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商品软文:中国文化地图:上海文化之漫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5 08:42:25
  中国文化地图:上海文化之漫谈          
  谈上海的文化,真是庐山中人不知从何说起了。或者……照例,可以先谈这座城市的历史。我们是好谈历史的,要往脸上贴金时谈历史,当做古董摆设充阔;要为现实遮羞时也要谈历史,以利诿过古人。
  
  比如,谈上海,可以扯上良渚文化的美玉。虽牵强些,却高古得很。或者从另一个简称“申”字,讲到战国名公子春申君。当中如果加上个吴泰伯,就更显得连贯。我想,城市博物馆里少不得这些摆设——尽管我从来没去过。这种城市文化寻根的套路上,一个小县城和城市都差不多。
  
  这样的谈法固然不错,却没有什么意思。先整一个中国文化的大帽子做基色,稍添两笔所谓地方特色的好话,便可以拈出所谓“上海文化”的小帽子。不过不失,皆大欢喜。其实,这只是迎合了权力谱系的整齐,与文化无涉。
  
  上海的历史是可以谈谈的,却不必凑数式的谈法。上海和良渚、吴泰伯、春申君的关系只是某种空间的重叠,并没有时空的延续。
  
  一、发端
  
  上海是一座孤独的、年轻的城市。她的诞生非常偶然——《中英南京条约》的“五口通商”中,上海是最不起眼的。洋人预想的通商重镇本来是福建的福州、厦门。只不过福建的地方官员上下一心,巧妙地应付了傻乎乎的洋大人,让他们入得了城却租不到房子、雇不到帮工,外交搞不好,买卖也惨淡。再客客气气把他们送出来。这一送就送出了上海。
  
  上海的租界,初衷不过是新设江海关而准备的小小居留地,时在1845年。当时,谁也没料到上海会成为一个超级都市。因为,身处中国最富庶的省份江苏,与中国最繁华的城市毗邻。诸如千年繁华的扬州、东南明珠的苏州、两江首府的金陵。上海的发展空间很有限。
  
  好在洋大人帮不上忙的地方,自有国人出力。当这些繁华富庶的名都纷纷成为洪杨发匪天国梦的祭品,上海陡然担当起东南重镇的角色,发挥维持江海连通的功能。太平军曾经三度进入上海,却始终对“洋兄弟”投鼠忌器。战乱之际,上海成了流亡者、逃难者的客乡——这也成了上海的一个传统。从此,上海有贸易、有人力、有相对安定的环境优势,晚清的国运凋敝却成了上海发展的契机。
  
  这样的发家史是很尴尬的,按照官史的说法叫“畸形发展带来的畸形繁荣”。我以为,洪天王之流还被一本正经奉为人民英雄,什么叫畸形本身就很成问题。但是,以名都大邑的废墟为养料,以租界地荫庇为优势,是一种凄凉的诡谲。这注定了这座都市是孤独的,世人投来的目光也难有善意。
  
  二、先有上海滩,后有上海市
  
  从晚清到民国,很长一段时间里,世人更习惯把上海称为上海滩,“上海市”只有在比较正式的场合才会提起。因为,“市”的概念太行政化,而当时的上海确实很难和一个行政辖区的实体挂起钩来。
  
  上海滩真的是“摊”出来的。英、法、日、美各领租界起,“十里洋场”在浦江边摊开。华界继起,与之犬牙交错。上海统一行政权要到抗战结束后,自然也谈不上城市规划。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的最大不同是,本身没有强势的行政中心,也就没有先入为主的城市地理中心。今天这里多出一块,明天那里拓展一些;沿黄浦江来一点,沿苏州河也长一区。到处开花,自然成长,从不同方向融合汇聚成一方连续的空间。城市空间形成远远先于统一的行政管辖,上海滩自然比上海市更顺理成章、深入人心。而上海滩的含义是模糊的,与地图上泾渭分明的行政区划大相径庭。
  
  时至今日,一些居住在杨浦、虹口、闸北的老人,仍然用“去上海”来指代到静安、黄埔等中心商业区,这就是上海滩在市民心理中的最后遗迹。在他们的心目中,真正意义上的上海,仅指继承十里洋场衣钵的老商业区——霞飞路(今之淮海路)、大马路(今之南京路)。即使是徐家汇这样新兴的高档商圈,也不在此列。而他们的后辈口中“去市中心”已经代替了“去上海”,这标志着他们已经接受了作为一个行政区划整体的上海市概念了。这种观念的转变,大约经历了三代人的时间,对这座年轻的城市而言不可谓不漫长,足见“上海滩”的影响了。
  
  三、魔都的真意
  
  上海滩被称为魔都,始于上世纪初的日本作家村松梢风,又被更著名的芥川龙之介推广。然而,历来对“魔都”的理解都有歧义。誉之者,解作“摩登都市”的谐音传讹;毁之者,痛心商业都市的风气堕落,直如妖氛魔障。其实,各有各的道理。十里洋场摊出来的城市,当然摩登得可以;而缺乏威权统制的城市空间,又充满了无序的混沌。“魔都”之谓兼有两面。
  
  摩登者,现代也。大型工商业都市的崛起,当然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名以摩登是很恰当的。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各种现代化的市政设施,诸如煤气灯、自来水、大马路、有轨电车,一气铺开。电影、收音机、舞厅、游乐场等娱乐新平台,竞相登场。尽管中国其他沿海城市也不乏这些舶来品,但上海滩这样“一张白纸好作画”的大舞台上“专场演出”却是绝无仅有。毫无疑问,摩登提供的感官刺激,给上海贴上了特别明显的标签。但是,这仅仅是魔都的表面。真正激起文人骚客无尽感慨的,是这座年轻都市生气勃勃的混乱。
  
  凭空而起的上海滩,是一方无主之地。租界当局的三心二意、分分合合,上海特别市冠冕堂皇之下的虚弱,让这座年轻的城市拥有旷野般广阔的公共空间。而且没有一套现成的秩序模式在这里一统江湖,传统的会党、宗族、乡谊可在摩登都市中扎根。而新式的政治组织如工会、政党,新式的经济单位如公司、工厂,也在生根发芽。个体的身份模糊,组织的形态纷杂,制度边界模糊。人与人、人群与人群在这里冲撞。一切皆有可能,一切皆是未知。这才是上海滩的魔幻风情,而摩登的霓虹灯只是一种象征。
  
  “魔都”的发明人村松梢风为之作了两个注脚:一是“它的无秩序无统一”;二是“混沌的莫名奇妙之处”。他是带着狂喜心情写到“站立其间,我欢呼雀跃了起来。晕眩于它的华美,腐烂于它的淫荡,在放纵中失魂落魄……这里没有传统,取而代之的是去除了一切的束缚。人们可以为所欲为。只有逍遥自在的感情在活生生的露骨的蠕动着。”
  
  而这种切断传统、没有束缚的狂喜,在芥川龙之介的笔下则成了痛心疾首的感触——“野蛮的城市”打碎了他“诗文般的中国”的残梦,素来向慕的“中国趣味”徒为反讽。
  
  这是多么有趣的现象。一样的魔都,两种心境。多血质的村松看到的是霜天万物竞自由,忧郁的芥川读出的却是老大帝国的无限近黄昏。各有各的道理,却也都带着文人向来不缺的夸张与过敏。
  
  四、市民的文化
  
  村松梢风享受上海的无传统,给热衷提倡“海派文化”者提出了一条难题。除非没文化,否则任何文化都要讲传统的。因此,谈海派文化者大都要谈谈引领一时风尚的上海旗袍,谈谈城隍庙的古色古香与上海美食,从中阐发些“中国元素”,作洋洋洒洒的大段文字,为海派文化的“中西合璧”撑起半边天。然而,这只是文人谈资的文化,不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文化。
  
  在文人学者的笔下,近代中国的文化圈真是个战场。西学东渐是西学杀进来了,而后索性“全盘西化”地杀干净。坚守本土文化举起国粹、国学的大旗来抵抗,陈兵自卫。观诸当时的文化争论,金戈铁马一般热闹,与抢钱、抢粮、抢地盘的军阀混战相应成趣。可是,纸面上热闹的文化之争,却和市井中的文化演进没什么关系。
  
  这座城市的居民,无论是衣衫褴褛的逃难者,还是高鼻深目的洋大人,都是来讨生活的。既没有形而上的玄思情怀,也没有解民倒悬的宏大抱负,所思所想过日子而已。汇通中西的大题目,在上海是纯粹生活的小文章。
  
  比如城隍庙,无论科玄之争如何的硝烟四起,该烧香烧香、该庙会庙会,并不理会学者们的危言耸听、泣血奉劝。城市兴起了,人口繁密了,生活也宽裕了,庙前的市集就更热闹些。有眼光的商家便来开铺子,老字号就这么慢慢成长起来。而且,这市井热闹的小庙,并不和庄严兮兮的教堂打架。
  
  过日子就是要舒适方便,管不了那么多微言大义。觉得皮鞋更方便的就穿皮鞋,觉得穿布鞋惬意的就穿布鞋。看电影是时髦的情调,给梅老板喝彩也很过瘾。新闻纸大可白话甚至洋文,连绵纸的石印古籍也有销路。旗袍固然好看,开叉高些、线条婀娜些,就更好了。——洪帮裁缝和爱美女士才不管西洋剪裁和传统服饰之间的混搭有多么重大的文化意义,好看、时髦是足够的理由。
  
  以此观之,风气趋新,未必有胡适之的功劳;谨守旧俗,也不见得和“国粹派”有什么关系。过日子的市井标准自然会择选“东西方文化的精粹”,去完成文化杂交的选种工程。上海,只不过因为风云际会的偶然,提供了一个无限包容的生活空间,提供了各种生活的选择。每一个人的选择都成了都市文化的一部分,最后涓滴入海、聚沙成塔,成为了独特的风景。这岂是学者、文人白首穷经可以讲得清楚的?
  
  五 结语:文化的迷思
  
  前些日子,上海的一位知名学者朱学勤说了一段有意思的话,大意是,“XX文化”为题的书要少看,而国内所著此类“XX文化”的书竟该不看。我不知道他这段话是否会见罪民国的文化名人们,但作为一个过日子的上海市民,是完全赞成的。
  
  喜谈文化的文人、学者,大都出于一种幻想,把文化这样一个无所不包的大题目讲清楚了,也许就有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大药方可以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于是,文化这个外来词,一热就是上百年,浪费了无数聪明人的精力。其实,这热热闹闹的一百多年,远没有说明白文化究竟如何,却足够一个新城市的诞生、发展与繁荣,有数千万人在这里生、老、病、死,他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成为了这个城市的积淀。最后沉淀为一种集体记忆、生活方式乃至各种有形载体,笼统打包又是一个文化。这如何解?难道再花数十年、上百年吗?其也难哉。
  
  而自以为谈清楚了,或者差不多谈清楚了,便采取行动。管制社会、文化革命,轰轰烈烈的、整齐划一的。结果却是荒芜的。三十年间,百乐门消失了、大光明冷落了、市面萧条了,花枝招展的旗袍洋装被灰黑蓝的“三套头”代替。“最正确的选择”被加诸每个人的头上时,缤纷多彩的个人选择被碾碎,城市的生命力也就消失了。文化又从何谈起?