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商开店语怎么写:谈“因材施教”的历史演变及现实意义(二）

谈“因材施教”的历史演变及现实意义
作者：王素娟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6480    更新时间：10/21/2007    
 
隋唐时期,科举考试开始成为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一种考试制度,学校制度逐步走向完备,特别是私学也比较发达,出现了一些名师大儒,他们注重对学生因材施教,为当时社会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隋朝王通继承了儒家传统的教学经验“因材施教”,并把它运用到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如他看出魏征的个性是“直而遂”,同时魏征也在他面前表明了“愿事明王,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中说·天地第二》)的志愿。因此,他对魏征有针对性地施教,后来魏征事唐太宗,果然能够尽忠进谏。唐代的孔颖达在教学方法上也十分重视因材施教,认为“教人之法,当随其年才。若年长而聪明者则教以大事而多与之;若年幼而又顽钝者当教以小事又与之少。”(《礼记正义·学记》)韩愈，则另辟蹊径，从因材而用的思路来看待“因材施教”。他主张教育者应如精明的木匠分别使用木料,使各类木料各得其宜一样,充分发挥受教育者的才能;这就是说，培养人才就象建造房子需用的木材一样，大小各有用处，教师不应千篇一律，爱大弃小，应该根据学生的质地成就他们，使其成为大小不同的有用之才，这就是教师的责任。显然，这是别开生面的“因材施教”。同时,他热心培养文学青年,指导他们进行文学创作,发挥他们的才能;而且,他还要求当权者在用人方面也做到人尽其材。可见,韩愈把因材施教和因材使用统一了起来。中唐时期的柳宗元认为教育的关键是顺应儿童的天性，适应儿童成长与发展的自然规律，他曾经以种树为例阐明这个道理。要按照自然规律教育学生，即“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不害其长”。（《种树郭橐驼传》）这种从儿童自身发展规律出发探讨教育方法的观点是对孔子因材施教理论的新发展。教学实践打破了学校教学的范围，在教学生时，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更重要的是从道德品质、工作能力、积极用世方面，指导青年成才。正因为这样，当时学子才踵门求教，以图仕进。
北宋初年著名教育家胡瑗首创分斋教学和主副科制度,其思想理论基础正是“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创立了一套独特的完整的教学理论和方法，史称“苏湖教法”。在教学中,他善于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特长来组织教学,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各就其性之所近,选定专攻科目,因此,每个人都能够各尽其材,学有所得。胡门弟子中，“有好尚经术者，有好谈兵者，好文艺者，好节义者”，他把这些学生按其才能兴趣分为“经义”、“治事”两斋，“使各以类群居讲习”。（陈澧：《东塾读书记》）“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其田，算历以明数是也。”（《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这种“因材施教”，不仅具有分科教学的性质，把学生培养成专业有用之才，而且具有为学生选定致力于事业方向的指导作用，使学生获得就职就业的知识技能。这是教育上的一个创举。经胡瑗二十余年在苏湖两地及京师太学的教育教学实践，培养了“先后至一千七百余弟子”，皆能裨于世用，被宋仁宗于公元1044年诏定为太学法，由一地方教学法跃升成为了中央高等学府的教学法。在中国教育制度史上，胡瑗先生的“苏湖教法”第一次在同一所学校中分设经义斋和治事斋；第一次将实用学科与儒学经典放在同等地位上；第一次创立并实施分科教学和必修、选修制度，第一个提出了在集体教学的条件下通过分科进行因材施教,比以往在个别教学条件下的因材施教大大前进了一步。在世界教学制度史上，“早于世界各国400年之久”。张载认为“教人至难,必尽人之材,乃不误人”(《张子语录·语录抄七则》),并要求教师对学问道德有精深的造诣,对人有全面的了解。张载的因材施教、尽人之材的教学观点,既继承了孔子、《学记》的思想,又有自己的体会和发明,内涵丰富全面,比他的前辈和同辈更胜一筹。
程颢、程颐对孔子的因人而教思想推崇备至，他们把这一经验第一次概括成“因材施教”的思想，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他们说：“西北东南，人材不同，气之厚薄异也”，“君子教人，或引之，或拒之，或各因所亏者而成之而已”，“强勇者抑之，畏缩者充而养之。”（《遗书》二先生语五，卷三、卷十八）可见二程对孔子“因材施教”思想领会之深。南宋教育家朱熹从人性论的角度出发,认为“禀气有异”,故资质不同,进而提出教育“必尽人之材”的主张。所不同的是,他从理论上做了新的论证,并在实践中提出了新的措施。朱熹关于实施因材施教这一教学原则的主张,同以往教育家提出的见解相比,更加深入和具体了。
明清时期,统治者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重视教育的作用,“因材施教”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明代中叶的教育家王守仁，对“因材施教”给予了新的解释，认为教学不单在于使人学到知识，发展道德理性，而更重要的是在于成就每一个性的独立人格。他说：“圣人教人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传习录下》）“因人而施，质异也；同归于善，性同也。”（《全书》卷七《别王纯甫》）主张教育旨在成就不同学者的主观个性，造就豪杰之士的战斗精神，完成每一个性的独立人格，从辨证的角度阐述了在教育过程中处理好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教无定法”、“因人而施”这八个字，概括既简要又准确,是孔子“因材施教”教学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发展。明末清初的教育家王夫之、颜元，在讲学授徒的实践活动中，也采用“因材施教”的原则教导诸生。王夫之说：“教思之无穷也，必知其人德性之长而利导之，尤必知其人气质之偏而变化之。”（《四书训义》卷十五）“顺其所易，矫其所难，成其美，变其恶，教非一也。”（《张子正蒙注》卷六）颜元也说：“人之质性各异，当就其质性之所近，心志之所愿，才力之所能以为学，则易成圣贤，而无龃龉捍格、终身不就之患。”（《四书正误》）他们都认为人性不同，才力各异，应当“因材施教”，导其所长，矫其所短，使学生“竭尽上达之旨”。（《张子正蒙注》卷六）
以上，我们十分清楚的看到，“因材施教”走过了它漫长而辉煌的历程，是从孔子的原始模式向着理性化模式不断演进的，它是一个随着社会的前进而前进，随着教育的发展而发展的动态的教育命题，包容着丰富的教育思想。因为它在时间上具有延续性，表现为环环相串，在空间上具有广袤性，表现为环环展开。环环相串和环环展开的统一，像个不断扩大的‘同心圆’。这就是“因材施教”的历史演进轨迹，表现出它的历史永恒性。这个永恒性，为“因材施教”提供了走向现代化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