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我国的金融外交之道(上)

　　2006年，美国外交协会和布鲁金斯学会出版了Benn Steil和 Robert E. Litan的著作《金融外交之道-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金融武器》（Financial Statecraft，The role of financial market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其中译本于2008年6月由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我为该书作此序。
 　　一
 　　2008年，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30周年，我国的GDP早已跃居全球第4位，加入WTO也已6年多，中国因素之于全球影响举足轻重。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达到7.2万亿美元，以金融机构产权多元化和资金/服务价格市场化为标志的金融改革开放深度也在近年迅速提高，中国的金融影响力同样泽被全世界。我国的经济外交、金融外交有了坚实的基础。
 　　迄今，国际金融秩序还不是遵循公平的市场机制运行的，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会。2007-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再次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20世纪90年代拉美、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国际组织和美国给出的药方是宏观上的央行提高利率和微观上的机构破产重组。“你不得不接受一个经济学上的事实，就是当货币崩溃时……不提高利率往往就是火上浇油。”（P.108）但次贷危机中面对美元贬值，美国却是迅速大举降息，同时对受损金融机构、债务人的救助更是不遗余力。出自华尔街的保尔森对金融市场震荡下行的焦灼感同身受，一介书生贝南克则在有意无意中把次贷危机当成摆脱格氏光环、出人头地的大好机会，二人联手矢志大力度干预市场。美国的危机救助政策是成功的，“避免了美国陷入一场大灾难”，可以说绝对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但输出的过多流动性迅速把油价推高到130美元/桶之上，并造成美元的进一步贬值，苦果由全球共担，对我国经济金融更是灾难。当今天我国和全世界还在争论次贷危机何等严重以及何时结束时，美国一定又在准备金融喘息初定之后，怎样把全球性通货膨胀和市场失灵责任归为他国经济政策蓄意失当，并替这些国家开出纠偏措施以及不纠正“罚单”。
 　　笔者十分不赞同阴谋论，也不同意经济战争、金融战争这样的噱头。但西方社会对我国的怀疑甚至敌意是存在的。“尽管大多数中石油的恶意批评者们都对苏丹的人权表示关注，但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的力量其实只是对中国的厌恶。”（P.60）2007年10月，在布鲁塞尔举办的第二届“中欧论坛”上，笔者试图说服欧洲的同行与我们一起对美国的美元刻意贬值政策施压，但一位前葡萄牙财长却这样回敬说：“我不明白，你们我国人为什么总想把美国排除在外……”此言萦绕在耳际实可谓三月不去。欧美之间的关系根深蒂固，有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我国与其关系仍是浅层次的，民众基础并不深厚，从而屡见当权者更迭带来对华政策基调更改的事例。一年来中法、中德关系的不和谐，再添新证。也由此，2008年政府抓住机遇主动与东邻修好，其政治勇气与智慧甚为笔者钦佩。
 　　金融外交之道，指运用金融手段达到金融本身的目的（维护我国金融利益）以及非金融的目的（维护我国整体国家利益）。现在，已有足够的数据、事例、视野，容许我们静心总结我国对外金融关系的得失，思索金融外交之道。30年来，我国的金融内被窄化，外被矮化，在很多人看来，满是自身不保形象，遑论发挥金融影响力以维护国家利益。我国是全球第二大出口国，因之连续12年成为首大反倾销目标国而遭他国贸易调查甚至制裁。我国又是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却很少看到公开层面上我国用之或威胁用之发挥影响力。其实，金融财团对各国政治都有巨大的影响力，能够迅速传导到政府决策。出口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则慢得多，它需要法国的农民把农用车开到香榭丽舍大街上，或者美国的纺织工人集体抗议，再由行业协会、议会讨论，上升为政府政策。“与美国军事力量可以保卫美国人--这让美国人在世界各地备受羡慕--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的软实力”（P.142），金融应该成为我国重要的软实力之一。特别是在全球或局部地区金融动荡中，金融外交的作用更为显著。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新近的美国次贷危机，原本都应是我国金融凸现张力的大好时机，却被遗憾地简单纠缠于我国应否贬值、升值之中。在国际经济金融关系中，我国需要发挥与实力相称的影响力，不能只是被动招架、辩解，必须要有还手之力。“2005年5月17日，美国财政部公布了《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敦促中国'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增加汇率体制的灵活性，并声称'中国目前维持的固定汇率，严重扭曲了世界市场，阻塞了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妨碍了国际失衡的调整'。”（P.）--语气十分直白强硬且扣的“帽子”很大。我国完全可以像连续9年发表《美国的人权记录》一样，公开表达对美元刻意贬值政策的不满。
 　　系统地维护我国的金融和国家利益，需要建立清晰的、利己的金融外交战略，这个战略是整体的、一以贯之的。正如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科学分析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在国际规则不明、朋友和非朋友不清的情况下，“有限开放”或可长期秉持。
 　　二
 　　汇率、资本流动、金融机构和储备资产是一国对外金融关系中的四个关键词。
 　　（一）汇率
 　　长期内汇率会反映两国经济实力的对比，但中短期内从来就不存在市场均衡汇率，特别是大国之间的汇率向来是各自汇率政策博弈的结果。1991-1995年，日本深陷经济衰退、金融危机之中，但日元对美元则是十分强劲的升值。就经济基本面而言，最近五年来，美国远远好于欧洲和日本，但美元对欧元、日元却是持续的大幅度贬值。2002年10月以来，人民币汇率一直处于国际社会主要是美国压力的漩涡之中，仿佛人民币不升值到位，我国就“理亏”。笔者当时即判断，人民币升值与否和所谓均衡汇率没多大关系，也无助于缓解美国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美国的真正目的首先是借此迫使我国在资本账户开放上做更大的让步，以及更多的从美国进口，其次为掩盖和降低美元对其他货币大幅度贬值的影响。
 　　面对升值压力，我国应该怎么办？一是迅速削减出口产业、FDI优惠政策，让我国的出口品比较充分地反映自然资源、土地、劳动力和税务成本，我国的出口增速会因价格上升而立即放慢。升值压力减轻了，好处又都留在国内，当属最佳方案，但这需要政府极强的协调力和执行力。二是允许人民币“小幅升值，比如2%～3%左右，而且小幅升值的幅度应以留住这部分游资为限，要使这些游资在扣除交易成本之后基本上得不到升值的投机收益”。  2005年7月21日以来，人民币基本遵循小幅升值之路，所以尽管累计升幅较大，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获利资本外逃，也没有在实质上损害我国的出口成长。三是确保资本账户不因升值压力而被动开放，要开放也是我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主动为之。
 　　四年多时间过去了，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已达到19.95%，超过当年美国的一般升值要求“15%”，距离最高升值要求“27%”也已相距不远。同时，我国放宽了资本流出政策，来自美国的进口也大幅增加。美元对欧元累计贬值已超过40%。当年美国向往的人民币升值、资本账户开放、增加进口和掩护美元贬值这些战略目标均已在相当程度上达到。这些都已成为往事，有意义的是接下来我们该怎么走？现在人民币已经破“七”，美国的压力丝毫没有减轻，而一些国际投行无视美元的刻意贬值幅度之深，还在名为“预测”实为怂恿我国更大程度的升值。面对严峻的国内外经济情势，笔者坚决主张“调利率以反胀、稳汇率保增长”当为2008年我国宏观政策的单项选择，能够同时解决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两大疑难，实为两全之策。
 　　稳汇率保增长，即减缓人民币升值速度，稳住我国的出口，保持经济增长。人民币升值，对减缓通货膨胀压力作用甚微。我国的进口，特别是大宗产品，定价权被操纵，提价幅度远超人民币升值幅度，导致人民币升值并不能降低我国进口品的价格，缓解资源产品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压力。人民币升值确实能够抑制出口，但出口品并不是当前我国物价上涨的主要动力。人民币快速升值到位，会使大量旨在升值套利的国际资本达到目的而撤出我国。资本流动的负面影响主要不在于其规模，而在于资本流动方向的突然改变。1996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及韩国吸收外国私人资本930亿美元，到1997年，流出资本在1 050亿美元左右。最近，越南又在重复这样的悲剧。资本突然的大规模流出，只会给所在国留下大量的烂尾工程、储备资产枯竭和货币危机、资产泡沫大破灭。人民币汇率在破“七”之后，适当地徘徊较长时间，迫使套利资本留在我国，和我国经济一起共度时艰。恰如投资者广泛预期我国股市将在奥运后大跌而拟在奥运举办前两三个月出逃一样，现在我国股市提前深度调整，让绝大部分准备奥运前出逃的资本都留在资本市场里，一起经历股市调整。人民币累计升值19%之后，我国的出口产业已到忍耐的临界点，人民币升值必须停下来，以稳住出口，进而保证适当的经济增长。
 　　美元汇率何时见底，是让我国最揪心的一个问题。美元跌幅如此之深，是完全不能用经济理由来解释的。经济基本面解释不了美元弱势，另一个抽象的词汇“全球经济失衡”则大行其道，本书也持这样的观点。其实，全球经济从没有平衡过，美国的双赤字也由来已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绝大多数时间是赤字，其他国家对它就是顺差，然后用贸易盈余去投资美国金融市场，几十年来一直是这样运转的。美元的深幅贬值，根本原因还是美国拒绝经济本身的自然调整，通过美元利率、汇率将其调整成本转嫁给国际社会。2001年1月，经历了持续近十年的强增长之后，美国经济应该有所调整，但格林斯潘却在随后的两年半内连续降息13次，至1958年来的最低位1%（这大概是格老作为中央银行行长晚节不保、令其终生为憾的行为），以此拒绝调整。结果，美国经济只是稍稍咳嗽了一下又恢复了强劲的增长，次贷危机的种子也由此种下。面对通货膨胀威胁，美联储虽在2004年6月启动加息周期，但一年多后，美国通货膨胀威胁犹存，美元依旧不稳，美联储却早早放风说加息周期行将结束，美元汇率遂应声再跌。到了2007-2008年，美联储的降息手段完全可以用“凶狠”来形容，特别是2008年1月22日竟然罕见地降息75个基点，完全背弃了美元的国际货币义务。美国拥有最强的综合国力，又拥有最发达的金融市场，足可以控制、摆布美元的基本汇率水平，特别是可以主导美元贬值。美元的持续走贬只能视为美国政府有意使用的“金融武器”，“进入2005年，布什政府对美元的下跌似乎仍完全不担心，反而把下跌看成一种可以减少美国贸易赤字的、自然的、健康的调整机制。”（P.160）遗憾的是，无人阻止美元的刻意贬值行为。可以想象，假设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仍是独立货币，面对本国疲弱的经济表现，德国和法国的中央银行一定会像日本央行那样干预以防止本国货币过分升值，而不会像现在奉行“善意的忽视”的欧洲央行那样没有主张。只可惜亚洲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资产遭受巨额贬值，我国还要承担更大程度的人民币升值义务来抵消美元贬值的负面影响。前美国财长鲁宾在任时反复说但从来没有践行的“强势美元政策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名句，迷惑了包括我国在内的无数国际投资者。笔者也在2003年错误地认为美元是“阶段性贬值”。直到最近，布什政府还在这样说，“我能说的就是本届政府执行的是强势美元政策，政府相信市场是决定汇率的最佳场所”。不知谁还相信这话？谁还在做这样的期待？
 　　美国赤裸裸的国内经济利益至上政策，短期内看不到改变的可能。除非弱势美元从根本上动摇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如果布什政府继续表现出对美元命运的漠不关心，这将损害美元作为绝佳的世界计价标准这一来之不易的地位，减弱美国在制定国际贸易准则方面的影响力。”（P.161）美元贬值，虽然降低了美元储备资产份额，但对美元标价和支付手段则影响甚微，也即总体上还没有动摇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在笔者看来，美元是否见底，并非是美国经济何时扭转，而是新兴市场国家何时发生金融动荡或者政局不稳。发生金融危机时，中央银行以及国内外的投机者都需要美元。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拉美债务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俄罗斯金融危机，都曾引起美元的大幅升值。最近越南发生的金融危机，初步判断尚不至于大面积波及周边新兴市场。
 　　谈汇率，利率不得不说。新世纪以来，我国最突出的宏观经济政策争议，非负利率政策莫属。2004年，笔者以“提高利率是一种柔性的市场化手段”为题，详加论证“果断提高存贷款利率是适当、必需的” ，并特别强调“现在的企业等经济主体对利率相当敏感”，“调高利率并不会对人民币汇率构成显著升值压力”，“负的存款利率将破坏金融稳定性”，“调息与否不应以CPI为唯一风向标”，“调高利率的负面影响可以综合权衡”。众多反对上调利率的理由中，有两个最有影响却最为无稽。一是说我国的经济主体对利率不敏感，调高利率没用处。这样的看法，完全没有考虑到数年来我国企业和银行改革的成果，属于“睁眼说瞎话”。现在的企业对利率非常敏感，利率提高0.5个百分点往往会与银行谈判几个月,以至更换贷款银行。个人贷款更是如此，2008年市场最紧缺的东西除了石油就是央行的“贷款额度”，但各家银行切分用于个人贷款的额度却用不掉，主因之一是房贷利率由过往的下浮15％变成了上浮了10%。二是说提高利率对人民币升值造成更大的压力，所以不能调。实际上，对国际资本而言，是否投资我国金融市场，比较的不是中美两国的银行存款利率之差，而是金融投资收益率的差别。如果提高利率这个金融市场基础价格，会降低房地产、股票等资产收益率，就会抑制国际资本流入我国。因此，提高利率不仅不会对人民币升值造成压力，反而会下拉人民币汇率。
 　　理论上的纠缠不清，加之利益主体的掣肘，形成了大概是建国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程度最重的负利率。1988年负利率9.3%，占名义利率的108%，但仅持续了4个月，随后变成了57%。1993年负利率2.2%，占名义利率的16.6%。1993年负利率13.2%，占名义利率的119%。但其时对于三年期定期存款，均有保值补贴额。而2008年6月负利率占名义利率的比仍超过100%。今天我国的通货膨胀终由此酿成。“发行不付息的本国货币，换回生息的外汇资产（如美国国库券），这之间的利差就是铸币税。从铸币税中所获利益的大部分都是以摧毁性的高通货膨胀为代价的，这种获利是不稳固的。”（P.130）央行发行货币，兑换美元资产生利，银行存款留住了大量货币，初期的资产价格飞涨也吸收了部分货币。这看上去挺美，利率没动，汇率没大动，一般物价也没上升，各方利益（存款人除外）都得到了保护。然而，长期的负利率，迫使储蓄资金持续流出银行体系，加速社会资产结构转换，带来普遍的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的上涨最终传递到一般商品和服务价格，美梦到此终止。存款是我国人民最主要的金融资产，长期的负利率严重损毁了普通国民的最基本财产，最近三年在我国无论投资什么都大幅度增值，唯独持有人民币现金和存款是巨亏，这个黑色的幽默应该令不少宏观政策议决者抱憾。如果碰到美元升值，影响会更坏，“这些国家的公民就会涌向美元，试图保护自己储蓄的价值。……公民们常常担心的是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一场货币危机产生了。”（P.171）由此，现在大家都在期待美元走强，但只有在人民币正利率之后，走强才利好于我国。反胀成为2008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任务。“保护好他们的存款，不让他们的存款因为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而再次大幅缩水。”（P.98-99）面对投资需求、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我国必须要“调利率以反胀”，通过提高利率来压制总需求以抑制通货膨胀。目前CPI高达8%以上，一年期存款利率仍维持在4.14%显然大不合适，必须要提到6%左右，至少要提高到政府2008年的目标通货膨胀率4.8%。
 　　（二）资本流动
 　　2005年我国首成资本净输出国，对外金融净资产高达2 875亿美元，且12 182亿美元对外金融资产中很大一部分是美国国债。我国人民的勤劳，积累了大量的人口红利美元，再回流美国政府债券市场。我国市场上资金充裕，成本低廉，“到中国去筹资”，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已不亚于商品市场。美国的金融集团并不看好我国的银行信贷市场，美国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银行体系，但美国全部银行业在我国设立的分支机构总计也就20家左右，实际信贷投放更小，但稳拿佣金不承担任何后续风险的美国投资银行则全方位地介入我国市场。美国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对我国3万多亿美元的居民存款及个人金融资产管理市场非常看重。但我国的资本项目管制则使这一理想不可能实现。因此，如何尽快促使我国开放资本项目是国际集团的战略利益所在。
 　　资本流动自由化，包括经常项目下的资本自由流动和资本项目下的资本自由流动两个层次。资本账户自由化作为金融自由化进程的最后一步，是没有争议的。“在与一些国家就自由贸易进行谈判时，美国不应考虑本国金融界关于开放资本账户的要求，应停止要求谈判对方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化。实际上，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化，对发展我国家而言一直以来都是一场灾难”（P.172）。权衡人民币升值和加快资本项目开放进程之间的利弊得失，笔者一直主张“松汇率，守资本”，这在2003年5月《人民币升值与资本项目开放之间的权衡》一文中得到了仔细地阐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流出入管理政策一旦放松就不可逆转。汇率则可以随时调整、波动。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币值能保持中期升值趋势。2002-2005年，我国的政策是既不想升值，也不愿意开放资本项目，这样做的结果只会两者尽失。不希望升值，就要纾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方法就是允许居民更自由地持有和运用外汇。当企业和居民拥有越来越多的外汇之后，其面临的汇率风险必然加大。为便其管理汇率风险，监管当局不得不允许这些持汇主体自由地运用外汇于国际金融市场。这样，境外金融投资解禁，部分资本项目开放。国际压力集团的国内利益共同体越来越多，所形成的合力最终使得我国资本项目在不知不觉中开放。(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