杀黄这一事，目的仅仅为了杀一儆百以便顺利光复长沙，但几小时后焦、陈二人当上正副都督的事实，又容易给人留下把柄。起码对于要除掉焦、陈二人的派系来说，为黄忠浩报仇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也更利于找到盟友。
　　
　　说到瓜田李下之嫌，谭延闿也跑不掉。话说焦、陈被杀，新政权群龙无首，据说又是梅馨的手下将谭延闿强行从家中用轿子抬来，让其做了新都督。而顺势当了新都督的谭延闿也没有追究他们杀掉焦、陈的事，反倒当起了和事老，厚葬焦、陈二人，呼吁各方团结，就把这事了解了。所以也有说法称谭才是真正的幕后指使。
　　
　　还有这样的说法：当时整个长沙一片杀气，革命党要为焦、陈报仇，梅馨、黄忠绩阵营严阵以待，形势万分凶险，随时有火拼可能。此刻谭人凤明白，革命党这边的实力并不占优，关系最铁、第一批造反的那部分新军已经去湖北支援了，而且一旦自相残杀的势头起来，整个湖南的光复都会受影响，很可能就让清军渔人得利、卷土重来，因此他决定去请谭延闿出山作为中间人摆平此事，同盟会这边死了焦、陈，那边死了黄忠浩，大家从此互不追究，光复大业要紧。
　　
　　于是这个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不管哪个版本是真实的，反正都是谭延闿成为了最后的赢家。
　　
　　
　　
　　
　　而此刻的长沙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里，招来了一个新兵，他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那个18岁的高个少年，本来他还是湘乡驻省中学的学生，但红红火火的光复盛景，又让他有了投笔从戎的冲动。
　　
　　他每月的军饷是7块大洋，吃饭2块即可，剩下的钱他基本都会来买书报刊物。
　　
　　半年过去了，他的事情就是为长官打杂跑腿，于是他退出了军队。
　　
　　据说他的班长、排长都为他可惜：“这个伢子，肚里有墨水，好好干，将来没准能当营长，运气好点，团长也不一定。”
　　
　　尼玛，三十多年后，天下都是人家的，还……营长？！
　　
　　
　　
　　 （第三章全文完 第四章一周后更新）
　　
　　
　　 　　第四章 几千年中国历史上最多事之秋（中）
　　
　　
　　（一）
　　
　　几乎就在10月22日长沙起义的同时，西安的起义也爆发了。
　　
　　西安的起义由多名革命党人策动新军管带张凤翙率众而起，并有哥老会等江湖组织的大力助阵，由于西安城当时的特殊结构，起义的前期非常顺利。
　　
　　所谓的特殊结构就是指当时的西安城分为两部分，以钟楼为界，以西属长安县，为汉人居住区；以东则属咸宁县，而且其城中有城，又用高墙围起一个旗人聚居区，称为“满城”。
　　
　　当时西安的军队分为三部分，八旗兵、新兵、巡防营。而在行政上当时的陕甘总督府是设立在兰州，因此陕西境内的最高官员是陕西巡抚，此时则是由布政使钱能训代理巡抚职责（相当于副省长级别代理省长）。
　　
　　起义的新军和哥老会当天在汉人居住区兵不血刃，手持大刀、棍棒等就轻松占领军装局，从而得以补充枪支弹药。此刻众多陕西官员正在谘议局开会，听到风声后立即四散而逃，包括了一把手钱能训，他跑到了一个手下家里，被义军发现时用手枪自杀，连中两弹未死，但后来也没被义军为难，等其伤好后礼送出境。
　　
　　但另一处的旗人们可就没这么幸运了，清军驻陕西的最高将领西安将军文瑞率旗兵死守满城，张凤翙则带领起义军（起义后号称秦陇复汉军）经过一夜的休整后在23日开始向满城进攻，因为此刻另一支武装巡防营虽然没有和义军为难，但也没明确加入起义，属于观望状态，所以义军必须彻底击溃清军以免夜长梦多。
　　
　　到了当天下午，在炮火支持下，满城被义军攻入，火光四起，文瑞等将领见大势已去纷纷自杀。24日上午，满城被彻底占领，一度曾展开过对旗人的大屠杀，后被义军领导们制止，部分旗人家属才得以活命。
　　
　　此刻，清军已被歼灭，巡防营也投靠义军，张凤翙正式成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后改称陕西都督。
　　
　　不过，位于兰州的陕甘总督长庚依旧虎视眈眈，后来还曾率领甘肃军队前来讨伐，当然，这是后话，我们以后再说。接着说22日之后这几天的情况。
　　
　　
　　
　　10月23日，新军标统马毓宝在革命党策动下率军队在江西九江起义，当地的两位行政最高长官九江道员保恒和九江知府朴良都被赶走，九江宣布独立，马毓宝被推举为都督。
　　
　　虽然九江不是南昌，并非江西省的最高权力中心所在，但其重要地位不可小觑（这也是为什么在行政上它的官员级别除了正常的九江知府外还要设置一个省委级别的道台大员的原因）。九江是江西扼守在长江航道的一个重要城市，那个年代还没有空运，路运的情况跟现在也没法比，因此长江上的航运无论客运还是货运都是整个中国南方最宝贵的大动脉。而随着武汉起义占据了长江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之后，九江的独立与武汉遥相呼应，相当于从大清国手里把长江拦腰切下了一段，在对全国的影响力上不逊于后来发生的其省会南昌的光复。
　　
　　短短两天之内，三个省份爆发起义，这也彻底让清廷惊慌。其实明白人都知道，坚决造反的激进军队是少数，死忠于政府的军队也是少数，而持观望态度、左右逢源的才是绝大多数，就看风向朝哪边吹了。
　　
　　武昌起义爆发后的十多天内一开始并没有其他地方响应，不是革命党不想乘热打铁马上动手，而是更多手握兵权的军官们不愿轻举妄动，要看看风向。而一晃武昌起义过去十多天了，朝廷各方面居然还一直在无可奈何地扯皮，拿湖北义军政府根本没有办法，这种示范效应太可怕了，把大清国已经外强中干的黔之驴本质暴露无遗，所以此刻一个省一个省的多米诺骨牌开始砰砰而倒了。
　　
　　到了25日，就在风暴的策源地武汉，义军不仅击退清军对汉口的进攻，而且顺势一路反攻，将清军逼退了十多公里，一直把清军赶到了汉口北边的三道桥。
　　
　　焦头烂额的载沣知道，不清袁世凯出山是不可能挽回局面的，不妨先让袁带兵平定了武汉这个源头，其他的再慢慢解决吧。因此到了27日，清廷正式下旨，将荫昌从前线调回，其率领的第一路大军交给冯国璋统领，原来由冯统领的第二路大军交给段祺瑞统领，而这两路人马以及其他所有赴湖北讨伐的水陆军队全部归新任的钦差大臣袁世凯领导。
　　
　　又一出大戏要开场了。
　　
　　
　　
　　 （二）
　　
　　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的这一天，也就是10月27日，在武汉发生了两件事。
　　
　　先看第一件事，此刻的袁只是刚刚接到朝廷的任命电报，人还在安阳，但他手下的北洋诸将已经与在荫昌手下迥然不同了，王占元的部队自三道桥一路猛攻，义军节节败退，又被逼回汉口市区，到了28日，刘家庙、大智门先后被北洋军所占，汉口岌岌可危。
　　
　　第二件事则是这一天由汉口的英国领事馆引见，两位北方来的客人拜访了湖北都督黎元洪，他们是袁世凯身边的重要幕僚蔡廷干（他在北洋舰队时曾担任过黎元洪的上级）和刘承恩，他们到来了袁的亲笔信，与黎进行谈判。
　　
　　当然，这次谈判没有成功，因为袁在信中还是一副招抚的口吻，而黎身边的革命党人更是坚决不肯言和。
　　
　　从时间来看，袁应该是在清廷正式下旨之前就派出了使者，可见其在京城耳目众多，同时也已经算准了载沣跳不出他的手心了。而对这次谈判袁也没抱着谈成的希望，他只是狡猾地对起义政府这边释放了一个信号和态度，即“我袁世凯不是一定要和义军作对到底”，以便为以后的谈判铺路。
　　
　　而黎和湖北政府这边态度异常坚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黄兴、宋教仁等大批同盟会宿将马上就要来了。
　　
　　武昌起义时，黄兴还在香港，闻讯后先赶到上海同盟会中部总会，与宋教仁、陈果夫等会合后化装成医生，混入了上海红十字会前往汉口的救援队伍，乘外国商船于战况最激烈的28日来到汉口。那时的红十字会人缘不错，无论到哪都还是一路绿灯的。
　　
　　黄兴是仅次于孙中山的二号反清人物，又是以前历次武装起义的直接领导人，因此极具知名度，黎元洪特意在武昌城内大力宣传“黄兴到”的消息以振奋士气。黄兴先从汉口到武昌与黎元洪短暂会晤后，立刻再返回汉口指挥战斗。
　　
　　但北洋这边冯国璋也到了前线并亲自指挥，他一把火烧掉了五分之一的汉口。
　　
　　到了11月1日这天，袁世凯（此刻的他已经是内阁总理了，详情后面再说）也来到了讨伐武昌清军的大本营孝感督师，到了11月2日，北洋军全面占领汉口，义军退到汉阳。
　　
　　在武汉三镇中，虽然政治、行政中心是武昌，但经济、商业中心则是汉口无疑，汉口甚至也是当时整个华中地区的第一号商业中心，因此北洋军夺回此地还是影响力极大的，而且北洋军占领汉口后，对岸的武昌也在其大炮射程之内了。
　　
　　毫无疑问，袁世凯的第一步棋已经赢了。
　　
　　而就在枪林弹雨的喧嚣之中，武汉这里发生的另一件事情则多多少少被后人忽略掉了，那就是《鄂州约法》的诞生。
　　
　　当黄兴在长江对岸的汉口、汉阳指挥义军浴血奋战的同时，精通各国法律的宋教仁则在武昌城内奋笔疾书，制定着一部法典。
　　
　　要知道各地的起义发生后，新政府一般也就是重新建立组织部门，然后出几条安明告示而已，但宋教仁最清楚，大家抛头颅洒热血推翻满清，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民国，那么这个新的国家，就必须有真正的能赋予人民权利的法律。
　　
　　11月9日，《鄂州约法》正式公布，尽管只是一个地区性的法律，尽管随着即将来临的国家政权的交割这个法律的存在只是短短的一瞬，但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划时代的出现了三权分立的法律，如同一个之月前那个夜晚的枪声一样，划破了武昌城上的茫茫星空。
　　
　　
　　
　　 （三）
　　
　　就在北洋与义军在南方的长江侧畔浴血厮杀的同时，北方的太行山下，太原起义又爆发了。
　　
　　山西的一把手是60多岁的巡抚陆钟琦，他是个清廉的好官，但忠君思想严重。10月6日他刚刚到太原上任，4天后武昌起义就爆发了。此刻太原有一个旅(协)的新军，协统（旅长）谭振德虽然还靠得住，但其手下两个团（标）的那批团长、营长们（标统、管带）黄国梁、阎锡山、姚以价等人都是留日的少壮士官，思想活跃，不得不防。
　　
　　陆钟琦的策略和其他各地如出一辙，首先自然是收缴弹药，让新军手中的枪都成了摆设；第二就是设法换防，将新军调走，换省内各地的巡防营来太原，但陆钟琦初来乍到不便妄动，因此第二条措施也就一直没机会实施。
　　
　　到了10月22日西安起义爆发，由于陕西山西两省接壤，陆钟琦于是决定调新军的一个团去晋南，一方面可防备陕西义军来袭，另一方面顺势调虎离山。
　　
　　即将被调走的是黄国梁带领的85团，该如何应对？他于是去和86团的团长阎锡山密谋。
　　
　　最终黄国梁同意带队开拔，但要求开拔之前必须先发弹药，总不能举着烧火棍去打仗吧。
　　
　　由于85团整团的开拔是分批进行的，这也给后来的起义埋下了伏笔。到了28日，黄国梁先带领着一部分领到子弹的队伍先行出发离开太原，这给人造成了一切平静、按部就班的假象。
　　
　　28日晚上，黄国梁手下的营长姚以价（字维藩，所以也有版本称为姚维藩）带领的一个营也领到了子弹，由于天色已晚，他们被要求第二天一早出发，于是，这一个晚上注定要出大事。
　　
　　经张树帜、南桂馨等革命党奔走运作，姚以价、阎锡山决定29日凌晨一同起义（马上起义还有一个原因是陆钟琦下令将保存在山西军需库的5000支德国进口枪支调走3000支给河南，阎、姚等人不想把这块肥肉放走）。
　　
　　最后姚以价被推举为起义总指挥，他带领着领到子弹的85团部分队伍杀入太原夺取了军需库，阎锡山旗下的86团因此也得到了弹药，然后同时攻打巡抚衙门和满城。
　　
　　由于有炮兵助阵，满城内的清军没做太多抵抗就投降了；而在巡抚衙门，前来弹压的旅长谭振德不愿反水加入造反，被起义军击毙。
　　
　　接着义军冲入衙门，又杀掉了巡抚陆钟琦的全家18口，包括他刚刚从北京赶来的儿子陆光熙。
　　
　　为什么要刻意提一下陆光熙呢？因为他也是思想开明的留日生，与阎锡山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
　　
　　陆光熙特意从北京赶来的目的有多种说法，就是个罗生门。陆家幸存的后人说他其实也是革命党，这次来策反父亲但被拒绝；阎锡山则坚持说陆光熙是来利用同窗之情敷衍他们这些起义军官，以便帮助他父亲完成“运枪和开兵两事（就是运走德国新枪以及调走新军）”；而陆家的家庭教师的版本则中立一些：“陆光熙知道陆钟琦反对革命，又不能拥兵自卫，此次来太原，既欲维持他父亲的地位，又怕时局决裂，所以他的计划是俟革命军至，不战不降，调停中立，联系上级军官，以取和平。”
　　
　　不管陆光熙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一切都在那个凌晨的枪声与鲜血中被化为乌有、碾个粉碎，这就是革命。
　　
　　接下来的太原城内，就是对领导权的争夺。
　　
　　和其他地方一样，新政权的筹备会议在咨议局举行，太原社会各界均有代表参加。主持会议的咨议局议长梁善济提出全体与会者投票选举大都督，这引起了军方的忌惮，因为这样的结果很可能就是进士出身的梁善济当选，他是山西的立宪派首领，在省内各界人士中知名度极高。
　　
　　于是军方代表们立刻提出无需进行投票，只要举手表决即可。区别何在？因为在荷枪实弹的军方的众目睽睽下，哪个代表敢不举手选军方提出的人选？果然，最终军方推出的阎锡山当选都督。
　　
　　虽然打赢了与立宪派的夺权之争，但军中内部、特别是率先起义的主力85团对阎锡山的当选并不是特别满意，问题是起义总指挥姚以价原来在军中的官衔在阎之下，与阎平级的黄国梁又不在太原，他们只好看着八面玲珑的86团团长阎锡山坐上都督宝座。
　　
　　当选那天刚好是阎28岁的生日，从辛亥革命开始，一直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阎统治山西长达38年贯穿整个民国，期间虽有短暂离开，但这个记录在20世纪的中国是唯一的。
　　
　　作为平衡，姚以价得到了山西全省军队总司令的职位，但他很快发现，自己拿到的是一块烫手的山芋。
　　
　　由于与北京距离较近，山西的独立势必会马上招来清廷的镇压，此刻西边的陕西已经光复了，因此山西防御的重点肯定是东边的直隶（河北省），一座太行山已经构成了两省之间的天然屏障，两省之间的通道就是正太铁路，而正太铁路上两省边界处的娘子关则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
　　
　　所以说，此刻山西方面必须有一支军队进军娘子关才能保证整个局势的稳定，这个重任就落在了姚以价的身上，毕竟人家阎锡山是一省的最高行政首脑，当然要坐镇太原啊。
　　
　　
　　
　　 （四）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此刻北方清军中的又一股重要力量——留日士官系。
　　
　　由于日本打赢了甲午之战和日俄战争，加上它距离中国较近、风俗也接近，因此派年轻人赴日学习军事、回国后充实到中国军队已经成为了当时的一大风潮。特别是慈禧死后载沣掌权，由其弟载涛通过军谘府掌管军队，载涛本身也是军事外行，都是通过满清少壮派军官良弼主管，良弼本人就是留日士官，因此很多留日士官系的人员回国后都空降获得了较高的职位。
　　
　　载涛、良弼的这种做法也得到了很多满清大臣的支持，因为这样可以掣肘实力强大的北洋系。
　　
　　但士官系的这群年轻人也都有自己的理想和主张，特别是在留日期间，很多人或与同盟会等革命组织暗送秋波，或与康有为、梁启超的立宪派眉来眼去，最终也成为了埋在清军中的另一批定时炸弹。
　　
　　此刻，已经独立的陕西、山西二省都督张凤翙、阎锡山就都是留日士官，而另外几位士官系的大将正在谋划更大的动作。
　　
　　我在第一章的最后简单介绍了“士官三杰”中的吴禄贞，现在就该他们出场了。
　　
　　另外补充一下，所谓“士官三杰”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指年纪稍长、毕业更早的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三人，他们在日本学习期间成绩突出而且关系密切，回国后都曾在东北总督赵尔巽旗下手握兵权。另一个版本又称后士官三杰，是指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考试中成绩包揽前三的蒋百里、蔡锷、张孝淮（后来日本校方觉得没面子，将张的名次调到第五，将第三、第四名给了日本学员来平衡一下）。
　　
　　那是一个豪杰并起的年代啊。
　　
　　第二个版本里面的人物我们以后会说到，此处说的第一个版本里的“士官三杰”。
　　
　　在武昌起义之前，驻扎在辽宁的清军第二十镇统制（师长）张绍曾率旗下部队奉命进关参加永平（现在的秦皇岛卢龙县）秋操（军事演习），参加秋操的队伍都驻扎在了永平附近的滦州（现在的唐山滦县）。
　　
　　而驻地在保定的第六镇原来也应该参加的，由于其师长吴禄贞一向思想激进，清廷担心他与张绍曾等人会合后会生出事端，因此被排除在秋操之外。
　　
　　明知吴禄贞有可能靠不住，清廷为何还让他带第六镇？当然是有缘故的。
　　
　　吴禄贞在1910年被从吉林延边调入京城，官衔升了，但不掌兵权，其后传说他花二万两银子打点了奕劻才得到了第六镇师长的职位，其实这不是关键点。
　　
　　就算二万两银子的事是真的，但奕劻并没有那么大的能量，任命军队高官这个事只有载沣兄弟才能做主。真正的原因是：第六镇历来是北洋嫡系，师长这个位置原来是段祺瑞的，清廷将段调走到江苏做了江北提督，再让吴禄贞接手，其实就是掺沙子，为了让士官系和北洋系互相牵制而已。
　　
　　由于武昌起义爆发，秋操自然取消，一部分队伍被抽调去镇压武汉，其他的则需要回归原驻地。
　　
　　在保定的吴禄贞马上请命要去湖北镇压，别忘了，吴禄贞本身就是湖北人，造反的军队中有一大批他的古旧好友（实际上多年前吴就在湖北秘密宣传革命，埋下了武昌起义的火种），让他去镇压？还不如说他要去同起义军会师呢。
　　
　　朝廷自然没有同意吴的请求，而且还将第六镇中的李纯的第11旅抽调给了荫昌去武汉。
　　
　　再说张绍曾的第二十镇呢，既不回辽宁也不去湖北，而是在滦州驻扎下来了。载沣于是派弟弟海军大臣载洵去了滦州，看看是怎么回事（张绍曾在陆军贵胄学堂当过载洵、载涛的老师，也算有点私交），张绍曾就提出希望清廷顺应潮流、尽快立宪改革，否则南方的革命党在各处都会造反，不是简单地镇压了一个武汉就可以解决的。
　　
　　而清廷方面则强调你是军人，首先要服从命令，国体变革这类事自有朝廷操心。最终双方没有谈拢。
　　
　　到了10月27日，张绍曾牵头，联合蓝天蔚、卢永祥、伍祥祯等数名东北的手握军队的军官联名向清廷发了一封电报奏折，29日又派人进京递交了其文本奏折。
　　
　　奏折里面有12条要求：“一、大清皇帝万世一系。二、立开国会，于本年内召集。三、改定宪法，由国会起草议决，以君主名义宣布，但君主不得否决之。四、宪法改正提案权专属国会。五、陆军直接归大皇帝统帅，但对内使用应由国会议决特别条件遵守，此外不得调遣军队。六、格杀勿论、就地正法等律，不得以命令行使；又对于一般人民不得违法随意逮捕、监禁。七、关于国事犯之党人一律特赦擢用。八、组织责任内阁，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由皇帝敕任；国务大臣由内阁总理大臣推任；但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及国务大臣。九、关于增加人民负担及媾和等国际条约，由国会议决，以君主名义缔结。十、凡本年度预算未经国会议决者，不得照前年度预算开支。十一、选任上议院议员时，概由国民对于有法定特别资格者公选职。十二、关于现实规定宪法、国会选举法及解决国家一切重要问题，军人有参议之权。”
　　
　　这份奏折的要点就是要求实行立宪、召开国会，同时强化了国会的权力，皇帝将只是虚名，而且用规定将皇族成员拒之于内阁之外。
　　
　　这样一份公开叫板清廷的檄文，居然不是出自革命党、不是出自立宪派，而是来自一群大清军官，毫无疑问，这就是兵谏。
　　
　　与此同时，清廷从欧洲采购了一火车的军火，经西伯利亚铁路到达中国东北，再准备经京奉铁路进京，然后南下运到湖北前线。车到沈阳后，负责押运的是天津兵站副官长彭家珍，但他是革命党，因此密报张绍曾，希望张在滦州扣下这批军火。张绍曾一开始还在犹豫之中，后来在吴禄贞的力劝下终于动手扣下。
　　
　　张绍曾又是兵谏又是扣军火，同时山西也已经起义，别忘了，山西距离北京不远，而滦州距离北京更近，相比于南方各省的独立，这次可是把清廷逼到绝路了。
　　
　　
　　
　　
　　 （五）
　　
　　10月30日，清廷服软，摄政王载沣颁布“罪己诏（古代帝王向全国人民承认错误的检讨书）”，宣布解除党禁，陆续释放政治犯（如汪精卫等人）向革命党示好，同时解散了奕劻领衔任总理大臣的由满清皇族把持的内阁，算是顺应了滦州兵谏的部分要求；11月1日，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新的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同时有传闻说载沣暗暗做好了万一形势危急就效仿他咸丰大伯、带着朝廷跑到承德避难的准备。
　　
　　而对于此刻的袁世凯来说，又处在了一个复杂的局面，一方面，士官系的兵谏让清廷的皇族们更加惊恐，不得不交出权柄给袁来收拾局面。而另一方面，士官系的崛起又会成为袁和北洋系的劲敌，士官系与南方的革命党、海外的立宪派都关系密切，一旦其在北方得势，再同南方各地遥相呼应，夹在中间的北洋系可就腹背受敌了。
　　
　　在孝感督师的袁世凯以新任内阁总理的身份致电清廷，要载沣放心，一定要镇守北京，决不必“北狩热河”。
　　
　　袁为何这样有把握？需知士官系大多都是空降到了原北洋系的部队，其手下并不是自己的嫡系，因此此刻已经成为清廷大总管的袁世凯有信心掌控住这些队伍，不会反戈一击威胁京师安全。
　　
　　本来士官系是清廷为了打压北洋系而扶植的一支力量，现在则是袁世凯必须要带领着北洋系与清廷联手打击士官系了，政治斗争从来就是这么翻云覆雨。
　　
　　
　　说到士官系，其实对清廷也好、对北洋也好，最大的威胁不是领衔滦州兵谏的张绍曾，而是扼守在京汉线上的吴禄贞。
　　
　　张绍曾等人上表12条之后，清廷派吴禄贞去滦州安抚他的老同学，这是一招怪异的应对措施，因为吴比张还要靠不住。
　　
　　或者是为了调虎离山？让吴远离他属下的第六镇？但等吴到了滦州后，马上又被要求返回第六镇，因为他的队伍已经从保定沿京汉线南下驻扎到了石门（现在的石家庄），准备再沿正太线西进去镇压山西的独立。
　　
　　此刻，第六镇的吴鸿昌（团长，暂代旅长）所属部队已经到达石家庄西面的井陉县扎营，距娘子关30公里，但与山西义军并未交火。吴禄贞赶到后马上派人秘密前往太原联系阎锡山，希望双方见面共商大计。
　　
　　算来吴禄贞也是阎的日本士官学校的师兄（虽然吴毕业数年后阎才进校），最终双方约定11月4日在娘子关阎的地盘见面。
　　
　　吴禄贞的军队数日不向娘子关进军，朝廷当然也起了疑心，到了11月4日这天上午，任命吴为山西巡抚，一方面可以催促吴去赶快拿下将属于自己的地盘，一方面也可离间吴与山西现都督阎锡山之间的关系。
　　
　　11月4日下午，吴禄贞、阎锡山在娘子关见面，吴禄贞先强调自己对山西巡抚一职毫无兴趣，打消阎的顾虑，接着推出了自己的全盘大计，此刻除了北方的山西、陕西、华中的湖南、湖北、江西（继九江之后，南昌在10月31日光复）、西南的云南（10月30日）、华东的上海（11月3日）都已经独立以外，其他南方各省也都箭在弦上了，大清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因此目前绝对是进军北京一举推翻清廷的最好机会。
　　
　　最后吴禄贞、阎锡山达成协议，由山西义军与吴的第六镇组成燕晋联军，吴禄贞为燕晋联军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为副都督兼副总司令，沿京汉线北上，同时约张绍曾从滦州沿京奉线西进，大家会师北京，推翻清廷。
　　
　　回到石门后，吴禄贞开始行动，他切断了京汉线，截留了运往湖北支援袁世凯部队的大量物资和军火，同时公开上表向清廷叫板：首先，告知朝廷山西军队已被吴招抚，可供调遣；其次，要求冯国璋撤出汉口，双方停火，吴自己可以赴湖北调停、招抚武昌政府，如武昌政府不接受条件，自己再亲自讨伐；最后，吴禄贞又以湖北子弟的身份痛斥清军火烧汉口的行为，要求承办荫昌的责任（不提惩办冯国璋则是先不便与北洋系公开撕破脸皮）。总之，如朝廷一日不听我的，京汉线便一日不可通车。
　　
　　同时，吴禄贞暗遣密使赴武昌联络黎元洪，希望他那边咬牙拖住袁世凯，自己一旦在北京得手，则大事已成，袁和北洋系将无所依托，武汉必无恙。
　　
　　朝廷方面自然不会答应吴禄贞的条件，只是好言劝慰、敷衍。
　　
　　11月6日晚，阎锡山派出的部分参加燕晋联军的部队来到石门，吴禄贞召开第六镇军官会议，此刻他才告知手下：山西这些部队虽然是来投奔我的，但不是像我给朝廷的上表中所言是接受招抚的，而是来一起造反的，咱们也要反，明天一起杀向京城。
　　
　　这可以说是吴禄贞最险的一步棋了，当然，这步棋也让他彻底输掉了这场赌局和自己的性命。
　　
　　吴禄贞是1910年12月23日才空降到第六镇的，到此刻上任还不满一年。第六镇的主力是两个步兵旅，李纯的11旅和周符麟的12旅，外加一个炮团、一个马团。吴禄贞上任后希望培养自己的人马，李纯的能力、资历较强，不好动，于是吴禄贞决定拿周符麟开刀，用“烟瘾甚重，形同盗贼”的理由申请将周免职，并推荐自己信任的张联棻接手，而清廷则采取了折中策略，既免去了周符麟的职务，又没有批准张联棻，而是由周符麟手下的吴鸿昌代理旅长之职。
　　
　　这个做法的后果就是虽然给了吴禄贞一定的面子，但也警惕着他的势力膨胀，同时又让周符麟、吴鸿昌等第六镇的老人们对新领导吴禄贞心怀不满。如果站在清廷的角度来看，让士官系和北洋系互相制约的这步棋是走对了，起码在第六镇是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吴禄贞一向志向高远，自诩为中国的华盛顿，在第六镇施展不开拳脚的他一度心灰意冷，把家安在了北京，对保定这边没能好好经营。
　　
　　武昌起义爆发，机会来临，但吴知道自己还没能完全掌控手下部队，如果到了湖北前线，则可以借家乡义军的力量来制约手下，可惜朝廷不批；此后的山西起义又给了吴一个机会，他希望可以借山西军队的力量逼手下就范，一起造反。
　　
　　然而，到了11月6日的会议上，第六镇绝大部分军官都反对吴的意见。就算那些驱除满清的理想主义可以鼓动人心，但大家的老上级袁世凯已经出山执掌清廷大权了，北洋系的前景一片光明，现在造反就不是和满清为敌了，而是和自己为敌，谁会愿意？
　　
　　当然，这些是小算盘，无法公开说，但冠冕堂皇的理由也有一大堆啊，比如：朝廷已经下了罪己诏，放了政治犯，解散了皇族内阁开始立宪，此刻我们再造反师出无名，无法说服手下将士们。
　　
　　吴禄贞的对策先是来硬的，提出违令者军法从事，结果众将更是一片抵触，气氛十分紧张。于是吴换了个姿态，提出第二天他来对全体官兵做演讲动员，同时加以重金犒赏（吴刚刚截获的物资里有大量准备运给湖北清军的赏银、粮食、军服等等），他相信将士们肯定会跟着自己行动的。
　　
　　最终会议就这么不了了之，但吴已经和大家摊牌，军内的氛围开始趋于诡异。由于第11旅已经去了武汉，目前第六镇的主力就是第12旅，而这个旅也是吴禄贞上任后要开刀的那个旅，本来将帅之间关系就差，此刻更是剑拔弩张。吴的左右提醒他注意安全，吴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此时吴的师部地点临时设在石门火车站，负责警卫的骑兵营营长马步周（马步周字蕙田，所以也有版本称为马蕙田）是吴从东北带来的自己人，他觉得应该还靠得住。
　　
　　结果就是这个马步周，到了7日凌晨1点的时候带着军中的一个参谋、一个连长、一个排长共4人前来枪杀了吴禄贞，还割下了他的头颅。
　　
　　吴禄贞一死，燕晋联军群龙无首，也就胎死腹中了。来支援吴禄贞的晋军与吴的亲信一起带着吴的无头尸体回到了山西，还有那一火车的物资。
　　
　　实惠都让阎老西得到了是不是？这个能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不倒翁真的是个福将啊。
　　
　　
　　
　　 （六）
　　
　　吴禄贞之死无疑是辛亥年最大的一个谜案？其内幕版本也五花八门。
　　
　　马步周的嗜赌贪财肯定是他恩将仇报杀害吴禄贞的原因，关键是：谁是他背后的人？谁收买了他？
　　
　　被解职的前12旅旅长周符麟是重大嫌疑人，解职后的他随11旅去了湖北前线，石门出事后的两天，也就是11月9日，他官复原职，再次以12旅旅长的身份来到了石门收拾残局。
　　
　　而如果真是周符麟收买了马步周，那么周符麟的动机也会有多个版本，有可能是他自己泄私愤报复，也有可能是他背后也还有人。
　　
　　吴禄贞死了谁会收益？无疑一方面是袁世凯，一方面是清廷，这二者都有洗不清的嫌疑。
　　
　　据传清廷方面的操纵人是良弼，作为士官系的重要提携者，他其实和吴禄贞私交甚佳，但良弼是死保大清的，江山社稷的事不可儿戏，所以如果说此事是他谋划的也完全合理。
　　
　　真相到底是什么？由于吴禄贞是因为要谋反才被杀，因此马步周一直逍遥法外，还成为了北洋系口中的英雄，所以最终也没从马步周口中流露出相关信息，导致任何版本的说法都没有最直接、最给力的证据支持，只能是推断。
　　
　　既然都是推断，我也来说说我的看法：无论幕后主使是从安阳到孝感的袁世凯，还是坐镇北京的良弼，他们都应该没有直接明确一定要杀吴，而是秘密布置第六镇中自己的亲信（从这点看，袁的作用应该更大）对吴禄贞这个激进分子加以监控、伺机而动，且不排除采取极端手法（从软禁、绑架到谋杀）的可能。如果没有山西军队的到来，那么一旦吴禄贞要求大家造反，有可能会被吴鸿昌等11旅的军人武力胁迫收回命令甚至被迫下台交权；而吴禄贞想借助山西军队的力量威慑第六镇服从他，这就更激起了第六镇大批军官的反感，因此更需除掉吴禄贞，连活口都不可以留，以免卧榻之侧的山西军队存有希望、再生事端。
　　
　　
　　还有种说法，不是说谁害死了吴禄贞，而是说如果那晚吴要是不死就可以进军北京、推翻清廷、不给袁世凯机会，从而改变中国历史。我觉得此说过于夸张了。
　　
　　先看吴禄贞手里的牌，他有四股力量，自己的第六镇、阎锡山的晋军、滦州张绍曾的二十镇、奉天蓝天蔚的第二混成协，而在张绍曾兵谏并扣留军火后，清廷已经将京奉线上的全部车皮都调入了北京，也就是说二十镇和第二混成协就算愿意进军北京也只能靠步行，完全指望不上了。
　　
　　同时此刻清廷又下令给了张绍曾侍郎、宣抚大臣等一堆虚职，明升暗降，解除了他的兵权，而张绍曾想不交出二十镇也不可能，接任者是二十镇的老人、旅长潘榘楹，强龙不压地头蛇，这几乎也是空降的士官三杰最后都以失败告终的关键原因。
　　
　　京奉线哑火，再看吴禄贞京汉线上的两张牌，吴禄贞在自己的第六镇都几乎被架空，那么城府极深的阎锡山也绝不会把赌注都压在这次行动上，而是见风使舵，认同吴禄贞组建燕晋联军这步棋就是先化解掉山西被攻打的可能性，如果吴禄贞万一能够险中取胜，自己可以跟着分享果实，而吴禄贞失败了的话，阎自己的老本还在山西，还可以自保。
　　
　　同为留日士官，吴禄贞和阎锡山做事风格迥异，结局也大相径庭。吴禄贞虽然过于弄险、以小搏大，貌似没有阎锡山稳健；但吴的操作手法不成则已，成则一鸣惊人，人生能有几次搏（博）？
　　
　　
　　
　　还有个题外话，我在第一章里面讲述过宋教仁曾为中国在间岛主权上同日韩博弈做出贡献的事情，而吴禄贞当年在担任延吉边务帮办、延吉边务督办的时候更是大展才华，是大清得以保住间岛主权的功臣干将。
　　
　　两位同样为中国保住长白山、延边这些领土都立下汗马功劳的青年才俊，都在31岁的大好年华丧生于暗杀，暗杀内幕都成为了千古之谜，而起码在客观上，最终的受益人都是袁世凯和北洋系。
　　
　　历史就是这么吊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