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我国的金融外交之道(下)

　　（四）储备资产
 　　我国外汇储备过多是不争的事实，关键是管理上要化被动为主动。以往，储备资产管理遵循“零风险、低收益”，现在已转向“低风险、中收益”，甚至“中风险、高收益”。 “储备资产越来越被当作一般的金融资产来管理，增值被当作非常重要的事。”“鉴于我国的储备资产用途特点，我们的储备资产管理可以更'进取'一些。”  ，笔者2002年时这样认为的，只是六年来我国的储备资产仍绝对以低收益的美元政府债券为主。随着美元的一贬再贬，我国储备资产的账面损失早已超过万亿元人民币。幸好，投资于三大国有银行的外汇储备获得了3倍的回报。现在，美元储备资产已被深度套牢，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恐怖平衡”。我国牺牲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低工资、低税率、承担着反倾销的压力，以物美廉价的商品辛辛苦苦换来的绿票子，还被债务人任意的贬值，这无论如何难以让人接受。我国的储备资产必须最大程度的多元化。澳大利亚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经济迅速成长，澳元坚挺，且澳元利率几乎高达8%，同时我国在中长期内又十分依赖澳大利亚的资源，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的外汇储备中，澳元应成为与欧元大致相等的第二大储备货币。在币种方面，除了兑换澳元之外，当前不宜兑换其他任何货币。这就要求美元资产投资多元化，购买能源等自然资源，以及投资资信卓著的500强公司股票都是很好的选择。由中投公司来管理部分外汇储备是不错的主意，同时也允许外汇储备局自身进行适量的股权等高风险投资，二者相互竞争，带来机制的转换和收益的提高。鉴于西方国家的畏惧，以及我们作为初学者的管理能力，同样是做财务投资者更好。2008年，外汇储备局对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1%的股权投资很恰当，好于中投公司对摩根士丹利9.9%的股权投资。
 　　经济危机是最好的经济外交时代，面对美国的美元刻意贬值政策，我国完全可以利用庞大的美元储备资产对美国施压，实现我国的金融和外交利益。经济危机又是最好的买入时机，次贷危机本是我国新世纪最大的一次对外投资机遇，处于全球最大的空仓地位，我国本可大展身手的。美国次贷危机不会是一场持续的危机，更不是索罗斯所渲染的“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经济的调整，主要出于经济周期本身调整的需要，而非次贷来袭。这里顺便赘述一下，受过专业训练的财经媒体、适宜的舆论环境对我国的金融外交非常重要。一个叫罗杰斯的人，观点变幻无常，自相矛盾，但被我国的媒体冠上国际投资大师的名号，迷惑了众多的投资者误判国际市场。罗杰斯到底说了什么？作此报道的财经记者不知道，亦不探究。对次贷危机的报道，国内相当多的媒体几乎完全没有主见，甚至偏离了方向，只醉心于紧抓几家中资银行、中投黑石投资损失不放，无据猜测，使得国内机构谈境外证券投资色变。其实，中资银行投资次级债券的损失占其总资产的比率远远低于国际同行。更有个别网络媒体竟以刊登或转载似是而非的负面财经新闻要挟公司博取广告投入，这已不是专业素质问题了。对中资金融机构以及资金“走出去”，国内的媒体要多一点专业精神，多一些宽容，不要一有账面损失就大肆渲染，这只会妨碍决策和国家利益。
 　　与储备资产投资紧密相关的是对外援助。既要得到实利，还要避免援助攀比，更要防止引发民族主义情绪。我国在非洲的投资和经济援助卓有成效，也面临外国势力调拨、当地反对派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威胁，保障在非投资安全与战略利益目前相当棘手。本书痛惜“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相比，在友好程度方面和建设性方面一点也没有变差。但是，美国国境线以南地区的人们却认为，他们的经济困难与美国的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有这种感觉的主要原因是，在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的时候美国给予了墨西哥巨额的一揽子援助，而在其后的阿根廷和巴西危机中美国没有这么做。” （P.97）我国当引以为鉴。
 　　三
 　　拿到本书时，编辑给的名字是“金融治国策”，笔者感觉“金融外交之道”更合适，最后出版社定名为“金融国策” ，意为“金融外交战略”。读者和同行还可以继续琢磨“Financial Statecraft”一词的精确译法。
 　　本书是金融外交领域的开创性著作。观点新颖自不待言，论证过程严密，语言亦犀利诙谐。例如，“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一声明不合逻辑；从法律的角度看，这一声明不够明确；从政治原则的角度看，这一声明是愚蠢的。” （P.164）再如，“假设有一次全民公决提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您更愿意别人付给你美元还是比索？……假如是'我希望别人支付给我美元，但保留比索'这样的答案，其实就是说'我希望别人欠我的钱用美元还，而我欠别人的钱用比索还'。” （P.131）又如，“无论IMF在过去的危机里学到了在币值垂直下降的过程中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它和它最刻薄的反对者都还没有发现除了提高利率这条紧急的稳定措施之外什么是应该做的。你可以谴责这是'老掉牙的做法'或是'华盛顿共识'，但却如同你对物理定律发火一样无济于事。” （P.108）诸多类比的恰当运用平添了语言的精彩，美国辩论政治中养成的文风跃然纸上。
 　　作为外交人士，作者的倾向自然是美国利益至上。但其立场尚可，基本上不反华。“从尼克松到小布什连续6届美国政府都尝试着以建设性的态度与中国交往，并常常付出相当大的政治代价，以抵制国会在贸易和安全事务上对中国实施强硬路线的企图。我们相信，这一做法获得了正在形成的、人数极为众多的中国中产阶级的真心赞同。他们将有强烈的兴趣深化与美国及其盟友（尤其是日本和韩国）的商业关系，同时减少政治冲突。”（P.76）作者对美国资本市场制裁政策的抨击，也有助于改变美国的经济政策，便于我国公司的国际筹资活动。作者对《国际货币稳定法案》的怀念和推崇，劝告美国政府将美国铸币税收入中的大部分（85%）返还给实行美元化的国家，显得颇有公正之心。
 　　本书的不足也是存在的。特别是美元化药方远水不解近渴，又写得过多。“本书认为存在一条明智的道路来开放资本市场，这条道路能够避免类似1998年亚洲国家的金融混乱，那就是美元化。这是一个广义的术语，任何本国货币不稳定的国家都可以放弃本国货币，改而使用美元、欧元或者其他国际上广泛接受的货币。” （P.173）“各国货币成为了全球化的'阿喀琉斯之踵'。” （P.30）“就长期而言，解决办法是'将大家不需要的货币消灭掉'。” （P.173）而较大范围地实现美元化，又是何其之难！面对这样的答案，笔者不得不重复本书作者的戏谑之言--相信“关心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读者只能到别处寻找答案了”。
 　　瑕不掩瑜，本书总归是一本开山之作，在于提出一个命题，建立一个分析框架，启发、引导我们去研究、探索，期待直接从中收获具体的金融外交之道显然是苛求作者了。
 　　四
 　　国人对国际时事的关注和熟稔程度之高，为全球所仅见，白领丽人、贩夫走卒，都能对中东和欧美正在发生的事务评头论足。笔者是其中的热心一员，二十年来，唯一常读不辍的报纸就是《参考消息》。我们对国际时事的关注不能停留在对时事本身的是非判断上，关注点不应是超级大国对小国的欺凌以及我们的谴责，而是这件事与我国的国家利益有什么联系？对我国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有什么样的直接影响？我们的态度和对策是什么？国家电视台每晚的国际时事观察栏目长达一个小时，内容精彩，但多为就事论事，满是道德判断。其实，观众更关心的是这件事发生后，对明天我国出口的影响，对明天上班族油价的影响。
 　　智慧的金融外交之道，来自于充分的辩论。本书用大量的篇幅刻画了美国朝野关于金融外交策略的精彩辩论，立论双方针锋相对，“不唯上、只唯实”，美国专家的爱国与专业精神让笔者深为景仰。而且，论者有据，建立在严密的推论和精密的计算之上。例如，反恐在美国是一个很敏感的政治话题，任何反对显然都会招来指责，或者要承担不确定的后果。但本书指出“美国每年至少花费70亿美元从事金融反恐战，而效果却难以确定”（P.45）。各类民间智库成为美国辩论双方的载体，我国也应重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倡其发表学术性的外交见解。
 　　料峭寒风中冻土耕地的吉林大汉，炎炎烈日下水田劳作的江淮妇人，还有东莞拥挤车间里组装器件的稚气少年，这些笔者曾经眼见的辛苦景象长久地印在记忆中。他们的终年所得不过千百元，换来的花花绿绿的“国际货币”还在大幅度贬值，勤劳却难以富有。叶圣陶先生描绘的“多收了三五斗”中的辛酸，虽很少再发生于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但在国与国之间却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一项公正的贸易定价、一个恰当的金融交易指令，赢得的收益往往是百千万、数十亿。正确的对外经济金融战略，能够保护亿万国民的财富，反之则会使几代人的财富积累灰飞烟灭。
 　　八年前，在拙作《金融全球化与中国的战略对策》一文中，笔者曾粗浅地探讨了我国的金融开放战略。此后一直进行这方面的资料积累，至今达百万字之多，可惜慵懒不堪，鲜有正式成果问世。翻译这本小册子，是为了吸引更多的热忱人士加入本项研究。平心而论，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表达财经意见的空间，而是包括笔者在内的研究同行有没有真知灼见！探讨金融外交之道，需要言之凿凿。我们常常“呼吁更准确的数据、更高的谨慎性和警惕性、更多的鼓励性政策，这总是明智的，但却没什么新意”（P.109）。所提出的对策，也应操作可行，不能“像假设交易没有成本或交易网络没有外部性一样过于理想化，因而也毫无意义” （P.107）。长久以来，国内论者都在呼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但从来就没有提出一套系统的新秩序方案，更糟的是罔顾我国对外经济关系利益格局早已发生根本变化。比如，言必称发达国家的工业品价格过高，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品价格过低，旧秩序不平等，新秩序则应把它倒过来，云云。然而现在我国早已是位居世界前列的工业品出口国，全球二号资源类产品进口国，这样的“理想新秩序”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吗？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非处学术中心，近年却好书不断，惠及万千读者。李季编辑敏锐地把握这一战略性的主题，并在第一时间将本书送到我的案头，王莹编辑以研究的精神对待出版，弥足嘉许。
 　　200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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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P.108，特指本书《金融国策-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金融武器》第108页，下同。
 　　“我个人判断，国际压力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人民币升值，而是希望中国在资本账户开放上做更大的让步”，见《中国经营报》以“热点访谈：捧杀人民币棒杀中国经济？”为题对笔者的访谈，2003.9.9。
 　　见《21世纪经济报道》以“强辐射下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机理”为题对笔者的访谈，2005.5.21。
 　　见拙文《人民币升值与资本项目开放之间的权衡》，《经济界》，2003（5）。
 　　见拙文《调高利率是一种柔性手段》，载《经济日报》，2004.6.21；拙文《提高利率是一种柔性的市场化手段》，载《金融研究》，2004（11）。。
 　　见拙文《调高利率不对人民币汇率构成升值压力》，载《中国证券报》，2004.7.2。
 　　1988年9月10日开办保值储蓄业务。对储户3年以上的定期存款中因物价上涨而相应贬值的部分给予补偿。保值补贴率=物价上涨幅度－利率。1991年停办，1993年重新开办，1996年再停办。
 　　见《海外并购：危险的跃进》，载《中国投资》，2008（3）。
 　　见拙文《中国利用FDI中的“迂回投资”问题研究》，工作论文，2003年9月。
 　　仅2003年至2005年10月中国在境外上市的公司IPO筹资合计380.05亿美元，全由外资、合资投行承销，按2.5%～4%的承销费率折中计算，估计获得的承销利润为12.35亿美元（102亿人民币）。外资证券公司两年多获得的中国公司承销利润是内资证券公司四年累计获得承销利润的2.30倍。
 　　见《财经》，2005（8）。
 　　[美]小约瑟夫·F. 辛基：《商业银行财务管理》，“译者前言--国际银行业经营管理发展趋势与中国银行业重组革新前景”，黄金老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见拙文《国有银行改革：不重要的和重要的》，载《中国证券报》2003.1.25。
 　　见拙文《国有银行改革：不重要的和重要的》，载《中国证券报》2003.1.25。
 　　见《新巴塞尔协议可能“毁”在美国手里》，载《欧洲金融快讯》，2006（3）。
 　　见《参考消息》所刊保尔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采访，2008.3.19。
 　　最新的例子是2008年6月，招商银行耗资193.02亿港元以2.91倍的高价收购香港永隆银行。
 　　见《21世纪经济报道》以“中国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为题对笔者的访谈，2002.6.20。
 　　编辑这样翻译的根据在于：美国著名外交史学家戈登·克雷格和政治学、战略学者亚历山大·乔治所著的《Force and Statecraft: Diplomatic Problems of Our Time》，中译本名称即为《武力与治国方略--我们时代的外交问题》。“治国方略”（statecraft）一词的含义大致相当于“外交战略”。
 　　首先是美国既不想承担美元化的责任，又不愿意放弃美元化的收入。关于美元化之难，可参考李扬和黄金老：《美元化问题研究》，载《金融研究》，1999（9）。
 　　比如抛售部分美元储备资产，是可以适当说的。
 　　见《国际金融研究》，2000（7），《新华文摘》，20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