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号编辑器哪个好用:“问题与主义”之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共运实践探索-马克思主义评论网

    关键词:胡适 李大钊 “问题与主义”之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起因与经过

“五四”运动前后，西方各种思潮和主义纷纷传入中国，兴起了一股“主义热”。时人张口主义，闭口主义，而对现实存在的关于国计民生和民族生死存亡的“火烧眉毛”的问题却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尤其令胡适看不顺眼的是当时安福系首领、众议院议长王揖唐也悬起了研究社会主义的招牌，大谈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

胡适忧于舆论界“空谈主义”的偏向，也急于中国的很多“火烧眉毛”的问题鲜为人谈。于是在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1号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胡适在引言中说：“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文中提到在宣传“主义”时，不要满足于“纸上的学说”，而要“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等等。而且把“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作为“舆论家的第一天职”。

胡适的文章发表后，时任《国民公报》编辑的蓝公武（志先）发表了《问题与主义》一文。蓝公武没有细读胡适的文章，虽然提出了反驳，但偏离论题，缺乏必要的说服力。他在文章的结尾说:“要研究种种主义，主义的研究和鼓吹，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最切实的第一步。”尽管如此，胡适仍在《每周评论》第33号予以转载，并在文章前写道:“知非先生的议论,很有许多地方可以补正我的原作。”后来还收入《胡适文存》1集第2卷。

李大钊是在出京的时候读的胡文，并以《再论问题与主义》为题整理了他的感想，发表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他提出：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解决问题就离不开主义，而有了主义，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而且“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

    为了回应李大钊蓝公武的观点，胡适先后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8月24日）和《四论问题与主义》（8月31日）以及《新思潮的意义》（11月1日）。在这3篇文章中，胡适全面系统的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后因《每周评论》被当局查封，“问题与主义”之争也就结束。

二、切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课题

任何“主义”都产生于特定的情境，外来的“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必须本土化，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这是由文化传播的一般规律决定的。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胡适一开头就引述了他此前的议论，并再次强调：“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因此，若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空谈“主义”，特别是空谈“外来进口的”和“偏向纸上的”主义，不仅无济于事，且有弊端。“现在的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

在《三论问题与主义》中，胡适强调“先从研究中国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具体问题下手”，在后来的讨论中也坚持要先认识某种主义“发生的时势情形和社会政治的状态是个什么样子”，通过比较，然后可以判断那种主义“在何国何时是适用的，在何国何时是不适用的”。“这样输入的主义对于活问题的解释与解决，一个个都有来历可考，都有效果可寻，……也许可以免去现在许多一知半解、半生不熟、生吞活剥的主义的弊害”。      

李大钊认为解决中国问题不能脱离对中国实际问题的考察和研究，要通过对主义的不同“运用”来解决，即“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般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

当时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主义”的一种，同样存在着文化传播中遇到的一般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因此，马克思主义就面临着如何转化为中国形式，如何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问题。“问题与主义”之争有意或无意地切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课题，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三、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就是要处理好主义与问题的关系，即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和中国实际的关系。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那些东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怎样结合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义。

胡适和李大钊都肯定了主义与问题是不可分的。“主义”要解决社会问题就必须联系社会现实，研究解决社会问题也少不了学习主义。胡适认为“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而且“都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他还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胡适在呼吁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也肯定“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同时主义和学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用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主义本来都是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法，但是一种问题的解决法，在大同小异的别国、别时代，往往可以借来作参考材料”，但反对下什么药都可以“参考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

李大钊认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任何“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方面”。他说:“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然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际两方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

蓝公武认为“问题”和“主义”二者“不能截然区别”，不过是“同一事件”的不同方面，即“问题有一贯的中心,是问题之中有主义；主义常待研究解决，是主义之中有问题”。但他又说:“主义是一件事，实行的方法，又是一件事，其间虽有联属的关系，却不是必然不可分离的”。“方法与主义不过是目标与路径的关系”。蓝公武的观点基本与李大钊一致，但其论述不严谨，有的甚至自相矛盾。

四、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

“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双方的观点都得到了彼此的善意回应，特别是胡适的观点得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善意回应，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争论中吸收了胡适的部分观点，关注中国实际问题，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最初探索。

陈独秀是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起手之一，虽然没有直接参加“问题与主义”之争，但其后他也发表了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见解，在他的字里行间可以清晰地看到胡适的痕迹。陈独秀指出“与其高谈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不如去做劳动者教育和解放底实际运动；与其空谈女子解放，不如切切实实谋女子底教育和职业”。又在《敬告广州青年》一文中说：“我希望诸君切切实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底解决方法，勿藏在空空的什么主义什么理想里面造逋逃薮安乐窝”。而“我们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椿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去，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够叫他立时消灭的”。

    “问题与主义”之争对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深有影响。他曾不止一次地说，陈独秀与胡适在他心目中是取代康、梁的人物，陈独秀对他的影响“超过任何其他人”。1919年9月1日,毛泽东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在这个《章程》中，毛泽东列出问题研究会首批研究的71个问题。毛泽东在问题研究会的章程中，不仅列出了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而且毛泽东还特别提出:“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问题之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13]这个章程明显受到“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影响。毛泽东还在接编的《新湖南》周刊上，贯彻上述“研究问题”的精神。

    中中共早期领导人也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重要性。如早期理论家瞿秋白在为自编论文集写的自序中说，自1923年回国之后，一直在陈独秀通知领导之下，致力于“应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情境的工作”。“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此论断是将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与实践的全面总结。

虽然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想主义因素远远大于对中国革命具体道路的探索，尚不具备理论联系实际的明确意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要性的认识还很模糊，但通过“问题与主义”这场论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自身的不足，考虑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有机结合，并开始了艰辛而曲折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